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星期六晚上，婆婆把文耀、端丽找来，要同他们商量文影的事，让大家想想办法。然而她一上来就定了调子：
  “精神病院，我想来想去不能送。”
  于是，文耀和端丽也不好发表意见了。
  “进了医院，要绑起来住橡皮房间，还要坐电椅，没有毛病也要作出病来了。”
  关于精神病院的传说确实十分可怕，虽然谁也没去过那里，但越是没有事实依据想象就越自由。文耀、端丽只好沉默着。
  “我们宁波乡下，有过一个花痴，什么药也没吃，结过婚以后好得清清爽爽。”
  端丽听到这里，开始明白婆婆的用意了，便小心翼翼地说：“文影年龄不小了，照理说是可以考虑婚嫁大事。只是现在人在乡下，一没户口，二没工资，恐怕难找到合适的人家。”
  “是的，姆妈，再说有这种毛病，瞒人家是瞒不过去的，不瞒人家吧，人家说不定……”文耀没说完，就被母亲气势汹汹地打断了：
  “所以要请你们哥哥嫂嫂帮忙呀！要你们来做啥？不就是想办法。会得嫁不出去，真是笑话了！”
  “嫁怎么会嫁不出去，总要找个靠得住的人啊！”端丽打圆场，“姆妈再让我们好好想一想，好吧？”
  夜里，端丽和文耀商量来商量去，觉得只可能在乡下找个婆家。文耀凄楚地说：
  “想不到，我们家的姑娘落到了这个地步。”
  “怪谁？怪你自己姆妈老脑筋。有毛病不看，要结婚，自己要跌身价。”端丽没好气地说。
  “姆妈活了六十多岁，会没有你我懂？进了精神病院，等于历史上有了一个污点，你懂吗？”文耀振振有词。他只敢在权威已经确定的理论前提下，坚持意见，发挥见解。学校里，权威是工宣队；家里，权威则是父亲母亲。
  “那你就从命，不要怨天怨地。”端丽说毕，不再出声。
  “动气了？”过了会儿，文耀不放心地问。
  “没有。我在想，既然注定找乡下人了，总要找个好的。还有，能不能找个近处的，比如绍兴，昆山，结了婚以后还好调过来，离上海近，生活习惯好一点，也叫得应一点。”
  “对，对！”文耀直点头，觉得妻子很聪明。
  婆婆对此建议也十分赞成，当即决定给她宁波乡下一些娘家的远亲写信。虽是“文化革命”至今没来往过，可从前，没少给他们好处，想来不会不帮这个忙的。并且是把一个上海姑娘送上门去做媳妇，她认为该抢着要才合理呢！信，是由文耀写的，严格地说，是端丽口授，文耀记录。先寒暄了几句客气话，再把的情况写了一些，并附上一张相片，然后转入正题—找份人家。只说想往近处调，距上海近点。关于病，就写了极为含蓄的一句：“受了点刺激，身体不大好。”信寄走了，以后的日子，便是在盼望回信中打发了。每日两班邮差，成了大家最欢迎的人。盼过上午盼下午，盼过下午盼明天，文影的病症似乎越来越严重了。
  一件事未了结，又来了一件。多多的中学三年混过去，要分配了。同六八届一样的一片红。据市乡办的人说十年后、百年后，仍是一片红，这样才能代代红。天天上班工场间里常常谈论这话题，看来上山下乡影响到了每一个家庭。
  “女儿学校上门来动员了，”梁阿姨说，“我对他讲：你放心好了，我们不会去的。讲过一句再不和他罗嗦，让他一个人坐在房间里，横竖他也不会偷东西。他坐了一歇就走了。”
  “伲囡也要分配，她姐姐刚去安徽，学堂里不好意思来动员，我不让她去，她和我吵，我说我养活你，你还有什么可吵的！”
  “跑得去插队落户，还是要养她。他们又养不活自己，反倒在火车上贴掉钞票。”
