副主任陶小北，二十六七岁模样。古书里一写到这样的俏佳人，就说“年方三九”。大家已经知道，这是一个像林黛玉或者晴雯一样的可人儿。如果你没有见过林黛玉和晴雯，那也没关系，章子怡或者周迅你总该知道长什么模样吧？陶小北就有点像章周。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就是“人见犹怜，而况令阃”。先生这里借用了一个典故：晋代桓温纳李势女为妾，桓妻性凶妒，知此事后，拔刀率婢女数十人前往杀李，但在见面后，却为李的容貌言辞所动，乃掷刀说：“阿姊见汝，不能不怜，何况老奴！”陶小北的举止容貌言辞做派与李势女无异，即使有人纳她为妾，悍妻持刀而来也会像桓温妻那样掷刀于地，并拍着她的肩膀说，我原准备一刀结果了你，可见面之后，发现你竟是如此惹人爱怜，竟连我也喜欢上了你，何况我家那个好色的老东西！
  “人见犹怜”的陶小北有一双明澈的眼睛，比我们紫雪市那条清水河明澈多了。对啦，陶小北的眼睛有点像我们紫雪市沙海深处那座红海湖水库。这里就得说一说红海湖水库。我大学刚毕业时，与几个男女同学骑自行车到那座人迹罕至的水库玩过。那水库里的水多清澈啊！一到水库边我们就被这种幽蓝幽蓝的清澈所震慑。水库四周是茂密的乔木和一眼望不到头的灌木丛。不时有野兔从灌木丛中箭一般掠过。据说市里为了开发我市的旅游资源，已将红海湖开发列入“议事日程”。但一些有识之士不赞成开发红海湖。一位颇通文墨的老先生甚至在《紫雪日报》撰文，认为开发就是破坏！老先生言辞激烈地说：“我们宁肯骑自行车或者步行去红海湖的水边静静坐一会儿，在万籁俱寂与烟波浩渺的湖边与湖水说说话，与灌木丛中奔来跑去的野兔说说话，与在湖水上空低徊盘旋的大雁和白天鹅说说话，我们的心灵因此会变得纯净美好起来，因为我们的心已经置放在了大自然母亲宽厚温暖的怀抱中。而所谓的开发，不过是修一条柏油路到湖边，湖里放几条破烂不堪的游船，湖边建一座像庙堂一样不伦不类的收费站。开发带给红海湖的，就是沙滩上随处可见的摔碎的啤酒瓶，以及卫生纸和避孕套。这样的开发将会让天鹅挥泪而去，大雁泣血而飞，野兔伤心地消失，紫雪市的市民再也找不到一个放牧心灵的处所。”老先生最后请求市上的决策者在开发红海湖问题上一定要慎而又慎，以免留下千古遗恨。老先生甚至警告说，若草率决策开发红海湖，就是践踏紫雪市全体市民的心灵！
  老先生言辞有点偏激，但表达的却是紫雪市民的心声。我当时看到陶小北那双波光粼粼的眼睛时，突然想到了幽深的红海湖。我觉得纯净的女子就像未被开发的红海湖，自有一种引人入胜令人怦然心动的味道。这样的女子会令你情不自禁向她走去，但走到“湖边”却会驻足止步，再不敢随意迈步，更不敢随地吐痰，只是静静地站在那儿观赏。陶小北就是这样的女子，她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高贵。而女人一旦“放开”，就像红海湖被肆意开发一样，原有的美感会顿然消失。我在那所农村中学教书时，有一个绰号叫“公铺”的女人就是这样。“公铺”当年本是很漂亮的，很多人说她像某个影视明星，但因为阅人太多，三十多岁就变得衰败不堪。这种“衰败”一眼就能看出来。就像寂静的红海湖突然闯进一群强盗般的开发者，这儿修一条路，那儿建两处房屋，甚至会在湖边搭几顶帐篷，怎么看都觉得不舒服。
  陶小北大学一毕业就分配到玻管局工作，我调来的时候，她是我们玻管局最年轻的副科长。
