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降服了
  很惭愧，小时候我不是个好战士。
  1945年秋天，我在敌工部门当通信员。首长对人严厉，我很受拘束。举例来说，我跟首长住里外屋，他住里间炕上，我在外间用门板搭铺，他睡得晚，每天都叫我先睡。有天我躺下后还没睡着，他出来把我脱下的军装拿起。我翘起头往里间屋一看，他竟在灯下帮我抓虱子。我正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猛地一拍桌子叫了起来：“别睡了，起来洗衣裳去！军装穿这么脏，虱子滚成蛋了，你是抗日军人还是地主羔子？真给我丢人！”我满心感激变成一肚子委屈，尽管困得两眼发直，还是蹶着嘴起来洗衣裳。
  首长是单位里惟一结了婚的人，爱人姓张，在地方上当区妇救会主任，厚道温和。她一来我就得到了解放，不仅可以搬到文书、干事们屋里住，晚上跟他们玩扑克“吹牛”，白天的杂活也少了许多。除去传达命令跟打饭，别的事不用我再动手，刷碗，扫地、烤烟叶她全包了，她洗衣服时连我的军装一块给洗，比我自己洗得干净。
  阴历七月初七，牛郎会织女的日子她来了。首长说：“后勤部通知咱们去领鞋，下午你跑一趟。”我如同接到了放假令，连蹦带跳就离开了驻地。后勤部离我们村十里路，中间隔着两个村庄，两村各有我一个朋友。一个村里是修械所，有个工人跟我一同在日本当过华工，回国后逃出虎口参加革命，分配在修械所工作。他在日本给“旋盘工”打过下手，多少懂点技术，到了这儿竟被视作技术工人，正常供给之外还发他一份技术津贴。跟我相比他就成了老财。有机会我也就毫不客气地找他打牙祭。另外一个村驻着警卫连，相距不到两里，早晨我常出来看号兵们拨号，跟号兵小吴成了朋友，中午人家午睡，我俩就弄根木杆缠上点蛛网到树上粘吉鸟，下河摸鱼。不幸偷老乡萝卜时，被人发现，回来挨了顿狠批，近日断了往来。我决定先公后私，先去领鞋，回来时顺路看这两个朋友。
  我到后勤部时已经下午两三点钟，正碰上领导干部们急急往司令部走。我找到管理员，他指着我的鼻子说：“别的单位都领完了，你怎么才来？再晚一会你就不用领了。”我说：“你也就是吹吹，敢扣我们的鞋？连首长的一块扣？”他说：“首长们去开紧急会，八成有任务。一打包装驮了，你上那儿领去？”屋里有一堆鞋，他叫我自己挑。都是大号，首长好办，可挑不出我能穿的。管理员不耐烦，扔给我一双说：“找房东大娘大嫂的给你后边缝上一道，前边再塞点棉花不就完了吗。红军光着脚还过草地呢！”
  管理员是老资格，跟他没价钱讲，只好拿了鞋到修械所去。
  我不知别处有没有这样的修械所！一没有电，二没有蒸汽机，机器转动全靠一匹骡子。院子里挖了个坑，坑口子装个铁轮盘，骡子像推磨那样拉着轮盘绕圈子，屋里的天轴就跟着转。天轴上的皮带又带动全屋的车床转起来。我相信这是我们中国的又一大发明。进院时那骡子正站在原地打瞌睡。我捡根树枝朝他屁股上捅了一下，他用甩尾巴迈开步了，就听到屋里喊道：“谁这么讨人嫌？”随声就跳出一个人来，正是我那位朋友。他见是我，摇摇头说：“这也是闹着玩的吗？不招呼一声就发动，出了事故怎么办？”
  我看他千了一阵活，下班后他照例去小店买来酒跟驴肉，招呼两个工友一块吃饭。边吃边聊，他们说刚接到通知，要在某村附近修飞机场，要他们厂帮助制造什么机器。我不喝酒，但趁他们说话的工夫吃了一肚子驴肉。吃得一半，厂部通知听紧急报告。我只好告别，这时太阳已经落山。
  走到警卫营村外，正打算去找那小号兵，忽听村里吹起了进军号。不是一只号，好像全连的号兵在合奏。接着又响起了锣鼓，再一会可就听见歌声了：“八路军来独立营，谁来参军谁光荣，骑着马来披着红，光荣光荣真光荣……”
  我正往村里跑想看热闹，村里人却潮水般拥向河边打麦场来了。一群青年敲着锣鼓，跟着是识字班姑娘和儿童团扭秧歌。民兵排着队，随后是抱着孩子的大嫂，背着粪筐的老大爷，一边纳鞋底一边走路的老大娘……我站到场边看热闹，一个大嫂推了我一把，说：“看啥咧，哟，队伍上的人还害臊呀？扭吧！”我问她：“你村有啥喜事呀？”身边一个民兵奇怪地问我：“啥喜事？鬼子降服了！你不知道？俺们都知道了，队伍上没传达？”这时有人领着喊起口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毛**万岁！朱总司令万岁！……”我不由地跟着喊起来，随后也就跟着扭了一阵秧歌，可一边扭一边觉得这事来得突然。难保不是误传。昨天学习时，大家发言一致认为狼死还要蹬三脚，日本鬼子垂死挣扎，要提高警惕，防备他对根据地疯狂突袭！我决定赶快回去问一下真相，要是真的日本投降，我更不能在外瞎游荡。
  我风风火火地往回跑。进了村子，碰到老乡正拿小凳，提着蒲垫往村边会场上走。
  赶回驻地，还没进院就听到里边又说又笑，还有人鼓掌。进了门只见当院摆了张八仙桌，桌上放着烟叶和卷烟纸，大小茶缸，看样子是刚散会，干部们站在院里聚成堆说笑，协理员跟司务长把胳膊伸在桌上掰腕子，卫生员和文书在墙根比赛拿大顶，首长催促说：“行了，行了，赶紧参加村里的群众大会去，别等着人家来请。司务长马上派人去打听哪村杀猪了，割几斤肉来，今晚上怕要干通宵，夜餐吃没了……”
  人们陆续走出院子，首长看见我站在门口，走了过来。我很为迟到后悔，做好准备诚心诚意地接受批评。他却问我：“你回来晚了，刚才传达了日本天皇今天在广播中宣布投降的消息和上级的有关指示厂。
  我说：“我已经在外村听到消息了，没敢信。”
  他说：“我猛一听也不敢信，可细一想咱们已经打了八年了，死了多少人呀！行了，有话以后再说，拿你领的鞋来，咱穿上新鞋参加群众大会去！”
  我这才发现两手空空。不知什么时候把鞋丢了！大概是丢在参加扭秧歌的地方。
  首长脾气从来没有这么好过，见我发愣，摸着我的脑袋笑笑说：“鬼子都投降了，你也该长大点了，还总当通信员哪！”
  在会场上听到区干部传达日本天皇在广播中宣布无条件投降的事，才知道七月初七这天，按阳历说是8月15日！
  新四军文工团和陈家白庄
  1945年9月日本投降，陈毅同志北上以新四军代军长兼任山东军区司令，率军部进驻到省府所在地临沂。这时国民党军队大部分还没从大后方调出来，全国人民要和平要民主的呼声高涨，蒋介石作和平姿态，国共谈判，签订停战协议，召开***议，一片和平景象。军文工团(正式名称是“新四军、山东军区文工团”)这一时也忙于接待以马歇尔打头的“军调执行小组”。
  进入1946年，蒋介石调兵遣将就绪，丢开政协决议，筹备召开伪“国民代表大会”，局势紧张起来，住在临沂城里的机关、部队开始向四乡疏散。文工团先迁到城北俄庄，不久又转移到临沂城南陈家白庄。因为新四军领导机关都驻扎在罗庄一带。
  陈家白庄的老乡对文工团热情欢迎。队伍还没到，各家房东就把房子腾空，打扫得干干净净。大部队到达时村干部们把铺草都给预备好了。全村群众都到村前夹道欢迎。我们班住在村中间偏西一个夹道北头，有三间正房、三间东屋、两相西屋。房东大娘和他儿子住正房，我们全班住两间西屋，东屋住的是两位刚从滨海调到我团写剧本的老同志。其中一位就是后来成了上影著名导演的傅超武，房东只有老大娘和儿子两人，大娘年岁已大，重劳动活都是儿子一人干，院子里原来比较脏乱。我们住进后，按传统把挑水扫院子的零活全包了下来。正房檐下挂着木箱，养了不少鸽子，原来正房窗台上下鸽子粪成堆，我们来后每天给扫得干干净净，还把鸽子粪给堆到一块替房东积肥。大娘高兴得合不上嘴，赶上星期天，我们改善生活，领回面、肉来包饺子，她都抢着为我们帮忙。平时我们在院中活动，老大娘就坐到门槛上看。
  军文工团可算是山东根据地最高文艺团体之一，其成员既有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革命，也有来自上海、北京、济南的专家名人。原团长陆万美曾担任过“抗演六队”队长，后来接替他的张望同志是老新四军。著名的作曲家李淦(水金)是我们的教导员，副团长黄灿出身于元老级话剧团体“南国社”。下边的人也不弱，以戏剧股来说，股长白文原是上海苦干剧团的台柱之一，和石挥、张伐是老搭档；丁世贤(就是建国后担任过***副部长的丁峤)演雷雨中的鲁贵，红遍苏中、苏北根据地；郑重是40年代红遍南北的电影明星，布加里是闻名鲁中鲁南根据地的革命艺术家……在他们指导、带动下，一批年轻同志经过努力学习和工作中的锻炼，已显露出艺术才能。其中不少人在建国后成了各自领域的名家。如画家彭彬，诗人顾工，音乐界名指挥胡德风，女高音歌唱家马旋，书法家姜东舒，电影女导演董克娜，电影演员铁牛、李玲君、孙永平……
  文工团在陈家白庄这段时期，做了几件令人难忘的工作：
  一是到城东相公庄迎接东江纵队。1946年夏季，中国共产党顾全大局，执行国共两党和平协议，把在广东敌后抗战八年的东江纵队调遣到山东来。山东军民做了充分的欢迎准备。文工团在陈家白庄排演了《最后的命令》、《抗属真光荣》。东江纵队由美国军舰送到烟台后，由胶东又转移到临沂来。文工团奉命在东江纵队的必经之路城东相公庄守候，舞台就搭在大路边，连续几天为经过那里的东江纵队演出。东江部队成员都是广东人，骤然离开家乡，来到生活习惯不同，连语言都不通的北方，本来有种背井离乡的苦恼感，没料到行军受到这样亲切热情的欢迎，他们极受鼓舞，坚定了跟山东人民并肩战斗的决心。
  二是在陈家白庄排演了不少优秀节目，为满足部队文艺生活做了贡献。如多幕秧歌剧《改邪归正》，多幕话剧《气壮山河》、《占鸡岗》，独幕话剧《最后的命令》、《志愿兵》。已经演出过又重新复排的戏有《抗属真光荣》、《夫妻识字》、《兄妹开荒》……我们是在这里初次接到从延安传来的《白毛女》剧本，已经准备排演，可是解放战争打响了，文工团一部分人开往了前线，一时没有演大型戏剧的条件了，这才停止了排演。
  三是在和平气氛还较强的时期，文工团为减轻人民负担，改善生活，开展了生产运动。有两种生产方式。一是用小车到罗庄附近小煤矿装煤往城里送，两个人推一车，推一车煤可挣几元钱北海票；二是从有关商店领来毛线，替他们打成毛袜子，打一双几毛钱。我当时年纪小，推煤人家不用我，只好打毛线。打了半个月，才打了两双。因为我打出的袜子一只长一只短，人家勉强收下，却要少给工钱，所以只挣了不到两元北海票。钱虽挣得不多，但那种为减少人民负担、努力劳动的艰苦精神却使我终生受益。
  陈家白庄的乡亲把文工团当自己家人，文工团也把陈家白庄看做自己的家。文工团过节、庆功会餐一定要请上村干部，村里减租减息取得胜利，文工团也开会祝贺。文工团排了新戏，照例先演给乡亲们看一场，听取大家意见，然后才正式到部队演出。乡亲们在看文工团节目中也提高了觉悟，所以当年秋天，政府动员翻身群众参军保卫胜利果实时，陈家白庄一次就有十来名青年报名参军。村里给参军的青年披红戴花，骑上扎了红绸带的马；文工团同志组成乐队秧歌队敲锣打鼓吹拉弹唱，从陈家白庄出发往南往西到罗庄一带游行一圈，出村时参军青年从各人家中由乡亲鼓着掌送出来。回村时文工团早布置好会场，下了马老团员先帮新同志换上军装，然后陪他们参加欢迎大会。欢迎会结束又举行宴会，宴会请新同志家属和陈家白庄村干部一起参加，那一天全村从早到晚都沉醉在热气腾腾、欢欢喜喜的气氛中。因为陈家白庄这批青年参加的是文艺团体，所以其中有好几位后来都成了上海、北京电影厂的音乐家和电影工作者。也有在战场上立下过战功甚至光荣负伤落下残疾后转业还乡的，他们回乡后又在家乡经济建设中做出突出贡献，如我的老战友陈进田、陈宝田，如今健在，而且仍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新的成绩。
  前几年我和老战友顾工一起回陈家白庄看了一下，回北京后丁峤、马旋、彭彬都向我打听老乡们的情况。转眼过了半个多世纪了，但只一息尚存，我们都不会忘记和罗庄人民血肉相连的情义。
  文工团员在淮海前线
  淮海战役已经过了一年了，当我们庆祝淮海战役一周年纪念时，不由地想起了我们那时所作的火线文艺工作，我们找出了那时的日记大家轮流地朗诵，最后大家都觉得应当摘出几段来寄给“文艺报”，从这里也可以多少反映一些在战争中部队文艺工作的情况。
  十一月二十八日
  从接受下某纵展开火线文艺工作的命令，到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前天到达了纵队政治部，由于部队要迅速地向西追击从徐州逃跑的敌人，所以一直到今天，政治部宣传部长赖少奇同志才抽出一点空子来给我们指示工作。并且详细地介绍了部队的一般情况，具体地指出我们应该深入野壕地堡，和战士们打成一片，号召我们在战斗中学习，也就是说以实际行动来响应毛**提出的文艺工作者要为工农兵服务的号召。
  夜行军，继续向西追击，敌机在我们前方轰炸得很凶，隐隐的可以看见炸弹的火花和因被炸而起的浓烟。照明弹在空中摆了个半圆形的圈，机枪声和着爆炸声，响成了一片，根据经验判断，前头部队已和敌人接触了，更确定地说是把敌人包围了。在路上大家都交谈着怎样到战士群中去开展火线文艺工作，和互相间表示为兵服务的决心。
  走得很快，白天所看到的被炸的那个村庄，现在已横在我们面前，在离庄子三里路的地方休息，在这里就嗅到了火烧的焦味。从庄里逃出的老百姓口中知道这个庄就是早就闻名的“雎溪口”。他们说白天飞机在这庄上炸了有一下午，村西头300多家着了火，逃出来的人就是遭难者。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说：“日他娘，前三天龟(国)军还在这镇上造谣，说共产党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看吧，谁要老百姓死，谁要老百姓活，一看就明白了。今天要不是过路的解放军同志帮着救火，我看全庄连根草棒也留不下。”在路上大家回味着老乡们的话，腿上似乎更有劲了，有些同志低声地唱起来——
  “追上去，追上去，不让敌人喘气，
  追上去，追上去，不让敌人跑掉，
  看敌人动摇了！
  敌人溃退了！
  敌人逃跑了！
  十二月三日
  经过这几天的追击，终于把敌人包围了。我们这个组一行11人，到23师政治部去，路上被敌机发现了，向我们反复地俯冲扫射，飞机走后，我们几个人全站了起来互相看了看，意思是：“不错，都还活着，一个也没少。”组长陈明同志说：“这是第一次考试。”
  师政治部主任对我们表示欢迎，并且介绍了该师各团的战斗情况。我们又分开了两组，下到团里去，我们这一组(七个人)到了69团，团首长又介绍了一下各营的战斗任务，知道一二两营都已投入战斗了，二是决定争取今晚在三营做第一次的“火线演出”。这样，我们就一面打电话通知留在纵政的同志们，叫他们来参加演出，一面为演出做准备工作。我们到了三营，营首长也对我们表示欢迎。当我们说今晚要演戏给三营同志看时，他们更是喜欢的不得了，并且说要做什么准备工作告诉他们去做。我们想了一下，除去作为舞台装置用的四根担架杆之外，别的实在也没有什么可准备的，于是就请他派人找来了四根担架的杆子，都很奇怪问我们干啥用，我们说“演戏”，他们说：“打仗的时候你们还能演戏吗？”我们觉得这句话说明我们过去在战争中工作的太不够了。我们回答他说：“你们在火线上打仗，我们也就能在火线上演戏，别说这里离火线还有一二里啦！”他们笑了。他们说：“文工团进步啦！过去演一个戏，头一天就搭台子，到第二天天黑还搞不好。现在说干就干，两个钟头就可以演出戏来，这不是进步了吗？”便都自动地帮助我们埋杆子。天将黑时，住在纵政的同志们，由团长带着来到，于是第一次火线演出便开始了。
  我们放幻灯(战士们叫它土电影)，唱歌，内容是表扬该团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英勇战绩。最后，我们演出秧歌剧《火线爱民》。在演出的过程中，敌机不断来侦察，每当它一来我们便把汽灯放到刨好的土坑里，它走了，我们就把灯挂起来继续演出，战士们开玩笑地指着天空叫道：“喂，下来吧，下来看戏呀！”
  戏演到一半的时候，团部下来了命令，叫三营马上投入战斗。这样，戏便停止了。指导员上来开始作战斗动员：“同志们，我们接到了命令，马上投入战斗。文工团同志们这样关心我们，到火线上来给我们演戏看，我们要以行动来感谢他们。我们要勇敢战斗，争取上电影(指幻灯)，上歌子、上戏，大家有决心没有？……‘有！”像倒了山一样的呼声，在台下响起来。战士们提起枪向火线上跑去，我们用歌声、口号声，欢送着他们。一个昨天才投诚过来的蒋军士兵，看着跑步下去的部队说：“解放军在火线上还有戏看，士气怎么会不旺盛呢？”
  十二月五日
