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学在应用的程序中，既有些学派加入了不少刀剑符咒的硬性方法，从而淡化了其灵活变通的真正意义。
  其实那些高明学派的风水是能够不着痕迹，尽得风流的，对于易理的运用更是可以得其意而忘其形，通过方位的挪移、植物的摆设、颜色的选择、家具的布局达到因地制宜、依形就势、扬长避短的效果，从而形成其独特的居住的智慧与艺术。
  古老的风水文化催生出神秘的《周易》之花，反过来
  “易学”自身的发展，又在理论上不断地向它赖以萌芽的根茎输送补液。
  整个战国秦汉时代，大体就是风水文化逐渐超越实证的择居经验，而开始从多方面汲取
  “理论”和
  “方法”的过程，记录这过程的主要文献就是《周易》诞生以后，才陆续问世的各种解释与发挥，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易传》十篇。
  首先是
  “河图”与
  “洛书”的出现，开辟了将
  “易理”贯通于风水观念的渠道。其次是
  “阴阳”与
  “五行”学说被纳入八卦体系。它们分别从数字结构、生化原理等不同角度，推动着风水文化经过
  “易学”的调理，构筑风水文化的
  “理伦体系”。正宗的道家风水就是以《周易》的宇宙观为指导思想的一种择居观念及相应的操作，并由此衍生出广泛的文化现象。
  这个宇宙观的核心构造，就是道家所说的
  “天人同源”。又因为天地万物和人类都出自同一根源（阴阳五行之气的运行变化），所以整个自然界既是人类的外在（生态环境），也是人的内在（同类相感）。
  因此，风水的精髓又可以用
  “天人感应”来概括，就是通过对居处环境的选择来窥测顺应与利用阴阳五行之气的演绎规律，百般谋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从而实现避祸求福，与天地同在的追求。
  这样，道家风水的运用和目的就可以归纳为
  “贯通天人”与
  “天人合一”。根据周易的后天八卦原理，可将住宅坐向不同分成东西四宅，其中震宅、巽宅、离宅、坎宅是东四宅；坤宅、兑宅、乾宅、艮宅是西四宅。
  同时也根据人出生年月、生肖与性别的不同将人分成八种命卦，分别是震命、巽命、离命、坎命、坤命、兑命、乾命、艮命。
  命卦属震、属巽、属离、属坎的人，最适合他们的居所是东四宅；而命卦属坤、属兑、属乾、属艮的人最适合他们居所是西四宅。
  大门坐向是按大门所向的方位而定，我们站在屋内面向大门，则所面向的方位是
  “向”，而与
  “向”相对的方位便是
  “坐”。《周易》认为，一切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相互消长，对立统一，构成了和谐的世界。
  没有阴阳二者的调和，宇宙间一切事物就会失去平衡。故相地、选址也正是寻求阴阳二者对立与统一，找到恰当的结合点。
  《易经》中的五行相生相克思想，就是风水文化的一个核心部分。古代风水十分善于利用五行说的道理来进行设计和布局，讲究阴阳调和。
  《周易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又云：“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老子认为阴阳兼顾乃人与自然和谐之道：“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一理论对于宅居基址之选择影响至巨。
  他们认为宅居环境犹如人体，有首、有臂，两臂围合方称安全，而环境安全则需要背靠青山，青山环绕，又有金、木、水、火、土五形之物。
  山应高大，居中为玄武，左侧应有青龙山辅佐，右侧有白虎山挡风，南有朱雀山为屏应，前有河水流过，方为理想的
  “风水宝地”，也就是传统的
  “枕山、环水、面屏”空间模式。《堪舆泄秘》云：“凡到一乡之中，先看水城归哪一边，水抱边可寻地，水反边不可下。”这是说村落选址应在河流的凹岸处而不应在凸岸边，主要是水流惯性冲刷力使凹岸边增地而使凸岸边损地之故。
  从这一理论出发，古代大多宅居基址空间皆有
  “马蹄形”的自然围合特征，如此甚便于躲避西北风和接纳阳光，有利于生存和健康。
  此外，古人在普遍认同《易经》
  “天人感应”等思想的同时，为了能更好地驱害避邪，祈福纳祥，还广泛采用寓意和暗示手法，演成中华民族特有的民俗文化。
  这更多地表现在民居的装饰上，而且不分南北东西。如北京四合院的装修、雕饰、彩绘就处处体现着民俗民风和传统文化。
  如以蝙蝠、寿字组成的图案，寓意
  “福寿双全”，嵌于门管、门头上的吉祥词句，附在檐柱上的抱柱楹联，更是风雅备至，无不与祈祷吉祥、富裕、和谐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