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三年的时间，一分一秒地熬过去了，回过头看看，又好似只有一眨眼功夫。公公婆婆老了一些；端丽转正了；文影作为病退知青分在街道幼儿园做老师；来来中学毕业分在隔壁弄堂口小烟纸店站柜台；咪咪升了中学；多多终于赖下来，进了街道一爿做洋娃娃的生产组，交了一个男朋友，人品模样都好，出身工人阶级。虽总难免有屈就之感，但想到多多的孩子可不必从此再戴资产阶级帽子，也就心安了。独有文耀、文光两兄弟，依然如旧，一个在家里睡睡懒觉，逛逛马路，发发呆，不想前也不想后，得过且过；另一个省心省力地捧着国家铁饭碗，碗里饭不多也没少，六十元，倒是一点没有显老。
  到了1976年底，世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反映到张家的，首先是知识青年的回沪，文光立即抖擞起来，跑回黑龙江，把户口办了回来。然后，政策落实了，退回了抄家物资，实际上只是幸存的一小部份，十年里停发的定息和工资补发了，存折还了，三楼的房间启封了，楼下那两户，也受到了房管处的催促。他们趁机向房管处提出条件，当房管处给予满足时，那条件忽又提高了，水涨船高，不知何时能解决。这是他们改善自己居住条件的最难得的机会，确实不能轻易放过。而张家惨淡十年能有今天，只认为是天赐洪福，千恩万谢，心满意足，并不要求百分之一百的偿还。
  一家人，个个欢欣鼓舞，公公婆婆象是年轻了几十年，容光焕发。孙子孙女也是欢天喜地。他们中间除了文耀，都是在最低级的小集体单位，看不到前景，加工资轮不上，找对象也难排上号。如今，就是不工作也能过的舒舒服服，十年的艰辛终于得到了补偿。
  父亲拿到了十年强制储蓄起来的一大笔钱，豁达地说：“我老了，钱是带不到棺材里去的。”他将钱分给了每个子女一份。另外，又给了端丽一份。他说：
  “端丽在这十年里，很辛苦。这个家全靠她撑持着。在文光、文影身上花的心血是不可用钱计算的。”
  “爹爹，我不要！”端丽说。这半年来的迅疾变化，使她觉得象在做梦。如今，这一厚沓钞票放在面前，日光灯下，票面上每一道细巧的花纹都清清楚楚，她才感到真切。然而，这么厚的一沓拾元票面的钞票，又叫她有点莫名其妙地骇怕，“十年里兵荒马乱，我就算是有心也无力，并没有做什么。我不能拿这钱。况且孩子都大了，我也有了工作，我们不缺钱用。”
  “爹爹既然已经讲了，你就不要客气了。”婆婆说。
  端丽还想推辞，却感觉到文耀在轻轻地踢她的脚，又把话咽了下去。可心里却定了主意，决不收那钱，她认为多拿了钱会难做人的。
  回到三楼—三楼归还，他们住上去，公公婆婆独自住二楼。关上房门，文耀立即就说：
  “你的主意真大，也不和我商量，当场就回脱爹爹的钞票。”
  “是爹爹给我的，当然由我做主。”
  “我是你的什么人啊？是你丈夫，是一家之主，总要听听我的意见。”当家难的时候，他引退，如今倒要索回家长的权利了。
  “那么现在我对你讲，我不要那钱，要这么多钱干吗？”
  “你别发傻好吗？这钱又不是我们去讨来的，有什么好客气的？”
  “我不想……”
  “为啥不想要？你的那个工作倒可以辞掉了，好好享享福吧！”
  “不工作了？”端丽没想过这个，有点茫然。
  “好象你已经工作过几十年似的。”文耀讥讽地笑道。
  端丽发火了：“是没有几十年，只有几年。不过要不是这个工作，把家当光了也过不来。”
  “是的是的，”文耀歉疚地说，“你变得多么厉害呀！过去你那么温柔，小鸟依人似的，过马路都不敢一个人……”