  下午，师指挥所来了命令，叫该团“插敌纵深”打“中心开花”去。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决定在部队行动时做一次火线鼓动工作。于是我们几个研究一下并且分了工，两个同志拉胡琴，两个同志唱，两个人下去马上收集材料，了解各连的具体任务，写出各种对象不同的快板和歌子，另外一个同志领导大家喊口号。分工以后，就动手做，我们在部队必经的路上，选择了一个地方休息下来，等候部队，大约两分钟之后，先头部队已走到我们面前，我们的胡琴响了，领唱的同志开始唱起来——“同志们英勇上前线呀嘿，争取立功做模范！”战士都笑着走向前去，有的向我们点点头说：“一定立一个大功回来！”有的向我们招招手，我们的节目也变化着，一会儿唱，一会儿喊口号，一会儿数快板，最后在队伍后面走的是几个炊事员，我们马上编了一个快板——“炊事员，努力干，一样立功做模范！”“炊事员把饭做的香，一定能把英雄当！”一个老炊事员摸了摸胡子，笑嘻嘻地说：“好！一定要把英雄当！”
  我们往回走时，背后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一团团的白烟升起在黄昏的天空，我们都愉快地说：“又是一个胜利仗。”
  十二月十二日
  上级来了命令，叫我们所有的部队，紧紧地围住杜、邱、李三个兵团。这样，各部的战士们，在敌人的周围都筑起了工事，这叫做军事包围。而在战士的后边，是各部的文艺工作者，就叫做“锣鼓包围”，自从战士们都进人工事以后，我们的工作方式，也就由各村巡回，而变成地堡访问了。
  昨天下午，到一营阵地上去工作。我们才进入地堡，胡琴还没有定好弦，敌人的炮弹就在我们附近爆炸了。于是上级又命令我们撤到半里路后面的二营去，因为敌人集中力量向一营的阵地猛攻，企图突围。
  二营阵地上，却和一营两个天下，这里一切都和平常一样，好像战斗的地方并不在离此半里路的地方。
  战士们要求我们唱“白毛女”，我们就把胡琴一拉，放开喉咙唱了起来。唱过以后，我们又教他们唱歌。这样，一直工作到天将黑的时候。——在回来的路上，我们经过炮兵阵地，我们站在大炮旁看开炮，看遥远的冒着烟的敌人的坦克车在慢慢地爬动，终于停在地上。炮兵们要求我们唱歌，我们说：“唱歌会影响你们打仗，明天一定来唱给你们听。”当我走在堑壕里的时候，我们的小组长陈明同志说：“我有两句快板可以作为我们工作的要领。”我们问他是什么，他说：“一把胡琴一张嘴，不怕炮弹多跑腿。”我们要他解释，他说：“一把胡琴一张嘴，是说我们在火线上只要一把胡琴和一张嘴，就可以‘作戏’。不怕炮弹多跑腿，是指不怕流血牺牲，工作艰苦深入，不怕疲劳的意思。”我们都说：“好，将来做工作总结时，一定把这两句快板放进去。”
  十二日夜
  照例，每晚一次炮击。这炮击成了我们的计划表。每天，都是炮击后五分钟，开始总结汇报今天一天的工作和布置明天的工作。开过这个会，也就是休息或移动阵地的时候了。而今天，却是例外，事情是这样的：
  会刚开完，团政治处主任来了，一进门，先向大家道了下辛苦，接着说：“今天一营二连的一排，打得很好，他们一个排打退了敌人一个营带五辆坦克的进攻，并且还杀伤了一百多敌人和击毁了一辆坦克哩。明天，我们准备给他们在前沿阵地上来一个火线庆功，你们看怎样？”“好哇，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马上就准备起来，马上就去派人收集材料，连夜编好，明天就表演才好啦！”我们都被战士们的英勇感动了。团政主任很高兴我们的工作热情，并且说：“如果这样，那我派骑兵连夜把你写的东西送纵政去印。”我们经过一个短时间的讨论后，决定派我和黄石文同志下去收集材料，我负责写了一个鼓词，他负责写一支歌子，这一切都要在“启明星”出来以前脱稿。
  夜，静静的，天空上阴云密布，除去偶尔一二声冷枪和几个照明弹划破冬夜的沉寂外，简直感觉不到我们是在战场上。由于走得急，险些被蒋军留下的尸体绊倒。大概二十分钟以后，我们走到一营的阵地。和营指挥员说明来意后，他便派通信员送我们到二排休息的地方。这是一间被炮弹打坏了的房屋。战士们正在总结今天的战斗经验，当我们说明来收集他们的事迹，准备传扬出去，他们都很兴奋，二排长笑嘻嘻地说：“上级对咱们真关心，战斗结束还没有过两个钟头，你们就知道了，而且连忙赶来，真是……”
  大家坐定后，他们开始介绍今天的战斗：
  敌人集中了一个营的兵力，在五辆坦克掩护下向我们阵地猛攻，妄图打开一条道路突围出去。正好二排是前哨，战斗开始了，我们沉着地等着坦克靠近，并且用机枪切断了敌人步兵和坦克的联系，打得敌人步兵伏在地上动也不敢动，而只剩下孤零零的五辆坦克向他们冲过来。这时，二排长向大家提出：“不让坦克越过我们的战壕一步。”
  坦克过来了，五辆坦克并排地向他们的工事冲过来，想把他们轧死在工事里。然而敌人想错了，当第一辆坦克冲过战壕后，被我们的炮弹打中了。它想回过头来向回走，就在这时，二排的新同志孙克玉，把一个手榴弹投到坦克的履带下，随着手榴弹的爆炸声，坦克停住了。坦克的身上冒出浓浓的黑烟，其余的四辆吓得马上转头就跑。他们接着又来了一个火力追击，敌人伤亡了五六十个，剩下的滚的滚，爬的爬……
  大概经过一小时的谈话，我们了解了这些材料后，和他们告别。当我们回到团政的时候，主任已给我们准备好骑兵，要把稿子连夜送到纵政报社去印。上级这样的照顾，更使我们加强了工作的积极性。我们坐在地下。用麦草盖着脚，开始写鼓词、歌子和快板。瞌睡像传染病似的渐渐厉害起来，起先还可支持，越往后眼皮越重，我们用冷水沾在头皮上，于是又清醒过来，又继续写了下去。这样，终于完成了任务。当我们躺在铺上时，敌机已经开始这一天的第一次轰炸了。
  十二月十三日
  大约九点钟才起来。我们洗脸的时候，发现桌上一份红色的油印“火线传单”。拿起看时，昨晚我们写的鼓词和歌子，都印在上面了。前方工作的效率和速度，是多么惊人呀。从战斗开始到现在，才只十几个小时，而几小时以前的战争史事，却已经又成了艺术作品了，虽然是很粗糙，但总是一个开端，我们将不断地努力下去。
  正是晚上炮击的时候，我们开始出发。一面在交通壕里走路，一面背词。一遍词背完，也到了一营的指挥所了。这时，二排还未撤下来，我们就分散到避弹室去对词和练唱。他们说：“女同志跑到火线上来表演，这还是第一次见到呢，将来打完仗，评功的时候，一定给她们立上一功！”
  二排撤下来了，简单而富有意义的火线庆功会开始举行了。正当营教导员宣布开会的时候，连着三发炮弹从我们头上经过，飞向我们的后方去，我们说：“敌人替我们放礼炮了。”
  团政代表，用大衣遮住电筒发出的散光，宣读首长的嘉奖令，并代表团首长向各位功臣致敬。第三个节目，就轮到我们了，我们第一个表演就是昨天写的歌颂二排打坦克的大鼓词，接着就唱歌。唱的是给他们编的庆功歌。当战士们听到歌词里唱到他们排长和功臣们的名字时，都高兴地鼓起掌来。最后，由我们的女同志给功臣们挂奖证。战士们在战场上像猛虎，现在却像大姑娘似地低着头，看着胸前的红绸奖证，微微地笑着……
  总共半小时的工夫，庆功会便结束了，他们马上又接受了战斗任务。战士们说：“我们在战场上的一举一动，上级都知道得清清楚楚，我们打得好一点，文工团同志就赶到火线上来给我们庆功，咱以后更要勇敢作战，以行动来回答上级和文工团同志们的关心！”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
  今天是元旦，一早上，就忙着准备今天到前沿阵地去贺年。由纵政送来一批贺年片和贺年信，由我们带着，准备在拜年时分发。
  吃过早饭，到营的阵地上去。战士们都三人一组、两人一伙的，蹲在避弹室里烤火。我们就一个地堡，一个避弹室的分别访问，先是读贺年信，接着就是念快板、唱歌。如在地堡外面的战壕里，就扭秧歌，虽然节目是这样简单，要在平时战士们会看都不看，嘘的一声就走掉的，而现在，在这冰天雪地的战壕里，他们却会喊再来一遍。由此可见，在战场上，在火线上，文艺工作是有多么重要的一个位置啊。
  拜年以后，在回团的路上，碰上了六八团的一个同志，他向我们讲了一段故事。
  前天战斗，有一个战斗模范负了伤，当他被抬下火线以后，团政登记他身上的物品时，发现在他的最靠身体的那件军衣里，有一个绸子包，揭开绸包，里面又是一个纸包。这样，一直打开第三个纸包时，才看到里面的东西。你猜是什么？嘿，是共产党党证和一张文工团同志送给他的(写他自己的)歌页子。
  一月八日
  由司令部下来了命令，总攻击要开始了。我们到二营去，参加动员。在一间不大的房子里，挤满了一连的战士。指导员正在做战斗动员，战士们也纷纷表示决心。很多战士都说：“请上级放心，我们有决心，一定争取淮海战役的全部胜利。”最后，我们说：“我们做文艺工作的同志。一定紧跟你们，把你们在战场上的光荣事迹，写成歌子、剧本、小说，叫全中国的人民都知道，叫全世界的人民都知道。”战士们说：“行，咱要以胜利回答文工团同志们，有我们在，就没有杜聿明在。”
  一月十日
  两天激烈的战斗，在昨天忽然沉寂了。谁也不敢相信，蒋军十几万人马，就在这四十几个小时里，化为乌有了。然而在下午，团政的捷报上证明了事情确实是这样：敌人在我们的英勇战斗中被消灭了，彻底的被歼了！
  今天，我们决定回纵政去，又决定在回纵政以前，向战士们去告别。
  我们按照建制从一营开始，一个连一个连的告别。战士们都要求上级留下我们，我们向他们解释：“回去还有很多工作，尤其要把你们的光荣事迹好好地写出来。”这样，才说通了，最后，他们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纸上叫我们以后和他们通信(事后证明确实是这样做了，他们在一个月之后，给我们文工团写了一百多封信)。
  回团政已是中午了。才进屋门，就看见有好多战士给我们来报功。这一举动，太使我们惭愧了。真的，比起战士们来，我们做得太少了。
  下午两点，我们出发回纵政。很多战士和干部来送我们。我们就站好队，唱了几个歌来回答他们的热情。我们走出庄子快半里路了，他们还在高声地喊着：“喂，同志们，到了南京再见啊！”我们也招着手叫着：“对，到了南京再见。”
  后记
  “丑小鸭”的编辑同志来约我，请我把自己的处女作找出来，他们想重新发表。这有什么意义，我不大清楚。觉得实在意思不大。
  我的真正的“处女作”，是发表在战地一个小刊物上，而且编辑做了脱胎换骨的修改。这刊物怕私人手中不会再有了。一般的资料室也未必有。既不可能找到，也没必要去找就找出一篇早期发的文章来顶替。
  用它来“顶替”也并非毫无理由。第一，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也是一生中在全国性报刊上第一次发表的文章。发表的刊物是“文艺报”第一卷第八期；第二，我写这篇文章时，恰好是“淮海战役”36周年，以此来纪念一下这个举世闻名的战役，也是我的心愿，这篇文章前边有一段“编者前记”，我听说，是一位文艺界老前辈写的。是谁，已记不清了，但这么几行字，增强了我的信心，对我后来选择写作为职业，起了很大鼓励作用。因为那时我还是个只有四年小学学历，年纪刚满十八的青年，能否可以在文学上进行自学和锻炼，自己是很没把握的。
  看到35年前这篇作文，有很多感触。那样一种烽火连天、充满英雄气概与牺牲精神的时代，已经过去了1/3世纪，那个时代培育出来的青年，今天已经接近退休年龄或已退休了。但那种为理想不惜赴汤蹈火的精神应该是永不会过时的。新的历史时期，需要新的英雄，环境不同了，与之搏斗的对象变化了。但为人民利益而献身的这个抱负不能丢掉。现在许多青年在谈人的“价值”，我想在社会主义时代，不论谈多少深奥的理论、作多少哲理性的分析，一个人的价值终究要以他为社会付出的份额来衡量，不能以他索取的份额来衡量，这一点恐怕是个客观规律，不是以谁喜欢谁不喜欢所能改变的。
  文章中提到当时我们这个组有七个人。七个人都是谁，已经不能全回忆起来了。只记得三四个人，他们都还健在。组长陈明在上海是位舞蹈导演，黄石文同志当了外交官；马旋成了女高音歌唱家。有一位队长领队、记得是丁叫丁峤，可又好像是后来当了某军分区领导的李永淮。
  茹志鹃本是和我们一起到了纵政的，下前沿阵地她没去，到前沿上主要是火线演出。她后来的小说自然写得很好。可当年的演唱水平实在是不敢恭维，远没有她女儿安忆的音乐细胞发达，我们没有要她去。她趁机去搜集素材去了，如果我记得不错，“三过严庄”似乎就是出自这一次的采访。唔，还想起一个小伙伴，梁泉，她能歌能舞，解放后一度是前线话剧团的红演员，演过“第二个春天”的主角，后来改行写话剧、写电影、写得很不错，前一阵南京演了她的“财经副官”，她女儿则已是新一代的影剧明星了。我介绍这几个人的后话。绝不是借以标榜， 自抬身价。我只是想说明，在困难的环境中，没有进过正规学校的青年经过组织培养、个人努力、仍可成才。今天青年的学习条件比他们好，理应做出更大成绩来。
  别愿坚忆当年
  1月23日晚上，张锲来电话说愿坚托他带话给我，希望能见我一面，张锲说他刚才医院回来，愿坚情况不好，怕就是一两天的事了！
  知道愿坚病重，已有好久，总是想看他去又不敢去，我怕承受不住这诀别的场面，又不知对他说些什么，到了这时刻，空泛的安慰还有什么意思？
  这一夜我通宵没瞌眼，第二天到医院去的路上，我心情还很沉重，但进了病房，见了愿坚，反倒冷静了些，轻松了些，他比我想象的状态好，很清醒，不沮丧，但很亢奋，一见我就伸出手来说：“友梅，你来了，好，我好像又挺过来了，我看见死亡像一团黑雾，慢慢向我靠近，我咬咬牙把它又推了回去，现在又走出低谷了，看样能稳定一段时间，我大概三五天就可以出院……”我说：“这就好，你少说话，别累着。”可是他不肯停嘴，我说：“你住嘴，听我说好吗？我们认识多少年了？”他说：“四十五六年了，……”我说：“是的，你好好养着，到50年时我们庆祝一下。把老战友们都找来。”他高兴地笑了，并提起几个熟人，没有一点悲戚的样子，我心头的重压似乎轻了一点，我想他也许是有意安慰我和在场的家人，也许对自己装糊涂，不论哪种都比我看到过的一些诀别情景好。
  我不愿离去，我知道这一走就是永别了，但我不能总呆在那里，我不走他会说个不停其实我想叫他多说几句未必是坏事，可我怕大夫和家人担心他太疲劳。我向他告别了，走出病房门，在门外站了好久，然后走到院中，又呆立了一阵，我没有怎么悲哀，我对自己说，愿坚能这样充实的度过一生，把《党费》和《七根火柴》常留人间，对人对己都交代得过去了，当然是走得早了点，可是这条路大家早晚都是要走的……但是我的泪水还是顺着脸颊流下来了，心中怎么也排解不开一种说不出的空寂清冷。
  和愿坚初次相识，那年我15岁。
  1945年冬或是1946年春，山东滨海军区宣传队调到鲁南八师去，从新四军军部驻地经过，军部文工团演出话剧《气壮山河》表示慰问，这是个写抗日战争的戏，我在里边演个通讯员，演出结束后他们到后台来致谢，大人找大人们谈，孩子们自然也凑在一块东拉西扯，一个和我年纪差不多的小宣传员笑嘻嘻地看了我半天说：“你演的真不错，我看得都掉泪了，你的国语说得挺好，怎么学的？”我说：“我在天津出生，在北京住过。”旁边另一个孩子就向我介绍，这是他们分队长，叫王愿坚，是诗人王希坚的弟弟，我那时正迷着写诗，对王希坚挺崇拜，能背好几首他的诗，听说眼前这位是他的弟弟，我自然格外重视，从此就记住了这个名字，并为他对我表演的夸奖而高兴，虽然近年有的朋友把我这“演员出身”当作笑柄，我倒并不因此自惭形秽，回想起那段生活，还是很珍视的。
  过了不久，国民党军队向山东解放区发起进攻，抗战胜利后的短暂和平时期结束了。新四军军部文工团派出一个小分队，到前线去作火线文艺工作，到达鲁南前线后，陈毅军队要我们下到八师部队去，鲁南八师是山东的主力军，出过安保全、郭继胜、陈金合、张明等著名的战斗英雄，而且铁道游击队的许多人就编在这个师里，能到那里去，大家那股高兴劲绝不亚于今天有些人拿到出国签证的情形，虽然那是走向火线，走向危险，可就在我又喊又跳之际，却又传来个坏消息，说是前线危险艰苦，年纪太小去不得，要把我一个人留下来，我听了后那股沮丧劲也不亚于今天有些人被外国领馆拒绝签证的情形，虽然这是出于爱护，为此我去找领队戏剧股长丁世贤，就是现在的电影界名人丁峤，我求他带我去，他说要去也可以，但必须服从命令听指挥，我满口答应下来。他们就带我到师部，到师部后丁峤就命令把我寄存在师部宣传队，我已作过保证，无价钱可讲，只好眼巴巴地看着他们下了团、营。自己到宣传队报到，宣传队把我分在一个分队里，分队长正是王愿坚。
  和王愿坚相处后，我反倒对他缺少好感了，他也不过十七八岁，个头比我高不了多少，却总是装作一副大人相，说话面带笑容，口气严肃正经，而且满嘴政治术语，他自己军风纪整齐，对别人也要求严格。那一阵没有战斗，每天只是出操、唱歌，排练节目，分队长轮流值日管集合、作息这些杂事，每逢他值日，好像总爱挑大家的毛病，集合时哪一分队慢了，谁的背包打的松了，队伍解散前他还要批评两句，我心里就叫他“假积极”，我是从军部来的，自认为是上级机关来的，应对我客气点，谁知他对我却一视同仁，军帽戴歪了，他会叫我扶正，绑腿散了，也要批评，虽然尽量是笑着说：“小邓同志，你这个绑腿怎么总像二大娘的腿带子似的。”我心里就不痛快。为了逃脱这类的管束，我提出来不参加他们的节目排练，我要写剧本，他们也同意了。这样除去出操、行军、开会我和大家一起行动外，其余时间我就蹲在屋内写剧本，愿坚偶尔也进屋跟我聊几句，拿起稿子看看两页说：“真不简单，你能写出这么多来，什么时候写完给大家读读。讨论一下？”我答应着，但始终也没读过，因为我始终也没写完。就这样，在这个宣传队里我还是过得别别扭扭，也交了两个朋友，但不是王愿坚。一个是郭允泰，倒不是我崇拜的明星，那时连郭允泰自己也还不知道啥叫明星，他虽也比我大两岁，并且喜欢人称他“老郭”，却并不真以大人自居，跟我既说笑话，也发牢骚，行军还一块掉队，掉了队我们俩就凑在一块胡扯，我觉得他以平等待我，于是引为同志。还有一个是小丁，是个小姑娘，出身名门，是丁肇中的本家，是惟一比我还小的队员，也是我惟一敢指挥又指挥得动的人。我那时还学画画，一有空就拿着纸笔找模特，可是谁也不肯叫我画，我就找小丁，我说：“坐在那儿别动，等我画完再起来，”尽管满肚子不愿意，她也不敢走开，所以我把她当作朋友。
