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连行”生活杂忆
  在二战胜利50周年之际，在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欢庆和反思声中，从东瀛三岛也传来点嗡嗡叫的不协音：日本军阀发动的那场战争是对亚洲国家和人民的“解放”！使人怀疑这几位先生是没受过扫盲教育还是心理反常。在日文的汉字中，也是把侵入他人国土、奸淫烧杀、掳他人作奴隶等行为叫做“惨无人道”，发动这种战争叫做“侵略行为’’的。
  这几位先生应当是参加过那场战争的，也该记得在中国进行的那场“狩兔之战”，也就是遵照东条英机内阁决议，在农村全副武装的侵华日军抓掳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民，或以招工名言骗押中国人民，强行装进货船，运往日本，从事奴隶劳动。
  我是1944年被招工者押往青岛，并与“矾土面岩”一块装进货舱运往日本的。那个船很小，只有3000吨。前后两个货舱，盖严了舱盖，留下个只能通过一个人出入的孔道，从这里竟装进去近300名华工。人挤在矿石堆上，不仅不能躺卧，就是坐着也伸不开腿。从青岛到门司，要航行10来天，每人只在上船时给背上一壶淡水，不够半天饮用。一天两顿发霉的混合面窝头是用海水合面做的，无法下咽。对马海峡附近风急浪大，不少人上吐下泻。而船上的厕所，只供他们日本人使用，300多名华工只用一只悬在船体外被海浪冲激着的破木箱。华工中老人和孩子要爬过那齐胸高的船舷非常困难。人们连晕船带生病，早已衰弱不堪，爬过去抓不稳也会落水而死，有人泻肚便在裤子里，日本人说是得了“虎列拉”，活着就被扔进海里。
  拥挤、颠簸、悲痛、无人能够入睡。舱内没日本人看守，挨着的人就悄悄谈话。从谈话中听到，这三百多不幸的人中五行八作、工农商学兵，什么人都有。每个人都经历番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剧。
  一个泰安吐丝口附近的农民对我说，他是带着老婆和6岁的孩子去丈人家时，半路踫到一队日本鬼子在前边公路上行进，一家三口吓得赶紧钻进高粱地躲藏。日本鬼子眼快，发现了他们，就有三个端着枪追了过来，一边鸣枪一边喊：“出来出来，不投降死了死了有！”他们想自己是老百姓，出来说几句好话也许就放了，他抱着孩子，妻子提着包袱就钻了出来。刚一露头，过来个日本鬼子兵把孩子从他手猛地拉开，扭转他的双臂，另一个鬼子兵就用绳子把他捆绑起来。他妻子吓得跪下求饶：“太君，我们是老百姓……”一边说一边把手中包袱打开举给他们看。日本兵骂了声：“昆你牙路！”用刺刀挑起包袱往空中一扬，衣眼、鞋，还有一叠刚摊好的煎饼，全散在空中，落在地下，鬼子兵哈哈笑着推他就走了。孩子不顾一切追上去拉住了他的裤腿，鬼子兵回身一脚，用大皮靴把孩子踢出丈多远，连推带拉把他押上了公路。他听到背后哭叫声，回头看看，只见孩子呆呆地愣在路边，妻子疯子似顺他走过的路一边爬一边叫：“俺跟你们无冤无仇啊，抓走他毁了俺一家人哪！老天爷你开开眼，你开眼吧……”
  我身旁蜷伏着50多岁的老人，是济南邮局的邮差，在执勤送信时碰到戒严，日本军人把他的车子和车上的信往路上一扔，就把他抓住押上卡车送到了集中营。他抽泣着对我说：“你还小，将来还有回国的机会。将来你回国给我家送个信，告诉他们我死在日本了，叫孩子记住这笔仇！唉，我给人送了一辈子信，没想到临死却无法给自己家里报个信！”
  东条内阁的决议，字面上规定只要40岁以下的人作劳工，实际在“猎取”时不分老幼，见到男人就一律抓走。一个叫大木仲治的日本士兵后来回忆说，他们在山“狩猎”时，接到的命令就是：“见到中国男人，一个不留，全部抓走！”所以被“强制连行”押往日本的华工既有80岁以上老人，也有十一二岁的孩子。我当时13岁，已经不算最小的了。日本侵略者究竟抓过多少劳工，无法作精确统计。“狩兔之战”一直进行到1945年春才停止。根据极不可靠的文字资料，4年内被运往日本的中国劳工有38439人，死在日本有7000多人。这里不包括被抓后还没等到上船就折磨死的2800多名和上了船没等到达工作地点死去的人，更不包括送到中国东北去的劳工。被送到伪满的劳工，命运同样悲惨。例如，1944年被押往大兴安岭修工事的五千多华工，工事修完后，全部被日本军队枪杀，无一幸存！
  那些昨天发动“狩兔之战”，今天又把它称作“解放亚洲人的战争”的先生们，对他们曾经怎样对待抓到的华工，是心里有数的。
  前边说的那个老邮差，上船前被关在济南“新华院”集中营，出发前有个难友知道要被送往日本，冒险逃跑，被日本人抓回来后，衣服脱光，绑在操场一棵树上。命令全体华工集合，叫大家看着他们怎样用刺刀把这人刺得体无完肤，然后喊狼狗把他撕碎！
  在船上的情形我已经简略谈到了，下了船以后怎样呢？
  船没进门司港，就先上来两名警察，不由分说就把一个在船上曾经偷过日本人生菜吃，并不肯听日本人命令在甲板上下跪的人戴上手铐抓走了。与此同时押解我们的日本人把他们带来的几坛汾酒，两袋面粉给警察送到了汽艇上，然后船才开进门司港，一直开到门司、下关之间一个孤岛上，全身扒光，像屠宰场赶畜类一样被赶进消毒室消毒，同时把华工的衣物全部收去检查。
  华工们消毒出来，赤身裸体蹲在草地上，就来了各产业部门的接受人员，押运的日本人陪着他们走到华工面前，叫大家立正站好，拿着名册点名，被点到的人走出队来，凑够一组时，领取消过毒的衣服穿上，由各产业接受人员再押着登上小木船，分头运往不同劳动地点。
  到了劳动地点华工们又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我想抄一下“昭和十九年(1944年)”釜石警察署所作的规定，人们就会从中想像个大概。
  设置：
  1．必须在“华人劳动者”宿舍墙外七尺处设铁丝刺网，刺网出人口用绕了铁丝刺网的木栅栏挡；
  2．院墙出人口也必须用加了铁丝刺网的木栅门；
  3.也可以木板墙与铁丝刺网两道并用；
  4．每个华工的衣服上必须用墨写上番号；
  5．在作业场所必须建立可以监视的哨所；
  管理：
  1．看守人必须经常巡回宿舍内外；
  2．到劳动场所时必须由监守人员押送，劳动期间监守人员也要不断巡视；
  最后还有“其他”，如：
  华人劳动者绝不允许持有现金；
  华人劳动者任何时候都必须穿写明番号的衣服；
  华人劳动者绝不允许带有火柴、火药等危险物品；
  严禁华人劳动者与外部华人、朝鲜人、一般日本人(不论男女)接触；
  严禁华人劳动者单独外出，不准其在宿舍外单独活动；
  必须将华人劳动者的照片、名册分送给邻近各县警察署，共同监视；
  规定很长，我想只要看看上边这一点也就够了，试想一下在这样的严密监管下，华工过的还算人的生活吗？
  这还只是“生活管理”的部分，进了厂矿、作业部门还有一套劳动管理条例。工作时间是每班12小时，早上5点钟就要进厂，先集合在操场上和日本人一起作“东方遥拜”，背“社训”，听宣读“天皇诏书”，作早操。6点钟开始干活一直干到下午6时，中饭都只能在工作间隙吃。每逢月末，都要干几个“彻夜”，就是今天早6时上班，明天早6时下班，连续劳动24小时。休息12小时后，晚上6时再上班，一直要干到后天晚上再下班。干什么活呢？当时日本厂矿已经有40％的体力劳动都由“女子勤劳报国队”、“学生勤劳奉仕队”和各种女工担任，连推“轱辘马”的都是穿着破衣烂衫的年轻女性。给华工干的当然是最繁重、最危险和有害的工作。我年小体弱，承担不起搬运之类的重活，就干危险和有害的活。如在料池中清理“重曹”，碱性极强，不发手套，给的那双胶靴连底都掉了的。一天下来手脚全部烧破出血，第二天裹上点水泥纸袋上撕下的烂纸照常劳动。在碳酸镁间干活时，叫我守着皮带运输机整理湿料，我个子小够不着机器，只能脚下垫个破木箱，冬天也要裸着双臂，就这样碳麻粉尘也无孔不入沾满身体，夜里浑身痛痒难以入睡。最可怕的是到“苛性曹达”车间，“苛性曹达”就是火硷，连在这样的地方干活，日本人都不发合格的劳保用品，干几天活就弄得体无完肤。
  如此沉重的体力劳动，每顿饭只给一小碗饭两块咸菜一碗菜汤，绝看不见点油星。饭也不全是用粮食做的。起先饭中掺1/3白薯，随后掺一半萝卜，再往后掺大部萝卜叶。华工饿得受不了，逼得在劳动空暇到海边捡海草，从船上扔下的桔子皮，拔野菜充饥。日本监管人认为这违犯了“擅离职守”和“单独行动”两条纪律，发现后就狠狠惩罚。我有次到海边捡了点海草吃，被工头发现后打了一顿后又报告给华工管理人员，下班后全组人都为我挨了几个耳光外，还罚掉我的晚饭，并且命令我：“饭不许吃，可是晚饭祷词要跟大家一块念！”日本人规定华工吃饭前要面对饭碗背一遍祈祷词，闭上眼默祷三分钟才可以动筷！
  被法西斯思想毒化了的少数日本人，不把中国人当人待，视华工生命如草芥，常常为一点芝麻小事，甚至毫无理由的残害华工。秋田县鹿岛组一个老华工，也就像我一样饿得受不住，从地上拔了根草吃，日本人就毒打他、摔他、用烧红的烙铁烫他，华工忍无可忍，奋起反抗，由此就引起了那场吓人听闻的“花岗惨案”！
  日本法西斯分子对华工的思想统治更为残暴。常常在劳动一天之后，睡觉正熟时警铃大作，日本监督拿大棒把华工打起来，叫大家都赤身站在自己铺位前，冲进一批警察来进行突击式搜查。发现有人偷着写了家信，或是有反抗嫌疑字纸，马上扣上手铐逮捕。
  在劳动场地，日本军方派来监管华工的“勤劳部”人员，也进行突然性袭击。有天我正干活干得连气也喘不过来，一个勤劳部(军方派驻厂中管理华工的部门)却把我叫下机器，冷不防问道：“你说蒋介石跟汪精卫谁是好人？”幸亏我当过八路军交通员，马上意识到这是两个政权的代名词，就装傻充愣反问他：“这两人是哪个车间的？我怎么一个也不认识？”他打了我个嘴巴，骂了声“混蛋”转身而去。答得稍有差错，就得送进警察署“惩戒”了。
  还有一次我带病劳动，被监工认为是有意怠工，狠打一顿后，心中痛苦万分，无意间在破水泥纸袋上写了“忍耐”两字，不巧被勤劳部的人发现，他们就追问我：“你写这两字是什么意思？是对这里不满意吗？”我只好说：“我在生病，我要叫自己忍耐住病痛……”那小于斜了我一眼说：“你的病大概是偷着到海边挖蛤蜊吃，撑出来的吧！”事情过后，难友们都替我松了一口气，一个平时不说话的人批评我说：“以后不要胡写，有什么话只在肚子里说。你唱一百遍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他们也听不见。哑巴吃黄连。苦在肚子里算了！”
  在强制劳动的同时，日本还加强奴化教育。他们规定华工对日本只能称作“内地”，不能说“什么时候到了日本”，要说“什么时候回到内地”。在仅仅上过一星期日语课后就下令，即使只有两个华工在一起时也不准说中国话，必须用日本话交谈。早晨进厂后要作“东方遥拜”，干活前要背“社训”，饭前饭后要念祷词……
  四
  敌人的压迫和残害，更增强了华工怀念祖国，向往抗日的热情。恐怖手段并没有能压熄华工的反抗怒火。凭直觉我知道有几个人是有来路的(回国后知道了他们身份，证明我的估计不错)，即使在那样的条件下他们也不动声色地做了许多：仁作。有人用仅有的换洗衣服跟工人换来白糖，而不久有的电机就烧毁了，同时华工中就悄悄传播白糖掺进润滑油中浇人电机内可以造成烧机事故的“秘诀”。诸如此类的事不断发生，日本人用分化、逼供办法追查许久，到我们回国也没查出个究竟。坦白地说，一群在国内时政治信仰并不一致的人，来到敌国都站稳了“自己是中国人”这一立场，团结成一股力量。
  最令人难以相信的是，我恰是在日本国土上第一次读到的《大众哲学》和《革命人生观》这两本书。至今我不明白，在日本人那样严密检查，反复搜索下这些书是怎么弄到日本，并在华工中传阅而又始终没被发现的！只这一件事就坚定了我们一个信念：“中国不会亡！”
  当然在回忆那段不堪回首的生活时，我也不会忘记善良、友好、爱和平、有同情心的日本普通老百姓。张海迪同志访问日本时，那位义务替她推轮椅；中国山东儿童艺术团访问日本时，义务照顾孩子们生活，领他们旅游的老人中元幸广，当年就是我们的舍监之一，是惟一不打华工的舍监。多少年来他献身于中日友好，退休后每年自费来中国学习中文，以便有中国朋友访日地他能更好的服务。那年，他从报纸上知道我到了日本，千里迢迢从山口县赶到东京，跟会务人员说：“我是来向邓先生赔罪的，他在这里受苦时我没能尽力保护他，我要向他道歉，希望你们能叫我见他一面。”在我开会期间，他竟然在我住的饭店对面小旅馆中租了一间房，只为了每天在我休息时跟我见上一面。我问他为什么对中日友好这么热心？他说：“中国人给了我深刻的教育。中日两国人民不是敌人，我们共同的敌人是战争，是残暴的军国主义分子，我们两国人民应像兄弟那样相处……”当年与我一同在那工厂劳动过的一个小姑娘现在已经作了祖母的朋友，听说电视上出现了我的形象，马上要求电视台专为她放一遍认一下是不是他认识的那个人。电视台应邀放过后，她就打听我的行踪，一直把电话打到我在奈良的住地，头一句话就说：“真对不起，当年没法保护你不受欺侮……”而她自己的家人，战争后期完全死在广岛的不幸中了。(我劳动的地方距广岛只有18海里！)
  那些把杀人放火、侵略别国领土、掳人为奴的战争至今仍谎称是“解放亚洲人”之战的先生们，他们只讲日本是遭到过***轰炸的惟一国家，却从不讲为什么***会落在日本，更不讲是谁使发动侵略战争的后果落在普通日本人民身上！正因为如此，中日两国人民更需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为不使历史悲剧重演而携手奋斗！
  重返德山
  去广岛有前一天，秋冈先生轻声问我：“你想不想到你小时候做工的地方看看？”
  还在北京未出发前，清水正夫先生就曾关切地问过公木同志：“听说邓友梅先生小时候在日本劳动过，是真的吗？”
  多年来我是绝口不提这段往事的。明年我就算年逾半百的人了。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我很遭遇些艰难困苦，但有两段生活(假如那也算生活的话)我一直不愿提起也避免回想。一是“***”横行年代天昏地暗的岁月；一是在德山那一年的非人生活。
  当年，像猪羊一样，被赶进堆满矿石的船舱。一千多吨的小船像落在滚水锅里的一只饺子，反转颠簸七天七夜，终于靠在下关码头上。那时我刚满13岁。船上二百来名中国工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各处，用各种手段“集中”来的。在下关检疫所脱光身子消毒后，我们一批四十人，就换乘机动木船，沿濑户内海被押往山口县。
  半夜，船在一个工厂的破烂码头边靠岸了。穿过满是管道的曹达工厂，走过黑沉沉、空荡荡、一付破败景象的市街，走进一处铁丝网圈着的华工宿舍，还没进去就听见沉重的殴打声和压抑着的**声。鱼贯进门后，只见沿墙的水泥地上，一溜跪着四五个赤膊的中国工人，两手举着凳子，一个穿着马裤马靴面目狰狞的日本人，正揪住一个中国工人的胳膊，狠狠地往地下摔……
  “教官正在惩罚偷懒的人！”押送我们的人说，“在这里要守纪律，不然就受惩罚。你们就站在这儿看看吧！”
  由此开始了名为“养成工”，实际是“征用工”的生活。每当回忆起来，就像个铁蒺藜一样刺得心头出血。所以，数十年来除去在入党时我讲过一次外，就是对母亲和爱人也没说过那些细节。在女皇**肆虐的时代，他们在千人大会上宣布我“从十三岁就当卖国贼”，“双手沾满了鲜血”时，我倒是力争要讲讲这些细节，但一张嘴就被一位虽没穿马靴马裤、却有同样狰狞面目的汉子一拳打得张不开嘴了。
  不愿重去揭那已结痂皮的伤口，所以，这次到日本我一直没有提出去德山的愿望。主人是太殷勤，对诚心诚意与中国人民友好的日本朋友何必再谈这些往事？逝者已矣，我们还是携起手来共建中日友好的未来吧！但是，随着在日本停留时间的延长，我想看看德山的愿望愈来愈强烈了。
  在德山做工时，我在碳酸镁车间。那时，日本青壮年男人，大部分被征去打仗了，和我们并肩劳动的只有妇女和未成年的“勤劳奉仕”的学生。日本军阀从日本人民身上吸干了骨髓，人民的生活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吃的是“代用食”，十几岁的姑娘劳动时穿的是露肉的烂布片。正常劳动一天12小时，到月底要干几个彻夜。“勤劳部”的监督员，骑辆车在各个车间转，到处搜寻“思想不良”的人和“怠工”的人。他们宣布每一个日本公民都是“战胜者”，都有权管理、督导“中国征用工”。可是共同命运抹去了民族的界线，我们躲在一个角落里偷偷歇气，一看到勤劳部的人赶紧互相关照；我们在一个防空洞里躲避轰炸，互相把安全角落让给对方；我们在一块河滩上捞取海草，烘干后一起分食这些珍宝。有一次，我病了，几个大婶把我藏在车间角落里休息，慷慨地把我份内的劳动空额分担下来。没想到她们刚把车推走，勤劳部的人就过来了，把我从高烧的昏迷状态中踢醒，吼叫着：“谁叫你偷懒？你对大东亚圣战不满吗？”大婶们一听到这声音，撂下车全围过来，争着说：“他在发烧，我们叫他休息的。”勤劳部的人又叫：“你们有什么权力？你们能负责吗？”她们说：“我们替他把劳动额分担了，怎么不能负责？”那个人还要纠缠，一位老大娘悄悄转到炉旁按了下电铃开关，出炉的铃声震耳欲聋地响了，人们喊着“出炉了！”拉起我向炉门拥去。勤劳部的人只好骂骂咧咧地溜出车间。他一出门，人们哄笑着又拉我回转炉后去休息。原来并没到出炉时间，电铃是拉来撵他的。大家说老大娘是“智多星”，老大娘却把我搂在怀里哭起来。她说她的孩子被征兵走了，现在也在外国，她惦记她的孩子，所以想着我的妈妈一定也在日夜挂念我。
  工厂里有一些年轻的女工，住在叫做“爱国寮”的集体宿舍中。有时候我下了午夜班，舍监又派我去给住院的伤病号送饭，送饭时要到“爱国寮”捎带上女工们的饭盒。她们当中有的只有十六七岁，小孩子容易熟悉，她们很快和我成了朋友。有个叫百合子的小姑娘和我在一个车间劳动。她在实验室上班，每天在车间门口走过，总要客客气气鞠躬说：“邓友梅先生早晨好。”到车间来取样时，总找机会向我打听一点关于中国的情形。听我讲起家乡的情形，她总是把眼睛睁得大大地说：“是吗？这样子吗？跟宣传的可不一样呢！”
  有一次为一件事我和监督人争了几句，那个人就打我，一边打一边问：“你还敢顶撞？”我说我听不懂他的日本话，他伸手就把我刚打开还没吃的饭盒夺过去扔到水沟里。正这时百合子取样儿来了。一看见她，我就感到耻辱像火一样烧得我全身颤抖，我不顾一切朝那个人叫骂起来。那个人抓住我，发疯似的殴打。百合子赶过来拉住那人说： “厂长在找您，命令您立刻去一下。”她把他支开后，轻轻对我说了声：“真对不起。”然后低着头，满脸通红噙着泪走开了。我无心再顾那个饭盒，一个人躲到角落去饮泣。过了一阵，一个女工拿着饭盒找到我，说是百合子拣回来，托她送来的。打开盒盖，见里边放着下个用紫莱包着的饭团。
  在那军国主义统治全日本、中国人到处受敌视和蔑视的环境里，一声“邓友梅先生”，一个紫菜包的饭团，代表着多么祟高的正义感和真诚的友情啊！正是这种人民之间的同情友爱战胜了法西斯制造的残暴与偏见，历史才得以进步和发展的吧！
  战争的局势终于倒转，工厂停产了，工人被赶去拆毁要疏散的居民房屋，大片大片住宅被拉坍在地。平日一起共患难的大婶大娘哭哭啼啼，被赶进向外疏散的人群。就在日本军阀高喊“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口号声中，我回到了祖国。几个月后我在新四军听到***在广岛爆炸的消患。广岛距德山不远，那些共患难的大娘大婶，和百合子一起的年轻伙伴都安全吗？我希望***只射向日本军阀，不要伤害那些和我一样吃苦的穷人。这当然是孩子的想法。
  时间过去35年多了，我又来到了日本。我怎么会不想探望一下德山这块土地，再见见共同度过艰苦岁月的老朋友呢！这种向往之情，一定被清水先生察觉了，他们热心地为我做安排。
  秋冈先生像个老大哥，他主动提出陪我一起去。
  八号那天，雨后初晴，一早晨，中国新闻社的山田先生和大村先生就到旅馆来接我，一起乘坐新干线“光”号快速列车去德山。比起这三位先生，我倒成了“老德山”了。我拿纸画了一张德山的简单地图，标明了当年工厂、宿舍、车站、医院几个位置。我指着图简单地讲述一些当年生活情况。听到中国工人和日本工人所遭受的苦难，他们的面色都沉郁下来，山田先生极力把头扭向窗外，以掩饰眼中的泪光。我忽然想到，这次来，我是找朋友叙旧情的，那些应对侵略战争负责的人，历史已作了清算，何必再提呢！为了扭转气氛，我把草图交给山田先生，问他：“你看，画得还对吗？”
  山田长长吸了口气说：“我只能说你画的工厂、车站两个位置还对。旧的德山我没到过，战争后期这里已经炸成瓦砾堆，一切都是重建的。”
  广岛到德山，坐新干线火车只要20多分钟。山田先生指着窗外说：“这就是你干活的工厂，德山曹达株式会社。”
  我在德山时，曹达工厂是最大的工厂，除去附近还有一个水泥厂和一个较小的东洋曹达工厂外，再没有工业。现在望去，沿海一片数十里，全是银白色工业建筑物，要在它们中间分辨出德山曹达工厂来，是很困难了。
  我们在中国新闻社德山支社稍稍休息，支社的西村先生问我希望看看德山哪些地方，我把我画的草图交给他。他说：“请稍等一下。”便拿着这张图走出去，过了三四分钟他笑嘻嘻地回来说：“我为你复制一份40年前的德山地图，想不到您画的这张图大体方位和地图是一致呢！”大家听了都伸过头来拿两张图比较。西村说：“可惜你要看的许多地方看不见了，比如你住的宿舍，不仅房子没有了。那条街也不存在了。那时德山只是个小镇，现在已成为现代化的都市了。”我说：“看到德山这样兴旺、发达，即使我看不到老地方也高兴。”他说：“发达也带来新问题。这里是日本污染严重的地区之一，震动世界的水俣病就在这一带。我们在为这个斗争呢！”
  德山曹达工厂派人来接我们，驱车直到办公楼。这一路应当是我最熟悉的，我却找不到一丝相识的痕迹了。工厂的董事、人事部长、专务齐集楼门口欢迎我。到会客室刚坐下。董事长友清英雄先生热情地赶来，他正在召开一个会，临时把会停下赶来了。人们告诉我，当年我在这儿做工时，董事长还是个20多岁的青年工程师。战后这个厂被封闭四年，原来领导人根据他们对侵略战争应负的责任，大部分已被清洗出去，现在的领导层是战后新起用的。董事长先生深深鞠了一躬说：“热情欢迎您来，在那个年代，您在这里吃苦了。”
  我说：“侵略战争给中国人带来苦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苦难，我这次来是想探望一下老朋友。”
  董事长说：“是的，现在咱们厂正在为日中友好努力工作。化肥车间的产品就是为中国生产的，全厂用的原料也大部分来自中国。希望中日两国人民永远友好。”
  当年和我一起劳动的工人，大部分都已退休或去世了，许多人已经四散。听说我要来，人事部的朋友费尽力气找到两名和我同一车间的工人。两位老同事急忙赶来见我，男的叫贞本胜美，女的叫藤井光子，都是50岁以外的人了。贞本先生和我不熟识，可是藤井光子一见我就愣住了。望着我足有几分钟，眼睛闪着泪光说：“啊，你的模样还能认出来，好几十年了，又有见到，这是真的吗？”
  我依稀记得藤井先生的面貌，但这名字却想不起来。我说：“你是住在‘爱国寮’的吧？”
  “爱国寮？”她激动地说，“这个名字多久没听人讲了，现在的人都不大知道它。你走后不久。这里遭到一次轰炸，‘爱国寮’炸毁了，有五个女工被炸死……”
  我问她知道田中百合子先生在什么地方？在座的人谁也说不出这个人落到了什么地方。
  我心中有些怅然。
  工厂全变了。他们填海建厂，把面积扩大两倍多，产量则增长了许多倍。厂房、设备、食堂等等都完全重建过，可是厂内道路走向仍保持着原来的规制。当汽车慢慢驶过一座小桥时，我说：“这地方没有变，当年我们在这捞水草充饥的！”车开过工厂的码头，那里停着巨大货轮，正装载运往中国的化肥。我对朋友们说：“这个海滩、这个码头就是我上岸的地方，我也多次在这里卸过从中国运来的原料。那时，这里是装载仇恨的停泊所，今天成了友谊的桥梁。我希望我们两国人民携起手来，再不让那样的历史悲剧重演。”斋藤先生说：“您是作家，您把这一切写下来吧，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大知道那个时代了，而这是不该忘记的。”
  我们在车间外面逗留一会，然后把汽车开向附近最高的一个山顶。这山我来过，当年曾从山上背竹子下来盖防空洞，现在站在山顶，俯瞰德山全市，禁不住热泪夺眶而出。在过去1乃世纪里，我们跨过了多么长的一段历史进程。当年我来日本时，我的祖国正在流血，满目疮痍。这里迎接我的是侮辱、饥饿和奴隶般的无偿劳动。经过30多年的战斗，我们社会主义的祖国已经屹立在东方，在国际上我们有真挚的朋友，但也只是在我们强大了之后，才受到人家的尊重。在国内，我也曾不满足于我们的贫穷和落后，对我们的缺点和错误，我曾满怀激愤之情。可今天，我站在邻国的山上，才看清几十年来我们已取得了多么大的胜利，这胜利对每个人的命运又有多么深刻的影响，这次来日本，我见到每一张欢迎的笑脸，听到每一句充满友情的谈话，都使我充满了对我们国家的感激和热爱。我希望我的国家变得更富强更美好，为了她的富强，我甘愿献出自己全部的心血和生命！
  到山下，工厂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宴会。席间，斋藤先生再次提议要我把和德山的关系写下来。工厂原有个文学爱好者小组，今后要改成“邓友梅作品研究小组”。我对他们的厚意非常感谢，我认为用我的笔为日中友好尽力，是无可推卸的神圣责任。
  回到广岛，我还久久不能平静。我为德山人民重建了生活而喜悦，也为自己承受了过多的友谊而激动。但是没有打听到百合子的下落，不免有些惆怅！这种怅然若失的心情，一直跟我到京都。一天晚饭时，“讲谈社”的朋友佐藤先生兴高采烈地跑来喊我：“快，你的朋友叫你给她打电话！”
  “哪里来的？”
  “光市，一个姓西村的女士！”
  我按电话号码拨了过云，一听到回答，急忙说：“我是邓友梅，哪一位找我？”
  “邓友梅先生吗？”我答应以后，那边停顿一下，依稀听到压抑着的哽咽声，终于说道：“我是田中百合子！”
  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又问了一遍，才相信说话的正是她。她说她已搬到光市多年了，昨天有个朋友告诉她，在电视上看到我访问德山，她不相信，要求电视台为她重播一次。在电视上她看到果真是我，赶紧打电话找我的地址，才知我已到京都了。
  “真遗憾哪，没能和你见面。”
  “三十多年前，听到广岛落***的消息，我很为你们担心，你家里人都好吗？”
  电话里沉寂好长一段时间，然后一个低微的声音说：“全死了，只活了我一个人……”
  我找不到任何话来安慰她，只能祝愿她今后幸福平安。
  她希望能见到我。但京都、光市千里迢迢，我无法再找出独自活动的时间了。感到安慰的是她一家现在生活美满，她的丈夫托她向我问候。
  临行前，我又打电话向百合子告别，我们几乎说了同样的话：共同度过那段艰苦时日的朋友不多了，要珍视这患难友谊，让我们留下的这些人继续为日中友好而努力。
  补记
  写完这篇文章，我接到西村百合子(婚后随夫姓本村)寄来的信。她是由于许多当年伙伴在电视上看见我以后，给她打电话才知道我去了日本的，她说，听到我在革命后成为作家的消息，心里很激动。她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孩子都已经大学毕业，结婚后独立生活了。现在她和爱人在一起共度晚年。如今虽然年过半百，满头华发，但35年前相处时的情形，还像是近在眼前。35年来，高兴的事很多，悲伤的事也很多，不是一下讲得完的，以后一点点地谈吧。35年日本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只有友谊没有变，希望我们两国人民永远友好下去。
  又到扶桑
  1997年11月，应“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之邀，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我又一次登上扶桑三岛。
  白土吾夫等老朋友对我很关照，问我对活动内容有何建议，个人有什么要求？我说希望到少年时劳动之处再看一眼，会两个老朋友。但只作私人旅行，不可惊动官方、会社与传媒。他们接受我的请求，一改请代表团从北京直飞东京的习惯做法，要我从福冈入境，派横川健先生在福冈迎候。然后陪同我们先在地方上活动，最后再到东京。
  我寄去想要会见的朋友名单，请他们帮助联络。
  战争时期日本的工厂中没几个精壮工人，除了中国和朝鲜的“苦力”，多是残疾人、女工和“勤劳奉仕”学生。战败后工厂因战争责任受到惩罚，被占领军封闭，人走鸟散。过了十年恢复生产，人员和设备全部更新。那厂里是没有熟识的人了。几经打听、查询，发现还有三个相识的活在世上。
  一位叫中元幸广。
  在华工营地，日本管理人员分“教官”和“舍监”两种。“教官”权大位高，穷凶极恶；“舍监”位卑职低，只管吃喝拉撒睡。中元幸广是“舍监”中地位最低、年纪最小的，那年他不过十七八岁，因病逃避了兵役，瘦骨伶仃，丝毫没有武士道的剽悍与凶狠。日本人都看不起他。只因他哥哥是“大教官”，才给他找了个吃饭的地方，我们管他哥哥叫“大中元”，管他叫“小中元”。两个中元从里到外没一点相像之处。大中元是公开的特务机关派驻人员，阴狠毒辣，喜欢面带笑容手执皮鞭把华工打得皮开肉绽；小中元胆小厚道，从不打人，私下里还跟华工说一两句玩笑话。多少年过去了，管理人员姓氏大都忘记，惟有两上打人最狠的和两个从不打人的姓氏牢记不忘。其中就有这两个中元。
  1984年我到东京参加国际笔会，住在新宿。有天一大早楼下办公室打电话来说：“有位日本老人要见你，你能见他吗？”我问：“叫什么名字？有什么事吗？”电话中说：“中元幸广，他说以前做过对不起你的事，今天特意前来赔罪……”正说着，话筒换了人，换成一个发颤的声音说：“我是小中元，你还记得我吗，你能原谅我吗？”
  我跑下楼，看见大堂角落里站着一个又瘦又矮的老人，还保留一点青年中元的影子。我招呼了一声“中元君！”他踉跄跑过来，抱着我肩膀就失声痛哭。他说从报纸上看到我的名字，特意从山中县赶来的，很怕我不肯见他。他说战后不久他说投身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并为中日友好效力，现在是某市“日中友好协会”负责人。当年没有能设法保护我，他感到很内疚，不来当面认错，他要受良心折磨……说着拿出他的名片给我看，才知道他靠经营汽车配件为生。参加工人运动，为日中友好奔走是尽义务。
  知耻近乎勇！这样的人在日本见得并不多，我当然要拿他当朋友，并为久别重逢而高兴。他就在我住的大酒店附近小旅馆住下来，陪我在东京闲聊了好几天。交谈中才知道，他从小没有父母，曾随人流浪到中国，在中国得了急病，被一位素不相识的中国人救了过来。他问那人姓名，发誓要报恩。那人说：“不必记住我，但要记住中日两国历史上是朋友。中国文化滋润过日本民族，现在日本兵来中国烧杀抢掠，这是恩将仇报，禽兽不如。你要还有人心，就别跟着他们欺负中国人！”
  从那以后，他对中国有种特殊的感情。为此招来了他哥哥的反感和周围别的日本人的轻视。
  从此我们经常通信。过两年他退休了，就自费到中国留学，成了北京语言学院短期班年纪最大的留学生。学中文，每期三个月，每年学一期，连续学四五年，竟学会一口流利的北京话。有中国代表团去长崎，他说义务任翻译，自费当陪同。张海迪去日本访问，回到北京给我看她的照片，照片上为她推轮椅的正是这位“中元叔叔”；中国“儿童艺术团”到日本访问演出，陪孩子旅行的又是这位“中元爷爷”！做这些事他都是义务工作，伙食自理。
  年逾古稀，他不再来留学了。
  临动身前，中元从长崎打来电话，他说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已经把我去的消息告诉他了，他决定和老伴俩人到福冈会我。还说他把这消息打电话告诉了德山的滨田，滨田又找到了一个老熟人，就是在食堂做饭的河谷子……
  他在电话中说：“喂！我要陪你去德山！”
  德山市是个小地方，濒临濑户内海，距广岛18海里，地方偏僻，二战中是海军后勤和化工基地。因化工业对自然环境严重污染，战后成了“水俣病”原发区。这里的方言与东京话差别挺大。标准语太阳叫“欧西沙马”，它叫“欧福沙马”！被人笑为土包子。一般人很少到这地方来。横川健先生就半开玩笑地说：“我要谢谢你。不然哪有机会到德山！”
  我要去德山，隐隐有个心愿：年近古稀了，再看它一眼，告别少年时代的血痕泪迹。
  10多年前来过一次德山，忙于应酬，没机会按自己意思走走看看。
  1980年我随巴金、冰心等前辈访问日本，是我离开35年后第一次重来。“文革”留下的阴影尚未散尽，我谨言慎行，既没跟任何人谈过自己的经历，更没向东道主提出个人愿望。乘车从京都去岚山的路上，身边的秋岗家荣先生突然问我：“你不想到德山看一看吗？清水正夫先生说了，如果想去，我们替你安排！”
  日本人的信息灵通使我大吃一惊！我立即把这消息报告给副团长林林先生。林林欣然批准我前去。
  全团游览宫岛，秋岗家荣先生陪我去了德山。事先和我劳动过的工厂联系，消息透露到新闻界，从广岛上火车就有电视台摄制组随行，到德山下火车又有当地新闻社迎候。厂方隆重热烈欢迎，礼貌周到接待。领导人既为不幸的过去表示了歉意，又宣布成立“邓友梅研究小组”作为友谊象征。陪同参观，举行宴会，一片喜悦气氛。传媒界很友好，站在反对侵略战争客观公正立场进行报道。可就是全部时间都用在接受采访、公开讲话、社交礼仪、题字签名等公众活动上，没得一个人自由活动、查记旧迹吟叹沧桑的机会。
  接待的人全是新的一代，对早年的情况并无所知。向我道歉是父债子还的意思。他们也努力找到两位老人，但我一个也不认识。一位老工人跟我不同车间，华工不许到处乱走不同车间的人也不许接触，就没找到话说。另一位是女办事员，本也不认识，但她当年住在集体宿舍爱国寮，我给住院工人送饭到那里取过便当，就找到了相通的话题。我问：“爱国寮房子现在还有吗？住在那里的女工后来都怎么样？”她一听马上嘴唇抖了起来，低声说道：“怎么，你不知道吗？房子叫美国飞机炸平了，好多女工死在里边。爱国寮，多少年没听到这三个字了。你该跟这里的年轻人讲讲这些，他们都不知道什么叫战争……”
  这人就是滨田。从这以后她每到过年都给我寄一张贺卡。她到中国旅游还专门到北京看过我。
  这次我想多有点个人自由，不惊动厂方和新闻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满足了我的愿望。
  中国作家代表团于11月6日下午到了福冈。
  全团5人，我是30年代出生，曾镇南、何申、格非、李锦琦分别属于四、五、六十年代。按“文学十年一代”的说法，正好“四世同堂”。福冈跟中国关系密切。历史上中国文化在日本传播，有两个中转站，一个是奈良，一个就是福冈。说奈良离不开鉴真大师和唐招提寺；讲福冈少不得荣西和尚与圣福寺。荣西和尚把禅宗带到日本，在福冈建起圣福寺，“鸟羽上皇”为它写的匾额就是“扶桑最初禅窟”。禅宗弟子讲究饮茶，荣西也传播了中国茶道，他送给日本将军源实朝一本《吃茶养生记》，成了大和民族最早读到的茶道专著。从中国也传去了吃食。中国的“素面”跟“馒头”就是宋朝时留学的日本和尚带回福冈的。当时福冈还是中国的“外贸重点”，富商谢国明先生长期在此坐镇，跟带馒头回去的圣一法师交上了朋友，赞助他一座佛寺，就是保存至今的“承天寺”。福冈值得看的东西这么多，我们却只停留20小时。
  一下飞机就见到从东京来接我们的横川健先生。他带来白土吾夫、佐藤纯子等老友的关切，也带来了我们在日本的日程安排。在福冈这20小时，除睡眠外要做的公事还有三件：一是当晚与当地女作家高树共进晚餐。高树是交流协会会员，代表协会为大家洗尘；二是要拜访福冈市政府；三是第二天中午赴中国总领事陆琪先生为我们准备的宴会。然后从那里就直奔火车站。
  宣布完日程，作家们先说“完全赞成”，赞成完又问：“那我们什么时候参观市容，游览参观名胜呢？”
  我含糊地说：“上边说的只是公事，参观游览权作私事对待。也要做的，只是先公后私，公私兼顾。”
  这话对我自己更适用。 中元幸广夫妻来到福冈，我必须挤出时间与其相会；我是福冈“亚细亚文化奖”的委员，既到福冈，总要到委员会打个招呼！
  正思虑得头昏脑胀，突然有了个转机，原来陆琪先生在长崎也做过总领事，跟中元不仅认识，还对他有极好的评价。他多发一张请柬，我们聚会地点就定在总领事的宴会上了。
  这20多个小时，我们像腿上安了加速器，动作比在国内快了数倍。结果该办的公事全办完了，逛街购物，夜市观光，河边散步。灯下饮茶，登上百米高的电视塔观看博多湾形势和福冈市全景，一样都没耽误！
  四
  中元太太坐6个小时火车赶到福冈，就为见我一面，把她给我家人织的毛线围脖交给我，打听一下我太太和小外孙女的近况。饭后一起到火车站，她就挥手告别，走向去长崎的站台了。我看她背着包孤零零的，过意不去，追上去问她：“要不你跟我们一块到德山走走？”她摇头说：“我没有参与你们当年的事情，不必去了。那些事听起来叫人很伤心的。”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看她走远。中元为扭转气氛转移我的注意力，开玩笑说：“你还是跟我太太去长崎吧，不要去德山了。但是，山崎在德山等着你呢！”
  他没想到这句话我听着如炸雷！眼前熙熙攘攘的人群，顿时从我眼前耳边消失，回到50年前的一场噩梦中。
  53年前在下关、门司之间一个孤立的小岛上，一群刚从装矿石的货船上赶出来的中国人，赤身裸体蹲在太阳底下，像牲口市上的牛马，无奈地听凭命运摆布。来自军用厂矿的日本人，俩人一组，一个手持木棍，一个拿纸执笔，在人堆中走来跳去。前边人把木棍捅到哪个华人的头上，后边的就把那人拉出来，问了名字编上号，赶到一边排队。最后所有的华人被分成几队，押上不同的小木船，分头飘往了不同去处。
  我乘的船深夜来到一个工厂的小码头，上岸后被带队人领着离开海边穿过一个城镇，来到围着铁丝网、开着探照灯的华工营地前，带队人下令“原地停步”！已经一天一夜没吃没喝，饥饿劳累得快要晕倒，已到目的地，以为会有顿饭吃，人们长吁了口气，振作了一下精神。这时从楼里走出个上身赤膊、下身穿着马裤马靴的日本人，站住脚看了看我们这队人。话也没话，走到队前抡起拳头就打。从排头第一名打起，一连打了五六个人，才停下手退后一步，叫喊起来。他叫喊完，带队人翻译道：“这位是山崎教官，他说这是皇土奈鸡，不是支那，站要有站的样子坐要有坐的规矩！像你们这样耷拉歪斜地站着是不允许的……
  山崎发声口令，扭头先走进去。带队人喊口令整顿队形，带我们走进楼门。从楼门防空用的水缸上，看到“松竹映画”几个字，才知道这是座废弃了的电影院。走近拆掉座椅空荡荡的观众大厅，只见沿墙跪着四五名衣衫褴褛、瘦骨嶙峋的中国同胞，每人手中举着一个板凳。正当我们进门时，有个人胳膊一软举着的凳子掉到了地上。山崎先发个命令叫我们原地立正，然后跑过去拉住那人的胳膊，大吼一声反身一背，把那人用力朝前一甩，凭空扔出去几尺远，摔到水泥地上……
  山崎转过脸冲着我们说：“看见了吗？在奈鸡不守纪律就要受处罚，你们进去先别睡觉，先想想以后要怎么干活！”
  这一切使我触目惊心，但没明白他说的“奈鸡”是个什么东西。直到过了数月，学会了些日语。才明白这是“内地”两字的日语发音。山崎认定中国是他们的殖民地，将扶桑三岛自称为“内地”。
  中元拿山崎跟我开玩笑，无意中触到我的心病。不久前我才在日本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说当年日本是为东亚人的“解放”而战，日本没有把中国、朝鲜当作殖民地的打算。这说明山崎并没有绝种！
  中元看我发呆，拉着我的手问：“老弟，老弟，你怎么啦？我提起山崎叫你不高兴了？”
  我说：“没有没有，不是不是，我只是累了点，不要担心！”
  看看走上天桥的中元大嫂，看看中元和横川，心中安定了许多。过去50余个春夏秋冬，世界在变日本也在变，究竟中元幸广、白土吾夫、横川健这样的好人是日本人的多数，所以才有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呼声，所以我才会怀着友好心愿重新登上扶桑三岛！
  五
  中元大嫂登车不久，我们也上了火车。
  跟中元挨着坐下，他告诉我滨田找到了叫河谷安子的老太太，他问我对这人还有没有一点印象？
  我说有印象。
  半世纪前日本发动的那次侵略战争，在中国烧杀抢掠，罪恶滔天，给日本老百姓带来的也是一场灾难。青年男人被赶到前线卖命，老人妇女在后方饥寒交迫缺衣少食。街头标语写着：“一颗粮食等于一粒子弹！节省口粮，支援圣战！”料理粮食的伙房跟料理金钱的银行取得同等重要的地位。华工什么脏活累活都要干，唯独做饭做菜插不上手。山崎他们单招两个女工做炊事，一个就是河谷安子。
  她是那种文化不高但很能干活的乡村女人，对中国人不太歧视，有时还透露一丝同情。
  我们的劳动时间，平时是12小时工作制(加班就要连续24小时)，日夜两班倒。打夜班的人白天睡觉，山崎越看越不自在，就把打扫卫生、收拾厕所、运粮运煤等活全交给打夜班的人干，包括中午给住医院的日本人送饭。
  送饭这事不累，但很麻烦。警察局规定华工只准上下班时间在居留营地到工厂这条路上通过，这时间以外任何道路都禁止通行。奉命而行也要持有管理部门发的通行证，证上写明持证人姓名，走的路线和通过时间，发现有与证明不符处，格杀勿论！曾有位华工送饭路上到菜田里小解，被警察抓住以逃跑论处打得死去活来。厂方并不心疼中国人挨打，但打得不能干活对厂方就是损失。为此就要派老实点的人干送饭这件事。“勤劳部”是军方专管华工的部门，老实不老实他们有记录。
  我刚13岁，挨了日本工头打，痛苦难忍又无人可说，便不经心地在一张破水泥袋上写了“忍耐”两字。不料叫“劳动部”的人发现了，来了一高一矮两个人，把我带到车间门外树底下进行审讯。高个儿板着脸问道：“你写忍耐两字是什么意思？对内地的生活不满意吗？”
  我摇摇头说：“我写着玩的，没想过这两字的意思。”
  “你最不能忍耐的是什么事？”
  “饿。饿了浑身哆嗦。”
  高个儿靠树抽起烟来，换了矮个儿笑眯眯地问道：“你说蒋介石跟汪精卫两个人谁好？”
  要是现在我会说谁都不好，但那时不行，国共合作并肩抗战，蒋委员长还是中国政府的代表，而汪精卫已经在南京挂牌当汉奸了。可我知道一说蒋介石好汪精卫不好我就别想活了。说汪精卫好又对不起良心。想了半天，就装出苦相说：“我的事没学好，你的话我听不懂。”
  矮个儿说：“听不懂？没关系厂捡起一根树枝来，在地上写上蒋介石、汪精卫两个名字。又笑眯眯地问道：“哪一个好？随便说，没关系。”
  我冲着两个名字想了半天，抬头问道：“他俩是电影吗？演什么的？”
  矮个儿站起身结结实实打了我个大嘴巴，道：“你跟我装傻？混蛋！”
  我说：“我不是装傻，知道他们都是明星，可就想不起他们演过什么来了。”
  “放屁！”
  矮个儿火了，左右开弓打我的嘴巴，高个儿歪在树根上笑。他们知道我在装糊涂，我也知道他们不信我的话，反正我下定决心不再多说一个字了。结果就不了了之。他俩回去要向劳动部交代，有问题没查清得算失职。他们只好说我是个不懂事的小孩子，随手练习写字，并没有复杂的意思。
  这样的小孩倒是适合给病号送饭，便把这件事交给了我。我就跟河谷有了接触。我到食堂领便当时，她总是笑脸相迎，当面点数。她不像教官教我们的那样数：“一奇，尼，桑，西……”也不是数：“喜豆子，复达子，米子，油子……”而是用农民的数法：“西、福、米、油……”我听着新鲜，就学着念，她见我在学，就叫我念给她听。念错了她为我纠正。等我念会，她看看窗外没有人，急忙捡起个饭团塞进我衣兜里，小声说：“快走，到路上没人处再拿出来吃！快走！”
  新干线速度不低于飞机，山川城镇草木屋宇男人女人老者顽童倾斜着追逐着飞速从窗外划过，很像是人生缩影，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从福冈到德山要直往东北跑。穿过“关门海峡”，由海底进入“中国地区”(日本地区名称，与我们这个中国无关)。“关门海峡”，我第一次到日本就是在这地方登的岸。
  六
  经过日出日落一万九千多次，我又到了德山。
  一下车就看见满头白发、步履蹒跚的老妇人匆匆赶来。但直跑到我的面前，我才意识出而不是认出这就是滨田。10多年前还是个满头青丝、动作敏捷的女人，怎么一下变成了老太婆？但她认得我，跑过来抱住我用力拍我的背：“真没想到还能再见面……”说话含糊不清。中元告诉我她刚从医院做了手术出来。我看看她身后，见没有别人，就问：“河谷女士呢？”滨田说：“她没来，也许直接去旅馆等你们了。她年纪比我大，来车站不方便。”我问：“河谷君今年多大岁数？”滨田说：“80出头。”
