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生》之后，林纾又作《妖梦》。这篇小说记述郑思康梦游阴曹地府的经历，说阴曹地府里有一所白话学堂，学堂门外有楹联一副：白话通神，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是什么东西。
  学堂里还有一间“毙孔堂”，堂前也有一副楹联：禽兽真自由，要这伦常何用？仁义太坏事，须从根本打消。
  学堂内有三个“鬼中之杰出者”：校长叫“元绪”显然影射蔡元培；教务长叫“田恒”，显然影射陈独秀；副教务长叫“秦二世”，显然影射胡适之。对于这“鬼中三杰”，作者林纾痛恨无比，骂得粗俗刻薄无聊。小说结尾处，作者让阴曹地府中的“阿修罗王”出场，将白话学堂中的这些“无五伦之禽兽”通通吃掉，化之为粪。这显然是一种非常拙劣的影射和比附，有失读书人、写书人风骨与人格。
  恰好这个时候，赵体孟希望出版明遗民刘应秋的作品，请求蔡元培帮助介绍梁启超、章太炎、严复、林纾等学术大家写个字或题个辞。蔡元培对这些文化项目从来格外热心有求必应，他分别给这几位写了信。
  收到蔡元培真挚、尊敬的来信，林纾很为感动。他们原本就是熟人，只是多年来不曾联系。现在自己写了一篇涉嫌攻击蔡元培的小说，此时此地林纾无论如何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他一方面嘱人将还没有发表的第二篇小说《妖梦》追回不再发表，另一方面借回信之机直抒心胸，坦言自己对新文化的看法，直率表达对蔡元培的不满意。
  五四新思潮中确实有许多不恰当的言论，这些言论也多少都与北大有关，因此林纾对蔡元培作为北大校长的不作为非常不满，他认为，“大凡为士林表率，须圆通广大，据中而立，方能率由无弊”。据此反观蔡校长的言论，在他看来，确是辜负了全国父老之重托。
  林纾在1919年3月18日北京的《公言报》上发表致蔡元培公开信,就是当时有名的《致蔡鹤卿书》。林书主要向蔡提出两点责难.其一是蔡氏所掌北京大学教学内容有"覆孔孟,铲伦常";其二是尽废古书,用方言。
  林纾说得不好听，但蔡元培并不以为是恶意，因为冷静想想，蔡元培似乎也承认新文化运动也不是没有问题。但是，据说，真正让蔡元培生气的是张厚载。
  张厚载是北大在校生，却在这个时候给蔡校长发来一封很不客气的信。信中说了两层意思，第一，他告诉蔡校长，《新申报》所载林琴南先生的小说，是从我这里转寄的。现在还有一篇攻击陈独秀、胡适之两先生的小说，并有牵涉蔡校长的地方。这份稿子寄出后，林纾先生来函请求撤回，理由是蔡校长请他为刘应秋文集作序。现在比较为难的是，这篇稿子已寄往上海，殊难中止。倘有因此渎犯了蔡校长，务乞大度包容，不要怪罪林先生。第二，张厚载以为林纾致蔡校长的那封信肯定是新文化运动思想史“最有趣味”的材料，他希望蔡校长能对林纾的这封信有个正面的回应。张厚载之所以这样说，大约与其身份有关，因为他不仅是北大在校生，而且还兼任《神州日报》记者。
  张厚载之前与北大新派教授胡适、钱玄同、刘半农，以及新派学生傅斯年等有过节，他们一起争论过旧戏的得失，张厚载不知妥协，让这些新派教授很不高兴。这大约也影响了张厚载在蔡校长那里的印象。
  张厚载还是林纾在五城中学堂时的学生。张厚载与新文化主流有分歧，自然又容易与林纾建立情谊。或者说，正因为他们之间有着这样的情谊与交往，方才使张厚载在理念上与新文化主流过不去。但是不管怎么说，他向蔡校长解释林纾的第二篇小说追不回来或许是事实，他请求蔡校长就林纾的来信表达意见，说起来应该也没什么大错。
  但是，把北大的名声看得比什么都重的蔡元培，接到张厚载的这封信后火气却特别大。
  他在回复张厚载的信中说，作为北大学生，明知林纾先生的小说是刻意攻击本校教员，是丑闻，继续承担转交使命，令人难以理解。与林纾先生有师生之谊，固然宜爱林君；但毕竟也是北大学生，更宜爱护本校。林纾先生作此等小说，意在毁坏北大名誉，“而你竟徇林君之意而发布之，那么你对母校爱护之心，安乎，否乎”？蔡元培还表示，自己平生从来不喜欢“作谩骂语、轻薄语，以为受者无伤，而施者实为失德”。林纾先生骂我，我将“哀矜之不暇”，只是替他难过，哪里还有什么遗憾不理解呢？要说我有什么不理解的话，还是你张厚载先生如此爱护“本师”林纾先生，“安乎，否乎？究竟是爱林君，还是害林君呢”？
  在复张厚载信的同时，蔡元培也给林纾写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即《答林君琴南函》，同样发表在《公言报》上。在这封信中，蔡元培就林纾对北大，对陈独秀，对胡适等人的攻击或批评略有辩解。
  就事实而言，蔡元培分三点解释辩白北大并没有林纾所说的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这三件事情。借此机会，蔡元培公开重申自己办大学的两点主张：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二、对于教员，以学术水平造诣为主。教员在学校的讲授，以无背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界限。其在校外言论、行动，悉听自由，学校从不过问，当然也就不能代其负责。