  “在家里也不见得一生一世没有工作。上两届讲‘两丁抽一’，这两届一片红，下头两届又不晓得如何了。我们国家的政策不过夜，人就不好太呆了。”
  端丽不好插嘴，可听听这些牢骚，能出出气，也能得到启发。她心里活动起来，是不是再应该试一试，把多多留住。当初文影分配时，如再硬硬头皮咬咬牙，说不定也就赖下来了。从感情上说，她舍不得和女儿分开。女儿大了，和妈妈贴心多了，想到要把她送走，好比在心上剜了一刀。从经济上来说，她也无力再准备一份行装。小叔和小姑相继下乡，把家里最后一点老底都挖尽了。
  “欧阳端丽，”梁阿姨叫她，“你家小孩挨着插队落户吧？”
  “老大是六九届的，一片红呀！”
  “你让她去？”
  “讲心里话，真不愿。她读书早，念的是五年制，现在十五足岁都不到。但是我们家这个成分只怕赖不下去。”端丽忧心忡忡。
  “有啥赖不下去？你怕啥？插队落户么最最推板了，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了。”
  “到时候再讲了。”端丽说，心里却好象定了许多。
  回到家里，多多就告诉她，晚上学校要来家庭访问，让她等着。
  吃过晚饭不多久，果然有人敲门，正是多多学校的工宣队师傅和一位老师。他们坐下来先是环顾了房间，接着便和蔼地询问家里的情况：
  多多的父亲多少工资，母亲多少工资，弟弟妹妹多大年龄，多多的身体好不好，等等。然后就开始了动员工作。端丽心里别别跳着，早就在做着回绝他们的发言准备。这会儿，不等他们把话说完，就气急败坏地说：
  “多多年龄很小。参军年龄，工作年龄都是十八岁，她不到十五，不去。”
  “李铁梅也很小。”那工人师傅说。
  “多多比李铁梅还小三岁呢。”
  “早点革命，早点锻炼有什么不好？”工人师傅皱皱眉头，那老师只是低头不语。
  “在上海也可以革命，也可以锻炼嘛！再说她是老大，弟弟妹妹都小，她不能走。等她弟弟到了十八岁，我自己送到乡下去。”也许精神准备过了头，她说话就象吵架一样。
  工宣队师傅和老师相视了一眼，说不出话来了，转脸对文耀说：“多多的父亲是怎么想的呢？”
  文耀摸着下巴，支吾道：“上山下乡，我支持。不过，多多还小……”
  “多多的出身不太好，她的思想改造比别人更有必要。”
  端丽火了，一下子从板凳上跳起来：“多多的出身不好，是她爷爷的事，就算她父亲有责任，也轮不到她孙囡辈。党的政策不是重在表现吗？你们今天是来动员的，上山下乡要自愿，就不要用成分压人。如果你们认为多多这样的出身非去不可，又何必来动员？马上把她的户口销掉好了。”
  这一席话说的他们无言以对，端丽自己都觉得痛快，而且奇怪自己居然能义正词严，说出这么多道理。她兴奋得脸都红了。
  他们刚下楼梯，多多就从箱子间冲了出来。刚才一听妈妈吵起来，她就吓得躲进了箱子间，关上门，也不怕闷死。多多冲着妈妈说：
  “什么什么呀！你这样对待工宣队，我要倒霉的。”
  “倒什么霉？最最推板就是插队落户了，再坏能坏到哪里去？”
  文耀抱着胳膊看着她，摇着头说：“真凶啊！怎么变得这么凶，象个买小菜阿姨。”
  “都是在工场间里听来的闲话，”多多嘀咕，“真野蛮！”
  “做人要凶。否则，你爷爷这顶帽子要世世代代压下去，压死人的。”
  文耀同意了：“这倒也是。”
  “那我怎么办呢？”多多发愁。
  “怎么办？在家里。爸爸妈妈养你。”
