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调到市玻管局报到的那天，恰好局里召开全体干部职工大会，局长让我也参加会。这样我这个新同志便在全局四十八个老同志面前露了脸。我脸上堆着提前准备好的笑容缩在会场一角，听局长讲话。
  局长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同志，讲话的声音不紧不慢。他讲话喜欢做手势。一会儿将双手伸出来，做一个弧形，向上举一举，像是抱着一个西瓜；一会儿将弧形向前平移，像是端着一个盘子；一会儿又将短而粗的五指并拢，向前推或者向下压；有时两个手掌又有节奏地向两边刨，像一个初学游泳的人在水里扑腾，又像一对恋人突然赌气：一个扭头向左走，一个转身向右行。
  第一次听局长讲话，我就发现局长讲话像吹号，稍不留心就吹哪个朝代去了。那天的全局大会只有一项内容：听局长传达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这次常委扩大会议主要是研究如何加快我市城市化进程。局长一边念厚厚的文件，一边即兴自由发挥。每翻一页文件，他至少得另外发挥两页以上的内容，这样一页就变作三页。如果市里的文件是六十页，到局里就变作一百八十页。
  我发现挨我坐的一个女同志十分有趣，局长每翻一页文件，她便在小本上写一横，局长再翻一页，她又在小本上画一竖，就成一个“十”字。会已开一个多小时了，她小本上才写下三个“十”字，就是说局长才翻了六页文件。局长有趣得很，每当一页文件快要念完的时候，他就提前将那页纸用胖胖的指头肚捻起来，有时手太干涩捻几下捻不起来，他干脆将指头肚举到眼前，“呸”地冲上面吐点唾沫，再捻。就仿佛战争年代我军攻打一个碉堡，冲了几次冲不进去，退回来重新制定一个作战方案，再一冲就冲进去了。
  问题是局长将那页纸捻起来并不急着翻过去。这时候再看那个写“十”字的女同志，就更有趣了。她眼巴巴地望着局长那只悬在空中捻着一张纸的胖胖的手，一双水汪汪的眼睛一动不动盯着局长那只胖手看的时候，神态专注极了，美极了，长长密密的眼睫毛像一排持枪肃立的警惕的哨兵，眨都不眨一下；又像一群在树梢头站成一排的小鸟，翅膀扑闪都不扑闪一下。突然她的眼神黯淡了，掠过一缕懊丧，顺势向局长悬在空中的胖手瞧去：原来局长又将那页文件纸翻回去了！
  我们局长念文件时，有点像那些叔叔阿姨逗馋嘴的小孩：弯着腰将一颗水果糖悬在孩子嘴唇上方，孩子正欲张嘴去噙，却又将水果糖向上提一提。局长每念一页文件，快要念完时总要这样向上“提”几下：分明看他蘸着唾液准备将那页文件纸翻过去了，却又突然不翻了，在空中停一下，竟又翻回去了。就像一个人从六楼下来，站在一楼楼梯口发现下起了雨，作一番思索，就又转身“噔噔噔”上楼取雨伞去了。又像一个人，从六楼的家中出来，站在一楼楼道口发现并没有下雨，作一番思索，又转身“噔噔噔”上楼取雨伞去了——万一出门后下雨怎么办？还像一个愚蠢的将军，指挥一队士兵气喘吁吁爬一座高山，爬到制高点后才发现错误地判断了敌情，只好指挥累个贼死的士兵再撤下山。
  我们局长将那页拟翻过去的文件再翻回来，是要“补充说明”一个什么问题。他往往是这样说：“刚才这个问题我再补充说明一下！”这时候我发现那个写“十”字的女同志干脆痛苦地闭上了眼睛。她闭上眼睛啥时候再睁开呢？那就要等到局长再“呸”地往手上吐唾沫的时候。
  总之那天开会我发现这个挨我坐的女同志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十分可爱，有一种内在的韵味儿在她周身溢动。包括她着急或生气的神态，也与别的女同志着急或生气的神态有所不同，有那么一种撩人的味道。就像人迹罕至的大山深处涌流出的一股清泉，往下奔突时即使湍急了一些，但飞溅起的水花仍是那么晶莹透亮。
  “局长传达文件比唱京戏还慢！”此时这个女同志可爱的嘴唇噘了噘，这样嘀咕了一句。她有点生气了，合上笔帽，小本啪的一扣，不再写“十”字了。我的眼光一瞥，刚好瞅见小本封面上写着三个娟秀的小字：陶小北。于是我知道这个女同志叫陶小北，这是我到局里“认识”的第二个同志。第一个当然是局长，局长叫阎水拍。