  我们玻管局办公室第三个同志就是李小南了。李小南与陶小北年龄不相上下，好像是同年生。至于哪个比哪个大出几个月或是几天，我始终没有搞清楚。其实我们在一起工作不久之后的某一天，在办公室里闲聊时她们就告诉过我，但我一直没有记住。倒不是我的记忆力很差，属于那种未老先衰的年轻人，而是我晓得，在这种行政机关工作，该记住的东西必须记住，不该记住的东西则完全没有必要记在心上。记住她俩谁大谁小干啥？我又不准备去追求她俩，更不会在心里嘀咕该娶年龄大一点儿的为妻呢，还是年龄小一点儿的做太太。那样柳如眉能饶了我？我不仅不能记住她们的生日，整天面对这两个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姣好的面容，还要做到视而不见或者熟视无睹，总之心中不能泛起半点波澜，更不能水波荡漾。我知道一“荡漾”总要坏事。男人的情感一旦决堤，首先淹没的往往是自己。由此足以说明当年我地下工作者面对美色的考验毫不动心，真不是很容易就能做到的事情。后来我们紫雪市开始流行手机短信时，我曾收到一个短信，说的就是这方面的事情：一个地下工作者因叛徒出卖被抓了去，敌人严刑拷打他没招，后来敌人使用了美人计，他招了。当他准备再招的时候，全国解放了。一个原本可以成为英雄的人物瞬间变作狗熊，或者像我们上小学和中学时写批判文章辱骂孔丘等人使用的语言一样：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而使一个英雄顷刻变为可耻的叛徒的，就是陶小北、李小南这一类美人。因此我要对她们百倍地予以警惕。就像另一个手机短信所描述：一男一女外出游玩，晚上不得已同居一室。女的画条线警告男的说：越线者是禽兽。次日女的发现男的果未越线，甩他一耳光说：想不到你连禽兽都不如！我刚调到玻管局工作时，在心里早已暗暗下了决心：我宁肯被陶小北或李小南甩一个巴掌，也不做那个禽兽！
  李小南是我们局里的出纳员，正在积极争取入党。她是那种很温柔的女性，也很妩媚。她脸上有两个浅浅的小酒窝儿，笑起来像个洋娃娃，让人爱不释手。我们已经知道李小南皮肤很白，脸上闪耀着那种青春的光泽。若将李小南搂在怀里，定像搂着一根洁白的冰棍儿。也许搂一会儿这冰棍儿就化在搂她的人怀中了。如果用公文式的语言描述李小南，这是一个团结同志、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好同志。再换作文学语言，我们就会发现李小南很丰满，尤其是其胸部十分饱满，且上翘。陶小北胸部也饱满，也上翘。但她俩给人的感觉却有不同：陶小北的胸部像一个军事禁区，各类车辆路过那儿就得绕行；李小南的胸部则像一个国营农场，仿佛拖拉机都能“突突突”开进去。不知什么原因，我一到玻管局就对李小南产生某种偏见，这种偏见也许毫无道理。好在我只是心里这样想，别人又不知道我心里怎么想，所以也不影响我们玻管局的安定团结。
  我这样津津乐道地介绍我的两位女同事的某个敏感部位，会让别人认为我鱼在河思想趣味低下。一个思想健康的同志是不会总在两位女同事的胸部盘旋的——我又不是一只鸟，也不是一架准备给被围困的士兵空投食品的飞机。哪咱就不说这两个女同志了，说冯富强。