  他那惋惜的神气使得端丽不由得难过起来，她惆怅地喃喃自语道：“我是变了。这么样过十年，谁能不变？”
  文耀温柔地将端丽一绺夹着银丝的额发撩上去：“你太苦了，老了许多。我是个没用场的人，只有爹爹的钱，可以报答你。”
  端丽不响，慢慢转过脸，对着五斗橱上的镜子。很久没有细细地打量自己，镜子里的形象生疏了—头发的样式俗而老气。眼睛下面不知什么时候悄悄地垂下了两个泪囊，嘴角鼻凹又是什么时候刻下了细而深长的纹路？面颊的皮肤粗了，汗毛孔肆无忌弹地扩张开来，她情不自禁地抬起手抚摸了一下脸庞。这时，她看见了自己的手，皮肤皱缩了，指关节突出了，手指头的肉难看地翻过来顶住又平又秃的指甲，指甲周围长满了肉刺。
  “我是老了。”她沮丧地垂下手，呆呆地看着镜子里那个丑陋而陌生的形象，那确定无疑的正是自己。
  文耀走到她身后，抚摸着妻子的头发，轻声说：“别难过。这十年，我们要赎回来。”
  端丽从镜子里端详着丈夫，她似乎又看到了十多年前那个风流倜傥的丈夫，他潇洒自如，谈吐风趣而机智，浑身洋溢着一种永不消逝的活力。她爱他。
  当天夜里，他们把钱存进了银行的通宵服务处，让它毫不耽搁地生利、生息、变本、再生利、生息……可是，工作她没舍得退。这是不容易争取来的，再说，天有不测风云，说不定哪一天……一切都是不可靠的，唯有职业是铁打的，这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她考虑了一下，决定请病假，工资全扣完了不要紧，只要保留这个职业。这些年的辛苦，她得了轻度的腰椎间盘突出症。里弄里的合作医疗，很容易开出病假，只要你自己舍得钱。
  她去送病假条时，梁阿姨看都没看，就爽快地说：“你休息吧！这种生活本不是你做得长远的。”
  也许梁阿姨确有弦外之音，也许只是她自己多心了，端丽涨红了脸，急忙解释说：“其实不休息也可以，不过就是想治疗得彻底一点。好了以后，我还是要来做的。”
  “可以，可以，你啥时候想来就啥时候来。”梁阿姨说。
  旁边的小矮个子阿姨插嘴道：“你也是有福不会享，叫我是你，真不来做这种短命生活，每日里不歇一口气地做，也只有一块六角。”
  大块头阿姨说：“张家媳妇，想穿点，有钞票不吃不用，真是‘阿木林’了。”
  “靠工场间这点工钿不会发财的……”
  “不不，话不能这样讲。毛病好了我还是要来做的。”端丽红着脸说，赶紧出来了。走出石库门，穿出弄堂，到了马路上，一阵风迎面吹来，她才感觉背心出了一层汗，衬衫都湿了。她出了一口长气，往家走去。走到路口，看见金花阿姨迎面走来。
  “张家媳妇！”金花阿姨叫她。
  “哎，金花阿姨，这一向还好吗？”
  “蛮好，昨日碰到你家先生了，他说你们家要找个阿姨。你们要半日的？全日的？还是洗洗衣服或者买小菜的啊？”
  端丽忽然窘迫起来了。这事虽是这几天家里商量的，她也觉得有必要找个保姆，可是她坚决不同意请金花阿姨推荐。不知为什么，她认为拜托金花阿姨帮这个忙是极不合适，极不应该的。为了这，还和文耀吵了嘴。他为她不服从自己很觉气愤，很是怀念十几年前不敢过马路的端丽。
  “我倒认识一个人，五十多岁，人蛮清爽，蛮老实。不过就是临时户口，你们要看看人吗？”
  “究竟用不用人也还没说定呢！”端丽支吾着。
  “你回去和你家先生商量商量好吧？不要想不穿，有钱就过过惬意日子嘛！”金花阿姨开导她。
  “好的，我回去商量商量。过几天给你回音，让咪咪到你那里去。”
  “我来，我来。”
  “咪咪去，咪咪去。”
  她们客气着，然后分手了。端丽背心上又出了一层汗。