  那天阎水拍局长先是讲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他认为我们紫雪市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至少滞后了十年。局长喜欢用“滞后”这个词。后来我发现我们玻管局的局长们讲话时都喜欢使用一个属于自己的特定的词。就像赵钱孙李几代中医世家，每人家里都珍藏着一个“祖传秘方”似的。我们的第一副局长余宏进喜欢用“超前”这个词。有一次余宏进副局长讲话，不到五分钟时间说了十五个“超前”，比阎水拍局长使用“滞后”的频率还要高一些。
  人在讲话时喜欢不断重复使用某一个词，是一种习惯。就像人在一生中除自己的妻子之外，总要在心里默默去爱另外一至两个女性一样。这一个年龄段爱的若是一个名叫“滞后”的女性，再一个年龄段就有可能爱上另一个名叫“超前”的女性，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阎水拍局长认为我们紫雪市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至少“滞后”了十年，当然得有个参照物。他是将我市与毗邻我市的其他几个省的地级市相比，而不是和省城相比，更不是和北京、上海相比。局长认为，若与省城相比，我市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至少“滞后”五十年。而与北京、上海相比，则要“滞后”一百年。他说：“一百年前的上海，也不过是个小渔村！”阎水拍局长这样说时，以手比画了一个“小渔村”模样，一边比画一边有点鄙夷地撇撇嘴。他比画出的那个“小渔村”也太小了一点儿，也就比一颗鸡蛋略大一点儿。我当时闭着眼睛想了一会儿：一百年前的上海早已不是一个小渔村了！上海开埠已有一百五十多年历史。所以一百年前的上海显然比现在的紫雪市繁华得多，人口也不止三十万——我们紫雪市目前只有三十万人口。看来局长的历史知识还是欠缺一些，自由发挥时“想当然”的成分多了一些。
  由我们紫雪市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讲到当年我市的十大城建工程，局长差不多用了一个半小时，难怪陶小北着急。我虽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已与陶小北有同感：听局长讲话像爬山，好不容易闷着头翻过了一座——以为要到目的地了，前面该是一望无垠的河川，甚至会看到袅袅炊烟，可翻过去才发现前面又横着一座山。局长讲一个问题就像带着全局的同志们翻一座山，若讲十个问题，就相当于翻十座山。翻十座山多累啊！尤其是像陶小北这样看上去有点娇弱的女同志，穿着那样讲究的高跟鞋。我瞥瞥陶小北的脚，那双脚与脚上的鞋子十分秀气，袜子十分讲究。有些女同志穿衣服猛一看很讲究，细看就露出了“马脚”。就像购买商品房，看上去外边瓷砖贴得很好，可进房间一看就不行了：要么厨房的地板砖翘了起来，要么卫生间顶板渗水，一拉抽水马桶又会发出一声巨响，冷不丁吓人一跳。这些穿衣服只注重“贴瓷砖”的女同志，给人的感觉有点像这种“金玉其外”的商品房，低头一瞧，会发现她们脚上的袜子皱皱巴巴的，而且褶皱之间的颜色不一样。而陶小北这样的女同志脚上的袜子则像一本漂亮的书上覆了一层质量很好的薄膜，考究极了！惹得人看着就想翻一翻。
  难怪要在小本上写“十”字，局长带同志们爬山，她是最累的！兴许一不小心就让山顶的风给吹山谷里去了。若将陶小北吹落到山谷里，局里的同志们就开不成会了，甚至晚上都不能睡觉，得打着火把跟着阎水拍局长到山谷里找这个可爱的小蹄子。
  局长那天至少翻了八座山（讲了八个问题）。在我听来，局长讲的十大城建工程没有一点儿宏伟感。不像北京、上海的十大城建工程，听着都有一种恢宏的气势。我市的十大城建工程也不过就是在流经紫雪城的清水河上修两座二三百米长的桥，硬化两条街道，新建两个广场和几个公厕之类。几分钟就能说清楚的事情，局长却山上山下绕了多久。