  冯富强是我们办公室的第四个同志，这个同志比我大一岁。如果冯富强、鱼在河、陶小北、李小南是胞兄胞妹，那么冯富强就是我们共同的兄长。或者换一种说法，如果我是巴金，冯富强就是巴金的大哥李尧枚或三哥李尧林。冯富强对人很热情，无论对生人熟人，脸上从来没有一丝半点冷漠的表情。啥时见了这个同志，总见他眉开眼笑。即使在有一股异味的卫生间碰到他，或者在寒冷的冬天碰到他，他的笑容也会让你心里暖乎乎的，瞬间忘却了不好闻的味道和砭骨的寒冷。冯富强的一张笑脸和康凤莲总是绷着的脸恰好形成鲜明对比。想在康凤莲脸上看见一丝笑纹，比下着连阴雨的天气里看见一缕阳光都难。以至于我们局里暗暗流传着一句歇后语：康凤莲一笑——千金难买。仿佛康凤莲是两千七百多年前周幽王时期的美人褒姒似的。
  总之康凤莲的脸总像绷紧的鼓，而冯富强脸上则总像正月十五闹秧歌时舞动着一块红绸。冯富强很会跟人套近乎。那天我们办公室开会，介绍我和大家认识时，因人生面不熟，大家互相都很客气。别人都称呼我“鱼在河”，赵有才主任更是口口声声“鱼在河同志”，惟独冯富强口口声声唤我“在河”，显得有多亲热，仿佛我们早就认识似的。
  冯富强是局里的打字员，一个男同志为什么干打字员？这是因为他的身份是“工人”，不像我们一样是“干部”。造成我们之间这种身份差别的原因是：赵有才、陶小北、李小南和我都是大学或中专毕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学或中专毕业生国家都是要正式分配的。不管分配到哪个单位，身份都已成为“干部”。我们这一代人一生都在为改变“身份”而奋斗。我原本是农民，后来因为考上大学变为干部。作为农民的我，身份比冯富强卑微，因为他是城市户口。而我一旦变为干部，身份又比冯富强高了一些，因为他是工人。
  冯富强虽然是城里人，但他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或中专，在社会上折腾了几年。那时已有“下海”和“大款”这样一些使用频率较高的字眼，就像我小时候总是听到“上山下乡”、“贫下中农”、“两报一刊社论”这样一些字眼一样。字眼即时代，时代通过字眼而变迁。冯富强原本想通过下海变作一名大款，就像当年的地主分子想通过改造变为一名贫下中农一样，其难度都是比较大的。冯富强在海里扑腾了几年，并没有变成大款，还呛了几口水，最后只好灰溜溜地爬上岸。那么爬到哪里去呢？他最终来到我们玻管局打字，因为他的父亲很多年前曾和阎水拍局长在一个单位工作过，好像是在市政府统计局。当时统计局要提拔一名副局长，阎水拍和另外一个科长竞争很激烈。上级部门下来考察，考察的主要方式就是搞民意测验，即让局里的干部们投票。冯富强父亲在关键时刻毅然将自己那一票投给了阎水拍，阎水拍因一票胜出做了副局长。
  冯富强虽然在人生道路上遭受过一些挫折，却并没有变得“苦大仇深”，仍是一副笑模笑样的表情，这一点就值得我学习。从进玻管局那天起，我就要求自己学习每个同志的长处，这样才能不断取得进步。
  赵有才，陶小北，李小南，冯富强，康凤莲。我已经介绍了我们玻管局办公室这么多同志。下面该介绍一下我自己了：鱼在河，男，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生于紫雪市紫东县某乡某村。八十年代初北方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一所农村中学教书，十年后调到市玻管局工作。
  下面六个同志分别是小牛、小马和小虎，老乔、小胡和小高。前三位是局里的小车司机。小牛开一辆面包车，接送全局同志上下班。小马开一辆“二一三”，供五位副局级领导轮番使用。小虎开一辆桑塔纳两千，是局长的专车。
  小虎当然不姓“虎”，但大家都叫他小虎，所以一到局里时，我也跟着叫他小虎。至于他到底姓什么，局里好像没多少人关心这个问题。没人关心的问题我就应该去关心。我很快搞清他姓穆，大名叫穆鹏程。
