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天后，冯开岭《保持城市特色，彰显城市个性，以建设文化大省的宏大气势统领城市规划和建设》一文专题研讨会在省城隆重举行。
  研讨会以省社科联、N大哲学系、《理论前沿》杂志社的名义联合主办，由邝明达租下省城希尔顿饭店的一个会议中心，明达集团负责全部费用。研讨会的实际张罗人，则是黄一平。
  黄一平是第一次操办这样的研讨会，根本不知道从何入手。好在方教授手下那几个博士生，得益于在老师身边时有见习的机会，对于这样的活动早已驾轻就熟，会议的主要事务基本全由他们办理，黄一平只负责开支钱款、及时入账即可。
  根据那些博士生师弟师妹的介绍，按照正常情况，若是召集一个像模像样的理论作品研讨会，起码得提前一个月时间开始筹备，先得把作品发到有关专家、学者的手里，按照各位专家、学者的学术涉猎范围，给出大致的评论主题与角度，而后还得对他们的准备情况有一个基本规范，防止一旦到了会议发言时，有观点相互冲突者擦枪走火或当场叫板，局面不好收拾。另外，对于会议地点的选择、会场的布置、座位的编排，以及发言顺序的先后，等等，都应当有一套严格而完备的程式。
  可是，冯市长这个作品研讨会，因为时间紧迫，加之真实用意并不在于内容，而在于形式，过程才是第一位，因此就一切以简化、速成为原则。
  按照博士生们的安排，先要邀请的不是专家、学者，而是新闻媒体的那些知名记者。在这方面，他们有一班相当热络的记者、编辑朋友，一个个电话打过去，完全不提作品题目、内容、研讨主题之类，甚至在提及作者时也只说：“是个有实权的常务副市长，马上晋升市长哩。”在他们嘴里，连冯开岭三个字都无需提，最重要的主题词则是“每只红包一千块”，或者“你们那里总共五千”云云。不过丑话也是说在前头，对报纸记者的要求是“稿子必须保证在醒目位置刊登，不能少于一千字”；电视记者“晚上本省新闻联播，时长不低于三十秒”；电台“新闻加专访，新闻全天滚动，专访连续三天复播”。看着一帮师弟师妹的娴熟操作，黄一平感觉自己就像来自另一个世纪，他只能在心底感叹，真正创造和改变这个世界的，不是人，而是时间。
  约好了一帮记者，离研讨会就剩下两天时间，博士生们这才开始邀请参加会议并且要在会上发言的专家、学者。他们那儿，早有方教授开列的一串名单，无非是省社科联的主席、副主席及秘书长，《理论前沿》的几个主编、副主编、责任编辑，N大学哲学系的几个资深教授，另外也请了省委办公厅、政研室、宣传部等几个要害部门的官员。大家知道是方教授、杨副秘书长牵头，又放在希尔顿那样级别的酒店，对此行人情效应与经济效益自然心中有数，于是一律痛快答应。至于到会上发言的几个人，则早就由方教授、杨副秘书长出了题目，博士生们写好初稿，直接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到各人名下，有的甚至直言，稿子不必先看了，开会时拿到文本稿件即可。
  会议请柬也通过方教授送到龚书记秘书手上。日理万机的龚书记事务那样多，自然不可能参加这样一个小型研讨会，可也发下话来：“既然研讨就认真坐下来解决点实际问题，真正为推动文化大省建设做点实事。”
  龚书记这句话虽然经过秘书之口转述，已经不是原汁原味，也完全是口语化表述，而在方教授、杨副秘书长们听来，却是了不得的大事。方教授当即指令会场打出横幅，上书“认真探索，求真务实，积极推动文化大省建设”，并要求新闻报道时一定要把龚书记的上述重要批示加进去。
  对于召开这次研讨会，冯开岭在阳城方面原本并不准备声张，这一方面出于其一贯低调的行事风格，另一方面也不想因为太过张扬而刺激了竞争对手们。可是黄一平提醒说：“会议报道见诸报纸电视了，还是会惊动阳城，那样反而会让人感觉我们做得不够阳光。”冯开岭一想也是，就主动邀请了洪书记、丁市长，却采取了模糊战术，并不道出真实前因后果，只说是省社科联等主办方硬要这么做，他自己也是赶鸭子上架、勉为其难。洪、丁二位听说了，心里难免一坛子醋打翻大半，感觉这个冯开岭挺会来事，一篇文章居然做出这么大的道场，嘴上却一个劲恭喜连声。再一追问，知道省里并无领导出场，特别是龚书记那边好象没有什么动静，当下也就全都借故推托了。洪书记还装模作样地吩咐：“一定要代表阳城市委送只花篮，把气氛搞热烈。”丁松也叮嘱：“你老冯的事，就是我们阳城市政府的事，经费什么的全力保证，不准跌我们市府的架子！”