  滨田义务当向导，说旅馆不远，不用坐车。我们就在她带领下提箱携笼走上大街。穿过两条街还没到，横川健就小声跟我说：“看来还不近呢，这地方人朴素，这么远都不打车。”
  旅馆楼房很小，设备陈旧，面积和设备赶不上中国县城级宾馆。迎门有个长长的柜台，柜台前摆了两对沙发，靠墙再加一排木椅就算是营业大厅。我们几个人放下行李就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了！横川先生抱歉说：“真对不起，我没想到这里条件这样差。现换也来不及了。”我说：“只怕要换也没地方换。大家是因为我吃瓜酪，该我道歉。”横川说：“我倒要感谢你，不然我没机会到这里来。”中国作家也说：“别的代表团来只走东京、京都等大城市，哪有这个好机会。”屋子里没有河谷。滨田带着焦急的脸色跟柜台上的人打听，营业员说没有人来过。
  横川办大家办住宿手续，中元声明他的手续自己办，房费也自己出，只要求和我挨着住。办好后横川一边分发钥匙一边说：“安顿好请马上回到这里集合，我们赶快吃饭去，已经快7点了。”
  我洗过脸再下楼来，横川健和中元正站在当地争论。横川说：“你参加接待工作，是帮我们的忙呀，怎么可以不吃饭？”中元说：“参加接待工作我向来白尽义务，不能打破我自己定的规则。我要跟滨田女士一块去吃饭，请你们自便吧。”横川说：“没有滨田女士带路，我们连饭店也找不到！”中元说：“邓先生认识路，虽然房子另建过，但街道名称并没变。方位也没变。老弟，你领他们到银座大街去好了，就是当年那里有个游戏场的地方……”横川过意不去，请我帮助做动员。我问他俩到底能不能去？滨田说：“我们还要在等候河谷，她到现在没来，我怕她出什么事！”
  我们只好自己去。
  同伴们听不懂日语，出门后就问两位老人为什么不一块吃饭？李锦琦把刚才谈话内容告诉他们。大家很为这种公私分明、一丝不苟的作风惊讶。格非说他这是第一次接触普通日本老百姓，跟想象中的日本人颇为不同。我说多跟日本人民接触一些，会发现他们许多优点。国土不大，资源不多，人口密度却不在中国之下，既受过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也有过闭关锁国的历史，还走过军国主义的错路。能成为亚洲最发达的国家，其国民素质起了很大作用。
  横川说：“我们也有不足的一面。表面发展，内里也有泡沫经济，多呆几天你们就会有所发现。”
  没等多呆几天，几分钟后我们就看到了另一番景色！
  这时刚7点钟，上海、北京正是热闹时刻。我家住在北京安定门外，只能算是二三流商业区，每天看过电视新闻我到街上散步，都要穿过万头攒动的人海。路过商店门口，称得上步履维艰。德山街上这时却商店落锁，路旷人稀，一派萧条景象。一所漂亮的高楼却灯火全暗，细一看门口贴了封条，原来是刚宣布破产的“野村证券”。有家“千元商店”开着门，堆积如山的货物之间只有一位客人闲看。大家议论说：“这是廉价商品店，日本人收入高，怕是更愿去高档商店。”说时迟那时快，转过街角就到了一家高档服装公司门前。它也还没打烊，窗前门内，摆着既有几十万元一套的西装，也有上百万元一身的和服，从店容到设备都比刚才那家店豪华得多，但比那边还惨，竟连一个顾客也没有！见我们到来，女老板和售货员远接高迎。问我们想看些什么？横川先生介绍说，我们是中国客人，来参观的。她们满脸含笑说：“欢迎欢迎，可以买一件和服作纪念啊。”横川问她们怎么生意这么清淡？她的笑容变成苦笑，说道：“我们主要做外地客人的生意。这是个工业城市，以前来谈生意的外地人多，我们的生意也好做。现在外地来谈生意的人少了，工厂产品积压，我们的生意也清淡。没办法。”
  我们来到一家食品料理店。偌大一个店堂只有一位客人在闷声不响喝啤酒。我们几个一进去，立刻显得热闹了许多。老板一边鞠躬一边让座。李锦琦翻译着菜单要在家自己点菜。价目比中国日本菜馆便宜多了。大家点完后横川先生觉得太简单太节约了，不好意思，他又给大家增加了些食品。这是到日本后第一次在街上自由就餐，大家吃得高兴谈得热烈。整整吃了一个多小时，除我们外只来了两个客人，还都是吃非常简单最省钱的饭菜。我们问老板：“白天你这里客人要比晚上多一些吧？”他叹口气说：“都差不多。本来我们这里生意蛮不错，近两年不行了。外来谈生意的客人少，本地工厂又减产裁人。没几个上街来吃饭了。生意很难维持呢……”
  吃完饭出来，不过8点多钟，大街之上不仅没有行人，连车辆也不多。
  回到旅馆。见滨田坐在中元屋中谈心，我也参加进去。她不安地说：“河谷至今也没来，打电话去她家没有人接。八成是又住进医院了。”我说：“真不巧，看来这次是见不到了。我带来一点小礼物，请你转交给她总可以吧！”滨田说：“一定办到。我明天送走你们就到她家找她。她住在另一个市，开车要走半小时左右，所以今天是没法找她了。”我把给她的礼物拿出来，郑重地双手捧到她面前，把给河谷的一份也请她代转。她拿着礼物很激动，说明天要跟大家一起参观，我们三人能够坐在一起谈心的时间，只有这个晚上，她建议我们到还远处一家咖啡屋去闲谈。
  这是个很小的咖啡屋，暗淡的灯光下老板陪着一位客人，从墙角音箱传出古代的日本谣曲。低沉的三味弦，柔和的女中音混合酒香，使人进入一个似真似幻，半醉半醒的境界中。我们本是要来谈天的，坐下后抿着咖啡互相看头上白发，脸上岁痕，满肚子话又不知从何说起了。颠颠倒倒，说来说去两句话：“没想到我们又坐在一起了！……‘友谊无价，我们要为中日友好尽力。”
  午夜钟鸣。滨田回家还有一段路，我们只好分手。看她走向车站方向，我和中元道过晚安，各自回房。
  回到房间毫无睡意，我走到窗前，拉开窗帘想看看少年时代当奴隶的这座城市还能认出几分。只见一轮明月高挂天边，路灯下的市街上空寂无人，一阵风吹过树上掉下几片枯叶，枯叶打着旋儿朝远处飘去，远处是不高的几座山峦……
  此情此景确曾相识啊！
  旧电影院是二层楼，我住在楼上。第40个人挤在一架双层通铺上。冬天午夜，劳累一天的人们正睡得死沉，突然铃声大作，惊醒后还没明白身在何处，只见山崎抡着木棍没头没脑朝还在躺着的人们打来，边打边喊：“起来！起来！立刻在铺位前立正站好。不许穿衣服……”
  我昏沉迷糊赤身裸体在铺位前站好时，山崎已走到楼梯口，他扯着嗓子喊着：“原地立正，不许移动，不许说话，不准乱看，不许出声，违反命令格杀勿论！”整个楼寂静下来。山崎走下楼去的脚步声和我左右两边传来的喘息声显得格外响亮。
  有汽车开来了。汽车在门外停住了。一片马鞭声走进了门。佩刀铁环声和山崎喊敬礼时鞋跟相撞的声音带有杀气。
  山崎为首的众“教官”领着四五个全副武装的警察上了楼。教官分散开，在各排华工面前站定，手持皮鞭瞪眼监视。警察结伙奔到一个华工面前，带队的警长问了问：“你是某某吗？”对方刚答应一个“是”，声音没落地，打人声、**声和卡上手铐声就乱成一团，杂乱的脚步由楼上响往楼下，响出了楼门。警察并没走净，剩下两个在山崎陪同下，沿着铺位慢慢巡查，每走到一个人面前，山崎就下令：“报告姓名，年龄，籍贯，原来的职业……”华工大声报告，警察似听似不听，扬着脸往前走。不定在哪个人面前突然停脚，转过脸发出一串问题：“你跟刚才抓走的人是同乡吗？怎么不是！刚才你报告家乡不是临邑吗？什么，是临沂不是临邑？有三点水的沂，为什么不说清楚？故意跟警察捣蛋？什么？日语说不好？为什么不好？你不爱学日语是不是？……”问一句打一耳光，答慢了打，答快了打，答错了打，答对了也打。最后还叫你把床上所有衣物一件件抖开来供他检查。这样打了一个又一个，一直折腾到后半夜，警察走了，山崎叫人把被捕者的行李全部送进“事务室”。同时下令：“收拾好东西，准备上班。”对这一夜发生的事不作任何解释。人们看着空了的铺位，眼神流露出仇恨与悲愤。就是在那一刻，我为了转移一下心境，把脸扭向窗外。看见一轮明月高挂天边，路灯下道路上空寂无人，一阵风吹过从树上掉下几片枯叶，枯叶打着旋朝远处飘去，远处是不高的几座山峦……
  山河依旧，而人事全非了！这还是那个城市吗？那到处悬挂的“一亿一心，圣战必胜”标语呢？那挎着战刀满街横行的“神风特攻队”呢？那空气中交替响着的《大东亚进行曲》和B29轰炸机的空袭声呢？……
  战争狂热，侵略野心，强盗逻辑，都像浮在水上的泡沫，被时代的风暴扫净，被和平的浪潮冲光了。我那噩梦般的青春也将永不回返。但我希望人们将永远记住这一切，不能忘记，忘记过去等于背叛！
  电话铃响了。服务台告诉我，本市礼品公司的公关经理前来拜会，希望我接见。一位穿着整齐的先生捧着精美的礼品盒走进门来，冲我鞠了一躬，把礼品盒高举在我前。礼品盒上放着一封信。打开来看。上边写道：“知道你今日到达德山，可惜我正在土耳其旅行，无法相会，憾甚歉甚。特委托德山礼品店呈上粗品一件，略表友情与敬意。相信会有再见机会，来日方长。”署名是：西村百合子。
  七
  二战后期，日本中小学校全部停课，学生到工厂“勤劳奉仕”，补充劳动力。药品场分析室(化验室)有个小姑娘叫山本百合子，每天到现场来取样供化验用。我在硝酸钾车间干活，产品有腐蚀性，见她没戴手套，有时帮忙取出样品放进她的盘里，她会很诚恳发说一声“谢谢”。有时也会站在一边跟我聊两句：“今天是大晴天，恐怕要有空袭警报，要小心了。”“中国的学生也上音乐课吗？他们都唱什么歌？”我如果给她哼两句“长城外，古道边”，她会说：“这是中国歌吗？不对，日本也有这支歌呢。”
  她很善良，讲礼貌，是厂里唯一对我称呼“您”，并且主动问“早安”的日本人。分析室的头儿丢了根葱，怀疑是我偷了，把我叫到车间门外问我，我不承认，又叫我在毒太阳底下罚站。她从这里路过，看了一眼吓得马上把头低得靠着胸，连脖子都红了。经过我身边时，用极低的声音说：“真对不起……”
  1945年春，希特勒完蛋，东条英机下台，美军频繁对日本空袭。海军的油库炸着了，工厂的机器炸塌了，工人蹲在防空洞的时间比开工干活的时间长。政府命令市民疏散，不走的强行拆房。日本工人下不得手华工们就变成专业的拆房队。大部分民房拆毁了推平了，华工也没事可做了。日本人不愿再供饭，因祸得福被送回中国。从此再没听到过百合子的消息。慢慢的连这个人都忘了。
  事隔35年，***同志领导拨乱反正，右派改正，我随巴金、冰心等前辈作家访问日本。虽到德山，却没见到一个故人，怅然返回。这天来到奈良，夜晚正和朋友们把酒论文，对月谈天，忽然电话铃声大作。日本朋友佐藤拿起话筒，问答两句，瞪大了眼睛交给我说：“是你的，没想到在日本还有人给你打长途电话。”我接过电话，对方一位女士问道：“你好。请问邓友梅先生住在这里吗？”
  我说：“我就是。您是哪一位？”
  “我是山本百合子，还记得吗？”
  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里边继续说了下去：
  “您还记得我，是吧！是啊，我们有30多年不通音信了。前天一个朋友告诉我，说他在电视新闻上看见了你。我不相信。打电话问电视台，电视台说确实播放过中国作家邓友梅访问德山的新闻。我问能不能为我再重放一遍？听说我们是小时候的朋友。他们竟答应了我的要求，重新放了一遍。我一看就认出来了，你还有小时候的模样。我问电视台你现在在哪里？他们说只知你已离开了东京，不知到了什么地方。我请他们打听一下你的行踪。他们为了中日友好也慷慨地答应了。今天来电话告诉我，你已到了奈良，住在这家旅馆……”
  我问她分别后的情况。她沉默了一会才说：“扔***时，全家都在广岛，只有我一个在德山……”她还说战后过了一段很苦的日子，现在好了，“主人”是个成功的房产企业家，姓西村，所以她现在的名字叫西村百合子。她家现在住在光市，也属山口县管。儿女都已长大，女儿刚刚生孩子，她要照顾，不然她想赶到奈良来看我……
  1984年我在东京参加国际笔会，她终于赶到东京和我见了面。她和一位福井女士同来看我。福井和她一起在德山曹达“勤劳奉仕”过，现在也是位大企业的老板娘。她俩少年时的友谊保持到今天。从前一起劳动，现在一起旅游。她们说有次带着孩子去美国，走过美国二战中阵亡将士墓地时，她们进去献了一束花。孩子们不理解：是美军打败的日本，为什么还要向他们献花？西村说：“不，结束战争是有功于人类的好事。不管谁胜谁负，两边的老百姓都是受害者。日本人民跟中国人民、美国人民并没有仇恨。”
  一周的会议期间，她一直住在东京。有空就来看我。中间我去京都，她仍在东京等候，直等到我回东京从那里回国时，把我送到成田机场才挥手告别。
  这次动身之前，我委托朋友从东京打电话通知她要去日本。她说真不巧，那段时间她正在土耳其，怕是赶不回来。我虽有点遗憾，但一忙很快就不再想它了。没想到她却打听到我到达德山的时间，让当地的礼品店准时送来了礼物。
  我高兴地跑到中元屋中把这事告诉他。他冷静地说：“是我把你来德山的时间告诉她的。当然是冲着你。”
  我对中元说不出的感谢。我知道在他眼里西村是富裕阶级的人，依他的信仰是不跟富人往来的，只是为了我打破了他的戒律。
  但我很珍重西村这份友情。那是在不幸的时代、特殊的环境中少年人之间纯真的友谊，纯朴善良，天真无邪，不分民族，没有国界。正如佛家言：“山川虽异，日月同天，凡我佛子，共结善缘！阿弥陀佛。”
  八
  到德山的第二天，一早滨田就赶到旅馆，领着我寻找旧日的足迹。我们看了我住过的地方(现在已是一座高级住宅，没有一丝旧日痕迹)，看了当年日本人出入的宏大的厂门和中国人进出的侧门(如今一个是更加宏大壮观的正门，一个是只供运货的侧门)，隔着一条河看了工厂内我劳动的旧址(那厂日本战败后就废弃了，现在成了空旷的存货场)，还看了被炸平的女宿舍的旧址(现在是一座办公楼)。每到一地我和滨田、中元凑在一块回忆往事，要锦琦和横川先生替我们把话翻译给我的中国同行们听。他们有时愤慨，有时感叹，有时称奇。我时时担心的无聊和心烦的脸色，却一直没有出现。我明白这样的参观除当事人外，谁也看不出所以然，谁也不会发生兴趣的。我由衷地感谢同行们对我的宽容和迁就。
  其实我确也有点打算。一是趁我力所能及回味一下三灾八难，会使剩下的岁月活得更加心平气和，乐天知命；二是同行的伙伴文学上都很有成就，年龄上却分属不同几个年代。我感到不同年龄段的同行间增进理解的重要性。请他们陪我重访旧地，百闻不如一见，会有助于我们之间的沟通。
  我幸运地发现，这两个目的都超预计达到了。
  这天早晨我们出门之前，就结算了旅馆费，带着行李去参观。该看的地方看完，也到了我们去车站的时间。在德山曹达的侧门(就是当年专供华工出入的那道门)，我们跟滨田握手道别，滨田却缩回手说：“不行，最后我还有个要求，没有满足之前我不告别。”我问她有什么要求尽管说。她说：“让我请大家吃顿午饭。吃完我们再分手。”
  一个只靠退休金生活的老人，要请我们全团吃饭，这实在有点离谱了。我先表示谢绝，随后横川健先生也表示反对。等我把她的要求说给中国同行们后，大家感动，却没有人赞同。滨田却早已打好主意，既不生气也不改口，只是坚决不走。跟大家一起去了车站还一同进了站台。她只是跟我说：“我是你的朋友，你要替我说服大家满足我的要求。能和这么多朋友聚会不容易，很难有下一次了。让我尽一下心吧。我请不起豪华大宴，但尽点心意还是花得起的……”
  没办法。我只得又转回头来替她说话，说服大家接受她的盛情，并说给我朋友面子也是抬举我了。大家见我如此，便进了车站内的饭馆。我对滨田说：“我把大家说服，接受你的款待了，你也要听我的主张。由大家自己点菜，你不能干预。”她连声说：“好，好，好。我既然要请大家，当然以大家满意为上。大家随便要，我带的钱足够！”
  过了一会儿，服务员把大家各自点的饭菜送了上来，人们不约而同地“咦”了一声。谁也没跟谁商量，点的东西却有个共同特点一都是最便宜的一种。最便宜的面，最便宜的饭，加上最便宜的菜。滨田看了大叫不行，坚持要大家各自再要一样好点儿的菜肴。我告诉她，心意大家领了，可没有时间再等菜了。她叹了口气，站起身来向大家鞠了一躬说：“谢谢，谢谢，你们的心意我全都明白……”
  吃完饭告别时，她跟大家握手，跟我拥抱，一路鞠着躬退出站台。
  我们跟中元一起顺站台往更里边走，他只是埋头走路什么也没说。到了天桥前要分手了。他抬起头来，我才看见他已是泪流满面。他擦擦泪，跟每个人都拥抱了一下，呜咽着喊道：“世界上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爱中国！老弟，我爱你们……”
  曾镇南，何申，格非……这些专门研究人情人性的人，居然眼睛都闪出了泪光。又围过去跟他握手，祝他健康。然后看着他一步一回头地走向去长崎的候车处。望着他远去的身影，格非才叹口气说：“没想到，真没想到，我本来还以为他是邓先生的个人朋友。其实他是咱们大家的朋友……”何申说：“我都懵了，我的礼品打在包里都忘了拿出来！”曾镇南只是说：“太感人了，太感人了……”
  火车来了。今天上车跟昨天上车相隔20多个小时，人们少了点新奇、陌生和拘谨神情，增加了些咀嚼、沉思和感慨的意味。
  车开出很远人们才开始聊天。
  我对朋友们说：“对不起，叫大家陪我参加一趟拉练。好了，明天开始就可以进行真正的文学交流了。”
  朋友们对我说：“谢谢老邓叫我们体验一下生活，进行了入学交流。”
  我对我自己说：“再到扶桑，了却一桩心愿。”
  又到巴黎
  正当德法两国咬紧牙关反对向伊拉克开战，美国有人把他们叫做“旧欧洲”的时刻，我碰巧去了巴黎。15年前和李瀚祥兄为拍电影《烟壶》，在巴黎住过一段时间。当时我国有些地方正在破坏古建筑大盖摩天楼。所以看到巴黎反对破旧立新，力保老模老样，我既佩服又感动。打听一下后才知道原来也曾有人赶时髦在塞纳河左边建起一座59层纽约、东京式的大楼，叫“蒙巴娜斯”大厦。建起后巴黎人一看就急了，大叫：“石屎成林，照这样还像巴黎吗？”还由此流传起一个笑话。说一个美国人来巴黎旅游，问一位偶然相识的法国人：“你住在巴黎什么地方？”那位法国人说：“我住在蒙巴娜斯大厦楼顶上。”美国人说：“啊，你也喜欢这样的大楼。”法国人说：“不，因为只有住在那顶上我才能看不见它！”
  从那不久，似乎官方有了一项决策：建高楼只能在塞纳河左岸，右岸从罗浮宫、香榭丽舍大道、共和广场起，大小街道一律保持原状。老楼坏了，只能照老样重修。若有哪块石头原来砌错了，修复时也不准改正，要照原样错着砌！当时我们住的日本现代派酒店“日光”就在河左岸，每天都要从铁塔附近绕着过塞纳河才能到巴黎市中心。如今美国人骂他们是“旧欧洲”，我还担心巴黎因此要翻新呢。下飞机一看，上帝保佑，还是老样子。市中心区倒也有地方在动工，我问他们在建什么，他们说：“有些房子结构太老化了，重新改建，但里边改完后沿街外貌，仍要按原样修复。换上新材料的还要作旧，要跟雨果、大仲马他们当年看到的街景一样！”
  怎么开口一说就是雨果呢？因为2002年法国定为“雨果年”，整整一年都是纪念雨果的日子，还趁这个年把大仲马的墓由郊外移灵到巴黎专安葬历代英烈的“国家陵园”。体现对历史文化名人的尊重。
  “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法，是“雨果年”活动的一个项目。我上次到巴黎拍片，虽也受到法国外交界朋友帮助和款待，但属私人活动，参观游览随意而行并无重点。这次专为纪念雨果而去，有了主题。由此也较深刻地体会到法国人对传统文化，对文人作家是多么看重。在保护有关文物方面又有多种方法。多了不说，只举两个例子。
  一是参观了巴黎市政厅。这幢典型中世纪建筑，既是文物保护单位，又仍是市政办公地。一般不对外开放。我以前只在塞纳河桥上远远瞻望过它的建筑外形，那钟楼之下是1848年巴黎人民庆祝革命胜利的“市政广场”。这次因受到“副市长接见”，才观赏到内部的宏伟瑰丽，美轮美奂。看到它就联想到我们的府衙古建筑，明显感到东西方文化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艺术绝活。世界上少了谁都不完整。
  最引人注意的是壁画。那座建筑内的大厅是长形的，比篮球场大，四壁和拱形屋顶上画满色彩浓重、构图典雅的壁画。内容有宗教典故，也有历史场面。进门后我们刚要按中国习惯从左侧墙壁开始观赏，引导我们的女士却站住了脚，回过头来冲我们一笑，手往头顶上一指说：“请先抬头看看屋顶这幅画像，我想你们认得他。”我们这才站住脚仰起脸朝上看，不看则已一看大惊。这市政厅迎门而坐的头一幅人像，不是皇帝，也不是公爵元帅，却正是我们的同行——雨果！
  怪不得来参加“雨果年”活动的客人，副市长要出面接见，原来从一百年前他们就把雨果视为巴黎市的荣誉代表，他的地位在各路诸侯之上，画在市府屋顶第一把交椅上了。
  再一个例子就是参观巴黎近郊的“雨果国际中心”。这个中心在巴黎郊区，不仅不是繁华市区，而且也不是居民区，正经说是个风景区。在青山绿水之间一个小山坡上，一栋造型优雅的二层小楼，附带几间厨房、马号、车棚之类平房，环境幽静空气清新。这不奇怪。因为雨果本来就出身上层社会，23岁就被授予骑士荣誉勋位。后来又著作等身，晚年造这么一所写作修身之处并不困难。国际中心的工作人员尽职尽责，故居维修保护良好，遗稿文物展览有序，这也不特殊，我们中国有些名人故居也已做到。令我惊奇的是，当我问这样一重要文体机构属于法国什么部门，经费由何处拨付时，他们竟回答说：“这个中心由日本‘创价学会’创办和管理。一切经费都由日本朋友支付。它的法人代表是池田大作先生。”
  问过一大阵，我才大致明白了个道理。雨果故居本是私人财产，多年无力也无人维修照管，破烂不堪，不能维持了，一度改作小工厂。创价学会是个爱好和平、友谊和文化的组织，是与中国、法国等许多国家都有着友好关系的日本宗教、政治和文化的社会团体，池田先生也是个有远见的文化人，他们知道这情况后，为表达对雨果的尊敬和对法国人民的友好，作为日法两国人民文化交流的一项举措，他出钱把它买了下来，按照雨果当年居住时的模样修复整理。由日、法两国专家和志愿者组成管理经营机构。从全世界征集、收购、整理、展出有关雨果的文物。因此，这里正式名称才叫作“雨果国际中心”！怪不得这中心有工作人员会说日语，连请我们吃饭都是吃的日本饭。
  我曾有幸陪巴金、冰心二位前辈到日本时拜访过创价学会和池田先生本人。我为他们热爱文化和友谊的精神感动，当即代表中国作家们发了电传向池田先生表示敬意。
  这件事对我有很大启发：有些作家，不论他出生于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一旦他作品代表世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表达了大多数人民的心愿，他的作品和他本人就成为世界人民的共有财富和荣誉了。因此，纪念他们，尊敬他们也成了世界人民的共同心愿。
  法国和日本在这件事上的合作也令人欣然。使人对某些保守的观念重新思考。人类有许多事上原来都可以做到双赢的。
  德高文美长存人间
  在纪念维克多。雨果先生200周年之际，到他的家乡来表达敬佩、纪念之情，我想这是所有有社会责任感、对人民充满爱心的作家的共同的愿望。
  60年前，我读到的第一本译成中文的外国小说就是雨果的“悲惨世界”，只是书名译作了“可怜的人”。我从这本书中开始认识法国人，才知道远在万里之外，与我们肤色不同、语言不同的欧洲人竟和我们有相似的做人准则与人生理想。中国的一些传统观念，如“与人为善，以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勿以强凌弱，应以富济贫”、“理想的世界是公平和公正的世界”竟在这本书中有充分的表现。
  那时我是11岁的孩子，生活在被日本侵略军占领的天津，生活在恐怖不安的环境中。惟一的课外活动是在学校图书馆读故事书。有一天看到书架上摆了10多本这样的书，出于好奇，我随便拿出一本看了看，见封面上写的是“可怜的人”。再一看，是法国人写的。我：很奇怪，在租界地看到西洋佬都是穿着燕尾服、拿着司提克、嘴叼雪茄烟的绅士，难道他们那里也有“可怜的人”吗？我忙把书翻开，看了头一行便被吸引了，上边写着：
  在1815年10月初，距日落前约一点钟，一个徒步的人走进了那个小小的狄涅城……他的领带已经纽成和索子一样的了，一条蓝棉布的裤子已经破旧磨光了，一只膝头成了白色，一只膝头有了个窟窿；一件破旧不堪的老灰色布衫，在两只手弯上，补着一块用麻绳缝上的绿呢布……
  我惊住了！这不是我在街头上常见到的中国流浪汉吗？难道法国也有这样的人？由此我还想到了在街头被日本军队鞭打着修路的中国苦工，想到了衣不遮体、一脸病容、沿街乞讨的难民。于是我就找座坐下来一页页读下去。我为饭店不接待这个受苦人不愤，我对给他吃、给他住、银器被偷走却毫不忌恨的主教充满由衷的敬爱……直到图书馆的管理员通知我到了关门时间，才发现屋中只剩下我一个读者了。
  从这天起一连几十天，每天下学后都捧着这本“可怜的人”看到图书馆关门。我完全浸沉在书中的世界里。看到芳汀就想起我一个去世的女亲戚，见一家邻居打骂寄养在他家的一个小姑娘，我就低声叫他“汤那提！”并把那小姑娘叫作“珂瑞忒”！我上学路上看到伪警察头目耀武扬威地抓人打人，认为这就是蛇威！从一些慈祥老人脸上又看见让。阿让的影子。尽管书上人的名字叫起来这么拗嘴，可并不陌生。因为他们就像我身旁的中国人，事也是常从大人那里听到的中国事！啊，我这才知道西洋人和中国人的活法和想法竟有这么多相同之处。
  小孩子不懂什么思想哲理、政治观念，看完这本书却加强了父母教导我的一个观念：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好人一种是坏人，好人可爱坏人可耻！应该学做好人不做坏人。好人要像阿让这样慈悲、善良、充满爱心，只作耕耘不问收获，甘愿付出而不要回报。
  当时中国正在抗日战争时期，日军残暴烧杀，民不聊生，共产***的八路军正在我家乡山东与日军打游击战。不久我从天津回到家乡，在人民抗日热情鼓舞下，12岁时就参加了抗日军队。我能迈出这人生重要的第一步，当然是受到爱国主义浪潮激励，受父母、老师长期教育的结果，但也不能排除雨果作品潜移默化的影响。雨果作品坚定了我做好人的决心，那个时代在中国做好人，就要敢于跟烧杀抢掠的侵略者勇敢战斗，这是帮助受苦受难者解脱困境的惟一办法！
  我一边当兵一边自学。战争中只能读战友们带来的书和从战场上捡到的书。因为“悲惨世界”给我留下强烈印象，所以碰到雨果作品我都拿来一读。我就这样没有系统地、时间不连贯地陆陆续续读了一些雨果的作品，所以我谈不上有全面理解，更不敢说有什么研究。不过雨果的作品确实引我思考和感悟了两个问题：应该如何做人和如何做文。
  如何做人，什么才是真正的人生价值？有的人为获取财富而奔忙不息，有的人为升官掌权而用尽心机，有的人为出名趋潮作秀，有的人为争权夺势奔波争斗。维克多。雨果出身于上层社会，16岁就当选为户兹学院青年院士，23岁被授予骑士级荣誉勋位，44岁当选为法兰西研究院院长，位列贵族院议员、制宪议会议员。雨果若要争名夺利，坦白地说，他的起点比某些人高得多。退一步讲，他只要安分守己保住已得到的名利，在安逸的环境中写些消闲有趣的作品展示才能并聊以自娱，就可以安定舒适度过一生。但他却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甩起长发投入到二月革命的战场上，披起议员肩带大步走进反对拿破仑的队伍……尽管由此换来的是执政者重金悬赏其头颅，遭到比利时、英国驱逐出境，流落到格济恩岛上苦度岁月。但他毫不后悔，一旦回国，他马上又投身保卫巴黎的战斗，用自己的稿费制成大炮来保卫这个世界名城！因为他把为人民解除苦难看得比个人自由更重要，他宣称：“我忠于自己良心许下的诺言，誓与自由一起流放到底，自由回国之日，才是我回国之时！”他认为“只要还有被压迫者、被剥削者、被欺负者，还有正义者在流血、弱小者在哭泣，公民们，良心就要保持武装。”他说：“人类如果没有这样的良心，生活将变得冰冷，历史将会更加残酷。”
  更令我敬佩的是，雨果的眼光看到的不只是法兰西的被压迫者、被剥削者，不只是法国弱小者的眼泪。他那充满爱与善的目光还注视到了我的祖国、我的同胞。我不敢说雨果是对中国人民最早发出友好与同情之声的西方作家，但雨果在1861年11月25日写给巴特軌上尉的信确实是我听到的、最早来自西方的友谊之声。他责备了英法联军毁灭圆明园的罪行后，慷慨激昂地说：“感谢你给了我抗议的机会，治人者的罪行不是治于人的过错；政府有时会是强盗，而人民永远不会。”
  雨果为中国人民仗义直言，震动了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文化人的心！因此，102年前，中国革命文学先驱和导师鲁迅先生首次把雨果的文章译成中文在杂志上发表，绝非出于偶然！它证明不论在中国在法国，在东方在西方，只要是善良的人，有高尚理想、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心灵都是相通的，不同语言和民族特点并不能成为我们沟通的障碍，反而证明不同文化群体之间，在最基本的善、恶、美、丑辨认标准上，有很多相通或相同之处。
  确定了做人原则，对以写作为业的人来说，就要具体地落实在“如何做文”上。世界上舞文弄墨的人成千上万，写作目的各不相同。有人把写作只当作个人搏取名利的手段，也有人写作只是为“展示自己才能，宣泄个人感情”。各人有各人的自由，在这市场经济时代，只要不违法，就无可厚非。
  但是，只有那些用写作为广大普通人、劳动者呼喊代言的作家成为写作群体的脊柱，这个世界才有希望。中国文化人有个优良的民族传统，讲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要求自己的作品“寓教于乐”、“有益于世道人心”。我认为雨果在这一点上与中国文人的信念极相似。他勤奋一生，热情洋溢地为法兰西普通穷苦大众争取生存权而写作；他始终站在时代的潮头，以自己的思想照耀人民前进的步伐，推动历史前进。雨果成功地用他的笔塑造了卞福汝主教、让阿让、马吕斯和芳汀等人物，而我们恰又从这些人物上看到了雨果本人圣洁的心灵。因为在这些人身上，形象地体现了雨果的良知、道义和社会责任感。雨果堪称他那个时代人道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的最佳代表，他体现了令人尊敬的法兰西民族精神！
  200年过去了，雨果的许多理想在法兰西、在全世界有了不同程度的实现。这是令人感到安慰的一面，但是当我看到电视上阿富汗人民在战火中逃生的镜头，看到非洲瘦得皮包骨头、为领一杯粥食排长队的儿童，看到加沙、耶路撒冷倒在血泊中的人体，我们能说无愧于雨果前辈的期望吗？
  作为雨果的后辈同行，我确实感到任重而道远。我想，继承雨果的遗志，用我们手中的笔继续完成他没完成的事业，为世界劳苦大众的生存权，为不同民族人民大众的思想信仰和生活方式的选择权而呼喊奋斗，这是对雨果的最好纪念！
  漫步意大利
  有些城市你虽然没到过，凭照片和文字介绍你可以想像出它的轮廓，威尼斯不行，它是无法想象的。它的美，它的奇特，它那历史与现在的交融感都无法想像。有人说苏州是“中国的威尼斯”，又听说贵州也有个“中国威尼斯”，还听说东南亚什么地方是“东方威尼斯”……真到威尼斯一瞧，发现按这些城市的模样去想像威尼斯，越想越离谱。威尼斯世界只有一个，别的城市有别的城市的长处，但绝不会是第二个威尼斯。
  有个最根本的区别：别的水城(如苏州)是流水穿过房屋街道，而威尼斯则是街道房屋分隔了流水。别处是城中有水，威尼斯是水中建城。威尼斯的“陆地”是人们在4加多年的时间里，从山上运来几百万棵大木桩，砸入水下海底。在100多个随潮水涨落而出没的小岛上架起来的。它等于是架在木桩上的一个城市。人们习惯说威尼斯内有170多条河。其实准确的说法应当是“人们用建筑物把一片浅海分割成多条河道，再用400多座桥把它联络起来。”
  飞机场建在另外一个岛上。下了飞机再乘船进威尼斯城，船一直开到旅馆门口。威尼斯全城看不见一辆汽车，这里也有“巴士”和“的士”，不过是标志灯按在船顶上。乘这类公共交通船不比走快。河道曲曲弯弯绕来绕去，走路过桥更直截了当。人们也不喜欢这些冒烟古咚的机动船，它的烟雾和噪音污染了这可爱的环境。大家更爱乘古老的，由船夫划动的“贡都拉”。它又瘦又长，两头高高翘起，据说是照古代教士的帽子造成的。船夫一边划船一边口里哼着小调，把船从两边大理石的亭台楼阁间摇过去，从三角梅，夹竹桃，凌霄花间摇过去，使你忘掉时光的流逝，地域的转移，仿佛置身古代，置身于神话的世界中。
  我写日记，刚写上“我们住的旅馆在水边桥头”，我就把它抹了，因为这是句废话。威尼斯没有哪家旅馆不在水边桥头。意大利旅馆的名称不好记，窍门是要记住门口那座桥的名称，就会找到旅馆。不过你要把方向弄准，旅馆门外，左边是桥，右边也是桥，往前是桥，往后还是桥，街道只是桥与桥之间的联系线。商店开在路边，也开在桥上。
  威尼斯是个闪光耀眼，五彩缤纷的大集市。意大利的珠宝世界出名，全欧洲的首饰有百分之八十出在这里；意大利的玻璃出名，当年欧洲各王宫的镜子，茶具等玻璃制品也大部来自这里；意大利的服装出名，至今还领导世界服装新潮流；意大利的皮鞋出名，从政治家到影星名模穿着它在世界各地乱转。威尼斯集中了这一切特色，目光所及到处都是珠宝，首饰、玻璃、水晶，时装，皮鞋，此外还有数不清的旅游纪念品商店、历史悠久名声显赫的餐馆和咖啡厅——这里没有哪个餐厅没有一段古老的历史，人坐之前最好看看你的座椅，说不定那张椅子背后挂个牌就写有“福楼拜先生曾坐过此椅”，“拜仑先生曾在这桌旁写下他的诗篇”。
  我们常到旅馆隔壁的一家餐馆用饭，那餐馆也有百多年历史。门面很小，进去后侍者领我们穿过店堂到了后院。后院很大，种满了花草，连四面墙上也爬满藤蔓植物。墙不高，并有窗口，探头一望窗外即是潺潺流水。院内绿阴遍地，花香扑鼻。喝着免费供应的矿泉水，我们向拉贝达请教应该吃什么。她说到威尼斯有两样东西必吃。一是海鲜，二是面条。这是马可波罗久居的城市。中国人说面条是他从中国带到意大利来的，意大利人说面条是他从意大利带到中国去的。不管是从哪儿带到哪儿的，反正面条把中意两国古老文化千丝万缕地联系到了一起。
  我要了碗海鲜面条，才明白到尽管意大利面条的造型、味道和中国面条都相似，可吃法却有根本性的区别。这简直是对你用刀叉技术的一次考试。我自以为用刀叉已算熟练，此时方知连门还没人。意大利人吃面条也用刀叉，面条特别长，既不能切也不好叉，也不能端起盘往嘴里扒拉，这么难对付的东西还不能吃出声音来。我作了几次试验都不灵，只好偷眼观察人家怎么吃，只见美女拉贝达从从容容，先把这一团乱麻弄得有条有理，再用叉子挑住一头不停地转动，直到把它绕转成不拖尾巴，分布均匀的橄榄形，这才以优雅姿势，不动声色地送进嘴里去。我照样模仿，那面条却顽固的跟我作对，理也理不顺，卷也卷不起，面条没吃到嘴已累得满头是汗。扭头看看同伴，似乎只有宗福先稍够水平，其他人也尚在努力学习中。我想这技术还是回国后慢慢去练吧，决定打破成规，先把面条送进肚子里再讲文明礼貌风度。果然，思想一通，马到成功，很快我就把那盘面条弄进肚里去了，悠然的喝着葡萄酒欣赏朋友们艰苦奋斗。看看四外的客人，倒也没有谁对我的吃法摇头。
  威尼斯的心脏是圣马可广场。我小时候在北京和天津的街头常碰到教会散发小册子，是圣经片断，我拿到过的一本就是“马可福音”，耶稣之外，马可是我知道的头一位基督教圣者。来到他传教和安息的地方，我不由得带着敬意。
  这个广场三面都是宏大的古建筑物，这样它就被三面的圓柱走廊围成了一个封闭式广场。马可大教堂端坐在中央。它那玫瑰红大理石的高大圆柱，纯白大理石的钟楼和绿色的尖顶是那么的神圣庄严。门前两侧各有一个高人云霄的高塔，塔尖指向天堂。
  这广场上落满了鸽子，以致看不清它的石板地面是什么颜色。只有一种东西比鸽子还多，那就是人！来自地球各个部位，操各种语言，穿各式服装，作各种表情的人，如云集，如潮涌，从各个小巷流进来，流进教堂，流进总督府，流进古代监狱，流进现代商场，流进快餐馆，流进咖啡座……他们甚至挤得鸽子都没地方落脚，只好落到人的肩头，人的臂弯，在人的手掌中嘬食玉米粒面包碴。
  在广场四周，在人与鸽子两侧，整齐地堆放着许多许多长方形的木板铁架，像刚拆下的脚手架。王教授叫我猜这是些什么？我说：“是不是有团体照集体像时搭台用？”他摇摇头。他告诉我因为威尼斯是建在木桩上的城市，高出海平面有限，每当大潮出现，这广场是要漫上水来的。那时广场就成了湖，人们只好把整个广场都用木板架起来，让人们在木板上行走，使鸽子也有落脚的地方。那时来参观另有一番情趣。
  在这人山人海中想要保持几个人不走散是不可能的。我们约好集合的时间和地点，然后就各自动用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在人群中游泳。
  我先去了教堂，然后就进了教堂左侧的总督府。
  这“总督府”的名称是当地的向导告诉我的。他是大学的中文研究生，临时出来挣点钱，中国话说得和我不满10岁的外甥女一样好。我那外甥女夜晚看见楼窗外灯火通明时就大声喊：“瞧，满灯！”春天看见树长叶草发芽会感叹地说：“好，通统绿。”这位向导朋友领我在教堂转了一圈则说：“得，咱们完了！”所以我对这总督府的译名总有点怀疑。
  威尼斯在古代很长的时间内是个独立的公国，主持政务的最高权威是大公，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则称为公爵。这些名称似乎比总督两字更贴边。但也有人把这建筑物译为“元老院”，老前辈刘白羽则干脆称它为故宫。不管叫什么吧，总之是古代威尼斯最高政府所在地。
  要想认识威尼斯。哪怕是初步的了解，不看看这儿不成。这等于是威尼斯的一本立体的简史。
  它的门口立着两尊神。一边是海神，一边是战神。这就形象的描述出威尼斯当年发达的基础：它是靠着海洋和战争发达起来的。它的战船在海上曾力压群雄，打退多少次入侵和掠夺，争取到特有的荣誉，在好些年间所有海上的战船看到挂“圣马可狮旗”的威尼斯战船都要致敬！它的商船把意大利的商品撒向世界又运回世界各地的珍奇土产，使它成了世界最早的海港和商埠，成为贸易王国。莎士比亚最出名的喜剧之一就是《威尼斯商人》。那剧中人的生意就已经有了这样的规模：“他有一艘船开到特里坡得斯，另外一艘开到西印度群岛，他的第三艘船在墨西哥，第四艘到英国去了，此外还有遍布在海外各国的买卖……”
  总督府门口这两尊神像如同一段序言，把你引进它的正文中去。我们掀开了它的第一页——走进了大门。
  迎门正面是光彩夺目的楼梯。楼梯的栏杆上雪白大理石浮雕雕的不是天使，不是花草，是一个个美人鱼。顺着美人鱼的行列登上二层。三层，进了一个大厅又进一个大厅，每座大厅的穹顶和四壁都被出神入化的壁画所填满。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威尼斯”画派诞生地，色调明快，韵味清新，画的多是人间的英雄美女，威尼斯的文治武功。厅里家具饰物，集中表现了威尼斯金属镂刻、珠宝镶嵌等工匠的才能。这里展出了不少古代武器，每一件武器也是一件精雕细刻的工艺品。同时还展出了他们在商战和海战两方面的战绩。这时有战争中缴获的敌人战舰上的舰旗，海盗船上的桅灯，也有从各地运来的奇珍异宝。我记不清进了几个厅，上过几层楼，但记得最后看到的那间是公爵、或总督、或元老们进行会议和审判的大厅。巨大的壁画之间排列着镶金嵌银的座椅。在一把座椅后也有幅巨画，画后却是个暗门。向导领我们从那暗门进去，下了几层黑暗暗的石阶竟转到一座过街楼上。经向导指点，我们从过街楼两侧的窗中向外一望，一边是大海，一边是长河，才看出这竟是座封闭的石桥。
  向导告诉我，在古代威尼斯公国，抓到犯人都是先送到对面的地下监狱中关押，在开审的日子通过这座桥和暗道送到大厅中审判，判定罪刑后再通过这条桥送进监狱。大概是拜仑到这里参观后，在一首诗中说他几乎能听到犯人经过这桥上时的叹息声，从此人们就称它为“叹息桥”。
  我不是犯人，但也禁不住叹息数声穿过了石桥。
  跨过河就进入到另一个世界。这里没有五色缤纷的画幅，没有金碧辉煌的装修，只有又厚又暗的石壁，又窄又陡的石阶。下到底层是一间间互相隔离的牢房。我进到一间牢房中去细看，牢房的石墙上和送饭用的洞口，有不少古代犯人刻画的诗句和浮雕画。有一处深深的刻画着一颗心，还有一处刻画着海鸟。遥想当年这些犯人身边是决不准许有铁制器物的，他们用什么小小的工具，用了多少年才刻下这生命遗痕呢？
  这一切似乎是过去了，但过去得并不久。二次大战中纳粹分子最后还使用过这监狱。
  我又看过左方的一个博物馆，登了高塔，在福楼拜喝过咖啡的地方喝了咖啡，两腿恢复些力气了，这才到预定会合地点：总督府西侧的小广场。
  这个广场临海，回头向西看可以把总督府，教堂和半个大广场全收眼下。这是我们最常见的威尼斯的风景照片的画面。以前我总不明白为什么拍圣马可教堂和总督府的照片都是侧景，很少见从正面照的。到了这里才知道总督府在正面是照不成的。它门前的街道很窄，站到街对面的墙根也照不全它的大门。大教堂门前的广场尽管够深远，可是它两则都被圆柱走廊围着，横向里也拍不上大教堂的正面全景。只有站在海边从它们的左侧拍才能拍到整个总督府的全貌和大教堂正面全景。
  小广场有个很大的石牌坊。像个小型的凯旋门，上边有两组雕塑。这组雕塑曾被拿破仑掠走，在法国陈列了许多年。前些年才从法国讨回来重新安装到原来的地方。
  过了石牌坊就是海边了，海边停着成千上百的贡都拉招揽游客。到威尼斯没人不乘一下贡都拉。只有乘上它在小小的河巷中穿行才能领略威尼斯的真面目。
  我们也登上了贡都拉。船夫划着船从“叹息桥”下进入河道。在大理石和雕塑丛中穿过，在绿叶搭成的墙壁和红花如火的河岸穿过。这里每户人家都有船栓在门旁，从宽大的石阶从水面一直可通向门廊大厅。过了无数的桥，从桥下仰首看桥上的货摊，商店，和熙熙攘攘的游人，另有一番风味。
  我们一边浏览一边和船夫、向导闲聊。我问威尼斯每天有多少游人？他说；“因为海湾战争，今年的游人少了点，去年全年有80多万人，人们一般的总要住三五天到一周，所以每天街上的人总不会少于10来万，比本地居民要多。前几年这里还有30多万居民，近年来锐减，已经不满10万人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说：“威尼斯在衰落，别的地方更容易挣钱。我们不会走，划贡都拉的人都世代相传子承父业，外人很难插进来，我们也轻易不会改行。我们爱这个行业。”
  四
  我们用了一整天的时间游览威尼斯的古街旧巷和逛商店买纪念品。
  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去看了马可波罗的故居。这是个被四面楼房围着的一个陋巷，一个穿堂似的小天井，楼房黄色的表面已经剥落褪色，地面的石块已踩得坑洼不平，一块牌子上写着马可波罗1299年后一直在这块地方居住，并没指定是哪一幢楼哪一间屋。我倒觉得这更近于真实。
  当我们要登上一座小桥时，向导要我回头看一下小巷口的一个木牌。那木牌上写的是“1708年歌德先生曾在此居住”。我在这里停留了更长的时间。我对马可波罗只有传闻中的了解，只读过他的游记片断。哥德却是我一直崇敬的前辈同行。《浮士德》和《少年维特的烦恼》是我读过的重点书之一。我曾拜谒过他在魏玛的故居，在他吟诗的草坪上散过步，还在《浮士德》中写过的那间地下室啤酒馆中休息，一边看魔鬼靡斯菲尔德骑在酒桶上房的塑像，一边品尝地道的德国啤酒。在莱比锡我也在他的铜像前流连忘返，如今来到他客居的地方，有点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感。
  但这种忘情的心态后来就很少了。因为在威尼斯拐弯抹角都会碰到名人故居，这里果弋里喝过酒，那边契诃夫吃过饭，拜仑居室的窗户，格林散步的河岸……目不暇接就少了点感慨。
  海上航线的开拓，商业的发达，城市的繁荣，使威尼斯的市民很早就摆脱了欧洲封建时代清教徒式的生活模式，在这些小巷中也能窥视到遗迹。这有古希腊移民的聚居区，脊信仰东正教民族立的教堂，有狂欢节跳假面舞会的小广场。有一处楼顶有一块突出的平台，比一般阳台小比窗台大，向导说那是古代威尼斯妇女染发的地方。古代威尼斯女人以金发为美，她们发明了用一种草药合海水染发的办法。在一个小巷深处墙上挂着一面铁牌，上边标的年号是1691年，写的内容是“这里收容弃婴……”把这些联在一起，你想到有位女士染了发到广场上参加狂欢，过了一阵把个小宝贝送到这弃婴收容处。这中间再补充些有趣的细节，岂不就是哥尔多尼的喜剧！怪不得哥尔多尼会有那么多写不尽的题材，揭不够的丑恶，说不完的笑话。生活培育出了天才！我想哥尔多尼在世时必定是天天带着讥笑在这些桥头小巷中散步，冷眼观看人们的种种活剧，来激发他的创作灵感的。果然，我的猜想在下一个小广场上就被证实了。那里街头正好立着个哥尔多尼的铜像，那神态姿势和想象中的一模一样：披着件风衣，戴着宽边帽，一手背在身后，一手拄着手杖，笑眯眯的东张西望。这位雕塑家也是位了不起的天才。还有比这更合适，更准确的神情的姿态吗？哥尔多尼，那个嬉皮笑脸地把人们的丑恶指给人们自己欣赏的人，那个“一仆二主”等一大堆不朽喜剧的作者，当年不是这样出现在威尼斯街头还会是什么样子？