  十大城建工程之后是集中供热。局长说，我市准备年内上马建设一个小型热电厂和污水处理厂。他说：“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消息！”这句话相当于局长传达文件时加的“编者按”。毛主席当年特别喜欢给《人民日报》的社论加按语，没想到局长也喜欢在传达文件时加“按语”。我后来发现，我们紫雪市不少领导干部都有一种“按语情结”。那天局长加这句“按语”时眼睛放亮了一下。我那天首次参加我们局的全体会议，就发现了一个小秘密：我们局长的目光除了在加“按语”时放亮之外，再就是瞥到陶小北和另外一个漂亮女同志时目光会放亮。掌握这个秘密对我很重要。想那宋蕙莲，瞥见潘金莲在西门庆眼皮底下与西门庆的女婿陈敬济调情，一个把一个手背上捻了一把，一个把一个小脚儿踢了一下，就默默地记在了心里，想着日后以此拿捏潘金莲。我虽然不准备拿捏阎水拍局长，但我至少得了解阎水拍局长。常言道，咬人的狗儿不露齿，先下米儿先吃饭。我即使不做“咬人的狗儿”，但我至少得将我这把“米儿”抢先下到阎水拍局长的锅里去。“下米”的前提是首先得了解阎水拍局长，否则揭错锅盖，反倒会被蒸气烫伤手。
  我那天参加全局会议获知，我们局共有四十八个同志（连同我应是四十九个），其中有六个女同志。六个女同志中就有两个漂亮女同志，这在一般的机关单位还是不多见的。据我所知，我们紫雪市委、市政府下属的机关单位里，大多没有漂亮女同志，只有某局有一个漂亮女同志，但已年过五旬，虽然据说当年曾是“一代人的偶像”，但在我们这些年轻一些的同志看来，已全然没有感觉。
  我调到局里工作的第一天就参加全局干部职工大会，是我的幸运。因此我建议年轻同志调到机关单位，先去参加一次干部职工大会。就像我那天一样，坐在会议室里，来个“一览无余”、“尽收眼底”：局里共有几个女同志？其中有几个漂亮女同志？都能搞得清清楚楚。我们局里有两个漂亮女同志，就是说还有四个不漂亮女同志。四个不漂亮女同志中，有一个显得有点特别。这个女同志为什么特别呢？我再用“研究”的目光一打量，就找到了原因：原来她比较冷漠，坐在那儿几个小时面无表情，并且姿势一动不动，仿佛一座雕像。这个女同志细看并不很丑，而且她的冷漠给人一种高傲的感觉。因为腰特别细，她的胸和臀显得特别突出。我后来知道，这个女同志名叫康凤莲。我第一次参加局里的全体会议，那两个漂亮女同志使我有“惊艳”之感。康凤莲因年龄比那两个漂亮女同志大一点儿，显得有点“黯然”。但如果没有那两个漂亮女同志，康凤莲还是会吸引一些男同志的目光。一些思想不大健康的男同志甚至心底里会想：如果和她上床，她在高xdx潮到来时是不是仍然这样绷着脸？
  我们局长的目光落到这六个女同志脸上时十分有趣。他的目光落到四个不漂亮女同志脸上时，显得十分坦然，好像一个男人下班回家后看到自己的妻子一样。一边看着妻子一边顺手脱下外套挂在门口的衣架上，有那么几分从容。局长的目光落到这几个女同志脸上时，有时候恰好说到严厉处，疾言厉色的神态像一根钉子，一下子从女同志皮肤里钉了进去，也不管女同志是否会有“痛”的感觉，好像女同志的脸皮是墙壁。局长的目光在这几个女同志脸上逗留的时间相对要长一些，但逗留时间再长也没有那种“温柔”和“缱绻”，反而显出一种匆忙和心不在焉。这几个女同志的脸其实是局长的跳板，局长像一个跳水运动员一样，上下晃动几下，很快就要翻到空中去了。果然，伴随着某一个手势，在讲话的某一个音节的间隙或片刻的停顿间，局长的目光不经意地一跳，便跳到了陶小北或另外那个漂亮女同志的脸上。局长的目光像蚊子一样落在这两个漂亮女同志脸上时，虽然时间短促，但内容却要丰富得多。首先局长的目光里有了一种躲闪，就像一个小偷，夜阑人静时潜入别人家的卧室偷看人家妻子的睡姿，并试图在那张光洁的面庞上印下两个轻轻的吻。或者像一个心怀鬼胎的男人，明知朋友出差在外，却去敲朋友的家门，不过是想去看看朋友漂亮的妻子。局长的目光落在陶小北和另外那个漂亮女同志脸上时，还有点像战争年代那些生离死别的场面：敌人已经在外面用枪托擂门了，一对革命的情侣还在屋里紧紧拥抱不忍分离。最后女情侣毅然将怀揣重要情报的男情侣藏上阁楼，镇定地打开门迎着敌人的刺刀挺胸走出。局长的目光在离开两个漂亮女同志脸上时，就像这个女情侣被可恶的敌人绑着双手离开自己的茅草屋一样，那可真是一步三回头、一步三回头啊！