  来来忽然说：“刚才妈妈一下子站起来，那两个人吓得往后一仰。”来来学着，大家都笑了，连多多也止不住笑了。
  待了一段日子，多多自己不定心了，说她的同学都走了，常和端丽闹。端丽只说：“让他们走，你还怕没有地方给你插队？”也就随她闹，不理会。多多从没见过妈妈这么有主意，这么强硬。心里也就安定了，太平了许多。整天在家买菜，烧饭，管理弟弟妹妹，她戏称自己是“小家庭妇女”、“小劳动大姐”。她分担了妈妈很多劳动，使妈妈在工场间工作得很安心，很好，常常受到表扬，每月总可有四十元上下的收入。端丽每月补贴婆婆十五元，充作文影的生活费。
  宁波方面早已接上头，只是介绍的人家总不称心。直到八月才初步选定了一家，这家姓王，父亲是当地的大队会计，儿子今年二十六岁，比文影大三岁，年龄很合适。文化程度是高中毕业，这点也合适。现在是生产队会计，姊妹很少，只一个十八岁的妹妹，口舌是非便能少了许多，这也中意。全家商量，又问了文影的意见，对她说只是结了婚可以往南方调，女大终要当嫁，文影也同意了。然后再由端丽给宁波的王家写信，表示同意见面，同意考虑。
  立秋这天，那人来了，由端丽婆婆的一个亲戚陪同。小伙子长得不错，身高体阔，一双眼睛虎虎有神。头发三七开分得很整齐，青年装的上口袋里插了三杆钢笔。正巧是星期天，端丽想方设法弄了一桌小菜待客。
  婆婆对小伙子还满意，公公只轻轻地说了声“粗坯”，也没发表不同意见，文耀和端丽自然也不能有意见。只是端丽总有点觉得那人生相不太厚道。文影自己倒挺喜欢，精神好了许多，而话又比往日多了数倍。人家不知道内情，只当是生性如此，活泼而已。只有自己家的人暗暗担心，怕她发病。而实际上，这终是瞒不过去的，但此时此刻，谁都不那么想，一门心思地自欺欺人。
  中午吃饭了，因为来客是乡下人，也就不必讲究。公公没有陪客，倒是多多等三个孩子一本正经地坐去三个座。端丽在厨房里炒菜上桌，正忙着，忽见三个孩子冲进厨房，把门关上就憋不住地笑了起来。多多笑得眼泪都掉下来了，咪咪捂着肚子蹲在地上。
  “发什么人来疯！没有规矩。”端丽斥责道。
  “妈妈，那人的吃相真好玩。”多多忍住笑报告。
  “怎么好玩？”端丽好奇起来。
  “就象前世没有吃过似的。”多多说。
  “他一边吃，一边眼睛瞪这么大，在菜碗上看来看去。”来来学着。多多和咪咪又笑瘫了，蹲在地上。端丽也笑了，可笑过之后，心里却酸酸的，很为文影难过。
  吃过饭，婆婆打发文影去睡觉，对客人抱歉道：“这孩子身体不好，不能太吃力了。”然后，向端丽使了个眼色，端丽会意地把孩子们赶出去。她知道婆婆要和客人正式谈判了，自己也识相地走出去带上门，可婆婆叫道：
  “端丽，你也来坐坐吧。”
  她走进房间，见婆婆的表情有点张惶，知道她是怯场了，这事少不了又落在自己身上了。端丽心里也是一阵为难，不知该怎么开口才好。她故作镇静地泡来两杯茶，心里紧张地思忖着。
  “阿娘，吃茶。”她把茶端过去。
  “噢，嘿，罪过，罪过！”那老太太连声客气着。
  “弟弟，吃茶。”端丽坐下，聊天似的说，“乡下年成还好吗？”
  “一个工一元两角。”小会计报账道。
  “那就很好了。文影插队那山里，一个工只值四五角，她又做不了一个工。”
  “太穷了，太穷了！”老太太说。
  “所以心里不开心呀!身体也不好了。心情是很影响身体的。”
  “自然，自然。”
  “张文影到底生的什么病？”那年轻人发问了。
  端丽和婆婆不由得交换了一个眼色，停了一停，说：“她这个病也不算什么病，只要开心就象没有病。就怕生气、伤心，就要发作了。”
