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月8日，美国总统威尔逊抛出14条建议，让中国人第一次开始相信并且期待所谓的“世界公理”。一战后，巴黎和会成了国人寄予民族地位转折的希望。
  1918年11月14日，为纪念一战协约国胜利，北京的学校组织了盛大的集会游行。
  11月15、16日，北大校长蔡元培带领胡适、陈独秀等北大学者到天安门广场举行对广大群众的讲演大会。
  蔡元培15日发表《黑暗与光明的消长》演说，16日又发表《劳工神圣》的演说。
  在《黑暗与光明的消长》讲演中，蔡元培提出了四组主义的消长关系：黑暗的强权论消灭和光明的互助论发展、阴谋派的消灭和正义派的发展、武断主义的消灭和平民主义的发展、黑暗的种族偏见消灭和大同主义发展。
  蔡元培认为，一战的发生是由以德国为代表的阴谋派、武断主义、种族主义的竞争和掠夺引起的，一战德国的失败也是这些主义的失败，是协约国正义派、平民主义和大同主义的胜利。在哲学意义上，一战协约国的胜利证明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进化论战胜了达尔文的竞争进化论。此后，对抗竞争的强权论会被人们所抛弃，而互助论会被人们所接受。
  蔡元培《劳工神圣》的演说全文如下；
  “诸君！
  “这次世界大战争，协商国竟得最后胜利，可以消灭种种黑暗的主义，发展种种光明的主义。我昨日曾经说过，可见此次战争的价值了。但是我们四万万同胞，直接加入的，除了在法国的十五万华工，还有什么人？这不算怪事！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
  “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
  “我们不要羡慕那凭借遗产的纨绔儿！不要羡慕那卖国营私的官吏！不要羡慕那克扣军饷的军官！不要羡慕那操纵票价的商人！不要羡慕那领干脩的顾问咨议！不要羡慕那出售选举票的议员！他们虽然奢侈点，但是良心上不及我们的平安多了。我们要认清我们的价值。劳工神圣！”
  蔡元培发表的《劳工神圣》讲演，推动了“四民皆工”观念的形成，也给1919年的“五四”运动提出了一个新的思想文化议题，即“劳动”观念的认识和实践问题。
  在“五四”运动时期，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广泛传扬劳动与劳工的重要价值，并身体力行去实践。人人都要劳动，不劳动是可耻的。“五四”青年学生在各地广泛开展的“工读互助”，用这种劳动与读书结合的集体生活试验，践行了这种主张。
  “五四”时期，劳动问题不只是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还是伦理问题和道德问题。
  这个时候的蔡元培，明显开始涉足政治了。而自民国建立以后，对于国内的政策争端，他都是倾向于和平解决的。
  由于欧战结束，国内和平呼声越发强烈，旨在终止南北分立的和平期成会、全国和平联合会、国民制宪倡导会等相继成立，蔡元培参与了上述团体的活动。
  1918年11月18日.他曾致函中.山先生，婉劝其能够赞同南北和平，“提携同志，共同营造民主政治的基础”。提出“倘于实业、教育两方面确著成效，必足以博社会之信用，而立民治之基础，较之于议院占若干席，于国务院占若干员者，其成效当远胜也”。
  此后不久，他又与熊希龄，以和平期成会负责人的名义，致函中山先生，恳请其“大力匡勷”。
  中.山先生曾于12月4日复函蔡元培，表示，争取和平，应该是有法律保障的和平，“敷衍苟且，只会暂安久乱；欧战之后，公昌大理，要实现真正的共和政治，决非少数暴戾军阀所能做到”，因此要坚持“贯彻初衷，以竟护法之全功，而期法制之实现”。
  得知了中山先生的态度后，蔡元培很是失望，知道自己无法说服对方，也只能作罢。
  在此期间，蔡元培与教育界人士，发起了“退款兴学”运动，促使西方列强退还庚子赔款，用以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业。
  12中旬，他与陈独秀、夏元瑮、黄炎培、沈恩孚、王兼善等人联名提出《请各国退还庚款供推广教育意见书》，吁请各界借助欧战结束后有利的国际环境，敦促各国将“将此后每年赔款，悉数退还吾国，专为振兴教育之用度”。
  提出“促成此事之方法”是，上书行政当局，请其赞助，致函各国贤达人士，求得支持，发动国内外舆论，造成声势等等。