  现在想来，我在宣传队的别扭和对愿坚不喜欢，除去我个人毛病之外，还由于两个团体作风的不同，军部文工团有不少从上海、济南等大城市来的知识分子，还有几位在全国颇有名气的大明星，比如与石辉搭档的白文，演《秋海棠》出名的郑重，洋戏可以演《前线》、《俄罗斯人》大戏可演《雷雨》、《李闯王》，平日业务演习，基本功的训练都较重视，艺术空气较浓，作风上么也多少有点文艺工作者的浪漫劲头。有些人还有点个人癖好，比如我们的画家彭彬，不论发了什么军装，他自己一定要改一下，主要工程是把帽檐加长，领子放大，还有位潘今席，他怕背背包沉重，总是把被子的棉花拆去，打背包时用秫秸扎成架子，外边包上被单，作成一个空壳。当然碰到开会时，别人坐在背包上他只好蹲在地上，蹲久了就会假装上厕所出去休息一会。这些我们只觉得有趣，并不看成是什么缺点。这些人不少是我的偶像，我曾有意无意地模仿一二。到了师宣传队这就不行了，这里的严格军事作风，我的有些习惯就成了自由散漫、军事观念不强的缺点，我觉得人家对我要求过苛，其实人家还是格外客气了的。我对愿坚的不满其实是误会。
  没多久，这误会意外地解决了。
  开始了宿北战役，头一天出发，当夜就行军120多里，从鲁南一口气走到了苏北，走到80多里时我的腿简直就不像是长在我身上了。每迈一步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气，脚一落地就痛得咬牙**，王愿坚看了看我，悄悄到指导员那里说了几句什么，指导员就叫住我，要我伏到他背上去要背我前进，我认为这是寒碜我了，坚决予以拒绝，指导员就把小丁背走了。我正背着背包一步一拐往前挪，忽然有两只手伸进我的两肩，抓住了背包带，不由分说把我的背包抢了过去，驮在了自己的背包上，我一看，就是王愿坚，我强充英雄地说：“不用，我可以……”他说：“我知道你可以，这是头一天，明天还要行军呢，你留点力气给明天吧，我比你大，吃的也比你多，这在我不算啥。”其实我早就背不动了，就顺坡下驴，把背包给了他，心里觉得以前对愿坚的反感有点过分了，我真怀疑，他要不给我背背包，这最后20里地我能不能坚持到底。
  从这开始，我和愿坚也有话说了，并且越来发现他的长处很多，比如，我唱歌跑调，他不跑，到了驻地看房子，借铺草他动作比我麻利。小组会上我把这些优点提出来并表示愿意向他学习，他却说：“你的优点更多，在业务上我要向你学的多了，这么小就能写剧本啦，我多久能学会？”终于我和他也成了朋友，过了许多年后，有次在北京我和他谈起那时的事来，他说：“那时你说你要写剧本，我们就都依你，你写的我看了，算个啥玩意呀，俺就装糊涂，不打击你的情绪就是了，就你自己认真当回子事。”说完我们大笑，我才觉得愿坚当时最大的优点是比我成熟。
  后来我们回到了野战军政治部。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和愿坚他们还经常有碰面机会。1947年刘邓部队从大别山转战到河南，我们曾一起到豫西一带去慰问。受到刘邓首长的鼓励，洛阳战役，开封战役。我们都在同一战线上作宣传工作。渡江之后，我们在南京，他们进了浙江，见面少了，后来我调整到北京，并且离开了部队，就没再见过他。1954年再见到时他已在总政***编《红旗飘飘)了，我觉得那是件很繁杂、很辛苦、甚至有点枯燥的工作，可是他干得任劳任怨，而且接二连三看到他的《七根火柴》《党费》等作品发表出来，思想性艺术性在当时都算得上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顶峰作品。我着实为他高兴，也有些纳闷，愿坚乎日拘谨理智，他的作品怎么这样感情丰富，这么生动活泼，这么有灵气，这里有什么秘密7另外他又是什么时候学会写作，并把文字功底打得这么扎实的呢？我们从小当兵一上学的机会都不多，我只上过4年小学，愿坚比我多些，但也有限，他当分队长时不过十七八岁，已经有好几年军龄了，他能比我多上几天学呢？在战争时期我自学文化和写作，发了几篇稿子，就自我膨涨，到处张扬，现在才知道人家王愿坚闷声不响埋头苦干，比我有出息多了，这对我实在是个教训。从此对愿坚我又多了几分尊敬。这一段时间。我们常见面，多半是在各种会上，有时是在双栅栏总政***宿舍，每逢我称赞他的作品和刻苦，他总是说自己不行，这时我已不认为他是“假积极”了，而是极佩服他这种谦虚的品德。他对我的创作不仅当面给了许多鼓励，在背后也曾为我某篇作品被误解而替我辩白。
  反右开始后，周扬同志曾找文学界几个年轻人谈过一次话，关照一下大家，要严于律己，谨于言行，实际爱护与保护的意思。我和愿坚都被召去，那天很热。所有的人都是短袖薄衫，惟独愿坚是全副军装，还扎着武装带。我说：“这个天你怎么还穿这个？”他说：“部长召见，哪能随便呢？”我问他在干什么，他说打算写一篇小说。听周扬同志谈话后，想先放一放再说了，先整顿一下思想，等有时间你上我那去，咱们细谈”。没想到从此一别就是20多年。因为我不久就成了右派，离开正常的生活轨道了。这20多年中我只有两次想起过他，一次是1958年反右倾时，他有篇作品被批了，说是他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我很奇怪，心想王愿坚别的毛病有，可跟资产阶级怕是很难沾边吧？他干嘛要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呢？想不明白也就不想了，我不是连自己怎么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也没想清楚吗7再一次想起他是“*****”时，又从油印的传单上看见他的种种罪行了，这一次倒很容易就想明白了，我很为他担心，因为我知道他是个谨慎小心，自制自尊的人，不像我这么脸老皮厚，经打又经踹。我怕他想不开，受不住，心想如有机会见面我要和他谈谈我对诸如此类事的看法，哪知我们再见面已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了，这些已用不着再说，于是又和20多年前一样，说些创作打算和生活体会之类。
  四十多年，我和愿坚就是这样的淡淡的交往，见了面推心置腹，无话不谈，不见面也很少找机会故意相会。从来没亲昵过，也从来没有疏远过，平时相忘于江湖，裉节上又会互相想到，从病房走出来，我才感到失去了多么难得的一个伙伴。
  晤别的第二天，愿坚走了。这样的生活，这样的写作，这样的离去，对人对己都可以交代了。旧朋去散尽，余也等轻尘。这条路大家都要走的，只希望自己也能像愿坚那样有拼搏，有成绩，对人对己都交代得过去。
  送别丁峤
  老丁去世了。他女儿小平要我和马旋参加商量后事。我打电话给南京，给杭州，给新四军的老战友，通报噩耗。只有焦躁和不安，来不及悲伤。
  该忙的事忙过去了，我深夜晚坐在窗前，才泛起理不清，说不明的哀痛。
  浮在我眼前的，是炮火硝烟中那个丁世贤。
  我少小离家，没享受过多少家庭温暖。15岁进入新四军军部文工团，从少年一直长到青年，丁峤既是领导又是兄长。战火熔铸出的深情，是同志又不只是同志，似手足远胜过手足，是世间最宝贵的人际关系。
  丁峤重情义，善体谅。既有伯乐的眼力，又对人充满善意与爱心。1946年他到胶东去招收文艺新兵，两个月的时间，带回来几十个青年人。从这批人中后来就出现了名演员铁牛，李玲君。姜曼朴，孙小平；女导演董克娜；大书法家姜东舒！
  丁峤对下级，带着浓重的感情进行思想教育。
  我小时候是个令人讨厌的孩子。新四军原来的军装是灰色的。1946年发下两套黄色新军装。我嫌它长，自己动手改，剪得太短了，穿上像日本鬼子，在台上唱合唱不能穿。另一件到河里洗涤时，我放在河底用石头挡住，以为河水流过会自动冲洗干净，不料被河水冲跑了！弄得没一件合格的军装。为了整体形象，只得又发给我一件。“军调执行小组”来，招待演出，别人都早早到了后台，我却迟到。因为半路进了新华书店，拿起本小说看入了迷，忘却了时间。同志们批评我我还强词夺理，有人用语挖苦，我就反唇相讥，新四军多南方人，拿普通话吵嘴没有我顺溜。批评越多，我逆反心理越强，生活得别别扭扭，同志关系挺紧张。
  丁峤闹胃病，病号饭是细粮，他不叫伙房做，领出白面，喊我去帮他做疙瘩汤，借机会叫我跟着改善生活。
  吃完面疙瘩，他又拉我下盘围棋，故意叫我赢。又吃面又赢棋，我高兴起来，这时他才问我：“一样的干革命，你说是像这样高高兴兴好，还是整天把嘴撅得拴条驴好？”
  我笑笑说：“当然是高高兴兴好。可是有人对我有成见，总抓我小辫子，我就偏不买账！你抓好了，反正不能把脑袋也抓下来！”
  他冲我伸伸小拇指：“你以为这是耍英雄啊？狗熊！真有本事该这样：你不是抓我小辫子吗，我把小辫子剃了，看你还抓什么！豁出去叫人抓，脑袋是抓不下来，可抓得头皮疼！”然后，他先列举我的优点，说明对我的长处领导心中有数，然后才子心静气的，一件一件指出我的错误，举一件问一句：“这事有没有？冤枉不冤枉你？”事实俱在，我只好认账。最后他命令我：“班里开会时，你就把刚才承认的错误在大家面前承认一回，并且保证不要再犯，谁要再挖苦你，我就批评他！”下次班里开生活会，我先硬着脖子做了检讨。班长马上表扬了我，同志们还检查了对我的批评方式不当。这一来我倒真动了心，又认真而诚恳地重新检讨了一遍。大家反而劝我不要过分伤心，好同志有错就改。会开得大家心情都舒畅了。
  会后我说：“唉，心里的疙瘩，总算解开了！”
  班里人笑道：“告诉你实话吧，老丁请你吃面疙瘩，我们找他提了意见，说他是迁就落后，温情主义。他却说我们对你的批评有偏激情绪，方式生硬。看来还是他对了！”
  丁峤自我要求严格，工作任劳任怨，不谋私利，以身作则。他爱演戏也有表演才能，《雷雨》中扮演鲁贵曾红遍苏北。他一心想当演员，但组织上不论叫他当股长，当政治指导员，当队长。他都不讲价钱。他热心组织剧目，排演时却把重要角色都派给别人，自己跑龙套。他喜欢苏联话剧《俄罗斯人》，分角色时他只演个小特务；他为《视察专员》的演出花了不少力气，排角色时又演个小听差。但碰上别人不愿演或有难度的角色，他就自己承担。1946年秋天，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丁峤带着我们21个人的小分队上了前线。打完莱芜战役后，部队庆功要演戏，拿到淮北大众剧团一个“花鼓灯”的脚本小利用苏皖传统的民间滑稽表演，装了庆功报捷新内容。两个女角连唱带舞，两个男的全是丑角，一个叫“骚达子”，一个叫“大相公”。用道白插科打诨，出洋相耍活宝。读剧本时大家听得哈哈大笑，派角色时却都迟迟不肯表态，因为演这种角色是要放下知识分子架子的。丁峤把我拉到一边说：“咱们俩演好不好，我演达子，你演相公，完全用苏北方言。女角叫梁泉跟陈明演。咱们四个人能配合好。”
  我们也怕当着众人拉不下来脸出洋相，就找个僻静地方，关上屋门排演，不准队里人来看。过两天排完了，演出时战士们极为欢迎。
  丁峤那时不过20岁刚出头，患严重的肺结核，每天行军至少60华里，有时要在行军路旁作宣传鼓动工作，有时是吃完晚饭演出，演出完接着就行军。他一边咳血一边战斗，一副文弱书生模样。可这位书生碰到生死关头，却临危不惧，视死如归。
  1946年冬，“宿北战役”打响，我们一夜间强行军120多里，从鲁南一气赶到苏北，立即投入了战斗。文工队的任务是收容俘虏。把敌人“预三旅”的主力包围在烽山之后，丁峤带着我们5个人来到俘虏交接点，这里距火线不到三四里，完全看得到前方的战斗，所以我们在此工作，没有部队警卫。火线抓到俘虏，送到这里，由我们点名，造册，编队，再交给押解部队送到后方去。战斗进行得很顺利，俘虏一批批送下来，一昼夜就集中了二三百人。后方押解俘虏的部队没按时赶到，口粮送得也不及时，俘虏们在包围圈中已饿了几天肚子，就鼓噪起来，围着我们喊叫：“喂，新四军兄弟们，我们在战场没打死，不能在这里饿死呀！管不起饭就放我们回家吧……”我们只有五六个人，两只手枪一条***，面对几百名俘虏，颇有寡不敌众之势。处理不好后果难料。丁峤手持手枪跳上一个土坡，大声叫道：“弟兄们，你们听着，现在送饭的人正在路上，一下过来这么多人，饭送不及时是难免的，不是有意慢待你们。我们新四军优待俘虏，说话算数。不过谁要想挑头闹事，我们也决不客气。有谁想跑你跑好了，我不拦你。可话说清楚，再抓回来就不按战俘对待了，要按挑动逃亡罪犯处理，当场枪决！你们四面看看，哪村没有我们的部队？没这点把握我们只来五六个人管你们的事？不想死的老实回去坐着，等候开饭！”
  一席话把俘虏们的气焰压下去了，可俘虏们刚散回休息地，前沿传来杀声和枪响，我们一看，一队敌人骑兵突出重围朝我们冲了过来，边跑边射击。敌机也配合骑兵朝我们俯冲扫射。大家都有点慌乱。好在敌机一扫射，俘虏们都吓得钻进了屋内。我们利用这时机赶紧商量对策，大家要求抢先撤出去，别等敌人骑兵与俘虏回合，我们成了俘虏。如何撤法呢？跑得再快也跑不过骑兵，一被发现，他们几分钟内就会赶上来。大家都把眼睛盯住丁峤，丁峤略作思考，马上决定说：“我们迎着骑兵走，目标是前沿阵地。那里我们部队多，敌人刚从那里突围出来，绝不敢为了追我们几个人掉回头去找死！咱们分散开。利用地形地物隐蔽前进。快，马上行动！你们领先，我作后卫。”
  我们5个人，分作三股，冲出村子。敌机很快发现我们，反复向我们俯冲轰炸，骑兵也掉转枪口朝我们射击，但终究没敢回头追赶。我们在天上飞机、地下骑兵的密集火力下，三里路走了好几小时，天快黑才到达距火线不远一个小村。这时敌人骑兵已远远逃窜了，趁黑我们又回到原地。意外的是只有少量人跟随骑兵而去，大部俘虏都在原地没动，他们说：“不走了，跑出去还编进队伍再打仗，下一回还要当俘虏。少点麻烦吧！”
  但这和]947年夏天遇到的险境相比，则是小巫见大巫。1947年夏天，为了打破敌人对沂蒙山区的重点进攻，我们几个人随一、四纵向敌后出击，攻打藤县不下，吸引来九倍于我的敌军，叶飞将军率大军越过津浦线向鲁西南突围。恰逢雨季，沿途河湖水位暴涨，泥泞难行。两侧又不断遭到敌人地方部队和还乡团阻击。部队日夜兼程，人困马乏。丁峤带领我们十几个人中，还有茹志鹃、魏峨、梁泉、马旋、顾绛等数位女兵。在落马湖边遭到敌机封锁，行动很慢。下午来到澄河边上，发现主力部队已经通过，炸毁的大炮还扔在河滩上，山洪暴发，河水以每秒数米高的速度猛涨。水中漂着同志们和战马的遗体。我们十几个人，背着些二胡、提琴在雨中孤零零地站在河岸上，前无部队。后无援兵，顿时感到黑云压顶，不知该如何处置。丁峤皱着眉头上下走了几次，叫会水的同志下去试试深浅，一下去就没了头。雨越下越大，他下令先到附近村中休息，研究对策。我们就走进河东不远的一个小村。进村后，丁峤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开了个动员会。他说：“现在我们先休息，派人到河边值勤，如果河水有所下降，只要降到能露出头顶，我们就强渡过去。万一还有后续部队来到河边，那我们跟他们一块前进，更有保障。可这两个希望都不大。我们不得不作最坏的准备，就是请会游水的同志自行过河。我们其余的人留在此地打游击，坚持斗争到部队反攻回来。”有位会水的同志提议说：“会水的同志，能带人的尽量带人过去。老丁和女同志先走。”丁峤摇摇头，拔出自己手枪来说：“我们共同革命多年，比骨肉还亲。不过完最后一个同志，我丁世贤决不过河，这枪里有五发子弹，四颗打敌人，一颗是留给我自己的，大家放心，不论死活我都和你们在一起，绝不分离。”这样一说，会水的同志都表示没必要先过河，打游击也多一个比少一个人强。
  我是和小耿两人被派到河边值勤的。真是马克思在天有眼，我俩正满怀悲壮，作好就义准备之时，忽然从我们来的路上来了一批民夫；一打听，他们是来部队支前的，因为处理伤员，落在后边。我问：“你们这么多人怎么过河？”他们说：“俺都是胶东海边来的，这点水算个屁！”我们赶紧跑步报告给丁峤，丁峤急忙来跟民夫领导商议。山东根据地的人革命责任心极强，马上答应把我们送过河去。方法是把扁担、木杆集中起来，绑成一个个多格的方架，我们的人在中间钻进格子中心，用手把住木杆，头伸出水外。他们在四周托着架子游水。但要求我们把全部装备扔掉，那木架是只能带人不能带装备的。