  后三位是门房老乔，通信员小胡，炊事员小高。小高是局里惟一的临时工，老乔是一位已退休的老职工。
  这就是我们办公室的十二位同志，刚好一个班的建制。
  那天赵有才主任将其他同志一一向我作了介绍后，又将我介绍给大家。说我是北方大学的高材生，恢复高考制度后考上的第一批大学生，水平硬得很！并说我在中学教书时一直带的是高中毕业班语文课，不少学生经我培养送进了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赵有才主任如此介绍我时，我有点不好意思。我工作十年的那所农村中学教学质量极差，不说北大南开，十年间没有一个学生考上正儿八经的本科，比如我的母校北方大学。每年只有一两个学生考入我们紫雪师专。当时我有点奇怪：赵有才主任为啥不说北大清华，而说北大南开？随即我才知道赵有才主任的女儿考取了南开大学。“周恩来当年先后就读于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他对别人说起女儿时显得很骄傲，因为周恩来和他的女儿是“同学”——虽然年代隔得久远了一些。
  那天开会时告诉我赵有才主任的女儿在南开读书的是李小南。她对我说：“鱼在河你知道不？咱赵主任的女儿也在南开上学呢！”此时冯富强插了一句：“南开大学是不是在南京？”陶小北脸上一下乐开了花，对冯富强说：“不是南京，是另外一个‘京’，冯富强你猜是哪个‘京’？”
  “北京没听说有个南开大学啊！若在北京应叫‘北开大学’，为啥叫‘南开大学’呢？”冯富强看来真不知道南开大学在天津。
  陶小北向来很少评价局里的同志，但她却老早就对我说过，冯富强是“不学有术”。“不学”是指他不甚好读书，肚子里的知识是老鼠尾巴生疮儿——有脓也不多——可别的东西却不少！陶小北说，别看他一天到晚乐呵呵的，肚子里的水儿多着呢！当然他肚子里的水儿不是“墨水”，那么是什么水呢？那天我和陶小北讨论冯富强肚子里是什么水时，大办公室里只有我们两人。陶小北用娟秀的字迹在一张稿纸上的两个空格上方打了个引号，然后在后一个空格里先写下一个水字，让我在前一个空格里填一个字。说心里话我当时心中对陶小北充溢着一种爱意。最令我难忘的是她的一双玉腕。当时她伸手往空格里写那个“水”字时，将一只玉腕向我伸过来，差不多伸到我眼前。这样我看到的她的手腕长度就是平时看到的两倍或者两倍以上，因为她向前探手时，衣袖自然缩了上去。她的手腕既饱满又柔软，皮肤特别细腻，散发出一种体香（不是任何化妆品的香味），我不禁想起古诗里描述的：“有暗香盈袖。”我当时差点就产生将这只香腕拿到鼻子下嗅一嗅的冲动。当然我并没有嗅她的手腕，我毕竟是一个有着顽强的意志力的同志。我只是装模作样按她的要求往那个空格里填字。我先填一个“香”字，组合起来就是“香水”。冯富强肚子里显然不产香水，若产，他就不会到我们局里来打字了，早成大款了。填完这个“香”字我看陶小北，陶小北笑着摇头。我干脆不填了，和陶小北回忆起了上大学时的趣事。陶小北也毕业于北方大学，只是比我低四级，我毕业时她刚进校，我俩才应该算是同学，要比周恩来与赵有才主任的女儿相隔近得多。刚上大学时我们也填字玩。在“我”和“你”中间空一个字，让对方填。一般是男同学和女同学玩。在里边填一个“看”字，就是“我看你”。填“恨”字，就成“我恨你”。还有填“揍”、“打”、“骂”、“捆”的，有一个男同学干脆填个“咬”字，可绕来绕去就是不填那个“爱”字。