  年底，梁启超、叶恭绰等赴欧洲考察，并旁听巴黎和平会议。蔡元培特意拜托他们，请其向各国宣传退款兴学的主张，以扩大影响。
  翌年4月，他有函致在法国的李石曾：“运动赔款退还一事，已由北京及上海各教育机关推定先生及陶孟和、郭秉文二君在欧办理；郭、陶已到美洲，不久赴欧。对于英语各国，以郭为代表，对于法语诸国，则当请先生为代表。”
  其后，李、郭等人开始在英法等朝野，开始进行退还庚歀的游说。
  在蔡元培的主导下，退款兴学运动不断推进。到1921年，北京政.府因参战缓付庚歀五年期限已满，该运动被推向了高.潮。此后，有关的交涉持续进行，直到三十年代方告结束。
  退款兴学运动是有成效的。
  前面提到过，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合决议，“免除”美国所得赔款的大部分，从1909年起至1940年，逐年按月“退还”中国，作为中国设立留学预备学校和选派学生赴美留学等方面之之用，算是开了庚款兴学之先例。
  在退款兴学运动的推动下，1924年，美国又将全部赔款“退还”，指定用于中国教育文化事业。
  同年，苏俄自动放弃赔款，与中国政.府议定，该项赔款等清政府偿还所担保的各种优先债务后，其它完全拨作中国教育款项。
  在此前后，英、法、比、荷四国也相继与中国政府签订协议，“退还”赔款，设立机构，管理使用。除用于铁道、交通、水利、实业等各项建设事业外，以其息金办理文教事业。综合各国“退还”庚子赔款，用于教育文化事业的主要是设置学校、研究所，选派留学生，补助国内学校和教育文化团体，聘请外国学者来华讲学以及交换出版物等文化交流。
  退款兴学运动对国家和民族，是功德无量的事情。在整个的过程中，蔡元培作为这场运动的核心人物，一直在精心擘画，多方奔走，可谓功不可没。当然这为后话。
  这一时期，发生了对学界有很大影响的，蔡元培和林纾的论争。
  引发这场论争的始作俑者是《新青年》演“双簧戏”。《新青年》初期反响不大，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1918年3月，《新青年》第4卷第3号以《文学革命之反响》为总题，发表新旧文学论战的两封信。
  一封是王敬轩写给《新青年》编者，诬蔑和攻击文学革命的来信，一封是《新青年》记者刘半农写的万余言的《答王敬轩》，逐段批驳王的来信。
  后者列举大量无知陋说的可笑事例，出尽王敬轩所代表的守旧派的洋相。实际上并无王敬轩其人。那封来信是《新青年》编辑部汇集了反对新文化运动的许多谬说，由编者钱玄同执笔编写化名王敬轩发表的。
  通过这两封信针锋相对的辩驳，充分暴露守旧派“不学无术，顽固胡闹”的丑恶面目，有力证明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必要性。这出“双簧戏”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推动了对文学革命问题的讨论。
  在这场“双簧戏”中，王敬轩影射旧派文人代表林纾。林纾号畏庐，敬对畏，轩对庐，王指清室，讽刺林纾是遗老。
  林纾早就对陈独秀和胡适很反感，于是便有了他在《新申报》上发表影射小说——《荆生》。
  这部小说描写“皖人田其美”、“浙人金心异”和“新归自美洲”的“狄莫”三人同游陶然亭，三人力主去孔子、灭伦常、废文字以行白话，终于激怒了陶然亭西厢“伟丈夫”荆生。荆生破壁而入，出手痛打，田其美、金心异、狄莫三人抱头鼠窜，狼狈而逃。
  很显然，皖人田其美指陈独秀，田、陈一家，这是中国史常识，美与秀对举。浙人金心异指钱玄同，钱为金，同对异。新归自美洲的狄莫指新近留学归来的胡适，胡对狄，都是中原汉人对周边族群的蔑称。至于伟丈夫荆生，或以为是徐树铮，或以为是作者本人，或以为是林纾心目中卫道英雄。
  《荆生》的发表使林纾出了一口“鸟气”，因为陈独秀、胡适及钱玄同等人太不拿他林纾当回事了。从新文学谱系看，林纾早在戊戌年间就提倡新文学，并实践新文学，用白话文作文办报，然而在胡适、陈独秀等人的新文学叙事中，林纾不仅不入流，反而成了新文学的反对者。
  按照林纾的解释，他之所以把陈独秀等化为新文学的反对者，就因为他对陈独秀新文学的绝对主义提了一点不同意见，只是强调提倡新文学并不意味着古文必须废。就这么一点不同意见就被新文学主义者反复调侃，最不能让他容忍的是钱玄同、刘半农那封令人作呕的“双簧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