  总之那天开会我发现我们局长就是这样一个爱美的老同志，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正如人们常说的那句话一样：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爱美这个问题上，诚如蒋委员长当年所说：人无分老幼，地无分南北，皆有守土抗战之责。总不能说年轻人爱美，老年人就不爱美；南方人爱美，北方人就不爱美。这样说是没有一点儿道理的。鲁迅先生说过：“爱美”的人物在中国还多得很！所以我们局长爱美也是没有错的，因为美是共享的。
  局长借开会宣读文件之机用自己的目光“爱美”，我则坐在一角观察局长如何“爱美”。局长就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个淘气的孩子，虽然没有票，却在电影院门外的人群中挤来挤去。在影院门外站一两个小时，只为最后十分钟随着人流拥进去看一看那场电影的收尾——那时候每到电影快要散场时，守门员就会放开门。两个漂亮女同志相当于那部影片，局长的眼珠在会场转来转去，只是为最后挤进去一饱眼福。或者像两个寒夜里赶路的旅人，袖着手疾走一晚上，只是为赶到百里开外一个路边工棚里暖烘烘的火炉前烤烤火。烤完火干什么？继续赶路。
  陶小北和另一个漂亮女同志，就相当于工棚里暖烘烘的小火炉，谁不想伸出手去烤一烤呢？
  局长“赶路”时显出一种笨拙，而他又在竭力掩饰这种笨拙，故意将目光在几个不漂亮女同志脸上“放”的时间长一些，而在漂亮女同志脸上“放”的时间短一些。但细心一点即可看出，其光强光弱还是有区别的。局长的目光在其他同志脸上瞟来瞟去时，显出黯淡和无动于衷的样子。而一落在那两个漂亮女同志脸上，就像一辆性能极好的小汽车突然提速，刷地开着大灯从夜色中掠过。或者又如高尔基在其名篇《海燕》里描写的那种在乌云和大海之间像黑色的闪电一样掠过的海燕一般。一道极强的闪电有可能照亮大半个中国，我们局长的目光虽然不可能照亮大半个中国，但在那一瞬间至少照亮了我们局原本有点幽暗的会议室。
  我们局长的目光若不是闪电，而是一个手电筒。那么这个手电筒照到其他同志脸上时发射出的是弱光，可瞥到陶小北和另一个漂亮女同志时，相当于将手电筒的开关推到了极致——即使推到极致局长仍然下意识地继续用力，就像一匹正在狂奔的骏马，猛然被勒住缰绳停止奔腾时，烦躁不安地在地上刨着蹄子。局长当时恨不得一把将那个开关推到陶小北脸上去。结果手电筒射出的光束立即变作强光，射过来晃得人眼睛都睁不开，只得抬起手臂挡着。这样的目光射到陶小北这样细皮嫩肉的女同志脸上，说不准她们可爱的小脸会被灼伤。我不禁有点担心地向两个被局长灼视的女同志脸上望了望：所幸没有被灼伤。什么原因呢？原来局长的目光已收回去了，正在低头用比香肠还肥胖的手指翻文件。翻一下，抬起手在唇上沾点唾沫，再翻。毕竟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局长不可能长久地盯着两个女同志，“目灼灼似贼”般地放电。“主”和“次”局长还是分得清的：那天的“主”是开会，传达市里文件；“次”才是看两个好看的女同志。当然也有分不清主次的局长。据说我们市里有一位局长，喜欢可爱的女同志。有一天早晨刚上班，他就将局里一个女同志叫到办公室。女同志在局长办公室站了一会儿，局长竟一句话没说，只是笑吟吟地打量她。女同志很奇怪，问说：“局长，你找我有事吗？”局长说：“没啥事，就是想看看你，每天早上看看你，我这一天干起革命工作的劲头就更大一些！”女同志是一个十分正派的女同志，听局长这样说，心里有点着恼，但又不好冲局长发作。因为这个局有一条规定，下级不能随便顶撞上级，顶撞一次扣掉当月奖金。女同志转身从局长门里出来时还在恨恨地想：那你为啥不天天早上去看看你母亲？不是说儿不嫌母丑嘛！女同志这样想着，竟将自个儿想乐了，回头冲局长办公室的门扉瞥一眼，掩口一笑，千娇百媚的样儿。女同志离开局长办公室后，局长好不懊丧，心想，当言不言谓之懦，刚才她像一根葱儿一般直撅撅立在那儿，怎么只顾冲她傻笑，竟没敢将她撩逗一撩逗，眼睁睁把个机遇给错失了。你瞧她像支钢笔一样站在那里，笑模笑样的，画中人儿一般，眼睛里都会说话，好不惹人爱怜。以后这支“钢笔”再进来，即使不敢拧开笔帽儿写一写，也总得将她在自己的上衣兜里别一别，挂一挂，不能让她像平儿那样，一边和贾琏打情骂俏一边便轻易走脱！这样想着，局长更觉惘然若失，突然产生一个念头：从后边看这个女同志是不是像从前边看一样好看？于是急忙拉开办公室门扉向外张望，恰好看到女同志回首掩口笑，回眸一笑百媚生，局长当时半边身子就酥了。