  五
  我是几年也难得去一次商店的人，在这里逛商店却成了我极大的乐趣。这里每个商店都珠光宝气，每个商店都像在暗处安装了磁石，把你衣袋中的钞票往外吸，没一个店在你离开它时不想再回头看它一眼。
  去得次数最多的是里亚尔多大桥。这桥是条商店街，只有站在它的远处或侧面才看出它是横架在水上。你走在它上面时被街两面的店铺，货摊上五光十色的货物照得眼睛发花，绝想不到脚下还有湍急的河水。这一条绵延数百米的繁华街，顺着桥延伸出去，辐射开来，成为一个不规则的现代化集贸市场。距它不远是一条卖珠宝首饰和手工艺品的长街，那简直是个首饰博览会。不仅女士们会为那光彩四射的金银珠宝吸引得挪不动腿，男人也会被玲珑剔透的工艺品招惹得六神无主。头一次到这街上我以旁观者心情看那在商品前驻步不前的人，第二次走到这里就用好奇的目光注视起橱窗中的商品，第三次进了店门，等再一次来时就忍不住买下了一条带彩灯的贡都拉小船，再来时可就给太太、女儿们买起首饰来了。并且向自己解释说“今年我满60岁，算给家人的一点纪念”。当然我只买得起低档品，低档品的价钱按里拉算也是五位数。
  我住的旅馆门口，小街上也挤满了首饰店、服装店、鞋店和旅游纪念品店。因为离得近，我晚饭后散步有时就在这里转转，有家首饰店门面不大，货品很全。店主是位犹太老人。见我在门中徜徉，就客气地请我到里边参观。我进去后他先引导我看看他的货柜。然后请我坐下，用托盘托出一批又一批的首饰来。对于犹太人会挣钱这一点我早有所闻，《威尼斯商人》剧中的那位夏洛克，几乎成了悭吝狡猾代名词。所以一见他如此殷勤，我警惕起来，赶紧致谢说：“我不打算买这么贵重的东西。”他并不因此而冷淡，回身又拿出几件便宜但工艺颇好的小首饰供我挑选。我过意不去，就挑了两件。他问我是日本人吗？我说不是，是中国人。他说：“啊，中国人，我喜欢你们，你们是最没有民族偏见的国家。”于是用笔在价目表一划，主动给我减去20％的价格。
  我回到旅馆后把我买的首饰给朋友们看，他们向我打听每样东西的价钱和买的地方。到下午他们也各自买了一包回来。随后，我发现他们在背后悄悄议论什么，一边议论一边笑。我觉出有鬼。到了只剩下吴泰昌一个时我问他；“你们瞒着我一定在搞什么鬼，告诉我是啥名堂。”他小声说：“我们按你说的到那几家店去看了。最便宜最诚实的是老犹太人开的那家。我们也买了一套你在大桥附近买的那种首饰。比你便宜了两万里拉。我们决定不告诉你，怕你知道了会影响情绪……”
  我听了倒挺高兴，高兴我碰到的第一个犹太人就使我打破了道听途说来的偏见，更相信人的好坏是不能以民族划分的。我体会到了历史形成的对犹太这个民族的不公正。
  六
  当我又乘上汽船离开威尼斯去机场时，我心中对这个城市充满了留恋。我不知是否还有机会再来这个奇迹般的城市，更不知再来时它会变成什么样子。我看到的威尼斯是迷人的，繁华的，但也看到它在衰落的迹象。人们告诉我机械船的泛滥，四周化工厂和矿山的建设，每天上10万游客的践踏。威尼斯的城和水都受到了严重的污染。古迹建筑被剥蚀。自然景观被破坏，特别是自然条件变化使这里增加了被水吞没的危险。这个城市处在危急之中。意大利政府发出了向全世界的国际组织求援的呼吁。已有30多个国际组织向它伸出了友谊之手，但这是场艰辛的工作，目前还没乐观的保证。
  威尼斯不仅是威尼斯人的，也不仅是意大利的，它是全人类的瑰宝。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保护它，抢救它！
  和老索相处的日子
  我是从报上知道哈里逊。索尔兹伯里去世的。美国发出的新闻说他的生命结束在汽车上，在从康涅狄格去纽约的途中。我马上想起了新英格兰那个与他同名，叫“索尔兹伯里”的小镇，想起从那里到纽约的高速公路。五年前他开车走这条路，把我送往纽约。
  我很悲痛，失去了一个好朋友。
  哈里逊·索尔兹伯里因为二战中与苏联军民共守在斯大林格勒，连续发出苏联战场的消息而世界闻名，得过很权威的普利策奖。任过作家协会**。他跟斯诺是朋友，斯诺早就建议他到中国采访，向他介绍过中国共产党的斗争情况。由于种种原因，他直到年近80才终于来到中国。他为红军长征的事迹所感动，便带着心脏起搏器，沿中国红军长征的路线艰苦采访了一路，在中国在海外采访了上百名与长征有关的，各方面的人物。书印出来时已过了80大关。在中国，这个年纪的作者多半会用从容的方式“发挥余热”。他却像年轻人那样又作起写“新长征”的准备。与此同时，他与卡曾斯、里斯等专家学者，积极为开创中美作家间定期对话热心奔走。在中国作家冯牧、王蒙等合作下，1984年这个愿望终于实现，此后数年间连续举行多次。按年纪按成就按家产，他已算志得意满的人了。仍如此拼搏，是他把工作看成个人的存在形式。这使我很感动。
  我1986年到美国参加中美作家会谈。他热情接待。会议由双方共同主持。互谅互让，合作得顺利愉快。我担心记者一个个把作家单独调出去访谈，影响会议进行。他便决定开幕时发布一次新闻，然后转到海边僻静小镇上关上门开会，谢绝采访，会后再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建议参加会谈的双方作家，应包括各种不同观点和艺术倾向的人，要最有影响，最负盛名的人。我们便将与会作家的名单事先通告给他们，征求他们意见。结果会开得很成功，气氛极融洽。大家畅所欲言交流了创作观点，探讨了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并为以后对谈作了安排与设想。
  “我要写中国的新长征——改革开放。要采访中国农村，这方面你能给我点什么建议？”有次在海边散步，他向我问道。
  我说：“不要只看最好的，也不必专注最落后的。多看看中间的，一般的，传统的中国农业地区，那是中国农村大多数。”
  “具体地点你认为哪里合适？”
  我说：“可以去山东、那是中国典型、古农村区。”
  再具体一点！
  我说可以去我的故乡平原县。那里从战国时期就建立了县治，而直到改革开放前，似乎还用传统的办法种地和生活。他欣然同意，并请我为他作向导。
  1987年他又来中国。先去了南方，从南方打电话来约我在山东德州会合。
  德州是我的故乡，对他很欢迎，安排周到。我领他看了抗日战争战斗遗迹，看了农村和乡镇企业，访问了几家养殖、运输、工商个体户。请老农、基层干部给他介绍历史和现在的情况，还找了位熟悉历史的作家介绍当年义和团起义的史料。他非常兴奋，白天跑了上百公里，参观采访。晚上就用他那二次大战的老打字机整理素材，不论干到多晚，不把一天采访材料整理完决不上床。有天他约那位作家来谈义和团。谈到凌晨两点还没结束。我只得把作家叫出来，悄悄嘱咐他适可而止。我说：“老头是年过八旬的人了，不要累垮了他。”那位同乡找个借口告辞了。后来老索知道这是我的主意，对我很不满意的说：“你怎能这样对待我，我是小孩子吗？你的好意真叫人受不了。”
  白天采访，晚上整理材料。我俩只在车上才有空交谈。有一天途中赶上了一个村逢集。他叫车停下，颇有兴致的到集市上走了一圈，他看中国农民，农民也看他。双方都冲着对方笑，虽语言不通，但互相那友好的心意都表达无误。回到车上他问我：“这地方是不是很少有外国人来？”我说：“今天可能是他们第二次见到外国人。”他问：“那第一次是谁？”我说：“二战中的日本军队。”他听了大笑。笑完说：“他们对我态度很友好，他们能分辨洋鬼子也有好坏！我喜欢这种毫无准备的见面，这才是真实的情形。”又说：“市场很兴旺。当然生活水平还很低，但看得出温饱已不成问题，而且有了闲钱。年轻人开始追求时髦了，你不见有人在买牛仔服吗？***实在是个了不起的人。这里人说改革开放这几年。比过去几百年的发展还快，这是可信的。我明白了为什么改革开放政策在中国深得人心。”有一天参观一个个体户养鸡场。那户主是个刑满释放人员。曾因替日本侵略者效力判过多年徒刑。服刑期间学会养鸡，释放后正赶上改革开放，就自己办起了鸡场。富裕后很热心公益，受到了政府和群众欢迎。那人对老索招待当然很隆重。可是老索冷淡，稍看看就离开了。在车上我问他：“你好像对这里不大感兴趣。”他说：“我对为敌人效劳的人心里厌恶。到这里我只为证实一件事：连这样的人经济活动都得到政府支持，可见改革开放的决心。”
  最后一天我领他到我的村子去作客。他跟我们村长和乡亲们畅谈了两个小时，又在村中参观。我们村的经济情况是中间偏下的。但家家都住上新房。唯我家仍是土房，因为多年没有人住，快要塌了。我的堂弟觉得丢人，不肯叫他去看，他谅解的笑笑，没有坚持去。但在车上表示很遗憾。同时对我说：“你无论如何再到美国时到我家里看看，住几天。不是纽约那个公寓的家。是康涅狄格一个小镇。那个镇的名字就叫索尔兹伯里。”
  我问：“是因为你住在那里，才起了这个名字吗？”
  他说：“不是的，完全巧合。但因为这个巧合，我更不愿意离开那里了。那里才是美国，到了纽约不等于到了美国！”
  1988年我参加完汉堡的“中国文化周”，应约转道去了去美国。
  我在纽约下机住了一夜，第二天便去了州立大学所在地阿尔伯尼。一进于梨华的家门。她就告诉我索尔兹伯里来过电话，叫我一到就和他联系。我立即与他通话。他问我何时能去他家？说他现在外地讲学，我定下时间，他如期赶回家去。我说我在东部共要在三个学校演讲，最后一讲是耶鲁，他请我在耶律演讲完就到那所大学附近的一个小镇机场与他见面，然后一同去康涅狄格的索尔兹伯里镇。
  这时正是新英格兰一带树叶变红的季节，从阿尔伯尼到马萨诸塞，从麻省又到耶鲁，一路秋山红叶，如火如荼，美不胜收。演讲很顺利，玩得也很尽兴。在耶鲁演讲完，诗人郑愁予夫妇开车送我到约定的机场，已有个中国女孩在等候，是张洁的女公子张棣。索尔兹伯里为我们交谈方便，特请她一同前去作客，为我们当翻译。小张棣当时正在卫斯里女子学院读书，离耶鲁不远。恰好又有几天假期可以陪我们。
  索尔兹伯里穿着异常整齐，打了领带，从一架小飞机上下来，拥抱住我说：“好极了，你到底来到我家了。”我介绍他认识愁予夫妻。他就请他们一道去他家玩。我们五个人两辆车立即奔向康涅狄格。
  走了两三个小时，转过几道小山，看见一汪清亮湖水和湖中小船，绕到湖后，便看到有条岔路，路口两边的树上横拉着一道铁索，上挂着木牌，牌上写了几个字。老索停下车，跳出车门伸手摘下铁练，指着那条岔路说：“从这里起是我的地界，你们可以先在我家门口欣赏一下风景。”
  只见四周一片青绿，林木葱郁，流水淙淙，满眼野趣。不闻市声。不远处有一幢白色民居小房，房前吊着条小船，静悄悄不见人影。
  老索说：“那是我最近一家邻居，最近好像进了城，所以几公里内只有我一家人了。”
  他摆手叫张棣开车带路，开进他的地界，他在后边把铁练拴好，上了张棣的车，继续前进。
  走了约摸一公里，才到他家门前。
  这是个白色的二层小楼，小楼后拖着一长条平房。夫人听到车声迎出来在台阶上站定，笑容满面跟我们招手。车开过正门在侧面停下。老索下车后帮我拿出行李领我从边门进了楼，打开一间屋门说：“这是你的卧室，在这里进来要少走路。”
  我把行李安排好，从楼后又来了一男一女两个中年人。两人都穿工装裤，戴着劳动手套，男的拿树剪，女挎着一篮苹果。索尔兹伯里介绍说这是他夫人的女儿和女婿，住在只距此几公里的地方，是来帮忙摘苹果的。我这才注意到窗外不远就是个小苹果园。树长的并不好。苹果个儿既小，颜色也不鲜亮。索尔兹伯里说：“我不用化学肥料，连化学杀虫剂也不用。你不要嫌它难看，可是绝对没有污染。”
  两个年轻人跟我们寒暄几句，放下苹果拿起小篮，到房前菜地摘菜去了。我带着好奇心跟着到地边看了看，见菜长得也是又细又蔫。菜叶上满是虫咬的眼儿，那位女婿向我连说带比划的笑着解释了一番，我虽然听不大懂，但完全明了他的意思：有虫子咬过，证明是绝对没用化学药品的，没有污染！
  这晚上索尔兹伯里就用自己种的苹果为我们洗尘。边吃边谈，气氛既热烈又亲切。那绝无污染的苹果外貌欠佳。味道也平常。大家还是交口称赞，索尔兹伯里像个孩子，听了很高兴。
  第二天一早愁予夫妇告辞，我和张棣就住下来，过了几天难得的安静、悠闲生活。索夫人也是作家。索尔兹伯里写中国红军“长征”，她写了本“我随索尔兹伯里长征”。写她陪丈夫在中国采访的经过。只剩下我们四个在一起时，最辛苦的是她。老索上午写作，下午陪我们游玩。三顿饭全由她操劳。虽然面包和肉是存在冰箱中的，但青菜水果都要现吃现采，老索不爱赶时髦，他家的电器、灶具都很陈旧，是城市里已经淘汰的东西。她的劳动很不轻松。
  老索的住屋不大，但书房不小。书房是一间木板墙铁皮顶的平房，墙壁和地板都不上油漆，而且凸凹不平。柱子不仅没有刨光，上边还有许多破损处。书桌和靠椅也是旧物。桌上那件老打字机。二次大战在斯大林格勒就是用它，现在还在用，油漆磨掉露出了铜色。在中国我见到时就说过：“你这架机器可以送进博物馆了。”他说：“要送的。我已说好，我去世以后把它交博物馆保存。”我问他这房为何不刷油漆？他说这里原是一个农场，书房是个马棚。他不愿失去马栅的原样，当然，马粪是清理出去了，别的没有动。这屋里有一部电话机，也是那种古老的黑铁盒子，斑斑驳驳。壁炉旁还堆了一堆木柴。我问他：“你这里做饭、取暖都已用电，准备木柴干什么？”他说：“到了冬天我这里常被雪封住，道路，电线也有被风刮断的时候。有时想叫除雪车来除雪，连电话也打不通。我会被困在这里，准备下木柴，至少人冻不死。”
  靠墙根放着个有活门的木箱，像是捕鼠器，但大得多。我问他：“这是什么？”他说这山里有一种鼬鼠。常夜里跑进屋来把他的东西搞得乱七八糟。他预备了这个东西，里边放进食物，鼬鼠进去就出不来了。我说：“抓住它怎么办？杀掉吃了吗？”
  “怎么可以那样？”他正色说“这种小动物很懒。他们吃饭后总爱睡觉，我等它睡着后搬上汽车，拉到20公里外大森林里去，打开箱门，等他睡醒后自由走开。我再把箱子拿回车上拉回来……”听他那口气，不像是怎样对付鼬鼠，倒像是在谈如何照看小孩。
  客厅一面墙对着苹果园。整面墙都是落地玻璃门窗。他站在窗前向外闲看，我坐在沙发上看画报。他小声叫我，神秘的招手。我走过去，他指指窗外。一我发现他的苹果园里进去了两头鹿，正在伸头吃树上的苹果。但他窗外挂着许多条奇怪的装饰品，使我看不清。那是用一根根长绳串着的几十个易拉罐。我想拉开门到外边草地上去看鹿。他却拦住我说：“不要去惊动它们。对客人不能那样。”我就问他：“既然要欣赏苹果园和小鹿，你就不该再挂那些装饰品！”他说：“那不是装饰品。是给鸟预备的交通信号。我这窗太大，像一面大镜子，从外边看整个树林都映在里边，小鸟常常受骗，照直飞过来一头撞在窗上，撞得晕头转向。我挂上这些，风一吹他们会响会动，小鸟就不再上当了。”
  我望着这个80多岁的孩子(他反对人们把他看做老人)，很难想像他在战场上是个什么样子！但他确实是在硝烟中摸爬滚打过来的人。
  下午，我们在他的领地和镇上闲逛。这片领地中有几个山头，山上树林很密也很杂，他不修道路，却在最高山头建了个茅屋，闲时坐在那里看山下的湖，林中的鸟。要爬上这山头，很费力。因为他对这山林的一切都听其自然。活的就让它随自己意思活，死了它干枯、倒落。山坡上满是横七竖八倒下的大树，直立着许多一人高的粗大木桩，像是有意设下的路障。我问他这些木桩是干什么用的？他说最早从欧洲来的移民曾在这里采过矿，废弃怕也有100年了，这是留下的惟一遗迹。他舍不得清除它们。至于那倒下的树，把它还给土地不正是最好的处理吗？
  我们上镇上去总要捎带着办事。这里远离镇区，没有人来处理垃圾，每过一周他要把装好袋的垃圾送到10公里外的处理场去。然后从那里再去镇上。镇很小。只有一个交通岗，还是位女警察，平时车辆来往不多，女警察尽可坐在树下打盹。有个教堂，有个法院。但没有监狱。我问他：“如果出现了犯罪，犯人关到那里去呢？”他说：“寄放别的城镇监狱。当然要付给人家租金。好在几十年来就出现过一次这种事，是个酒鬼喝多了，醉中烧了镇议会的楼，再有一次犯罪事件是有人偷猎了一只鹿，没有判刑，罚些款就完事了。省下了租用监狱的钱。”
  我在的几天，正是万圣节前夕，在纽约应是热闹的购物季节，这里仍然很清静，就是街上多了个货摊，卖万圣节做鬼头用的南瓜，摊下卖真南瓜。镇上还有家百货店卖假南瓜。假南瓜是塑料做的，挖好了鼻子、眼睛，孩子们买去套在头上就行。我看看那些假南瓜，竟都写着“台湾制造”！
  老索到镇上必去的地方是邮局。但邮局不在市中心。而是在镇外一个只三四户人家的居民点上。很低的平房，门口竖着一根高高的旗杆，高悬星条旗。门前静悄悄没有一个顾客。里边只有一位老太太办公，柜台上没放着信封和邮票，却摆了些小绒狗、小兔子、变形金刚。老索向老太太介绍我，老太太听说来了个中国人很高兴。她说去年才到中国旅游过，对中国印象很好。那是个很迷人的国家。我问她摆这些玩具干什么？是代卖吗？她说不是。到这里来的顾客都是熟人，办完邮件总要闲谈一会，若带着孩子来，孩子听大人闲谈会不耐烦。预备点玩具。他们有东西玩，就不吵着要走了。
  老太太送我几张邮票作纪念，我把胸上带的中国笔会的徽章送给了她。
  我住了几天，发现这里几乎全是英格兰移民的后裔，没碰到过一个黑人，也没见其他少数民族，跟纽约完全是两个天地。在纽约街头你只消站上10分钟，至少能听到5种语言，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德语、法语和中国话、日本话，各说各的。这里只有纯正的英语。房子也是一种风格。白色的小二层楼，阳台上摆满鲜花，车房在底层的右侧。怪不得人们管这一代叫新英格兰。张棣呆了两天回校了，剩下我和索氏夫妇成天用手势交谈。临离开的前一天，老索为我开告别派对，竟费尽心思请来了当地一位华裔。这位朋友见到我非常激动。他说他是这镇上惟——个华人，平时很少有外边人来，我可能是到这里来的第一个中国大陆的客人。这位华裔美国人汉语已经词不达意了，但仍热心翻译。当时正是美国大选时期，电视台每天在播双方竞选的节目。有时各自发表演说，有时双方辩论。索尔兹伯里问我：“你对这两人怎么看法？”我说：“对美国的总统竞选人，我怎么好发表什么意见？我希望谁当选都保持现在这样好的中美关系。”他笑笑说：“我告诉你，这两人一个是混蛋一个是傻瓜。不过谁当了总统，美国都会尊重他的权力。爱美国不等于要爱总统，遵守法令跟喜欢总统也不是一回事。他一旦当选他就不再是某个人了，而是政府的代表了……”
  走的那天，他们夫妻开车一直把我送到纽约。到了纽约，夫人先下车回公寓去，老索把自己的车送进修车厂，又租了辆车把我一直送到华侨日报，这才告别。并约好过了年在中美作家会谈中再相会。
  后来我虽没再去美国，但始终保持着联系。我的小女儿学英语，他极高兴地和她建立文友关系，两人不断通信。他叫她督促我学英语，不能老是靠她翻译才知道他信中的内容，他又请我女儿转告我，他在美国见到贾平凹时是多么高兴。还向我报告，张学良将军到美国时，纽约华人集会欢迎，他是惟一得请柬的外国记者……
  有天我接到一封直接寄给我的信，我感到有点惊诧。打开请人翻译后才知道这是讣告式的信，我们的朋友卡曾斯在打了一场开心网球后急促的离开这个世界了。他那沉痛的心情经过翻译仍深深的感染了我。我在写完对卡曾斯的怀念文章后立即给他写信。请他也注意自己的身体。我没有提“老”这个字。但我要他不要再无节制的拼搏。他回信说，他现在身体跟20年前没什么两样。不拼搏，为什么活着呢？
  是的，工作、拼搏就是他的生存方式，这个人只要一息尚存，就在奋斗不已的。而且我也真的没感到老字和他有什么牵连。因此我听到他骤然而去的消息，一时怎么也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索尔兹伯里可以说跟我们是来自两个世界的人，各有自己文化传统，道德观念和信仰。因而我们也有分歧。但这并没妨碍我们成为朋友。到底我们共同的东西多些，大家都有一颗把世界变得更可爱的愿望，都有为自己的理想和事业献身的决心，有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互相了解互相合作的热心。所以我们的争论不仅没影响我们的友谊反而更加深了互相的信任和理解。
  世界上有老索这样以心交心的朋友使人看到希望增加勇气。世界上这样的朋友不是很多，能结识到很幸运，所以我永远会对他怀念。
  1993年11月23日
  瑞典散记
  为了省点旅费，从赫尔辛基到斯德哥尔摩，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王元化、谌容、孙静轩，还有我，决定乘船而不坐飞机。
  第二天一早，当我们踏上斯德哥尔摩的码头时，不由为前来欢迎的“阵容”感到吃惊。为首的是皇家学院文学院士、著名汉学家马悦然夫妇，后边是斯德哥尔摩大学汉语系主任、研究孟子的罗得壁先生，再后边是我们的文化参赞、记者……整整一群人。马悦然教授稍寒宣一两句就抢着搬行李，急冲冲地说：“对不起，我们要快一点，市议长正在市议会大厅恭候各位，中午是瑞典议院议长在国家议会为各位接风，下午斯特林堡纪念馆的负责人请你们参观，晚上到我家先吃顿便饭，然后……”
  原来瑞典人尽管不打仗，却用打仗的精神做事情，那股玩命劲一点不比美国人差。从这天起，我们就像上足弦的陀螺一样转起来。瑞典朋友的热情，使我们连累也喊不出口了。我们去参观皇家图书馆，图书馆特意升起了五星红旗；斯特林堡故居一些地方，是用玻璃墙隔起来的，谌容女士问：“可以进去看看吗？”负责人说：“这里只有四种人可以进去。一是国王王后；二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三是主管文化的政府首脑；四是中国作家。请进！”马悦然教授是瑞典皇家学院终身院士、大学终身教授，在欧洲文学界有很高声望。他一天不落地和陪同人员一起跟着我们东奔西跑。他夫人则亲自下厨为我们做中国饭菜……
  但主人是看出我们累了。第三天晚上，马悦然教授说：“明天咱们松散一下吧。我领你们去参观瑞典皇家学院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
  瑞典皇家学院，人们习惯称作“瑞典文学院”，就是每年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个机构。它颁发好几种大奖，其中最著名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该奖自1901年开始颁发，已发了好几十年。这个学院设在斯德哥尔摩老城的中心，这里有个小小的广场。广场周围有几幢23层的楼房，以前是瑞典政治、经济的首脑机关。现在这些首脑机关搬到新建的现代化大厦去了。其中最主要的一座楼房是当年的议会大厦，也不过三层，楼下变作交易所，楼上就给了皇家学院。这个安排很有趣：它证明文学家再清高，也还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做文章。
  我们从学院专用的侧门走进去，拐了几个弯，上了一层楼，来到一个大厅。大厅中部有个讲台，两侧相向放了100多张座椅。讲台、墙壁、椅子的木制部分，全用北欧风行的白色加金线油漆，讲台后方一座希腊式塑像，估计是奥林匹斯山上主管文艺的官员。这个厅只在授奖或新院士就职时用。平时院士们开会在隔壁一间小厅中。小厅一端是古斯塔夫三世的雕像，中间一个长条会议桌，两旁放18只座椅。皇家院士共18位，每人座位固定，从当上院士起到他告别这个世界止，始终坐在这位置上，不发生抢椅子的问题。因为一位不去，另一位就不能进来，谁走，何时走，要由上帝来决定。当然这也带来一点麻烦，就是院士的老年化。平均年龄决不在70以下。因为入选时已多半不年轻，何况一直要奋斗终生。这个麻烦随着医药事业的发达，越来越没希望解决。为什么是18名？单数不是好表决吗？不行，19人数太多，17在瑞典语中的发音像一句粗话，古斯塔夫国王下令，就是]8个了。
  我们进入这个会议室，就被马悦然先生让到院士座位上坐下来。他说这时这屋子如此安静，可是几天以前，这里曾有过十分紧张热烈的争论，而门外等消息的记者把门口和走廊曾挤得水泄不通。10月的一个星期四，是宣布当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名字的日期，那天我们正在芬兰参观一家报社。报社一切机器都停着，所有工作人员都翘首等待来自斯德哥尔摩的消息，消息一到就马上开机。在那里我们就猜想到这里的气氛。
  既然坐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决策桌前，话题自然就会谈到这项奖的评选情况。马悦然教授介绍说，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程序大体如下：每年从11月份起，向全世界各著名的文学团体、大学、专家、作家发出数百封征求候选人提名的信件。没收到信的人也有权提出候选人，提名信以次年2月底前寄出为有效。大致每年都要接到五六十位，甚至上百位被推荐人名单。所有的名单全交给从18名院士中选出的一个五人委员会去评审。到5月底，五人委员会评选出一个不足十人的小名单交给全体院士。同时学院就收集、翻译这小名单中列名者的作品、资料。请世界上对某个候选人有研究的专家来作报告，介绍每个人的情况。再请对这位专家有研究的人来演讲，对专家的报告作分析、评价。从5月～9月，院士们就埋头读这些作品、资料，听有关报告，每周四聚会讨论。9月份作一次模拟投票，模拟投票后目标可能又缩小了一点，大家再讨论。10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四正式投票，当天就公布名字。有时争议不决，只好把投票往后推延。今年就后推三次，在第四个周四才公布。
  因为程序如此复杂，所以不可能当年提名当年就得奖，必须连年被提名，其名字才会在小名单中步步前移，其作品才会被翻译、介绍到18名院士手中，才会因一年又一年的讨论加深认识。有的得奖者是被提名十几次才获奖的。我想：获奖者不仅要作品“出色”，也要有个好身体：熬得住年头，因为此奖规定只发给在世的作家。被提了几年名，忽然辞世了，也就失去被评资格。
  据马悦然教授说，提名、评审的全部过程是严格保密的，候选人名单不会外传。
  我问他，既然这样，怎么每年临近评奖，总有许多报纸在猜测和估计呢？比如今年，临公布名单前10分钟，还有个瑞典记者要和人打赌，说“不是艾青就是沈从文，反正是中国人”。
  马悦然笑道，这种估计、猜测甚至制造空气，有多种原因，有的是出版社出了某作家的书，要扩大销路，就放出空气说这人会得奖；有时记者发现院士们在书店买了谁的作品，就此也会猜测这个作家会得奖。事实证明每年获奖的名字与猜测的名字都不一样。院士们是从不对这种猜测置一词的，因为承认与否认都意味着泄密。
  马悦然教授是研究中国文学，介绍中国文学的。他被选人学院，人们认为意味着瑞典文学院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国文学。马悦然教授自己也表示过，他热爱中国文学，在他的职位上为中国文学争取应得的位置是他的奋斗目标。这份热心与友情，我们当然感谢，但我在一次谈话中说，其实，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学有自己的评判标准。我们虽重视诺贝尔奖，但并不企盼它，我们企盼的是更深入地开展两国间的文化交流，真正为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共享双方在文化艺术上创造的成果作点好事。所以看到马悦然夫妻在教学、研究之余还翻译、介绍了这么多中国文学作品，为两国文化交流不辞辛苦地奔忙，我们非常感动。他最近读了李锐的《厚土》和锦云的《狗儿爷涅槃》，连声叫好，说中国不断有好作品、好作家出现，真叫人高兴，希望我们经常能提供点新的信息、新的作品给他。
  他还说：“我知道国际上许多朋友对诺贝尔文学奖有意见，有不少意见是对的，这本来是一个国家设的奖，每年又只评一名，院士们虽都会一两种外语，但多半是英、法、德几种语言，这当然限制了他们的视角的广度和选举的多样性、普遍性。真正要公平、全面地反映世界文学的成就，要靠多国设立多种文学奖来共同完成。我是搞中文的，扩大中国文学的影响，是我毕生努力的职责。”
  从文学院出来，我们散步在老城的石头街道上，先看了一座教堂，又逛了两家古董店，最后买了一尊玛雅文化的泥偶。抱着去赴宴，王元化笑我买的是假古董，谌容说不该在瑞典买墨西哥土产，我一律不回答。我有我的想法：墨西哥艺术品，瑞典买的，花一份钱留下两种纪念岂不上算？至于假的，当然是假的，真的会这么便宜？所以这一天我过得最高兴。
  遥祭诺曼·卡曾斯先生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来信，告诉我说我们的朋友诺曼·卡曾斯先生，在打过一场尽兴的高尔夫球后，匆匆离开了他热爱的这个世界，离开朋友们飘然而去了。我打电话把这消息告诉几个和他相熟的作家，大家听了都很惊愕，当然更为悲痛。
  诺曼·卡曾斯先生是美国当代最有成就的专家名人之一，但很难说清应把他归入哪一门专家的行列。他的工作范围很广。1980年他曾被美国作家记者协会选为该年度最优秀作家。他自己是美国普利策文学奖评审委员会**，又是洛杉矶加里福尼亚大学文学教授，任美国《星期六评论》杂志编辑达35年之久，看来把他算作文学家是理所当然的。然而直到去世前他还兼任着加州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及生物行为科学系”的教授，是密苏里大学医学院咨询委员。他还曾是纽约市“环境保护设计委员会”负责人。他不仅兼有文学、科学、法学等多种名誉学位，而且还得到过各种不同门类的大奖，比如，联合国和平奖章、美国和平奖、国家艺术俱乐部金奖、加拿大政府奖、人类大家庭奖、广岛城奖、艾琳娜·罗斯福和平奖、艾里塔·万·多伦书奖，以至于教皇保罗·约翰二十三世个人大奖……要弄清他共得了多少种奖以及每种奖代表的意义，怕要专门作点研究。
  他和中国作家的交往，还是起因于文学方面。80年代初，由他和索尔兹伯里、罗伯特·里斯与中国作家协会的负责人冯牧先生等共同发起了中美作家对谈这个有益的定期交流项目，每隔一年，由一方作东，请对方的朋友来自己国家作客，交谈共同感兴趣，双方都关心的问题。每次会议，卡曾斯先生都不遗余力地参与募集资金、筹备会务、主持会议等等繁杂的工作。虽然他戴着一大堆荣誉头衔，在合作中却是个极容易相处的人，给人以谦虚平易，祥和而朴实的印象。有时略为严谨，有长者之风，但毫无唯我独尊，居高临下之态。更没有某些青年名流们那种盛气凌人，不可一世之状。
  为了促进了解，两国作家对谈，这当然是个好主意，但真作起来并不简单。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历史背景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对同一名词都可能具有两种不同的解释，更不用说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必有的立场观点等方面的差异。这就会在工作中出现难以避免的争论和误解。有争论和误解而又不影响友谊与合作，这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但是我们和诺曼·卡曾斯先生的合作却是意外地顺利和成功。我们推心置腹，畅所欲言，会上会下有时争得不可开交，争论的双方并不以国籍为线，有时是一部分美国作家和一部分中国作家结成一体与另一部分美国作家和中国作家争论，有时是两国作家联合一致表达对某一些集团或某一些现象的不赞同。数年来越谈友谊越厚，双方了解越深。能做到这一步，我们不能不首先归功于诺曼·卡曾斯先生在整个进程中所持的合作谅解态度。
  有次在美国开会，新闻界听说中国和美国作家要坐在一起对话，兴趣很大。有许多人要赶来采访，这虽是好事，但也不是没有可忧虑之处。因为记者先生虽然大多与人为善，客观冷静，但也不排除个别带有某种成见，得罪不起的人物。会议一开，人家都忙得头昏眼花，要再抽出精力去打点记者们的种种要求，很难作得滴水不漏，人人满意，作家大多是感情型的人，在一起对谈当然会口若悬河，舌如利剑，想到哪儿说哪儿，想说什么说什么。若得罪了某位先生，他想找点毛病，抓个辫子是不费吹灰之力的。这一来就会破坏气氛甚至大家很难再畅所欲言了。这方面我们有过不愉快的记忆。在准备工作会议上，我就提了我的看法，请卡曾斯先生适当处理。他听后马上表示理解，等到开会时就作了个决定，除在开幕式上有个新闻发布会，闭幕时开个记者执行会外，会议期间一律不接待记者。
  我真的很感激卡曾斯先生这样有魄力的决断。我无法估计他做出这样一个决定要承受多大压力。
  会谈每隔一年进行一次，每次都要有2乃的新人出席。既要照顾到不同民族、不同流派、不同文学观点的作家都有出席机会，又保证会谈是在友好与和谐的气氛中进行；出席者既要有高知名度，又要照顾到有独到成就而未被普遍了解的人，做到这些也是颇有难度的事，但数年来双方在友好协商中都比较满意地解决了，这就使每次对谈，都成了中美作家交流经验、加深了解、培植感情的节目。尽管卡曾斯先生担负着多方面工作，每逢商讨中美作家会谈的工作时他都全力以赴地参加。虽然他因为身体不适常被迫放弃到中国来的机会，但每次轮到在中国开会时他都细心地帮助安排每一个项目，并为我们取得的成绩而安慰。有一次我曾开玩笑地说：如果世界上各国军事家、政治家们在一起开会时也都有我们这种友谊与合作气氛，这个地球就比现在可爱得多了……他笑着说：“会的，我们会把这种精神传播出去，和平友谊的力量总是比战争霸权的力最大。”他又说：“我们要想办法扩大我们的对话范围。”1989年我去美国东部，他听说后请里斯先生打电话给我，约我回国前到他那里去作客，并谈一下我们下次对话的准备工作。
  1989年秋天我又一次来到洛杉矶。他和里斯先生给了我极热情的招待，我们商量有关下次对谈的工作，讲好了下次中国作家在美国旅行的路线、对谈的话题，并且约定互相把要参加对谈的作家的作品，提前翻译成对方的文字，把有关的录像、影片提前交给对方，让作家们读了对方作品再见面对话。此外还研究了邀请第三国作家，组织多边对话的可能性。为了照顾我的生活方便，他请学校吴苏女士和台湾来的一位留学生帮助我，安排我到美国学者家中去作客，并且请人陪我去好莱坞参观，使我一直生活在友情的温馨中。
  回国后我们一直就这个计划不断通信，即使是在前年那场风波之后，他和里斯先生也从未中断和我们商量进一步开展交流的计划，其中就谈到当索尔兹伯里再次到北京时，我们具体地落实这一切，没想到计划尚未落实他却先去了……
  诺曼·卡曾斯先生是有伟大成就的好人，他的走使我悲痛，但他培植的中美作家友谊之树，将会开花结果，永留一片芳香在人间，他会为此在九泉下含笑。
  走马观花西西里
  中国人很少到意大利，即使到意大利，也很少到西西里。因为意大利好地方甚多，可看的东西无数，排队一时也排不到西西里。没到西西里前，我对它的知识只有两条：一是二次大战中美军曾在这里登陆，二是这里的特产是黑手党！这两条虽然一正一反，但都和武力有关。
  这个与武字关系密切的地方，却有个“文化基金会”，专门为世界各国的作家评奖。主持这项工作的人叫兰提尼，本身职业是大法官，他发来请柬，请我去西西里参加发奖会。
  我带着点恐惧心理上了飞机。经罗马飞往地中海岸。
  飞机盘旋下降，我的心揪成了一团，不知会看到什么样粗野的景象。当我走出飞机舱竟看到一个干净、漂亮甚至还有点文雅的环境时，几乎吃惊地叫了起来。别的不说，就看机场门外那几位漂亮的警察吧。模特的身材，明星的长相，虽然一身戎装，却粉面桃腮，柳眉杏眼，未语先笑，顾盼神飞，个个都是女性！
  我问接我的意大利朋友：“为什么要用女警察管理交通？”他笑笑说：“闹事的多是男性，由女警察来管，他们听话些！”
  车子沿着巴勒莫的主要街道穿行。巴勒莫市很整洁，现代的建筑不多，除去最繁华的那条街外，大都是传统的二三层楼，墙体厚重，间架宽大，多用石料，极少水泥。街上绿化程度很高，有点像深圳，到处开满三角梅。仙人掌长得跟树那么高，不光开花，而且结果。
  来接我的朋友随着车子前进，不断指点着窗外给我看，那神态和气氛与我在别处见到的导游小姐相似。不过导游小姐嘴里说的多是：请看这边，这是某某名胜，是什么时间建筑的，有什么艺术特点，在这里发生过什么历史事件……这位朋友用的虽是同一种口气，但说的是：“这是巴勒莫国家银行，1989年某月某日大法官就在这个地方被黑手党刺杀，身中10弹，这是他卧倒的地方……”“这是某某公司，某年某月黑手党一次在这里杀死7人。现在墙上还留着血迹……”
  我听得头皮发炸，他却泰然自若。我暗自惭愧，怀疑中国人勤劳勇敢的传统在我身上只剩下了一半，勤劳还保留着，勇敢可就显然不如这位意大利朋友了。
  我住的旅馆在蒙泰罗，是距巴勒莫数十公里远的海滨。在出市区之前，朋友怕我一路口渴，停下来饮了一回咖啡。意大利的咖啡煮得真好，相比之下美国咖啡简直成了儿童饮料。咖啡店旁有一个报摊，喝咖啡的人手一份，边看边喝，一副平静安详气氛。我那朋友也买了两份，一份自己看，一份给我。我不认字就看照片。打开第三版，整版都是大照片。照的是横躺竖卧的尸体和冒烟的房子。我问朋友：“这是什么照片？”他扫了一眼说：“黑手党昨天杀的人。”我吃了一惊，问道：“昨天又杀人？怎么这些看报的人都不理会？好像连看都不仔细看，就翻过去看别的了！”朋友笑笑说：“报纸上没有凶杀抢劫的新闻，这里人才会感到意外。有是正常的，不值得大惊小怪！”
  会议就在我住的旅馆进行。议程并不复杂，开幕前一天举行个记者招待会，宣布得奖作者名单。第二天正式发奖，每公布一位获奖者名字，由评委作一下介绍，作家本人上台讲一下感想，穿插演一个文艺节目，再宣布下一个。文艺节目每年请一个国家的艺术家表演。我去的这一年请的中国歌唱家，唱的有中国民歌，也有意大利歌曲，他们唱的意大利歌曲并不陌生，是中国人人都知道的《桑塔露琪亚》不过演出很受欢迎。
  有充足的时间自由活动。旅馆在蒙泰罗海滨，推开窗户就是大海。蓝天白云与碧波白波上下交辉，气候、风景都宜人。旅馆是沿着海滨展开的，对着旅馆成丁字形有一条小道，但没有商店，最近的商店在一公里外。那里是个旅游点，有条很短的商业街。一家百货公司，一个邮局，一个洗印照片兼卖照相器材的商店，两家快餐店和一个烟草专卖店。意大利实行烟草专卖很严格，除去专卖店，连酒店、餐馆都没有烟卖。专卖店不光专卖烟草，凡与吸烟有关的用具，如烟斗、火柴甚至装烟丝的皮袋都只有那里才可以买到。专卖店主要是卖意大利烟草，英美烟既少又贵。意大利人抽烟大多都抽本国烟，很少抽万宝路和555。他们不把抽美国烟看得高人一等。而抽烟丝的人更非意大利烟斗不用。意大利出的烟斗，实在精美，个个都称得上是工艺品。偶尔在街上会碰到背着包儿的阿拉伯人或是非洲人，小声问你：“买烟不买？”这些私烟贩子卖的倒是美国烟，而且价钱极便宜。不过买私烟违法，很少有人不自爱。
  我每天饭后散步，都走到这条小街。在烟店门口总碰到一位来自前苏联的作家，他每次都买一包烟带回旅馆。
  对这位朋友，我相当同情。发奖会开幕那天，主人介绍到会的外国代表。对中国代表团格外尊重，请到台上与大家见面，其他团不上台。介绍用语也非常客气，大家报之以掌声，气氛也算热烈。介绍到这位先生时，东道主先笑着摇摇头说：“本来我们请了苏联作家代表团，可我们的会期还没到这个国家就不存在了。只有一位朋友赶来参加我们的会，我们非常感谢，非常欢迎。不过我不知道应该怎样介绍他，弄不清他现在代表哪个国家……”
  这地方吃饭，是在一个餐厅内有许多餐桌，各人自由结合。吃饭时别的桌都成群结伙，笑语欢声，惟独这位作家所坐的桌子只有他一个人，谁也不往前凑。我跟中国作家说：“当初不管是否心甘情愿，跟他们总算是兄弟国家，瞧他那样子真难受，招呼到咱们桌上来吃得了。”大家一致赞成。我就向他招手。他马上高兴地凑了过来，一再对我们表示感谢。边吃边谈，我问他这几天的感受时，他摇头说：“以前他们把苏联当成敌人，报纸上天天骂我们，可我代表苏联来参加会，却受到贵宾的待遇；现在他们说是我们的朋友了，报纸上天天为苏联解体欢呼，我来到这儿却没人理我！势利眼！我看透了，在世界舞台上，作家个人成就大小都无所谓，看你代表的国家强弱。可惜这道理我明白得太晚了……”这是位名作家，中国许多人都知道他的名字。他对我说：“我这番话你回去可以写出来，叫你的同志们看，但不要提我的名字，不要提。”
  我们一起出去游览。大家都买点土特产作纪念。他除了烟什么都不买。我问他为什么不买点小东西。他说：“我这点钱不敢乱花。回去时我要在莫斯科住几天才能回彼得堡，苏联买烟是要证的。我没有莫斯科的烟证……”
  我带了一些中国烟给了他几盒。他不仅感谢，简直是感动，再三说中国和前苏联两国作家间的友谊会永远存在，因为我们不势利眼。以前我出国时常想：什么时候中国人在国外不觉得自己是最穷的，甚至还能帮助别人了，那滋味一定极愉快。这次是我第一次发现自己不是最穷的，并且还能小小地给人帮助，但心中一点也不愉快，反而有点悲哀。
  在蒙泰罗可以到巨轮改成的餐厅参加酒会，可以游泳，可以晒日光，但没什么可游览之处，要游览得离开那里。
  距蒙泰罗不远有座小城，叫蒙雪阿莱，城很小可是教堂极大。城因教堂而出名。这个教堂建于1174年，相当于我国南宋时期。从外表看没什么特殊，比米兰、翡冷翠的大教堂既简陋又狭小。一进到里边，却不由得要大喊一声：“哎呀，真绝！”原来从房顶到地面，从柱头到窗口，不留一处空隙，全用带颜色的玻璃片和碎瓷片镶满，拼成一幅幅奇妙画面。大幅是圣经故事，小幅是人物造像，再小是花卉、风景，整个教堂竟是一个光彩照人、五色缤纷的玻璃世界！意大利不仅远在800年前就有了这样精美的工艺，而且在这个以战乱出名的岛上把它保存得这样完整，纹丝没动。
  我还去了距巴勒莫不远的一个山顶小镇。一到那里我就想到广东石湾。小镇不大，几乎家家做陶器，卖陶器。有的工作案子摆在当街的店堂内，当众彩画、雕刻陶坯。架子上和后室陈列着制成的陶瓷器，既有艺术品也有实用器皿。餐具、彩盘、咖啡具、动物、人像，最精美也最有特色的是面具。意大利是流行假面舞会的。这些面具按舞会假面烧制，但不能戴上跳舞，只作为陈设品。做得非常精美，尤其是女性面具，在美丽中带有妖气，令人又爱又怕。还有一种瓷烟斗，每个“斗”都是一个人头，个个不同，形神具备。我问了问价钱，要20万里拉。我觉得很贵，犹豫再三没舍得买。过了些天，稍熟悉些意大利的币值和物价后，知道这并不算贵，却已离开西西里到威尼斯了，这里即使有也买不起。因为这类物品只可在它本镇当工艺品卖，一出镇就纳人烟草专卖系列中去，烟草专卖品是要收高额税金的。
  使我略感安慰的是，在巴勒莫买了一个木偶戏的木偶。
  在来西西里之前，我以为这里只出黑手党，没想到它还生产这么多的艺术品。这里的木偶戏很精彩，足可以跟中国的福建、日本德岛的木偶媲美。所以巴勒莫满街都卖木偶人形。我买的这个是武士偶，黑色甲胄，红色脸膛，银色宝剑，头盔上还插着根漂亮的羽毛。不过称其木偶完全是出于习惯，它身上一块木头也没有：盔甲是铁的，面孔是塑料的。
  在戏剧艺术中，西西里不只是木偶值得夸耀，我们还见到了世界稀有的占希腊露天舞台。它设在离巴勒莫不远的特拉帕尼山顶，和另一座山头上的塞杰斯达古希腊神庙遥遥相对，跟中国露天舞台建在庙门对过一样，也和中国傩戏舞台建在山地相同，只是位置相反。傩戏是舞台建在山谷，神和人坐在山坡往下看；这里是舞台在山顶，观众由下往上看。傩戏把舞台建在山谷，是因为这样才听得到声音。若观众在山下，唱戏在山顶，就会光看得见动作而听不到声音。我问意大利朋友，舞台在山顶观众在山下能听见声音吗。他说正因为在山顶，声音才听得清楚。说着他望山后一指。原来山后就是海面，那海风是由水面往陆地上吹的，正好把声音送到山下来。从这里我体会到一个道理，什么事都要依不同情况作不同处理，绝没有一成不变放之四海皆适用的统一模式。
  四
  西西里最为人们所知的又是人们最不想要的土产就是黑手党。就在我到达西西里，朋友带着我乘车走过巴勒莫市时，他就指着一处地方对我说：“前天，就是两天前，在这个地方，本市服装厂老板格拉西先生被黑手党杀掉了。”随后又指着一处地方说：“1982年意大利中央政府派驻西西里的最高代表、巴勒莫总督阿尔是在这块石板上被杀的……”
  黑手党在西西里历史悠久，根深蒂固。他们是从封建时代的武装团伙变化而来的。开始是封建领主为了争夺土地和保护自己。雇用了一批打手和保镖。这批人倒是“紧跟时代前进”，随着封建领主垮台，资本主义兴起，他们的组织形式、活动范畴、作案方式、使用的武器都不断变化。只有一条不变，就是为非作歹！