大一和大二玩这种文字游戏大家玩得不亦乐乎。到大三大四很多同学都不玩了，真“咬”去了。一旦真的咬过，再玩就了无趣味。而我们班同学玩这种游戏在某一天戛然而止，却不完全是因为都去“咬”的缘故。那应该是一个完全的意外。一个平时性格有点倔的男同学，被一个长相很一般的女同学缠着玩这种游戏。男同学应付了两下不玩了，女同学却兴犹未尽，一边撒娇一边缠着男同学再玩。当时正上晚自习，男同学心里默默喜欢着的一个女同学正和另一个男同学热烈地讨论着一个什么问题。这个男同学一边心不在焉和这个女同学玩，一边偷眼觑那个心仪的女同学。突然那个女同学和那个男同学不讨论问题了，两人收拾书本站起来，很亲热地一块儿走出了教室。这个男同学的目光正酸溜溜地追随那个女同学而去时，和他玩填字游戏的女同学猛拽他的胳膊，要他继续填字。男同学气恼加厌烦，一股无名火从心中升起，抓起钢笔便在空格里填了个“操”字。女同学一看，掩面哭泣着跑出了教室，当即就向学校反映男同学耍流氓。这个男同学因此受了处分。此事发生后，班上再没有人玩这个游戏了。
  那天我和陶小北填字玩时，填完“香”字后又填了个“汗”字。陶小北扑哧笑了。她知道我不会写出那个“坏”字，也就作罢。两人之间又多了一份默契。
  这是以后的事了。那天办公室开会介绍我和大家认识时，我和陶小北当然还谈不上有什么默契，只是对她有一种好感，觉得这个同志值得信赖，从她开全局大会给我递小本时就有了这种信赖。战争年代一些革命同志互相信赖也是从一些小事和细节开始的，互相重重地握一握手，并不需要说什么话，能成生死相依的战友了，关键时为保护对方甚至愿意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那天开会同志们一边互相介绍，一边开玩笑，显得十分热闹。一下午时间就这样过去了。最后由我作一个表态发言。我发言时故意显得很腼腆，甚至有点语无伦次，还略微有点结巴。其实我一点也不结巴，我的口才特别好，我在那所农村中学教过的学生完全可以证明。但我深知，行政机关表面的嘻嘻哈哈后面，往往蕴藏着刀光剑影。明处舞枪者，暗中使棒者，说不准哪一天就会着一闷棍，不防着一点哪成。室里的十二个同志中，我的学历最高，只有小北是我“同学”。李小南毕业于紫雪师专。赵有才主任毕业于紫雪农林学校，是一个中专生。冯富强高中毕业。小虎和小胡初中毕业。小牛和小马初中未毕业。小高是小学毕业。老乔小学未毕业。堆出于岸，流必湍之。即使没有人“湍”我，我也要防着有人“湍”我。我到玻管局工作之初确定的方针是，像陶小北、李小南这样的女同志，不能跟她们黏糊，但也没必要处处提防。主要应该提防那些男同志。而我们局里却有四十三个男同志。我们办公室的十二个同志中，有九个男同志。若我第一次在室里同志面前亮相便“一二三四”侃侃而谈，必犯行高于众、众必非之的大忌！这方面我是有深刻教训的，我早已不再是刚从大学毕业的那个血气方刚的毛头小伙子了！我深知，我的某个缺点或过失，室里的八九个男同志知道了，等于让全局的四十多个男同志都知道了。正像那个笑话里讲的：一男子对外出务工的儿子行前叮嘱，挣不下钱不要紧，千万不可把“那种病”带回来。若染上那种病，就害了你媳妇；害了你媳妇，也就害了你爸；害了你爸，也就害了你妈；害了你妈就把全村人都害了！