  我在农村中学教书时就听说过这个笑话。当时只知道是紫雪市政府的一位局长，莫非这位局长就是我们玻管局局长阎水拍？他叫来“看一看”的女同志莫非就是我们局里这两个美女中的其中一个？这两个女同志一个叫陶小北，另一个我当时尚不知道她的芳名，因为她与我隔得远一点儿。虽然她手里也捏着一个小本，但我却无法看清她小本上的名字，只能展开想像的翅膀：也许她叫什么小南吧？一个小北，一个小南，挺有趣的，给人的感觉北边和南边都有美丽妖娆的女子。我一向认为，女同志在美丽妖娆之外，还应该坚贞不屈，无论是面对威逼还是利诱，都能做到质本洁来还洁去。如果这样，阎水拍局长这个老头拿她们能有什么办法？阎水拍局长又没权利给她们上老虎凳，也不可能派两个科长用皮鞭将她们抽得死去活来。所以在这些机关单位里，一旦那些漂亮的女职员与她们的上司有什么苟且之事，也不能全怪上司，很大程度上怪她们自己。我在那所农村中学教书时，有一个漂亮的女教师，为了评一个“工会积极分子”，就和校长有了一些暧昧之事。看来女同志还是经不住诱惑的多一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人们不再强调什么“操守”，女同志也不再像过去那些烈女一样，将贞节看得像生命一样重要。巴金小的时候，看插图本的《烈女传》，看到一位年轻女子用刀砍断自己的手，不解，问他的妈妈。他的妈妈告诉他，因为一个陌生的男子拉了这位女子的手，她觉得自己“失贞”了，所以当着那个人的面把自己的手砍下来。如果阎水拍局长拉拉陶小北或局里某位年轻女同志的手，这位女同志二话不说就将自己的手砍下来，还不把阎水拍局长的胆儿给吓出来？看他再敢不敢拉她们的手，再借他一个胆儿他也不敢了吧！
  真巧了！后来我知道另一个漂亮女同志真叫“小南”——李小南。那天开会的时候我就发现李小南是最认真的一个，她当时不停地在小本上记。她将一个小本放在并拢的膝盖上，笑吟吟地抬头凝神看一会儿局长，咬着唇俯首记一会儿；再抬头笑吟吟地看局长，再咬着唇俯首记一会儿。从她钢笔的飞快移动中看出，她可不是像陶小北一样写“十”字，而是在记阎局长的讲话和市里的文件精神，足见这是一个对待工作十分认真的同志。她有一双水汪汪的眼睛和两片红红的小嘴唇，微笑时，会露出一排白白的小牙齿。按照《金瓶梅》这本书上的描述，李瓶儿这娼妇就有这样白白的小牙齿。当然李瓶儿身子也很白，当年西门庆对她就是因“白”而起奸淫之心。李小南和李瓶儿虽然五百年前是一家，但并不是说李小南就是李瓶儿。李小南其实是一个很端庄的女同志，虽然生得漂亮，却看不出有什么狐媚之气。我们局里这两个漂亮女同志气质都是不错的，不知她们是否曾就读于南开大学？南开大学的创始人张伯苓老校长对南开师生有一条校训。颜色：宜和，宜静，宜庄。陶小北和李小南给我的第一印象，符合张伯苓老校长的这个要求：也和，也静，也庄。李小南当时凝神听局长讲话的神态可爱极了——像陶小北不好好听局长讲话在会上“捣乱”一样可爱。从这两个女同志身上我总结出，可爱的女同志各有其表达可爱的方式。比如有的孔雀喜欢开屏，你随便逗一逗它，它便扎煞开了翅膀；而有的孔雀却不喜欢开屏，你围着它再逗，它就是不搭理你。可开屏的不开屏的都是孔雀，傻瓜才认为开屏的是孔雀，不开屏的不是孔雀。“开屏”只是她们的表达方式。比如林黛玉，她的表达方式就是动不动使小性子。而薛宝钗，则宽容和厚待上上下下的人。至于潘金莲，那娘们儿稍不遂意就会躺在地上放刁撒泼。因此我认为，李小南和陶小北只是天性中的表达方式不同而已。李小南开会时的表现就像一只温顺的小羊羔，乖乖地卧在那儿，任局长已显苍老的声音抚摸。李小南平时在工作中肯定特别听领导的话，属于“党叫干啥就干啥”那一类。若她是科员，她就特别听科长的话；若她是科长，她就特别听局长的话。而陶小北的可爱则在她的调皮，还有那么一点点任性。高兴了可能很听领导的话，不高兴了就可能不很听领导的话，有时甚至还会没轻没重顶撞一下领导——当然领导被这样可爱的女同志顶撞一下也不会计较的，甚至会很宽宏地呵呵一笑。有首歌名叫《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被陶小北这样的女同志顶撞，有点像被“青春”撞一下腰，即使有点痛，但快乐大于疼痛。撞这一下还有“活血”功能，尤其是像阎水拍这样的老局长，被撞之后周身的血液循环会加快，有时甚至会热血沸腾，反倒会掩盖和消解腰椎间盘突出带来的疼痛。