  这样我们才脱离危险，追上了部队。但在关键时刻丁峤的大义凛然，永远刻在我的心中！
  建国以后，我们到了不同的工作岗位，见面少了。他在电影界的业绩我也只在报纸上了解一二，但凡一有特殊情况，我们就又相互关心起来。我打成右派，在最困难的期间，他来看我，给我以鼓励；*****中他被揪出来，抄家，赶出宿舍。我背着反革命的罪名，年三十那天仍赶到他居留之地探视。他们全家加上我，围着一只烧熟的鸭子，过了个相濡以沫式的旧历年。
  半个世纪过去了，我这不晓事的孩子，如今亦已历尽沧桑，满头华发，所余之年按小时或分秒计算了。丁峤对我的关怀、期望，他的为人处世，特别是大节风范，既有益于我成长，也将伴随我一生。
  别了战友！
  阿姐志鹃
  这不是一篇悼念文章，我此时此刻的心情不是悼念两字能形容的。
  志鹃去世对我来说不只是走了一个战友，一个亲人，随她而去的是我经历的一个时代。那是个光彩夺目、青春焕发的时代。物质上很艰苦，精神上很多彩，我们在枪林弹雨中夺取明天，相信明天更美好。
  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人的生活有了根本改变，不管物质方面精神方面，都比那个时代好了上百倍上千倍。
  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失去了点什么宝贵的东西呢？比如说那种亲密、无私，甚至可以说圣洁的人际关系……
  我知道阿姐会生气，因为遗体告别那天我哭了，当着一屋人我出声痛哭。她警告过我：“小邓，你记住，你要是再当众哭鼻子，我永远再不理你，我是说话算话的！”
  说话时间是1947年一个夏夜，在鲁南突围的路上，在茹志鹃写过的“澄河边上”。
  华东野战军文工团一个队正在叶飞将军率领下，摆脱九倍于我的敌人的追击与拦截，越过津浦线，越过澄河，向西疾进。
  那是华东战场最残酷、最激烈的一年。我们刚在孟良崮消灭敌军74师，增援敌军就沿陇海路、胶济线、津浦路从南、北、西三面合围扑来，只在东边留一个出口，口外是大海。老蒋先生给“徐州剿总”的命令就是“把陈、粟共军赶进大海！”我们跟蒋先生斗了斗心眼：白天在敌机侦察下红旗招展地摆庆功宴，演戏祝捷；夜幕一落分头转移，悄无声地从敌军夹缝中钻出口袋。南、北、西三面并进，只留下大海一面供蒋先生凭眺。野战军文工团分作几队深入部队。我和志鹃姐到一纵部队演戏庆功。天黑戏散就随部队插入鲁南敌后。先向南疾进，天亮后有敌机侦察时转向东行，来到沂河岸边，接到命令停止前进，埋锅造饭，指战员抓紧时间休息。大家以为吃饱肚子要东渡沂河。不料一觉醒来，接到紧急命令做180度转弯，沿白天走来的路退回去。
  就这样，我们远离了根据地沂蒙山，向豫、皖、苏、鄂一带走了下去。正逢雨季，走山道山洪暴发，走平原遍地成河，最难走时拼搏一夜才移动四公里！脚上的鞋被泥水沤烂山石磨穿只好丢掉，军装淋湿了烤干烤干了淋湿仍贴在身上。多少个日夜没正经开饭没进村宿营，饿了抓一把雨水沤烂的煎饼渣填到嘴里，困了边走边打瞌睡。因为不定什么时候就碰到敌人伏击，我两个脚掌溃烂，背部生起核桃大的脓疮，仍旧咬紧牙关前进，不敢掉队一步。
  这天夜里正走在一片泥泞的小道上，后边赶上来一支炮兵，带着几头驮炮弹的骡马，一会儿插到我们左侧，一会儿蹿到我们右侧，把队伍搅得挺乱。走到一个岔路口，我站住脚想看清前边同志往哪边走，一匹骡子从我身后蹿过来，炮弹箱铁角正撞在我背上疮口，钻心剧痛使我顿失控制，尖叫了一声中带出了哭音。立即招来一阵责备与嘲笑：“嘿，碰一下就大声叫痛，像个丘八吗？”“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你算轻伤还是重伤呀！”“这动静像个男人吗！”
  我那一点哭音本是在失控状态中流露出来的，发现后已极力忍住，他们这一说，委屈超过了痛感，也惹起逆反心理，能忍我也不忍了，索性痛痛快快地放声哭起来。火上浇油，又引出来怒吼声：“要哭到路边哭去，别叫我们陪着丢人好不好！”“这么大了，理智点！”
  一片男人声中，冒出个女中音的话声了：“你们公平吗？炮弹箱把他背上的疮都撞破了，怎么不说炮兵反倒说他呀！”她提高声音严厉地喊道：“炮兵同志，骡子撞我们人了，为什么还不来人牵着！”
  这两句话一说，把责骂声压下去了。有人跟着说：“可不是，小邓背上血都渗出来了。”炮兵那边本来看着我笑的，这时不笑了，有人默默走过来拉住了缰绳，把骡子牵到一边去了。
  我想收住泪水却收不住，只是刚才带有苦味这时变得甘甜。我站到路边等说话的女同志上来，轻轻叫了声：“志鹃姐……”还没等我说出感谢话，她拉了我一下，压低声音说：“小邓，你记住，要再看见你哭鼻子，我永远不理你。我是说话算话的！”
  这话我记住了。此后几十年我几乎没再哭过。1957年定为“右派”，我没哭。“*****”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我眼都没眨。甚至母亲去世也只是默默地擦了擦眼泪。在去殡仪馆的路上我告诫自己：“快70岁的人了，不要失态。”可是一进灵堂就失去了理智。
  50多年来，我的小说中出现最早而又重复最多的女性形象，就是位大姐型的女兵。
  我第一篇小说写于1952年。那年夏天我作为“赴朝慰问团创作组”成员住在大连写作。我写了篇小说《咱们都是同志》，写的是朝鲜女兵救助中国人民志愿军伤员的故事。写好后交给团长田汉同志审阅。田老读完高兴地说：“小小年纪写女人还写得不错么！女兵金大姐形象生动，毫不概念化。八成你心里有个人作蓝本。”
  这篇小说处女作发在北京文联的《说说唱唱》上。发表后主编赵树理同志对我说：“看来你能写兵，下个月正逢‘八一’，刊物要发篇纪念性作品，你再写篇好不好？”
  我就写出了第二篇小说《成长》，是抗日战争故事，主要人物又是个女兵！老赵同志看了后说：“女兵写得不错，就是认不出她姓甚。别的字你写不清楚，我根据上下文能猜，这姓名没法猜。到底是个啥大姐？”我拿过纸写了个“茹”字。老赵同志看看说：“茹大姐？你咋想出这么个姓来，这叫我上哪儿猜去？”
  那时我20多岁。后来被划人另册停笔22年。小平同志的拨乱反正政策再给我写作机会时，我已年近半百。第一部中篇小说就是《追赶队伍的女兵们》，写了一群女兵。我对其带头人、班长周忆严描述是一。
  “周忆严今年19岁，但看起来要大些，即使在比她大三两岁的人中间，她也像个大姐。她很少发火儿，至多脸红一阵，话语带点颤音；碰上叫人们狂喜的事，她也不会大笑大喊，多半把两个好看的嘴角弯上去，轻轻地在嗓子里格格两声……”
  周忆严班里还有个比她小六岁的小兵，既不懂事又老气横秋外带调皮捣蛋。在艰苦战斗中周忆严以班长的严谨和母爱温暖竟把她调理成了合格的革命战士。
  这几篇作品似乎只有最后一篇志鹃看过。这篇小说发表不久，她来北京开会，一见面就把头摇得拨浪鼓似的说：“《女兵》我看了，写得不好。开头虚张声势，好像周忆严身上要发生多惊心动魄的情况，结果什么大事也没有，毫无精彩之处。”
  过了一阵她忽然问我：“我只比你大六岁吗？不止吧。”
  我说：“宿迁战役时我15，你满21。”
  她说：“我一直觉得比你大得多……”
  过了一会儿又说：“你现在大了。《军长》、《那五》都写得蛮好嘛。写那些才显出你的特色来，不要再写什么女兵了。”
  大概她没看过我另外几篇写女兵的小说，因而提也没提起。
  我直到最近才发觉这个女兵形象，在我作品中出现最早而又重复最多。我从没意识到这是志鹃姐的影子。把人物命名为“茹大姐”完全是下意识的。
  我庆幸以前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没请志鹃看这些作品。看了她肯定不喜欢。我写得不像，连她十分之一的面貌也没描述下来。我写她永远不会赶上安忆。
  但是这篇文章我不能不写。不写我的心安不下来。我只能写我心中眼中的茹志鹃，和别人心中眼中的她未必一模一样。我只想把自己心目中的茹志鹃记录下来，为怀念她的人增加点话题，给研究她的人留下点资料。
  四
  战争时期，革命军队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亲密、坦诚、透明、平等。也争吵，也怄气，但说开就完。我十五六岁时常受几个大同志数落、气恼、冷落，原因在我。
  平心而论，当年同志们对我还是够容忍的。假如今天有这样的孩子在我面前，我也不会喜欢他，我的态度也许要比当年人家对我强烈得多。瞧么，年纪不大，毛病不少，任事不懂，老气横秋，鹰嘴鸭子爪，能吃不能拿！叫他点汽灯烧坏纱罩；叫他敲锣敲断锣锤；唱歌跑调；演戏尽犯“舞台自由主义”。秧歌戏本就以唱为主，派他个主要角色，上台去没唱两句觉得嗓子不好，竟大声向乐队宣布：“别拉了，不唱了，改成快板。”弄得后台乐队无法伴奏，前台演员不会接词儿。团里开会批评这一错误，竟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定语。这叫个人主义？英雄主义？自由主义？都欠准确。只好现创造个名词“舞台自由主义”！部队住在老乡家，帮群众干活儿是好事。扫院子、打柴火都行，可他偏要给房东到井上挑水。沂蒙山区挑水用瓦罐，水没挑来罐子打了好几个，只好大家凑钱替他赔！战争环境中人们难免有些暴躁，责骂他几句无可厚非。
  却也有人不恼怒，不发火儿，以更深的爱心来感化他。这样的同志有：马旋，鲁萍……不只一个，总代表就是茹志鹃。
  被骡子撞后有一天白天行军，碰到敌机轰炸，她跟我趴在一个坟头后边，敌机俯冲扫射时我们埋下头，敌机扫过后我们就聊天。她好像不经意地问我：“那天你为什么故意放声哭？”
  我说：“疼的，骡子把我背上疮撞破了，我忍不住疼。”
  她说：“头一声是没准备，忍不住，可一发现你就忍住了。正好这时有人出来批评你，一听批评你又故意放声哭的，对不？”
  我冲她笑笑：“你看出来了？”
  “这点鬼把戏还骗我？你跟他们故意赌气，是不是？”
  我说：“我忍住疼不再哭。他们还是骂我丢人！反正是丢人，那就哭个痛快。”
  “我正要替你说话，可你这一哭我没法说了。”
  我摇头说：“说也没用，反正我在他们眼里一无是处！”
  “不，许多同志还是公平的。丁队长，马旋，顾绛，连小梁背后也说你有优点。”
  “我还有优点？”
  “从突围以来，你没掉过队。”
  “这是应该的。”
  “应该的事多了，并不是人人都做到呀。还有，在澄河边上，你跟小耿两人在河岸上放哨，前有洪水后有迫兵，你毫无惧色，设法联络上胶东民伕，把我们大家都架过河来了，这应当算坚强勇敢吧？给你俩记一功也不算过分吧？”
  我暗中得意，但仍用不在乎的口吻说：“嗬，照这么说我还不错呢！”
  “你打锣用心时打得很好，汽灯也点得不错，演戏也人戏，既不忘词也不憷台。你还能编快板，填唱词，按你的年纪这也不容易。”
  我不再嬉皮笑脸，有点难堪地把头枕在胳膊上了。
  她眼睛盯着我继续说：“你的优点，要培养出来并不容易。你的缺点都是些屁事，注意一点就可以克服。叫小缺点掩住了大优点，好冤枉！”
  我已养成条件反射，听到教训从心底反感。可是志鹃教训我，我却没有反感。听别人一说我就浑身发冷；志鹃说我却能从心底生出暖意。嘴上不说，心里把她的劝告接受了。
  不久调整序列，男女分别编班。惟独把我从男兵班抽出来，编进茹志鹃当班长的女兵班。后来又改回来男女混合，我仍留在她的手下(有人说是羽翼下)度过了解放战争的大半段时光。我一人调进她组时，队长一宣布就有人发出了笑声。队长特意做了解释：“这是茹志鹃同志建议的。她说女同志组确实需要有个男同志帮助做事，大家想想前天夜里行军的事，那就是个例子……”
  连续雨季行军，同志们的大腿都被磨破沤烂，夜行军时男同志都“解放前进”。前晚走到半路要换向导，前边传下口令：“往后传，有穿着裤子的上来一个。”传遍男兵队伍没人应，传到女兵处才有人回话：“请男同志先穿上裤子，我们好上去。”传到一半，有人醒悟似的说：“男同志穿上裤子直接去找向导好了，还用女同志上来干什么。”
  队长这样一说，没人做嘲笑状了。会后，丁队长把我叫到一边说：“今天你表现很好，有人笑你也没吵，这就是进步。”我说：“我服从命令。”我没讲茹志鹃已经给我透过信儿。头一天她对我说：“男女同志要分开编组，可我想把你调到我班里来。”我说：“我愿意。”她说：“你要想好，这班可就你一个男同志啊，有人会说笑话的，你不要跟人吵！能做到吗？”我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她才去队部提的建议。
  自到她手下我的日子就好过了。没有人对我再说刺话，我也就不再赌气斗嘴。怕给组里添烦，我也少惹是非。在男同志组时，别人都比我年纪大，我干活儿少点心里无愧。一夜行军走得腰酸腿疼，到目的地号房子抱铺草我就偷点懒。如今我是惟一的男子汉，不能女同志干活儿我反赖着不动。有一天我在泥泞中挣扎着打起摆子来，浑身发抖两腿拌蒜。茹志鹃过来要背着我走，遭到我强烈抗议。我赌气离开她跟马旋一块儿去走，虽然是由马旋拖拉着走完全程，但没叫人背。这样，在小组会上我受到了表扬。我以前净受批评，一表扬浑身紧张，从此事事小心，不敢放任。我这摆子是隔一日一发，发烧时我决不声张。有一天我参加抱铺草，动作慢了点，并且喘粗气，茹志鹃马上伸手摸我的脸，摸完立刻说：“放下，你在发烧，为什么不说话？”我说：“我能干！”她瞪眼说：“我命令你坐在这里给大家看背包。”我站着不动，她两手按住我的脖子硬把我按在背包上，又打我一拳头说：“气死人！”扭头就走了。我坐在背包上禁不住眼泪直流。我自小离家，几乎不知道什么是母爱，这一拳打出了我对她的依赖与敬畏。是一种小辈对长辈的依恋之情。
  六位女兵带一个男兵，有些预料不到的麻烦。冬天地上铺个长草铺，既不脱衣又要盖被，我睡紧靠墙一头，茹志鹃睡我身边做隔离带，别人全在她的另一侧。夏天不大方便，有时把我寄存在别的班去。茹志鹃向人家声明：“表现不好你们就批评，别留情面。”又要对我嘱咐：“烧洗脚水，打扫卫生，上门板还有铺草这些活儿要抢着干啊，不要跟人家犯贫吵嘴……”
  我嫌麻烦，就找个磨房、草屋或门洞等处，自己单独住。住草屋点油灯，茹志鹃不放心，就来跟我做伴。她有记日记的习惯，我一个人占着一盏灯比跟大家挤在一个灯下方便。她记日记时要抽烟，我就坐在旁边给她卷大炮。
  志鹃21岁已是成熟的大姐模样，我15岁个儿又矮人又浑。她写日记我坐一边替她卷烟，看上去大概挺奇怪。有一天房东大嫂到我们住的地方抱柴烧，笑着问志鹃：“参军还带着你弟？”茹志鹃一本正经地说：“不，还有我哥呢，我们弟兄都在部队。”
  大嫂点头说：“这也好，有个照顾。一来我就看出来了，他是你一家人。”
  我没跟她商量，当着房东的面叫了声“阿姐”。
  她开心地笑了。房东走后她说：“老百姓不理解革命同志关系，说是姐弟她才懂。”
  从此我有时就叫她“阿姐”，不久就有人反映给队里了：“这小邓旧意识还挺强，他管茹志鹃叫阿姐，多庸俗多肉麻！世界上最高尚、最革命的称呼就是‘同志’二字呀厂
  队长丁世贤笑笑，未置可否。
  我把这反映告诉志鹃姐，她说：“别理他们。”
  五
  老战友郭卓在《哭志鹃》一文中写道：“越是受气的娃子你越要护着，邓友梅就是一个。你总算是把他帮带出来了。”
  确实是她帮带我走上了读写之路。
  我只读过四年小学，没养成读书的习惯。在文工团我担当过“提词”重任。提一次词念一遍剧本，连提几场就背下来了。背多了就能照葫芦画瓢“搞创作”。1946年蒋先生撕毁“双十协定”，召开所谓“国民代表大会”，引起解放区军民愤怒。我编了个化妆相声《国大代表》，演出后张拓同志觉得不错，给我在新四军内部刊物《歌与剧》上印了出来，还发给我一斤花生几个柿子作稿费，成为我首次印成铅字的“处女作”。此后我就常写个快板唱词供即兴演出，但既没读书也没写文章，只想当个好演员。不料十六七岁到了变声期，唱歌高不成低不就，戏里小角色本来也不多，我只能点汽灯打锣管小道具，很有点苦闷。这时我到了茹志鹃班里。
  不论行军多累，茹志鹃都要写完日记再睡觉。女同志集中住，她点着灯影响别人休息。我一个人住磨道里单独有盏灯，凑到我这儿写正好。嘴上也说：“我写我的你睡你的好了。”她抽烟写字我没法睡，就坐在一旁给她卷烟，于是她又说：“你少睡点也可以，越睡越懒，利用这时间读点书吧。”便找出本书扔给我。由半强制渐渐变成自愿，终于有一天没书可读我感到手足无措了。茹志鹃总背着书。突围下令轻装，她把军装被单都扔了，就没扔日记本和书。
  我读完一本书，茹志鹃会向我提问或跟我讨论。我读完鲁迅的《野草》，她就问“什么地方给你印象最深？”
  我就背书中的一段话：“在我的后园，可以看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另外一株也是枣树……”
  她笑道：“明白意思吗？”
  我说：“不就是有两棵枣树。”
  “那为什么不说‘两棵枣树’，而要说‘一棵是枣树，另外一棵也是枣树’？”
