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端丽夹在买鱼的队伍中，紧紧挨着前边那个男人宽阔的背。她居然有勇气来买鱼了。大人孩子都想鱼吃，鱼又是较便宜的荤菜，她豁出去了，半夜三点就跑了来，她不信这样的诚意还感动不了上帝。前边的人越来越多，不断地把她往后挤，离柜台越来越远了。还好，卖鱼的营业员出来写号头了，这是防止插队的有效办法。那人走到队伍跟前，先摊开胳膊，把队伍推了一遍，将凸出来的人全推进队伍，使之整齐了，也更挤得难忍了。然后从耳朵上取下半支粉笔，开始写号。直接就写在人们的胳膊上，一边写，一边大声地吆喝：
  “三号，四号……”
  端丽心里很不舒服，有一种屈辱感。衣服上写了个号码，叫人想起犯人的囚衣。
  “二十号，二十一号……”
  眼看号到她了，她决定和那人商量一下。
  “同志，请你写在这里好吗？”她揭起夹袄前襟的一角。
  “当心蹭掉！二十七，”那人很好说话，嘱咐了一声，继续往后号，“二十八，二十九……”
  端丽松了一口气，好了，现在什么也不用担心，只等开秤。
  “五十九，六十！好了，好了，走吧，买不到了，后面买不到了，别白排了！”那人叫嚷。
  这说明，号上的人就都能买到鱼。端丽换了换脚，心里很踏实，很高兴，没料到，吃条鱼还这么难。她想起过去对阿宝阿姨的种种责难，有些歉疚。
  “一人两斤!一人两斤!”柜台上宣布。开秤了，队伍慢慢地往前移动，虽说挪动很慢，但毕竟是在往前动了。终于，她到了跟前，围着沾满鱼鳞的大围裙的女人，刷刷地抓起几条鱼，往秤上一摊，叫道：
  “两斤一两，七角八分！”
  端丽赶紧把篮子送过去，那女人正要往篮里倒鱼，忽然停住了：“你的号码呢？”
  端丽提起夹袄衣角：“喏，在这里。”
  “啥地方有？”那女人怀疑地盯着她，“人家都是起三更来排队，插队不作兴的。”
  “我有号！”端丽把夹袄前襟又往前扯扯，这下子连自己都呆住了。夹袄的羽纱里子上，只有几点白粉笔灰，什么号码也没有。羽纱本来就很滑，写不上字，再加上人挤人，在毛线衣上蹭来蹭去，果真擦掉了。
  “出去！出去！”后面有人叫嚷，还有人过来推她，拉她。
  端丽绝望地扒住滑腻腻的柜台，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马上要哭了。
  “她排在这块的！”忽然响起一个沙哑的苏北口音，“我证明，她排在这块的。”
  大家都循着那声音回过头去，端丽看见，说话的正是楼下那个阿毛娘，她排在端丽后边十几个人远的地方。这时，探出身子对着大家说话：
  “她把号头写在褂子里面，大家可以查查看，她前头那人是几号，后头那人又是几号，查得出的！”
  前面的是二十六，后面的是二十八，她正是二十七。而且，大家也确实想起这个年轻女人一直老老实实地站着，连窝都没挪。掌秤的女人把鱼倒给她，一边教训道：“以后晓得了？别把号头写在衣服里面，要什么好看？要好看就不要吃鱼。”
  端丽提着篮子，仓皇地挤出队伍，连头都不敢回。她从来没有这么狼狈过。可是，不管怎么，鱼，总归买到了。当她又买了点雪里蕻、土豆，转身走出菜场时，遇见了阿毛娘和另一个妇女，这给弄堂里好几家买菜，大家都叫她金花阿姨。端丽也有点面熟，她认为应该向阿毛娘表示一点谢意。
  “刚才，多亏你了。”
  “实事求是嘛！”她爽快地说。
  旁边的金花阿姨插嘴道：“你自己出来买菜啊？不容易啊！”