  “发作起来什么样呢？是癫痫吗？”他刨根问底。
  “不是癫痫，不是癫痫。发作起来不过是闷声不响，或者哭哭，或者笑笑。”
  年轻人和老太太交换了一个眼色，不再问了，神色却黯淡了许多。
  端丽扯开了话题：“你们一个大队多少人家？”
  “总有百十来户。”他敷衍。
  “主要种点什么东西？”
  “稻哇。”
  气氛冷了许多。这么又坐了一会儿，婆婆起身出去找咪咪买点心，端丽也起身去拿热水瓶来斟茶。当她拿着热水瓶走到门口，听屋里传来轻轻的说话声：
  “这种病结了婚就会好的。”那老太太在劝小伙子。
  “我又不是一帖药。”小伙子闷闷不乐地说。
  “她毛病好了，有你的福享了。张家是什么人家，你知道？”
  “现在还有什么？不都靠劳动吃饭。”
  “你年纪轻，不懂。有句老话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端丽的心冰凉冰凉，站在门口怔住了。
  “端丽，做啥？”婆婆过来了，奇怪地瞅着她。
  “姆妈，你来。”端丽转过身，不由分说地拉住婆婆的手，走到厨房，关上了门。
  “啥事体？”婆婆莫名其妙。
  “这门亲算了吧！嫁过去，对谁也不会有好处。”端丽压低声音急急地说，“且不说结了婚，妹妹的病不一定能好。那里虽是姆妈你的老家，可那么多年不走动，人生地疏，文影在那里举目无亲。万一婆家再有闲言闲语，只怕她的病会加重。再说，人家会好端端一个小伙子，为何要到上海来找媳妇，恐怕也有别的方面的贪图。”接着端丽就把刚才听来的话一一转述了。
  婆婆怔怔的，过了一会儿，眼泪下来了：“前世作孽，前世作孽！”
  “姆妈，你听我一句话，我和文影虽不是亲姐妹，但我绝不会为她坏的。她的病不能再耽误了，要看病。”端丽恳切地说。
  婆婆哭着：“我老了，也有些糊涂了。这事全靠你了。虽说你只是个媳妇，可比我儿子还强。爹爹昨天还夸你呢！”
  这次是正式的权力下放。端丽立即行动起来，带文影去看了病，医生说需要住院治疗，可是病床很紧张，去家等医院的通知吧！端丽又设法托人找关系。她如今工作了，有了新的社会关系。工场间的阿姨虽粗鲁，却很热心，热心中掺了点好奇，因此促进了热心。七转八转，居然和精神病院住院处的护士长联系上了。十一月时，终于得到了一张床位。
  端丽送文影住院去了。
  女病房是一间很大的房间，足有二三十个床位，一个个身穿白衣服的病人，坐在各自的床上，神态各异。有的极其冷淡，有的十分粗鲁，有的兴奋地动个不停，有的懒懒的昏昏欲睡，还有一个象幽灵似的从这头飘到那头，从那头荡到这头。文影沉默着，沉默中含着恐惧。她紧紧地依着嫂嫂，象个孩子似的需要保护。端丽搀着她的手，轻声安慰着，实际上也是安慰着自己：
  “这里倒蛮静的。好好休息，什么也别管。下午，我和姆妈就来看你。”
  文影听话地点点头。
  办好了住院手续，听护士交待了探病的规章制度，服侍文影换了衣服。白色的，染有几块黄色药渍的病员服罩在文影消瘦的身体上，象套了一只口袋，把人都显小了。文影好象一下子小了十岁，脸色苍白，眼神怯怯的，每一转眸都象是在寻求保护。她又好象突然苍老了十岁，眼角、额头有了细细的皱纹。背有些佝偻，走路行动透出迟钝、蹒跚。
  端丽走的时候，让她躺着别动，可她不声不响，仍然站起身，默默地跟在嫂嫂身后，走到门边。端丽回过头：
  “进去吧！”
