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早上，端丽买菜回来，照例弯下腰拿牛奶，送奶的把牛奶都放在门口地上。可是地上却只有一摊碎玻璃，一滩乳白色的水迹。一定是那些野孩子干的，他们常常来和张家捣蛋。在楼下大声喊：“张文耀，敲图章！”让人白跑一趟。或者学着红卫兵吆喝着打门，让人虚惊一场。甚至，在夜里将石头砖瓦扔进二楼窗口。大家都已经很习惯，认为这是生活中正常的插曲。然而今天的玩笑，有点过分了，这牛奶是庆庆的，要赔偿！一瓶牛奶一角七分，再加上瓶子两毛。咪咪一直想要的一盒彩色蜡笔，可以买两盒……端丽看着碎玻璃，发起呆来。
  后门开了，阿毛娘提着煤球炉出来生炉子。他们搬来这里是强占私房，房管处开不出房票，没房票煤气公司就不给装煤气。所以他们家一直在烧煤球，每天生炉子，搞得弄堂里烟雾弥漫，昏天黑地，人家都不敢开窗，往外晾衣服。
  “怎么了？”阿毛娘问。
  “牛奶瓶被小孩子砸掉了。”端丽醒过来，弯下腰收拾玻璃碎片。
  “哪家小伢子这么捣蛋？找他去，要他赔！”
  端丽摇摇头，苦笑了一下。
  “不知道哪家？那你骂，对着弄堂骂，骂他十八代灰孙子！”
  端丽又摇摇头。
  “你不会骂，还是不敢骂？怕什么！你公公是你公公，你是你，共产党的政策重在表现，不能把你们当一路人看。”她开导端丽。
  端丽不响，笑笑。
  “做人不可太软，要凶！”阿毛娘传授着她的人生哲学。
  端丽抬起头看看她，心里倒是一动，似乎领悟了什么。
  “就象上班挤汽车，越是让越是上不去，得横性命挤。”
  端丽点点头。
  文耀和孩子们都起来了，多多在打扫房间。她现在已经将一部分家务接了过去。干得不坏，就是有个毛病，牢骚大得吓人。有时，端丽实在受不了，就说：“我宁可你不干，也不要听你发脾气。”“那我就不干！”她气得气都短了。可等到第二天，就看不下去又动手做了。牢骚还是依旧。端丽见多不怪，随她去讲，好在她确能帮自己分去一点负担了。
  “妈妈，买油条了吗？”来来问。
  “买了，买了。”端丽把油条从篮子里拿出来。
  “妈妈，我不吃油条！”多多说，“你把四分钱给我。”
  “买都买了，没有钱给你。”
  “不，给我嘛！油条我不吃，给我四分，公平合理。”多多固执地说。
  “妈妈，庆庆要吃牛奶了。”咪咪搀着庆庆过来。
  端丽猛地想起了牛奶，不由抬起手拍了拍脑袋：“牛奶被小赤佬敲碎了。咪咪，你快吃早饭，此过了到食品店门口排队买一瓶，去晚了就买不到了。”
  零售牛奶十分紧张，每天只卖很少的几瓶，必须在九点半开门之前就等着。咪咪排队买东西是好样儿的，不急躁，不擅离岗位，乖乖地站着，无论排多久都没有怨言。而且这孩子很仔细，小小年纪出去买东西，大至交付五六元钱的水电，小至两分钱一盒的火柴，从没错过帐，丢过钱。她比哥哥姐姐都更知道生活的艰辛，谁让她生不逢时，刚懂事就遇乱世。
  这会儿去排队，起码九点半才能买回牛奶。庆庆九点就该睡上午觉了。好歹得给他吃点东西，吃什么呢？端丽低头看看小家伙，他正半张着嘴愣愣地瞅着吃泡饭。咪咪把油条放在一边，光吃酱瓜，津津有味，很是馋人。端丽灵机一动：“你给他吃一口泡饭看看。”庆庆居然吃了，而且咽了。端丽赶紧端了小半碗泡饭，把油条撕碎，然后坐下来喂他。
  “端丽”，文耀叫她，“妹妹学校来通知，晚上要召开家长会。姆妈耳朵不好，叫我去。我想恐怕是要动员上山下乡的事。我不大会应付这些事，你去吧，啊！”
  “你怎么这样没用场？”端丽艾怨地说。
  “现在又不比爹爹那时候，人要能干才能生存。托共产党福，一人一份工资，省心省力，没有肉吃，也有饭吃。”
  “我看是爹爹的钞票害了你，什么都不会干。”
  “我是有爹爹的钞票，没钞票的人我看也不见得有能耐，不过比我多几句牢骚。”
  “你的嘴倒能说。”端丽说不过他。这时方记起他在学校里是个辩才。