  意大利政权对他们有过几次重大的打击。但都是消停一时，过后又死灰复燃，而且越烧越旺。出人意外，镇压黑手党最厉害的不是别人，倒是和黑手党只一字之差的黑衫党和其头子墨索里尼！黑手党原本向墨索里尼建议两黑合作，利益均分。墨索里尼要独裁，岂容权力与他人分享？这一来蝎子尾巴撞上了毒蛇牙，势不两立了。法西斯做事是和黑手党一样不择手段的，墨索里尼的政策是凡沾黑手党嫌疑，就坚决消灭。只要有人检举，即使毫无证据，也要严刑拷问，用钢丝把黑手党分子捆在比身体短的箱子上，先用牛筋做的鞭子抽打，后浇盐水，再在嘴上插个漏子往里灌辣椒汤。然后用铁钳拔他们的毛发、指甲、生殖器……别听黑手党们拍着胸脯叫喊天不怕地不怕，酷刑之下一样草鸡。被抓的只得认命。还没被抓的就赶紧逃命。西西里四面环水，法西斯也并不禁止这种土产出口，就结帮成队地跑了出来。往哪里跑？当然找自由度最高的地方。第一个目标就选择了美利坚合众国。从此美国的黑手党势力大增，成了意大利之外又一个黑手党的根据地。只要看过电影《教父》，对这点就有所了解。战后这两股黑手党势力遥相呼应，其势力又得到新的恶性发展。我回国不久，那位杀害巴勒莫服装厂老板的杀手被抓住了，此人刚35岁，已经有杀害巴勒莫市警察局长卡沙拉、侦探蒙多、前市长等50余条人命的纪录。
  意大利政府近年镇压黑手党的犯罪活动取得一些成果，看得出是下了极大的决心的。但黑手党为患，有其社会基础和生存条件，且年深月久，盘根错节，即使决心清除，也非一两日可奏效，只怕离彻底肃清还有一段路程。
  难忘贝尔格莱德
  近些天从电视中看到贝尔格莱德是硝烟弥漫、火光冲天的景象时，我总是禁不住眼睛潮润，心底作痛自问：这就是那个自尊自信，轻松潇洒，热情友好的贝尔格莱德吗？
  我目不转睛地看那些用身体保护大桥的人。看在硝烟战火中开音乐会的人。想找到小姑娘玛莎，我作过许诺：中国允许城市中养狗时，我把消息报告她。那一年她6岁，在贝尔格莱德机场咖啡厅，她把我拉到一边机密地说：“妈妈已经决定把我嫁给中国人了，可是我不愿意。”我问她为什么不愿意？她说：“中国不许养狗。”我说：“也许以后会允许。”她说：“如果允许了，你很快把消息告诉我可以吗？”我说：“当然可以。”她说：“好，那我就抱着我的狗嫁到中国去。”
  转眼14年过去了，中国早已允许在城市养狗，可我无法兑现诺言，我不知怎样才能把消息传给她。
  我去过的是前南斯拉夫，有6个共和国和两个自治省，各有一个作家协会，在贝尔格莱德还有一个总的“南斯拉夫联盟作家协会”。中国作协和“南联盟作协”签有“文学交流协定”。每隔一年做一次互访。南联盟作协的外事秘书是小玛莎的妈妈波芭女士，跟我们有经常的工作联系。访问过前南的中国作家，都记得波芭，她漂亮——南斯拉夫地处欧洲东部十字路口，多民族多文化交汇，盛出美女，在如云美女中波芭还出众领先；她能干，全联盟作协**、副**由各共和国作协**轮流坐庄，专职工作人员只有3名，秘书长负责全面工作，还有波芭和一位司机。外国作家来访，都由波芭负责接待，从接机到安排吃住，兼做导游，她做得从容亲切而井井有条；她坚强，她是单身母亲，白天上班早晚做家务，幼儿园休息她就带着孩子上班。她请我们到她家喝咖啡，我看到一个舒适温馨、情趣高雅的小巢。我说她煮的土耳其咖啡好，她说她做的菜更好，可惜没时间请你吃！我觉得她那股自尊、自信的风度，体现了贝尔格莱德这个城市的性格。
  贝尔格莱德给我的印象就是团结、刻苦、自尊、自信。他们顶住国际上的歧视和挤压，把自己建设成丁东部欧洲最繁荣的城市。从莫斯科到此一下飞机，犹如从朴素的庄园进人繁华闹市，商品琳琅满目，充耳欢声笑语，物价便宜，人心安定。铁托故居处处见群众怀念之情，罗马古堡人人带民族自豪之气。我住的宾馆窗外就是个露天咖啡馆，午夜是它的上座高潮，隔着窗子看去，看得见几个庞贝青年凑在一堆坐在地上弹吉他唱歌；看得见青年情侣把脸挤在一堆轻声细语；看得见老人跟他的狗对坐在桌前，跟狗窃窃谈心……人们各按自己喜欢的样子活，谁也不干涉谁，谁也不妨碍谁。那时中国还刚进入开放改革时期，南斯拉夫又是除苏联外我到过的第一个欧洲国家，她的繁荣景象和自由氛围给了我极大震动，我仿佛从这里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景，并为此感到振奋与幸运！
  当然我也遇到过不大能理解，或不值得效仿的现象。比如有位作家，我带着尊重的口吻跟他谈对铁托故居的感受，他却说：“那种地方我从来不去，我不问政治，更不崇拜掌权者！”但就是这位“不问政治”者，在我们两国互出对方诗集时，却硬要把一位被别国尊为国宝的诗人作品收进来，我表示反对，他说：“他的出生地应属于我国，现在的国界划法不合理！这关系到国家主权问题，你不同意编他的诗，将来引起战争，你是要负责任的！”我说：“你别来这一套，中国人从来不怕吓唬，我们决不介入你们的争吵，我们不做不利于世界安定的事情。”整整争论了两年，才把那首诗撤掉。等诗集在中国出版了，书中作者的国籍却又有了更多变化。连原来南斯拉夫联盟作协也不存在了。
  有人到贝尔格莱德去，我曾托他打听波芭的下落。楼房已换了主人，原作协工作人员已走散，据说秘书长已去了别国，其他两位下落不明。渐渐地我也就不再想起贝尔格莱德。
  近日灾难性的新闻，又把我的注意力拉向了这个给我留下过和平、繁荣、自由、富足等等美好印象的城市。于是每天晚上，我都目不转睛注视着电视屏幕，结果每天看到的，都是当今世界最惨不忍睹的景象。有一天我竟然在火光冲天中，辨认出面前的一堆瓦砾，正是住过的酒店和窗外那个露天咖啡厅！我的心揪成一团。
  南斯拉夫怎么了？南斯拉夫人碍着谁的事了？
  我去过西方一些国家，尽管他们在有些事情上跟中国人的观念不同，但老百姓对待别人的家务事的态度，却和中国人没有差别，既尊重别人的权利又热心互助。邻居家里吵架，能劝解的马上劝解，不便劝解就静观其变，找机会再好心进言。最坏的也不过是只扫自家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绝不能趁人家闹纠纷到人家里去放火杀人捞便宜！而他们的政府，怎么跟老百姓两股道上跑车，拿别人闹家务事作为他们发动战争的理由？把人家的工厂、桥梁、民居，以至于老百姓的生命都炸了，还说这是为了帮助那里的人民，是为了保卫人权！
  我是当兵出身的人，战火硝烟中滚过，知道真正的战争跟电影完全是两回事，因此我恨那些用战争威胁剥夺他人生存权的策划者们。我对千千万万波芭，发誓用战斗保卫自己国家的不屈的精神，完全理解，充满敬意。
  1999年5月5日于北京
  情寄马六甲
  我曾乘车作了次浪漫旅行——陆路穿过马来半岛。这一带无处不美，而最使我难忘的是马六甲。
  到马六甲之前，我先在新加坡、吉隆坡等地停留。先品尝过了“娘惹”餐，接触到令人眼湿的“峇峇娘惹”文化。
  “告吝娘惹”不是个民族。“峇峇娘惹”发音是福建话的“爸爸，娘奶”，这是马六甲地区一个社会群体。600多年前“三宝太监”下西洋时，带来的工匠役人有些被留下没回国，在此传授技艺、开创基业。有他们打底，此后就不断有华人到此谋生。来者多男性，定居后与当地女性结合组成家庭，久而久之就形成个特殊的群体：男人穿唐装，女人着纱笼；房屋建筑、家具装饰中国化，语言饮食马来风。在家族礼仪，民俗风尚中完整地保留着中华文化传统。
  马六甲最豪华壮观，最有代表性的一条街，叫“陈祯禄街”。这条街在荷兰殖民地时代称作“荷兰街”。二战中日军侵人马来亚，殖民政府的军队投降了，华人侨领陈祯禄先生领导当地人民揭竿而起，与日军艰苦作战，坚持到二战胜利。又为马来西亚的独立而斗争。独立后的马来西亚政府决定把这条街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以纪念他的丰功伟绩。
  找这条街不用看标牌。在欧式高楼、马来棚屋间，这条街有其独特风貌：长街两侧是白墙灰瓦，赤柱石阶，前出廊后出厦的中式庭院。门前刻着对联：“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两扇大门上写“河图”，下联对“洛书”。进得门去，大厅里供着关帝君，文武财神，八仙桌太师椅。福建雕漆屏风两侧摆的中国陶瓷古董。有客到来，男主人一身唐装拱手让坐，至此为止一切与华人家庭无异。但往下就变了。因为端茶敬客的女主人身着马来“纱笼”讲流利的马来语，并做一手有特色的“娘惹餐”。这就是峇峇娘惹的发源地和聚居区。
  娘惹们平时着马来装，但有一场合是非穿唐装不可的，那就是婚礼了。告告娘惹婚丧嫁娶，逢年过节，严格遵守中华礼俗。迎娶前一天，新郎新娘要先“梳头”后“拜天公”。头要请族中儿孙满堂的“全活人”来梳，一边梳一边唱喜歌。唱的是“一把梳得长，金玉堆满堂；二把梳得深，多子又多孙……”梳完头，父母各点燃蜡烛，引导新人到神案前。神案上摆着一杆秤，一把尺和五本线装书。新郎新娘向这三样物品磕头跪拜。秤，表示结婚后夫妻二人要平等相待：尺，提醒新人成家之后作事要更讲分寸；书，则提示生下子女要叫他们知书达理。
  正式迎娶之日。新郎着长袍坎肩，新娘穿凤冠霞帔。在彩旗执事引导下，吹鼓手乐声中，花轿迎娶。新娘下轿先拜天地，后拜高堂，三拜九叩之后将新人送人洞房，洞房是金漆雕花架子床，床上挂绣花幔帐，桌有桌围，椅有椅罩。一律是红缎绣花。绣的是团龙彩凤。
  告眷娘惹遵守华族的敬老传统，过年过节要给长辈行跪拜之礼，敬茶问安。他们也保留着慎终追远的祭祖敬神，烧香上供。讲究点的摆设三牲，将就些也要四盘八碗。
  告告娘惹人保持着华人勤劳刻苦品性，继承了中华文化传统，从19世纪后期起，不少人在橡胶种植、商业经营领域获得成功，为马来西亚经济发展做出极大贡献。有的成了富甲一方的望族。他们的发源地既在马六甲，这里就成了祭祖圣地。我特地到马六甲化地先祖的墓地，为我们共同的先人致敬。墓地在郑和石像和他所开掘的“三宝井”背后山坡上。从明代到清代的墓，大部分都保护得很完整。看来一直有后辈在看守和整修，有的新粉刷过墓墙，碑文也用油漆重填过。
  峇峇娘惹后代繁衍，群体扩大，如今已突破了马六甲这块生存空间。如今在吉隆坡，槟城，武吉南眉，甚至新加坡都有他们的身影。峇峇娘惹的生活方式也有变化。服饰，建筑等不再拘泥于祖辈模式，但其风俗，礼仪，家庭制度仍严格遵守中华祖风，有些方面甚至“比纯华人还华人化”！
  西方国家最先占领马六甲并建立殖民统治的是葡萄牙人，随后荷兰人打败葡萄牙人取而代之，峇峇娘惹发源地原来本叫“荷兰街”。可是二次大战中西方殖民军队一枪没放就投降了日本军，倒是当地华人勇敢地担负抗日救亡的重任。二战胜利后他们又和各族人民一起为争取独立而斗争，所以现在这条街以华人陈祯禄的名字命名。但人民更习惯称它作“中华街”。
  距这条中华街不算远，就是闻名的三宝井所在地。井口甚大，是郑和到达此地开掘的第一口井。至今清水长涌，甘甜清洌。但为了保存古迹，人们把井口加了盖，只供瞻仰，不准使用了。
  三宝井旁有座庙，名宝山亭。巨大硬木佛龛前是香炉，烛台，顶上吊着长明灯。院中左侧有一尊三宝太监郑和的石像。正殿内香案后佛龛中则立着一个被香火熏黑了金字神主。上写“大伯公之位”。我问陪我的当地华人作家唐林：“这里人称呼三宝太监为大伯吗？”唐林说：“不，这里供的大伯公是最早到槟榔屿开山辟田的华人祖先，不是一个人，而是三个人，这三兄弟被我们统称为‘大伯公’。”再深问他也语焉不详。
  此后几天，我就用各种办法探寻大伯公的来历。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叫我打听了个大概：
  大清国乾隆十年(1745年)槟榔屿还是个荒岛无人居住，有一天有三个中国人遇到海难，抱着木板随海浪漂到了这个岛屿。绝处逢生，三个人就捻土为香结成异姓兄弟，齐心协力在此地创造生存条件。最年长的叫张理，老二叫丘兆祥，都是广东大浦人。老三名叫马福春，是福建永定人。老大是村中教书先生，颇有学问；老二是铁匠，老三是个烧炭工人。这三个人亲密合作，找了间洞穴住下来，吃野菜，穿树皮，钻木取火，开山辟田，耕种渔猎，白手起家，当起了槟榔屿最早的开发者。因为这岛上有了人，此后才陆续又有人来谋生，但人口增加极慢。据文件记载：40年后，荷兰探险家莱特上校到达了这个岛上，他当时统计全岛也只有58人居住，还大部分是流动的渔民。只有这三个中国人是长期定居的。
  此后百年间才有更多的华人陆续来到岛上。那时大部地区仍处在原始状态，海滩上一片荒凉，原始森林中野兽出没。面对这严酷环境，有人要退缩，先来者就以三位大伯作楷模，教育他们继承华人勤劳刻苦，不畏艰难，赤手创业的族风。果然经过几代人前仆后继的奋斗，槟榔屿成了南洋闻名的宝岛。一代代华人移民口口相传，大伯公的业绩成了他们在困境中奋斗的精神支柱。大伯公的形象成为民族性格的化身。大伯公是华人心目中的神灵。后代们在大伯公的墓旁修了庙宇，香火极旺。传说大伯公是中国夏历四月十四日这天夜间漂流到这岛上的。每到这一天，全岛华人都要赶到庙里来，先点着香在炉中闷着，大家屏声静气，在月光下望着海滩上大伯公登岩处的一块巨石，只等潮水一漫过巨石，烧燃香火，烧得火舌冲天，众人齐声欢呼，向大伯公顶礼膜拜。据说看那香烟火苗的走势，可以定全岛当年的运气。所以连当地官员都要来进香看火，为本州当年发展前景作预计。政府还把市区最古老的一条街命名为“大伯公”街。但在人们心中仍把马六甲这座庙视为中心。因为这是三宝公所在的地方，是华人祖先集中安息的地方。因为宝山亭背后，山坡上就是一个挨一个的华人坟茔。从明至清，一朝朝，一代代的墓碑排满了小山。我朝墓地深深地鞠了一躬。对华族先人在海外艰苦创业的成就充满敬意，作为华人一员站在此处怎能不感到自豪与骄傲？心中想：沉睡在这地下的华人，都享有一份开拓者的香火。“大伯公”其实是华人的一个整体形象。
  我到过世界上不少地方，有的时过境迁，就淡忘了其风貌，但我永远不会忘记马六甲！
  马六甲的郑和像
  3月份北京报上有一段小消息：“马六甲博物馆接受当地华人建议，更换失真郑和塑像。”文章很短，发的地方也不显眼。但我看完却真的有点“心潮澎湃”。
  事情发生在“马六甲”！这地方不大，人口也不多。但在世界上的知名度，绝不亚于大都市。这首先得益于它的地理位置。拿过地球仪在东半球面上划个十字，它正在中心附近靠上一点。北边亚洲南边澳洲东边美洲西边是欧洲和非洲。太平洋和印度洋一左一右，它正卡在两海中间，和苏门答腊相对构成长800多公里长的“麻喇甲海峡”。资本主义国家进入扩张时期，船坚炮利东征西侵，都要从这个小夹道通过。所以从16世纪开始，几家西方强国都向此地伸手。葡萄牙最先抢滩占地，把它建成另一个澳门；后来荷兰的力量超过了葡萄牙，荷兰远征军赶走葡萄牙驻军，把马六甲建成荷兰要塞；大不列颠要在世界称王了，又赶走荷兰人把马六甲划人大不列颠“海峡殖民地”，20世纪40年代英国在西方正全力应付希特勒轰炸时，日本武士道在东方也向马来半岛发动了突袭。镇压殖民地人民毫不手软的英国守军，却在日军面前匆匆举起了白旗，“海峡殖民地”米字旗换了太阳旗。而手无寸铁的当地人民，却在日军烧杀抢掠之下，夺取敌人武器打起了游击战争。
  马六甲和全马来半岛人民一起，浴血战斗数年，迎来了日本投降。这时英国兵却又耀武扬威开回来要恢复其殖民统治。这回马六甲老百姓再不那么好欺侮！从日本人手中夺回的国土岂容再让他人逞王？举起从日本人手中夺来的枪炮又跟英国殖民军厮杀起来。经过一番苦战，终于争取到马来西亚独立建国。马六甲人民才成了自己土地的主人！
  日月循环转，沧海变桑田！几百年间不同国家你来我往争夺，转换对马六甲的统治权。难道历史上就没有一个国家不存野心、不怀恶意，善良友好，来马六甲播种友谊？
  有的。500年前有一个国家，幅员、人口、经济、文化、军事等综合国力比马六甲大得悬殊。该国派官员率领庞大船队六次造访马六甲。没侵占这里一寸土地，没夺取一草一木，不仅没有野心和恶意而且诚心播种下友好的种子。
  这个国家就是中国！他派出的使臣就是郑和！
  郑和在国际上知名度颇高。知道他的名字的洋人比知道唐宗宋祖的多。15世纪西方国家仗船坚炮利四处乱窜时，初到一个地方，不论当地人已存在了多久，他们都要宣布是自己的“发现”！不久前还纪念过“哥伦布发现新大陆500周年”！西方也到了马六甲，甚至占领过马六甲，但从不宣布他们的“发现”！就因为尽人皆知中国政府早就派人到过此地。不是一次，是来过六次！马六甲第一口吃水的井就是率船队来的三宝太监开凿的。至今还在使用。名字就叫“三宝井”！三宝太监打这口井时，哥伦布先生还没出生呢！
  可是马六甲有一组塑像。把郑和“失真”到荒唐可笑的地步！
  三宝太监是1371年出生于云南的***，原姓马。扶助燕王夺天下有功被赐姓郑，是永乐皇帝的心腹。燕王当上皇帝后，为察访建文帝下落，特命郑和“通使西洋，招谕外国”。从1405年起郑和就七次率船队远航东南亚、马来半岛、红海，直到东非。访问爪哇、苏门答腊等二十多个国家。六次到达‘嘛刺加”，也就是马六甲。
  郑和带的船队有长44丈、宽18丈的大船62艘，官兵两万多人。这份实力这份气势，坦白地说，在当时相对落后的南洋小国面前占有绝对优势。若像后来西方舰队那样打算侵地夺权建立殖民地，目的不难达到。但郑和是礼义之邦的和平使者。只有通使和好之心，并无扩张侵略之意。既不要割地赔款，也不搞殖民统治。所到之处，只是向当地头人“宣天子诏”，只要名义上承认中国的盟主地位，就将带来礼品金帛“赐其君长”建立友好关系。惟一要求的是以后保持联系，定期交流。郑和不仅带去了礼品，还带去了一批技术熟练的工匠。把他们留在当地授徒传艺。这些人中一部分后来与当地女子成婚，在当地形成一个融合了中华文化和当地文化的独特族群。其后代繁衍不绝，兴旺发达。
  万想不到500年之后，在马六甲博物馆中，把郑和塑成了一个其貌不扬，一脸胡须，跪在当地统治者面前的“朝贡者”。他身后两位梳着满族式发辫的随从，也一同跪在地下。且不说历史情景人物关系的荒谬离谱，就凭太监脸上长胡须，明朝汉人梳发辫这两项“奇景”，就可知其制造者的粗陋无知！令人费解的是马六甲原有一尊郑和石像，形象威严庄重。却被丢弃到了荒郊。偏又找人塑成这么一套荒唐塑像！
  马来西亚是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怀有共同的信念：就是热爱并效忠自己的国家！华族在人数上占第二位，经济贡献尤为突出。我在那里看到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团结一心，友爱互助的情形很受感动。马六甲有一条街道叫“陈祯禄”街，是以抗日战争和争取马来西亚独立的华人英雄命名的。
  不同民族的马来西亚人都以此自豪。“塑像失真”事件招来华人不满，其他民族都理解并支持。但此事无论如何使当地华人心灵上受到了伤害。因此今日得解决，实在是一大快事。虽然人们提意见的次数不少(年年都提)，拖延的时间够长(不止三五年)，有关方面总算承认“失真”了。动手更换了，这就叫皆大欢喜、心想事成了！世界华人都为之高兴，因此我把这条小消息看做大新闻。
  我随着年龄老化，思维有点颠三倒四。因以前在马六甲见到“失真”塑像，近日决定更换时我又正在马六甲。见景生情就产生些遐想：隐约感到冥冥之中“造像”事件的变化竟与中国的综合国力、国际地位的发展；与中马两国关系的改善等过程有某种同步巧合。仿佛中国本身越是强大，中国与有关国家关系越亲密友好，其他国家的华族人说话就越有分量，办事也更容易些，我相信这确实是巧合，不过巧合得挺有意思！
  最近这次去马来西亚，我是和蒙古族作家刘成、’朝鲜族作家金学泉、壮族作家冯艺同行。回来后我问他们此行有何感想。他们没说对那里的印象怎么样，却说：“不到外边看看还感觉我们国家的民族政策有多好，多可贵！看过回来后我们更爱国了！”
  漫忆老挝
  去年我去了老挝，爱上了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
  在万象一出飞机，就是一片喜庆气氛。老挝的文化官员和作家顶着太阳在机场等候，连我国大使也赶来迎接了！我们向大使请示注意事项。大使说，为我们来访，领事馆要开一次酒会，请我们空出时间。大使说完，有事起驾。我们也上车进城。
  老挝作家协会经费很少，只有一名专职干部，就是秘书长伦萨万。他半天主持工作，半天帮太太摆摊做生意。为了我们来访，政府虽拨了笔接待专款，但不拨给汽车。作家谢里帕去年访问中国，和我与陈喜儒相处甚欢，听说我俩来，自告奋勇提供车辆。在航空公司任职的作家苏吉也把自己的车开来。这样+我们就有了两辆车的车队。
  谢里帕原来也在作家协会领工薪。老挝学习中国经验，搞起改革开放。于是他学习中国作家张贤亮，辞职下海，经营花木和泡制药酒，当起老板来，很有经济效益，一下买了两辆美国轿车，虽说是二手货，但全够八成新。他对我们说：“你们在万象的日子里，除去开车的太太外，车子完全属于你们所有了。”
  中国作家访老挝，虽是头一次，但并不感到生疏，因为都是东方民族，又有类似经历，什么话一说就懂。不像跟西方人交谈，有时一句话要解释三小时，例如我有次在芬兰参加宴会，跟身旁女士闲谈。她问我的写作经历，我说因为戴过右派帽子，曾经停笔20多年。她就问：“那帽子是什么做的？你不喜欢为什么还要戴？为什么还要等着别人来给你摘？……”我一听赶紧改变话题，不然这顿饭谁也吃不好。在老挝就不一样。琅勃拉邦有位领导人接见我们，说他正在党校学习，是专门请假来和我们会晤的。他说，在党校主要学***同志的讲话和中国改革开放经验。我说：“我们的经验只供参考，老挝有老挝的具体情况。”他立刻说：“你这句话就有中国特色。以前我们学过别国的经验，该国专家则说他们的经验是惟一正确的，对任何国家都适用。事实证明，对他们自己也不适用。”我说：“这事我们也碰到过。幸亏中国领导人没听这一套。”说到这儿。我们对视着笑了起来。
  老挝人的善良和质朴，完全是东方式的，我们感到亲切。
  据老挝朋友说，这里很少有刑事案件发生。我完全相信，因为我看见有的女士提着一塑料袋钞票(老挝币值低，买一点东西就要一大捆钞票)在市场闲逛，塑料袋就敞着口，非常放心。我在上、中、下寮旅行半个月，没见有人吵架，也没听到大声吵嚷。老挝较少现代化商场，多半是露天市场。新建的商场楼里仍是一个个摊点的组合。卖金饰品的挨着卖鱼的，手织布摊边卖肉汤米线，大家都和平相处。中国^讲究“叫卖”，人家卖而不叫，以至安静得叫你疑心是否走错了地方！原来不叫也能揽生意。你走到水果摊前，卖货姑娘会笑着点一下头，说悄悄话似的低声问：“买颗榴莲吗？我要的价很低！”你说要看看，她马上把货物摆开任你挑选；你若摇头，她会不好意思地表示遗憾，决不纠缠。他们多半不讨价还价，偶尔讨价还价，客气得竟像是中国小说里君子国的对话：“价钱就按您说的，再给我加一包蜡烛可以吧？”“加一包蜡烛我亏本，加几盒火柴得了，真正昆明货，一划就着的！谢谢你成就这笔买卖！”有天乘车经过一农村，看到有家门口摆着椰子，停车要买两个解渴。那农民竟说：“这已摘下来半天，不新鲜，我留着自己吃。你们要，我现上树给你们摘去。”问他新摘要多少钱。他说：“一样的价，不多要钱，过路人渴了，没带钱也要给他吃呀。”
  这样一个善良敦厚、心慈面软的民族，面对法国枪炮刺刀、美国飞机炸弹，不仅毫不退缩，而且经过一番较量后仍然照自己意思活着，实在令人惊讶。战争的激烈程度，从遗患中仍能令人体会到。就说那世界闻名的13号公路吧，经过美机“地毯式轰炸“，用“百孔千疮”四个字来形容是远不够劲的。我团两位团员，都已60开外，满头白发。到巴色时，政府提供的一部旧苏联吉普，布篷已破。每天开出去不到10公里，两位“鹤发童颜”就变成赤发鬼刘唐了，因为老挝是红土地带！
  这些慈悲善良，充满佛性的人民竟能从战争中挺过来，摆脱殖民地地位，争取到独立，很令人起敬。论人力、武力、财力，老挝都不是入侵者的对手，可就硬是打赢了，逼得敌方从印度支那半岛的这一角退了出去。可见有些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能只凭实力为所欲为。冥冥中自有公道。
  万象没有现代气派高楼大厦，没有密集拥挤的商业街。
  虽看到有挂着外资招牌的楼房在兴建，但尚未完工。万象目前最高的建筑物可能还是我们住的旅馆——总共3层。木地板、木床、木桌椅，清洁朴素。只在楼下餐厅里摆了一架电视机，收的是泰国节目。老挝自己没有电视台，一切只凭自己眼睛去观察。
  我对老挝的观察，是从第二天黎明开始的。
  不到5点钟，我洗漱完毕，轻轻下楼。街上每隔不远便有几个女人跪在路边，面前放着个竹篮。老婆婆们都神情庄严，双手合十，口念佛号。小姑娘和少女跪的姿势极为优美，偶尔会把头凑在一起，小声咬着耳朵说几句什么。
  从路口的拐角处，走出来一队披黄色袈裟，提布袋食钵，光头赤脚，双目低垂的和尚。走在前边的最年长，走在后边的只有十来岁，成一列纵队，每个和尚在每一位跪着的人面前经过时都停一下，双手合十，口诵佛号。跪着的人便从篮中捏一小捏米饭放进和尚提着的钵中。一队走完，一队又接上。和尚向这群人化过缘，就转向下一群如法进行。我掏出照相机抢拍了两张照片。出于好奇，想数一数到底有多少和尚经过。但是，没数几队就已到吃早饭时间，而和尚的队伍还源源不绝……
  在饭桌上，我问伦萨万先生：每天有多少和尚化缘，多少施主舍饭？他说不用统计，全市有多少庙是有数的，庙里有多少僧人就有多少人化缘。他们的斋饭都是当天化来当天食用，不留存货。至于施主吗，老挝人民个个都是施主，一个人出面代表全家。
  我开玩笑说：“总要把共产党员除外吧。”
  他们说：“不，老挝政府明令规定佛教是国教。党员敬佛是合法的，组织上并不要求党员叛教。”
  与此相关，老挝最可观的建筑物就是寺庙。
  老挝在相当程度上还处于自然经济状态。城市建筑有点像中国三四十年代广西、云南的中小城镇。乡村和中国傣乡相似：竹楼、椰树和水田风光。但比起西双版纳、瑞丽等地来，似乎贫瘠和萧条点。惟独寺庙却比中国的“缅寺”(因缅甸大小金塔寺闻名世界，中国人称南传庙宇为缅寺)辉煌壮丽，数目也多。一座有一座的特点，布局很少重复。
  南传佛教属小乘，其庙宇和大乘与藏传寺院不同。一是不设塔林，塔就建在院中，也并不只藏舍利或僧人肉身，国人都是信徒，亲王、大臣多为得道之身，坐化后也可葬于寺，筑塔藏之。这样，塔的数目不仅增加得快，而且修得堂皇精致，成为寺中一个景观。二是信徒还愿有再塑金身之惯例，谁许愿得到了满足，要塑一尊佛像送进庙内。所以，老挝庙内佛像总比和尚多。还愿的佛像多是以木为胎，外包金属膜，单捧一尊在手中观赏，不见出色。但成千上百累积成一座佛山，感觉就大不相同。在琅勃拉邦，我们曾沿湄公河逆流而上，舍舟登山，沿着小路蜿蜒而上，来到一洞口，那洞深处就有两座这样的“千佛山”，在烛光照耀之下别有一番神秘气氛。
  从大伯公说到老广
  “羊城晚报”朋友命我写篇“我说老广”。在我眼里老广都系顶呱呱。都系大好人啦，从哪儿说呢？
  信口说起来：
  党中央把最早的特区试点选在广东，选在深圳，就说明对“老广”的理解与信任。
  老广有极强的奋斗精神，多么艰难环境中都能生存和发展。我在马来西亚，从槟州到马六岬到处见到有“大伯公”庙，庙是典型中国式的庙，可这尊神我在中国却从未见到过，打听一下才知道，原来“大伯公”是三个华人的统称。200多年前，槟州是一个布满原始森林的荒岛，没有人迹。乾隆十年(1745年)三个中国人抱着船板从海上漂流到这地方上了岸。死里逃生，结为异姓兄弟，就在这野兽出没的原始森林山边找了间洞穴藏身，披树皮，食野果，刀耕火种。开辟农田，成了槟州最早的开拓者，建设者。槟岛从此才有了人烟，打鱼船才敢来加水避风，陆续也就有中国人过海到此谋生。初来者碰到困难，难免有退缩情绪，先来者就以三位大伯公为楷模，教育他们要继承先辈的开拓精神。经过几十代人的艰苦奋斗，槟岛成了马来半岛繁荣发达的地区。人们不忘三位华人大伯开创之功，在他们坟旁修了庙宇，夏历四月十四是大伯公登岸的日子，每到这天全岛华人天亮前就聚集到庙前，眼盯着大伯公最先攀登上那块巨石，只等潮水一漫上巨石，立刻点燃香火，燃放鞭炮，齐声欢呼，磕头礼拜，向大伯公表达他们的敬意。并以此教育孩子们继承大伯公披荆斩棘，落地生根的坚强族风。大伯公的业绩成了人们的精神支柱，政府把槟州最繁华、古老的一条街命名为“大伯公街”。三位大伯有两位都是老广，除老三马福春是福建人外，最年长的叫张理，老二叫丘兆祥，都来自广东大浦！槟州发展起来后，当地华人又从这里走向四面八方，开拓新的领域，随着他们的足迹，大伯公遍及马来西亚各地。也可以说在马来西亚各地都树起了老广的英雄形象。
  老广的优点还表现在善于接受新事物，适应新潮流方面。他们还把外来文化跟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出新的品种，新的风格。中国传统艺术产品有许多“世界名牌”，可名牌中少不了“老广”这一号。中国的古典家具出名，家具中就有“广式”；中国人讲吃，而离了“粤菜”、“潮菜”吃的滋味就不全；中国讲穿，潮汕的抽纱有独特的姿色；我研究过一阵鼻烟壶，知道中国最早制造画有西洋人像西洋风景，专供出口的鼻烟壶也产在广东。如今中国成了鼻烟壶制造艺术的王国，在这个王国中潮州产品决非其他品种可以代替。全世界的烟壶收藏者若缺少潮州壶，就决称不上名家……
  说到这里，明友拦住说：“够了，稿子每篇只要一千五百字，再说就超过了。”
  我说：“可我还没谈到主题，主题是广东女性天下最优秀……”
  他问：“你这个北方佬，怎么把老广说得这么完美？他们就没有不足处？”
  答曰：“太太是广东人。有不足也不敢乱说！”
  梦莉和她砌的小塔
  一口气读完了梦莉的两本散文，一本叫《烟湖更添一段愁》，一本叫《在月光下砌一座小塔》。
  认识梦莉已经有几年，零星读到她的作品有更长一点时间。像这样集中的读她文章是头一次。已经有不少评她这两本书的文章。我不会评论别人的作品，连自己的作品，说不出青红皂白。只是一个以爬格子为生的人看到另一个熟人爬的格子，产生些想法一吐为快。
  文学有各种流派，作家有不同风格。深奧典雅，通俗平易，机智纤巧，敦厚纯朴，各有所长。但我以为不论那种风格，那路章法，感人与否，成就高下都在于一上个“真”字。同样一篇行瑰丽委婉文字，有真情就叫“情真意切，细腻深刻”，没真情就叫“无病**，扭捏作态”。前者感人肺腑，后者令人生厌。
  恰是这一“真”字最难求。且不说有人本就虚伪成性，以假乱真，有心求真，要得到真又谈何容易？是的，我们都曾有过天真的童年。所以称作“天真”，可见这份真情生来具有。但孩子是不会写文章的。待到能拿笔爬格子时我们已经在人生的战场上经历了多少腥风血雨，在社会中尝过了多少酸甜苦辣，挨过了多少黑脸，遭遇过多少暗箭。那纯洁，平整的心境早已被打磨，损害得伤痕累累，锈迹斑斑了。到了这时，仍能保持对人对事的真情，真心，真感，说真话求真理，要拿出多大的勇气，要做出艰难的自我斗争，是只有当事人自己才能体会的。
  梦莉的文章使我最深的感动，就是她的真！
  她这两本散文集，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写爱情，一是写对人生(包括景与人)的观察感受，一是回忆自己走过的路(包括历史和身世)。
  我的小说中也常写到男女之爱。其实我是最不爱看写爱情的作品，包括我自己的。因为爱情要写得“真”很难。还不仅因为这一话题自古写到今，能说的都说尽了，能写的都写完了。更主要的原因是在生活中纯真爱情极为珍贵，得到并保持着这珍贵情感者实在是凤毛麟角。这样的人又未必写文章。真写出来的倒多是些幻想多于实际，感情上的乌托邦。这样的东西对十八九，二十左右岁，刚步人成人社会。却又涉世不深的年轻人来说，自有它的吸引力，使他们读着有神圣感，神秘感，崇高感，似乎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找到一自己爱得要死的人和被人爱得要死。但在那些需要披荆斩棘，需全力拼搏才能争得一块立足之地成年社会成员中，就未必会找到知音。爱情虽是人生中要解的许多难题之一。却不是非解开不能活的难题。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兄弟，我们同代人有多少是得到了真正爱情的？他们照样活着，当官作吏，买进卖出，生儿养女，传宗接代。跟争取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来比，爱情即使不是奢侈品也绝不是生活要素的第一位。
  怀有深厚，纯真的爱情，并持之永久的人很少。他们写出来的文章更少。因而极可贵。
  无意之中发现梦莉恰是这样的少数之一。因为有了这一点深情，她写爱情的散文读起来就打动人心。她的文字自然是美丽的，但章法上，结构上我并不以为有多么精致，多么新奇，就因为有了真情，这种平实反倒使人读着亲切，纯真。她不是要“表达”、“反映”别人的某种感情，而是自己内心感情的自然流露和宣泄，读她的文章像是听朋友说知心话，像是无意中听到某个人自白。从而引起使存有这份真情的人共鸣，使这种心情被磨去了的人审视自我，有某种惆怅，追忆，并产生重新获得、把握这珍贵的情感的愿望。
  一个在商业社会中拼搏半生，并获得了成就的女性仍能保持这份真情，称得上难能可贵。
  梦莉在另外那两类散文中披露了她一部分生活经历。她也是个身上遍布伤痕的人。人们今天看见的梦莉是穿着高雅时装，在世界上飞来飞去，不知疲倦谈生意，毫不吝啬搞公益的成功者。可曾想到她的童年，少年时代是在怎样一种困苦屈辱中度过的？她的父亲因为抗日，在泰国蹲过监后被遣回原籍的中国广东，父亲从这里仍然坚持抗日，出走后再也没有回来。他一家三口，孤儿寡母受尽族人欺凌，母亲被折磨得生了重病，这个不满10岁的小姑娘就讨饭，打工去挣三口人的口粮。9岁之前，这个小小的生命就曾卖给人当过童养媳，另一次则被拐卖到人贩子手中，若不是靠了机警和勇气从魔掌中逃出，不难想象她将更悲惨到什么地步。这世界上那里还会有位企业家和作家的梦莉？为了替她找条活路，刚满9岁，母亲就叫她独自背着更小的妹妹随“过番客”，“回”泰国。千辛万苦奔上船，妹妹却连冻带累病倒了，听说船上的人要把有病孩子扔下海去喂鱼，他又央求船家把她们放下来。回到旅店后，偌大的破房中只有她们两个人，寒风冷夜，没有被褥，梦莉只得把衣服全脱下来盖在妹妹身上，她光着身缩在墙角挨冻，到天明她自己也凉得发了高烧。一个发着高烧的小姑娘背着一个比她更小的小姑娘，就这样在刺骨寒风中，连滚带爬的奔上了旅程……
  在中国，在世界这样悲惨的童年并不罕见，我自己也是从九死一生挣出一条穷性命的。但难得的是，梦莉在经过难以想像的奋斗，拼搏之后，发迹了，成功了，却仍然没有丧失那股对人生，对爱情，对故土，对国家纯真爱意。心仍是那么透明，爱仍是那么深厚，情仍是那么真挚。
  看了她更多写对人生观察感叹的文章，如《李伯走了》、《寒花晚节香》等，就发现她的爱心是对整个人类，整个世界的。爱情只是这整个爱的一个方面，是整个火球中一个最强烈，最燃烧的一团而已。
  我无法猜透，梦莉怎么能在生意上既是能手，在做人上又保持纯真，在商战中所向披靡，在文学上又满纸童心！这个看来柔婉，斯文的女性哪来的这股坚强韧性，使她的心灵在百般折磨后仍然留得一片净土！
  我说过，我不会评论别人的作品，连自己作品也说不出青红皂白。以梦莉这两本书我仍然说不出什么有条理的见解。因而我无法寻章摘句的来分析，品评她的作品，无法说她写得如何好又有那些不足，我只是说我读后的印象，这印象是：梦莉用她真情砌的这两座小塔和用爱心点燃的塔中火焰，是什么人也毁不掉，浇不熄的了。因为它给我们看到了强者的奋斗和仁者的爱心，也引起我们的敬意和爱意，我相信泰国和中国文友们，读者们也会爱她和她的小塔。
  1992年12月26日
  他的外国儿子
  1月21日羊城晚报《花地》，发表《我的中国老爸》一文，读之令人感动。有朋友听说我与作者相识，要我介绍一下中国老爸的外国儿子，马来西亚的陈凯希先生。
  在中国陈氏是大姓。在马来西亚华人中陈氏也是大姓。马六甲有条陈贞禄街，就为了纪念一位在马来半岛抗日战争和争取独立的斗争中立下不朽功劳的华人英雄。“中国老爸”陈郁亭与陈贞禄是同时代革命者，只是没等到胜利就被英国殖民者驱逐出境赶回故乡中国来了。留下了他的10多个儿女。其中一位就叫陈凯希，是他30年代在居銮华文学校任教期间生的。“凯希”，顾名思义，就是“凯旋的希望”。果然，这个儿子继承了父亲的理想与斗志。一进入社会就投身工人运动。成为60年代马来西亚劳工运动的领头人之一。劳工运动受到挫折，带头人被处理。因他是当地生当地长，地地道道的马来西亚人，不适用“驱逐出境”条款，便被剥夺自由，过了几年艰苦岁月。
  70年代中马建交，陈凯希的处境从此好转。不再参加劳工运动，作小买卖为生。其时当年一起搞劳动运动的伙伴，都生活得窘迫而艰辛。陈凯希时时寻找改变命运的途径。
  中马政府共同努力，建立合作关系，两国人民间友好气氛越来越浓。大马华人的故乡情结也随之高涨，中国商品越来越受欢迎。尤其是对中医中药，有强烈的信赖传统和现实需要。但由于历史原因，经营尚属空白。陈凯希看到了发展事业的良机。但他自己两手空空，只有靠集资才能起步。资本雄厚的大亨不会把资金投给一个搞工运的穷汉。他就向一起搞过工运，同样苦寒的朋友求助。在这些人中他有高度威信，登高一呼，纷纷支援。朋友们少吃一口，省下来伙食钱来集资人股。挤出五千零吉的算大户，投资一千零吉也不嫌少。不多几日，80来个人集资16．8万零吉。大概相当于6万人民币！陈凯希就以这点本钱开办“海鸥企业公司”，英文名字是“HAI-OENTERPRISE”，专门经营中药，药酒和中国传统营养品。因为资金是劳工界朋友集起的，他选择了1974年“五一”劳动节作为开张吉日。
  转眼之间22个年头过去了。陈凯希小鸡啄米，集腋成裘，把海鸥企业办得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如今成了制造、进口、批发、零售、旅游等多项目的跨国集团，成为马来西亚十大直销公司之一，在中国也建立了两家独资公司和三家联营公司。上一年财政年度的营业额达到1．5亿零吉，税前利润是1200万零吉，与其开业时相比，财富增长了多少倍，请读者自己去算！我仅知道他新兴建的六层楼“总部大厦”，投资就达千万零吉。恰好是在那篇《我的中国老爸》文章发表前不久，“海鸥企业”股票在马来西亚证券市场正式挂牌上市。发行400多万股，每股面值1零吉，上市头一天就涨到3零吉！
  陈凯希年轻时就爱好文学，热衷于读进步文学作品。发财后大力支持文学活动。前几年马来西亚华文作家组团来华访问。有天拜会冰心老人，谈话到中间，冰心老人指着躲在众人身后，悄悄为大家拍照的一位中年人问：“这位叫什么名字？”人们说：“他就是顾问陈凯希，祖上也是福建人。”冰心老人笑着问：“你这顾问怎么反倒躲在后边？”陈凯希红着脸说：“小侄不是作家，只是为大家跑腿。”冰心老人说：“你大概是这个团的真正后台吧？”一句话把大家说笑了，介绍说这次访华就是陈凯希发起、组织，并在经费上资助的！冰心老人说：“不要总给别人照相了，我倒想跟你合个影。”陈凯希感动得竟擦起泪水来，至今那张照片摆在他公司的办公室里。
  陈凯希爱他的国家马来西亚，也爱他的祖籍中国福建。他自己是以儒从商，也极力主张儒与商紧密合作。因此在去年他和马来西亚华文作家云里风等共同策划，组成了大马“儒商协会”。要使传统儒家学说和现代商业经营紧密结合，促进马来西亚经济和中马两国友好发展，互利互补。不论在马来西亚还是在中国，如果有机会，我们总要在百忙中抽空谈心。他的事业很兴旺，但花费的精力也惊人。成功路上有数不清的障碍，理不完麻烦。在处理这些繁杂事上，有时做起来是十分棘手的。但他都逢凶化吉般的料理清楚了。
  我想：有陈郁亭这样的“中国老爸”，又有陈凯希这样的“外国儿子”。这个世界才完美、上帝是公正的！
  司马攻其人其文
  泰华作家司马攻闻鼻烟！全世界鼻烟爱好者中，文学界大概占有四名。一位是老前辈萧乾，一位是德国评论家阿诺尔德，其余两位就是司马攻和我。司马攻闻鼻烟外还喝功夫茶。我也爱喝功夫茶。面对茶盅，把玩着烟壶，漫谈文学和人生，最适于感情交流，于是我俩成了好友。
  司马攻在泰国经商致富，随后写作出名。是个“儒商”。他祖上从潮州“过番”到泰国，传到他已有数代。中华商人重视传统文化。司马攻从小就被送进私塾打基础，后来才进现代中学受教育；所以他17岁到泰国后，商场文坛全能应付。
  司马攻的文章好。首先就好在其汉文纯净。近年来洋风中渐南风北渐，中国内地时髦人新潮派。还故意要卷起舌头说“协合语”(司马攻管这叫“遇着唐人说番话”)，身为泰国人，不忘华族本的司马攻却能写出地道的华文文章，不容易。这不只是个风格或学识的课题，而是对故乡祖籍，对民族传统的深情眷爱心理的反映。
  他文体多样。小说，小小说，散文，杂文，专栏都写。不说样样出色，也算得精彩之作“好多多”。我最欣赏他的散文。对作家来说，散文是基本功。散文不能用惊奇悬念，故事情节来包装，要的是真文才，真感情，真思想。我认为司马攻有的散文在世界华文文学中算得上出色作品。比如《故乡的石狮子》和《槟榔》，一篇写潮州乡下景物，一篇写泰国民风习俗，表达的却是潮州游子在海外和泰国女性随丈夫回到“唐山”，各自都有的“剪不断理还乱”地怀乡念旧情怀。《明月水中来》，写他从家乡带出来祖传茶壶，却有壶上“明月水中来”一这句诗，隐喻了湄南河水中的明月应自潮州漂来的遐想。这些文章看似恬淡，细品则催人泪下。而《游河》，《考艾山之夜》等篇又表达了他对自己国家——泰国深情厚爱！就连他一些知识性、考证性的散文，如《纸船明烛照天烧》，《曼谷玉佛寺十二门神》也充满了身为泰国人，满怀泰国情的一片真心。而有些写金店，钻石，养鸡，滚球等民俗画散文，实际是为他的国家作最形象的介绍。
  司马攻的小小说也写得极好。中国评论家江增培的曾说，他读了司马攻的小小说后“眼睛一亮，精神一振……其中一些篇章，可以毫无愧色地列于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第一流作品之林”！
  司马攻原名马君楚，原籍潮州，祖上过番到东南亚经商，成为那一代有名的商业世家，他在家乡上完中学，17岁踏着先人足迹来到曼谷，从此定居、人籍于此，边经商边为文。70年代就曾活跃于泰华文坛。泰国和中国的制度有别。在中国写文章有人管饭，在泰国写文章要往里搭钱。写了几年，名气虽有了，肚子也告急了。于是他当机立断，悬崖勒马，投笔从商，钻到钱眼里一口气拼了10多年，终于坐稳了老板交椅，没有后顾之忧了，又回过头再爬格子。这次“经济基础”不同了，搞“上层建筑”做派也不同，他除了自己写，还热心支持整个的泰华文学事业，为发扬中华文化出钱出力，任劳任怨。他不止一次当选泰华作协领导人，又担任泰国的“马氏宗亲会”会长。有时就把华文文学探源求知和华人宗族寻根祭祖两事结为一体，组织、资助泰国华族团体到故乡来访问交流。可谓既“创业爱国”又“自费爱乡”。这在世界华文文学界有一定的代表性。
  华文文学随同华人的足迹，如今遍布五大洲。用汉字写成的文学作品已不是中国文学的同义语。而像英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一样，跨越了国界，成为国际文学的一派。当然华文文学的母体只能是中国；主流、核心，大本营只能在中国。为此中国文学界也就有了努力研究、介绍世界华文文学成果的义务；有了团结世界华文作家，共同为中华文化的兴旺发达而奋斗的责任。有人说下一世纪将是东方文化在世界大放光芒的世纪，此论言之有据，证据之一就是近年华文文学作家的成就达到了新高度。
  为此，我愿有更多人读司马攻！
  在国外的天津老熟人
  我深情难忘在美国的天津乡亲赵伯溪。
  我跟中国作家代表团从游览地(优山美地)出来，路上走错了路。本来预定下午两点到旧金山，结果快半夜11点才到。旧金山华人朋友约好请我们吃晚饭。从下午就一直等我们到半夜。我们十分过意不去，连连道歉。这时一位气色好，精神足，50开外，60左右先生操一口天津话说道：“我这心里一直七上八下，怕出了嘛事，可还不敢明说，看见你们到了比嘛都强。再晚点也认了。”坐下后，他正挨着我。我客气递上张名片说；“听您口音，是天津人吧？”他看了一下名片说：“我不光是天津人，跟你们家离着不远。你在32号路住过对不对？”我说：“您怎么这么清楚？”他说：“我不光看过你的小说，还看过你的小传。”说着给张名片，在一大堆各种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头衔下赫然印着三个大字“赵伯溪！”嘿！没想到多年前听家里人谈过的赵伯溪突然在我眼前了！
  关于赵伯溪，我们几家近邻都对他有所耳闻。说这个人挺哏！从小爱听戏，上学时为这个逃学。有一天马连良在中国大戏院唱《借东风》，他背着书包又去听戏。听着听着发现观众不断起哄，再过一会台上的龙套由四个变成两个了。他拉过茶房来问：“这怎么意思？怎么带抽签的？”茶房说：“少爷，看看去吧，外边发大水啦！”他到门口一看回家的路上水已没腰了。不等借东风唱完赶紧回家。可英租界水大，他就顺着干的道走，一气走到老龙头。从那上了火车再没回来。等过些年再听到消息时，此人已成了大人物，先是听说在重庆当上了哪位权威的英文秘书。后来听说去美国发了财成了正儿八经的大老板。