  洪、丁二人不来参加，于冯开岭来说正好求之不得。这个会议原本只是为的新闻舆论上造造势，真开起来并不多么隆重、热烈，万一他们到场一看不过如此，回去说起来岂不笑话！可是，正如黄一平提醒的那样，会议是以自己那篇文章为主题，如果不主动邀请他们，万一将来报纸、电视上看到了，二位肯定会有抵触情绪，说不定又要坏事。如今，请也请了，推托也推托了，彼此也就心照不宣。
  会议举办那天，希尔顿饭店门前拉了大大的横幅——热烈祝贺冯开岭同志作品研讨会隆重举行。大堂里摆了几块标牌、花篮，既有对会议表示祝贺的，也有对来宾表示欢迎的。会议室并不大，只有一百来平米，却是饭店里最豪华的一间，布置得有条有理，颇有模样。主席台上照例彩旗飘扬、鲜花簇拥。总共四十几个与会者，倒有八九个坐在主席台上，完全是按照官方正规程序，主人冯开岭居中，方教授、杨副秘书长及社科联、办公厅、研究室、宣传部的领导分列两边。与会人员每人胸前一朵鲜花，座位前有姓名牌、茶水、水果、湿巾，椅子上有文件袋。为了营造济济一堂、气氛热烈的效果，电视台记者甚至要求所有服务人员、包括驾驶员在内，都要中规中矩坐在那里，把所有座位填满，等电视录像后该做什么再做什么。黄一平一看司机老关根本不像学者模样，灵机一动，赶紧把自己的眼镜摘下来戴到对方眼睛上，事后从电视上看，效果还不错，阳城的熟人既没有认出戴眼镜的老关，也没认出脱了眼镜的黄一平。
  研讨会由杨副秘书长主持。方教授作主旨报告，着重从宏观上论述冯开岭文章的现实与深远历史意义。其余专家、学者则分别依照分工发言。事后众多新闻上的所谓专家讨论热烈，不过是到会发言诸公，依着限定的题目与意思即席发挥一通，或者干脆比着稿子照本宣科。那些专家、学者平时多是这种应景场合的常客，站在发言席上侃侃而谈，有从冯氏文章本身入手，纵论严密结构，横议逻辑关系，甚至还有专人谈其独特语境；也有从龚书记重要指示生发开去，将一篇刚刚写就的文章，与龚书记早些年发表的一系列讲话、文稿相对照，竟然从中发现诸多暗全之处，把个龚书记的马屁拍得风生水起，也将冯开岭文章抬得上了九天。坐在那里的黄一平知道，不少发言者直到开会前一刻才看到冯开岭的文章，有的只是草草翻了一下，等到仓促上台，照样口若悬河吹得天花乱坠。
  哈哈，原来这就是专家！黄一平想。
  黄一平发现，专家、学者发言时，冯市长脸上不时飞起红云，那当然主要是得意、兴奋之色，间或也有让那帮人吹得不好意思的成分。
  至于新闻记者那边，早有博士生们与黄一平共同撰写的通稿，上边既有“按照龚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字样，也有“专家、学者们高瞻远瞩、见微知著，踊跃发表高见”之类的句式，完全符合当下新闻的格式规范。事后播放的电视画面更加奇巧，也不知那些记者采用了何种拍摄或编辑手法，一间原本不大的会议室陡然变得阔大、深邃，空间感觉大了好几倍，包括服务人员在内的区区四十几个与会者，居然产生出摩肩接踵、人潮涌动的奇异效果。
  会议结束，除了中午每人五百元的自助餐，临走时照例人手一只红包，少则千元、多者五六千不等。主办会议的社科联、N大哲学系、《理论前沿》杂志社，又分别有三五万元的主办费，那几个帮忙了好几天的博士生，黄一平也让邝明达每人悄悄塞了二千元。整个研讨会在一片碰杯声中圆满结束。
  研讨会一结束，冯开岭马上就悄悄赶回阳城。第二天，阳城很多人都从省里的报纸、电视、电台里获悉研讨会的事，大家这才知道冯开岭的那篇文章，竟然受到省委龚书记的高度评价，在省理论学术界也引起很大的轰动。市委洪书记从电视、报纸上看了报道，当即给冯开岭打了电话，一是表示祝贺，二是表示遗憾，说：“你个冯开岭，早也没说这个研讨会是按照龚书记指示召开，怎么说主办单位也应该是我们阳城市委嘛。你看看，这下我们多被动呀。”丁松市长在走廊上遇到黄一平，也大声嚷嚷道：“好嘛，场面、规模搞得不小，这个脸露得不错！”冯开岭则赶紧向洪书记做检讨，说：“我也是到了会场才知道怎么回事，完全是被省里牵着鼻子走。”对丁松市长，他则回应道：“不让他们那么搞，非不听，硬是搬出龚书记这尊大菩萨，没办法。”