  这一下把我问傻了，原来只觉得很有趣，没想到为什么。
  “这叫强调。”她讲解说，“‘有两棵枣树’，给人印象不深。这样一强调，读者才会记住这两棵都是枣树。”
  这是我平生第一堂文学课。
  那时候，我觉得茹志鹃讲话句句是真理。她的某些观点，不管对不对我都接受，有的甚至影响我一生，哪怕后来从理性上我已发现不妥，感情已难改变。我读半本《红楼梦》时，她说她不喜欢林黛玉，又娇气又是非，小性子，群众关系极差。倒是薛宝钗说话有分寸，做事顾大体。要说性格坦诚直爽，黛玉也比不上晴雯。解放后我进“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正赶上研讨《红楼梦》高潮。认真学习后我当然接受作者曹雪芹对薛林二人的定位，但感性上仍摆脱不了志鹃给我的影响。我不知志鹃自己是否一直保持她原来的看法。
  学着写日记，也是她下的命令。那时我们没有“体验生活”这个词。上前线，下部队，参加战斗，进行采访，都叫“收集材料”。有一天我问她“你每天写日记，都记些什么呀？是不是下部队收集的材料？”她说：“不是，是每天看到听到的新事，有些以后创作会用上，不记下来怕忘了，用不上练笔也好。你也应当学着记。”
  我说：“天天行军，我没看到什么材料。”
  她说：“天天记，你就会注意去找材料了，不然有的事发生在我们眼前，不经心也看不出意义来。”
  我听了半懂不懂。
  打完“豫东战役”，我们缴获了些白报纸，她缝了个小本给我说：“你拿去学着记。你编快板、写唱词蛮有灵气，以后可以往创作上发展。”我说：“我不知道要记什么。”她说：“什么感兴趣就记什么好了，就算练习写作。”
  在她督促下，我终于养成了每日必记的习惯。新中国成立后我在全国性报刊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淮海战场日记》，只是《文艺报》在发表时把题目改成《文工团员在淮海前线》了。“编者按说这篇作品是“用日记的体裁，朴素地却是生动地报道了战场上文艺工作者的活动，实在是一篇值得推荐的文章”。
  六
  残留的1948年日记，使我想起那个战斗频繁、工作多彩的年头。年初我们被骑兵从豫、皖、苏边区找回部队，不久就打响豫东战役，一口气解放了许昌、漯河、驻马店等城市。陈、粟首长为防骄傲情绪，命令文工团排演话剧《李闯王》。在本部队演完，又带着此戏去慰问从大别山回来的刘邓大军。
  解放战争中，茹志鹃只在这一年上台演过戏，《李闯王》中扮演“长屏公主”。我认为演得蛮好。别的不说，用一口浙江腔的“国语”把不太口语化的台词念下来就很不容易。可显然别人有不同看法，此后排戏就没她的角色了。数年后我从一本书看到对茹志鹃演戏的评论：“演公主的女演员高举着两只手走上台来，好像缴枪投降……”我才知道为什么再没见她上台演戏。此书作者就是茹志鹃的丈夫，我们的业务教员、导演兼作家王啸平！
  本来我想做演员，她分析了我的长处与不足，认为还是往写作上努力有希望。我觉得她说得有理，便在本职工作之余学习写作。通讯，散文，鼓词，故事，什么都写。写得多了发表的也多些，终于引起有关领导的注意，刚庆祝完开国大典，就给我了到首都北京接受培养的机会。
  初到北京时，我每星期都给志鹃写信。看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出了一种笔记本，每一页都有一幅作家艺术家的肖像和一段名家语录，我拿出一个月的零用钱买了一本寄给她。她来信夸奖我：“小弟，只有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我高兴极了，以至舍不得用它。”我还想给她买个铜狮子式的图章，但因为没钱没买成，特别记在日记本上，以防有钱后忘记。这些东西当时在我眼中都是高贵的奢侈品，是我自己不敢用的。买给阿姐，尽，点孝敬之心。
  由于在部队时打下点生活底儿，到北京后受到些文学熏陶，在“文学讲习所”又受到较正规的文学教育，此后几年我连续发了点作品，多少引起些注意。茹志鹃非常高兴，不断来信夸我赞我，甚至说看到我一步步追她，超过她，她由衷的高兴，比她自己写出好作品还高兴！其实她的成就比我高得多，根本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只拿进城头几年说：1949年《南京文艺》一创刊就发表了她的剧本《800列车出动了》；1950年上海《文汇报》刊载了她的小说《保栋梁与金凤》；过了两年她的话剧《不拿枪的战士》得了军区的二等奖。她就是在这期间结的婚。解放战争中她就和王啸平要好，所以那时我就认为王啸平是我们团最有修养的艺术家，最有风度的学者，最出色的男人！进城不久王啸平就出版一本讲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艺术的书，我特意向于是之等朋友推荐。于是之笑着问：“作者跟你有什么关系吧？”我说：“按理我应叫他姐夫。”于是之还真在团小组会上向人推荐说：“这本书可以买来看看，是邓友梅的姐夫写的。”啸平和志鹃的感情是经过长期考验的。当然也闹过矛盾，还在他们“搞对象”时期，有一次茹志鹃生气地说要断绝关系。我很担心，又不敢劝阻，我一张嘴她就说：“大人的事你不要发言！”茹志鹃也有最信任的人，就是老大姐魏峨。我就找魏峨告急，要她劝志娟不要跟啸平告吹。魏峨听了笑道：“你还挺操心呢，放心好了，她们不会断的。”作品得了奖，跟恋人结了婚，好事连连，刚进城这两年应该说是志鹃最顺当的日子。
  以前我总认为茹志鹃是最不像女人的，但195 1、1952年她给我的信上，谈家务谈孩子的内容就多了。大女儿安诺满月时，她寄来一张小孩照片和一封长信，照片后边还写道：“我的漂亮的小玫瑰花！”1955年我从“文学讲习所”毕业到南方旅行，专门到南京看望她。在“马标”他们家里没见到第一朵小玫瑰花却见到了更小的一朵玫瑰花，她正裹着尿布在小床上爬，我伸手抱了起来，志鹃说：“小心她会尿你一身。她叫安忆！”
  志鹃虽然很爱孩子，但不黏糊。稍坐一会儿她就和啸平俩人陪我去游明孝陵和中山陵，在中山陵前我们拍了一张合影，相约以后每年见一次，没想到从此一别二十多年。
  我被划入另册后，看到志鹃姐一步步向文坛高处攀登，是我最大的安慰。我见她的《百合花》和茅盾先生对其评论同时在《人民文学》发表，尽管正处在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时候，还是厚着脸皮给她写了祝贺信。她回信没多说自己，除了说对茅盾先生的评论感激与惊喜外，更多的是谈我。她责备我不给她写信：“小弟，你要相信自己。跟我都断书信，说明你丧失了自信！”
  尽管如此，我仍然没再给她写信。后来见到丁峤，他说茹志鹃出国路经北京时再三打听我的下落。有的说在十三陵挖河，有的说到延庆开荒种地，没人知道消息。60年代我摘掉帽子调往东北。郭卓去东北组稿听说我在当地，找到了我，一见面就说茹志鹃一直挂念我，要我给她写信。这时我才知道王啸平也被错划，只因是归侨，没离开上海就是了。不久就开始“文革”了。
  经过“文革”的九死一生，我终于熬到了***同志出来扭转乾坤1 1978年5月，我接到传呼电话纸条，按纸条的号码一拨电话，听到个令人心悸的浙江腔的女人声音：“喂，你是小邓吗？”
  我已不记得是怎样跑到那个招待所去的了。看到茹志鹃、郭卓如天神下降站到我面前时，我弄不清是真是梦，也意识不到自己该做什么和该说什么。在一旁的郭卓看得清。她在《哭志鹃》一文中写到那次见面说：“死里逃生出来的姐弟俩，紧紧拥抱，贴脸……战火中血肉凝结起来的感情，深不可测……”
  志鹃要到我家里看看。当我领她走进孤零零乱糟糟的住所时，她把眉头皱成了一团。不等坐下就打听我的情况。听说我已妻离子散，并已被迫“自愿退休”，她什么都不再问了，用手支着头仰首看天，半天没说话。
  为缓和气氛，我说：“阿姐，我们多年没在一起吃饭了，今天我要给你做顿饭吃。”
  她说：“好的！”
  我买了肉和黄酱给她做炸酱面。我做饭她站在旁边看，越看越不放心，不断发出疑问：酱不是这样炸法吧？这菜煮熟了吗？面怎么这么粗呀？
  我想办法叫她安心坐下。从床下找出一沓写的文字：“你坐在这里看看这个好了。”
  她问：“这是什么？”
  我说：“有一天我上街，听到商店里收音机广播陈毅军长去世了，心里非常难过，回到家一肚子话找不到人诉说，就写在了纸上。只为宣泄自己的感情，没打算给人看的，所以没头没尾。”
  她一看稿子就再也没出声。等我把饭做好，叫她把稿子收拾起来吃饭时，她用手按住稿子说：“喂，你把它改成小说！”我奇怪地说：“没人会发表我的作品，改小说做什么？”她沉稳地说：“你改出来我拿去试一试。不说我们认识，争取先发出来。万一发表后有人反对，就承认情况调查不细，疏忽大意……”
  我考虑有没有必要叫她为我冒险。她拉住我的手说：“你才40多岁，既没工作单位又没事可做，这怎么行呀，试一试，也许能打开一条路呢！我是来开文联理事会的，会上一致否定‘文艺黑线专政论’，《光明日报》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据说大有来头。局势会往好里转，我们能见面就是好兆头。”
  我匆匆整理成一篇小说，叫她带回上海。但20多年除去思想汇报和认罪书，别的我没写过，已不会写小说，改得不成样子，她看后很失望，立即退回来叫我再改写一遍。信中写道：“我相信你能改好，你也要相信自己能改好！”
  七
  茹志鹃退回稿子叫我再作修改，我重新改写了小说，把稿寄给了她。
  1978年7月号的《上海文艺》又出现了失踪多年的“邓友梅”三字和他的小说《我们的军长》！我拿着这本刊物止不住热泪滚滚，对着南方放声说：“阿姐！我谢谢你了！我该怎么报答你！”空喊听不见，我急急把几个字写下来，寄往上海。
  这封信惹得她大怒！她来信责备说：“每来信必感谢，实在有些不必要。文章是你写的又不是我写的，何谢之理？而且竟然说出报答的话，岂有此理！简直有点‘***’的帮风！”发过脾气，她又转回来督促我的写作：“我认为你现在需要准备一些写得像这一篇那样的好小说，你需要放一个排枪，《上海文艺》、《北京文艺》、《人民文学》连发三篇……
  “你的那篇大作，已有了强烈的反响。九月份准备发表评论你的作品的文章。现在我有一个矛盾，就是你手里那个《女兵》，从你的角度考虑，是给《人民文学》发表有利，但从我们刊物看呢，当然欢迎。只要我一开口，你是不会拒绝的。我怎么办呢？……我考虑再三，我还是不开口。首先我是姐姐，然后是编辑。不过你快点吧。在我们九月号评论你的同时，就在《人民文学》发表吧！”
  不久，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我们的军长》荣获了一等奖，成为我获得文学第二次生命的象征。是志鹃姐最先伸出手把我拉回文学天地中来的。
  随后我找到了情投意合的妻子，建立起一个和睦温馨幸福的后方。
  在半个多世纪里，不论是我的事业还是我的生活，志鹃阿姐一直在默默地关照着。
  进入新时期，她边做编辑边搞创作，在不断发现新人、推出力作的同时，她写出了《剪辑错了的故事》、《草原上的小路》等不模仿别人也不重复自己的好小说。正当看到一个茹志鹃新文风越来越鲜明之时，她却心甘情愿地把精力放到上海作协领导工作上去了。
  其实，志鹃何尝不知道这对她是极大的损失和磨难呢？我曾问过她：“你干嘛要担任这工作，这会影响写作的。”
  她说：“我想为年轻人创造点条件，叫他们早点出头。他们有才能但缺少经验，要有人帮助解决困难才能闯出一条路来。我愿意为他们铺路。”
  回苏北看看
  早春三月，周明老弟来电话，说近日“报告文学学会”要组织作家到外地采风，问我愿否参加？我欠着文债正在赶稿，分别好久的老伴又刚从国外归来，不便脱身。便支吾说“舞燕刚回来，让我跟她商量一下再回答你好吗？”他说：“啊，舞燕刚回来！那就算了吧。”我说：“好。那我就表示道歉了。”说完我又随便问了句：“这次是要上哪里？”他说：“苏北。徐州，宿迁，淮安等地。”听了这句话，我打了个楞，马上说：“等等，让我再考虑考虑，明天回答你。”他忙说：“好好，不要勉强。”
  我不是勉强，是在思想斗争。我是新四军的小兵，一听到苏北两个字，我潜意识中就感到像回到了战火纷飞的时代。
  一
  1941年1月，抗日战争紧张阶段，新四军军部自皖南奉命北上东进抗日，我们的“友军”将领向蒋先生报告说：“遵钧座六日电示，以迅速围剿该若匪之目的，于苏南及宣城方面对敌伪暂取守势，以主力于本日拂晓开始围剿茂林，铜山徐一带之匪军”。于是我军刚到茂林，就遭到上官云湘指挥7个师8万兵力的突然袭击。在寡不敌众的浴血奋战中叶挺军长被扣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了，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被害了。这就是震惊全国的“皖南事变”。蒋先生以为这支“光荣北伐武昌城下”“孤军奋斗罗霄山上”人民子弟兵从此被消灭了，迫不及待的在1月17日发出命令，宣布“取消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番号”。周恩来同志为此发表了严重抗议。三天之后，以刘少奇任政委，陈毅代理军长的新四军的新军部宣告正式成立。成立的地点就是苏北的盐城！
  新四军不仅没消失，而且越打越强大。此后几年间，在消灭了大量日伪军同时，建立了苏南，苏中，淮南，淮北，皖江，浙东，鄂豫皖等多处根据地。军部所在的苏北解放区，东起黄海，西至运河，南迄盐城，北达陇海2。3万多平方公里，有20多个县级政府，人口300多万。这里不仅成了敌后抗日的政治军事中心，也是革命文化中心。李一氓，邹韬奋，阿英，范长江，黄源，夏征农，贺渌汀，何士德，赖少其，胡考，吴强，沈西蒙，沈亚威，洛辛，章枚，白文，王啸平，丁峤等几代文艺家组成的文艺大军；带动着新四军军部文工团，前线剧团，新安旅行团，淮南大众剧团，淮北剧团，拂晓剧团等文艺团体，和《拂晓报》，《盐埠大众》，《淮南大众》和少儿读物《儿童生活》等报纸期刊，为表现革命军民生活，鼓舞革命斗志做出了卓越贡献，展现了革命文化的风采。建国前夕第一届全国文代会时，毛****听了“华东野战军文工团”唱的“淮海战役组歌”后，激动地对他身旁的吕骥同志说：“三野的仗打得好，歌也唱得好！。”
  我在革命部队中长大，干部登记表上“个人出身”一栏填的就是“革命军人”。又是从新四军文工团走上文艺之路的。对苏北我有着特殊的情缘。
  转眼间我离开那块土地已经59年。听了周明的话后，我第二天一早就打电话给他说：“我去！”
  第一站是宿迁。从南京一上汽车我就猜想：宿迁现在是什么样子？
  宿迁，是我离开苏北的最后一站。1946年底，军部文工团前线小分队在队长丁峤、教导员李永淮带领下参加“宿北战役”。我们在距前沿阵地收容俘虏。战士抓到战俘交给我们，我们登记，编队之后再转交后勤部队押送后方。连日漫天大雪，战斗进展很快，半天就收容上百名俘虏。村里没有几间房屋，只能点起篝火，在露天地里看着俘虏等待押送部队。俘虏们已经两天没吃饭，为执行优待俘虏政策，我们把自己粮袋中小米倒出来给他们熬成粥喝了。等把他们押走，我们要做饭时，才发现村里根本找不到粮食，只拿粮票换来点地瓜干和糠煎饼，用开水泡软吞下去。吃完奉令转移，从此离开了苏北。
  时隔59年。坐在汽车上走向宿迁时，我回想起当年这里人民对我军的深情厚谊。他们自己没有饱饭吃，却把仅有的一点粮食拿出来供给部队；他们自己光着脚下田走路，却一针一线为做军鞋劳军；他们抬着担架，推着小车支援部队北撤南征。半个世纪过去了，他们现在生活怎样呢？回到乡亲面前我会感到安慰还是感到歉疚呢？
  想着想着睡着了。车子突然停下，人们一阵喧哗，我醒过来。往窗外一看，车停在灯火通明的一幢漂亮而不太高的楼房前，楼房周围布绿树黄花，仿佛到了个旅游区休假点。我忙问：“这是哪里？”接待我们的同志笑着说：“到了，宿迁！这是我们住的宾馆。”
  我哦了一声，随大家下车，随大家进了星级气派的大厅，在服务员引导下进了颇为豪华的套房，很怀疑这是不是宿迁。
  第二天一大早，我一个人起身走出宾馆，顺着宾馆门前树阴下的路任意行走。转眼间来到一个广场。这广场好大啊，足有100多亩地大小。三面大楼一边是个花园小区，北边大楼门前挂着市委和政府大楼牌子。南边是一溜楼上和房顶是各式招牌“工商银行”、“广播电视大厦”，“移动公司”等等。看得出是经过严格规划，精心设计建造的。从这里辐射出去几条路，路边都种着高高的立杨树。看不到我熟悉的土墙草顶的低矮民房，水沟夹道的泥土小路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宿迁城的旧址，只是完全没有身在宿迁的感觉。我带着满腹疑问回到了宾馆。
  早饭过后，是客人当地领导的“对话”。听了市委书记仇和同志解说，我才知道这里既是宿迁又不是我来过的那个宿迁了。