  我把听到的传闻告诉他，问他有这么回事没有？他说：“前边一段都是真的，他真是发大水那天从中国大戏院走出天津的。至于以后的事，就没这么简单了……”这以后我们就常来往，他来中国投资，探亲，陪太太唱戏都找我一聚。我到美国他家也就成了我的家。在别处忙公务累了，就躲到他那在旧金山郊外的家里歇几天。虽然如今已过古稀，他那爱听戏的嗜好仍不减。他收藏的京戏录音录像我敢打赌，准比我们戏曲博物馆的全。他太太也是戏迷，专攻程派。为了有机会讨教，那年特意从美国回来，请程剧团的老人陪着在北京唱了几场，花了几万美元后感到无比的光荣和幸福。有一年我去美国，从洛杉矶打电话给他说我在东部时就累垮了，事情办完已买好机票近日回北京，就不去看他了。他听后叫我立刻退票，并声明由他替我定旧金山的票。我说：“那倒不必。”他说：“你要叫我省钱我就叫我儿子开他的飞机去拉你。那你可就苦了。他那飞机我们家都不敢坐！要想玩命你说话。”我依命去了，他和大嫂真像亲兄弟那般照顾我。那时我抽烟，嫂夫人居然开车跑几十公里给我去买烟。并且把居住在西部的几个京剧界的朋友张文娟、李和生找来玩了一天。临走嫂夫人把酒装了够一箱，我说：“这我怎么拿呢？”她说：“咱自己人别说外话，这酒呀，别看你是作家，回家你就喝不到了。有卖的你也买不起，有钱你也舍不得买它！费点劲拿回去喝啵！”后来旧金山地震，我打电话去几天都没人接，真叫我坐卧不宁。但刚一稳定他们就来了信，说他们有惊无险。但夫人身体不如以前了。为此我常常挂念他们。每到春节时通过电话问候一声，多少了却我一点心愿。
  在外边碰到天津人，最爱谈的话题自然是天津。谈到当年天津的娘娘宫，出皇会，大家如醉如痴；谈到现在天津的变化，发展，谈到天津的改革开放，大家都由衷的感到欣慰。但什么事都有例外。有次有个朋友跟我说起他回天津的事，却是悲痛带着愤怒。他说多少年没回去，前年回去了，就想看看自己出生的地方。出于一种怀旧和认同的心理，他没惊动接待单位，找亲戚借了身天津人日常穿的便衣，只身遛达到他出生的那条胡同，找到了那个院子。他敲敲门，没人应，推了一下门，门没拴。他便走进去，站在门下喊道：“喂，劳驾，有人吗？”说话间从屋里出来位不算老的老太太，对他横眉竖眼地问道：“干嘛？”他说：“我来打听点事……”我认得你是谁呀你来打听事？出去！”他赶紧解释说：“你别多心，我是……”“走走走！”正在为难，屋里又出来个并不算小的小姑娘。小姑娘问：“你是干嘛的？”他说：“劳驾，我从外地来，打听个以前住这的人。”“打听人上街道办事处，叫你走还不快走厂这朋友连忙称是，心想也许找一下街道委员会，说说来意能允许他拍张照片带回给老人看，就问：“劳驾，街道委员会在哪里？”谁知那母女齐声说：“不知道。快走。”他前脚还没出门后边砰的一声就把门关上了。他擦着眼泪离开胡同再没兴趣找任何委员会。后来接待单位向他提出：“你多少年没回来过，想不想到老家住的地方看一看？”他连说：“不，不。我已记不得我住在什么地方了……”跟我说这话时，他仍转着眼泪。他说：“我不愿意乡亲拿我当外国人才换了衣服去了。没想到老家的人就这么势利。要是我穿一套外国名牌时装去说不定完全是另一种态度，要接待单位通过官方领我去，也许还拿我当贵宾，一句话只有我以外国人身份出现时才能得到重视。我以天津人自居是自作多情！算了，我跟天津绝缘了，再有挣钱的机会我也不去了。要挣钱哪儿都能挣，所以选天津就是有点恋旧之情！现在才知道没什么恋头！”
  此事已过了数年，我想天津人现在不会再是这样。我曾想写篇文章反映这件事。可又一想，我到底不算天津人。真这么写没准又招来误解。认为是外地人对天津指手画脚，所以一直埋在心中，今天说出来若有得罪，还望天津朋友多多宽恕。
  人生的画卷——《雪娘》序
  喜儒君把《雪娘》译稿拿来后，我一鼓作气读完近400页稿纸，心情很不平静。丰田正子善良温厚、顽强坚韧的面影在眼前久久不散，仿佛又置身东京日光大厦的咖啡厅，她一面听我讲少年时在日本的生活情形，一面点头说：“是的，从前的日本就是这样，现在的青年人对此一无所知，有些老人也像是把这一切都忘了，全都浸沉在物欲世界里。所以我要写，要把这一切告诉年轻人，这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
  我们常说中日关系密切，两国人民有悠久的交往史，互相比较理解。这是事实。但有时会忽略另一半事实：在部分中国人心目中的日本人的“典型形象”，过去是凶恶残暴的军人和浪人；今天是身着时装，腰缠万贯，拿着照相机满世界飞的大款。与此相关，就认为过去的日本只有“武士道”，避之惟恐不急；今天的日本遍地是黄金，趋之惟恐不近。
  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扶桑三岛上也有丰田正子这样善良忠厚而终生坎坷的日本才女和她笔下挣扎**在社会底层的日本劳动者。不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日本，这样的人都大有人在，而且他们承担着日本经济、文化发展的主要负荷。
  丰田正子出身于小手工业者家庭，家庭贫苦，从上小学几乎就过着半工半读的日子。但她发奋图强。好学不倦，很快就展露出奇异的文学天才。15岁时写的作文，被人编辑成册以“作文教室”为题在“中央公论”出版后，顿时成了日本最畅销的读物，很快被改编成戏剧，拍成电影，灌了唱片。丰田正子的名字一时间轰动整个日本。1938年9月3日报道说，“现今日本已经没有人不知道正子的作文了。”川端康成先生写文章说，“丰田正子的‘作文教室’的魅力固然得力于她的性格和境遇，但它同时使我们懂得了文学才能的精彩表现方式……”
  丰田正子出名了，但经济状况毫无改善。这位大名鼎鼎的才女仍靠在纽扣工厂做工得来的微薄工资糊口并养家。她根本不知道出版社给过稿费。不知道作品发表后还有德国读者热心为她寄来捐款以助她升学。因为她没想到某些以虎狼之心对待中国人民的日本人抢掠欺骗自己同胞时也毫不手软，没想到编辑出版《作文教室》的大木先生会把她的全部所得吞为已有，连话都没跟她说一句，以至大木先生得了病时她还辞去自己的工作，免费去看护大木先生，以报答他为自己编书的“恩情”！
  从此，这位才女就在这个冷酷无情、尔虞我诈的世界上不断受伤害、受欺骗中度过大半生。她名气很大，但生活贫苦；他待人以诚，却被人暗算；她爱情忠贞，却屡遭背叛……惨痛的经历使她认识到资本主义世界的罪恶虚伪，品透人生三味，使她选择了献身社会主义革命道路。
  我初次见到这位大姐时，她也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穿一件中国腊染的小褂，不做发型，不施脂粉，走在东京的银座大街，我们都以为她是从中国来的家庭主妇。可是在她温良、慈祥的外表下却跳动着一颗热情坚强的心。有一天巴金先生要作公开演讲，担心翻译成日文后的讲稿不能表达原意。没想到这位大名鼎鼎的作家自告奋勇地把这差事揽了下来。她像个小学生那样拿到讲稿连读带揣摩，整整准备了一夜。第二天看到她红肿的眼睛，我都怀疑她是否还有精力到台上宣读，可是一上台，她换了个人。她不是念而是背，不是背别人的讲稿而是宣扬她自己的心声。台下上千人都被她充满感情的背诵所震慑，先是一片宁静，随着就传来感叹声，当她情不自禁地边读边流泪时，台下就传来晞嘘声和哭泣。讲完后全场起立向巴金先生致敬同时也向丰田正子致谢。电台作了直播。会刚散听众就纷纷打电话来请求把丰田正子的翻译再重播一遍，而丰田正子这时却在向巴金先生鞠躬说：“谢谢您给我替您读译稿的光荣！”
  《雪娘》是她呕心沥血写的一部半纪实性的小说。主人公雪娘就以她勤劳、善良、贫苦终生的母亲作原型。用20万字的篇幅，真实地纪录了下层人家的生活史。使我们透过战争的硝烟和繁荣的气泡看到普通日本人的善良心地和生活艰辛。
  雪娘是明治年间出生的乡下姑娘。幼年父母双亡，兄妹三人靠年仅15岁的哥哥养活。哥哥背着最小的妹妹出门打工，挑水、做饭等全套家务劳动就落在5岁的雪娘身上。到了入学年龄，哥哥拿不出学费，雪娘只能替染房老板带孩子，背着小孩去上学，人家替她交学费。学校的课椅小，一坐下小孩就哭，小学课程她是背着小孩站在墙边听的。念到13岁，正式进染房做了工人，和哥哥共同承担起养家的责任。
  从儿童时期就受到命运磨炼，使雪娘养成勇敢坚韧、乐观爽朗、倔强而善良的性格。她可以为老板一句不公平的指责而绝食，逼得老板亲自道歉，但事后她干起活来比以前还更卖力；她可以在第一次梳上岛田髻的大喜日子，为了跟男孩子们赌水性跳进激流里游水，但赢来的饼干她却毫不小气分给大家吃。
  她向命运挑战，到了成家之年，毫不犹豫地闯到东京，嫁给了一个勤劳刻苦、胆小而忠厚的手艺人留吉。丈夫不知疲劳地干活，雪娘掌家省吃俭用，省下钱来埋在后院，梦想有一天攒够钱自己开个洋铁作坊，摆脱贫穷困苦。他们以不屈不挠的精神面对困难，以忍辱求生的态度吞酸咽苦，付出了毕生劳力。但他们不懂得在进入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日本社会中凭个人奋斗是无力回天的。先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萧条，使他们成为一贫如洗的失业者；随后日本军国主义疯狂地发动了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两个儿子死在军队中。而惟一可以帮助他们的大女儿因长期营养不良得了严重的肺结核……在这大吞小、强食弱、步步陷阱、充满危机的严酷现实打击下，他们朴实而美好的梦想还是被打碎了！战后日本虽然渐渐进入了经济发展国家的前列，但勤劳俭朴的雪娘夫妻还要靠典当借债度日。子女们也仍没摆脱穷困的阴影。好容易熬到两个女儿结了婚，儿子也定下婚期，老两口看到一点生活的希望了，丈夫因疲劳过度从高空作业跌下成了废人，资本家推脱责任不给补偿；两个儿子在战争中死亡，政府却迟迟发不下抚恤金。偏这时房价高涨，房东要把房子卖掉，如果他们不买就要被赶出门。百般煎熬，无情打击使这位拼搏一生，从不低头的善良女人倒了下来。失去生活能力的丈夫面对昏迷的妻子无告地说：“雪娘，你怎么能扔下我一个人不管啊！”她在弥留之际又回到了满怀信心和斗志的青春时代，坚定地说：“好大的水呀……划，用力划呀！用力划……”
  就是在这样严酷的生活背景下，作者怀着真诚的信念写了大女儿和女婿为社会主义理想奋斗，写了雪娘的子女们在姐姐、姐夫的影响下由自发走上自觉斗争道路的必然发展。这甚至使善良的雪娘出自阶级本性也对革命者产生了朴素而由衷的信赖，对虽然贫穷，但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新中国充满向往。这里没有标语口号式的宣传，没有空洞的政治说教。作者只是用生活本身展示出日本普通人的理想追求和社会发展必然趋势。小说科学而雄辩地说出一个明显却常常被人忽视了的真理。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来说是极大进步，但它有它的痼疾，它仍然要遵守发生、发展、衰落、死亡这个规律。作为经济大国的日本，有它科学发展、经济繁荣的光辉面，但也有其凄凉悲惨、残酷阴暗的一面。
  中日两国人民确实有源远流长的友谊史。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更应互相加深了解。我认识许多把终身精力都献给中日友好的朋友，他们的成就称得上可歌可泣。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靠的就是两国这些普通人民之间的共同努力。丰田正子女士就是其中卓越的一位。
  我们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喜恶，共同的文学观世界观，我们的友谊超越了国籍的差异，我尊敬地称呼她为大姐。
  正子欧内桑！祝你健康长寿，文运长久！
  曼谷遇老乡
  今年7月，我从新加坡乘火车到马来西亚，再从马来西亚到泰国。
  这天，我从海滨回曼谷。途中到“耶律花园”游览带打尖。这园中除了有成片的热带植物林，还有看大象表演，把巨蟒缠在脖子上照相，叫猩猩上树给你摘椰子吃等有趣的节目。
  泰国华裔作家白令海陪我一起来的，下车后便溶人人群中，设走多远，我就发生个错觉，怎么好像回国了？因为这群游客男女老少加小孩说的全国是中国北方话。只见两位青年男女正在一颗巨大折棕树下摆姿势，旁边的同伴们给以指点：“哎呀，他小姨儿，这架式成了唱二人转了。这扯不扯，咋不挨近点。”
  “小心，那疙瘩有水，看把衣裳整埋汰了……”
  这地道东北话听着亲切，我马上凑上去问：“听这口音你们几位是从东北来的？”
  周围的老头老太太、姑娘小伙一块回答：“我们是沈阳的，听你说话咱离得不远！”
  “我从北京来，可是我在辽宁呆过多年！”
  一位老道说：“那也是老乡呀。哈，在这地场见老乡不容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
  东北人的爽朗热情令我感动。我就跟他们一块照相，一块看景儿，找了位年纪相仿的老人边走边唠。原来，他们都是些个体经营者。从沈阳自费到曼谷旅游。末了，老头掏出名片说：“在这里见面是个缘分！多咱到沈阳，上我那吃饺子去，我请客！”
  我也赶紧递上名片，他身后一位女同胞，就把头伸过来凑近看我的名片，看了一会，她“咦”了一声，问到：“邓友梅！你就叫邓友梅？”
  我说：“错了管换。”
  她追着问：“你是什么地方人？”
  我说：“山东。”
  “山东哪个县？”
  “平原。”
  “平原哪个村？”
  “邓庄！”
  “我就是邓庄的！”
  说完她转到眼前，冲我笑起来。
  她50岁上下，戴副大光眼镜，头上已掺有白发，健壮开朗，满脸喜兴。我们那村没多大，可我就不记得见过这位体面大方的乡亲。
  见我苦挖记忆，她又问道：“你认得张二德吗？”
  这句话声音不高，对我却真是“如雷贯耳”！
  我忙说：“当然认得。”
  “我是他的姑娘，叫张秉荣。”
  这个张二德跟我可有一段历史渊源。我们村当时有两大家族，一个姓邓，一个姓宋，姓张只他一家，是惟一的外来户。我们那地方人不光种地，还爱练武，种地要犁、耙；练武要刀、枪。可没人会打铁。铁匠出生在章丘，每年秋收之后春种之前，张姓父子兄弟结伴，用小车推着火炉风箱，铁砧大锤来到我村找活干，连打新的带修旧的，年年都来，跟村人结下交情。终于有一次来了就再没走。住在我家墙后。
  抗战开始后，我乡成为抗日根据地。他们全家积极参加抗日活动，是可靠的堡垒户。敌二科交通站就秘密设在他家。别人参军都是换上军装，背上背包排着队去入伍，很有气派。我一参军就当交通员，穿着便衣从我家出门走十几步进了他家就算参加革命。那时张家仍然打铁为业，张二德大概就是老二，他虽然住在家中，却参加我们工作。为了工作方便，也出于亲密感情，我们高站长认大婶作干妈，我也就跟着他喊几个兄弟为大哥二哥。后来形势变化，我南下编人新四军部队，数十年再没回到过家乡，张家兄弟在我记忆中渐渐淡漠了。
  “文革”结束后，我收到一封从本溪钢铁厂来的信。信中说：“我叫张二德，是本溪钢铁厂老工人。我要找个人一直没找到，最近从报上看到邓友梅这个名字，跟我要找的人同名同姓，冒昧写信打听一下你是不是山东平原县邓庄人。抗战时邓庄有个地下交通站，你是否就在那里当小交通员？”一下子，他们全家都在我心中复活了。我立即给他回了封信。他第二次来信说，找我的目的是请我为他参加抗战的历史作个证明，我当即给他写了证明信。
  我们恢复了联系，但没机会见面。10年前，我随陈玙同志应邀到本溪参加个会，报上发消息时提到了我。当晚老张拿着报纸就找到了宾馆，相隔40多年没见，谁也认不出谁了。他邀我到家中，跟他家人欢聚了一场，并没见到他这位姑娘。
  她看出我有点困惑，说道：“听我爹说，那年你到我本溪家里去过，我没赶上。我自己家住在沈阳……”
  我再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我们一块看大象表演，看猕猴摘椰子，坐在一起，边看边聊。她告诉我，她爹爹弟兄几人，多年前就离开平原老家，扔下小铁匠当了大铁匠，两个到了本溪钢厂，一个在包头钢厂，现在都已退休，她的丈夫姓徐，门当户对。她在沈阳开了家抻面馆。虽然没作过买卖，可山东人讲实在，有热心，靠真材实料招引顾客。几年下来果然取得了顾客信任，生意红火。经济改善后，就想出国开开眼界。她眉开眼笑地说：“感谢党政策好，既给咱指出挣钱之道，还为咱打开了出国的门。要不然哪就轮到咱出国了？”
  她说得很平淡，可我像听神话！心想：这真是我房后张铁匠家的姑娘？祖祖辈辈拉风匣，打铁砧，她爷爷带着全家从章丘搬到我村时，用一辆小车就都推来了几辈子攒下的家当。下一辈人就这样扬眉吐气地出国了，她手上这几件金饰物就比当年那一车子家当值得多！
  我们看节目，有个年轻人围着我俩转，拿着个摄像机给我们录像，一位年轻女士还帮他打下手。见我奇怪，秉荣介绍说：“别在意，这是我儿子、儿媳妇。他给咱录下像拿回去给他姥爷看。”
  我吃惊地问：“怎么，你们全家都来了？”
  她说：“生意做得这样，孩子们都没少辛苦，我慰劳慰劳他们，把全家都带出来了。”
  我和白令海被安排在另外的餐厅进餐，看他们饭菜上来，我只好告别。张秉荣急忙叫孩子写了个字条交我。上边写了沈阳“老四季酒店”地址和三个电话号码，并告诉我：“打哪一个都行。只要说是邓友梅，咱家人没有不知道的。”
  我拿着这张纸仍然感到这像是梦境。脑子里是推着小车，满面饥色到我村找生路的张铁匠一家；面前是坐着飞机，谈笑风生在外国旅游的张秉荣一家！怎么也不能把两组形象连在一个画面上。
  穿我唐装走天下
  自从*****同多国元首穿起唐装，并排在上海APEC会场亮相以来，我在居住小区的地位发生了微妙变化。以前我出入小区总有人小声笑我是落后保守“老古董”；如今我上下电梯，碰到的人们却当面赞我是“人老心不老”的“新潮派”了。就因为此前此后身上一直穿着中式裤褂，按时髦的叫法就是“唐装”。
  为穿民族服装，我吃过苦头闹过点笑话。“*****”中被视为“坚持四旧”遭“革命小将”围攻，不得不套上件“革命外衣”，蒙混过关。拨乱反正后有穿衣自由了，盛行洋为中用，我又成为落后于潮流的典型。有次我穿黑色唐装参加政协大会，有两位举着摄像机的传媒界年轻人追上来问：“您是宗教界委员吧？请谈谈宗教界情况……”
  穿唐装也给我带来过快乐。
  有次到国外参加个会议，同行几个人动身之前都忙于做西装，选领带，买皮鞋……我则到小胡同中找个体户裁缝做了两套中装，买了双布鞋，只花了他们置装费的一个零头。有朋友就笑我老土加吝啬。到了外国，正式场合洋朋友穿的西装不仅是名牌，而且领带，鞋袜，钱包，手袋，香烟盒，眼镜架，连手帕，打火机都要西装同一品牌，成龙配套。与此相比咱们这些国产西式装备就矮了半截。而惟有我这身手工纽绊封襟小褂，千层底圆口布鞋，却叫洋人看直了眼。中国气派和西方风格各有各的美感，各有各的特色，没有高低，不分上下。休息时有人走过来跟我打听做这一身手工衣服要多少钱？在哪里能做？有位日本作家甚至提出要用他身上西装跟我换，我还真有点动心，因为他那身西装至少比我的贵 lO倍，但为保持民族自尊，我傲然地摇了摇头。
  事后同去的朋友问我是否早就知道洋人喜欢唐装，而对他们保密？
  其实我穿唐装就因为穿着它又舒服又省钱，并没考虑其观赏效果。穿中装没有打领带穿皮鞋夹垫肩等板得那么难受，而且只用买一条好领带的钱就可做这满意的衣服，何乐不为？若说秘密，也有一点，就是我作了几年外事工作。知道外事活动有个惯例：正式场合穿西装必须按国际着装规范，穿本民族服装则依民族习惯标准，穿西装成龙配套严谨整齐是他们的讲究；穿唐装舒展潇洒高雅大方是我们的品味。在外事场合穿民族服装绝对合理合法。
  穿中装有时还能造成意外的感情交流。两岸开始交流不久，我参加作家代表团去台湾。第一次越过海峡，下飞机后会碰到什么场景没有底，在飞机上大家就没心思说笑，那次又是众皆西服惟我唐装，沉默之中我就有点孤立感。不料到台北一下飞机，看见迎接人群中竟也有人穿着唐装，我这心一下子就感到股暖和，正这时从中走出一位穿唐装长衫的长者，向我笑着问：“您是从北京来的作家吧？”我说：“是啊！我叫邓友梅。”长者热情地拉着我手指指旁边的朋友们说：“他们还说从来没见过面不好认。怎么不好认，你这身打扮一瞧就是北京来的。中国人走到哪儿也认得出来！”原来长者正是台湾杂文作家协会会长吴延环先生，原来我认为爱穿唐装只是个人习惯，从此才发现内中还含有民族认知情怀。
  随着我们送给外国领导人这批唐装，近日似乎扬起民族服装热风。像是大家同声唱起一首歌：爱我中华！
  好人苟令文
  荀派名伶孙毓敏同志打来个电话，告诉我说：“令文老师入党了。他无法行动，入党仪式是全支部的党员到他家开的……”
  我听了直掉眼泪。
  这位“令文老师”，打北京解放我们就认识。45年来没当过官，没发过财，没出过名，可也没惹过祸。只是个普通而又普通的市民。要说他有什么特殊之处，就是写了45年“入党申请书”，打从新中国一成立就开始写，年轻时写，老了还写，在职时写，退休之后接着写。心脏病告病危，脚出了毛病得截肢，只要一缓过神来，在病床上继续申请。为什么？他说：“我通过事实认识到了共产党的伟大，我热爱他。我愿意为党的事业奋斗！”
  有志者事竟成，终于在他家墙上挂上党旗宣誓入党了！就这股决心，就这份韧性，我没法不佩服，不能不感动。有这样的市民，北京才成其为北京。北京解放40多年，头一件成就是造就出这么一代北京人！
  新北京是在老北京的基础上发展的。老北京人有个变新的过程。拨乱反正之前，我这批朋友倒霉的多，得意的少。倒霉而又乐观，以幽默洒脱的态度应付困境，坚持对共产主义的信任和追求，荀令文算是一个。40多年，他没过几天顺心的日子，可我也没见他发过愁。
  荀令文人穷职位低，给自己立下个戒条：从来不对外人提他爸爸是谁。怕有高攀之嫌。他爸爸名叫荀慧生，梅尚程荀，四大名旦那个荀慧生。他说：“我别给老人家儿丢人！”
  小时候荀令文学过旦角，可走不好旦角的台步；改学老生，戏学会了几出，自己觉得意思不大。荀慧生跟四大名医之一的汪逢春是至交，汪老先生见荀令文上学挺热心，文化水平不错，想收他做徒弟教他学医。他学了一阵只学会了汪老念方子的神情和声调，没学会看病。“孺子不可教也！”汪先生不教他了。
  其实令文自有他的想法。他看到连四大名旦这样的艺术家，也受尽军阀、官僚们欺压，觉得戏班这口气不好咽。他想改换一下门庭，从军从政，挺起腰板来做回人。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他那时不了解共产党，有错误的“正统观念”，抗战一胜利就投考了“中央政府”的“警官学校”，上那个学校是要集体参加国民党的。他就参加了国民党。等他看清国民党的真面目，还没等到毕业国民党就垮台了。他不肯跟着国民党往台湾撤，脱身回了北京。怎么去的怎么回来，可是混上了个“国民党员”和上过“警官学校”历史问题。他见共产党的所作所为。确实是公正廉明，为人民服务。从心里拥护，下决心要跟着党干革命。但他这历史身份，想找别的工作就不大方便了。正好北京解放后“京剧公会”决定由艺人们自己集资办个戏校。令文毫不犹豫地参加了筹办工作。请名角们义演，找关系跑地皮，建校，招生……他样样效力，马不停蹄。从筹备到建校一直到排戏、演出，他全力以赴地工作，一身数职：业务干事，校长秘书，班主任，他全干。可是直到学校改成公立之前，三年多时间他没拿过一分钱报酬。公家派来的人有工资，有加班费；请演员来上课有车费有津贴。只有副校长沈玉斌和荀令文是白尽义务。后来政府接办了这所学校，才给他定下一份工资。俗话说“家有三担粮，不当小孩王”。他挣钱不多，管事却不少，小孩王当得极为热心。张学津现在是名角了，可他小时候有个毛病，一上台准闹嗓子。每次演出前令文就领着他上医院，看完病再送他回家，还得嘱咐他怎样保护嗓子，如何吃药。我弟弟是这学校的学生，唱戏不出名可是调皮出名。北京戏校建在松柏庵里，周围是一片坟地。当时正在搞建设，挖出来的空棺材就扔在学校门口，这孩子早上起来练完功竟钻到棺材里头去玩，同学们一出门看见棺材里钻出个头。吓得要死，令文除去教训他还得早早起来巡视，以免再惹事！
  但比起十年“*****”，吃这点苦，受这些累就算不上什么了。您想想，凭他这国民党员，“反动警官学校学生”，再加上反动权威荀慧生的狗崽子的身份，日子好过的了吗？挨斗归挨斗，受批归受批，早上我们在陶然亭遛早，他还那一副笑哈哈、大咧咧的样子。专说逗乐话，叫大家开心。好像满没那么回事，而且照样写入党申请书。只是因为“砸烂党委闹革命”，没地方交了。
  十年浩劫过去，大家松了口气，他的日子便更难过了。造了十年反，学生们除去会唱几句样板戏，没一点真本事，耽误了一代人。剧团恢复演出，想找个合格的琴师都困难。学校得加紧培养音乐科的人才，就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令文和王国臣两人。全校音乐科就有4位教师，教文场的只有一位。怎么个加紧法呢？只有请临时教师，这办法学校同意了，但为了“防止教师借机发财，成为新生的资产阶级”，规定每堂课只准发一元钱教课费！您说，学校远在小月河旁，北京城的西北角外。老先生们为这一元钱跑来跑去够买鞋的吗？
  荀令文居然不讲价钱，把差事揽下来了！而且完成的超出想像的好，竟然请的都是名师，连张派大名家何顺信也请来上课了！
  没人打听荀令文是怎么把这些人请来的。人们至多说句俏皮话：“他有本事！”哪知他背后既要搭钱，还要卖脸，从来不提他爸爸的惯例也被迫打破了，到处磕头作揖，要请哪位上课，令文先自己掏钱请客。在饭桌上敬礼求情，对方是老一辈，就说：“看在我爹的份儿上，您总得赏我个面子，大叔，这是为祖师爷传道的善事，您能叫我做蜡吗？”碰到平辈晚辈的，则说：“你们也是这么学出来的，不能叫这一行从咱这辈断了呀，帮孩子们一把，去上一课……”
  名师出高徒，没多久这学校音乐科就出了名，毕业时许多剧团抢着要人，点着名要毕业生。学校立功，剧团欢喜。却没人提过一声荀令文名字。更没人打听为培养学生他跑坏几双鞋？说过多少好话？垫了多少钱？这些事他从来不对人说，人们只看见他家的东西是越卖越少，穿着也越来越破。荀慧先生在世时，怕孙子跟着令文慧挨饿。有一度每月还补助他20元钱伙食费，后来连这点补助也没有了，令文的生活状况可想而知。他不叫一声苦，没叫一次屈。仍然说说笑笑，东跑西颠。好像其乐无穷。还是照样写入党申请书。高兴的是这回有地方可交了。
  令文也有不高兴，没笑脸的时候。那是他想起自己做错过事情，对自己严厉自责之时。当年在陶然亭遛早，常在一起的还有沈玉斌先生。沈先生当了20多年右派，很为人们所同情。有次谈起往事来，令文当着众朋友面，难过地说：“诸位，反右派时我是犯了罪过。我也给沈先生贴了一张大字报，这件事我想起来就难过……”沈先生拉着他手说：“令文，你别这么说，没有你那张大字报我也照样得到右派，这跟你没关系，你那时也危险着呢，形势所迫，你不写行吗？”令文却说：“您越这么原谅我越觉着自己不是东西。”后来，沈先生的著作《京剧群典》出版碰上困难，朋友们叫我帮忙想办法。令文就找我说：“友梅，我的力量有限，可沈先生出书的事你别把我扔在外头，不论多少，我得尽一份力！”结果他出的力比我们都大。
  荀令文人老了，可又获得了新生命。退休之后，身成残疾，别的干不成他就录音写信，把录音或信寄给海外的同学、朋友，向他们宣传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成就，动员他们回来参观、探亲和参加建设，并且就他所能，毫无保留地把荀派艺术告诉给荀派弟子们。
  荀派高足孙毓敏如今是北京戏校的校长。举行入党仪式那天她和支部的党员一块来到这位老师兼师兄的家里，提到这些年令文默默做的好事，她忍不住哭了。在座的都很动情。令文却说：“别光说好的，我还有丢人的事呢！沈先生打右派，我写了大字报呀，我那是为了救自己对人家做了昧心事呀，我对不起党，这辈子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教训！”
  荀令文不是英雄，谈不上超群出众。只是个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北京市民。他有那一代人的生活道路，思想历程。这样的人在北京成千上万，尽职责守本分，说不上有突出的业绩，但把生命溶入在革命洪流中，塑造了我们新北京人整体形象。
  巴黎漫记
  一位作家朋友曾对我说：“写文章的人一个劲的追求‘知名度’，这是很傻的。知名度远赶不上‘知容度’。‘知容度高’才能走遍天下。”对这番话的正确性我从未怀疑过，但对它真正有深切体会，是这次去巴黎。我去巴黎和岳华同行。办理机票时，航空公司的小姐一见手执机票的是“大醉侠”，真是眉飞色舞，满面春风，和言细语，有求必应。笑嘻嘻地在机票上签了两个座位。不偏不斜恰好是机舱紧急出口处的第一排，而前一条通道，可以伸开腿睡觉，站起身伸懒腰，万一出了什么事故，跳伞也比别人抢先，比起两个月前去美国，真是不可同日而语。那次是14位作家，什么张洁、李存葆、祖慰都是满有度数的名字，上了飞机老老实实和我一块挤在又窄又闷的座位上。隔壁一位日本女士，带了位不满1岁的小朋友。那小朋友将来肯定会成为男高音歌手的。哭起来嗓门又大，气力又足，从太平洋西岸一直哭过东岸。耳朵听着这哭声，两条腿重如千斤，直挺挺支在地上，睡又睡不着，站又站不起，真叫受罪。后来张洁实在受不了，去求空中小姐给她换个位置。那是新加坡飞机，空中小姐听她讲华语，又是女性，这才动了恻隐之心，为她换了个离哭声远些的座位。根本没问她会不会写小说。
  这次的旅行还有一个优越处：法航飞机上的酒好，而且满足供应。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有。喝了甘醇的葡萄酒，伸开腿闭上眼，一路上腾云驾雾，就有点半仙之体了。当然，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也正因为便宜酒喝多了些，飞机停在孟买时，糊里糊涂随人群走下飞机去转了一圈。看到商店里有檀香木雕的佛像，颇为精致，就买了一尊。第二天醒来再打开看，发现竟是一对印度青年在拥抱，春色浓艳，毫无四大皆空的神色！就在这惊讶与懊悔间到了巴黎。
  到巴黎是凌晨。出门的人很多，我和岳华分别排在两行。我这一行进展较快，边防人员看看护照，冲我笑了笑，说了句法国话。我冲他笑笑，说了中国话。他盖了个章我就出来了。他说的什么我一点不懂，我说的估计他也未必懂。恰好我身后走着的也是几个中国人，我便问他们：“刚才那法国人对我说什么？”他们热心地向我解释，为我翻译，但他们的话并不比法国话更好懂。我费了半天劲，只分辨出他们讲的是温州话，话的内容还是不明白。
  出了关，我就站在大厅里等岳华。他那条队排得很长。等他出来，已没有多少人了。我问他：“现在上哪儿去？”
  他说：“哪儿也不去，等朋斯先生来接我们。”
  我问：“你和朋斯先生很熟？”
  他说：“没见过，不过不要紧，中国人总会互相认出来。”
  我这才知道朋斯先生是中国人，而且他也没见过。
  我们的飞机提前到达了，天还刚拂晓，巴黎人大半此时还在睡觉。我百无聊赖地站在大厅看人、看狗——一个法国人运了一箱大小七条狗，狗长得都不像狗样儿，方脑袋、圆脑袋、三角脑袋。身上的毛剪成各种形状，染成各种颜色，有点像我在美国和日本看到的应克头发。远看巴黎的交通图，因为不认识法文，越看越乱。正这时有人用甜甜脆脆的上海话打招呼：“侬阿是岳华先生？电影上见到过的，还是格漂亮来……”原来朋斯先生和太太到了。
  朋斯先生中等个儿，戴一副近视镜，满脸是厚道祥和的笑容！我一见他就想起狄更斯笔下的皮克·威克先生！朋斯太太聪明、漂亮。先生不大说话，只是笑着点头、握手、抢行李。太太一直嘴不停地寒暄、问好，道歉晚来一步，说一口地道的上海话，不大地道的香港白话，有时夹一两句我听不出地道还是不地道的英语或法语，总之我们在一片友好热诚的气氛中被送上汽车，朋斯先生驾车拉我们直奔往巴黎。
  我对巴黎的第一眼印象就很好。不是因为它的建筑壮观和市面的繁华，是因为它实在清静。8月份，巴黎大部分人都去南方洗海水浴晒太阳去了。又是清晨，街上看不见人，偶然过一两辆车，也是懒洋洋的。在北京拥挤惯了又到香港更加拥挤的过了几天，一到巴黎马上觉得格外的清静、安静、整洁、从容，远远看见了铁塔。从凯旋门近处转了个弯，埃菲尔铁塔和凯旋门也睡意蒙 。
  朋斯先生把我们送到雨果广场附近一个僻静街上，这街生接连有几家三星的旅馆，我们住进挨近广场的一家。三层小楼，房间不大，壁纸和家具的颜色有点俗气，令人想到左拉笔下写过的巴黎小旅馆。我估计这旅馆年龄也决不会比左拉小。洗过脸后，朋斯先生请我们去饮咖啡。他领我们走出旅馆，转进一条街，来到直通凯旋门的一条街上，伸手掏钥匙，打开一间咖啡店的门，屋里空无一人，所有的椅子都四腿朝天放在桌上。朋斯太太回身把门关上，朋斯先生放下几张椅子请我们坐下，他就到柜台后边自己动手煮咖啡。我问朋斯太太：“怎么店里没有人？”她说：“他们全休假去了。我们是店主的朋友，有一把钥匙，要喝咖啡就自己打开门来煮，喝完锁上门走人。”
  喝咖啡中间听岳华和朋斯先生谈话，才知道朋斯先生早年在上海和香港的电影圈，是颇有修养和名气的摄影师，后来洗手不干，来巴黎开饭店开酒吧和咖啡厅，再后来则也不开饭馆也不开酒吧丁，并且把咖啡厅也卖了出去，这间咖啡厅就是他卖出去的，买主也是朋友，所以保留了开门自煮咖啡的权利。这次来巴黎拍片，翰祥约他当临时摄影师。朋斯先生重友情，大概也留恋他的老行当，欣然答允，重作冯妇，只是说：“我没得机器！”
  岳华说：“我们去租。”
  朋斯说：“8月份，统一休假了，租不到。”
  岳华说：“租个工作用电视摄像机也可以的。”
  朋斯说：“没有玩过那个东西，怕玩六灵光。”
  他们约好睡一觉后去租机器，朋斯先生就锁上咖啡厅的门送我们回旅馆。他有一辆很新的雷诺车，车身可以升高。朋斯先生表演很好，住巴黎多年，除去那辆车完全法国味，他二位身上法国味很少，上海味十足：朋斯太太随身总带个小录音机，录音机里反复放《苏三起解入我问：“谁唱的？”她说她自己唱的。她是巴黎票房的票友。我问她有小孩子没有？朋斯先生悲痛地说：“我们的孩子上个月死了……”我抱歉说：“对不起，我不该这么问。”朋斯先生从上衣口袋掏出一张照片说：“这就是我们孩子的照片，蛮漂亮吧。”
  我郑重地接过来看，照片上是一只小狗，蛮漂亮的小狗，但看不出公母。我想先生改叫做他的儿子，大概是公狗。同时我也为朋斯夫妇感到一点安慰，这样的儿子我相信还可以再找到一个，不致使两个善良的人成为绝户的。
  四
  睡醒一觉后，朋斯夫妻果然来接我们。我们先把太太送到票房。她说有两个从北京来的琴师在给她们说戏。在票房门口我碰上北京来的母女二人。女儿早来定居了，似乎是京剧界的。老太太刚来，一听我说北京话，大家就谈得很亲切。老太太不喜欢巴黎，觉得什么也不对味。“您瞧瞧，满街都说外国话。咱说中国话的倒成了外国人了！我怎么也转不过这个弯来。”我说：“您也常来听他们唱几段吗？”她说：“我就来听听自己人说中国话。尽管他们说的事跟我多不挨边儿，可我全听得懂哪！这比唱的还好听哪！”
  我们到拉丁区一家出租机器店问了一下，那里说9月份以前不可能有机器出租，但打听到在圣母广场附近还有出租店。这时大家已经饿了，决定先去填肚子，顺便看望岳华的老朋友刘先生和刘太太。
  刘先生开的中国菜馆叫锦丰园，中等门面。他隔壁一家同样的门面房屋大敞着门，似乎在搬家。有几个黑人坐在搬到便道上的家具中间，弹着吉他唱歌。这时已过了中午的开饭时间，又是休假的月份，店中只有一个法国学生在吃馄饨面，一个中国青年陪他聊天。刘太太和刘先生意外地看见岳华和朋斯先生，高兴得笑不拢口，忙招呼我们坐下，先弄来点小吃和饮料，陪我们谈天。刘太太说：“我才买来韭菜，我给你们包饺子吃，尝尝是不是家乡味。”刘太太说话倒是地道的我的原籍家乡味，一问之下，方知她是徐州人，而刘先生则是台湾人。攀谈几句之后，我大致就知道了刘太太的情况：40年代末上学的时候，随着学校逃到台湾。在台湾和刘先生相认、恋爱、结婚，随后逃到了巴黎。几十年下来，事业颇有发展。两个孩子都长大了，一个在工作，一个大学将要毕业。坐在旁边吃馄饨面的那个法国青年就是他小儿子的同学。隔壁那个门面房是刘太太的，他租给了几个黑人做生意，但那几位却赖着不交房钱，刘太太无法只好告状。
  我说：“唔，房子腾空后，餐馆可以扩大一倍面积了，您的生意会更有发展。”可是刘太太说：“我不想再扩大了，现在收入很好。做两年我们该领养老金了，孩子们也不需要我作资助，我们要歇一歇，过点清静生活了。”
  这使我很意外。我认识几个定居美国的朋友，他们只要有机会就扩大自己的事业与收入，很少见过这种“知足长乐”的超脱精神。我对刘太太顿起敬意，并且怀疑这是法国风尚与美国不同之处。忘了以前上学时听有位老师讲过，说法国人懂追求安逸，乐于享受，与美国人那种事业竞争高于一切作风有所不同。我觉得有些道理。
  我和刘太太谈话间岳华去打电话，拨了许多号码。终于找到了那位被称作肥仔的朋友杨安明。恰好韭菜饺子端上桌时，肥仔来了。名不虚传，这真是一个可爱的人。
  五
  肥仔实在是个可爱的朋友。没见到人我先见到车，这是辆满不错的雷诺跑车，可是天知道怎么弄得这么邋遢，仿佛不是这里少个螺丝就是那里少个零件，若认真去检查却又什么也不少。肥仔本人和他的车一样，质地很好却邋里邋遢，他上身穿一件硕大的圓襟衬衫(这衬衫很可能原来是白色的)、黑裤子，脚上一双塑胶拖鞋，拖鞋的右跟已经很薄了。戴着副黑架近视镜，满脸笑嘻嘻，仿佛睡醒，问我们：“什么时候来的？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声音很甜，而且懒洋洋，道地的上海口音普通话。这句话没说完又对那吃饭的法国学生用法语说了句什么，那学生笑了，随后又向门外的一个孩子喊了句阿拉伯语，那孩子正偷着去捅他的汽车，一听他说话撒腿跑了。这时坐在门外的几个黑人就笑着大喊，肥仔探出头去又用英语喊了几句，这才笑嘻嘻挤进我们桌前坐下来。刘太太说：“巴黎好像没有一个人不认识肥仔的，一样去买东西，他都会比我们便宜些。”
  岳华问肥仔现在作什么？他说供应巴黎各中国餐馆原料，这件事只用他早上的时间，我问他：“你要开车给各家送货，一早忙得过来吗？”他说用不着他送货，告诉菜店、肉店、鱼店要什么，要多少，送给哪家就行了。我说：“这样的采购，各餐馆自己不可以办吗？”刘太太说：“有许多东西别人买不来，只有肥仔去才能抢到手。”我问肥仔：“那么剩下来白天、黑夜还有好多时间，你作什么？”他说没事干。事情是有的，他不爱干，钱够用了，挣那么多干什么？刘太太又来补充，说肥仔不断的有新计划，但多半没实行，只有买房子是他的乐趣，买了卖，卖了又买。肥仔并不反驳刘太太，只说好多事干到一半没了兴味，他在枫丹白露买了一大块地，计划挖成水塘养殖中国金鱼，可是8年过去了，塘也没挖、地还扔在那里。不过这几年地价上涨，也许比他真养金鱼赚的还多些。他还买了一幢房屋，专门接待中国来的留学生。中国学生住房免费，有的学生毕业了，回国后和他保持通信，请他回去参观。他打算去，总在打算去，但始终没去。刘太太说：“肥仔，你该成家有个太太。你的生活就正规了。”肥仔说：“我已经托回去的留学生为我找寻了，一找到合适对象，我就回国去见面，所以我现在并不着急回去。”我问他：“为什么要从国内找对象？”他说：“法国姑娘交交朋友可以，娶来作老婆还要中国人，我们这里的老徐教授，回去找来个太太，过得好美满呀！”
  他提起老徐，又引起大家一个新话题。他们说徐太太是当今巴黎华人社区中法语说得最好，车子开得最好的，又是最会持家的。岳华说打了好久电话，他家都没人接。肥仔讲：“不要找他。明天我开车去把他拉来给你就是。”
  吃过饭肥仔开车拉我们去找旅馆，为翰祥他们大队人马打前站。岳华前些年在巴黎住过一家旅馆，对那里记忆犹深，但他说不出街名。尽管如此，肥仔还是把它找到了，实在不如岳华说的那么好。房间壁纸和地毯都是桃红色的，叫人想起左拉小说中所写的春光旖旎的场面。房间低矮，楼梯窄狭，甚至走的步子重一点脚下地板都颤抖，我们把它否定了。我说岳华所以对它有好印象，可能和当时旅馆本身无关，另有原由。他说我这老大哥不厚道。
  肥仔又把我们拉到另一条街，这街很僻静，在闹市的身后。也是二三层的旧式旅店，周围不断有些阿拉伯流浪汉转来转去。我觉得有某种危险性，肥仔咧开嘴大笑，说：“我是叫你们看看，还有比刚才那个旅馆更神秘的地方，这地方当然不能住。今晚我们不找了，去夜总会听歌去，正经事明天再说。”
  肥仔拉着我们又一次过了塞纳河，钻进一个很深的地下停车场。然后乘电梯升往楼顶，进了一家夜总会。
  这是一家华人夜总会，歌星、乐队、侍应生和客人全是华人。似乎所有的人都认识肥仔，肥仔——点头、问好，然后找个角落坐下来，点了饮料、食品，也点了歌。歌星大概是香港或台北来的，肥仔点了两首歌，扔下1000法郎，但歌星正式唱他点的歌时，他却仰在椅上打起瞌睡来了，我推推他，他说：“她的歌我都听烦了，没趣味！”我说：“那你为什么还点？”他说：“熟人了，不好意思了！”我说：“你常来？”他说：“天天都来坐一坐。”“天天都打瞌睡吗？”“是的！……‘那为什么要来？”“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别处也一样没意思，也要找瞌睡，交钱比这里还多。”
  肥仔睡完1000法郎，开车把我们送回了旅馆。
  六
  这一天跑得很累，第二天我们上午决定休息一下，8月份的巴黎雨果广场，真清静到了通街不见人影，见车迹的地步。广场上有一家餐馆，在露天摆了几副桌椅，我们就连吃馆带看街，客人除我和岳华两人外，只一位中年妇人带着一只狗，但她一个却要了比我们两人还多的饭菜，并且不声不响又极迅速地把它们全吃了进去，而我们看到的街景也就至此为止。周围几家商店全休息，走了好久才碰到一家卖水果食品的小店。我看到有牛油果，很新奇，买了几个，剥开尝尝，真正“味同嚼蜡”。岳华看了大笑，说这东西不是这样吃法，应当用来做菜。我想不论做什么我也不会再吃它丫，剩下几个就扔在了旅馆的垃圾桶里。
  中午睡了一会儿，电话铃响了，岳华接完电话告诉我，老徐要来。
  七
  徐教授是下午3时左右来的。
  这几年我也算走了10来个国家，最普通的衣着见了，奇装异服也见了，但从未见过徐教授这么普通而又这么奇特的装束，他穿了一身纯粹中国大陆农村家庭缝制的灰布服，地，道的中国布鞋，连头发也是中国农村青年农民式的，若说普通，10年前大陆上8亿农民中除去4亿妇女和2亿孩子，其余两亿大概都是这样的服装这样的发式。奇特的是当今在大陆农村都已少见了的这装扮竟出现在巴黎，而在全巴黎的各色人种中，我敢打赌徐教授这一身是绝无仅有的，真正的奇装异服。
  他的口音是山东味的普通话，性格也是山东式的直爽和执拗，他和我握过手，拉起岳华和我就走，说：“先去办事，有话路上说。”走出旅馆。他领我们去乘地铁。从地铁站出来，他领着我俩东奔西跑。找到一家租机器的地方，又看了一家旅馆，然后到唐人街的太平洋酒家，肥仔正懒洋洋地坐在那里等我们，我们要了点啤酒和小菜，肥仔不等侍者送菜，自己到肉柜前割了些香肠、叉烧之类，切成一大盘，先端过来。他说：“我既是这里的东家又是供应商，吃东西钱要照付，但给自己动手的特殊。”
  和老徐相识了几个小时，现在才有时间坐下谈家常。他家是山东临沂北乡的汤头。40年代中期我在这一带地方工作，在他那村子住过，有这么一点因缘，话题多了，壁垒就少了；他是40年代末，随着他上的中学：由临沂而青岛，青岛而上海，一步步移到台湾去的，在台北戏剧学校受完教育，到大鹏剧团，工作，20年前由台湾转到法国，在这里一间大学教中国文学。我认识的不少学中文的法国朋友，都听过他的课。在法国汉学界也算是名人，我问他：“你在法国如此多年，何以还是这身国粹打扮？”
  他说，他穿的衣服全是太太亲手做的，头发也是太太给剪的。太太8年前离开中国山东农村的。这装束、这发式全是当时最时髦的。她一心想把自己的丈夫打扮得最时髦、最漂亮。老徐爱他的太太，只要太太看着满意，他认为自己没理由反对；于是他就成了现在这模样，而巴黎这地方对服装是持有兼收并蓄、见怪不怪、越奇特越有价值的观点的。老徐这身打扮从没有人认为不时髦，我听了真想把这消息传达给国内那些选服装以洋化、港化为标准的朋友。
  提起太太，老徐的满脸像开了朵细辦菊花：太太名叫兰英，他由衷地说：“我们兰英真好，有了她，我什么都变了：整个家像个家了，她带三个孩子，还给服装公司绣花，买菜做饭，做衣服理发，从没叫过苦，我娶了她，经济上也改观了，以前一个人生活也那么多工资。虽不贫乏，可也不富裕，现在我买了幢房子，还有积蓄。”
  肥仔说：“最重要的是给你生了三个儿子！”
  “那当然，那当然！”老徐毫不谦虚地说：“现在两个上学，一个还小。还会说点话，法国话。两个大的能说点中国话，复杂的不行。在法国孩子也是份财产，生三个孩子，国家每月给母亲和孩子各两千法郎的补贴。等于我一年写本书，而且是销路较好的书。”
  我说：“只对母亲和孩子给补贴不公平，父亲也付出劳动了！”
  他说：“对父亲也有优待，我乘公共车一律是收半价呢！兰英车开得很好，可我还是乘地铁，安全，便宜，比别人便宜一半。”兰英是他们邻县，莒县人，莒县我也住过，这地方很贫瘠，但是出名人，刘不庵似乎就是此地人，近代名人有位丁肇中先生。丁家是大户，丁先生有位族人叫丁铁修，抗日战争时带着武工队只身打据点。日本人闻名丧胆，后来负了伤被日本军队捉住，用尽酷刑，毫不动摇，终于又被中国军队救了出来。他的事在家乡像传奇故事般到处流传：丁先生有位堂妹和我在一个剧团演过戏，而且就演丁铁修的故事。一说兰英是那里人，自然感到亲切，我要求去他家看看，老徐说：“今天晚了，明天一早我来接你们，到我家吃中饭。”