  冯开岭也知道，如此与洪、丁二位对话不免有些假，可不管怎么说，文章发表及之后这个专题研讨会的效果，还是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在他看来，龚书记由文章进而留意冯开岭这三个字，对于自己底下角逐阳城市长，肯定是加重了法码，提高了保险系数。
  “这一仗打得不错！底下的工作重心是打击张大龙，弱化、孤立秦众。”冯开岭以少有的亲昵，拍了拍黄一平肩膀。
  还有几天就是重阳节，冯开岭突然决定，要到省里跑一跑，看望几个老领导。
  在这之前，国庆节和中秋节刚刚过去，冯市长已经到省里跑过两趟，但只是看望了一些现职领导。对退下来的老同志，按惯例只有临近春节时才拜访。
  丁市长秘书小吉传递过来的信息，也许确有其事，也许只是风起于青萍之末，还可能是对手施放的烟幕或离间之计。可不管怎样，根据年处长传来的确切消息，省里马上就要研究确定考察对象，接着考察组就会进驻阳城，元旦之前肯定会最终决定市长人选，交由春节之后的人代会投票选举。在这期间，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任何变化也都属正常。古人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如果真的让张大龙、秦众他们结成某种同盟，事情就糟了。
  “张大龙在阳城的势力不可轻视，特别是有洪书记这个靠山，是个很有力的竞争对手。秦众在省里有什么背景也难下结论。两股势力一旦搅和到一起，又是背对背的冷枪暗箭，绝对难以防范、不好对付。当务之急，是设法破解张、秦联盟，尤其要集中力量对付威胁最大的张大龙，削弱并稳住秦众。”冯开岭打算先从省里的几个阳城籍老干部那儿下手，以迂回战术对张大龙分而化之。
  “还是你代我出面。这个时候我频频往省里跑，不太合适。”冯开岭对黄一平说。
  “好的，那些老领导家大多数我都熟悉，以前跟您后边跑过，门牌、电话号码当时也都记下了。”黄一平知道，这个任务很光荣，也很艰巨。所谓跑跑，不光是送点礼物，关键还要把话递到，并且该说的必须说到位，起到效果，否则跑了等于白跑，浪费精力和时间不说，也耽误了冯市长的大事。
  冯市长当场开列了一串名单，都是阳城籍在省城退下来的老领导，从省人大副主任、政协副主席到各个部、委、办、厅、局的正副职，累计大约有十来个。
  “这些领导都要跑？”黄一平问。
  “尽量多跑几家吧，不过，这两位老同志是重点！”冯市长把名单仔细看了又看，确认没有遗漏，这才在其中两个名字下边画了一道重重的横扛。
  黄一平一看，一位是省国土厅退下来的印厅长，一位是省农村工作部离休的毛处长。
  对于这两位老领导，黄一平很熟悉。跟冯市长做秘书几年，他每年都要随同到省城跑几次，其中春节之前肯定要专门看望一下这些阳城籍的老干部。通常情况下，冯市长会亲自一家家跑，虽然有时只是蜻蜓点水一坐就走，但那种姿态便代表了重视与尊敬。如果冯市长实在跑不开，就让秘书黄一平代劳，礼物还是那些，话却要多说几句，无非解释冯市长何故不能亲临，平常如何对老前辈们百般记挂，或者当场给冯市长拨个电话，由他亲自与老同志表达。
  “知道为什么重点要跑毛处长和印厅长吗？”冯市长问。
  “印老厅长的情况倒是有些知道，毛老处长这里却不清楚。”黄一平道。
  “看来有必要对你进行一点革命传统教育喽。”冯市长呵呵一笑。
  黄一平当然希望掌握多一些背景资料，以便到时候懂得怎么说话，如何拿捏分寸。
  “别看这个毛处长离休前只是省委农村工作部的一个处长，却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与市委洪书记关系更是非同一般！”冯市长介绍道。