  原来从1996年起，经国务院批准宿迁由县级改成了地级市，下辖沭阳，泗阳，泗洪三个县和宿豫、宿城两个区外加一个省级开发区。已经是有111个乡镇500多万人口的大市了。我们在的这地方正是改称“宿城区的老城”，但完全变了样。
  建市后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省委书记回良玉同志说：“江苏经济社会发展好比个大水桶，13个地级市好比13块桶板。板子长度不一样。南京，苏州，无锡，常州板子最长，宿迁板子最短。而能装多少水不取决于长板，而取决于最短的一板。因此要给宿迁特殊政策，允许率先改革，率先创新。在不违背国家政策法规的前提下，允许和支持宿迁市采取比其他地区更灵活的政策”。
  上边给了政策，市领导班子就立下一条决心：法律允许的快干，法律之外的探索干，别人没干过的大胆干。从哪能干起呢？对话中市委仇和给我们介绍了他们制定的方针多少条，措施有多少项，因水平问题我不能完全听懂。但好像大体意思懂了点：政府最根本的任务是要人民富起来。宿迁本是农业地区。要富起来的根本出路是在发展农业生产同时把大量剩余劳动力转向工业。没钱怎么办工业？所以他们提出的口号就是“全部工作以抓经济为主，经济工作以抓工业为主，工业工作以招商引资为主”！
  口号好提，做起来就没那么简单。到处都在招商引资，人家为何上你这来？除去政策优惠等软条件，还须有硬条件，宿迁是个“没有城的城，没有市的市”，如果只挂了地级市委市政府牌子，却缺乏产业支撑力，经济辐射力、文化带动力、社会凝聚力，其“对外吸引力”从何说起？他们决定收拢五指形成拳头，集中力量把中心市规模做大，实力做强，功能做优，环境做美。使其成为龙头，带动全市发展。
  当地领导讲得很多，我听懂的很少，还停留在概念上，讲话一完，上车去随大家参观。相信参观之后，没听明白的地方会看明白。
  到了现场才知道，参观的地方有看得懂的也有看不懂的。
  先说看懂的。我看懂了宿迁的城市面貌，印象是“人在园中走，车在林中行，楼在花丛卧，闹市树林中”。宿迁这地方过去有些闭塞。闭塞也给它带来了好处。生态没遭太大破坏，环境没受污染。该市领导看到这一优势，建市时就提出个与其他城市“不比高楼大厦，但比绿化美化”，“不比状态但比生态”。如今它由原来的13点多平方公里扩展到30平方公里。城市人口由14万增加到28万多。绿化覆盖率却达到了35％。绿地率为23％。人均绿化覆盖率为5．96平方米。城市基础设施也日臻完善。我们观看了城周围生态防护林带，看了大运河和古黄河的风光带，还到了当年我们卷起裤腿淌水行军，走累了找不到干土地坐下休息的水网地区骆马湖。如今却成了风光亮丽，柳绿花红的生态旅游风景区。有酒店，有旅馆，可野餐，可划船，成了休闲度假的天堂。我看了真有换了新天地的感觉。
  当地人告诉我，风景区只是骆马湖的一个小点，更重要的点是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园，生产示范区和产业开发带，都是直接为农民服务的现代化产业。
  我们看了两个经济开发区，看了“高科技集团公司”，“张家港长江润发工业园”等企业。开发区建得规整，美观，敞亮，中绿叶丛中棋盘型的建筑群体。我问：“在这里投产的外来企业有多少？”他们说只江苏省宿迁开发区一处，到去年为止，已有184个项目进区，协议利用资金57亿多元。2003年新引进项目108个，总投资22．95亿。1000万元以上的项目59个，晨风，芬那丝，流星，宏利来等都投资在亿元以上！去年全市引进的固定投资项目，超过200万元的有735家。到位资金超过13亿元。全市工业企业销售收入130多亿元。利税9．5亿。利润3．72亿。
  我说：“只是建立起一座中心城市，就有这么大吸引力？”他们说：“城市建设好了，原来就有却没利用的一些优势也发挥作用了。由于我们处在江苏，安徽，山东三省通衢的地理位置；从这里经过的京沪，宁宿徐，徐宿淮盐等高速公路，成了宿迁通往四面八方的运输通道。穿越境内的新长铁路，拉近了我们与渤海经济区的距离；邻近的观音机场，白塔埠机场和禄口机场，架起了宿迁通向海内外的空中桥梁。如今都成了招商引资的吸引力。
  他还说，先辈们留下的历史文化遗产也增添了宿迁品牌的亮点。这里是新四军的老根据地，少奇，陈毅等同志都在这里战斗过，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还有项羽故里，乾隆行宫，极乐律院等古迹，还有古黄河古运河风景带，引起人们怀古的遐想。这都为我们宿迁城市形象增添了光彩。
  几年间他们取得的实际效益是：从1996年-2003年，全市GDP累计实现1566．2亿，年均增长12．1％。市级财政从建市时基数为0，现在达到了1．3亿。2003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591元，农民人均匀纯收入3152元。年均分别递增9．6％和6．8％，实现了以县区为单位基本达到小康的指标。
  当然，取得这样成绩并不一帆风顺。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不同人也会有不同看法，也引起一些争议。摸着石头过河么，难保有沾水湿脚之处，何况这只是起步阶段，还有许多问题等解决，还有更长的路要走。但就已取得成果看，实在令人喜出望外。有个朋友曾对我说过：要作个平安官容易，只要不贪污受贿，不徇私舞弊，别独出心裁，搞新花样就行。不做事也没有错误，没成绩就是最好的成绩！而要想当个好共产党员却难，要真为人民做实事做好事，就须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因为认真做事困难，站在一边挑刺容易。做成了九件有一件没做好就会招来指责。我觉得这话有一定道理，因此，我看到的新宿迁，最令我欣慰的是人，是为人民利益而敢于承担责任，冒险闯关的干部群体。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新一代当政者与时俱进，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没有这样一个领导班子，怎有如此惊人的成绩。
  当离开宿迁的那一刻，我擦着眼泪说了句：“我衷心感谢同志们，你们的成绩，使我能坦然会见曾以血肉支援过革命战争的宿迁人民。”
  回苏北的第一站，已经收益非浅了。由此又兴高采烈地又走向淮阴、淮安。
  情寄洛阳
  前年去河南开会，张一弓老弟问我可有什么个人要求，我说会后想去看看洛阳。他问我可是要找熟人，我说没有熟人。我只想再看看那个城市。作协的朋友满足了我的心愿，我感激不尽。
  其实，我活了60多年，在洛阳总共呆了不到10天，人生好像乘火车旅行，长长的铁路，能留下印象的只有不多几个车站。其中一站就是洛阳。
  1948年2月，我在华东野战军当文工团员。洛阳战役开始从偃师出发越铁路，渡黄河，进驻洛阳北面的黄河对岸，第一次看到窑洞。第二天又回头南下，直奔洛阳，枪炮声不绝于耳。九龙台硝烟弥漫，火光冲天。洛阳东关一片凄凉景象。洛阳守敌青年军206师为了便于观察，扫清射界，早在我们到来之前就强迫东关居民疏散，东门外一带的房子全部被拆散推倒。瓦砾堆中，泥水洼里乱丢着桌椅箱柜，锅碗瓢盆和老百姓没带走的衣服被褥。路北有一家颜料店，箱箱罐罐被打碎，颜料顺着雨水流出门外，染得大街上泥水五颜六色。在这断墙残垣之间，惟有一块石碑挺立没倒。上书“孔子问礼处”。在提醒人们，这块地方自古就是个礼仪之乡！
  我们沿着突击队进攻路线进城。先头部队在东门外的桥上放了块门板，上写“当心地雷”，并把已查出的地雷用白粉圈了起来。我们从密麻麻的白圈缝中跳跃前进。连日阴雨，护城河岸陡水深，河边地堡、铁丝网密密麻麻。河水里，铁丝网和地堡之间散乱着敌军尸体。
  从东门北侧的突破口进入城内。敌军把城门洞用沙袋堵得严不透风，两侧地堡暗道严密坚固，炮弹打中只留下个脸盆大的瘢痕。攻城部队以一个营的兵力组织爆破，战士们顶着枪林弹雨，前仆后继，一个接一个连续送上几十包炸药，才在城门边炸开这个小缺口，宽不过三尺，只能容一人通过。突击队就通过这个小口冲进了洛阳城，把城内守敌逼到西习匕角师范学校。这是原华东三纵的一支部队，后来就被命名为“洛阳营”。营长张明是著名战斗英雄。
  洛阳城内墙倒屋塌，满街横躺竖卧着敌人尸体。在十字路口东北角坐着个解除了武装、呆若木鸡的青年军士兵。对我们走过视若不见。问他话也毫无反应。两眼直瞪瞪地瞧着远方，脸上没任何表情。他脚下放着一个水碗，我就把水壶打开给他倒了半碗水，又有人丢下半个馒头。他看也不看。
  街临的许多房子，都大门洞开，屋中零乱地放着衣物，只是没有了主人。靠近基督教堂左侧有个院很整洁。屋中扔着打开的皮箱，箱中有军装、皮衣和成套的银餐具，桌上还放着一块金怀表，表针仍在走着……
  我们在洛阳停留了有一周左右。这些屋子始终大门敞着，数不清有多少军人来参观过。但衣服仍在打开的皮箱中放着，表仍摆在桌上，只是表针停了。呆呆的士兵寸步未离原地，那碗水和半个馒头纹丝没动。只是过了两天他躺下，眼仍然睁得很大。
  在集中围歼固守洛阳师范的206师时，蒋介石派遣的大批增援部队已经渐向洛阳靠拢。司令部决定消灭了守敌即刻撤离洛阳城区。我们的任务是在撤离之前在洛阳城内外，所有的大街小巷写满标语，宣传我们的政策，对敌人再展开一次攻心战。那些天春雨绵绵，我们从天明到天黑都提着石灰桶和排笔，在地雷和冷枪空隙中，架梯子，登板凳从东门到西门，从城外到城内写了数不清的标语。到我们撤出洛阳时，随便走到哪条街上，抬头一看都是“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专制独裁，建立民主自由独立富强的新中国！”等标语。
  一周后，3月初的一天我们撤离洛阳。几天来一直下雨，那天忽然变作了鹅毛大雪。经过十字路口时我看到那个士兵仍躺在原处，脸上已积了一层雪。碗和半个馒头也被雪掩住了。
  在洛阳我没挂彩，撤出洛阳却受了伤。原因是在临撤退我们每人发一双缴获来的青年军的长筒胶底军靴。又漂亮又结实还防水。背着它太沉，我把自己布底鞋扔了换上它穿着上了路，哪晓得这东西适合美国兵坐汽车穿，不适合我们穿着它长行军打运动战。走出洛阳刚到龙门脚就打了泡，等第二天到达伊川，想脱已脱不下来，咬牙脱下时，两脚已被磨得血肉模糊。
  不久在军队的报纸上看到英雄营长张明写了篇文章，题目是“桌上的表”。写的是洛阳城内一家人走空后，桌上放着只表，到我军撤离那表还放在桌上。我不知他说的是否就是我见到的那一块。洛阳城内这类现象很多。
  我打过许多仗，景象最残酷、纪律最严明的是洛阳这一战。事隔40余年后我仍想再去看看，但看到的已是一个新洛阳。惟一没有变化的还是那块“孔子问礼处”的石碑。
  参加过洛阳战役，后来成了作家的人很有几个，茹志鹃、白桦、叶楠、徐怀中……我希望有一天这些人能在洛阳有次聚会，重温一下年轻时的战斗历程。
  忆河南
  按“四舍五入”，过了年我就叫70来岁的人。我想活得稍松快点，不再应一切约稿。正这时朋友约我为郑州晚报写点什么。1949年前，我随叶飞将军从鲁南转移到了河南。打许昌，打杞县，进洛阳，进开封，在这中原大地足呆了有一年多，与河南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积下了一份不浅的感情。这个稿看样不写不行。
  正经八板的写作有困难，就扯几句闲篇，与读者叙旧。
  一谈到风沙人们总爱联想内蒙古草原，新疆戈壁。我却联想到河南黄泛区。1948年春天我们从扶沟去西华，是夜间行军。出发前起了风。刮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人走在路上如同陷入了沙窝，其沙细如精粉，无孔不入。不仅睁不开眼，连鼻子带嘴都蒙上布才能呼吸，只好在头上包上件军装，留条细缝看着前边人的后背，紧跟着它前进。顶风时迈一步都要使九牛二虎之劲，顺风时看见前边的人停下来，想刹脚又刹不住，先撞人后背，自己后背再被人撞上。漫天黄沙既看不清左右上下，又辨不出东西南北，命运全托付给了带路的向导。这向导沉默不语，只是弯着身子带路。走几里地停下来辨认一下，随后往左一拐或是往右一拐，又接着往下走。这样不断改变路线走了一夜。天亮后看到前边有个村子，越看越眼熟，好像曾经什么时候住过。走近了一看，原来就是昨天晚上出发的地点。这时向导才哭叽叽地说求饶：“大军同志，说实话吧。昨天出村不远我就转向了，想找到正路，始终没找出来。怕你们生气我没敢说！”
  我们就只好进村中休息。村中房子有两类。少数是房顶与地面一样高，甚至陷在地面之下。先下台阶再进屋门。这是黄水淹过，从泥沙中挖出来的旧房；多数是草顶，木杆，芦苇糊泥的棚屋。这是新搭起来的住屋。房屋陷在地下之处，其田地系被泥沙淤积，尚可耕种；搭棚屋者是熟土被黄水冲走，露出来的只有沙礓，其硬如石，种地时连犁铧都要碰断。不管那种房屋，都是家徒四壁，有的全家人连一床被子都没有。山东农村，再穷的地方也还能烧个热炕，不烧炕总还能找点草搭地铺。可这里连铺草都没有。因为沙礓上寸草不生。老乡们拿到救济粮舍不得，要把它卖了换成红薯叶，这样可以多吃几顿。农民们穿得更是奇特，不少人穿西装，纯粹是进口货。不过既长大又破旧，腰上扎根绳子代替纽扣。原来都是联合国救济总署发的救济品。西方人捐赠的救济品也有新东西、好东西。但都叫国民党政府官员自己留下了。发到老百姓手中的就剩下了这些破烂衣。我们祖宗的发祥地，一度就成了这样赤贫，刮起沙漠戈壁般的暴风。
  与此形成明显对照的是河南淳朴敦厚的民风，河南人是有文化传统的。人穷而不失礼。在村头碰见个拾粪的，那怕他两天都没揭锅，也要客气地说声：“到家里喝汤？”
  过去中国人穷，把吃饱肚子看做压倒一切的大事，所以人们见面，最讲礼貌的问候就是：“吃了没有？”惟独河南人却问：“喝汤没有？”或许这是风习上、语言上的差别。但当时我觉得这是河南生活更为穷苦的反映。没有足够的粮食做干粮，只能吃流食。也许我理解错了，但错得有理。
  我已近半个世纪没到河南黄泛区。不管我们在经济建设上有过多少失误，却相信它绝不再是当年我见到的景象。如果今天河南人们见面还问：“喝汤？”可能其汤的原料已作彻底改变。老年人喝汤为了保健，女士们喝汤为了减肥，这决不会再作那样的误解。
  从陈家白庄走出的文艺家
  最近山东临沂罗庄政协的乡亲来信，说他们要编本村的“文史资料”，问我能不能写点东西。我放下手中正写的稿子，回忆起陈家白庄来。陈家白庄是罗庄属下一部分。这个村不大，但从这里走出去的作家艺术家却有一大串：音乐家、戏剧家、诗人、作家、书法家、画家、电影明星……应有尽有！
  因为这里曾是“新四军、山东军区文工团”(简称军文工团)的驻地。
  1945年日本投降后，陈毅同志率新四军部队北上，与山东军区司令合并，他身兼代军长和军区司令，军部和军区司令部就设在临沂。这时正是抗战胜利后短暂的充满和平气氛时期，毛**与蒋介石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三人负责维和的“军调执行小组”经常派人来临沂搞联络，联合国善后救济小组在临沂设办事处分配救济物资。地方上忙于减租减息发展生产，部队动员精简复原，准备整编。文工团宣传教育，接待交流工作忙得热火朝天，演出的地点主要在城里，军部分配的驻地就在临沂城中心。转过年来进入1946年，蒋介石调兵遣将就绪，丢开政协决议要召开伪“国大”，局势骤然紧张起来，城里驻军已不适宜，开始向乡下疏散，新四军领导机关驻到城南罗庄一带。我们移到属罗庄乡的陈家白庄。
  陈家白庄的老乡对文工团热情欢迎。各家房东就把房子腾空，打扫得干干净净。大部队到达时村干部们把铺草都给预备好了。全村群众都到村前夹道欢迎。我们班住在村中间偏西一个夹道北头，有三间正房、三间东屋、两间西屋。房东大娘和他儿子住正房，我们全班住三间西屋，东屋住的是两位刚从滨海调到我团写剧本的老同志。其中一位就是后来成了上影著名导演傅超武。房东只有老大娘和儿子两人，大娘年岁已大，重劳动活都是儿子一人干，院子里原来比较脏乱。我们住进后，按传统把挑水扫院子的零活全包了下来。正房檐下挂了木箱，养了不少鸽子，原来正房窗台上下鸽子粪成堆，我们来后每天都给扫得干干净净，还把鸽子粪给堆到一块替房东积肥。大娘高兴得合不上嘴，赶上星期天我们改善生活领回面、肉包饺子，她都抢着为我们帮忙。平时我们在院中活动，老大娘就坐到门槛上看。我们练歌她当听众，我们聊天她捡笑。