  若李小南是一只小羊羔，陶小北就是一只可爱的小狗。高兴了你兴许可以抚摸她，不高兴了就会“汪”地咬你一口。
  总之第一次参加局里的全体人员会，局长和两个女同志给我留下极深印象。当时正是小学生写作文时喜欢描写的那种“春暖花开”的季节。我记得那是1991年的春天，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前一年，我就是在这个美好的年度里调到市玻管局工作的。这是我人生的一个极大的转折。对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某一个春天或某一个夏天的某一天（当然也可能是某一个秋天或冬天），一次大的转折可以扭转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走向，比如我们所熟知的秋收起义、遵义会议或者重庆谈判之类。而对一个人来讲，某一次看似不很重要的转折也可以扭转这个人一生的人生走向。比如在那个明媚的春天我调到玻管局工作这件事，还有那次我一调到局里参加的全体人员会。陶小北美丽的面容像那年春天格外明媚的阳光一样，照亮了我的一生！有了陶小北，我才知道，任何一个卑鄙的人，都会有明媚甚至是崇高的一面。
  我后来深切地体会到，在一个无所事事的行政机关工作，犹如走进一条漫长而黑暗的隧道里，有时会有一种绝望的感觉。如果玻管局是这样一条隧道，陶小北就是穿透这条黑暗隧道的一缕强烈的阳光！有了这缕阳光，我才有了走下去、走完这条隧道的决心。
  陶小北当时坐在我们局大会议室靠西一排沙发偏南的一角。顺着她俊俏的脸庞从我们局六楼会议室的玻璃窗望出去，可以眺望到紫雪城西郊的一片桃树林，点点红花格外招人眼目。清水河畔，还有一片片白色的枣花和梨花，在河畔绿色的垂柳间若隐若现，就像陶小北和李小南在那儿冲你扮鬼脸，令你心驰神往，浮想联翩。我突发奇想，我们玻管局的阎水拍局长，有点像一名花圃的花工，拿一把大剪刀，这儿剪剪，那儿剪剪；脊背上还背着一个小药箱，这儿喷喷，那儿喷喷。即使老了也不肯放下那把剪刀和那个小药箱。我们局里开会，其实就是听任局长修剪树枝和喷洒药水。局里的四十多个同志就像四十多棵小树，局长在这个头上“嚓”地剪一下，在那个头上“嚓”地剪一下。在有的人头上手脚很重，在有的人头上手脚很轻，有时不仅仅是轻，几乎到了“轻柔”的程度。
  那天开会局长还讲到环境污染尾气排放大气指数之类，甚至说到我们紫雪市的饮用水污染也很严重，“大肠杆菌”已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数百倍。尤其是致癌物质“亚硝酸盐氮”超过国家标准若干倍。市里有一个水厂就建在国民党时期废弃的旧煤矿上，水源流经煤矿坑道后被严重污染。局长甚至说，煤矿坑道里有很多粪便、矿工丢弃的旧衣服和死人的白骨！听得大家毛骨悚然。
  总之听我们玻管局阎水拍局长讲话，好像在听一位历史教员授课。刚还在唐代，不知啥时就到宋代了。元、明、清之后到民国，你以为辛亥革命讲完该是八年抗战了，而一到抗战时期，全国解放就有指望了。可阎局长偏不，辛亥革命只说了一半，又折回春秋战国时期，再讲到辛亥革命得多久？性子急的人恐怕会产生从六楼跳下去的想法。可奇怪的是我们局的四十多个同志并没有人产生这样的想法，大家大都在认真听，至少有四十个以上的同志每人拿一个小本在认真记。只有五六个同志不拿小本，有时还互相悄声说几句话。但他们说话的声音一般都比较低，凑在一起耳语。有个别同志若没有控制好声音的分贝，阎局长便会咳嗽一声，突然停下不传达了。阎局长并不看这几个说话的同志，这几个同志却不敢说话了。就像一窝原本唧唧喳喳的雀，被雀妈妈一责备，便不敢吱声了。又像一个庞大的乐队，第一小提琴手突然停止了演奏，其他乐声亦戛然而止，会场一时鸦雀无声。阎局长此时摸出一支香烟点着深吸一口，才又低头传达。那几个说话的同志再不敢说话，怀抱着双手仰在沙发上闭着眼睛开始假寐。