  端丽觉得她的话里有些讥诮的味道，没搭腔，阿毛娘却搭了上来。
  “买菜还不容易？没得钱不买菜才是不容易哩！”
  金花阿姨对端丽的篮子瞧瞧说：“这么点菜，够吃吧？”其实她并无恶意，只是好奇罢了。端丽家那两扇老是关闭着的门，对弄堂里的一般居民，都是个谜。
  端丽为被人看出了窘迫，很难堪，脸红了，将菜篮换了只胳膊。
  “有鱼吃还不好？皇帝也不过是吃鱼吃肉。”阿毛娘说。
  “你不晓得，他们过去享的是什么福。”
  “不就是资产阶级那一套！”阿毛娘不以为然地撇撇嘴。
  端丽听不下去了，加快脚步。谁知她们也跟着加快了脚步。
  “现在靠不了老头子了，苦罗！”
  “苦什么？自己工作就是了。”阿毛娘把一切都看得简单，这是一种幸福。
  端丽把脚步放慢了，轻声说：
  “要有工作就好了。”
  金花阿姨说：“我看你这样的情况，最适合给人家看个小孩。不要出门，在家里就把钞票赚了。”
  “怎么个看法？”端丽心动了。
  “早上送到你家，晚上领回去，给他吃两顿。”
  “哦。”端丽心里活动开了。家用实在紧张，每月都须贴补进三十四元，那一百零五元早已用完，变卖东西已成为公开的事情。婆婆屋里也卖了好几包衣服。前些日子，“甫志高”借了部黄鱼车，帮忙拉一张红木八仙桌去寄售，端丽也让他把一张三面镜梳妆台拉走了。苦日子过过，孩子们懂了不少事。多多不再为跑寄售商店掉眼泪了，放学以后常常和几个要好的小朋友一起到寄售商店逛逛，看寄卖的东西卖出了没有，如已卖出，她就极高兴地回来报告。端丽便松松手买些水果、熟食、点心，最多不过三天，就能收到邮局寄来的领款通知单。然而，坐吃山空，靠卖东西终究不是长远之计。找个孩子带带，不会耽搁家务，又有收入。咪咪在家很寂寞，也可帮着照看，倒是个两全的好办法。走了一段，她吞吞吐吐地开口了：
  “金花阿姨，你，是不是帮我留心一下，有没有这样的人家，我反正没事，也便当……”
  话没说完，金花阿姨就领会了：“好的，好的，包在我身上。”
  端丽出了一口长气。
  金花阿姨晚上就给回音了。她很卖力，很热心。端丽家虽已败落到这程度，她依然很有兴趣来打打交道。请她进屋坐，她不肯，只肯站在楼梯口，却不时伸长脖子往房间里瞅。
  她给找的是个一岁半的男孩子，名叫庆庆。父母双职工，三十八岁才得了这么一个宝贝，不舍得送托儿所。知道了端丽的情况，虽顾虑她家成分不好，怕会招惹麻烦，但也觉得这种人家生活习惯好，讲卫生，有规矩，孩子交过来可以放心。反复权衡，终于同意了。工资一月三十元，包括两顿饭一顿点心。另外，他们自己订半磅牛奶，每天就让送奶工人直接送这边来。
  第二天一早，上学的，上班的都还围着桌子吃早饭，庆庆就被送来了。这是一个不认生的孩子，很白很胖，有一双黑葡萄似的眼睛。端丽抱着他，他挣扎着要下来，站在地板上。文耀、多多、来来、咪咪，站得远远地看着他，神情都很严肃，好象在看一个小怪物。端丽也觉得有点紧张，她从来没接触过别人的孩子。连自己的三个，也都是请奶妈带的。她虽有奶，却不喂，因为喂奶是很容易损害体形得。面对着大家的审视，庆庆并不畏惧，他也在审视着他们，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忽然之间，他蹲下来，只听哗哗一阵水声，撒尿了。
  “龌龊煞了。”多多叫道，“要死了！”
  文耀皱了皱眉头。
  “他怎么在地板上小便？”来来问。