  文影不说话，倚着门，凄楚地看着嫂嫂走下楼梯。在这一瞬间，端丽几乎对自己的做法动摇了，她怀疑自己是不是错了。在这里，她感到每个人都是精神病，而独独自己的小姑不是。她了解小姑发病的原委，她认为小姑的发病是合理的，她是极清醒极正常的，她不该和这些反常的人在一起。她这么认为，更加觉得把送进去是桩错误了。
  下午，婆婆去看了文影，回来就哭。以后，每个人去看望回来都唉声叹气的，言语之间，不免有些责备端丽心狠手辣，似乎她把妹妹送入了地狱。端丽压力很重，而且有些负气。于是更加觉得对文影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这责任压得她很疲倦，很紧张，却也使她精神大振。
  她从来没对谁负过什么责任。自己生下那三个孩子，如果生病，她只需向奶妈问罪，自己心灵是没有一点负担的。这会儿，却要为文影及其全家负责任了，她觉得这是个很沉重的负担。
  她几乎每天下班跑医院，看望文影，向医生询问情况，多挣点钱为文影买营养品。她请金花阿姨又找了一个孩子带。这个孩子，基本上由多多负责。
  这当儿，文光回来了，是探亲。然而半个月过去了，他又去信续了半个月假。一个月过去了，他又续假。这么拖了三个月，他干脆连续假都免了，毫无走的打算。每日里睡睡懒觉，逛逛马路。和插队前一样，百无聊赖，闷闷不乐，进进出出没有一点声响，只多了一个抽烟的习惯。他回来不走，本在端丽意料之中，可暗地里又希望他不至于那么糟糕。这会儿，是真正认定他没出息，从心里可怜他又瞧不起他。
  这么过到了七三年，忽然下来一个文件：凡有医院证明有病的或独养子女，均可办理回沪手续。端丽行动起来，到处奔波，为文影办理病退。她的病已是人所共知的事情，手续办得十分顺利，只是最后还须去一次江西。
  “让二弟去吧！他在家横竖没事，并且又是出过门的人，总有数些。”文耀提议。
  “我？不行，江西话我听不懂，如何打交道。”文光很客气，似乎除他以外，其他人都懂江西话似的，“还是哥哥去，哥哥年龄大，有社会经验。”
  “我要上班呢！”
  “请假嘛。你们研究所是事业单位，请事假又不扣工资。”
  “扣工资倒好办了。正因为不扣才要自觉呢！”文耀顿时有了觉悟，“弟弟去嘛，你没事，譬如去旅游。”
  “我和乡下人打不来交道，弄不好就把事情办糟了。”
  兄弟俩推来推去，婆婆火了：
  “反正，这是你们两个哥哥的事。总不成让你们六十多岁的爹爹跑到荒山野地去！”
  “哥哥去，去嘛算了！”
  “弟弟去，弟弟去，弟弟去了！”
  端丽又好气又好笑，看不下去了，说：“看来，只有我去了。”
  “你一个女人家，跑外码头，能行吗？”婆婆犹豫着。
  端丽苦笑了一下：“事到如今，顾不得许多了。总要有个人去吧！”
  最后，还是端丽出马，去了十天，回来了。带来了户口、粮油等关系，还把文影的箱子衣物带了回来。另外，她把文影没用完的草纸、肥皂、毛巾、牙膏和不易携带的热水瓶、钢精锅、火油炉，在当地处理了。变卖来的钱，正好抵偿了来回路费，还剩两块三角。
  回到家，大家都很欢喜。婆婆告诉她，文影的病情有了好转，就怕复发。医生说，再巩固一段时间便可以出院了。端丽一阵轻松，腿却软了，不由瘫坐下来。一家人惊慌地围住她，问她怎么了。她疲倦而幸福地笑着，噙着眼泪喃喃地说：
  “总算一家人平平安安，团团圆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