  八
  老徐竟然有两处住房，一个在塞纳河边距拿破仑波舒巴特的墓地不远处的一幢楼上。他在这里租了三间房子，房东老太太到过中国，十分善良，老徐结婚后，兰英来到法国，第一位法语教师就是这位C夫人，C夫人教兰英法语，发现这个学生这么勤奋，这么聪明而生活在巴黎又是这么孤独，于是自愿地当了她的保护人，从兰英生下第一个孩子开始，她又兼了孩子们的教母、养母和家庭教师，一句话三个孩子大部分时间都和她生活在一起，她管他们吃、住、玩、清洗卫生、入学前的幼儿教育。孩子们管她叫奶奶，老徐和兰英在不在家孩子们无所谓，可这奶奶若不在就没了主心骨。老徐当然很感激这位房东，实际上也是拿她当亲眷看。可山东人的怪脾气实在难改，有时一犯脾气就几天不上C夫人屋子去。他去不去无所谓，孩子们和兰英照样和C夫人一起度生活。老徐要保持他“独立性”。又在圣母院广场附近买了一处房子。这是一幢高层建筑的最下一层。把着街角，因此两个门开在两条不同的街上，如果开商店，无疑这是个好地点，但老徐把前面门的铁合页门一开到底，从后门出入，这屋子地面之上，是一大间和一小间，大间有近30平方米，小间10多平方米，外加厨房和卫生间。而地面之下还有同样大小的地下室。地面上这间大屋内，放着一个长餐桌，一套沙发，一架电视机，还有个书柜，但没有写字台，在小间里放了一个折叠单人床，在床、桌、柜之间是各种有用和没用的杂物，如玩具、儿童画册，小孩的衣服、塑料盒子等等，好像还有个儿童车，而偌大的地下室里，几乎什么家具也没有，上有一架录音机和多得数不清的画册和儿童玩具。根据这些陈设，你怎样也猜不出这间屋子做什么用。给我只留下一个印象：房子是巴黎的，用具是现代西方，生活方式绝对是中国山东农村的。
  我问老徐，这栋房子他平时作什么用？他说这里离两个孩子的学校近，他们中午下学可以上这儿来吃饭和休息。晚上全家回那边过夜。白天全家和孩子们一起到这儿来。孩子去上学，他就在这儿备课、读书，兰英可以在这儿绣花、洗衣、做针线。不过也不是每天大家都过来。总之要有一个大人陪着过来。如果他们俩都没有空，也有房东夫人陪两个大孩子过来的时候。善心的“奶奶”中午为两个孩子做中饭，晚上再把两孩子带回去。
  我和老徐由肥仔开车送到这里，肥仔和在太平洋酒家一样，自己下厨房去烧水、煮咖啡。老徐利用这个时间把扔在地上的画册、报纸和各种塑料盒子收拾了一下，这时后门外有了脚步声。一个10来岁的男孩子用力推开门，大叫着闯了进来。接着又跟进来一个和这孩子一模一样、除去喊叫的声音外，其他都小了一号的孩子。再后边就进来一位妇女抱着个又小了一号，和前边两个孩子长相分毫不差的孩子。
  这妇女无疑就是兰英了，她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我肯定见过这个人，甚至从她孩童时代就认识她：因为她的衣着、神态、语音都是我多年来看惯听熟了的。我简直不相信这是在巴黎，连在北京也很少见到这样打扮的妇女了，只有在十年前的山东山沟里我才能碰上这样的妇女。她们的聪明、美貌是那山区里人的骄傲，而她的衣着也就为那地方的少女们仿效。
  她上身穿一件白底碎红花大襟小褂，下身是浅灰裤黑布鞋，头发齐领口。不吹不烫，只在左侧卡了一个金色的发卡。她的身材是标准的中国美人形，健康、端正，一切都相称而不夸张。脸上仍保留在露天劳动时染上的阳光的色彩。老徐事先对她介绍过我，所以进门来头句话就说：“友梅大哥还没到吗？”这样纯粹的山东乡音我已多年没听到了。听了无限亲切。我正要回答她的问话。第二个孩子和肥仔谈话的声音大了起来。他俩都用法语。两孩子靠在肥仔身上，肥仔搂着他。孩子说很长一串话，肥仔简短的问了句什么，孩子又指着他妈妈大声说了几句，这时兰英忍住装出一副嗔怒，冲他们俩说了起来。她的法语那么悦耳、自然。虽然我听不懂意思，但听得出完全像她说山东话一样地道，何以见得？我是从语气、语感、神态上判断出来的。这三个人说法语都很自如，小孩是不停嘴地述说；肥仔半闭着眼——我怀疑他已有一半在睡着——附和着孩子说些什么同情的话，兰英一边在做事情——将怀中孩子交给老徐，理正自己衣服，从手袋中掏出青菜，走到洗手间去洗手，拿着青菜到灶间去洗做……一边假嗔地反驳着肥仔和孩子。老徐在一边笑，我问老徐他们在谈什么？老徐说孩子在抱怨这两天蚊子太多，把他咬得浑身是疱；肥仔说蚊子总是要咬人的，主要是妈妈没替他们把门窗关好和没有用杀虫药去杀它们；兰英申述自己不喷杀虫药和不应当把一切责任全归于她的理由。
  我要求孩子们说中国话，不然我们至少有两个人不能参与他们讨论。大的和中自勺两个孩子拍拍手接受建议，他们一张嘴我才知道，他们的中文也是道道地地山东土语，他们发“躺着”叫“切着”，称“我”为“俺”，一句长长的这种山东土话，中间还要加上不少法语词汇，岳华听了苦笑说：“我听他们的中国话比听法国话还要费力气。”
  兰英就在和我们的答话中，洗了菜，和了面，拌了馅，并且动手包饺子，我们要大家动手，她说用不着，这几个人吃饭不够她忙的。老徐在巴黎住了10年，一度在华人社区以“风流才子’’闻名，黄发白肤的女朋友交了一个又一个，最后打定主意：要成家还是得找中国姑娘。中国一般的地方还不行，必须是他的故乡山东人。1978年，在他离开大陆30年之后，他第一次返乡去探亲。据他自己说，他是少小离家，思乡心切回去的，并不是为了找对象才回乡。我无意评价他这句话的诚实程度。总之他刚到山东省城；还没有回到老家，他们县里已经有人知道他有意“找个媳妇带出洋去成家”，并且替他认真筹划了。
  那时候中国的社会风气和今天还不同。今天有亲戚在海外定居，和有亲戚在要害岗位当官一样，成了是值得自己炫耀他人羡慕之事，而十年前若谁家有亲戚作了“外国人”，那可跟有亲戚在蹲监狱差不多，是个令人侧目自己、也怕提起的事，好人家的女儿谁会嫁给个假洋鬼子呢？
  农民自有农民的心计，他们一下就把视线对准了兰英。
  兰英人好，心好，模样俊，能干活，可是命运不好，她爷爷的爹是“地主”，尽管她生下来时整个中国大陆已没有一个地主了，可“***”！仍要她为祖宗的剥削行径负责。把她从青年农民的队伍里区别出来，列入黑五类子女中去，让她在众人的歧视、蔑视、敌视下生活。村民背地里同情她，尽量不难为她，但谁也不会拿屎盆往自己头上扣，去和她家攀亲戚。所以尽管已经过了当地姑娘们习惯的结婚年龄，她连个对象还没有。老徐的到来，人们认为这是天赐良缘！一个地主子女，有人要就不错，还会嫌人家住在外国吗？对于老徐方面呢，大家想在外国地主资本家既还没打倒，兰英的出身不会引起老徐的顾忌。
  果然，老徐回到村中，人们一提，对方就表示愿意见面一次。见面谈了一上午，两边就都笑嘻嘻心满意足地把婚约定下来了。并且讲好，老徐回到巴黎就给兰英办移民手续，护照签证一到手，立刻来接她，他的工作忙，可能本人来不了，请个朋友来代他接，只要有徐的亲笔信，兰英就跟着去。
  几个月后兰英果然就到了巴黎。我问兰英：“就见了一面，你怎么就敢答应老徐？你怎么知道他不会骗你？”
  兰英说：“这人一看就是实在人，出去几十年，还不忘乡下老家；他不嫌弃我我还嫌他什么？”我说：“你以前出过远门吗？”兰英说：“连俺们县城我都没到过，没坐过汽车。”“那你怎么敢上巴黎这么远地方来。”兰英说：“嫁鸡随鸡哩，不管多远，他在哪里哪里不就是我的家吗？”我说：“你也没问问巴黎是什么一样？”这时老徐在一边插嘴说：“她问了！巴黎远还是新疆远？坐飞机头晕不？”
  我笑说：“她没问问巴黎的生活能不能适应？”
  兰英说：“不问那个，再困难也不会比我在村里的处境更困难，再辛苦也不会比我在山东种地更辛苦，我没有受不了的罪。有个贴心人有自己的家，我别的啥也不怕！”
  兰英到巴黎后头一个困难当然是语言关。老徐想，她连小学也没上过，中国字还不认识几个，这法文她能学会吗？出乎意外，她只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就成了巴黎华人社区中法语冠军了。她说她就是用两手抡镐头开山种地的劲头来学法语的。现在她给家里写信要用法文写，写好请老徐帮她译成中文；看香港来的电影，有法语对白她能全看懂，中文字幕就一窍、不通了。她用开荒种地的精神去学开车，结果车也开得很好，学会法语和开车两项本领，她的生活就完全打开局面了。她本来在农村就学会多种手艺。她自己做豆腐、腌咸菜，给丈夫和孩子缝衣、理发。有余暇还为一个服装店做手工绣花。她绣的花很受欢迎，收入不比她丈夫少。如今丈夫一提到她，就说：“自从有了我们兰英。我生活比以前好了，而且还有了储蓄了！她比我强！”
  九
  过了三天，李导演率队来到了巴黎。
  这一队共6人。导演夫妇、李小姐、夏副导演、我内子。还有同路来度假的李导演的外孙女。李太太不辞辛苦为我们操办伙食，李小姐扮演片中女主角柳娘。加上我和岳华，全部工作人员只有6人。这和国内我见过的外景队那副浩浩荡荡大车小车排成队阵势相比实在小而又小。到西方拍片可以就地雇临时工，租车租机，自然是方便和节省。但也和香港影界的精打细算做法有关。我发现李翰祥先生有个特点：个人生活讲舒适，交朋友一掷千金；但在制片成本上精打细算。自己私房钱放手花，公用投资分厘必争，这是个好作风。
  我们从休假的巴黎人手中租了辆小面包车，岳华当兼职司机，把全队人拉到我们住的旅馆吃早饭，岳华报告了准备工作的情况。随后就拉着全体人员和行李去找旅馆，我们住的这家不便工作。又看了几家也不满意，最后选定的仍是朋斯先生最早看好的那家旅馆，地处塞纳河边、铁塔近旁。这是个公寓式的旅馆，有厨房可用，李导演几年前曾和李太太在此住过。房间分好后，进得屋中李太太四处一看，大声叫道；“真有这种事厂用手指着墙上一颗钉子说：“这还是我住过的那间屋子。这钉子是我钉来挂书的！有此为证！”
  趁安排行李之际，我辨认了一下方位，这旅馆应是在巴黎的西北方向，东边是日光大厦，西边是铁塔、拿破仑墓地，南临塞纳河，最近的一条桥就是有自由女神塑像的那条。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我所讲的“东西南北”全由我的直觉而定，就是我假定面前的塞纳河在南面，以左右为东西。本来我有一幅巴黎地图，按图述文是不会错的。正动笔时徐教授忽然到了北京。我想精益求精一下，以便说得头头是道。让读者觉得我熟悉巴黎，作文严紧。就把图交给徐教授，请他翻译一下街道名，定一下方位。徐教授痛快地答应了，把图拿去就从此回了巴黎。连地图也随他回了老家。这下就使我露了馅。
  吃过中饭，我们就去看外景，头一站是“红磨坊”。我看过“红磨坊”的照片，与照片相比，实地要差得多。那个“风磨”实在简陋，完全是块布景片。街道气氛，有点像纽约的四十二街。比四十二街窄些，也拥挤些。由此我们又转往香榭丽榭。8月份的巴黎，80％的人大概都集中在这两条街上。不过巴黎当地人很少，从服饰、语言、肤色分辨，多是外国游客，8月份巴黎人游出去，腾出巴黎让外国人来游。大家都是这么游来游去。世界热闹起来，交通业买卖兴隆通四海，蛮不错。
  十
  第二天开镜，拍了“八旗子弟”的第一个镜头：“邓友梅和李翰祥、岳华三人在香榭丽榭闲逛，走进咖啡厅，坐在桌前闲聊。背后是一面玻璃墙。墙外远处是凯旋门，近处是丽都艳舞厅。满街的车，满街的人，满街的时装和欢声笑语。”朋斯先生把个摄影机放在我们对面桌上，开机拍摄，咖啡店的侍应生先有点莫名其妙，闹不清这几个黄种人搞什么名堂，随后就大感兴趣。等他明白过来这是用他的地方进行工作应当收费和制止时片已拍完，李导演说声“麦西”告别走了。当晚看样片，发现自然的街景，生动的群众演员使画面十分精彩。导演先生还佩服李翰祥的妙招。我为这个片的投资人感到高兴。
  片的主要投资人谢老板，果然在第三天从美国也赶到巴黎来了。
  谢老板来的前一天，拍片之余我们去逛了一下巴黎的跳蚤市场。这里有几家古董店中陈列着中国鼻烟壶。李导演是“大内行”，至少他自己认为自己是“大内行”。我是“二内行”，也是自封的。“大内行”在一家店看中两个烟壶。正在讨价还价之时，肥仔和岳华跑来告诉我说他们发现另一家有个烟壶很不错，有位临时帮助打灯光的华人小伙子说：“你要灵快去，不然李导演看见会抢去。”我去看看，是个料壶，内画“风雨归舟”和残荷，有三条小纹。要价200法郎。我细看一下，题款是“乐元周氏”。我想法国人不懂中国事，周乐元岂是二百法郎能卖的？故意还他一百法郎，他痛痛快快卖了。当晚回来我们各自把所得珍品拿出传阅。只见翰祥买的一个是仿任伯年“苏武牧羊”图，画得颇精。题款是“一壶斋”。我告诉他“一壶斋”是王习三的画室名，他大为高兴。后来细看，有“子艺”二字。刘子艺是习三的登门弟子，也算名家。这个花了两千法郎，价钱公道。另一个是彩瓷的，虽不错，不算精。至于我那个，“大内行”说像是真的，但就是假的也值，“一百法郎算什么呢？我们都很高兴。我回国后见到习三，拿壶给他看，他瞅了一眼，毫不迟疑地说：“假的！”并说：“中国写烟壶的作家，跑法国去买件假古董，传出去未免丢面子，你还是收起来吧。”从此我就把它人了库。
  “大内行”的烟壶却有了出息。谢老板到了巴黎，我们一起去塞纳河。在船上，翰祥忽然要请他当特约演员，把那只好而不精的烟壶塞在他手里，叫他一边观看两岸风景一边闻鼻烟。开麦拉就对他拍个不停。银行家办事大概是挺认真的。又是头一次当明星，尽管不断打喷嚏，还是按导演要求把整个鼻子都抹黄了。片拍完后，翰祥说：“你投资拍这片，又上了镜，应该留下这烟壶作纪念，我可以忍痛把它让给你，上边贴价钱，我一个法郎瘟不多收你的！”谢老板很高兴，从此那烟壶就归了他。
  “大内行”此后又买了几件东西，都是极真极好的。只有一件东西又和我发生点争论。那是件孔雀蓝小罐，他说是元朝的，我有点怀疑。他举出各种理由证明确是元瓷，我也就不再坚持。过了两天，有位古董行的朋友来访，他叫那位朋友鉴定这是什么朝代的？那朋友不说年代，只说这是波斯瓷器，李大导演虽不服气，离开巴黎时他却把这珍贵的元瓷送给徐教授作纪念了，徐拿回家给兰英看。兰英说：“这么好看的罐子用来放盐太可惜，放别的又不适用，搁在桌上当摆设吧！”不过我认为翰祥眼光不会错，那东西可能还是元朝的，谁敢说元朝时波斯不会烧瓷器呢？何况这罐子是交了几千法郎买来的？后来听说翰祥在澳门开了间古玩店，名叫“古月轩”。我向他祝贺，并问他：“是你自己鉴定货品吗？”他说不是。另外请了专家主持店务，而他一位女儿在大学学的也是有关文物的课程，这当然就十分保险可靠了。虽然如此，我仍认他为“大内行”。
  十一
  在巴黎拍摄的重点是两个地方，一个是罗浮宫前边的古玩商场，一个是艾菲尔铁塔。罗浮宫前的古玩商场是个几层楼的大市场，布满了一个卖中西古董的小店。三楼上有一家店专卖中国古玩，收有石烟壶。老板先生40多岁，颇有风趣。我们稍一洽商，他立即同意利用他的店供我们拍片，并且现身说法演这个店的经理。剧情是我逛到这儿买古董，碰上李导演和岳华。他们和经理在讨价还价，评论烟壶的好坏，我插上一句话，几个人就认识了。问起我来巴黎的原因，我说来观赏巴黎珍藏在铁塔上的一只烟壶。这烟壶是李鸿章访法时送给法国朋友的。小说里当然没这一段。这是李导演的再创造，纯系杜撰，倒也有趣。那位法国古董商很会演戏，他说他的法国话，我们说我们的中国话，但配合默契、严丝合缝。将来放映时一定会造成个效果，认为我们三个人都会说法语，或是那位老板懂中文。这是有准备的，倒还好说。还有？段是我进入另一个店，老板是法国老太太，事先我们没告诉她摄影师朋斯先生躲在门外。我先要老太太用法文问我话，我拿中文回答她。老太太毫无准备听得莫名其妙！冲我笑嘻嘻地又说了一长串法文。我照样回她一大篇中国话。老太太哭笑不得，作了个怪脸，朋斯先生把这一切拍下来。晚上看样片，竟像我们两人谈得很热烈。我希望这一段不要剪去。但不要用原录音。因为我跟老太太说的是全不相干的话。而且一高兴还说了几句日文。我以为老太太是外国人，日文也是外国话，或许她能懂一点。可惜从表情上看她听日文和听中文完全一样，都是一副苦恼的笑容。
  上艾菲尔铁塔拍片遇到了点麻烦。不仅要先向***登记，而且要收不少的费用。幸亏在法国外交部和***我各有几个朋友，他们听说要排我的小说，而且有宣传了中法文化交流的段落，大力帮忙，广开绿灯。隔了一天就发下许可证来。不仅不收拍摄费，连登电梯的票钱也免了。
  “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中国这项总结十分可贵，这次巴黎拍片，若没有巴黎朋友们的热心帮忙，决不会如此顺利。拍戏需用几只好烟壶，徐教授就借来一位收藏家的珍品。提着箱子陪我们东奔西跑。需用杂物、食品，要人领路作翻译，肥仔义不容辞。肥仔自己对拍片没兴趣，开车把我们送到，他就找个地方去“吃点什么！”我的事少，他就总拉我去，他总能找到咖啡店和小吃摊档。并且总有胃口“吃一点！”买东西还价他也最内行。似乎巴黎摆摊的阿拉伯商人全是他的朋友。我们还请了一位女摄像师和灯光助手，全是华裔，热情干练得很，这位女摄像师住在风化区，我们要去见见世面她愿作向导。我问她为什么要住在那里？她说：“单身女人住在这种地方最安全，到这里来的人是花钱的，不会发生暴力侮辱事件！”
  十二
  巴黎期间，最轻闲的是谢老板和我们夫妇，所以我们就有机会多观光。拍片地点就在罗浮宫外，我几次去罗浮看它珍藏的艺术品，看到维纳斯、蒙娜丽莎的原作，实在是这次到巴黎最重大的收获。这两件作品我都见过照片和复制品。“蒙娜丽莎”的照片，多半印制较好，大体上能传达原作的形象。而维纳斯的复制品实在太多，太劣了。见到原物才知道她是那么美，而又被复制品、仿制品糟踏得那么厉害，我想应该有个法律，禁止维纳斯以及一切名雕像的粗劣复制品出售。蓬皮杜中心水池中那一组现代派雕塑也极精彩，那本是容易仿制得像的，不知为什么反倒没有人仿制它，大概是没有维纳斯的欣赏者多吧。人怕出名猪怕壮，这话对雕塑也实用。
  在凡尔赛和罗浮，都看到有关拿破仑的油画。这使我联想很多，我在民主德国时去魏玛参观歌德的故居，无意中在公园里见到拿破仑的一辆马车。他乘它从莫斯科逃跑回来，走到魏玛马车出了毛病，仓促间把马车扔下，骑上马逃回法国去了。这车便被当地人保存下来；二次大战德国受到炮火的冲刷极烈，这马车竟安全无恙，后来我到莫斯科时，又特意去看了当年拿破仑停留过的房屋。现在看这些画，真有说不出的感慨，拿破仑一生，大起大落，轰轰烈烈，几乎到了一跺脚地球乱颤的地步。到头来不过为后人添几处旅遊地点留几句消闲谈资。人生真如白驹过隙，倒还是尽自己所能，为人类进步种一株草，植一棵树。砌一块砖，加一片瓦。对人民对社会问心无愧，也就死而无怨。我钦敬托尔斯泰老先生。他创作的拿破仑比拿破仑本人更有生命力。
  在巴黎我更感兴趣的是观察它的世俗民风。我觉得在法国的人比美国人生活得安逸，比日本人闲适，比德国人轻松，比香港人从容，明显地感到欧洲传统文化素质。青年人虽也像美国和西德等处一样穿着随便，行为爽朗，但老年人则多半衣冠严正行为规矩。他们看艳舞时一定穿西装、打领带，女士则着夜礼服。“丽都”的艳舞表演也并非像人们想的那么色情。场面壮观，编排用力，演出时台上认真，台下严肃，很少有引起人邪恶念头的成分，倒还是“美的展示”与“美的欣赏”成分居多。中国人不欣赏、不习惯、不提倡、不准许全可以，但不必用我们的尺度去量别人的鞋子。
  巴黎当然也有真正的色情行业。并有它自己的特色。有次夜出晚归，车子从“山东街”开过，看到几位神女，身着黑皮夹克，左手执皮鞭，右手拿镣铐，一副凶神夜叉模样。据说巴黎正时兴性虐待式的做派，在巴黎轻薄少年中这扮相最有魅力。这很好，因为中国人看了多半会吓得落荒而逃，马上联想到法西斯集中营的严刑拷打，决不会被勾引落水的。有儿子在巴黎的父母大可以放心一些。
  巴黎的工作结束，我们转赴伦敦，内子因为到了巴黎才办英国签证。虽然法、英两国的朋友尽力帮忙，但时间太紧，这时尚未办下来，只好再次把她一人留下。徐教授和肥仔就负起了照顾之责。弄了几天，签证仍未下来，我太太决定不去伦敦，直接去香港。但心中怒气不平，临行前跑到英领馆去发脾气。谁知她把气话刚说完，负责签证的英国朋友就说：“太太，签证下来了，我们正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你呢！”马上她就转怒为笑。又把回香港的机票换成去伦敦的机票。这一切全是在徐教授和肥仔协助下办的。包括她发脾气的话也由肥仔作了高质量的翻译，至今说起来，他对老徐、兰英和肥仔还满心感谢。惟一有点美中不足之处，是肥仔送她去机场的路上，开着车又打起瞌睡来，车子像舞龙灯一样在高速公路上左右扭动着飞跑，吓得她两腿发软，下车后几乎没力气上飞机。
  从欧洲到美国
  1988年秋天，中国作家代表团去汉堡参加中国艺术节。正式活动结束后，在斯图加特附近一个小镇休息了两天。镇很小，但出过一个大作家，名叫席勒。这个镇似乎就成了个席勒纪念馆。沾作家的光，这里仍保持着一百年前欧洲小镇的面貌。高耸的屋顶，狭窄的小巷，石砌的街道，寂静的庭院，爬满青藤院墙，配有雕像的水池，似乎连那淡淡的斜阳和蓝天白云也是百年前的旧物。使人一走进那古老的城门，仿佛不论空间和时间，都回到了席勒生活的时代。我相信连我们住的旅馆，也是当年的模样。只是吃饭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会有个挎着美人骑着白马的剑客从门前走过，他却一直没有来。
  我们看了席勒的故居，参观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文学馆，饮了咖啡，逛了街道。休息一晚，第二天去了法兰克福。
  法兰克福在下雨，雨中找到了德中友协。几个德国朋友正在等我们。为首的一位叫克吕克，很年轻，但留了大胡子。一位中文说得很不错的小姐，柯葛兰，她在复旦大学学过两年中文，对中国很有感情。可是现在做的工作，与中文毫无关系。还有一位正在大学学中文的姑娘叫海克。他们帮我们取下行李，暂存在友协，立即陪我们去看国际书展。
  在车上闲谈，才知道这个德中友协的工作人员，全部只尽义务，不取报酬。不仅不取报酬，还掏腰包捐助。他们出一份德中友好的刊物，就是靠募捐来的钱来维持。就连我们坐的这车也是他们自己私人的。但他们以此为乐。他们爱中国的人民，中国的文化，把促进德中人民的互相了解看做自己的天职。他们冒着雨陪我们到了书展会场。
  法兰克福的书展是世界闻名的，已经有80年历史。战争时期中断了几年，现又恢复。每年以一个国家为中心。今年是意大利。书展的摊位是出租的。为了使更多国家有参展机会，书展规定，不论公司大小，最多只能租两个摊位，对第三世界的公司则减收租金。今年有80几个国家，几千个出版社参加，到会记者就有1000千多人。
  本来只想走马观花看个大概，再抽出点时间去看看法兰克福市容。进门不久就碰上了香港三联书店的彦火。他传达了两条消息，一是巴黎的阿兰正找我，一是瑞士籍华裔作家赵淑侠请我们到她的展位去。阿兰是个很可爱的小伙子，会几句中文，给我带来了巴黎朋友的信。收过信闲聊几句，他那几句中文就用完了，我就告辞。第二件却费了时间。书展上在卖赵淑侠的《翡翠戒指》，她正为此开记者招待会，请我们参加，我们全团的人就都欣然赴会，原来是想参加个开幕式，礼节性地说几句话就告退的，谁知欲罢不能。她租的厅很大，四面围着会议桌足可坐几十人，不料开会时来人很少，作为主人的出版社经理、编辑和赵淑侠本人坐上主桌之后，来宾和记者竟连一面桌也没坐满。我们几个中国人成了基本群众。赵淑侠颇为感慨地说：“我真羡慕你们国内作家的工作环境。你看一个中国作家在西方打开局面有多难。”此情此景，同胞同行，我们当然坚持到把会开完才离开。而这时书展负责人发现有个中国作家代表团来参加会了，立刻派人请我们参加他的招待会，专门向我们介绍书展情况。同时就在会场餐厅用了自助餐。
  从书展出来雨更大了。只能坐在一个咖啡店里闲聊，直到参加德中友协的欢迎晚宴。
  这天晚上友协安排我住在一个热心德中友好的朋友家中。这家只有一对老夫妻，已经退休了，曾经到中国旅行过一次，从此对中国产生了热烈的感情，成了德中友好积极分子。他们的住房并不大，似乎只有一间住房和一个厅。但他们把最大而且最好的一间让给了我。使我很过意不去。这屋中挂了中国画，摆设着中国工艺品，放了鲜花和水果，床铺也安排得很舒适，看得出是为我精心布置过。我很想和老人多聊聊，可是我只会说：“谢谢”、“晚安”、“早安”三个德语单词，第三个词半夜里还用不上。两位老人比我好，他们虽然也只会说三个中文单词，但全能用上：“谢谢”、“你好”、“再见”。于是我们全把所会的对方语言说完，就各自进屋睡觉。
  第二天一早打手势吃完早饭，友协的朋友就来接我了，由他翻译着匆匆而热情地交谈了几句。老人说自从他们去过中国后，见到每个中国人都感到很亲切。在街上若碰到中国来的朋友，他总要凑上去问候几句。我问他：“中国人和日本人外表很难分别吧，你们不会认错吗？”他们说：“不会，日本人有个特点，他们连上厕所都照相，很容易认出来。”从他家出来后我久久不能平静，心想一对普通的德国老人，已退休，过着闲适宁静的生活，忽然闯入一个连语言都不通的不速之客，他们却满腔热情地留食留宿，问寒问暖，用手势和目光来倾诉他们由衷地喜悦。只出于一个理由，客人来自中国！我很为此感动，并觉得这个世界看来要比想象的可爱得多。
  朋友把我送到机场，在这里又碰到我们代表团的同志们。安忆已从荷兰回来，鲁彦周荷兰没去成，张洁也从汉堡赶来了。大家聚在一起喝了阵咖啡，我把他们送进候机室，从此就开始了我一个人的旅行。
  我以前几次在国外旅行，全是作为代表团的一员，生活有人安排。对话有人翻译，主人有成套的接待计划，如今单枪匹马，可就寸步难行了。从公告牌上看，我的飞机误点了，误点两个小时。我需要先去洗手间，轻装一下，然后找个角落定下心来休息。看到不远处有几位华夏同胞围成一团，便凑了过去。走近一看是大家在听一位戴眼镜的同胞讲话，讲话人有40开外，满脸精明，一口洋泾浜普通话，讲得眉飞色舞，细听其内容，乃传授国外购物之法门也。我等了片刻，等他讲到一个段落，就对离我最近的一位同志说：“劳驾，你帮我看一下行李，我去洗手间……”话还没讲完，那位演讲的同志，一个箭步冲了过来，冲我打量着说：“你是干什么的？我们对你毫不了解，不管！”这话使我顿生敬意，很为我们同胞这种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精神所鼓舞，不幸的是肚子毫不通融，大有当场出丑之虞，无可奈何，也不顾民族自尊，只得向洋人求救。恰好身边有几个年轻洋人，看到了我的窘态，有位就过来问我：“我可以帮你什么忙吗？”我也不再调查他的家庭出身、个人成分，用手指一下行李，说了句：“w C．谢谢。”那洋人马上就懂了，连说“0K”。我这才过了这一关，并仍然觉得这个世界很可爱。
  二
  我乘的这班飞机，是美国西北航空公司从伊斯坦布尔经法兰克福到纽约的航班。按规定应当是上午9点到法兰克福，10点从这里起飞。忽然晚点了，9点钟时公布晚点两小时，12点时又公布再晚点两小时，下午l点总算广播检票登机了，宣布2点起飞。我便拉着行李车排进了登机队伍，排队时还顺便看了一眼公告牌，认准了是从42通道登机。这队伍很长，因为要验护照和机票，走得很慢。好容易过了海关和边检口，进到里边我就找42通道。找到一看，这里也要排队，而且入口处还要验一次护照，比出关队走得还慢。心想这德国人好奇怪，别处都验一次护照就完事了，他们要验两次；谁再说我们中国出入境手续麻烦，我掌他的嘴！一边嘟囔一边就选一列较短的排了进去。足排了有20分钟，距我验证就3个人了，轮到一个土耳其人，那边检人员就没完没了地盘问。问到最后，边检人员从桌下拿出个小木牌挂到桌前，上写两个大字“NO”；用铁链拦上通道，带土耳其人进到后边屋里去了。我这一排人立即哗然，咒骂着转到旁边一列排尾，从头排起。这时距起飞时间只有不到5分钟了。我拉着行李车拼命跑，连自己走道都不肯用。走着走着觉着不大对，怎么这地方像是来过呢。这不是我进关前找人看行李的地方吗？细一看，糟了，原来我跟着登机队伍进了关，又跟着下机队伍出来了。这时距起飞时间还有一分钟！这一急非同小可，马上汗就顺脖子流下来了。我倒不怕误机，问题是误了之后不好办。无论改变航班手续还是找朋友住旅馆，我三句德语都不够用！把我会的英语单词加上也不行！想到此，当机立断，拉起行李就再往里跑，跑到海关，那两个德国人愣了，摊开两手互相说了一大串话，从那表情上看，似乎是说这个中国人好奇怪，怎么拉着行李来回转腰子？我一急突然从嘴里蹦出个英语单词来“佛剃徒！”那德国人一听还懂了。马上把手朝旁一指，我这才看见原来42通道人口就在他身后。看看表，按规定这时飞机已经起飞了。我想在中国人若没到齐，飞机是要等的，便加快速度往里跑。到了候机室。只见满屋是人，没任何要登机的迹象。我想糟了，大概我那班已飞走，这是等下一班飞机的。正惶惶然不知所措，广播喇叭响了，说的是英语。虽然我大部分听不懂，可听懂了两词，一是我这班机的代号TWA，一是“随当”！再偷看一眼别人手中的机票，果然与我的一样。顿时福至心灵，突然明白了还是叫我这班机的乘客“随当”，便放心地坐了下来。谁知这一“随当”，就“随当”了4个小时。尽管肚子饿得直叫，再也不敢离开。傍晚登机时，碰巧身后有人说日语，回头看见是一对青年夫妻，黄肤黑发，纯粹亚人特征。便上去用日语搭讪，果然一说就通。我问他们这架飞机为何误点？他们说，发现从土耳其上来的旅客中，有人有劫机嫌疑，所以要整机作安全检查。怪不得刚才边防人员把那土耳其旅客带进屋里去盘问。谢谢他，不然我是决赶不上这架飞机的了。
  天黑之后，飞机飞在大西洋上空飞得很平稳。吃过饭——说不清算中饭还是晚饭，睡了一会儿，空姐把叫我醒，递给我一张报关单。给我出了道难题。
  两年前我初去美国，对美国的海关制度很留下点印象。他们的报关要填的项目繁杂，而且一个中文字也没有。没办法，我只好又去找那两位日本朋友。听说我要他帮忙填报关单，他们马上答应，并放了自己的先填我的。他问一句我答一句。问到国籍，我说中国。那位男士停下笔冲我看了半天，忽然说出句道地的国语来：“哈哈！，你原来是中国人！你刚才怎么和我们说日语？”我说：“我听到你们互相在说日语呀。”他说：“我太太是日本人，她不会说中文。我们俩在一起又不愿说英语。”我问：“您是……？”他说出生在新加坡，祖籍福建，已定居美国20多年了，为了不忘记母语，他见到中国人总是用中文交谈的。我们聊了一阵，他告诉我，到纽约人关时，还会有一次颇麻烦的问话，到时候他会帮助我。
  晚上10点钟到纽约。这位朋友打听了一下找到我说：“不行了，我们是持美国护照的，只能从另一道进去。真抱歉。”我谢过他，正感到为难，忽然广播传来了中国话：“从汉堡来的邓友梅先生下机后请在门口等一下，有人接你。”我想这一定是王渝，此人一向马大哈，没想到这次长了心眼，到飞机门口来接我了，不然真够我戗的。
  走出机舱，我就老老实实站在那儿一动不动。这时一位穿西北航空公司制服的小姐走过来问道：“您是不是邓友梅先生？”我说：“是的。”她说：“我是西北航空公司职员，你的朋友托我们替他接你，我的中文说得不好，请原谅。跟我来。”
  我问他：“我的朋友呢？”
  她说：“他们早上来过，飞机一再晚点，他们没法等下去了，就请我们公司代他接你。他说您不会说英语，要一个会说中文的人来接。公司就派了我，其实我的工作不包括这个。”说着她笑了起来。接人的工作是很麻烦的。她领我办出关，办入境，因为已是午夜了，偌大个大厅除去几个夜勤工作人员，只有两个旅客。另一位又是阿拉伯人。他在我前面，边检人员把他叫进屋内好久没有动静。那位小姐告诉我说：“这个人有点麻烦，似乎是无证人境，可能叫他随下班飞机离开美国。对不起叫你久等了。”美国是每个航空公司都有自己的候机楼的。我在的这个大楼，是西北公司的。工作人员也都是同事，互相全认识。看我们坐在那儿没事，几个没事干的值勤人员，便凑到我们面前来闲聊，那小姐替我当翻译。有位黑小姐，问我对他们公司有什么印象？我说服务态度非常好。我的朋友没来你们居然派人来接我。她说：“这就算服务好吗？不这样还能怎样，难道可以放下客人不管吗？唔，你们中国人真好相处。唔，还有什么印象？”我说：“好像你们的女雇员都很漂亮。”她指指接我的那位小姐：“你是指她吧？”我说：“不，当然包括您，您不知道自己很漂亮吗？”她听了大笑，说道：“这又是你们中国人的性格吧？你记住，在美国千万不要当着一位小姐的面，夸奖另一位小姐漂亮……”这时边检人员出来作个手势，表示不用再办手续；我可以出关了。我匆匆和几个人告别，仍由那位小姐领着出了大楼，她替我叫了的士，并讲妊地点车价，这才告别回去。
  纽约机场不在纽约，而在新泽西，这条路很长，我是知道的。但上次是第一次到纽约看窗外一切都很新鲜，尚不觉太累。这次本已在德国就折腾得够累了，又乘了十几个小时飞机。一上汽车就打哈欠，车子开动不久，就昏昏睡去。司机把我叫醒时，车正停在一栋公寓门口，司机按过门铃，又冲着对话器说了什么，不一会儿就从门内跑出几个年轻人来，问道：“是邓先生吗？”我应了一声，他们七手八脚拿起行李领我走向电梯。我心中奇怪，这是到哪儿啦？我在纽约确有几个朋友，但来前我都没通知他们。只有于梨华和王渝知道我来。梨华在奥伯尼，距纽约市有几小时火车路程，王渝是个急性子，听见车响必会跑下楼来埋怨我报错了航班。两个都不像，那么是谁家呢？正在寻思，电梯停了，只见门前站着个靓女，双手插在胸前，嘴角露出冷笑，见我下梯。劈头盖脸一顿责问：“没见过这么糊涂的人，航班报的也不对，时间也不对，连航空公司名称也是错的，害得王渝去了两次机场，等了四五个小时，最后才打听清楚，要半夜才到，好，没法等了，叫我把你收留下来，我这正举行派对，你参加玩玩吧，明天我送你去梨华那儿，王渝和咱们在火车站见面……”
  不是别人，大名鼎鼎的台湾女作家曹又方也。她的热心与快嘴是出名，落在她手，除去低头认罪别无他途。我只得连连告罪。她领我进屋。只见屋内坐着站着，谈话饮酒，仨一群俩一伙，已有一二十人。她介绍了一声：“这是北京刚到的邓先生，”大家客气地打了个招呼，她就领着我去安排住处，指点洗手间、饭厅的位置，并宣布纪律说：“不许抽烟，抽烟到楼道去抽。”我问：“可以闻鼻烟吗？”答曰：“可以，但不许打喷嚏。”
  明确了纪律，我就参加到人群里去。在座的全部是青年，有写诗的，有作文的，也有学音乐、学摄影、学法律的，大部和文艺都有点关系。又方这时负责中报文艺副刊，这些人大多是她的投稿者。他们的打扮丰富多采。一位男士，头上留着几尺长的发辫，身穿武士道式的短装，正和一位西装笔挺、打着领结的绅士闲谈，见我过来就客气地打招呼。我说：“看样你们各位都在美国很久了吧？”绅士就笑道：“邓老师你猜猜我来了有多久？”我说“3年。”他笑了，说道：“我刚来两天。前天下的飞机。”我说“你别逗我。”旁边的人就证实说，他确实刚到两天。我问是来定居还是上学的？他说是来开会，和我参加同一个会，就是艾伦。金丝伯格召开的中国诗歌朗诵会。我问他贵姓？一旁的E就说：“原来邓先生还没见过他。这就是大名鼎鼎的B呀！”我听了暗地叫声惭愧，我不仅没和他见过面，实在连这个名字也未曾听说过。在德国我就体会到了我国诗界藏龙卧虎的局面和自己孤陋寡闻，没想到刚到美国又马上重演。那次是碰上位定居法国的著名中国青年诗人，在德国电台和晚会上朗诵他的诗。德国人问我中国国内对这位诗人评价怎样？我却从没在中国任何刊物上见过他的诗。在德国我听到了他的朗诵，有一首还颇有印象。这诗最大的优点我想在于它的好记。诗虽然不短，但只用了一个字。
  的题目叫“门，”整个诗读起来就是：
  门
  门门门门门
  门门门门门门门
  门门门
  门门
  门门
  门门……门……门
  这些“门”用高低快慢，抑扬顿挫的声调和节奏读出来，德国人觉得奥妙无穷，鼓掌是很热烈的。在中国刊物上能否发表，我确实说不准。因为中国人读中国诗，总会和德国人感受不同吧。好在我听朋友告诉我，说那位诗人已经发过誓，决不在中国诗刊上发表诗作。中国的读者因此欣赏不到这么有特色的诗，我替他们难过。
  现在面对的这位诗人是在国内生活和写作的，我却无印象，便很为自己的无知而羞惭。马上就用转移话题来打马虎眼：“这个这个，您真是新潮，作风气派都看不出是才来美国的……金丝伯格的会倒是也给我发了请帖，不过和我在美国时间安排有点衔接不上，看来怕参加不成了。”
  幸好这时E把话头接了过去，遮掩了我的窘态。
  E说他正帮助金丝伯格筹备这个会。我的诗稿就是他在翻译，希望我还是尽量参加……说到这E要抽烟，我俩就溜出屋，到了过道。我见身边没人，就问E，B是否也是发誓不给国内诗刊投稿的，E说关于这些，他们之间流传着个笑话：有一天他们几个青年诗人凑在一起，正各自表示不给诗刊投稿的决心，碰巧来了位诗刊编辑。那编辑老远就打招呼说：“太巧了，你们几位都在这儿，省得我跑邮局了。”
  说着交给他们每人一个大信封。他们收到信封都急忙往包里塞，不肯叫别人看见内容。有一位好事者向那编辑打听：“里边是什么？请帖？稿费？”编辑说：“不，全是退稿！”
  正在说着，曹又方来喊我们进去。我们一进屋，她就把门关上，宣布说：“各位，我这请客可不是白请，现在除去老邓，其余人到这儿领稿纸，每人留下一篇千字文再走。题目是‘我对未来的展望’，谁写完谁走，好，开始。”
  我自己去洗了个澡，便回屋睡觉，迷迷糊糊间听到不断有开门声，到醒来时天已大亮，又方还在高卧未起，睡得很香，估计她的约稿任务完成了。
  王渝来了个电话，先埋怨我报错了航班，随后说哈里逊·索尔兹伯里来过电话，叫我把去他那里的日期定下来。我说：“我的老板是于梨华，一切要见到她才能定夺。”
  四
  又方匆匆起床，待她化了妆，我们就奔纽约的中央车站，在车站的电子广告牌下找到了王渝，登上去奥伯尼的火车。中午时分到了奧伯尼。下车后车站上除去我们3个人，连个鬼影也没。又方说：“梨华大概又记错时间了，快打电话给她。”王渝就去打电话。回来说：“家里说她早就出来了，自己开的车。”曹又方说：“糟糕！这比记错时间还坏。”我问：“为什么？”她俩说：“梨华从来不记得路，鬼知道她会把车开到哪里去？”
  还好，只等了20分钟梨华就到了。进门先一个个拥抱，然后就催促说：“快走，马上我还要去机场接陈若曦，刚才走错路，把时间耽搁了。”
  出了车站就是一幢古堡式的大楼。梨华说这是大学办公楼。她先生是这所大学校长，宿舍在十几里路外的一个小山坡上。山上满是橡树、枫树、松柏，还有葡萄。枫叶刚刚转红，松柏依然青翠，红绿之间隐现出几栋小小楼房。车子从几棵大枫树间穿过，停在一座楼门口。梨华把我们送进屋，指点了咖啡糖块放的地方，又领我们认了各自居住的房间，便开车去机场了。
  安排好行李，洗过脸，煮开一壶咖啡，梨华已把若曦接了回来。
  这屋子从此便热闹了起来，先是互相问好，然后互相询问近况，后来话题转到我报错航班的事情上，便七嘴八舌对我批评起来。
  梨华在忙着做饭，叫她们去帮忙。她三人光答应却不动。梨华说：“你们有什么要紧事非现在说不可？吃饭再说不行吗？”
  我说：“一个女人三面锣，三个妇人一台戏，此之谓也！”
  陈若曦马上说：“对，我们在唱一出好戏，三娘教子！”大家乐得人仰马翻，梨华说：“那我也先不做饭了，先跟你们聊聊再做。要饿，先吃点苹果馅饼吧。我接若曦时买的，还热呢广。
  大家提议，干脆午饭免去，吃苹果馅饼，喝咖啡，坐在这儿聊天。
  下午倒是聊的正事多，主要是安排我的日程。我一共有五个学校要去讲学。这里，麻省和耶鲁，耶鲁距康湟狄格近。耶鲁讲完去索处，至于金丝伯格的会只好婉拒了。因为我这边几个大学讲完，距他的会开幕还有十几天，这些天我住在纽约没事干。
  而西部却又等我去办事。去了西部再回来，回国时还要再返回去，未免太折腾。为此我给金打了个电话。金很遗憾。这老头是个好人，名气虽大，可穷得厉害。为筹办这次中国诗歌周，费了很大劲，拒绝他我心中也很不安。
  晚上校长回来了，见我们都到齐，非常高兴。为我专门开了一瓶白兰地，并在梨华指挥下亲自下厨。梨华一副总指挥的派头，我看了有点惊奇，后来多走几家，发现凡娶了华裔夫人的美国人，一般都同时引进了我国“气管炎”的光荣传统，便不足为奇了。
  五
  第二天开始正式的学术活动，在学校开座谈会，讨论我和若曦的小说。
  美国的大学有一点和我们不同，没有院墙，没有大门，更没有穿假警服的门卫，当然更无填会客单、签字这套手续。车开到一个游泳池边，看到许多人在玩水时，我还以为到了游泳池或体育馆。梨华说到了她们教室门口了。我想，他们这么不重视保卫治安工作，这学校一定常丢东西，还是我们这里安全。
  先到中文系办公室休息一下，有两位女士已经早到一步在等我们。一位张信生，一位是卓以玉。
  张信生女士出身豪门，丈夫在西部教书，但她要自强自立，独自带着女儿在这里教书作研究。她的拿手学问是讲易经，为人诚挚得出奇，朴实得出奇，风度极高雅。
  卓女士我是久闻大名了，早在香港时就从朋友口中知道了这位名教授、女强人的名字，并知道她是黑教密宗传人凌云大师的高徒。
  凌云大师在海外，特别是华人社团中，名震遐迩，德高望重，是我们北京人，幼时居雍和宫附近，天生异秉，慧根深远，被雍和宫喇嘛发现，收入佛门，得黑教密真传，数十年前，为普渡众生，漂洋过海，适彼异土，一灯长燃，佛光普照，信徒日增，化被四夷，渡人救世，法力无边。据朋友介绍，小则卜吉凶，测未来；大则呼风唤雨，起死回生，无所不能，我认识的许多华人学者或夫人，有不少是他的信徒，卓女士道行很深，有半仙之称，今日一见，果然两目炯炯，不同凡人。
  她在西部工作，今天赶来参加我们的会，有一篇论陈若曦小说创作的论文宣读，会散后马上还要去华盛顿参加一个画展的招待会，所以我们请她先讲演。
  会场设在一个大教室，到会有五六十人，这在美国已是难得的盛况了，黑板上贴了一张杏黄色的传单，上边有个男人头像，这份传单一下汽车我就看见过，游泳池旁的柱子上就贴着有，我没注意看，现在一看，大吃一惊，上边印有我的名字。英文我只认识不到10个单词，我的名字是头一个，我悄悄问若曦：“这是画的我吗？”
  她说：“这是你讲学的传单，不过画的像李小龙了。”
  曹又方说：“便宜你了，至少多来20人。”
  我就不再说话。
  这会场的布置，和中国差太多，虽说叫座谈会，却是大多数参加者坐在学生席，讲台那一面放一张长桌，会议主持人和我们外来客人坐在台后，面对听众，卓女士讲话时倒还正常，等我往中间一坐时，台下笑了起来，我左右一看，不由得背上一阵冷汗往下流。台上一共7人，左边是陈若曦、张信生、曹又方；右侧是于梨华、王渝、卓以玉。6位女强人不仅笔下生花，而且口尖舌利，12只眼睛往我这儿盯，我的舌头就有点不听使唤。我只好结结巴巴地向听众说：“各位看看我的处境，一定会有所同情，一定会原谅我今天讲演可能出现的差错，我相信只有‘超人’才能在6位女士的监督下正常讲话，可我只是个普通人，写小说的，我祝愿朋友们以后演讲时不会落到我这种境遇……”
  台下一阵鼓掌，会场活跃起来，下边谈我自己的创作道路，就顺畅得多，还得感谢几位女同胞，在座谈中多方为我创造条件，使我能畅所欲言而又避开了麻烦的话题。会议顺利结束了。
  会一散就送卓以玉去华盛顿，然后回家休息，养精蓄锐，晚上去参加亚马逊河上的招待会。
  招待会的主人，是位犹太裔的美国地产商，纽约著名富豪，他有一只豪华游轮，每年春夏两次举办答谢晚会，感谢各界知名人士对他事业的帮助，实际上借此进行社交活动、联络感情，请帖本是只请校长夫妇的，但梨华说我们都去他会格外高兴。
  从校长家到码头，要走好远一段路程，天黑才到达，主人已80多岁，但身强力壮，毫无老态，戴一个船形帽，穿一身海关服·一副船长服装束；夫人也年已古稀，看来却像40多岁，穿一件鳄鱼皮大衣，二人站在甲板入口处欢迎宾客。看我们几个华人同到，梨华又介绍了各人的身份，老夫妇十分高兴，特别感谢校长为他带来的尊贵的客人。
  我们先参观了一下船，这船上中下3层甲板，按同样模式布置成3个客厅，一样的餐桌，一样的灯饰，在同一个位置上安排下同样人数的乐队。中国人讲究不偏不倚，我们选择中层甲板一个靠近乐坛的桌子坐下，取来饮料食品，海阔天空地神聊一通，有两个题目聊得最久。一个是关于中国人的“风症”，什么事都会成“风”。大陆上甩手呀，气功呀，特异功能呀，家用电器，一哄就是一阵风，台湾也不示弱，前两年兴吃蘑菇，就处处蘑菇，餐餐蘑菇，直吃到看见蘑菇就想吐，这才罢休；近来又看风水，紫微斗数，玩古玉，炒股票，真是一风未住一风又起，她们偶尔回趟台湾，要被看成土老帽儿，因为赶不上风气！
  第二个题目关于西藏，近来达赖在美国发动宣传攻势，美国人被说得大动“侧隐”之心，达赖的人开演讲会，门票卖40美元一张座无虚席，若曦去听过一次，讲什么呢？说中共政权杀死西藏人]20多万，若曦提问：“西藏一共有多少人口？杀死这么多人还剩下几个人？”演讲的人答不上来，一些美国人却嘘陈若曦，说她有意为中共辩护。几个有爱国心的华裔人士，自备经费去西藏考察，回美国作演讲介绍真相起了不小作用，他们为进一步作好这件事拟请西藏作家访美，现身说法介绍一下情况。
  看到我们总坐在那儿不动，美国朋友好奇怪，便邀我们下场跳舞。我们便离开桌子，跳狐步、跳伦巴、跳迪斯科。最有趣的是乐队指挥领导全场跳集体舞“雄鸡”，把手举在头上作冠子，弯着身，弓着腿，一边迈步一边唧唧叫。