  端丽也不知道，沉默着。
  这时候，庆庆“哇”地一声哭了。他感觉到了大家的指责和不满。
  咪咪走过去，拉起了他：“你们不要讲他了，他还小呢！”咪咪是唯一欢迎他的人，她实在太寂寞了。她最小，没有弟弟妹妹，常常对端丽要求道：“妈妈，再给我生个小弟弟，妹妹也行，好吗？”如不是“文化大革命”，端丽是还要生的，总还应该有个儿子吧。她的职责就是养儿育女。而到了眼下，就这三个，还愁养不活。
  咪咪把啼哭不止的庆庆搀到浴室，指着抽水马桶：“尿尿在这里。”然后一扳抽水的扳头，哗哗哗地冲下一股水，庆庆不哭了。端丽松了一口气，赶紧去拿拖把拖地板，拖干净就煮牛奶。沸腾的牛奶是这么迅速地溢出钢精锅，把她吓了一跳，险些儿把手指头烫坏了。
  喂庆庆吃东西是一桩顶顶伤脑筋的事情，他拒绝进食，不时地用胖而有力的手指推开勺子或玻璃杯。端丽连哄带灌，总算喝下半杯牛奶，不料他喉咙口咕噜了一声，“哗”地一下，又全部吐了出来，前功尽弃，奶腥味搅得端丽也想吐。中午吃饭，一口饭含在嘴里可含上半天，饭不是糖，含含就溶化了。须用尽力气动员他嚼，用舌头搅拌，最后劳驾喉咙往下咽。端丽说尽了好话，简直要求他了：
  “好，乖，咽下去。真乖，咽了吧，咽了，咽了，乖！”
  庆庆包着一嘴的饭，只顾摆弄前面的积木，毫不理会端丽的奉承。端丽绝望极了，不晓得他为什么要绝食，她不知道自己那三位小时候比要难伺候一百倍。
  咪咪饶有兴趣地站在旁边看，忍不住要求道：“妈妈，让我试试看好吗？”
  “这又不是喂洋囡囡吃饭，有什么好试的！”端丽烦躁地拒绝帮助。
  咪咪不响了，过了一会儿，她伸出手指头，在庆庆紧锁着的嘴巴上轻轻敲了三下：“笃笃笃，开开门，我要进来了。”
  庆庆眨眨大眼睛，喉咙口“咕咚”一声，咧开嘴笑了。里面空空荡荡，端丽赶紧将一勺饭趁机送了进去，门又关上了。
  “小白兔在家吗？”咪咪换了个花样。
  门开了。
  “飞机大炮轰轰轰！”
  门开了。
  “汽车开进来了！”
  门开了。
  半碗饭下肚，却又听到“咕噜噜”的响，象是呕吐的先声。
  “阿弥陀佛！”端丽念佛了。
  咪咪忽然拿起一只锅盖，用一只骨筷乒乒乓乓敲起来，敲得他不知所以，惊慌失措，晕头转向，继而又兴奋起来，欢天喜地手舞足蹈。饭，终于没吐。端丽却再不敢喂他了，就此打住。以后，端丽便把咪咪的先进方法全照搬过来：将庆庆的嘴想象成一扇门，用出其不意的响声压倒进食。于是，喂饭就成了一桩十分热闹的把戏。
  值得庆幸的是，这孩子除了这个毛病，还有个极好的习惯，他上下午都各有一次相当长时间的睡眠。当他睡去的时候，端丽便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和安静，她甚至在这乱七八糟的生活中感觉到了幸福。
  这天，当她正尽情享受那难得的幸福时，文影却惊慌地跑来了：
  “嫂嫂，二哥去黑龙江批准了，还有一个星期就要走。姆妈在哭，爹爹在骂，你快去劝劝吧！”
  端丽也很吃惊，赶紧跟着文影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回头嘱咐咪咪：
  “看好小弟弟，别让他摔下来啊！”
  隔壁房间里天翻地覆的乱。床上放了一堆草绿色的东西，是大棉帽、大棉裤、大棉袄，文光在打铺盖卷。婆婆哭得直哆嗦，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公公病假在家，坐在唯一一张红木太师椅上，脸板得铁青，对着婆婆发脾气：