  “好，不说了。晚上，你去开会啊？”文耀把碗一推，温存地抚摸了一下端丽的头发，走了。咪咪吃完了泡饭，手里拿着没舍得下饭的油条，一点一点咬着跑去排队了。来来还没吃完，悄悄地对多多拒绝的那根油条进行蚕食。多多站在自己的小床跟前，低着头不知在干什么。端丽好奇地望望她，见她在往一个泥罐子里丢钱。
  “多多，你在存钱？”
  “嗯，我同学送我一个扑满，钱放进去就拿不出来了，最后存满就把它砸碎。”
  “你存钱干嘛？”
  “我要买一双松紧鞋。”多多说。目前，女孩子中间很流行男孩子穿的松紧鞋。
  端丽发现女儿长大了，胸脯开始丰满，衣服绷在身上，显小了。姑娘大了，就知道要好看，知道打扮。端丽感到对不起女儿，心想着应该给她做几件衣服。自己在她这个年纪，有多少衣服哪！
  多多把扑满小心翼翼地放在床底下，以免被庆庆顽皮碰碎：“这样才能存住钱呢！”
  这给了端丽一些启示。当然，她不是小孩子了，自己能管制自己，用不着拿个扑满来强行节约。她找了个旧日用过的珠花小手提包，决定将一些可用却没用去的钱放在这里，虽是极少的几个钱，可总是在积起来。炒菜时，味精没了，她刚要张嘴喊咪咪去买一袋，转念一想：这完全可以省下，鲜与不鲜之间，本没有一道绝对的界线。她把省下的六毛二分钱丢进了钱包。上街买牙膏，她毅然摒弃了从小用惯的美加净，而买了上海牙膏，又省下两毛八分。她尝到了节约的乐趣，并且一发不可收拾，心心念念想着如何装填钱包。以至文耀也讽刺她是“葛朗台”。
  趁庆庆睡觉，她打开箱子，想找几件旧衣服给多多改两件衬衫。家里本来有着成堆成堆的各色料子。买，是她往昔生活里的一大乐事。走在街上，逢到绸布店必定进去，不管用得着用不着，她总要买几段。有时因为花样别致，有时因为料子质地优良，有时因为自己喜欢，有时仅仅因为想买。不少衣料买回来便忘在了一边，都被虫蛀了。抄家时把这些东西全翻出来，集中在院子里开“阶级教育展览会”，连她自己都吃惊怎么会积存了这么多东西。
  端丽找出两件半新的旗袍，花色都很好看，一件是咖啡底色上奶黄碎花，一件是天青色的。她摆过去，摆过来，不明白该如何下剪刀裁。想了一会，她取出多多的一件衬衫，先用报纸儿照样放大一点，剪了几个衣片，然后把衣片放在拆开的旗袍上，尽力使衣片全部被容纳，再用划粉划下来，最后才用剪子。她慢慢地做着这一切，象小孩子做拼板游戏，颇有兴味。当她先用大针脚把衣片连上的时候，心中的高兴是无法形容的。她很佩服自己，多么聪明啊！居然想出这么个主意，她尝到了创造的滋味。多多放学回来，她立即要多多试样。多多穿上以后，就再不肯脱了。兴奋地红着脸，在镜子前左照右照。在她新衣服穿不完的时候，还是个不懂事的小娃娃，当她长成大姑娘，真正爱美了，却从没穿过一件新衣服。她没什么可以修饰的，只能在两根短辫子上下工夫，一会系紫色的玻璃丝，一会系红色的玻璃丝，不同颜色玻璃丝能带来的微妙的变化，只有她自己才能觉察。端丽告诉她，衣服还没最后做完，需用细针细线缲起来方可穿着，多多恋恋不舍地脱下衣服，就嚷着要自己缲。端丽不愿意，这件劳作这么吸引她，也许因为这是头一件从她手里创造出来的成果吧！这一个下午，母女俩都很兴奋。一边密密地缝着，一边思忖着接下去，还要为和改做什么。
  学校的家长会真是谈分配问题的。这届毕业生是插队落户一片红，百分之百的外地农村，简称“外农”。去向有黑龙江、云南、内蒙、贵州、安徽、江西。经济困难者，独生子女者，统统不予照顾，统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回家商议，大家决定屏住不走。婆婆说：“我已经把她养到十八岁，不信这会儿就少你一口饭了。”端丽也表态：“没什么了不起，我大学毕业还不过做家庭妇女。”文影从头至尾一直在掉泪，搞得大家好心酸。端丽很可怜她，也许只有她知道文影伤心的更深一层原委：已经正式上班了，在闵行一家大工厂做工。想想自己当年，这正是最开心、最无忧无虑的时候，而文影这些姑娘，却在豆蔻年华承受这么多的忧愁。想到这里，她更下了决心，要帮助文影赖到底。方案定了，可落实起来却不那么简单。