  因此那天我发言时故意前言不搭后语，甚至将“一二三四”说成“一三二四”或“一四二三”，显出思维混乱条理不清。我在室里负责政务工作，是一个重要岗位。局长和副局长大都是从这个岗位提拔上去的，局里不知有多少双眼睛盯着我呢！据说这次调我到局里来专门负责起草会议材料，是阎水拍局长一手定的，其他几位局领导并不同意，认为局里别的科室还有几个文字水平不错的同志，选一个调整过来就行了，何必专为此调一个人进来呢？但阎局长坚持要调我进来。因为局里那几个同志写的材料，阎局长看不上：“就事论事，没有高度。”阎局长这样评价他们写的材料。阎局长年轻时也是“搞材料”出身，据说当年是市政府系统有名的“笔杆子”。阎局长对别人说：“搞材料关键是一个‘高’字，一入手就要站得高，高屋建瓴、高以致远嘛！”阎局长说起“搞材料”，话语间就有一种稔熟感，仿佛“材料”曾是他的一任妻子，就像王映霞之于郁达夫，陆小曼之于徐志摩一样，曾陪他们度过一段美好时光。
  在研究调我进来的局务会上，阎局长对几位副职说：“新来的市委书记为啥对我局工作留下不好印象？就是因为那份材料没有站到一定高度！”说到这里，他停下来瞥了余宏进副局长一眼，仿佛余宏进副局长就是那份没有“高度”的“材料”。点燃一支烟接着再说时，阎局长的语气就有点气咻咻的，他说：“那份汇报材料像什么？像一本流水账！市委书记又不是账房先生！市委书记就是市委书记，站得比我们更高！我们若在六楼，书记就在十楼、或者十二楼；我们若到十楼、十二楼，书记就到十六楼、十八楼去了！”
  阎水拍局长想起一份材料毁了他前程的事就窝火，好端端吃了一个窝心脚！当时市政协空出一个副主席位子，市里准备在阎水拍局长和另外一位老资格局长中间选一个报上去。阎水拍局长当时五十三岁，再上一个硬台阶（指担任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副市长）已无指望，只能上一个软台阶（指任人大、政协的副职）。而且软台阶也只有这一次机会。新来的市委书记是一个不按部就班的书记，上任第二天就一个人悄悄去察访环境卫生，随即就以城市“脏、乱、差”为由免了城建局长的职。那段时间市里的局长们个个捏着一把汗。这天书记突然要玻管局两个小时后当面向他汇报工作。偏偏阎局长头一天到某县下乡去了。接到市委办公室通知是中午吃饭时间，赵有才主任哪敢怠慢，嘴里噙着一口饭就给阎水拍局长打电话。那天中午县里领导为阎局长接风，大家刚坐到席位上，阎水拍局长接到了赵有才主任电话，饭没来得及吃，向县领导说声对不起便匆匆往市里赶。可从这个县到市里最快也得三个小时，小虎都将桑塔纳车开到一百四十码了，阎局长还嫌慢。结果还是慢了：阎局长赶到市委，汇报刚结束，局里的二把手余宏进副局长手里捏着一份汇报材料正从市委楼里出来。阎局长将那份汇报材料看完便暗暗叫苦。果然第二天市委大院便传出新来的市委书记对玻管局工作不满意的说法。市政府别的局一些干部甚至说，市委书记指着鼻子将阎水拍那个老家伙训斥了一顿，老家伙从市委楼里出来时，脑门子上全是汗。阎水拍局长那天脑门儿上是有汗珠，但那是赶路急热出来的，却不是被书记“训”出来的。
  这件事过后不久，那个市政协副主席的名额就报省里去了。报得当然不是阎水拍局长。据说常委会上大多数人开始倾向报阎水拍局长，但新来的市委书记皱皱眉头，讲了他的意见，大多数人便又都附和市委书记的意见。开常委会仿佛像夫妻俩去商店选购某件电器——书记是极有权威、说一不二的丈夫，常委们只是一群妻子——妻子说这个牌子的电器质量好，丈夫皱皱眉头，说还是那个牌子质量好。温顺的妻子便小鸟依人般地同意买丈夫所说那个牌子的电器。