  “新四军、山东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在当时可算是山东根据地最高文艺团体之一，其成员既有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革命，也有来自上海、北京、济南的专家名人。原团长陆万美曾担任过“抗演六队”队长，后来接替他的张望同志是老新四军。著名的作曲家李淦(水金)是我们的教导员。副团长黄灿出身于元老级话剧团体“南国社”。下边的人也不弱，以“戏剧股”来说，股长白文来自上海，苦干剧团的台柱之一，和石挥、张伐、黄宗江等同为“苦干剧团”的台柱；副股长是新四军中的艺术骨干，能导能演，红遍苏中、苏北，建国后当过两个部副部长的丁峤；郑重是40年代红遍南北的电影明星，布加里是闻名鲁中鲁南根据地的革命艺术家……在他们指导、带动下，一批年轻同志经过努力学习和工作锻炼，已显露出艺术才能。其中不少人在建国后成了各自领域的名家。如画家彭彬，诗人顾工，音乐界名指挥胡德枫，女高音歌唱家马旋，书法家姜东舒，电影女导演董克娜，电影演员铁牛，李玲君，孙永平……
  文工团在陈家白庄这段时期，有几件事值得一记：
  一是迎接东江纵队。1946年夏季，中国共产党为促进和平严格执行和谈协议，把坚持在广东抗战的东江纵队调遣到山东来。山东军民出于对广东同志忍痛离乡的同情与敬佩，作了充分迎接准备。东江纵队是乘美国军舰由广东到烟台的。有人在船上受美国海军的歧视与慢待，同志们为顾全大局忍住了满腔愤怒。登陆后步行由胶东开往临沂，几百里路程；沿途都是彩棚戏台，欢迎的队伍不断，慰问的歌声不停，相比之下山东军民阶级感情令东江儿女由衷感动。军文工团的演出点设在临沂城东四十里的相公庄，舞台就搭在大路边。连续为过路的东江纵队官兵演出了一星期。常常是台上演出台下喊号，官兵们用现学的北方话：“谢谢新戏官(新四军)的同记(志)们啦，我们一定要跟你们一期(齐)保卫山东解放区，我们还要打肥老嘎去(打回老家去)……”他们的革命信念也激励了山东军民并肩战斗的决心。
  二是文工团鼓励大家除在本职工作上精益求精外，业余时间也用来勤学苦练以增加点修养与能力。有人练歌，有人练画，有人学习写作。白文在这里写出他头一个剧本《五莲山》，顾工在这里写出了头一个《发洋财》，董克娜、铁牛、李玲君、孙永平都是在这里第一次登上舞台的。
  三，文工团把陈家白庄看做自己的家。排了新戏，照例先演给乡亲们看一场，听取大家意见，然后才正式到部队演出。乡亲们在看文工团节目中也提高了觉悟，当年秋天翻身群众掀起参军热潮时，陈家白庄一次有十来个青年参军，全被我们文工团接受。参军青年披红戴花，骑上扎了红绸带的马；文工团同志组成乐队秧歌队敲锣打鼓吹拉弹唱，从陈家白庄出发往南往西到罗庄一带游行一圈。出村时参军青年从各自家中由乡亲送出来，回村时文工团领导带队迎接到欢迎大会会场，老同志帮他们换上军装，陪他们参加欢迎宴会，新同志亲属和村干部全被请入席。从这天起陈家白庄才有人走进艺术队伍，其中有好几位后来都成了在北京、上海等地工作的乐手、电影从业者和艺术家。也有在战场上立下过战功甚至光荣负伤落下残疾后，转业还乡的，他们回乡后又在家乡经济建设中做出突出贡献。如我的老战友陈进田、陈宝田，虽然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如今仍在为建设家乡而奋斗不息。
  前几年我和老战友顾工一起回陈家白庄看了一下，回北京后丁峤、马旋、彭彬都向我们打听老乡们的情况。转眼过了半个多世纪，但对我们来说，只要一息尚存，绝不会忘记和罗庄一带人民血肉相连的情义。
  战友陈金河
  我在写战友朱彤心的时候，联想起另一位战友，名叫陈金河。
  陈金河从1946年10月参加我们文工团，到1948年负伤离队，总共一起工作了两年多。可我认识他不止两年多。他参军之前我们团住在他们村，我就住在他家，对他有些了解。解放战争开始后，部队扩军，白村有十来个青年报名参军，他没报名。我们批准了三个人，当然也没有他。那三个新战士入伍的时候，村里组织高跷队欢送，我们组织秧歌队迎接。本村青年参加驻在本村的部队，没多远路可走，拉不开阵势，只好给新战士披上红绸戴上花，骑上高头大马，在周围几个村子游行，回到本村，再由我们部队迎接。陈金河是个玩社火的能手。能翻跟头，会蝎子爬。踩在高跷上能来鹞子翻身劈大叉。他扮白蛇，扮相又美，身段又活。这一路上他倒成了主角。不论到哪个村，大姑娘小媳妇眼睛只往他身上盯，参军的青年倒成了为他壮威的。陈金河扭得很愉快，很尽兴，丝毫没有羡慕和妒忌几个新、战士的神色。
  过了一个多月，部队开拔了。我们是文工团，要带幕布、汽灯、服装之类，难免需用民夫。村公所派夫时，陈金河争着要参加，说：“住的怪热乎的，送他们一程。”一般的民夫只送一天，60里地。第二天他们回去，再由宿营的村子另派新人。但到第二天白村的人回去时，陈金河不肯走，说：“我腿脚好，再送一程。”于是他留下来，和新来的民夫一起又送了我们一程。第三天我们再走半站就到目的地了。他又说：“反正还剩二三十里地了，送到算吧。”又送了半天，他是老熟人，又如此热情，又好像对待一般民夫那样，开个证明就让他走。团长丁世雄就索性挽留他半天，晚上请顿牙祭。晚上吃饭时，把他的三个老乡找了来，把原住在他家的我们几个人也找了来。饭菜放在院子里一盘磨上，大家围着磨盘站着，每人撅了两根秫秸箭秆当筷子。
  丁世雄说：“金河，你送了我们一程又一程，现在弄得我们真舍不得跟你分手了……”
  陈金河说：“分啥手？打出来我就没打算回去！”
  丁世雄还以为他说笑话。就说：“说得轻巧，那你当初怎么没报名参军？”
  “我报名你要我吗？”陈金河正经地问。
  丁世雄觉得他要来真的了，忙说：“不行，咱不敢要。你是独子，你妈又从年轻守寡……”
  “我知道就是这么个事，我义务长期支前，你管不着吧？”
  丁世雄是善于开着玩笑处理严肃问题的，就故意把脸一板说：“支前要有乡政府证明，拿证明来，咱欢迎，没证明，回去。叫伙房给你十个馍馍当干粮，拿着路上吃。”
  陈金河从怀里掏出个纸条条，啪的一声放在磨盘上说：“给你证明，安排我的住处吧！”
  丁世雄疑疑惑惑地打开纸条，大家围上去看，当真盖着红色大印，是乡公所开的证明。上写：“陈金河自愿支前当民工，希文工团分配工作，期限两个月。在此期间政府按支前人员待遇照顾其家庭生活……”
  证明信是真的。估计这信的来路多少有点蹊跷，但已相隔了200来里地，无法去查询了，只好先把他留下。从此陈金河就当上了民工组长。文工团经常有两三个民工，不断替换，陈金河就专门招呼这些民工行军、吃饭、住宿。他自己也挑一个担子，专担团里的文件箱和团长的背包。团里几次动员他回去，他都说：“还没到两个月呢！”战争形势发展很快。将近两个月时，我们已转战到了胶济线，而临沂则成了敌占区。陈金河明摆着回不去了。他仍是不声不响担那副担子，既不提回家、也不提参军的事。反正开饭一块吃，行军一。路走，同志们又送了他一身旧军装，实在看不出和我们有什么区别。终于有一天，团长撑不住了，把我们班的人和白村参军的三位战士(两个炊事员，一个饲养员)找去说：“你们看，是不是让陈金河入伍好呢？”
  我们说：“当然应该叫他入伍。”
  团长说：“可他参了军，家中就剩他娘一个人……”
  炊事员陈友河说：“他来时就没打算回去，他娘同意了的。”
  饲养员陈宝河说：“太平年月他也是二八月庄稼人。倒是他娘养活他的时候多，他娘乐得他出来呢！”
  他这一说，大伙才有点醒悟。在那村上住了半年多。对陈金河秉性多少都知道一些，他家只有一亩多地。按说地越少、越该伺弄得仔细，可他却马马虎虎，锄的不勤，收的不净。麦秋过后小孩上他地里捡麦的最多，大秋完了上他地里搂地瓜的人也最多，人们问他：
  “你怎不经心务庄稼？”他说：“猴腚大点地，再精细能多打几升粮食？费那事干球？”
  他家的生活多半靠他娘纺花、织布、缝盖帘、编筐篓维持。他对他娘的劳作也很少帮忙。他娘倒是很壮实，很乐天，爱说笑，爱助人，虽然缺吃少穿，脸上却从不带愁苦相，也从没听她抱怨过儿子不成才。陈金河种庄稼不在意，但干“闲事”很有点门道，追个兔子，打个黄鼬，捕鱼摸虾，很少有空手回来的时候。
  1945年腊月二十五，我去司令部送信。回来时天黑了，又下着小雪，路上一个人也没有。白村庄北，有一片柏树林，中间有座大坟头像个小山包，村人习惯称它叫“杨家罐”(也许是“棺”的讹音)，据说埋的是个明朝大官，叫“杨祭祀”，祭祀是什么官，谁也弄不大清。总之那片柏树林阴森森，尽管我背着条马枪，走到那儿还是头皮发紧。正走着，就听树林里有人喊道：“谁？”
  我吓了一跳，赶紧把枪端起，拉了下栓问：“你是谁？”
  坟地里就又喊了一声：“你是小邓吧？”
  我听出是陈金河了，就放下枪问：“你干啥吓人呼呼的？”
  他喊：“你过来，快紧着，帮我个忙！”
  我问：“你在哪儿呢？”
  他说：“在杨家罐下边。”
  “你过来迎我呀，这么黑，我瞧不见你！”
  “我站不起来，能站起来还喊你干熊？”
  我顺着声音找过去，发现他在坟边坐着，背紧紧靠着坟包。
  我说：“你咋了？腿伤了？”
  他小声说：“嘘！我腚底下这个洞里有四个狐狸。我一个人抓不过来。想等个过路的帮忙，等了一个时辰过来个妇道人家，我一喊她倒吓跑了。又等了一个时辰才听见人声。原来是你。我的腿冻木了，腚也叫它们挠破了……”
  他叫我在一边堵着口，解下裤带来。抬一下屁股，底下吱的一声，他掐住一个狐狸的脖子，用腰带拴上拖了出来。又一抬屁股，又拖出来一个来，用腰带的另一头拴了。第三个没腰带了，他用手掐着狐狸脖子把它拽出来，狠狠地往地上摔了几下，狐狸不动了。可就在摔这第三只的时候，另一只从我这边蹿了出来，我抓住它尾巴，狐狸回头咬了我一口。我一疼撤了手，叫它连蹿带跳地跑了。
  陈金河跺着脚说：“你咋这么熊包！叫你帮忙，你倒坏了我个事。”
  我舔着手上的伤口说：“你没瞧见手都给咬破了！”
  “咬破手算啥，过两天自己就长好了，我裤子还叫它挠破了呢，裤子破了可得花钱买哩！”
  我说：“你抓到三个也行了。咋这么贪心？”
  他说：“这是一窝，要抓就得全抓住，跑一个将来它要报仇的！我受过它们报复……你没看见吗？凡抓野物的人，没有不穷死的，它们祟乱你！”
  我笑道：“你既迷信，为啥还抓这几个？”
  “我想不干了，可拿啥过年呢？”他无可奈何地说，“你没见俺娘这几天那愁苦相么？”
  他把三条狐狸剥了，皮卖给合作社，一半钱给他娘过年，四分之一买了胭粉参加办高跷。还有四分之一想买药治屁股(屁股真的叫狐狸挠下几块肉去)。我们的卫生员免费替他抹了二百二。他就拿这钱做了条裤子。他娘织布，他却不用他娘的布做。他说：“老人织布是卖的，不是给我穿的。我的穿戴，我个人想法儿。”
  大家议论了一阵，一致赞成吸收陈金河入伍。又在支委会上讨论一下，就决定了。丁世雄叫人把陈金河找来说：“组织上要我动员你参军，你自己同意不同意？有什么意见？”
  他以为陈金河会跳起来说些感谢的话的。可陈金河满没动声色，反倒说：“领导要下了决心呢，我现在就入伍。要还想考验一阵呢，也没啥，反正早晚也是这么回事。”
  “你还蛮有主意啊！”
  “没主意早叫你打发回去啦！”
  他的职务是通讯员。只管照顾丁世雄的生活。演出的时候拉大幕，点汽灯。配效果，要演只喊一个“杀”字，端着枪冲锋的群众演员，他都抢着干。还跟着大家练声、唱合唱，并且用白报纸钉了个本儿，学着美术组的样儿画速写。他唱的、画的都不像样儿，没露出在这方面的什么天分。显然踩高跷时那点灵透劲真拿到专业团体来说不顶用。点汽灯，演幻灯。钉布景这套活他掌握得很快，既有兴趣，也有才能。打枣庄时我们缴获了一架柴油发电机，灯光组长小江跟他两个人鼓捣了一天半，居然把它弄转了，而且接上线，点亮了好几个电灯袍。新年联欢会上，他们就用这几个灯泡照明，演了一场晚会，虽然没有汽灯亮(光线总是红的)，可是真正的“电灯”，一按就亮，再一按又灭了。这本身就是节目，给台上台下的人都带来了愉快。后来要进沂蒙山打运动战，这个笨重的现代化设备只好扔掉，陈金河为此还掉了泪。
  电灯事件引起团里对陈金河重视。朱彤心建议把他转为文工团员。文工团员一般享受班排级待遇，算是“提干”。在战斗部队，打仗升个班排长不是问题。文工团不行，要么得有“特殊贡献”，要么得熬到一定时间，大家一块升级。陈金河表现不错，可不能算是“特殊贡献”，只好先把他调到灯光组工作，仍是通讯员的职务。从此他归灯光组长小江领导。
  小江虽也是由通讯员提上来的，但他资格老，军龄长，又得过朱彤心的技术真传，就时常在陈金河面前摆架子。往往为了点小事就把陈金河训斥一顿。我们看不过去，没少给小江提意见，陈金河却处之泰然。随便小江多粗暴。他都不顶撞。
  一天晚上行军时，我和陈金河一块跟着骡子照顾病号，在路上谈了起来。我说他表现得很好，能忍住小江的乱发脾气，这不容易。
  他说：“跟人学本事，受这点气算个熊！比旧社会当学徒的强多了。我要没这点打算，还不参加你们文工团哩。”
  我问他为什么非要参加文工团，他说：“从大里说呢，是要革命，打倒反动派，建立新中国，穷人不受压迫剥削。不过这是官话，谁都这么说。往小里说，我自己有自己个人的打算，想改改门风。”
  “咋叫改门风？”
  他从他爷爷那辈讲起来。
  北方农村，一般都以多数居民的姓氏为村名。村民大部分姓张，就叫“张庄”，大部分姓李，就叫李庄。为什么他们村都姓陈，不叫“陈庄”而叫“白庄”呢？因为早年这村上有几家靠抄纸为生，墙上用石灰抹平，为的是晾纸。他爷爷那辈就抄过纸，自己有碾子有牲口，生活很不错。
  “你在俺家住过。日子不富裕，房子能这么宽敞么？”
  他家确实房子宽敞，有三间北屋、两间西屋、两间东屋。不过，三间北屋房顶上的瓦已揭下卖了，苫上了草。东屋山墙从顶到底一道大裂缝，除去放破烂。派不上别的用场。我们住他的西屋。西屋虽没裂缝，可缺窗户少门。我们挂了个草帘挡风，扎了几根秫秸把糊上纸当窗户。
  他说自从民国十几年，城里的财主办了个机器纸厂，造的纸又白又薄又便宜，把这些土纸作坊顶黄了，他家才败落下来。他爷本不靠种地养家，就没置下多少地。死的时候除了留下这宅子，只留下十来亩地。十来亩地，如果好好伺弄，也还可以维持中农水平。他爹受了他爷的影响，认为在土坷垃里刨食难有大出息，就把地卖了与人合伙做生意，往山里贩骡马，从山里往外收药材。开头几年干的还得手。可在日本进来那年，路上碰上了劫道的。三个劫道的拿着砍刀、扎枪劫他们四五个。别人一见，扔下财物就逃命了，没伤着人，他爹捂着钱袋不肯撒手，跟劫道的扯把了一阵，叫人用扎枪捅破肚子，挑出肠子来才把钱袋给夺去。
  劫道的说：“朋友，咱是谋财不害命的，你早放明白点，何苦伤这和气呢？”
  他爹说：“朋友，我不挣巴两下，身上见见红，我跟我自己交待不过去，这样我才心安。”
  劫道的见他有骨气，扔下十元大洋，叫他当盘缠，雇个脚回来。他没舍的花这十元大洋，硬是把肠子塞进肚子，用手捂着伤口走回家来。
  金河他爹回家后又卖了三亩地，请个老中医给他治伤。治了八九个月，大体上好了。老医生嘱咐他第一不要干费力的活儿，第二不能暴饮暴食，尤其不能吃肉。金河爹是个头脑活、肚量大的人。不能长途贩运，不能种地，总能找到谋生之路，他把喂的两口猪杀了，让金河娘蒸包子，他在集上看摊卖包子。这使他维持住了家庭生活，并且没费多大力气。守住了医生提的第一条戒律。可他没想到，卖肉包子对于一个忌口的人，也是个危险的行业。冒着热气，散着肉香的白面大包子，每时每刻朝他投出诱惑。胃口的翻动使人很难做到“拒腐蚀，永不沾”。果然，熬到八个月头上他熬不住了。趁金河娘没看见把一个破了皮的包子塞进了嘴里。果然就创口崩裂一命呜呼。这事在医学上说得通说不通另当别论，反正金河爹死了。临死留下了两句话：一是劝金河娘早点嫁人，带着他留下那点财产嫁个实诚人；二是孩子大了叫他闯世界，别死守着坷垃受穷。他说：“靠老实种地是熬不出头的。”
  金河他娘顽固地拒绝按第一条嘱咐办，却严格地遵守了第二遗愿：金河爱干什么由他去，并不把他拴在土地上。她靠纺纱、织布、做小手工业维持生活。
  所以金河说：“别人参军，头一条想的是打倒地主剥削，翻身保田。我想打倒穷神，跟你们学点本事。全国解放了，我既有一份功劳，也学了一身本事，改换下土里刨食的门风，过几天富裕日子。”
  金河的兴趣并不只在点汽灯、做布景一些工艺上，他也乐于学文化、学政治。这么个散漫惯了的人，按说对军队的严格纪律难以适应，但他却很自然地就习惯了。行军时汽灯是用两个木箱装着、驮在骡背的，因此灯光组总要有人跟骡子走，以前这事由小江干。自从有了陈金河，小江摆起架子，把这活交给陈金河。1947年夏天，我们在鲁南打一个县城没打下来，遭到了敌人大股增援部队的反包围，半夜我们趁着瓢泼大雨突围，中途又遭到敌人伏击，政治部的队伍被冲散了(请原谅我说到我军偶然失利的事。这种事战争中本来难免，但文学作品中却是一忌儿我们突出包围圈已经天明，见到了饲养员陈宝河，却没见到陈金河和骡子，陈宝河说，他们本是一起行动的，遭遇伏击时，骡子被一发60炮弹打倒了，他从骡子身旁跑了出来就再也没见到陈金河。估计陈金河可能和骡子一块中了炮弹。我们一连五天，没打听到陈金河的下落。大家心情都挺沉重。第六天拂晓，我们强渡一条很宽的河。渡到对岸，敌机就发现了，向我们俯冲扫射。大家赶紧往高粱地里钻。几位女同志钻进一片高粱地，转眼间又格格笑着退了出来。丁世雄喊：“别出来，原地隐蔽！”她们宁肯冒险在路边卧倒，也不肯再进去。一些男同志就从她们身边钻了进去。到青纱帐中才知道，原来有个大小伙子，浑身一丝不挂，躺在地垄里睡熟了。陈宝河去踢了那人一脚说：“起来，穿上衣裳厂那人揉揉眼坐了起来，把陈宝河吓得倒退了好几步，尖声叫道：“你是陈金河魂呀，还是人儿呀？”