  散会时已是午夜，主人亲自把客人送上码头，再次对我们光陆表示感谢，我们开车回家时却出了岔子一于梨华的车在后边，不知拐哪个弯时她又走丢了。
  好容易找到梨华，把车开到家门口，大家说：“感谢上帝，总算平安到家了。”
  我说：“先别高兴，我觉着不那么平安。”
  她们问：“怎么了？”
  我说：“我的皮包忘在船上了。”
  “里边有什么？”
  “有护照。”
  这一下又炸了窝，大家赶紧下车打电话。电话打到码头，码头说船已开走了，只好等天亮打电话到地产公司，打听游轮的去向。
  校长说：“你们安心睡觉吧，这件事包在我身上。”
  六
  第三天一早，梨华又嘱咐校长一遍，叫他派人去找我的皮包，我们仍按计划进行我们的活动。
  上午张信生女士陪我去拜访了此地作协**。下午我在梨华的课堂上给学生讲了课，然后又为教师和研究生们作了个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状况的演讲，两次讲演成功失败都各占一半。凡讲到理论部分，美国人都冷漠；讲到具体例证，他们就活跃起来。听众中有不少华人，台湾来的和大陆来的都有，台湾学生提问专注于艺术方面，倒是大陆学生总想问点敏感性政治题目。我的回答是劝他看人民日报海外版，那上边比我说得清楚。
  晚上校长为举行家宴，学校派来两名厨师和两位女服务员。我们回到家时，菜都准备好了，可是校长却不在，梨华大为生气，说马上客人就来了。他上哪儿去了呢？不一会儿，校长风尘仆仆地走了进来。笑着说：“抱歉得很，我回来晚了，我给邓取包去了。这是个人私事，我不能派公务人员去，只能下了班我自己开车去，现在好了，大家可以安心说笑了。”
  我除了向校长致谢，实在不知说什么好。
  晚会到了几十个人，和我谈得最久的，一位是与辛格合作写剧本的女作家，一位是东欧某国前驻越南大使。女作家对幽默文学有研究，和我讨论中国幽默与西方幽默的异同，大使先生到过中国，对中国怀有友好情谊，我也到过他的国家，自然话题就多些。
  为了礼貌，我特别称赞了两位厨师，我说：“今天的菜真好吃。”女作家说“听说校长夫人的中国菜更好吃，可惜那是校长的专利，别人很难吃到。”我告诉她：“校长夫人的菜我已领教了好几天了，如果她不是我的同胞，我真想说她学中国菜学得很像了。”
  女作家说：“这是中国幽默。”
  七
  第四天送走了王渝，张信生女士开车带我们去看红叶。
  美国的红叶，不像北京西山，一点一点，也不像日本奈良，一片一片。而由北往南，几百里方圓海潮一样铺地而来，匆匆而去。
  我们跑出去很远，我怀疑已出了纽约州的范围，登上了一座小山。山顶还盖上一层新雪，天朗气清，望下去从浅红、金黄、杏红到紫红，一片锦绣的海洋，令人心旷神怡，但山风阵阵，颇有寒意，拍了几张照就下山了。在附近一个“麦当劳”吃快餐当午饭。
  饭后闲谈时，信生女士要为我看一下手相，信生女士也是凌云大师的信徒，虽不及卓女士有半仙之誉。但人们称她是：“四分之一仙。”我本不大想看，我想，如果看得不准，白搭时间；若看得准更糟，比如到来之前天天盼着多急人。反过来，若看出我几年后会交厄运，我先知道了又会天天犯愁，岂不把眼前的欢乐也错过了？但信生女士诚挚可信，我不由得把手伸了出去。
  不看则已，看后她说出一番话来，不由我不认真了。
  她先说我过去。说得很准，准得可怕；又说我未来，我谨记在心，不敢大意。至于什么内容，事关天机，又有个人隐私，我是绝不对外人讲了，只是这一夜又睡得不大安稳，次日起来，由梨华、信生、又方3位押解去马萨诸塞时，一路上头脑都不大清楚。
  八
  到麻省去又是浩浩荡荡一大队人，除去王渝已回纽约外，梨华、若曦、曹又方和张信生全一起前去，说是陪我，其实她们也借机会玩玩，虽说都在美国，纽约距马萨诸塞也不远，平时各忙各的工作，来往机会也并不很多。
  从奥伯尼到麻省，一条大路直往正北，这时枫叶正从北往南红过来，一路上我们就走走玩玩，足走了三个多小时，路边景色越走越红，麻省大学就像红叶海洋中的一片小岛，这地方和奥伯尼一样，仍分不出城在哪里，大学在哪里，梨华开车在前边带领大家转了许久，像是在城里转也像是在大学校园内转，忽而在古典、现代、超现代各派建筑楼群中穿行，忽而在火红、金黄、翠绿、彩色斑斓的树海中漂流，最后承认无法找到郑清茂家了，便把车开到一间卖意大利皮札店前，派又方进去打电话询问，又方回来高兴地说：“郑清茂家就在我们旁边五十米外，他在自家窗口看我们半天了，想看看我们到底还想往哪里转。”梨华就说：“我说我不会把路领错，你们不信，怎么样？我们到他家门口了吧？”又方按问来的路线指挥着把车子调个头，拐个弯，就看见郑清茂拉着两条狗迎面走了过来，我们要停车，他连连摇手说：“你们先到家去，秋鸿在等你们呢，我得先陪狗去散步回来再陪你们。”
  在美国，遛狗是件大事，狗在家庭中的地位，大概相当于中国的独生子女，甚至还有过之。美国有狗旅馆，狗医院，狗托儿所，狗学校，狗宾馆，狗殡仪馆，有专为狗做时装的时装店，有专为狗作美容手术的美容院，律师们不时还要出庭为狗作辩护，有时狗官司从地方法院一直打到最高法院去，曾经有位参议员在最高法院为他的狗打官司时向大陪审团发表了一篇演讲，题名为“狗的礼赞”，演讲后得到一片掌声，于是当地人就为他的狗树了座纪念碑，把这演讲词刻在碑上，至今这碑已成了密苏里州的一景。由此可知，在美国到达了遛狗时间，把客人放下先去照应狗，谁也认为理所当然，没有人会对此有异议，于是大家就对清茂说：“别客气，您快陪着狗先去遛吧，我们会找到。”清茂往身后一指道：“找什么，就在这儿，”抬头一看，原来树后就是他家门口。
  清茂的夫人秋鸿正在门口等我们，仍然是那一套程序：车子停好，先领我们看好各自的住处，然后聚到厅里喝咖啡神聊，一般客厅和餐厅都靠着，所以女士们可以一边聊天一边准备晚饭。
  郑清茂的家是二层楼，一进门就是楼梯的中间，往上走一半是上层，往下走一半是下层。清茂的家从家具到陈设都有浓郁的日本风味，只是门口和楼梯转角处挂了许多风铃和镜子，是地道中国产物，这是受凌云大师指点用来驱凶辟邪、招财迎喜的。他们夫妇和大师是朋友，不同于师徒关系，以前大师不那么忙时，还常到他家来作客，大师一来，前呼后拥，总要跟着双位数的门人信徒，一时郑家热闹非常，很有节日气氛，有次大师来时，恰好半仙卓以玉女士在此。她一见大师，立即行五体投地参拜大礼，口中念道：“参见二哥，我的一切都是二哥给的……”使清茂夫妻看了十分感动，作为朋友，秋鸿曾数次陪大师出游过，她告诉我确实亲见过大师呼风唤雨的本领，有次在印度，大师与印度僧人盘法，大师手中握着朱砂和糖食，双眼微闭，念着咒语，霎时间飞沙走石，只见幡杆上旗帜呼啦啦摆动不停，那印度僧人认出是神来临，赶紧下拜……不过大师一向谦和，从不许人叫他师傅，只准人称他二哥，所以卓女士口称二哥。
  他们在做饭，我插不上手，看到一个盘里有几个葱头似的东西，便想帮着剥皮，秋鸿一看忙说：“你别乱动。那是我买的水仙花。”我问：“水仙花怎么这个样子？”答曰：“美国的水仙就长的这个模样。”这时两条狗先后蹿上来了，随后清茂也上了楼。他倒了两杯酒，我们就坐在一边闲聊。清茂是道地台湾人，中学以前受日本教育，中文是光复台湾以后才学的，不久就写起小说来，而且满有成绩，大学毕业后到美国留学。学的是历史。此后就在美国教书，从此也就放下了写小说的生涯，中、曰、英文都一样的运用自如，他教的是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平日生活，社交用英语，而使用的许多资料又都是日文的。有次我和他在一个餐馆吃饭，餐馆小姐为了表示欢迎，唱起日本小调来。每唱一个他都跟着哼，许多几十年前的歌曲，连现代的日本青年都不会唱了，他还会唱。他学问广博，在美国学术界有满高的声望。但还没熬到终身教授的档次，这教席仍不算十分稳当。前两年，麻省大学换了位领导，是位少数民族，就碰到场危机。因为这位领导要在学校扩大他那民族的学科，便宣称中国文学历史等课程没有存在必要。想由此挤出经费来实现他热爱自己民族的计划，过去我们对美国的少数民族和有色人种受的苦难，介绍不少，记得黑人教士马丁路德·金被刺身亡时，我们的领袖还发表了极为动人的声明。每当我们谈到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是我们最可靠的朋友时，当然把美国少数民族朋友列在其中。从美国国内角度来看，华裔美国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有着共同利益，按理说中华文化也是会得到支持的。不料世界上的事常常和我们想的不完全合拍。偏偏是这位有色人种的领导人，向华人文化使出了杀手锏。只是这件事牵扯的面太大了，引起了美国所有中文学者的愤慨，大家联名写呼吁书给国会才把中国文化在美国大学中的地位保留下来。郑清茂也才保住饭碗。
  清茂是极有风度也极有修养的人，谈什么都不愠不躁。谈到这件事时也仍然感慨多于愤怒。他说民族偏见不只是大民族有，少数民族也有。那位先生是想多挤出点经费开展他那个民族的文化研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学者在这里受到不公正待遇是常事，许多学校中国老师教的学生出来当了系主任，当了研究室负责人，而老师仍然在学生领导下当他的教员。这是屡见不鲜的。他已投身教育多年，无法再改变，只能认命。他不明白有些在国内极为有成就、有名气的作家、诗人，何以要放弃在国内的优越地位，上这里来改行谋生。想来总是有难言之苦吧。
  在家政管理上，秋鸿看来比于梨华要强得多。这晚上她做的一顿中国饭，是我从出国后吃的最好的。有酱菜、什锦火锅，还有海鲜，而且喝了地道的功夫茶。台湾近来受日本茶道影响，也在喝茶上下功夫了，成套的茶具中，除了壶、碗，还有一套闻杯。茶先倒进闻杯中，端起来嗅其芬芳之气，观其柔美之色，并欣赏茶具之精，然后再倒进饮用的杯中，轻轻啜饮，很有兴味。我们国内出口的茶具，似乎至今还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喝茶时当然伴随着聊天，这天聊的主要内容是不久前秋鸿随凌云大法师去中国朝圣的情况。大师不久前曾去过西藏，随后又去了北京和西安。大师到天安门上去看了一下，说比起来西安比北京的运气更好些，北京有些不良现象，其中之一是北京青年人头发留得太长，把运气压住了，应该劝北京青年不要再留长发。改革开放的成效会有更明显的成绩。
  九
  清茂家待客的规矩是，早餐客人自便，他把冰箱的位置，灶具的开关方法，各种食物放置的地方全向你交待清楚，早上起来你爱吃什么自己动手。因为他们夫妻是要迟起的。
  我起床后照例先出去锻炼，平时是打太极拳或练气功，到一个生地方就借此机会漫步闲游，这天我就观看周围环境。清茂的家是坐落在一个小山谷里，这山谷里共有两户人家，另一户是位很有名的诗人，哪一派的已忘记了，我出门时他正抡着把扫帚打扫落叶。山上树很茂密，金黄和褐色的叶子落满山道。工作量很大，但看得出他干得很有兴致。见我出来，很友好地笑了一笑，冲我说了一大串话，大概是说我的朋友清茂起得太晚，看不腆落叶缤纷景色有点可惜。我回答说：“古得毛宁”。因为我不会说别的。
  走出山口，就上了一段小公路，沿着这小路走不远就到了昨天打电话的皮札店。继续走下去。就来到一个小教堂的门前。旁边一条街上有些商店。卖早点的店已经开门了，但吃的人不多。从商店的橱窗看，这些店虽小，但货物很齐全。吃穿用学，几乎什么都能买到，但仍不知这是在大学范围内，还是大学在它的近旁。
  转了一阵，回到郑家，主人客人还没一个起来的。我就动手弄自己的早饭。弄的是地地道道的美式早餐。果汁、黄油、起斯、火腿、水果、面包。就是一个原则，不动烟火。倒不是客气，实在是他那套电气灶具太复杂，昨天秋鸿讲解半天，我当时以为会了，现在一看，根本没门。好在吃到一半时秋鸿起来了，为我煮了咖啡，不然这顿冷餐够肚子受的。
  终于全体都起来了，热热闹闹的吃完已不算早的早饭，送梨华等上路。梨华他们的车在前，清茂开车和我在后边相随，开到州际公路边上停下来，互相握手告别。看他们走远，清茂就开车拉着我去游览市容。我们先从郊区看起。车到河边，登上了一个瞭望台似的小塔，整个城市全展现在眼底了。原来清茂的家是在个小山谷里，而城市和大学是在一个大山谷里，河水就从城中流过。河很宽大，有轮船在航行，叫什么名字却没记住，但可以肯定不叫亚马逊也不叫密西西比。我在美国一共就玩过三条河，密西西比在新奥尔良，上那儿去之前我重读了马克吐温的小说，不会弄错。至于亚马逊河，才把护照从那里找来，至今惊魂未定，也不会忘怀。这条河去前既未做准备，事后又没丢东西，记不住是难免的了。河两边有不少菜田和一个很大的木材场。清茂告诉我，这里是英国人最早的殖民区，以前有很多农场，后来工业发达，农场反而衰退了，所以地价有一度很便宜。许多华人移民，看到这里地价贱而菜贵，就在这里买地经营农场种植蔬菜，有一个留学生毕业后没找到职业，便贷款开办菜园，发了好大的财。说到这里笑了笑说：“这一个农场里还住着你的一个熟人呢。”
  “谁？”
  “林希翎！”他说林从法国来到这里后，和****王秉章那批人闹翻了，她不会英语，又没有职业，生活颇狼狈。这里一位华人农场主出于同情，就接她到这里住了下来。并且出资帮她办了份刊物。不过这位财主只资助一期，估计第二期就要停刊，创刊号就是终刊号。听说林也要离开此地了。塔上风很大，看了一会儿我们就下来去开车漫游。他还拉我在林小姐借住的农场外绕了个圈儿，林刚来时他在一个华人集会场合见过她，后来便没什么来往了。清茂是个做学问的人，不太愿意参加政治意味太浓的活动。
  他拉我到一个中国餐馆去吃饭，这个餐馆就是原来生意不好，被凌云大师指开财路，起死回生的那个。我看了凌云大师指点另开的门和挂祥物，确是妙不可测。
  晚上7时，我在大学礼堂作演讲，到的人比奧伯尼是少多了，也难怪这里演讲费比那里少得多，好处是在坐的全是中国人或中国血统的美国人，只有两个白种人，还会说汉语，这样我就可以不用翻译，我觉得讲得倒比奥伯尼还要自如洒脱些。演讲完后，一位年轻女生跑上来问我道：“邓老师，您还认得我吗？”我一看：这不是我们的小陆吗！
  小陆是我们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的翻译，和我一起工作好几年，非常单纯可爱的一个孩子。前年离开中国到美国来留学，但我没想到是在这个学校。他乡遇故知，叫人高兴。清茂告诉我小陆还在他们系里打工，当助教。今晚为我开的家庭酒会，请的客人也有她。
  这晚上的酒会请的人不多，但都是炎黄子孙，吃中国饭，说中国话，谈和中国有关的事。所以非常亲切。除去小陆还有位女士是我朋友的妹妹。这位女士已经延期一年，快要回国了。说起初来时的打工生活，她一肚子气。她说一些美国老板对中国临时打工的人之残酷就像奴隶主，令人不堪忍受。正说着有位久居美国的华裔来插话了，他表示对她的看法不以为然：“什么叫剥削？不是你自愿去干的吗？他不是给了你挣钱的机会吗？他要不给你这机会你也许要挨饿不是？再说他还要承担经营的风险呢。”于是就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几位从国内去留学的孩子反驳他时措辞之锋利，阶级观点之鲜明，是我近年在国内很少听到的。我估计他们几个人在国内也没有为此这么激动过。我倒真希望有几个国内青年听到这场争论。几个人举出的实际事例，如今在国内已经见不到了，改革开放以来，虽有了小型个体企业，但在社会主义法律保护下，是绝不允许采取那样苛刻的雇佣手段的。其实在美国这样的超经济剥削也不被法律允许，就因为不少中国人舍此便没其他活路，或是其打工行为本身就不合美国之法。老板们当然就肆无忌惮的露出其阶级本色来了。
  这场争论对我还有个好处，使我无意中了解了一个本家叔叔在美国生活的真实状况。
  十
  请允许我把话扯远一点。我的祖籍是山东。据家谱所载，是燕王扫北时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移民而来的。有一说是同时迁来弟兄两人。但弟兄俩在路上干了一架，从此兄弟分家。到了山东地界后，一个在城东落了户，一个去城北扎了根。这样同一县里就有了两个邓庄。我是城东邓庄人，我们庄人都是一个祖宗的后代，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和城北邓庄则素无来往，是否有同族关系，本族人意见都不一致，倒是不认这门亲的多。不过近年台湾邓丽君小姐歌声传人大陆后情况有所改变。因为有情报说，邓小姐也是山东我县人氏我们村是肯定没有这一户人家的，邓小姐若真是出身本县，就定是城北那个邓庄。有人觉得这光荣不能归他村独享，这个同宗还是认了好。
  我村风水虽没造化出歌星，据说却出了位有钱的美国公民，按辈分我要叫他叔叔。
  这位叔叔(我绝不是因为人家成了美国人就冒认洋亲，有家谱为证。)虽说出了五服，但他家和我家走得较近，小时候和他常在一块玩。他父母去世得早，由哥哥当家。他哥哥想由他这儿改变一下门风。就竭尽全力供他念书，在一段时间内，他和我称得上我村仅有的两大知识分子。因为我念完了四年初级小学，而还升了初中。他一升中学，就进城住校，我参加了八路军从此就很少见面了。1943年冬天，我们的队伍住在我村附近，我乘机回家探亲，碰上他放假回来娶媳妇。我去祝贺了一番。那一年他大概是十五六岁。此后部队南下。我和家人失去联系，当然也就再也没见过他，全国解放后我回家探亲，见到他的哥哥，问到他的情况。他哥哥叹了口气，悄悄告诉我说：“日本投降后，县城为中央军所占，城乡交通就全断了，全国解放前整个中学往南方撤退，他随着去了台湾。他媳妇就在结婚时和他过了5天日子，从那以后再没见过他。我女人已去世了，几个孩子就靠这个小婶给带看，她要再走了，这个家可怎么维持呢？”我认为这问题很可笑，便说：“解放台湾还不是一句话的事，这还能等多久吗？”
  从此我再没回过家乡，也就再没打听过这一家人的事。
  “*****”之后，家乡有人来北京办事，顺便来看我，说起家乡新闻。他们讲跑到台湾去的叔叔来信了，原来他早已离开台湾去美国了。现在很有钱，当了大资本家了。他想回来探亲，来信问他家里还有什么人？叫他家里人给他去封信。他侄子问这信咋写法，公社干部研究好久，到现在还没回信呢！我问为什么没回信，现在开放改革，欢迎海外侨胞回来观光探亲。他们说不这么简单，他问家里有什么人？主要是问他女人还在不在。他女人以前倒是在的，20多年一直没改嫁也没离婚，把几个侄子全拉扯大了。到“文化革命”时可过不下去了，从城市里来了一伙串连的红卫兵，说这村里隐藏着一个台湾国民党反革命家属，走资派一直包庇着她，要再不揪出来斗倒斗臭，那就连包庇她的人一块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本家的人给她送了信，那女人连夜跑了，后来从外地来了封信宣布和邓家断绝一切关系。现在这信怎么写法呢，照实写影响不好，对外边人说这些，搞不好还要犯错误，不照直写，万一他真回来了，发现说的都不是实话就更不好。所以到现在还拖着。但是总拖着也不行，现在开放搞活，农村发展生产，也想引进外资，听说他很有钱，把财神爷放跑了也不合政策不是？
  闲话说完，他们就走了，过了一年又有人来时，告诉我他侄子回了信，照直把真情告诉了叔叔，从此这人就再也没回过信。估计他收到信知道女人已离家，便不回来，大家很为放走这么个财神爷而遗憾。
  1987年冬天，忽然我村支部书记和那位叔叔的亲侄儿一起半夜到我家来了，说是叔叔从美国回来了，今天到北京，他们来接他不知住在哪个饭店。问我可和他有过联系。我说我从没和他有过联系，根本不知道他回来的事。他们就要到一些饭店去询问，我说北京这么多饭店，如果没一点线索，怎能问到呢。我劝他们先住一夜，第二天一早买火车票去。他们听了我的话，不久就从山东写了信来，说是他们到家叔叔已经自己来到了，希望我回家乡去和他相会，还说这次回来带来不少钱。要在家乡作些投资，现在决定先为每个侄子修个养鱼池，以后还想买套房子，希望我去给他作作参谋。我工作走不开，只好谢绝了。
  过了一个月，他回美国，路经北京时来电话约我见面。多年不见，为了给他选择礼品，我们夫妻还真费了点心思，后来选定一件景泰蓝花瓶，心想他既是有钱的人，居住条件总会不错，送陈设品还算合用。
  按他说的地址，我在招待所见到了他，一见面立刻都互相认了出来。他显得很疲惫，但还是很兴奋。穿得很朴素，行李也很简单。我问他为什么从第一次来信后过了这么久才回来，是不是因为那个婶婶走的事？他苦笑一下说：“那没什么，这次找着她了，我们谈了好久，她已经又结婚了，这样更好，我在台湾也已经又结过婚，两个孩子也都大了，不然也很难安排。”
  问他何时到的美国？他说，他到台湾先服了几年兵役，退伍以后，就到一个建筑单位去当炊事员。那个公司承包了沙特阿拉伯的工程，他随着去了沙特阿拉伯。那里工程完了，他想回台湾也还是没办法，就设法去了美国。在那仍然当他的厨师，收入还不错，这次回来就为侄子们投资修建了两个鱼塘。还给他们留了点钱，多年没来，也请全村族里人喝了几顿。大家都很高兴。第二天他就要走，我们一起吃过饭就告别了。走前我把花瓶送他，他却说什么也不要。我见他态度坚决，只好作罢。我问他在美国的住址，以后若去美国，好去看他和没见面的婶子。他说他正要搬家，等住定了再写信告诉我。但给我留下一个电话号码，说如果我去美国，打这个电话就可以找到他。
  这次到美国不久，我就打电话找他，接电话的是个中国妇人，我还以为是没见过的婶婶呢。说过几句话才知道，对方是个中国餐馆的女老板，她说这个人早已不在我这里做工了，不过有时还到我这儿来借宿。你留下电话号码好了，他来了我叫他回你电话。我问他家中电话号码，对方说他在美国没有安家。
  我只好把电话挂上了。心中颇为疑惑。是不是女老板听错名字，他在美国这么久二而且据说发了财，怎会没有个家呢？
  到麻省后，我又请郑清茂帮我打了一个电话。清茂一看电话号码说，看来这地方距此不远，是一个电话局。电话仍是女老板接的，她说那位叔叔还没来过，我又把清茂和愁予的号码告诉了她，请她转告那位叔叔。13日下午4时我在愁予的系里讲演，中午才动身。早晨小陆就开车来接我到附近另一个大学区去玩玩。她刚用很便宜的价钱从同学手中买来部二手车，车还很新，不过她的驾驶技术还不大行，为此特请了一位中国同事来帮忙。她们先拉我到一个著名女校去参观，这里比起麻省大学，似乎要更清静正规些，建筑也更带古典味。街上几家商店，大多更带文化气息，因为在一家古董店我流连了过多时间，出来时已到了中饭时间。小陆一定要请我吃饭，她那同事又坚持请我吃中餐。这里没有中国餐馆，所以又拉我到数十里外另一个较大的镇上去。找到了一家颇不错的中国料理。菜做得很好，可是我心中有事，一是惦着这位叔叔的电话，一是看到这个镇与清茂家方向刚好相反。怕耽搁时间太多，误了下午讲课，结果饭菜滋味都没吃出来，真辜负了小陆和朋友一片好心，匆匆吃完，赶回清茂家时，果然他们已经坐在车内等我。清茂说：“4点钟讲课，我们绝不能迟到，现在真要争分夺秒，动作快些。”我从这个车门出来就钻进另一个车门，还没来得及和小陆告别，车就箭一般开了出去。
  车子上了公路，平稳前进了，清茂才不慌不忙地说：“你那位本家叔叔来电话了，说晚上再往愁予处打电话。”我问他：“弄清楚他住在什么地方了吗？”清茂慢吞吞地说：“就是刚才你们吃饭的那个镇上。过一会儿我们还要从这个镇处经过，不过来不及去找他了，我问他：“那镇上有几家中国料理？”他说：“大概只那一家。”我半天没说出话来，我想他就在我刚才吃饭的那个店里，怎么会就没见到呢？
  这晚在愁予家，他果然来了电话。我很为与他失之交臂而遗憾，因为不能再见面了，所以电话谈了很长。我问他为什么来美国这么久没把家搬来？他才告诉我：“去年以前，他在美国一直是非法居留。不仅没能把家搬来，10多年来也没到台湾探过亲，只在几年前他太太以旅游名义到美国看过他一次。在美国他没有自己租房子，从来是给哪家干活就住在哪家店里，或是几个同样的流浪汉合租一间屋大家伙住。他不接收我送的花瓶，原因就是他根本没有摆花瓶的地方。说到这里他停一会儿，勉强笑了一声又接着说：“我想你回去之后，是没必要把这些与家乡人道及的，离家这么久，家乡人都传说我发财了，对我有好多期望，我不愿让家里人失望。”我问他：“这样你能负担得了吗？是不是太苦了你？”他说：“那倒不至于，在美国挣钱还是容易，10多年我确实积蓄下了十几万美元，这点钱在美国不算什么，拿回去就很顶用。”我问：“你不还要养活台湾的家人吗？”他说现在那边不用花费太多了，两个孩子都已工作，他太太对他在家乡的作法也很谅解。美国纪念建国二百周年。实行大赦，去年起他已有了长期居留权，所以才敢回大陆去探亲，目前正办理人籍手续。他不会英语，美国政府限期他学会英语，才准办理。为此他正在加劲补英语，等英语考及格，人了美国籍后许多事都好办了，工钱也会增加的。再干几年，再积点钱，就不打算在美国住了，大陆物价便宜。他想在家乡买所房子，和老伴回去养老。有10万美元就可度个舒服的晚年，这个目标不难达到。
  我问他，在美国这么多年，怎么英语还不及格？他说：“非法居留打工的，哪有时间去学英语呀，何况成年累月都在后厨房干活，偶尔休息两天，只是在唐人街上转，也用不着英语，现在临阵磨枪，为了安心念书才租了间房子自己住，所以好久没上那家餐馆去，错过了我们见面的机会。”
  放下电话，心中很不是滋味。家乡人都把他当成腰缠万贯的美国财主，为此有的人对他带有更多的羡慕和索取心愿，当然，按他所有确也可以算个美金万元户了，以我家乡标准，倒也该列入财主队中去。不过人们若都能听到昨晚那几个青年说的话，知道点非法移民在美国受的苛刻待遇，心情该会有点不同吧。
  十一
  清茂夫妇开车把我送到耶鲁大学城时，已是下午4时左右，直接把我送到了愁予的教学楼。把我交给愁予，他们先行去愁予家了。因为我们出发晚了一点，这时学生们早已到齐，坐在课室等着了。我匆匆喝了杯水，就上了讲台。讲课总共也就用了个把钟头，我在耶鲁的正式工作做完了，剩下来的完全是我的自由时间，我就轻轻松松到了愁予家。
  我曾并非开玩笑地说过，愁予夫妻是典型的郎才女貌夫唱妇随派。愁予在台湾是锋头极健的名诗人。每次回台湾，他在街上一走，不一会儿身后就跟上一群崇拜者，当然大多是青年女性，特别是女大学生们。而梅芬在台湾是红极一时的歌星，其崇拜者绝不比愁予少。最近我看台湾报纸报道，台北一个新的大剧院落成典礼，就请的是愁予夫妇打炮，愁予朗诵他的诗，梅芬表演她的歌，真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而他们在美国度的却是清静超脱的学者生涯。有些朋友谈论起来，觉得愁予在美国是受了委屈了，很为他有所不平。到这里后我见到的是愁予教书得志，梅芬治家有方，两人生活得恩爱温馨，其乐融融。朋友们到此很少不被他们的幸福气氛所感染。
  愁予尽管掌了大学教席，仍然是一派诗人性情。他势情豪迈，仍保有一片天真，就我所知，凡有国内朋友到纽约来，只要时间来得及，他总要请到耶鲁来玩，只要来，还必定他自己开车去接。纽约距耶鲁也是好几百里地呢，他从未有过难色，而他到国内来时，却是处处为朋友着想，尽量少给人添麻烦。在这点上他和另一位在美国的朋友有共同处，但他和那位却又有着极大的不同。人家那位是除去办公事，别的一律不干或少干，尤其是旅游，几乎毫无兴趣。而愁予则是对任何事都充满兴趣。他爱旅游，又不想麻烦别人，结果就常常做出出人意料的事来。有次他来北京，本来说好我帮他联系去某个地方的，我还没联系好，他人忽然不见了，向酒店查问，人家说他已退了房子，打听几个熟识的朋友处，谁也没见他。弄得我好担心。过了两天，他来电话说他自己买了张火车票到那地方去了。在那边住了几天小店，挤了几天公共汽车，谁也没麻烦，玩得挺好……我说：“老弟，别忘了你是美国护照哇！”他说：“什么护照也没关系，在中国我的长相，我的语言，我的感情做派才是真正的护照！血浓于水，懂吗？”
  愁予是河北唐山人，小时在北京上过学，北京话说得很有韵味。没有台湾“国语”腔，甚至比大陆那些以港台国语为时髦，故意装作大舌头，把话说得含含糊糊的大陆歌星们也讲得像话。在台湾用这种“京片子”口音朗诵自己的诗，是招人赞羡的。可是他说“北京话也有短处，要当政治领袖，当大官，北京话可欠点威风，要用四川话说‘我们中圭啊’这多有气派！用北京话一说‘我们中国哇’就没劲了不是厂。
  第二天起他就开车拉着我四处游逛。我们去看了一个港口小镇，那是当初殖民时期欧洲移民最初在美国登陆的地点之一。我们参观另一个小镇时，看到小广场上拉着彩旗，人头攒动。高高的台上有几个乐手，穿着老式的破燕尾服，戴着高筒礼帽吹奏管乐。他叫我猜这是干什么的，我说八成是马戏团，我由此还想起了美国一篇小说《马戏团来到镇上》所描写过的情形。他笑而不答，只是领着我往人群中冲去。走近了一看，才发现这里原来是个汽车展销会。美国产、外国产的汽车摆满了广场，其中有豪华昂贵带冰箱电视的，也有普及廉价型的，真是琳琅满目。打听了一下情况，据说这里最走俏的是南韩车和日本车，若追求豪华，几种欧洲车也叫座，比起来还就是美国车销的差。我说：“看来美国也有个崇洋媚外的风气。”愁予说：“日本车南韩车就是又便宜又好用，有什么办法呢。美国在这方面的竞争力越来越不行。虽然有人主张保护主义，看来一时很难奏效。”
  梅芬也是凌云大师的信徒。他家里也挂了不少风铃之类驱邪的吉祥物，蒙秋鸿好意还传授了我几种卦法，所以到这里后我已能认出几种方位的意义了。愁予认为世界上尚有许多事物是还未被人类理解的，不要轻易否定它。在这里我和张洁的女儿唐棣通了话，原来我们冰心妈妈的母校卫斯理距此不远，她正在那里上学。但索尔兹伯里来电话说下一天他就从西部赶回来陪我去他家乡。我只好放弃去参观这所女校的打算，约唐棣和我在机场见。第二天，愁予夫妻开车拉我到机场，在那里大家会合，一直奔康涅狄格索尔兹伯里镇去了。
  十二
  1988年10月16日，索尔兹伯里夫妇把我从康涅狄格送到了纽约。
  车子开到索在纽约的公寓夏洛蒂先下了车，和她告过别，索继续前进，开到一个汽车修理店(不能叫厂，因为它太小，相当于我们的自行车修理铺，汽车体积比自行车大，这铺面也就大点)，索把车交给店主兼修理工，叫他去检修擦洗，我们又叫了部出租车去侨报。
  的士沿着河边走，就是这条河在纽约分开又合拢，造出个曼哈顿岛。从而又造出那座大家都熟悉的桥，凡是以纽约为背景的电影，一开头准要拍它。不论艺术片、功夫片、侦探片、广告片，甚至“儿童不宜”的片中连作爱都选择在这桥上。恰好走在这桥旁时，索和司机发生了争执。我虽听不懂，但看得出那司机的表情和我国出租车司机耍刁时表情相似。估计要敲我们的竹杠，索争了两句，就点头不耐烦地连说“OK，OK！”然后冲我作了个鬼脸，下车后索掏出钱给了他，头也不回就领我进了《华侨日报》的大门。小声对我说：“NO GOOD”。又摇摇头。证明我的猜测正确。索虽然仍有些悻悻然，我却暗地有点高兴，改变了我对有些事的看法。有次张洁的母亲病重，张扶她在路边拦了几辆的士都没停，后来她急中生智，掏出几张美钞举在头上摇晃，马上就有的士靠了过来，我对此事就很反感。有时从外地回来，若是半夜下飞机，总是得多付一倍钱才要得到车。我对此类事也不痛快。现在看到美国司机也是这样，知道这一套原来是从外国引进的，我就想开了，既然有的名歌星连说中国话说法都要从港台引进，非咬着舌头把四声尖团弄说错不算新潮，的士司机从国外引进点新手法，有什么可大惊小怪呢？
  索把我领过侨报办公楼。把我交给王渝，就告别了，约好和我明年春天在北京再见面。
  侨报设在距“孔子大厦”不远的一条小街上，是座四层或五层的楼，楼下一层是旅行社，闹不清是什么旅行社，总之是一家中资或是和中国有关系的企业。它的广告上有中文说明，专门承办去中国大陆旅游的业务，二楼是侨报的编辑室，已经过了下班时间，我们到时，王渝和另一位女士正在研究是否还等我，因为有我上次飞机报错时间和航班的例证，她怀疑这次我义报错了时间。
  王渝请我先住到她家去，这样就可以把不用的行李，存放到报社四楼一间住室内。这间屋虽不大，却很住过几位名人，国内受单独邀请来访的一些作家到纽约后多半在这里住几天，一是便于和这里的华人文化界朋友交往，而更重要的是这里对国内来的朋友免收房费，目前住的是一位国内某报的记者。侨报和国内有些报刊，建立了协作关系，每年请一两位国内同行到美国来实习。侨报也是我这次来美讲学的赞助人之一，我虽是应几个大学所邀，但侨报热心提供了往返机票，才促成此行。
  行李放好后，王渝就领我直奔地铁站。到中央车站下了车，又换上一列地上的火车，再继续前进，甩去于梨华处的同样手续，减去一半时间，才能到王渝住的高级住宅区。这是一片围在绿化地中间的楼房。虽比起于梨华的山间别墅还有段差距，但在纽约这地方能有这么片静土，也就不易了。我估计这是王渝外子老夏买的，他是联合国职员，收入可观，不然在中资系统的王渝绝买不起这样的房。
  晚上王渝下厨为我们做饭，吃饭时我表示感谢，老夏就趁机提出，要我去联合国作一次演讲，这个场合提出的要求是无法推托的，但我提了个条件，只谈文学，不谈政治。我认为联合国是个政治机构，估计它的成员对政治兴趣比文学大，而我是最怕讲政治的。谁知老夏一听欣然答应，他说我若不提出来，他还想向我建议少谈政治呢。联合国当然是个政治机构，但他们普通工作人员可并不是政治家，上班时间听各国政治家演讲，那是职业上的需要，业余时间他们才不想再听那些东西。我接受了邀请，何时去讲等他通知。
  第二天吃过早饭，仍随王渝乘地铁去侨报。和侨报的负责人商量我这两天的活动日程。18日当天，侨报对我采访，中午请我吃便饭。19日，由L陪我上街游览和买东西。
  L和我是熟朋友，他原来是北京一家报纸的理论编辑，写评论文章很有点名气，前几年他太太到美国来住娘家，得了病，便没再回北京，他请假来美探亲，也从此留了下来，他不愿呆在丈人家吃闲饭，况且这也不符合美国习惯，总要找个工作挣钱，但英语还听不大懂，又不会占卜烹饪，能干什么呢？学中文的，只能找与中文有关的事作，便应聘到侨报，不过不是作编辑，而作校对。宰牛刀用来杀鸡，当然轻而易举。每天上午来几个小时，把大样上的错字，标点改改。一天的工作便作完了。轻闲倒也是轻闲的，几年前我来纽约时，觉得他多少有点寂寞感，这次好多了，有人告诉我现在他也替报纸写点社论之类文章，只是不署他的名字，他自己跟我说，除去报社的工作，他还在筹办个公司并与人合办个华文刊物。精神上和物质上看来都比我上次来时强。
  采访就在侨报的三楼进行。无非谈点国内文学界的近况和我这次来美的活动情形，因为是熟朋友，谈得很顺利，没一会儿工夫就完成任务了。距离吃饭还有一段时间。我就回到二楼编辑室翻看近日报纸。二楼这间屋，是侨报主要办公室。一间大屋，横竖放了足有一二十张办公桌，从主编到校对全部人马“汉八郎当”全挤在这里。这样，只要来一个客人，就是全体的客人，谁碰上谁就接待，绝不会使客人受冷落。因为侨报几任老总对文学交流都热心，许多次国内作家来美都是他们提供的旅费。这编辑室就成了中国作家必到的地方。作家来得多了总会有点趣闻。趣闻之一是有天几个编辑在闲谈：“大陆女作家作品虽写得很好，但长相似乎都平常，不像台湾女作家里几位出名的漂亮……”正说之间突然推门走进两位靓女，明眸皓齿，乌发红颜，风度优雅，光彩照人，一时四座皆惊。两位小姐笑嘻嘻地问道：“这里是侨报编辑室吗？”大家抢着答应。二位就递过两张名片来，接过一看，上边写：“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王小鹰，程乃珊。”众人看了赶紧招呼，从此再不敢说大陆女作家缺少靓女。
  这个编辑室确实是个结识朋友、扩大交往的好地方。这次在纽约，我在这里坐过两次，两次加一起约有三小时，就遇见了几个有趣的朋友。这天我为了等吃饭，坐在那闲看报，翻看间忽听耳边有个声音很耳熟，抬头一看，乃是大名鼎鼎的C先生也，C原来在中央某学院当教师，“*****”后期，他有一张反对“***”的大字报很被大家传诵了一阵，是个有思想有作为的壮士，不知应美国哪个部门之约来进行文化交流，也不知为什么他延期未回。反正有好几年没见到了，不料在此碰见，见他衣冠不整，形容狼狈，我怕认错人，就问身边一位小姐，这是不是他？小姐说是的，他近来也在这里临时打工，正说着，他回头也看见了我，欢呼一声走了进来。我也很高兴，寒暄后便问他为何如此狼狈？他说倒霉透了，上午在街上去了趟公共场所的洗手间，跟着又进去一个黑人，黑人进了门就把厕所门反锁上了，向他伸出手来说：“朋友，我口渴得很，有钱拿出点来给我买杯啤酒。”C可能没完全听懂，也可能想发扬与坏人坏事做斗争的传统，也可能就是舍不得钱，总之拒绝了他的要求，这位黑哥儿们全不顾华人和他一样在这里都是少数民族，也不懂少数民族应当团结起来为共同的利益斗争的道理，三拳两脚把他逼到屋角，一手卡住他脖子，一手在他身上乱翻，终于从内衣口袋里翻出一二百美元来，不见钱则已，见了钱这位黑朋友反倒火更大了，摇着钱冲他发表了一通演讲；教导他为人必须诚实。说完把钱全放进兜里，腾出手来，用中国红卫兵触人灵魂办法触了一通他的躯体，以致弄成这么个模样。我听后安慰了他几句。他说：“这个鬼地方，我不想呆了，我不久就要回国去！”
  他走之后，我仍看报纸，这时屋里很静，就听见王渝跟一个男士在谈话，声音虽低，但谈得很热烈，那男士嘁嘁嚓嚓，表情诚挚，样子像是对侨报有所求。王渝女士，仍是那副忠厚笑脸，连连点头，好像是表示同情。再看那位男士的穿戴，上身一件松松垮垮的旧夹克，脚下拖着双已看不清颜色的破皮鞋，样子好像也刚被黑人兄弟打劫过，估计这又是、个来侨报找工打的流浪者。为怕人家难堪，我赶紧低下头再去看报。过一会儿那位同胞问了王渝一句什么，便朝我走了过来，热情地伸出手说：“唔，原来你是邓先生，久仰久仰，我叫谢天乐……”说着送过一张名片，我一看上边写着“全美江西同乡会会长，什么公司董事长……”光头衔有好几排。这时王渝过来为我介绍，才知道他是台湾鼎鼎大名的作家、记者谢青。我这一惊非同小可，因为听朋友说过，这谢青发了财，没心思写作品了，怎么也和刚才那位C兄一样，一副狼狈相呢？出于写作人的职业习惯，我便拐着弯问他；“你们刚才好像在谈点重要的事，是不是叫我给打断了？”他说：“没什么，一点小事，我有个旅馆不想要了，现在每年净收益有几万美元，我卖给别人也是卖，这个便宜不如叫自己人得去，所以我劝他们买下来。”我说：“这么好的产业为什么你自己不要了？”他说：“挣钱挣腻了，我经营烦了，我的钱已经够用到死了，还要那么多钱干什么，留出些闲时间来写东西好不好！我以前写作很有热情，可是靠写作混不饱肚子呀，这才改行去做生意。谁知狗运亨通，作了几年地产发了财了。做生意是为赚钱，有了钱还做生意干什么？留点时间给自己用用不好吗？”我们谈熟了，我就问他：“在美国你也算个富翁了，怎么还这身打扮？”他说：“入乡随俗吗，参加上层社会社交活动，我比谁穿得都讲究。咱们绝不能在白种人面前丢身份，可这是上唐人街来呀，这样老乡们才把我当自己人是不是？而且这样我走在华人区、黑人区都安全无恙，在美国这么多年我没像C先生那样遭过抢劫。他看我这样不像有钱的厂他问我住在哪里？我说：“我现住在王渝家，但我觉得太麻烦她，准备一两天就搬出来，到一个年轻朋友家去住几天。”他马上说：“到我旅馆去。到那里我管你吃住交通，别的自己解决。我没工夫陪你，但你爱住多久就住多久。”我虽很感动。但还是谢绝了，因为凭我那一句半英语，我还不太想完全自由活动。
  十三
  不料当天晚上，我还是从王渝家搬出来了。
  不是我做了什么讨厌事叫王渝给轰出来的，也不是他们那里不方便或不热情，只因王渝是名人，住在她家目标很大，别人太容易找到我。我只想在纽约休息几天，随便玩玩，不愿再忙于应酬这想法也是由于一个朋友的来访引起的。
  18日侨报对我采访完。离吃饭还有一段时间，受谢青启发，我想一个人到附近的孔子大厦周围去转转。这一带是唐人的势力范围，商店招牌上全是方块中文，店员多半为炎黄子孙，虽然有些只会说广东话，总比同纯的外国佬打交道方便，有人在美国呆了一辈子，一句英语没学会，作买作卖，娶妻生子，什么也没耽误，就是因为有这唐人街存在。当然，任何好事也有他的负面，前些年中国在这里办了个展览会，有几位唐人街的老华侨看了后就非常扫兴，因为会上只预备了英语和汉语普通话解说员，没有广东话解说员。这几位两样话都听不懂。至于文字说明，那更没用，能看懂文字说明也就听得懂英语或普通话了。近几年随着从台湾来的移民增多，唐人街上普通话开始普及起来了，虽然满口都是“好好玩”、“好好看”之类，总比听广东话又方便点。我正动身去唐人街，一位编辑小姐急冲冲跑来告诉我说：“邓先生，X女士来找你已经上楼了。”
  这样我就勉为其难地接待了这位朋友，并马上也就下定决心，尽快从王渝家搬出来，对外宣布我已离开纽约到西部去了。
  不是我对人冷淡，实在有难言之苦。以前，我是个爱帮人讲友情的人。常常自不量力，结果事情没办成，反而把朋友得罪了。这样我就总结了一条教训，自己办不到的事不要轻易应承。但我这人天生不会对朋友说不字，尽管给自己定了这条纪律，可事到临头，禁不住人家几句好话。明知办不到的事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下来。还是弄得自己和朋友都不满意，为防止类似错误，只好改为预防为主的政策，估计来者有所求，而又是自己办不到的事，就连面也别见。这天来的这个朋友我估计就属于这一类，后来证明果然不错。
  这是位女士，说出名字来人们大多都知道，她在五六十年代写的小说颇有读者。她那时写的电影至今国内还常放映。据我所知反右派也好，反别的什么也好，都没怎么碰到她，“*****”大家都有份了，她也算不上吃苦最严重的，与我那九死一生的遭遇比实在是算不上什么。近十年来在一个省里当专业作家，日子也过得不错。当然，发表的作品没以前那么轰动了，但这总算不到受迫害的账上去。可不知这么一来，这位小姐借个机会跑到美国来不肯再回去了。不回去容易，可要在美国混得像个样就难了。她已是接近花甲的年龄，会的英语单词比我多点有限，凑合着坐飞机能不上错就不错，靠它谋生连门也没有。用中文写东西换稿费吧，美国的中文报纸就那两家，文艺版面很小，不能光供你发表，中文期刊当时还没创办，只能向香港和台湾投稿，可港台发表外来作品总得有点选择，反映大陆生活吗？她离开大陆已好几年，远不如仍在大陆的作家写得更了解当前的实际情况，更有现实性，反映美国生活吗？在美国住了二三十年的中国作家还是以写在美国的中国人为主呢，靠这条路挣饭吃显然没门。这样一来二去，照《红楼梦》的说法是“露出那下世的光景来了”。原来向她约稿的朋友也不敢再向她要稿。人家本是出于同情，想约她一篇安慰安慰，她却只要有人来约，一送就是几十篇，弄得人哭笑不得，进退两难，发吧，发不了，退稿，又得罪她。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我采取的“回避法”。可我这次没能回避开，就陪她坐了一个多小时。她提出的一些困难，我很同情，但绝非我能帮忙解决的。我只能劝她好自为之而已。
  这位朋友的忙我没帮上，却引起我一些感想。改革开放以后，有的朋友愿到海外去发展自己，我一向持同情态度。我以为这是个人有权选择，别人无权也无力干涉的事。到了外边自然要按外边的规则参加竞争，因而也不必以中国的习惯对在国外的人作种种挑剔。只要不作有损国家利益民族尊严的事，在事业上又确实混得比国内好，尽可听其自然。再退一步，哪怕只是经济生活比国内优越，个人心情也舒畅，别人也不必说三道四。可有的人在外边混得像烧糊了的家雀，再挣扎也难得到在国内时的工作条件和社会地位，却仍然硬撑着在那里当二等公民，对这样的朋友，除了表示“人各有志，不能勉强，爱莫能助，好自为之”之外，还能说什么呢？像这位女士这样还肯找老朋友谈心，述述苦闷，甚至还流露出对祖国的怀念和向往，还是不错的了，有人连这点也做不到。我碰到过一位大有名气的歌手，出国后既没找到职业，也没进学校学习，几乎是靠当地华侨接济生活，却向国内刊物投寄他的“国外来信”，报道自己国外成就和计划，似乎活得满浪漫，很惬意；还有的明明一直在当待业移民，见到国内来的熟人，仍招摇吹嘘，自鸣得意，碰到这样的大佬，那就一句话也没得说了，若说就只有引用姜昆在电视节目里说的那句话：“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第二天L领着我逛纽约。纽约我以前来过两次，但都没去华尔街的证券交易所和国际贸易中心，这次我们就先上这个地方去。刚解放时我参观过上海的“证券交易所”，印象是一片嘈杂繁乱，后来在电视上看过美国这个交易所的镜头，觉得比上海那个更杂乱，到现场一看，才知道这是误会。这里比上海那个大了不知多少倍，繁忙过之，但并不嘈杂。无数个电视屏幕下有无数个小柜台似的营业台，尽管营业厅人头攒动，经纪人跑进跑出，电话不停，传票乱飞，可坐在参观台上几乎听不到声音。参观台如同戏院的包厢，每个包厢中都有电话，电话用英、法、德、日等数种语言报告股市行情。我选择日文按钮听了一会儿，结果一句也听不懂，便不再冒充斯文，和L去电影馆看介绍交易所情况的电影去，吨影是英语说明，L的英语还没到可以翻译的水平，也还是只看了个大概齐。倒是在展览厅看得更明白些，因为最醒目的地方，展览着中国金融机构来此访问和开展证券业务的材料。那上边写着中文。我从这里才知道我国也在开展证券业务，很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高兴。但除去买公债外我还没和任何有价证券打过交道，所以兴趣不大，便催着L带我去国贸大厦。