  先是班主任来动员，端丽几句话就把他呛出去了。她虽不大晓得外面的形势，但看他那破破烂烂的一身便知他目前的地位不高，人人都可欺得。接着里弄里打着锣鼓来宣传，野蛮小鬼趁机砸碎两扇玻璃窗。然后，学校里开学习班，端丽出席，让端丽在家带庆庆。名曰学习班，就是逼着表态，不表态不让回家，吃饭时给每人送来一碗开水一只面包。第一天端丽没吃，但第二天仍向她收钱，一气之下，索性吃了。这一关挺过来了，但学校和爹爹单位接上关系，将文影的生活费停发，爹爹因此挨了批斗。婆婆、文影成天啼哭不止；文耀只是连声叹气，一无所措。端丽和他说说，他反而不耐烦，说：“妹妹也是太娇气，我不信外地是地狱，那里不也有千千万万人在生活。”胸怀一下子广大了许多。最后，学校来了最后通牒，再不报名，就要强行将户口在总册上注销。并且，越往后去的地方越糟，只有内蒙、云南，甚至还有西藏。这些地方在只知道天井上方一块云的上海市民听来，就象是外国，想都不敢想的。实在无奈，文影决定去了江西。江西总比安徽远了些，可安徽吃杂粮，那是绝对受不了的。
  家里倾其所有，为文影准备一份行装。她远不如文光好将就，什么都要带，什么都要买。马桶、木盆、火油炉、钢精锅、上海大头菜、香肠、罐头，仅牙膏就买了十条，卫生草纸带了一肥皂箱，如没有钱满足她的需要，她就哭，哭的人肠子都揉碎了。后来，只得又卖了几件东西，端丽把钱包里攒的钱也奉献出来，多多空前地懂事，将扑满递给妈妈，转过脸说：“你摔好了，松紧鞋我不买了，现在反正已经不兴了。”端丽不忍心，收了起来，可是到最后，文影还要买十斤卷子面。端丽只好把扑满砸了，数数，已经有四元多钱，超过一双松紧鞋的价值了。她留了一点钱，准备去买一块直贡呢鞋面，自己学着做一双。她深感这家的子女都是无用且自私。楼下阿毛娘的大儿子也去安徽插队，运行李那天她看见，只有一只板箱一个行李卷放在自行车后架上一捆就驮走了。
  给文影送行的场面极其凄楚。因是上山下乡的高峰季节，北站压力太大，所以是在彭浦货车站发车的。没有月台，送行的人站在很低的碎石路基上，伸长了胳膊也摸不到车上人的手，给人一种咫尺天涯的感觉。文影从未离开过上海，也从没想过要离开上海，尽管她的父辈是出生在浙江一个依山傍水的小镇上，十八岁才来上海学生意的。而说到了底，上海究竟又才有多少年的历史？但她只属于上海，上海也应属于她。尽管没去过外地，却听来了外地很多的坏话。包括端丽，也是对上海以外的一切地方既惧怕又憎恶。然而看到文影那种几不欲生的失态样子，端丽伤心之余又有些奇怪：外地究竟有那么可怕吗？究竟是谁也没去过那里呀！她有点觉着好笑，附带着把自己也嘲笑了。
  公公也去送了，他以为文影走有他的责任。如果他当年不做老板，只老老实实当一生伙计，文影就可以屏到底了。火车开了，“甫志高”先走了，他还要上夜班。端丽陪着步履蹒跚的公公慢慢走出站台。默默走了一段，怆然说道：
  “都怪我作了孽，带累了你们。”
  “爹爹，你不要说这个话，我们都享过你很多福。”
  公公不响。
  “爹爹，你别忒担心了。文影很娇，没出过门，想得很骇人。也许真到了那里也不过如此。”
  “文影是很娇，我们家三个孩子都不中用啊！”公公说。
  端丽以为自己说话造次，公公生气了，不敢再作声。公公却又道：
  “端丽，我看你这两年倒有些锻炼出来了。我这几个孩子不知怎么，一个也不象我。许是我的钱害了他们，他们什么都不会，只会花钞票。解放前，我有个工商界的老朋友，把钱都拿到浙江家乡去建设，铺路造桥，开学堂，造工厂，加上被乡下人敲竹杠，一百万美金用的精光。我们笑他憨，他说钞票留给子孙才是憨。果然还是他有远见。”
  端丽不知该怎么答腔，不响。
  “幸亏是新社会，每个人总有口饭吃。无能就无能，罢了！只愿他们老老实实，平平安安，我也闭眼睛了。”公公凄楚地说。
  “是呀，只求大家都太太平平。”端丽轻声附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