  那天参加局里的会议，我发现我们局里的会议秩序还是不错的。我刚调到局里的时候，紫雪市还没有手机，所以会场上听不到手机响。大家心平气和，即使有人听得颇烦，也只是闭着眼睛睡睡觉，过过“白日做梦”的瘾。大多数人始终坚持在小本上记，有的人小本记得密密麻麻。我当时因为没有带小本，不能将局长讲话记下来，有点不安。摸遍口袋也没有带纸——虽带一点卫生纸，可大家知道这种纸干别的还可以，记笔记却不行。最后我略作思索，干脆摸出一包香烟。这包香烟我只抽了一支。我将另外十九支烟取出，正欲抽出里边的锡纸记局长的讲话，突然有一只纤细白皙的手向我伸过来。我因注意力十分集中，被这只突如其来伸过来的纤手吓了一跳。定睛看时，才发现这只手里捏着一个小本，是陶小北将她的小本给我递过来了，当然她已将写下“十”字的那一页撕掉。我当时十分不好意思，加之我一只手里还握着十九支香烟，显得笨拙而慌乱。陶小北笑吟吟地望着我，悄声说：“我不记了，你记吧。”我于是一边悄声说谢谢，一边惶急地将十九支香烟重新塞进烟盒。由于用力过猛，至少折断了三支。我有点不好意思地冲陶小北笑了笑，从她手中接过小本，低着头翻开记起来。
  我到局里工作之后，发现开会是最能锻炼人的忍耐力和意志力的。局长一讲就是四五个小时，有时一上午还讲不完我市的城建工作。问题是我们这个局并不是城建局，而是玻管局啊！那天传达文件到中午十二点，阎局长抬腕看看手表，对大家说：“上午就到这儿吧，下午三点接着开！”刚说完这句话，他又扭头征询局里办公室主任的意见，他对办公室主任说：“三点是不是有点迟？干脆两点半开吧！下午的内容还多。”他这样说着，并没等办公室主任回答，又将头转向大家说：“那就下午两点半，请大家准时与会！”
  局里的同志们像是从牢房里释放出来的一堆囚犯，纷乱地站起来。此时阎局长却又站着对大家说：“同志们再等一等，还有一件事情忘记了。这（他指着我）是咱局里新调来的鱼在河同志，分配到办公室工作。”于是大家都笑着看我，我也笑着看大家。我的笑容有点僵硬——四十八束目光像导弹一样一齐射向你，你脸上会不会有僵硬感？而且我的脸还有点发烧——因为有六个女同志也笑吟吟地看我，其中就有陶小北和李小南。我打小在女同志面前就有点儿羞涩，在漂亮女同志面前尤甚。见了妇女略有几分颜色，手脚便不自在，有时没来由的脸会彤红。看电视时见那些领导同志在文艺晚会结束后健步走上台去接见那些花枝招展的女演员，我心里就发虚。心想，即使给我这样的机遇，我也不敢上去握那些女演员棉花一般的手，所以常认为自己是狗肉上不了抬杆秤。不过那天站在那儿，我还是硬撑着装出很有底气的样儿，仿佛刚从美女堆里钻出来一般，像贾宝玉一般不知见过多大的场面，对陶李二美女毫不以为然。不过只一瞥我就发现这两个女同志像姐儿俩。两人身材差不多一样高挑儿，至少有一米六八，陶小北又要比李小南略高一点，那就是一米七了，或者一米七二。而腰却细。这种女性一般被人们称作窈窕淑女。问题是我们局里并不都是君子。我这样想。其实窈窕淑女最终往往会落入小人之手，就像鲜美的肉总是落入虎口一样。当时陶小北和李小南恰好站在阎局长身旁。我才发现阎局长特别矮。如果用一张纸蒙住阎局长的脸，他就像她们手里牵着的一个孩子。我后来曾经思忖：若当时陶小北和李小南不看我，我的脸会不会发烧？我想也许不会发烧。僵硬是一定的，但可能不会发烧。漂亮女同志与不漂亮女同志给人的感应就是不一样。漂亮女同志的目光射过来，像通红的炉膛里蹿出的火苗一样燎烤你。你若是一口锅，锅里没水时锅底会被炙烤得刺刺作响，有水时一会儿就沸腾起来，直往上冒热气。不漂亮女同志的目光则与男同志的目光没有什么两样，就像一个瓦数很低的电灯泡，即使拉亮仍有一种昏暗感，对人体形不成多少刺激。
  那天局里开会之前，我只认识令人尊敬的阎水拍局长。这个老同志虽然讲话时间长一些，年龄大一些，头发少一些，脸上的皱纹多一些，可对人还是挺和气的。对我这样一个新同志也不摆架子，令我心里生出一些感动。
  开毕会的第二天，阎水拍局长叫我到他办公室，向我交代工作。同时还叫来了办公室主任赵有才。阎局长对赵有才说：“以后小鱼就在你手下工作。”又对我说：“以后有啥事随时向有才主任请示。”又对赵有才说：“小鱼这个同志笔头子不错，以后局里的会议讲话就由小鱼来起草。”又对我说：“你们主任的口才在咱局里是一流的。在市直机关举行的小平理论辩论会上得过第一，为局里争得过荣誉。”又对赵有才讲：“这两天你们办公室开个会，让小鱼和大家互相认识一下，便于以后配合工作。”