  “他不是去死，这么哭法子做啥？”
  “不是死，是充军！”婆婆说：“冤家，你是自讨苦吃，总有一天要后悔，后悔也来不及了。”
  “你让他去！我看他是忒无聊了。”公公说罢，站起身走了出去。
  “你到啥地方去？”婆婆对着他叫，“让人家看见了又要说你装病！”
  “我上班去！”
  “前世作孽，前世作孽！”
  端丽看看床上的棉帽棉裤，知道这一切已是不可挽回了。想了一想，她弯下腰扶住婆婆：
  “姆妈，你不要太伤心，你听我讲：弟弟这次被批准，说不定是好事体。说明领导上对他另眼看待，会有前途的。”
  婆婆的哭声低了。
  “你看，这军装军裤，等于参军。军垦农场嘛……”
  “不是军垦，是国营。”文光冷冷地纠正她。
  “国营也好，是国家办的，总是一样的。”
  婆婆擦了擦眼泪：“一下子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喊也喊不应了。好好的一份人家，一下子拆成天南地北的。”
  “这些就不要去想了，文光是有出息的，出去或许能干一份事业。”
  “我不要他干什么事业，只要人保保牢就行了。”婆婆说着又潸然泪下，文影跟着哭了。端丽一阵心酸，不觉也掉下泪来。
  相对着哭了一阵，端丽冷静下来，心想：难过归难过。走，总是走定了。一个星期一眨眼功夫就过去了，很多具体的事都要一点点办起来才好。婆婆年高，又伤心，办不了什么事；文影年轻，从没经过什么，也不能指望。看来，要靠自己了。这么想着，她把眼泪擦了擦，对文光说：
  “你先把铺盖松开，被里、床单都要拆洗一下才行。文影，帮二哥洗一洗。”
  文影跑过来把被子抱走了。
  “文光，你列张单子，看需要带什么东西。”
  文光愣了半天神，只在纸上写下“被子”两个字，便再也想不起什么了，似乎一条被子可以闯天下。端丽叹了一口气，接过笔，帮他列了下去：脸盆、箱子、帐子……这两兄弟怎么都这样没有用？！
  列好单子，端丽又划分一下，哪些家里是现成的，哪些则需要去买。毛估估，起码要两百块钱才能把他送上“革命征途”。
  “学校里给没给补助？”她问。
  “没有，说凭通知能买到帐子、线毯什么的。”文光回答。
  婆婆说：“要么赶快到寄售店去，将那只寄售的八仙桌折价卖了，不管多少，总是现钱。”
  “姆妈，先别忙。我想可以到爹爹单位去申请一下，去黑龙江是革命行动，理应支持。他们给，很好；不给也没什么。再作别的打算不迟。”
  “端丽啊，这事只能拜托你了。”
  “你别发愁，姆妈。我去。”端丽这么回答，心里却也有些发怵。
  趁着庆庆睡觉，端丽跑了一个下午，去了公公的单位，又去了文光的学校。两边都还通情达理，单位补助了五十元，学校补助了二十。本来没有什么大指望，得了这些钱如同发了横财一般高兴。端丽将自家卖梳妆台的钱拿了出来，她明白了，这年头想要存钱是不可能的，她打消了这念头，倒也舍得往外拿了。人穷反倒慷慨了，七凑八凑总算有了两百多块钱。星期天，庆庆不送来，端丽陪着小叔子上街买东西。商店里人很多，不少商品上面贴着字条“凭上山下乡通知购买”。不少人都是在买出远门的东西。文光在拥挤的人群面前很怯懦，不敢挤，挤了几下就退了下去，永远接近不了柜台。端丽心中不由升起一股怜悯，这样个娇生惯养、金子铸成的人，出门在外，如何能不受欺负。他为什么要报名呢？忍不住对他说：