  蔡元培强调，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就没有办法办下去。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即便如您老琴南公，亦曾译有《茶花女》、《迦茵小传》、《红礁画桨录》等小说，亦曾在各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假使有人批评您老以此等小说体裁讲文学，以狎妓、奸通、争有妇之夫讲伦理学，难道不觉得好笑吗？然则革新一派，即或偶有过激之论，但只要与学校课程没有多大关系，何必强以其责任尽归之于学校呢”？
  蔡元培的解释或许有道理，但在林纾看来，他并不是指责蔡元培对北大管理不力，而是期望他利用与那些年轻激进分子特殊关系，对这些文化激进主义者稍作提醒，不要让他们毫无顾忌鼓吹过激之论，对传统，对文学，尽量持一种适度保守的态度。
  林纾似乎清醒地知道，他与胡适、陈独秀这些年轻人发生冲突，对自己并没有多少好处，肯定会招致一些人的攻击谩骂，但因为事关大是大非，他也不好放弃自己的原则听之任之。林纾决心与新文化的倡导者们周旋到底。
  然而林纾为道义献身的想法并不被新知识分子圈所认同，当他的《荆生》、《妖梦》及致蔡元培公开信发表后，立即引起新知识分子圈集体反对。李大钊正告那些顽旧鬼祟，抱着腐败思想的人应该本着所信道理，光明磊落地出来同新派思想家辩驳、讨论。
  鲁迅也抓住林纾自称“清室举人”却又在“中华民国”维护纲常名教的矛盾性格大加嘲讽，敬告林纾既然不是敝中华民国的人，以后就不要再干涉敝国事情了罢。
  与此同时，《每周评论》第12号全文转载林纾这篇影射小说《荆生》。下一期即第13号组织文章对《荆生》逐段点评，并摘录北京、上海、四川等地数十家报章杂志谴责林纾这篇影射小说的文章，以《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为题，作为“特别附录”发表。
  林纾（1852年11月8日—1924年10月9日），中国近代文学家，字琴南，号畏庐，别署冷红生，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
  林纾自幼嗜书如命，五岁时在私塾当一名旁听生，受塾师薛则柯的影响，深爱中国传统文学，从此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但由于家境贫寒、且遇乱世，他不得不为生计终日奔波。闲时他也不忘苦读诗书，13岁至20岁期间校阅残烂古籍不下两千余卷。
  光绪八年（1882年）中举人，官教论，考进士不中。二十六年（1900年），在北京任五城中学国文教员。所作古文，为桐城派大师吴汝纶所推重，名益著，于是任北京大学讲席。
  辛亥革命后，入北洋军人徐树铮所办正志学校教学，推重桐城派古文。
  这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不懂外语却和人合作翻译了大量的译作。
  林纾翻译小说始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与精通法文的王寿昌合译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二十五年一月在福州由畏庐刊行。这是中国介绍西洋小说的第一部，为国人见所未见，一时风行全国，备受赞扬。接着他受商务印书馆的邀请专译欧美小说，先后共译作品180 余种。介绍有美国、英国、法国、俄国、希腊、德国、日本、比利时、瑞士、挪威、西班牙的作品。单行本主要由商务印书馆刊行，未出单行本的多在《小说月报》《小说世界》上刊载。跟林合译美英作品者有魏易、曾宗巩、陈家麟、毛文钟等，合译法国作品者有王寿昌、王庆通、王庆骥、李世中等。
  林纾译得最多的是英国哈葛德，有《迦因小传》、《鬼山狼侠传》等20种；其次为英国柯南道尔，有《歇洛克奇案开场》等7种。林译小说属于世界名作家和世界名著的，有俄国托尔斯泰的《现身说法》等6种，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等5种，大仲马《玉楼花劫》等2种，英国狄更斯的《贼史》等5种，莎士比亚的《凯撒遗事》等4种，司各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3种，美国欧文的《拊掌录》等3种，希腊伊索的《伊索寓言》，挪威易卜生的《梅孽》，瑞士威斯的《□巢记》，西班牙塞万提斯的《魔侠传》，英国笛福的《鲁滨孙飘流记》，菲尔丁的《洞冥记》，斯威夫特的《海外轩渠录》，斯蒂文森的《新天方夜谭》，里德的《吟边燕语》，安东尼•霍普的《西奴林娜小传》，美国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法国巴尔扎克的《哀吹录》，雨果的《双雄义死录》，日本德富健次郎的《不如归》。
  林纾不懂外文，选择原本之权全操于口译者之手，因而也产生了一些疵误，如把名著改编或删节的儿童读物当作名著原作，把莎士比亚和易卜生的剧本译成小说，把易卜生的国籍误成德国等。即使这样，林纾仍然译了40余种世界名著，这在中国，不曾有过第二个。
  特别是他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曾让洛阳“一时纸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