  国贸大厦是纽约最高的建筑之一，在国内曾看过一个材料说在里边生活和工作都不大容易，去高层办事的人乘电梯和乘公共汽车一样，要换几次梯才能到达。我为此作了充分的准备，到那里一看，情况并不像说的那么可怕，来开洋荤的人并不止我一个，哪国人都有。多半都是要到最高层去的，美国人并不傻，为了给人留个好印象，专门预备了L路电梯，只换一次就可以直达100层的屋顶了，该怎么说怎么说，这100层真叫高。往下边一望，整个纽约。连同新泽西州全收在眼底了。以前爬山也到过这么高的地方，但那时看到的是周围更多的山地或田野。从这么高的地方看到脚下满是高楼大厦，汽车行人，是第一次，我曾在东京新大谷和香港的合和大厦屋顶往下看过，虽也有趣，但没有这里的奇异感受。大楼当然是美国工人阶级建造的。我觉得美国的工人阶级确实很伟大，比起日本和香港，这里还有个好处，就是没把这绝顶弄成高级餐厅，以广招财源，而只是在100层中心开了个廉价快餐馆，专为来参观屋顶的人提供方便。叫人觉得美国人虽然也要赚钱，却赚得比较大方。
  鸟瞰了纽约，吃了顿标准的美式快餐，参观项目就算完成，剩下点时间便到唐人街闲逛，本想给家人买点东西，看了一圈，什么也没买成。原因虽多，其根本还在于钱少。而和香港比起来，美国物价又贵，1985年我在旧金山买了一串风铃和一个旅行袋，自以为很便宜，到香港一看，同样的价钱在香港可以买一套大小四个旅行袋和六串风铃。美国似乎有两样东西是比较便宜的，一是金饰物，一是西洋参。金饰物咱暂时还买不起，西洋参国内已能种植，据说质量一点不比西洋产的差，西洋参买来只能当药吃，并不挂在身上，是否洋货只有自己肚子里有数，既不必在别人面前显摆，那就不要再花外汇了。
  这晚上我从王渝家搬了出来，住到青年朋友小金家去了。
  十四
  小金就是我头一天到纽约时在又方家碰到的那个青年，应该说他是我孩子的朋友或是我朋友的孩子，他父亲既是个老干部，又是位建筑工程师，顺便还是明式家具研究专家，这个儿子是搞摄影的，对文学也很有兴趣，还有个女儿是学经济的，这兄妹俩前些年先后来了纽约，怎么来的，为什么来的我都不清楚，只知两人在美国混得很不错，比那些名家还要强些，而两人之中女儿又比儿子强，挣钱也比她哥哥多，就在纽约的高级住宅区买了套公寓。除自己住也免费供哥哥使用，房子靠近中央公园的北端，是纽约两种地区的交界处，再往北走一个街口，就到了有名的黑人区哈莱姆。哈莱姆几个字在纽约人心目中是贫穷、肮脏、暴力、犯罪等等可怖景象的代名词。就在我来的前一天，警察发现这里有人在公开贩毒，前去搜捕，几位黑哥儿们就把警察宰了然后一哄而散，至今没有破案。不过住在这附近的人也并不都担心受怕，这里的黑朋友自有他们的规矩，虽然哈莱姆区和小金的公寓只隔一条街，但只要这边的人不越雷池一步，到这边来捣乱的，所以站在小屋的公寓门口，如同站在阴阳界上，往南看是高雅富庶，干净的街道，色彩鲜明，造型美观的楼房和绿树成阴，草地成片的中央公园，街上行人昂首阔步，衣冠鲜洁；园中游人花团锦簇，欢声笑语。偶尔有一辆供游玩用的旧式马车挂着五彩缤纷的车篷走过，车上便洒出串串笑声。往北看，成排成片被遗弃的危楼，门窗钉着木板，墙上画得乱七八糟。街上静悄悄，但在屋角檐下偏僻处，总有三两个形迹可疑，衣衫褴褛的人在走动，看去确实有些阴森可怖。我因为好奇，有一天晚上，我拉着小金去探了次险，我们钻到一家南美移民开的铺子去吃意大利面条，整个店里除去一个胖店主外，就我们俩客人，正在等面条的时候，进来个20来岁的黑人青年，背着个麻袋，进来后从麻袋里掏出一件什么电器用品和两把塑料梳子，先问我们要不要，小金装作不懂英语，说“NO ENGLISH”。他又到店主面前去兜售，谁知那店主也说："NO ENGLISH"。这小伙子就有点火了，冲我们包括店主骂了半天，见我们毫无反应这才悻悻地把门一摔走了，他骂的什么我听不懂，但有两句话却听懂了。他说：“这里不是古巴，不是高丽，这是美国，你们来这里干什么……”他把我们当成朝鲜人了。于是我们赶快吃，赶快走，因为谁也不敢保证他不再回来，替朝鲜人挨骂可以，若再替朝鲜人挨顿打就不合算了。
  我到小金家第一个晚上，是过得非常愉快的。他听说我这天来，为我约了一班青年朋友来助兴，这些青年都是近些年才从大陆到美国的，有的已从大学毕业，有的还在边打工边上学。但都是些认真弄学问，搞事业的青年，他们似乎和那些在美国连蒙带混地中国来客保持着距离。他们这些人自己成了一个不定期也不定形的小沙龙，过一阵就凑在一起谈谈心，家乡、美国、事业、文学、艺术都谈，当然也谈恋爱。这天大家无拘无束谈得很晚，他们向我打听国内一些情况，我也向他们了解在美国的生活情况。看起来他们都生活得很好，以学法律毕业，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的收入最高，有个女孩子每年收入已达8万美元左右。以小金这样的自由职业者活得最舒服。小金在这里仍弄他的摄影，找了个经纪人，专门为人拍广告摄影。想干就干，不想干就在家写他的小说，既有生意，又有自由支配的时间。这些人是近年从大陆来美的人中比较成功的一批，也是比较不爱招摇的一批，他们踏踏实实地干事业挣美元，不大过问与己无关的闲事，但都很关心祖国，对国内许多重大事件，他们不仅了解，而且有自己的看法。既为我们的成就高兴，也对一些缺点很有意见，有些意见是出于隔膜和误解，有的意见很有道理。但不管是哪一种，都出于爱国之心。所以，即使是误解，一经解释马上也就可以谈通。结束时，我们大家都感到非常愉快。
  虽说我躲到这里来是为了逃避应酬，结果应酬也还是一天不空。
  所谓应酬，其核心就是吃饭，吃饭不是目的，借吃饭的机会朋友们谈谈心。而且据我的观察，纽约尽管很大，各种餐馆都有，真论到吃，不论是中餐、西餐、阿拉伯烧烤、东南亚料理，都比不上香港或欧洲。到联合国演讲那天，老夏说好演讲完请我去吃日本料理，我本来就对纽约的日本料理持疑问态度，恰好演讲完天下大雨，我坚持改为在联合国大厦内吃便餐，想不到这倒是我来美国之后在餐厅里吃得最好的一顿美式自助午餐。联合国大厦内有数不清的餐厅，有对外营业的，有专为工作人员服务的。工作人员餐厅也有好几个，老夏和我去的是距他工作楼层最近的一个。餐厅面积很大，售货点也较多，座位宽敞，品种齐全，虽然就餐的人很多，但秩序井然，没有外边餐厅的忙乱拥挤，饭菜的味道也好。据老夏说工作人员凭证件就餐，享受优待，比外边便宜得多。此外，几次和纽约华人文化界的朋友聚会，就都是在中国餐馆。对于海外中国餐馆的烹调，我没多少可说的，中国人在外创业很艰难，能把中国的饮食文化介绍到异邦去，并站稳脚跟，这就很不容易。我感兴趣的是海外中国餐馆的内部装饰，想来最先在外边经营餐馆业的华人，多是小商人小业主层次的华人，心里怀念祖籍乡土，又便于营业上的招徕，就在可能的范围内，尽量地把餐馆装点得有些中国情调。他们心中向往的最好情调，大约是婚礼寿堂，庙会道场之类喜庆热闹的场面。所以自香港起，所有的中国餐馆都是大红大紫，画龙描凤，财神寿星，花灯红烛，飞扬浮躁而又俗不可耐。这些远离故土的人把他的店房打扮成这样，完全可以理解。虽然给当地洋人造成个误解，以为中国人的艺术趣味就是这个德行，总还是动机善良，其情可悯吧，奇怪的是近年来，改革开放之后，国内一些老字号饭馆，为了招徕外国观光客，把原来地道中国装修竞相改成这种唐人街式样了，这倒好，在文化上也来了个出口转内销，我有时真想为这被误解了的中国文化一哭。
  在纽约我正赶上纽约的华人到日本领事馆前示威游行，要求日本赔偿二次大战时对中国劳工欠下的债务。声势很大，许多美国人也自动参加表示支持。在联合国那天，吃饭时碰到个熟人，他知道二次大战时我曾被日本弄去作过劳工，一见到我，就拉住我谈此事，要我们国内的战争受害者也参加这个行动，共同向日本索赔，听后我说，我很为他们的爱国热情感动，从感情上说，日本不仅欠我的体力劳动的报酬，而且更欠我精神摧残的债务。但我是国家公务员，一切要和国家保持一致，从大局出发，听从组织决定，我们政府既声明过放弃日本战争赔款，在没公布新的政策前，不能自作主张，我只能把这个信息传达给国内的有关人士，研究后再作答复。他听了后表示理解，但对我的态度也不无遗憾，为此我也只能表示遗憾。这件事谈完，马上又接到了一位朋友通知，说于梨华夫妇来了，纽约的几个文化界朋友，有个小集会，唐德刚、夏志清几位教授和几个我认识的作家都参加，约我也去一聚。我当然欣然前往，在那里就又认识了位研究科学的华人专家，一见如故，他就又约我第二天参加由他做东的一个小集会，地点选在距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月宫楼。除我之外他还请了一对美国夫妻，因为这对美国夫妻在中国住过，对中国很有感情。我们在一块谈得很投机，当晚就又弄到很晚，半夜回到小金家，梨华来了电话，她说：“你躲到哪里去了，纽约领事馆打电话来找我要人呢，你赶快给领事馆打电话去。”我又打电话去领事馆，对方告诉我领事找我有急事，要我明天一早到领事馆去面谈。
  领事馆设在纽约最西端，距有名的红灯区42街不远。这倒是很好找。我去得早，到那里时人家还没上班。但领事先生已经在等我了。他告诉我，从国内给我打来一封电报，请他转交给我。我接过电报马上看了一遍，原来是责成我在此打听件事，有位从中国出去的持不同政见者，在美国办了份政治刊物，他办他的就是了，这本不值得注意。费解的是中国作协有位职位很高的人物，不仅在上边发表了两篇文章，并且宣布担任该刊的顾问。此人也是我的朋友，目前正在美国讲学，作协方面想请我就近去看看他，问一下此事的内情，弄清楚这是否意味着他在政治观点上有什么变化，领事等我看完，就问我打算怎么去办？是否要他给予什么帮助？我说我已买了去西部的机票，明日就要去洛杉矶，此人正在东部巡回讲学，我怕是没有可能见到他了，惟一的办法是我到西部后先弄清他的地点，然后通个电话，我请领事替我回个电报给作家协会。谢了领事先生的一片热情，就信步到街上去闲逛。这天是星期天，一大早42街就沿街摆满了地摊，作小买卖的有美国人，有阿拉伯人，也有中国人，我见到两位同胞摆摊卖他们自己的画。看样是正式在美术学院学过的。画了些美国风光和中国风光画，标价都不算高，并没看见有人买。据说现在在美国的中国画家生意最好，价钱最高的是画首都机场壁画的那位。当初他的《泼水节》在首都机场刚露面时，因为有女人半裸的画面，有人怕毒害了我们的人民，说什么也不许这画与群众见面，用苫布很遮盖了一阵子，到底这画可不可以存在是很热烈争论了一阵子的。现在好了，画家已到了美国，既挣美国人的钱，又可以用画毒害他的统治阶级，劳动人民觉悟高，是不会受到影响的——实在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这一天我充分享受个人自由，逛了临时形成的跳蚤市场，看了一群印度人穿着民族服装在街边演奏。在朝鲜人开的商店买了点送给孩子的礼物。然后到中国餐厅饮了顿广东午茶，下午就回到小金家休息。小金有任务出差了，我和侨报朋友联系好。第二天一早，一个朋友开车把我送到新泽西州机场，我一个人又开始了横跨美国东西部的旅行。在洛杉矶终于打听到那位作家朋友的地址，但因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朋友们帮我安排的日程很满，而且还要和一些老友叙旧，便没来得及和他联系。后来到了三藩市，住在天津老乡赵伯溪家，才打了个电话找到这位作家朋友，问了他在那份杂志上作顾问的事。他听后说他还不知道出版了那本刊物，他要找到那本刊物看了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过我来电话也很好，他也正有事托我回去传达，他说，再有几个月他也要回国了，希望在他回国前能再分他一套房子……
  在三藩市朋友家住了几天，这朋友是个戏迷，他太太是位很不错的程派票友，这几天就把附近几个爱好京剧的朋友全请了来，在他家办起一个票房。有位朋友原是位美军飞行员，中国话只能说上海话，他却迷上了裘派花脸，学习很认真。但腔调实在说不上悦耳，唱完后我问他，为什么爱上了京剧？他说中国人么，总得有点中国生活情趣，他在美国生活了多年，已不可能再回中国生活，只有到这样的中国文化氛围中，才能宣泄点怀乡之情，不管唱得好坏，一唱这个调调，就记起自己还是中国人了。
  索尔兹伯里去德州
  前年秋天，在闲谈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对我说：“写完长征后，中国的改革又吸引了我，我要再写一本《新长征》，你对我这个计划有什么建议没有？”
  我说：“希望你除去看先进典型，最好看一下最最普通的中国农村一代表多数农民生活水平的农村。中国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生活在农村里。”
  他说：“你有没有更具体的建议？比如看哪里的农村？”
  我说：“比如山东，是我的家乡，几个世纪以来生产水平都没多少提高。只是近几年才有了变化，或者说才开始变化。”
  “你能为我作向导吗？如果我去山东。”
  我说：“我一定陪你去。”
  就这么谈定了。他把这个计划告诉了接待他的单位，那单位也很支持。去年春天我残：四川见到他，他就又问我：“可以决定过些天和我去山东吗？”
  我说：“可以。”
  5月初，由接待单位转来的一个电话，说他正在南方采访，打算几天后去山东；但我若不能去他就不去。我立即答应去山东与他会合。接待单位也很高兴我能配合他们的工作。不料中间出了岔头：山东有个单位的干部，传下令来，叫邓友梅自己去山东省某单位汇报陪同计划。并且说明邓友梅在山东的交通和住处等，一切由他自己解决。还说：“他要去德州、平原不行，那里不开放。我们招待外宾，谁都来插一手还行吗？”
  中国作家协会与索尔兹伯里有工作交往，我个人对索也很尊敬。帮助这么一位对中国友好的作家完成写作计划，是我应尽的义务。我放弃自己手头工作去陪他，是个人做了牺牲的，并非认为和洋人拉拉关系就可以光宗耀祖，插一手分点好处。既如此，我只好通知出版总署转告索尔兹伯里：我没工夫去山东了，请替我表示歉意。
  我以为此事就此结束了。可是过了些天，山东直接来了电话，问我：“你什么时候到山东与索尔兹伯里会面？”我说：“我已经决定不去了。”对方说：“我姓徐，刚刚接办这件事。以前的事我实在不知道。如果有什么地方不合适，我表示道歉，希望你还是来……”
  这位同志很诚恳也很友好。我只好再次改变计划，动身去德州，等候索尔兹伯里。并没打听对我宣布不开放的地区，怎么对他又开放了。
  5月17日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穿了条旧牛仔裤，长袖衫，胸口上戴着心脏起搏器，白发白胡须上落了一层黄土，精神抖擞地来到德州。我想，如果没有徐同志这个电话，我会失约。但是对这位年逾80，走完了长征旧路两万五千里后，又热心关注中国新长征的好朋友失约，将使我自疚一辈子。为此我感谢徐同志。
  索尔兹伯里一见面就拥抱我说：“好极了，我知道你会来！”并没说由于他的坚持我才能来到。
  这晚上德州地区负责人准备了简单的地方风味的饭菜：香椿芽、高桩馒头。他吃得津津有味，谈得也很有兴致，他在饭桌上谈话也向来要记笔记。他问：“你们这里计划生育搞得怎么样？真实行了一对夫妻一个孩子吗？”地委书记马中才说：“没达到。现在在农村只能做到第一个生下后，几年之内不要生第二个，最多不准超过两个。城市里，干部、知识分子大多数做到了一对夫妻只生一个。”索尔兹伯里说：“是的，我在农村看到常有人身边带着三两个孩子。那么入学率呢？有多少孩子能坚持学完全部小学课程？”马中才说：“各个区县情况不一样。但山东这地方有重视文化教育的习惯，特别是近两年富裕些了，大多数农民坚持叫孩子入学，平均95％可以坚持学完小学和初中。这几年本地考上大学的学生，在全省各地区中比例是较高的。”他还说了些具体数字。饭后索尔兹伯里对我说，这地方讲话比较老实。不久前他去过南方一个地方，那地方有位负责人说，他们那里完成计划生育的百分之百，入学率百分之百，坚持学完小学中学的也是百分之百。索尔兹伯里听了就不再往下问。他告诉我：“他们讲的可比***先生讲的乐观多了！”
  我和索尔兹伯里住隔壁。当晚听到他的打字机又响到深夜。我和他有过几次较长时间相处，很知道他的习惯：采访一天不管多累，当夜一定把笔记下的材料整理完，打印清楚。我很想提请他注意身体，但这话不能说，因为美国人不愿你总叫他注意自己的年龄和健康。另外我对自己的观点是否正确也没把握。按一部分中国人的看法，他该算功成名就，生活无虑了。到了这把年纪，大可以养养花遛遛鸟，讲究点养生之道，安度晚年。他却带着心脏起搏器满世界奔波，每天工作不下十几个小时。他没说过自己要为什么主义奋斗终身，也没提倡过“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他却把物质享受实在看得很淡，自奉简约，至今手中提的还是二次大战中在列宁格勒(彼得格勒)用的那台旧式打字机。而把全部热情投在为社会付出上，对他来说，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工作是最大乐趣。
  第二天，5月18日，我们就去平原县。
  我在车上给他作了简单的介绍。平原县的名称来自战国时期“惠文王封弟胜为平原君”，已有2000多年历史，是典型的黄河下游农业区，这里又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三国时刘备在这儿当过县长，因为地方太窄，战事不已，半途从下水道逃走了。唐朝安史之乱，这里是前沿阵地，颜真卿就当了平原郡守。到了明朝，燕王扫北时，此地被杀得血流成河，十室九空，最后只好从山西往这里移民。我的祖先就是那时从山西移来的。军阀混战时，又成了直皖奉各系拉锯战的战场。而抗日战争一开始，日本军队就沿津浦线南下占了这地方。八路军随之开来展开游击战，这里又演出多少英勇悲壮的故事。这地方人虽然拼搏挣扎了几千年，吃饱肚子则是最近几年才实现的梦想。不过也就是得到了温饱，不要说和美国比，就是和广东、烟台等等地方比，生活水平也相差很远。你和农民交谈一下，会知道他们想些什么。一切你自己直接去看，去问，我不再多嘴。
  9点多钟我们到了马腰务村。
  这一天马腰务逢集。集上人山人海，尘土蔽天。赶集的人穿得大部分很整齐，面色健康喜悦。集上商品很多，许多大城市过时的服装、日用品，在这儿正时兴，所以陈列得琳琅满目。也有几个时髦青年穿牛仔裤，骑摩托车。蓝牛仔裤里还露出粉红色棉毛裤来，摩托车上驮着鲜鱼活鸡和香椿芽、嫩韭菜。女孩子还有挎着篮子穿高跟鞋的。因为街上人太多，我们只好把车停在村政府，步行去村里。我领他走到村北头，告诉他日本军队就曾在这里一次枪杀了三四十名抓来修据点的民夫。这个地方原有的居民全被赶走，安下了据点，住了一排日军和十多种不同的伪军和伪政权机关。我当时作为八路军的交通员给被俘的两个伤员传信，看到伪军用烧红的木柴烫普通老百姓，用子弹打断他们的肋条，就为了逼他们承认家中藏有枪支，叫他们家人卖房卖地来赎人。
  他们尽管凶残，但又胆小，天一黑便拉起吊桥，锁上围子门，龟缩在堡垒里不出来。所以夜里的村庄又是八路军的天下了。我们收集敌军情报，作抗日宣传，向据点里的敌人喊话，甚至把传单投进围子里去。
  许多赶集的围上来看我们。索尔兹伯里问：“这里是否很少见到外国人？”
  我说：“有史以来大概见过两次：一次是日本军队，一次就是你。不过日本人在这里决没见过这么多笑脸，更没人向他们招手。”
  他听了大笑，冲乡亲们招手，拍了许多照片。
  我说，我们在这里和日本军队战斗时，你正在列宁格勒和希特勒战斗，咱们早就是战友了。他说：“我只是用笔，这里的老百姓可是用枪啊！值得尊敬的人民！”
  我们回到村政府休息，请来几个村干部和农民说话。来的人多半很年轻，也有一两位老人。他们说话很朴实、坦率，给索尔兹伯里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索尔兹伯里问：“现在你们一年人均收入有多少？”
  年轻的干部说：“600多元。平均一户还喂着三口猪、两头大牲畜。”
  索又问：“10年以前呢？”
  那位老头迟疑了一下，不好意思地说：“那时候一天的工值是九分钱，嘿嘿。”
  索说：“那时候口粮能分多少？”
  几个人抢着说：“平均每人每年不足300斤，”“最少的时候120斤，一个月吃10斤粮食。”
  索睁大眼问：“10斤？”
  翻译说：“就是5公斤。”
  索尔兹伯里把头狠摇了摇，满脸同情地望着我说：“5公斤那不会饿死人吧？”
  人们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过，不止一口；草根、树叶全吃。”
  一个新村干部说：“10年前粮食亩产才100斤左右，棉花才30斤！”
  索问：“现在呢？”
  村干部说：“现在粮食单产1300斤，棉花500斤。”
  索说：“简直不可思议；不还是这些地吗？”
  农民们说：“地还是那些地，人也还是那些人，可政策不是那个政策了。吃大锅饭没人干活。现在家庭承包了，连黑带夜地干，也舍得上肥了！”
  索问他们教育情况。他们说村里有一所小学、一所中学，还建了个幼儿园，最值得骄傲的是他们有个卫生所、5名医务人员。适龄儿童百分之百人了学，巩固率80％，因为再要高产，不懂科技不行了，所以叫孩子上学。
  在这里谈了一阵后，就到邓庄去。
  邓庄距马腰务八里地，是我的故乡。我就是在这儿参加八路军的。40多年来我只回去过两次，加在一起总共不超过几十小时。如今我已不认识几个人，而村子的面貌也大变了。以前只一户地主家有瓦房，那也只是房顶挂瓦，墙仍是土坯的。如今满街是砖瓦新房，连我自己家在何处也找不出来了。我们就到我的族兄有平家去，他在公安局工作多年，早已退休，新盖了五大间瓦房，正好接待客人。事先县里打电话告诉过他，他就炒了点花生，弄了点栗、柿饼之类等我。村里人知道我来，一些近支的叔叔伯伯、婶子大娘全来等我。一看来的这个洋人，他们又发憷了，一时不知怎么好。我就出主意，本家的人和女眷全上东屋去，我和他们谈家常。把索尔兹伯里放在西屋，男人们去陪他闲扯。这个主意一说，立即得到了“中外人士”的一致赞同。但索尔兹伯里和村人谈了些什么我就无从知道了。谈了四五十分钟，索尔兹伯里找到东屋来了，我就把我的叔叔、婶婶、堂弟、侄女一大家人介绍给他。他为我们团聚祝贺，说我堂弟长得比我漂亮得多，便提出要上我家去看看。没想到这回却不那么顺利了。我家的房子是全村最破的，我那堂弟十分爱面子，说什么也不同意叫他看。我只好领他上巷子里看看，我说：“这里的房子样式全差不多，你把他们想象得破旧一点就是我的家了！”他跟我走了几条巷，对我们那里的猪圈尤其感兴趣。看到耕牛和毛驴全拴在街边也觉得有趣，只是没看到我家有些遗憾。其实我也很遗憾，只因为时间有限，我又不耐烦去说服家人，我没坚持去，很有点对不住他。
  中午按计划要到城里去吃饭，我们就只好告别。这时来送行的人已站满了村头，索尔兹伯里向大家招手，笑着上了车。在车上我问他：“你和他们谈得好吗？印象怎样？”
  他说：“谈得很多，我的印象是这地方几千年间生产水平几乎没有变化。而且看起来10年前的生产水平比30年前还低，有时甚至赶不上解放前。而这10年之间你们又超过了几千年的进程，一切变化都是在近10年发生的！你们说的三中全会以后才发生的！”
  他吸了一口长气，又说：“再一个印象是，你们这里的人是真心拥护***的，由衷地拥护改革，很怕再走回头路！喂，不要小看这一点，我也到过中国别处的农村，并不都是这样啊！有人也说拥护，我看得出来是勉强的！”
  他冲我挤挤小眼，然后笑起来。
  过了一会儿，他问我：“有件事我总想不明白，毛**先生在领导革命、夺取政权时姐无疑是个天才，是极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怎么建国以后……”
  我说我也不明白。依我听到的和个人揣测，大概有两个可能性不能排除。一是中国连年战争，武装斗争的经验易于学会。而建设呢，缺少现成经验可学。建国初期一边倒学苏联，其实苏联自己有些事就并没弄好；第二个可能是毛先生虽然伟大，也会有不能免俗之处。唯我独尊后就再也听不进不同意见，自己又很少到国外和到生活底层去了解情况，一切靠听汇报，有的人就会专门按他的口味去编造汇报材料。汇报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证明毛的判断件件准确，毛的决定个个正确，句句是真理。当然，中国经济发展停滞还有别的原因，但这两条可能的因素是不能排除的。
  他说：“是的，会有更多的原因。这两条大概也不能排除。”
  我们匆匆在县城吃了中饭，又动身去看几个乡镇企业。这些大部分是简陋的小型工厂，如把棉絮为原料的纤维板厂、服装加工厂。只有一个以麦秆作原料的造纸厂是规模较大、近代化设备的。可以说这些都还是现代工业的雏形，但这一切在这块土地上却是“第一次”，是这片古老的农业地区进入商品经济的里程碑。索尔兹伯里看得饶有兴趣。我们又去看了两个专业户和一个敬老院。两个专业户，一个养鸡，一个喂貂，养鸡的这一位在日本侵华时期作过日军翻译，建国后以汉奸罪判了20年徒刑。在劳改期间他学会了养鸡。刑满之后，又在当地劳动一些年。1981年回乡时，借住在队里的牲口棚中。改革开放之后，他发挥一技之长，向政府贷款办了个雏鸡场，几年下来成了年收入万元的富户。此人怀着悔罪心情，发财后做了些好事，被家乡人选上了县****。索尔兹伯里和他谈了几句，看了看他的鸡场就走了。上车后他对我说：“对于背叛祖国、替敌人服务的人我无法消除厌恶感。但是，这个人的事很有说服力，证明你们的经济改革政策为每个人创造了竞争的机会。对这一点我很感兴趣。”
  在路上偶然谈起来，平原是义和团的发祥地，他的兴致又来了，问我能不能讲点义和团的事。我说我一知半解，我可以介绍一个朋友给你讲，此人收集义和团的资料十分丰富。晚饭时，我就请来了平原县志的编辑焦力军同志，他刚刚写完两本关于义和团的小说，满肚子资料。刚谈了一点索尔兹伯里就入了迷，一个劲地提问记录，结果这顿晚饭吃了很久也吃不完。我看远没有结束之意，就建议他们饭后到卧室去谈，这样才勉强吃完了饭。我悄悄嘱咐焦力军，别谈得太久，老头跑了一天了，要给他休息时间。就这样，也还是谈到了将近午夜。焦力军走后索尔兹伯里对我说：“真遗憾，焦先生有事情走了，我还有许多事要了解。”我只好如实告诉他，焦先生是我叫他告辞的。我不能同意你们无休止地谈下去。他摊开两手作个无可奈何的样子，拍拍我的肩，哈哈大笑。
  19日早晨，我们回到德州。在下边已作了直接调查，他认为再有点概括性的了解更充实，这天上午就请地委书记马中才作介绍。马中才是位研究生出身的工厂管理干部，当过几年钢铁企业经理，到德州两年颇有政绩，他很会说话，开头讲了几个数字就把我们震了一下。他说德州地区自1958年-1978年的20年间，净吃国家返销粮吃了35亿多斤；全地区人均分配不超过47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0年间，农村人均收入达到502元，年年有超额糖粮给国家，全区国民生产总值比10年前增长4．2倍。原来这地方工业产值的增长速度在山东省是第14位，今年跃居第一位了。棉花总产占全国首位。但是在全国来说，我们还是欠发达地区。在全省，我们也只能算中等水平，比起烟台等沿海地区相差很远，我们增长速度快是起点低的快，人家比我们慢，可是在高水平上的慢，我们有许多短处，最大短处是人才不足，专业知识人才尤缺。
  他这样一个开头，自然吸引人们听下去。恰好这时有人来找我，我便失去旁听的机会。后来我问索尔兹伯里这次谈得怎么样？他说谈了许多数字。他是最不喜欢数字的，可这些数字却非听不可。
  他晚上回北京。下午我们可以松弛一会儿，他又要求去看古运河和苏鲁五墓。我们在雨中游览了大运河。他说他在中国作了多次采访，这次采访是他最难忘的几次之一。我问他：“什么地方难忘？”他说是看到了真正中国农村生活。中国有许多被采访的人，谈的是实话，但都是公用的观点和语言，没有个性，没有感情；这次碰到许多人都是讲他个人自己的话，就太宝贵了，我这样才能知道你们改革政策多么有群众基础。真的，这地方的人是真心拥护***和共产党的改革政策的。
  我比他晚回北京几天，回来后他已走了，给我留下一封信，再次感谢我陪他作这次旅行，并且约我秋天去美国时到他家小住，他说他那个小镇很有趣，也叫“索尔兹伯里”，不过与他没关系，完全是偶然的。
  到老索家做客
  去年春天，我陪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访问我的家乡山东平原。分手时他约我再到美国时，也去看看他的家乡。
  秋天我到了美国。
  我和他商定10月15日去他家乡——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小镇。这镇与他同名，也叫索尔兹伯里。我不懂英语，为此请了张洁的女儿唐棣陪我，她在康州附近一个学院学习，英语呱呱叫，还趁一部小车。索这时正在外地讲演，也在15日赶回。我们可以在机场会合，然后乘唐棣的车去索镇。
  15日这天，诗人郑愁予夫妻从耶鲁开车送我到机场，唐棣由她自己学校出发也去机场。我们在那里接到了索尔兹伯里。索这天穿得极整齐，还系了领带，似乎从讲台上下来就直接地上了飞机，他高兴地伸开两只特别细长的胳膊，拥抱了我们每个人然后下令出发。他乘唐棣的车前边开道，我和愁予夫妻的车后跟。
  正是金风送爽，秋叶着丹的季节。树林沿着新英格兰的山峦从北往南红了过来。车在树海中漂荡，前后左右俱是深深浅浅的红色，褐色，金色，绿色。成片成团，像抽象派油画巨幅，绚丽多姿，令人目不暇接。我曾看过北京西山和奈良、京都的红叶，都没有这般连绵几百里铺天盖地、大块文章的气势。可远观，可近赏，可掠影，可流连。美国的红叶实在比中国片儿大。车于经过一两个市镇，三两块农田，沿盘山道上到半山，就看见湖了。湖好大，有杭州西湖那么大，湖中有游艇，小岛上还有灯塔、可是没有游人。车子向右一拐进了山口，在一个岔路前停了下来。索带头下了车，我们也跟着下车。只见左右全是小道，左边山道入口处，拦腰一条铁链，挂在道口左右两棵树之间，铁链下吊着个小小木牌，写的是“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索尔兹伯里伸手摘下铁链说：“请，从现在起进了我的私人领地了。”
  大家站在那松散了一下筋骨，上车继续前进，走上索的私人公路。这条小路没有铺柏油，落叶遍地。左边是渐渐低下去的山谷，右边是密密的小林。走了一程，就看见坐落在山谷之间一小块平地上的白色住宅了。
  听到车声，索的夫人夏洛特开门迎了出来。
  夏洛特女士是颇有名气的作家。她陪着丈夫到中国沿着红军长征路线走了一趟。索写的《长征》还没出版，她写的《跟随索尔兹伯里长征》却已脱稿了，写得很有趣。
  她系着围裙，穿着长靴，正在菜地劳动，招呼我们喝了点饮料，她说声道歉，又去忙她的，索就领我们参观他的住宅。
  这是个二层楼。按美国标准，既不时髦也不广阔，家具都是二次大战、甚至一次大战时产品，厨房里电灶旁仍然立着一个烧木柴的炉子。说是冬天下了大雪，这里常常断电，这炉子不可或缺。这屋里没有多余的装饰品，只在壁上镜框中挂了几幅画，看来更像植物标本，问了一下原来是主人父亲的遗作。他是个中学教员业余画家。
  我们从落地窗式的玻璃门走出后，便到了房后草坪。索的房屋不设围墙和栅栏。不远处有个游泳池，池后菜地、菜地后是果园，果园往上就是大小几个长满树木的山峰。索用手向四面画了个圈说，目光所及，包括这山，这林，全是他的私人领地。山不太高，却深幽，树木葳蕤而芜乱，他家果园和菜地伺弄得似乎不怎么样。果树结实稀稀落落，个头也小；菜叶上不少虫眼。我敢打赌，送到美国任何一个菜市场都不会有人买它。索却满脸得意地说：“你看，今晚上叫你们尝鲜，我们吃自己种的菜。”
  我表示感谢。但忍不住说了一句：“我想它们会好吃，不过看起来样子可不太漂亮。”
  他拍了我一巴掌，哈哈笑着说：“今年遭灾了，生了虫。可我反对使用化肥和除虫药物，它们就成了这个样子。虽然不好看，可保证没有污染呀！”
  和索的住宅相比它的书房和图书馆却很大。这里原是小农庄主的庄园。他买来之后，把车库改成了书房，把仓房改作了图书馆。这两处原就比住房大，就保持了原来格局。
  在他的住宅里，有两样东西很有趣，一个是个铁丝编的捕兽器，一个是挂在窗前的用几百个空易拉罐做成的风铃。
  捕兽器放在书房与住宅之间的走廊上。很像我们乡下提鸟的笼子，我问它的用途，索说是为臭鼬预备的。这片水中有一种小动物，像鼬鼠，但会放出黄鼠狼似的臭气，它们常趁索氏夫妇不在家时钻进屋子来，把食品弄得一塌糊涂然后放一屋臭气才走。索尔兹伯里只好找人做了这个东西。里边放上食物，鼬鼠一钻进去就出不来了。
  我问捉住它们以后怎么办？卖掉？杀掉。
  索摇头说，不不不。我只是遣送出界。这小动物有午睡的习惯。他们钻不出来就会睡去。等它睡着，悄悄把笼子搬上汽车，送到20里外的山中，打开笼盖，等他们睡醒就会爬出来跑掉。为什么非要等它睡着才运走？索说我不愿它们被惊动，那会影响它们健康。我说既如此，你何不在房屋四周加一圈篱笆呢？他说这山上有一群鹿，是他的朋友，这些鹿常常要到他的果园来吃苹果或上菜地吃菜，装上篱笆岂不连鹿也挡在外边了？
  从这儿又说到那一串串易拉罐。它们挂在窗口，风一吹摇摇晃晃，叮当作响，我原以为只是作为装饰品，可索说那是他用来保护鸟的。这山上鸟很多。他家的窗户既大又亮，像镜子一样反映出蓝天白云绿树红花，鸟儿们傻乎乎地认为真有另一片山林在那里，照直飞来，常被撞得蒙头转向，鼻青脸肿，挂上这个，它们就不会再误会。
  夏洛特请我们去吃饭。吃的果然是他家园中生产的西红柿、黄瓜和苹果。再加上用半成品做的三明治和豌豆汤，是用买来的半成品加工的。
  从这天起，我在索家吃了三天饭，领略了美国人在吃饭上这种朴实简单、讲究实效的风格。中午是三明治、生菜、咖啡；早晨是麸子粥、面包、果酱、黄油；晚餐和中午差不多，为了客人有时加做一个热汤和一道冰激凌。三餐皆以大量生菜为辅。按中国人的习惯，既不丰富也不算好吃。可索氏夫妻年过七十八十，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未必不是这种吃法的好处。好处归好处，相比之下，我们中国人竟在吃上的投资与精力，实在比美国人大方得多。
  晚饭时谈的话题却总是有趣的，正是美国大选时期，这晚饭桌上整个话题全是总统的竞选，两个华裔美国人和两个英格兰裔美国人为谁能当选和当选丁会怎样而讨论不休，唐棣不时替我翻译。我听了翻译也不得要领，因为他们两家似乎对两个总统候选人全都不满，而尤其不满的是布什的副总统候选人，索尔兹伯里对他简直嗤之以鼻。
  索尔兹伯里谈得正热闹时，忽然转脸问我：“你希望哪个人当选？”
  索尔兹伯里太激动了。他忘了我是中国作家，是个外事干部。我们这种人受过“教育”，在对外交往中要严守种种界线。不当面议论人家的国家领导人是其中一条，如今布什与杜卡基斯两人虽然都还不是美国的国家领导人，但是却可能几天之后成为国家领导人。我怎么回答呢？我只能说：“这是美国人的事，作为中国人，不大了解情况，不好多嘴。不过，布什先生在中国有很好的声誉……”索尔兹伯里听完大笑。他说这两个候选人谁当了总统也不会把美国治理好，因为一个是吹牛大王一个是白痴！
  我竭力不动声色，既不笑也不打听谁是吹牛大王谁是白痴，索尔兹伯里不管我的反应，咬了口黄瓜又说：“美国名义上说是平等选举，实际上许多文化水平低的人并不会使用这项权利，要真正平等必须从提高国民教育人手，培养出足够的有文化水平的公民来，美国贫富太悬殊，富人操纵选举，选出的总统就专为富人谋利益。里根不就是这样么，他宁可减少公共福利也不肯增加对富人的税收，布什和他是一个鼻孔出气的！”
  吃过晚饭，愁予夫妻回了耶鲁。
  第二天上午，索开车领我和唐棣到镇口去。
  索家到镇口有四五公里。这中间有一处垃圾处理站，是索头一个必去之处。索一人住在山中，没人来收垃圾。他只好把一切废物小心地装进塑料袋中，隔两天去倒一次。
  镇子边上有个邮局，这又是索第二个必去之处。这地方有邮局没有邮差，只有一位老太太兼任局长、职员、内勤、外勤、会计、保卫、人事、行政一切事务。索必须每天去一次邮局才知道有没有他的邮件。有就把它取来。这个邮局设在一幢小小的平房中。小房子门口竖了个大旗杆，上边升着美国星条旗，表示这是国家机构。这个国家机构似乎只有一间办公室，老太太用柜台把它分成两半，她自己占用里边一半，顾客们用外边一半。好在顾客多年也只有一两个人，像我们这样三人一伙同时来是很少见的，老太太的柜台上不放邮票邮箴，而摆满了玩具。从娃娃到变形金刚，花样繁多，没一样和邮政有关系。
  我问索：“她代卖玩具吗？”
  索说：“不，这是给顾客带来的孩子们预备的。这镇上的人都互相认识，大人们来寄取邮件总要顺便聊聊天儿，孩子常常不耐烦。有玩具给他们玩，大人就可以多呆一会儿。”
  老太太听说我们是中国人，十分高兴，送我一张邮票作纪念。她说她曾参加旅游团去过中国，印象很深，希望有机会再去一次。从邮局出来，我们才进入镇内大街。这可以看做新英格兰的典型小市镇。安静，平静，干净。很少砖石结构的房屋，多半是二层木屋，漆成白色。阳台上吊着花盆，住宅周围有花圃和绿地。最高的建筑是个小教堂，大概从殖民时代它就立在那儿，至今没多大变化。最威严的两栋三层楼房，一个是市政厅一个是法院。这里有法院，但没有监狱，因为犯罪的事件很少，即使有也多半是偷猎野生动物之类，罚些款了事。不过前几年却发生个大案——几个喝醉酒的人一高兴，放火把市政厅烧了。弄得法院手忙脚乱把罪犯送外市的监狱代管。街上很少行人，尤其见不到非白种居民，连黑人也没有。这里多是殖民时期从英格兰来的移民后裔，仍然保持着欧洲人的习尚和性情。严谨、文雅，或许还有点古板。车辆也很少，所以只有一个女警察管理交通。她大多时间是在岗位附近闲踱，借以克服瞌睡。索领我们走到一个小楼前，说这里是他一个亲戚的办公处，请我们进去歇歇腿。进门之后，走遍楼上楼下，房门虽开着，却没碰见一个人，只有一只猫懒洋洋地躺在椅上睡觉。它睁眼看看我们，又把眼闭上了。我们只好再到街上去闲逛。
  这正是万灵节前夕，市场上堆了山一样的南瓜，专门供人买去作鬼头用。万灵节是鬼节。按理说鬼魂应当在这晚上出来捣乱。近年来鬼的世界也忙了起来，没空找人的麻烦了。人们有些寂寞，便用种种材料做成假鬼来自己吓唬自己，最常用的办法便是拿南瓜雕出眼和嘴当鬼头给它穿上人的衣服，这一来便大大促进美国的南瓜种植业。
  穿人鬼头阵，进入一家百货公司。公司职员都认识索尔兹伯里。索把我们作了介绍，就领我们参观。百货公司不大，货品很多，最奇特的货品仍是南瓜。大堆大堆南瓜进了百货公司玻璃橱，我觉着有点滑稽。店员见我伫观，就拿出一个给我看。他说：“这是你们中国人想出来的鬼点子。”接过一看，原来是塑料的，颜色形状皆可乱真。我不禁大笑，想看看是哪个厂想出来的好主意，回去后写封信表示敬意，仔细一看，只见写着“台湾制造”。
  美国人的动作确实快。来的时候路上还一切正常，回去时沿途已有些鬼气了。人们把穿了西装、连衣裙、甚至披着毯子的长着南瓜脑袋的鬼先生们安置在林边或道旁较隐蔽处，或站或坐。汽车拐个弯突然发现它，着实有趣。还有一位先生别出心裁，弄了南瓜形氢气球当脑袋，挂一件纸剪的长袍。将绳头拴在树根上，风一吹它就不停在树下摇头晃脑，煞是有趣。
  下午。我们去登他家的山，山上林子很密，毫无修剪、整理过的痕迹。似乎那是些天然林子，也没什么道路可行。我们只是随着老索在林子里乱钻。
  山顶上有一间窝棚，是索雨中上山时休息用的，山的一面是湖，看过去水光波影，开阔明净；这一面是他住的谷地，林茂林深。我用望远镜四下打量，忽然发现距他住宅不远处有几个人开着挖土机在干活。我问索：“那里干什么？”
  他说：“我请了种植公司的人来，帮我种树！”我好奇怪，问他这满山上万棵的树都快挤得容不下人了，怎么还种树？
  他说那个地方有一根水泥电线杆，是给他家供电用的，折又折不得，可一看见这种现代化的东西他就堵得慌。所以请种植公司的人来，种八棵树把那电杆和电线、变压器全遮掩住。
  我们各自换个合适的地方休息。唐棣看着四周不断地叹息说：“真美！真美！”
  第三天唐棣走了，我和索尔兹伯里夫妻像哑巴一样靠打手势吃了顿中饭。下午我就一个人在他的住区内闲走。发现只花一个下午是走不完这块私人地界的，闲逛中我碰到了那群鹿。索为了我最后一顿晚餐不太寂寞，找到了当地一位炎黄子孙在中学教书的x先生来作陪。
  饭后喝咖啡时，电视台正播放总统竞选的新闻，他们三个美国人一边看一边议论，我听索尔兹伯里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表情越来越不痛快，相信布什先生八成要当选了。
  南洋归来话南洋
  “无事忙杂记”是没事找事的闲聊。近来“闲中偷忙”下南洋，由南到北穿过马来半岛，就停笔半年。在此应向编辑和读者道歉。这次去南洋跟天津也有点关系。一是小时候在天津学会唱两首歌，“漂洋过海卖哟杂货，漂亮的姑娘啊，风波浪时危险多……”“我想到南洋群岛椰树林中走一遭，我想到菲律宾去找那亲人小娇娇……”使我产生对南洋群岛的向往；二是蒋子龙兄去了南洋和缅甸后，回来对我说了他的见闻，更增加了我要亲眼一见的冲动。
  去南洋颇有收获。一路上各国都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抗战胜利50周年，这才知道二战中中华儿女不仅在老家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搏斗，在南洋群岛，在东南亚的抗日战争中，华人也立下了不朽功勋。新加坡、马来西亚报纸上介绍的抗日英雄，其姓氏大多在“百家姓”内。抗日展览会上展出的抗日宣传品，不用翻译全看得懂，因为大部分都是中文。抗日战争为这些国家争取独立打下了基础，因此那里开国功臣中，华人占重要地位。以马六甲为例，马来西亚人把马六甲看做其国家的发源地。最先在这里建立殖民统治的是葡萄牙人，随后荷兰人打败葡萄牙人取而代之，从此统治马六甲三四百年。在那里建立最早也最漂亮的街就称作“荷兰街”。二次大战殖民统治的军队投降了日本军，当地华火却勇敢地担负抗日救亡的重任。抗战胜利后，又和当地各族人民一起为争取独立而斗争，如今这条街就以华人领导者陈祯禄的名字命名。而被该国人民亲切地改称“中华街”了。在马六甲郑和遗址“三宝井”旁，竖着一块抗日战争纪念碑，碑文全部是汉字！
  这次远游印象最深的就是马六甲的那条“中华街”！若要用一句话来形容它，就是“比中国还中国”！整条街的房屋都是纯中国古代民居建筑的样式，瓦顶砖墙，圆柱木窗，前出廊后出厦。本来门旁挂对联，门上刻文字，是“中国发明”。可若非过年，你能找到整个一条街，家家对联，户户刻字的吗？这里整条街每家大门口都有木制楹联，大门上刻着“河图，洛书”之类的大字，字体浑厚，绝对比眼下京津一带店铺的牌匾写得像样。
  这街上的人保留的中华风俗，很可能比现今中国本土保留的更多更纯。比如说过年过节，孩子们必定要跪在地上给大人磕头，清明节，七月七，祖先祭日都要摆设三牲祭祀。结婚礼服男人是长袍，女人戴凤冠，向长辈行三拜九叩之礼。早些年新娘还必须在锣鼓喧天声中用花轿抬进门。
  更令人惊奇的是，这街上的人却并不被认为是马来西亚华族人口中的一部分。他们单独有个名称；叫做“峇峇娘惹”。“娘惹餐馆”遍布马来西亚，绝不与中餐馆混淆。因为这街上的妇女虽是用中国式花轿抬进门的，说的却是地道语，平时也是马来人装束。但他们也不被视作马来人！出于好奇，我稍做了点调查，原来这街上的人是到达马来半岛最早的华人，他们的祖先从明代就在这里落了户，有的干脆就是跟着三宝太监来到此地留下未归的。那时华马两族还没有太严格的宗教隔阂，华人与当地马来姑娘结成连理，实行一家两制，一边通用马来语，吃马来饭，一边仍可保持中华文化和佛教、道教信仰。生下的男孩子叫作崙告，生下女孩便是娘惹，便衍生出这一特殊的民族交融的文化现象。现在马六甲全市通用华语普通话，峇峇娘惹的普通话也是后学的。
  与此相似，马六甲还有个葡萄牙村。葡萄牙被荷兰取代了宗主国身份后，他们的居民没有全部返国，留下来的就聚居在这村里。如今也过了300多年，看模样已与当地人没多大差别，但仍保留他们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并且都会说古葡萄牙语。那是跟现在的葡萄牙语不同的一种语言。现在的葡萄牙旅游者来到这里，两边谁也听不懂谁的话。可这给葡萄牙学术界提供了极大方便。当他们要研究古葡萄语时，马六甲葡萄牙村成了惟一可靠的活样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