  以后的几天里，端丽就跟着文耀一起跑商店：添置家具，买电视机，电冰箱，电风扇，买衣料、衣服、皮鞋；买种种护肤、护发的面霜，还有染发水、洗发精……端丽烫了头发。
  她坐在理发店的镜子前，心别别地跳着，想象不出自己会变成什么模样。当头发一绺一绺地卷起，放下，做好，吹号，整理完毕以后，她对着镜子出了好一会儿神。镜子里的形象，她既感到陌生，又感到熟悉。她欣慰地发现，自己还没老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蛮好，蛮好！”文耀站在她身后，满意地说，把她从迷茫中唤醒了。她羞涩地一笑，站了起来，下意识地挺直了腰。无意中瞥见橱窗里自己的影子，她很满意。自我感觉变了，变得十分良好。她想，还可以再好好地生活一番呢！
  南京路上，人来人往，十分拥挤。人们象排成队似的慢慢行走着，绝不可能快步如飞，也无必要快步如飞。在这里，人们就只是为了走走，看看，买买东西。这是一条没有目的的道路，或者说，这道路的本身就是目的地。端丽在人群中，耐着性子慢慢挪着，手不能甩，腿不能迈，不觉有些急躁起来，总想快点穿过人群向前走。难免挤着了几个人，于是人们便都回头看她，皱眉，撇嘴。
  “你干嘛这么快？难道去赶火车？”文耀拉住了她。
  “这么慢吞吞，肚肠根都痒了。”她说。
  “急什么！家里有什么事，有阿姨在，又不要你回去淘米烧饭。”
  “我晓得。不过，我们也没什么事呀！”
  “没有事慢慢逛逛玩玩呀！你看，这块料子很雅致。”
  “我穿太嫩气，多多穿又有点老气。走吧！”她极力往前走。
  “难道非要买才可以看吗？欣赏欣赏玩玩嘛！”文耀极力挽住她的脚步。
  “这皮鞋也挺好，后跟还有点样子。”
  端丽细细瞧了一回，说：“要三十张专用券呢，真辣手！”
  “看看嘛！”
  好久好久没有来南京路了，她感到路上行人比十几年前多出好几倍，每个店里都挤得满满腾腾，头都发昏了。从东走到西，一边走，一边不时地需要吃点东西增加动力。这么走着吃着，就只为了看看。挤来挤去，好不容易挤到柜台前，也就为了更贴近
  “随便。”
  端丽不高兴了：“你怎么这样随便？”
  “是随便嘛！戴什么表不一样？要紧的是考上大学。”他埋下头，不再搭理妈妈。
  端丽默默地看着来来，这孩子如今变得又瘦又高，跟小时候完全不一样了。对吃食的热心转移到了学习上面，但仍然是那么一副急，饥不可待的神气。每天在小烟纸店站了八小时柜台，晚上还要用功到十一二点。端丽让他请半天病假复习功课，不要开夜车了，错过子夜睡觉是很伤身体的。来来听从了，请了半天假，却比平日更加拼命。端丽以为还不如上班轻松呢！站柜台虽是“站”，但无须用脑子。因此也不再劝他请假了。
  “何苦呢！”端丽自言自语，“‘文化大革命’苦了十年，现在还不享点福，自己和自己过不去。”
  “妈妈，你真是！”来来不耐烦地抬起头，“‘文化大革命’，我们这种人拼死了也上不了大学，现在好不容易一律对待择优录取，你又来烦。”
  “大学？大学有什么意思？妈妈正正式式大学毕业，‘文化大革命’当中，又怎么样？给人当保姆，工场间当学徒，什么没干过？我想来想去也想穿了，只要有钞票，什么都有了。”端丽想起这些年身无分文的窘迫，她想起为了挣每一分钱所付出的辛苦和委屈，眼圈红了。
  十年的苦难，留给每个人的经验都是很不一样的，而在一个人的每一个时期也都是很不一样的。这会儿，端丽从这十年的体验中吸取的只是一种实惠精神。她决心好好生活，象文耀所说的，赎回十年。她以为那十年是白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