  “文光，我看你是多心了。当初你划清界限有你的原委和苦衷，家里并没记恨，何苦赌气？”
  “我不是赌气，嫂嫂。”
  “那又是为什么？”
  “我自己也不大清楚，也许爹爹倒说对了，是忒无聊！”
  “这么样解闷，不是开玩笑吗？”端丽吃了一惊。
  “不，嫂嫂，你不懂。”
  端丽不响了。
  走了一段，文光轻声说：“不知怎么搞的，我常常感到无聊呢！我不晓得人活着是为了什么。真的，人活着究竟为了什么？”
  “为什么？吃饭，穿衣，睡觉。”
  “不，这是维持生存的必要的手段，我问的是目的。”
  “天晓得。”端丽说。
  “生活没有意义，好象我这个人没什么用处似的。”
  “当初你和家里划清界限也是因为无聊？”端丽觉得他这样的想法很古怪，暗暗好笑。
  “或许吧！”
  “为什么又要回来呢？不在那里坚持着？”端丽不无讥讽地说。
  文光神色黯淡了：“他们太野蛮了。我受不了，实在吃不消。”
  端丽又开始可怜他了，不再说话，心里却仍然为他感到没事可做而奇怪。不觉自语道：“我可真想无聊几日，我实在累坏了，真担心会一下子垮下来。”
  一个星期，确实一眨眼就掠过了。文光要走了，婆婆哭得昏天黑地，端丽一定不让她去火车站送。让多多请半天假在家看庆庆，自己和文影去火车站送行。
  文光胆怯地靠在车窗口，一会儿便被从窗口挤开了。端丽愣愣地看着，不知他哪一天又会吃不消，想着回家。然而这一去几千里路程，回来就不易了。端丽的眼泪滴了下来，文影早已哭成泪人儿了。火车启动时，文光眼圈儿红红的，别转头去，不再转过脸来。火车越开越快，越开越快，在极远极朦胧的地方拐了一个弯，不见了。
  端丽挽着红肿着眼睛的文影默默地走出站台，上了41路汽车后，文影出了一口长气，轻声说：“二哥走了，我也许就可以留上海。”
  “怎么？”
  “政策是‘两丁抽一’。”文影解释，又悄声说，“我那个同学分在上海工矿了，他是独子，特殊照顾。”
  “哦—”端丽明白了，“你喜欢他吗？”
  文影脸红了，却没回避，“他已经向我表示过好几次了。”
  “这人还好吗？”
  “他能力很强，和他在一起，我感到挺有依靠的。”
  “这就好！”，端丽简直羡慕起小姑了，要是她的丈夫能力强一点，可以减少她很多疲劳了。
  “嫂嫂，你觉得他怎么样？”文影征求意见。
  “只见过几面，印象不深。听他们都叫他‘甫志高’。”
  文影打了嫂嫂一下。
  “我看过那电影，甫志高并不难看，挺斯文。”
  文影又打了嫂嫂一下：“难听死了。”
  端丽微笑着端详小姑，发现她长大成人了。宽阔而白净的前额，给人明朗的感觉。鼻子很秀气，嘴角的线条很可爱，眼睛虽已哭肿，但却流露出一种少女才有的热望，显得极有光彩而动人。端丽不觉感动了，但愿她能幸福。有一桩如意的婚姻，也可补偿其它的不足了。
  回到家，已经六点钟。多多抱着庆庆正跳脚，说同学刚来通知她，今天晚上，要下达最新最高指示，七点钟就要到学校等着举行庆祝游行。可妈妈还不回来烧饭，庆庆家里也不来接人。她把庆庆塞到妈妈怀里，背着语录包就走。端丽叫：
  “才六点，吃了饭再走。”
  “不高兴，晚了！”多多带着哭音嚷，还是跑掉了。她是最受不得一点委屈的。
  夜里九点多钟，多多才回来，端丽端出晚饭让她吃，一边问：
  “什么指示？”
  多多狼吞虎咽着，含混不清地回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