  毛处长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参加革命的一位老八路。他老家在安徽芜湖，高小毕业后跟随一位同乡出来参军，历经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并随解放大军接管阳城。解放后，毛处长由于年纪太轻，被组织上送到省农学院继续读书，成为五十年代那批土八路中的知识分子。此后，他长期在省委农村工作部门工作，以常年深入基层、熟悉农村、精通农业而著称。他的足迹遍布全省乡村，阳城郊区更是他来得最多的地方。那时候，不论多大机关、多高级别下来的干部，但凡到了农村都不兴住宿宾馆、招待所，而是一律吃住在农家。毛处长来阳城郊区，最喜欢住宿洪书记家，因为洪书记父亲是当地的种田能手，母亲是妇女队长，家庭出身好，家里收拾得也很干净。一来二去，毛处长就与洪书记父母结下深厚友情。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文革”风起，既是保皇派又是走资派的毛处长在省里遭到批斗，就主动要求下放到阳城郊区，还是在洪书记老家那个生产大队。为避免连累洪家，他自己出资建了房子单独居住。对于落难了的毛处长，当地农民仍然一如既往亲切友好，洪书记一家更是热情关照，衣食住行、烧洗买汰全部帮助料理到位。其时，洪书记兄妹几个正在读书，学校里开门办学、教育闹革命、白卷英雄之类闹得不亦乐乎。毛处长依仗在洪家说一不二的威信，要求洪家几个子女不要随波逐流荒废了学业，有空时他还亲自帮助补课辅导。这期间，毛处长又与洪家子女结成忘年之交。
  等到七十年代末“文革”结束，毛处长官复原职，还回到省委农工部任处长。同时，为了尽快恢复被破坏的农业生产，他还主动要求再在阳城郊区蹲点一段时间，并挂职郊区区委副书记。这时，洪书记刚好从阳城农校中专毕业。毛处长对洪家子弟熟悉，又感恩于对洪家患难之中给予的关照，就把洪书记带在手边精心调教，不久之后让他担任村支书、公社农技站长，及至后来当上乡党委副书记，一步步正式走上政坛。
  说过这段大概经历，回过头来再说毛处长其人。这位从小参加革命的老人，由于有进入农学院系统学习的经历，后来又长期深入农村基层，成为全省有名的农业专家，特别是在治理高沙土、经营水利、沿江农作物布局等方面独有造诣。在上世纪，我国还是传统农业占据主导地位，十多亿人吃饭乃是第一要务。即使像经济比较发达的本省，乡镇工业虽然已经是如火如荼，可农业在整个经济中依然首当其冲。因此，像毛处长这样的农业专家，按说早应该提拔到某个地市或厅局担任更高层级领导，不想，正是缘于其在专业领域的独特声望，却被省里宝贝般一直“珍藏”在农工部，直到离休也才享受到地厅级待遇。不过，也因为此，他在省领导面前颇有发言权，其威望绝不亚于某些位高权重的厅局长。尤其下到各个地市，更是深受基层党政负责人的尊敬。洪书记之后一路从乡、县到市，进步速度颇快，就与他的力荐有很大关系。
  冯开岭这一介绍，黄一平恍然大悟，难怪这么多年冯市长一直对这个毛处长敬重有加，原来内有玄机。
  “既然毛处长与洪书记关系特殊，那么他与张大龙私交如何？”黄一平问。
  “毛处长与张大龙没有什么交情，据说印象也不是太好，主要是张在省城阳城籍老人那里总体口碑不佳。”冯市长说。
  “哦，那就好。”黄一平不禁松了一口气。
  “到毛处长跟前，知道话怎么说吗？”冯市长问。
  “知道了。”黄一平嘴上这么答，心里却也不是十分把握，就当场将说词演示一遍，特别对可能出现的几种情况做了预案。冯市长听了，表示满意。
  “这次给毛处长带点什么东西呢？”黄一平问。
  “这个我已经准备好了，你直接找邝明达拿。至于印厅长那儿，你熟悉他的情况，一切由你具体操办，所需费用也找邝明达报销。”冯市长说。
  黄一平点点头，表示领会。
  “记住，凡事点到为止，过犹不及。老同志们身经百战，见识过的大场面多，千别把戏演过了。还有，在省里不要张扬，遇到熟人尽量躲开。”冯市长再三叮嘱。
  冯市长的这一番推心置腹之语，让黄一平感动不已。他想，官做到冯市长这种级别，有时也很难，表面看起来风光无限，身边奉承迎合者不少，可到了关键时刻，真正能说点心里话的人却很少，说到底还是高处不胜寒哪。
  如此说来，黄一平此次省城送礼之行，责任相当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