  阎水拍局长此生即与“地厅级干部”这个台阶诀别，只能再干几年到五十七岁时，在“县处级”这个台阶上退居二线。这件事成为阎局长心头的一个隐痛，因此对平时就不怎么看重的余宏进副局长更多了一番成见。第一次给领导汇报工作，有点像一个装扮一新的娇羞的新娘蒙着盖头去让新郎揭。领导就是新郎，汇报材料就是新娘的脸，看上看不上全在揭起盖头那一瞬间。你这个余宏进是怎么搞的？我阎水拍做了政协副主席，兴许你余宏进还有两天局长当。现在？想当局长？做梦去吧你！
  阎局长心里这样一发狠，余宏进副局长此生头上那个“副”字就很难去掉了。就像一个男人，从结婚那天起就盘算和妻子离婚，可直到咽气那天还没有离成。
  因此局务会上研究调我到局里工作，有几个副职持不同意见时，阎局长很不高兴，他当时不耐烦地打断一个副职的话说：“就这样定了！”随即他又转向赵有才主任说：“有才你明天就发调令，将鱼在河同志调过来！”
  我就像一件挂在商店里的衣服，阎水拍局长一句话，这件衣服便被挪到市玻管局这个“衣架”上来了。
  后来我对玻管局几位领导熟悉之后，发现他们和阎水拍局长之间的关系有趣得很，尤其是召开局务会的时候。无论研究什么问题，阎水拍局长总是让大家先讲意见。几个副职便唧唧喳喳讲半天。就像一窝小雀，在雀妈妈觅食归来前饿得喊作一团；或者像一个在乡间走街串巷说书唱戏的草台班子，吹拉弹唱各显其能。其中有一个最来劲儿：腿上绑着沙袋，一边在脚下使劲蹬，一边微闭着眼睛摇头晃脑敲打着琴盘。可最后决定任何问题，都得阎局长出来重重地敲那一下。阎局长一槌下去，问题决定了，曲终人散，台上台下顿时鸦雀无声。
  从到局里工作的第一天起，我就有如履薄冰之感。我调入局里工作之前，阎局长对我的“笔头子”赞许不已已风闻全局。若我“嘴头子”再好一些，必遭人记恨！因此我必须一开始就表现出我的不足：口才不好，甚至略微有点口吃（当然不注意听又听不出来，只是偶尔有点），书生气十足，有时显出呆板木讷，别人讲个笑话半天反应不过来，理事能力也差一些。果然那天我第一次亮相便达到了预期目的。开完我和大家的见面会后，我有点内急，急忙跑出去蹲到了卫生间。一会儿，小牛、小马和小胡进来撒尿，他们一边撒尿一边议论我。一个说：“这个鱼在河是个书呆子！”一个说：“讲两句话连个条理也没有，和赵主任的口才差得远，正说吃米突然就说吃面去了！”另一个说：“还是个结巴，虽然不很明显，可细心听还是能听出来。”一个又说：“见了女人还脸红，一下午看都不敢看陶小北和李小南那两个小妖精。”一个又调笑另一个说：“也许人家鱼在河真是那种目不斜视、坐怀不乱的正人君子。不像你，两个眼珠子像钉子，恨不得钉那俩美人脸上去！会开好没开好不知道，眼福是饱了！”另一个回答说：“这你不懂，饱眼福是一回事，关键是看得多了，她们就有感应，就会发热，兴许哪一天会主动用眼神撩拨你呢！”一个又说：“还撩拨呢！做梦娶媳妇——想得美！等你哪一天当了局长看人家会不会撩拨你！听说过这样一个笑话吗？一男对一女说：我能追求到你吗？女笑着指指桌上的电话按键。男大喜，说：只要我不停地‘重拨’？女摇摇头说：不是重拨，是免提！”
  最后不知谁又说了一句脏话，几个人笑作一团。当时他们站成一排冲尿池撒尿，我从卫生间小门的缝隙间恰好看见几人裤脚渐次抖动着，嘻嘻哈哈说笑着离开。直到出了门，还听见一个对另一个说：“不过男人追女人，‘重拨’还真起作用！我追我老婆时就靠的这一手，要不早没戏了！”
  另一个说：“那你从今天开始，试着重拨陶小北，看能不能拨通？只怕拨到胡子白了，听到的还是忙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