  我发现阎局长说话喜欢对这个说一句，再对那个说一句。就像说快板书，将这只手上的竹板拍一下，赶快再将那只手上的竹板拍一下；又像敲架子鼓，在这面鼓上敲一下，赶快再在那面鼓上敲一下，忙乎得不行。这样一递一句说话，从工作方法上讲，显出阎局长的有条不紊，忙而不乱。
  “那就这样吧，啊？”那天阎局长只有这句话是同时对我和赵有才说的，意思是他的工作交代完了，我们可以走了。我正欲转身出门，阎局长却又说：“有才你先走，我跟小鱼还有几句话。”我以为阎局长还有啥事情给我交代，没想到赵主任出门后，他只是拍拍我的肩说：“小鱼啊，你这个名字叫得好，不过还有一点儿不足，‘河’是黄河还是清水河？若叫做鱼在江、鱼在海、鱼在洋，那气势就更大一些。当然若叫做鱼在岸、鱼在沟，意境就更差一些。你若有弟兄几人，从岸叫到洋，那多壮观啊！”阎局长仰头呵呵笑了两声又对我说：“不过话说回来，还是叫鱼在河更稳妥一些，也更中庸一些，凡事既不能太谦卑，也不能太张扬。太谦卑容易被人忽略，就像脚底下的小虫子，谁在乎你？踩死就踩死了！太张扬又容易忘乎所以，容易露出马脚，容易被人逮着，授人以柄。在行政机关工作，你这个名字恰到好处，里边蕴含着一种做人的玄机啊！”阎局长略微停了一下，又说：“我见到你这个名字就有一种亲切感：你叫鱼在河，我叫阎水拍，你在河里游，我在水里拍。这不，你这条鱼一下子就游到我这湾水里来了！”
  阎局长和我说话时挺着肚子背抄着双手，显出一副凡事胸有成竹的样子。而我一直含着笑谦恭地缩着肩站在他面前。阎局长个矮，我个高。我这样弓着腰缩着肩，倒显得阎局长个高我个矮。其实高和矮原本是相对的。你个高，能有泰山高？天不言而自高，地不言而自厚，为什么有些年轻人常常不知天高地厚，在行政机关工作深一脚浅一脚的，说不准哪一天一跤跌倒就马趴下了，就是因为没把高低问题搞清楚，自以为自己个儿很高。你个儿高，能有泰山高？能有天高？所以那天我一直使劲缩着身站在阎局长面前，阎局长说完后我赶忙说：“阎局长您这么平易近人，还这么幽默，能在您手下工作真是一种幸运。”我当时险些将“幸运”说成“幸福”，又觉得“幸福”有点太夸张，话到嘴边才改作幸运。“不错，不错，今天就这样吧！”阎局长向我笑一笑，摆摆手，意思是我可以走了。出门后我还在纳闷儿：阎局长让赵有才主任离开，将我留下，就是为了谈谈我和他的名字？说说“鱼”和“水”的关系？这种关系我小时候唱的《大海航行靠舵手》那首歌里早就论述清楚了：鱼儿离不开水，花儿离不开秧——我深知，从到玻管局工作的这一天起，我就再也离不开尊敬的阎水拍局长。
  不过我当时出门后还是觉得有点儿好笑：阎局长说我的名字与他的名字有相近之处，若将他的名字改作“阎拍水”，那才有趣呢！想到“阎拍水”这样一个名字带来的某种意境，我有点忍俊不禁，在走廊里兀自扑哧笑了。恰巧李小南从洗手间出来，她刚洗毕手，正低头往地下甩手上的水珠儿，有点儿奇怪地回头望了我一眼，仿佛在说：这个傻家伙怎么一个人偷着乐？
  赵有才主任是在局长找我们谈话的第二天召开办公室全体人员会介绍我和大家见面的。我们玻管局办公室共有十二名同志。主任赵有才，四十多岁。你若想知道哪个是我们赵有才主任，到玻管局这座陈旧的办公楼的三楼来看一看就知道了。我们玻管局这座办公楼修建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几十年风吹雨打，伏卧在那儿像反映卫国战争影片里那种笨拙的苏联坦克，又像一个饱经沧桑、宠辱不惊的老人。就在这样一幢老态龙钟的办公楼里，每天从早到晚活跃着我们四十九个同志宝贵的生命。而在这四十九个同志中，就有可亲可敬的赵有才主任。那个身子瘦瘦的、总是像一条白灼虾一样哈着腰，手里总是拎一份文件（有时也会同时拎两份文件），在楼道里跑来跑去的人就是我们赵有才主任。我们玻管局的办公楼一、二层对外出租。一层是一些商业门市，二层是一个律师事务所和省里一家小报的记者站，三层以上是我们的办公室。每层有两个套间，六位局级领导分别在三、四、五楼的套间里办公。按市里发文时的排名次序，一二把手在三楼，三四把手在四楼，五六把手在五楼。难怪赵有才主任的腿细细的，一天到晚楼上楼下跑，腿不跑细才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