  “我要是魂儿早把你掐死了！”陈金河咧咧嘴，哭不像哭、笑不像笑地说，“你的腿比兔子的还快，害得我好找了一夜！”
  听到陈金河的声音，人们不顾敌机还在头上盘旋，全凑了过来。连女同志也扔开习惯的禁忌，大大方方钻进来了，吓得陈金河赶紧原地趴下说：“女同志别过来，谢谢你们关心，我挺好，就是衣裳叫水给冲跑了，等我找件衣裳穿上咱再见面吧。”
  不知是谁扔了件军装上衣给他，他像围裙似的围在腹部。说是昨晚上他一人摸到了河边，看看没有人，以为我们早过河了，就赶紧下河追。昨晚雨挺大，河水又深又急，穿着衣服走不动，就把衣服脱下顶在头上。谁知一个浪头把他打倒了，再爬起来时衣裳早漂得不见影了。我们说：“你怎么不把衣裳抓紧些？”
  他说：“咦！你们倒会说，我手里还抱着那个东西咧！”他指指身后的草丛，人们才看到那儿放着盏汽灯。
  这以后不久，他就人了党，但仍未提干。陈金河自己对待提干也像他对待参军一样，既充满信心又不慌不忙。“特殊贡献”有时也要看机遇的。不久他的机遇来了。洛阳战役时，我们全团都上最前线去做鼓动工作，留下他和两个炊事员在洛阳城外一个村子留守。在前线上喊话，鼓动干了一夜，天亮后团长叫我和一个姓耿的同志回留守处取彩绸服装，准备做战地演出。留守处村西有个废了的破窑。还离破窑很远，就看见窑外站着个当兵的，端着支***，面向窑门一动不动像个泥胎。走近了，看出是陈金河。我们喊他，他不做声，只作手势，招呼我们快到他身边去。我们再走近些，就看到他脚下横七竖八扔着七八条枪，几个手榴弹。他说：“我这窑里捂着一窝狐狸，你们一人抄起一把枪来，咱把他们领回去。”
  我们各找了一条枪，顶上了火。他喊道：“一个跟一个举着手出来！谁要捣蛋我这枪子可不吃素！”
  里边答应了几声，陆陆续续有七个敌军举着手出来了。陈金河问：“还有没有？”
  一个脸上有块伤的大个子说：“还有一个伤的，两个死的。”
  “去个人把伤的背上，死的撂下，其余的排成一列站好！”
  那大个子就钻进去背着一个头缠了绷带的敌兵出来。陈金河叫我们看着俘虏，他把地上那几支枪的枪栓全卸下来插在自己皮带上，然后对俘虏说：“一个捡一杆扛上，跟我们走！”
  把俘虏押到村里，初步审问了一下。他们说是昨晚从九龙台突围出来一个连，叫我们部队一阻击，打散了。他们这一个班跑到这村头，看天快亮了，怕被我军发现，就躲进了废窑，正商议下一步怎么办，突然从窑顶上飞下个手榴弹，吭的一声炸了！当场两死一伤。其余的都吓蒙了，听到外边喊：“把枪扔出来。不交枪要扔小包炸药了！”他们赶紧把枪交了出来。扔出枪以后，又听外边喊：“现在你们就老老实实在里边休息吧，多咱喊你们出来再出来。”他们就在窑里老实呆着，天亮后从窑门下边望望，才知道外边就一个解放军。
  我们问陈金河，怎么会跑去抓俘虏的？他说原是去解手的，蹲在地里，看远处，有天幕作背景，比站着看得清楚，就发现有几个人由西往东跑，头上是大盖帽子。他顾不上回去拿枪，皮带上原插着颗手榴弹。就提着手榴弹悄悄紧迫上去。这几个人走到窑跟前不见了。他估计是进了窑。他想他要从门口接近绝打不过他们，要在窑顶上居高临下，既利于进攻又便于隐蔽。就从窑背面爬上去。把耳朵凑到烟口上一听，敌人正在争论是继续跑还是先隐蔽下来。有人说马上天亮了，再出去容易叫八路军看见；有人说躲在这儿也不安全，要叫八路发现连队形也展不开，没有还手之力，还不如硬冲出去好。陈金河心想：他们一出来一个人可就捂治不住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那颗手榴弹扔下去再说吧！手榴弹一炸，里边乱了营。陈金河一喊里边就嘁哩咔啦把枪扔了出来。陈金河赶紧跑下去，捡起一支***封锁住了窑门口。
  陈金河一个人俘虏敌人一个班，上了部队的前线小报，立了二等功。丁世雄趁机把提干的报告打上去了。
  打完洛阳，我们到黄河北休整了一个多月，然后又南渡黄河，准备打开封战役。经南渡河时我们是半夜渡的河，陈金河拉着驮汽灯的骡子和炊事班乘一条船。黄河中流，浪大水急，涛声震天。骡子受了惊，又叫又跳，这在船上很危险。他不顾一切夹住骡子的头，骡子挣扎，***撞在船帮上，走了火。枪一响，骡子倒安静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可是船靠拢南岸时，陈金河沉着地说：“你们把骡子拉上去吧，我上不去了。腿打断了……”
  陈金河随船回到北岸，进了后方医院。提干的报告批下来时，他已复员回家当老百姓了。
  1960年前后，我在京郊挖河的工地上改造。丁世雄托人带来一封信，说陈金河来找过他。家中生活困难，请老战友们周剂他一下。他找了几个人，给他凑了30斤粮票，100块钱，打发他走了。因为知道我的状况也不好，所以没有通知我。我有点心酸。
  “*****”初期，我在北京车站，碰上了临沂来串连的人。其中有个20多岁的年轻人，是跟陈金河邻村的人。我就打听：
  “你认识白村有个叫陈金河的吗？”
  “那个瘸子？谁不认识他？”
  “他怎么样？”
  “完蛋了！”
  “死了？”
  “还不如死了呢！蜕化变质，成了个二流子。集体劳动不参加，整天背个土炮打兔子！听说队里分东西，比谁去得都快，粮也好，菜也好，那怕分两个生瓜蛋子，没他的也不行。给少了他还拄着拐杖骂，拍着那条瘸腿说：‘老子这腿是狗咬的？我看谁敢少给我！’他儿子儿媳嫌他丢人，跟他分开，前几年下丁关东了。他女人陪着他受不住挨饿，也找儿子去了。现在就是他妈跟他在一块穷混！”
  我惊异地问：“他娘还活着？”
  “活着，也不是好东西，当过卖包子女资本家，现在剥削本性不改。不参加队里干活，缝盖帘，编筐，还上城里摆摊卖茶，专搞资主义这一套，前些天我们把她揪出来斗了！”
  我说：“唔，斗了又怎么样？”
  “她老实点了，不敢再发展资本主义了。可陈金河天天上队里来要救济粮了。支农的军宣队有派性，偏着他，说他是残废军人，没有饿死的罪过。叫队里给他粮！他当的是陈毅的兵！为错误路线卖命的饿死了不就臭块地吗？凭什么给他救济？”
  那正是人与人之间老死不敢往来的时代，这消息我无法向别的老战友专递，只能自己悄悄地感慨一番。过了几年，“***”倒了，我还未回到工作岗位，有一段比较自由又无所事事的时期。于是就找一些从牛棚、狗洞、大墙、干校出来的老同志，互相走访起来。我和丁世雄结伴去草桥看花，路上说了陈金河的事。他叹口气说：“这些年我们都自身难保，谁也顾不上谁，他还能跳着脚骂，还有要求救的勇气，看来比你我还强点呢！看以后吧！以后我们状况若有进一步的改善，应当关心关心他，到底是一个战壕里趴过的呀！”
  以后我们的状况都改善了，而且改善的速度、程度都比预想的要快要高。老丁当了副部长，我也又拿起笔来写小说，但谁也没有认真地去打听陈金河的情况。我开脱自己说：“刚刚恢复工作，先得干出个样儿来再顾别的。”后来，听丁世雄说，他问了山东的同志，说山东农村的情况大为好转，我就又找到了自我解嘲的借口：“既然农村普遍的都形势大好，陈金河的状况想必也好转了，不然他会来找我们告状的。”
  春节前夕，突然接到丁世雄来的电话，叫我星期天上午在家等他，有事情和我商量。
  星期天早晨8点，丁世雄到了。他说陈金河到了北京，他们通过一次电话，约好了今天拉我一同去看他。我问：“他来有什么事吗？”
  “他说一来看看老战友，二来求咱们帮点忙。帮什么忙，见了面再说。”
  “也许这老兄混的还不怎么样！”
  丁世雄说：“一个残废人，又没文化，又没家底，混好了也确实不易。忙咱们要帮，可也要劝劝他，不能再那么吊儿郎当、又臭又硬。”
  来到门口，看见停着一辆出租汽车。丁世雄办私事从不用公家车，但也从来舍不得叫出租车，他是月月买月票的。我说：“这是你为我雇的？”
  他说：“陈金河的山东话我有点听不清楚，他说住在花园村一个什么招待所，那地方又远又偏僻，不知该坐几路车。再加上要接你，索性叫个车好了。”
  “到底什么招待所呢？”
  “那地方不会有几个招待所的，到花园村一打听就行了。”
  上车以后，我们告诉司机，去花园村，并且问他可知道那儿有个什么招待所，司机说：“可能有个工会的招待所吧。附设在工人干校里。”
  我们想大概就是这个。
  从劲松到花园村，走了足有一小时，因为星期天，这一路除去闹市就是去紫竹院、动物园的必经之路，到处受阻，好容易到了花园村，并且找到了工人招待所，登记簿上没有这个客人。
  我们问招待所的工作人员：“附近还有什么招待所吗？”
  “没有。”
  “旅馆呢？”
  “西边有一家紫玉饭店，才开张的。”
  我们说：“到紫玉饭店看看。”
  司机把车发动后，问我们：“你们要看的这人是华侨吗？”
  我说：“是华人，可不是华侨。”
  司机说：“八成不会在那儿。”
  往西拐了两弯，仍不见有旅馆模样的建筑。我问司机：“这紫玉饭店在哪儿？”
  他一指右前方说：“那就是。”
  右前方是一片古典式的青砖瓦房，雕梁画栋，很像是个整修过的明清王府。丁世雄一看就大笑起来，连说：“停下停下，调头别处再打听去吧，我们这位华人朋友不会住这儿的。”
  车子停下来。正准备倒车转头，一个拄着拐杖闲遛的老头凑了过来，把头往车里窥视一下，司机忙喊：“让开，我要倒车，小心轧死！”
  那老头却不理他，敲着窗户喊道：“丁团长，咋才来？下来吧，到了……”
  我们俩辨认了半天，才认出来这老头当真是陈金河。按年纪他比我大，比老丁小，可看去却满头白发，一脸皱纹，比我们俩全要老出几岁。
  我们下了车，问陈金河：“你住在哪儿？”
  他指指那片“王府”说：“不就是这儿吗，电话里说了半天咋没听清楚呢？”
  我在北京生活了近40年，竟不知道还有这么个饭店，八字粉墙，虎皮石墙基，月洞门，抄手游廊，苏式彩绘，京式宫灯。远看像神仙府，近窥似帝王家，好一片豪华气派。陈金河领我们走进一间客房，里边沙发地毯卫生间、空调彩电弹簧床，竟是北京饭店的规格，民族饭店的设备！
  我和丁世雄互相看了一眼，都露出惊讶的神情。丁世雄问道：“你怎么住到这儿来了？”
  陈金河说：“我下了车先找铁道部的一个老乡，叫他帮我安排个住处。他就安排我上这儿来了。他叫我住哪儿我住哪儿呗！我看这北京的招待所摆设还就是不错哩！”
  我说：“想必是他花钱招待你了？”
  “谁说，俺住房子人家花得着钱么？我个人拿呀！”
  丁世雄问：“你知道这房子一天多少钱？”
  陈金河说：“不知道！我还没打听咧。”
  陈金河出门找人沏茶，我看看老丁，忍不住大笑。
  我说：“好了，不光有个陈奂生进城，这又出来个陈金河进城！可见高晓声不是瞎编的。”
  老丁看了一眼桌上的住房须知，吐了下舌头说：“这房子一天45元！你还笑呢，回头这笔钱你怎么出哇！”
  我这也才觉得事态严重。
  老丁皱皱眉说：“这样，呆会儿我打个电话，叫我们部里招待所给他预备个床位，今天就让他搬走。前两天的房钱咱俩包了吧！老战友了，有什么办法呢……”
  陈金河叫来个服务员，提来了开水，并为我们沏上了茶。
  陈金河说：“我跟我儿子一块来的，他今天出去办事去了，就咱们老同志一块拉拉呱挺好，你们俩怎么样？”
  我说：“老丁升官了，副部长！”
  陈金河说：“在电视上我见他跟外宾一块吃饭啦，要不往车里一瞧就认出来了，你呢？”
  老丁说：“他比我强，自由自在，你怎么样，比以前强点？”
  陈金河说：“多少强了点。”
  我问：“还背个枪打兔子？”
  “还打，比先前打的少了，没功夫了！”
  老丁说：“你也包地了？”
  陈金河说：“前两年包了点，去年起我把地又退了，种地没多大出息。”
  我问：“那你干什么？”
  陈金河说：“跑运输哩，我这儿子下了几年关东，学会了开汽车，我包了辆大解放，他开车。我办业务。”
  丁世雄问：“收入还可以吗？”
  陈金河说：“凑合啦，我这回来就是找你帮个忙，买两样东西。”
  丁世雄说：“你说吧，只要能帮忙的厂。
  “头一个，彩电！”
  老丁一笑，指指我：“你找他！”
  我说：“我刚从国外带回来个20英寸的，可以让你先抱去！”
  “一个干什么使？”陈金河把眼一瞪，“买一个彩电我用着上北京来一趟？”
  “你要几个？”
  “4个！”
  丁世雄说：“你要贩卖去呀？”
  “买还买不着呢，我能卖它？你放心，咱是党员，投机倒把的事咱不干！”
  丁世雄说：“你还要买什么？”
  “！汽车！”
  “大解放？”
  “不，小轿子。红旗咧、奔驰咧都行。”
  “噢，你说要旧的，人家处理的。”
  “要旧的干啥？新的。俺娘老了，我腿不好，闲下来想叫儿子拉着俺娘俩到处转转，不要旧的。”
  我拍拍他脑袋说：“伙计，醒醒，说梦话啦！”
  “我清醒着呢，咋说梦话？”
  丁世雄说：“要不就是我们俩做梦吧？”
  “谁也没做梦！”陈金河说着掏出钥匙，打开衣橱里一个皮包，拿出两张纸来。一份是和北京一个土产公司订的山货和药材运输合同。另一份是向铁道部订租车皮的议定书。他告诉我们，去年的合同已经完成丫，他挣9万，今年比去年的运输量大了一倍，已经完成20％了。
  “伙计，你当我是吹牛的？咱不是废物蛋呀！”
  我说：“可前些年听说你队里的活儿一点也不干，光扛个枪打兔子！”
  他说：“干一天我挣不来一合洋火钱，出那个力干熊啊？政策合适了咱不是吃干饭的！当年咱参军为啥哩？就为了有一天得到凭本事挖掉穷根的机会。谁知道全国还没解放，枪走火，打掉了我一半力气，全国解放了，政策又走火！这下子又失掉了我的心气。革命还有越革越穷的理吗？连俺娘茶摊也成了资本主义尾巴了，这辈子还有盼头吗？还不许我骂几句？你问问现在我还骂吗？我喊共产党万岁还喊不过来呢！过年的时候，我糊了灯笼，写上‘***万岁’，打着它在街上走，支部批评我说这不合政策，这叫‘个人崇拜’，我把它拿回家，挂在我床头上。不许个人崇拜！还不许我一个人崇拜？”
  我们两人笑，他自己也笑。
  我们问他这几年怎么过的？他说刚实行包产那一年，他儿子、儿媳妇、老婆还都在东北。家中只有他和她老娘，两人加在一块不到一个劳动力。好地他不敢包，包了他也种不好。村北河边有一片盐碱滩，少说有一顷地，村里说50元钱就包出去，可50元也没人认。干部们就说，陈金河是荣军，包给你吧！你要有收成，爱给多少给多少，要没收成，一个子儿不要你的。他记得小时听他爹说，盐碱地可以长葵花，他用残废金买了百十斤葵花籽。不拉沟不分垄，漫天扬场地把它们全撤上了！没想到一阵雨水过后出了苗，这下可给他带来了希望。他就拄着拐棍认真去伺弄它们，到秋天一下就收了几千斤葵花籽，头一年就发了个小财。他按队上出的价加了三倍，闪了200元钱，寄了1000元给他儿子当路费，叫他们回来。
  他说：“你寄封白信，说家乡变好了，叫他们回来，他们信吗？一百张大团结寄去，比什么都灵。他们拉家带口全回来了！”
  这一下他就增加了三个劳动力。老伴种地比陈金河强，儿子会开拖拉机。陈金河一年发家，有了名，也有了信用。便向银行贷了几千元，加上自己的余钱，买了架带拖斗的小四轮，第二年下来他纯收入就是两万多元。这时，公社进行体制改革，决定把一辆130卡车承包出去，陈金河索兴把承包的地改为苗圃，专种树苗，由他老妈和老婆照顾。把卡车包下来交他儿子驾驶，小四轮拖拉机由他儿媳妇驾驶。卡车跑长途，拖拉机跑短途，陈金河拄着拐棍专门联系业务。以前陈金河背着枪打兔子，转遍了四乡，也算“名人”，如今成了致富能手，大会上作典型发言，报纸介绍先进事迹，又成了“红人”。熟人多，路子广，承揽运输业务十分便利，他又给自己定下了几条原则：凡是公家运输公司不接受的业务他一律接受，凡是群众急需的任务，他降价包运。公家的汽车队，零担货不运，地方偏僻不运，路不好走不运。他全运。赶上春天送粪，社员忙不过来，或是上黄河出河工，路远又不通车，他免费服务。他救别人的急，别人有肥活也惦着他，永远不愁没货运。搞运输去的地方多，知道各地商品行情，他也集资买卖土产，长途贩运。从山东买了柿饼、核桃、大枣送到南方，从南方买竹子、南货带回山东。三弄两弄，他竟成立起个贸易运输公司来，请了个回乡知识青年当经理，他当副经理。新经理一上任就请人办了个汽车司机学习班，招本村的高中毕业生学开车，又买了两辆大轿车，专跑泰安、曲阜、青岛几个旅游点，在每个地方都租了房子，招村里的半劳力当服务员，兼营小客店。客店不求赢利，专作乘他的车旅游的人免费提供住处。他的车票和长途公共汽车一样，别人就抢着坐他的车，两年下来，几十万的纯利到手了。现在兖州到石臼所的铁路快修通了。他们估计临沂要繁荣起来，来往客人会增多。现在还没发展城内的公共交通事业，他想先弄辆轿车试试，看弄个出租车公司可行不可行……
  我和丁世雄简直像听“天方夜谭”！只从他那热烈、兴奋的神情上，说话的口气上，才相信这是几十年前拉骡子、挑担子、点汽灯、拉大幕的陈金河！
  将近中午，他儿子回来了。他说在食堂给我们定了饭，我们也就不客气，一起去了食堂。
  他这儿子，猛一看没一点和他相似之处。30来岁，膀阔肩宽，带着汽车司饥常有的豪爽劲。我们四个人，他竟订了一大桌菜，而且买了进口的烟酒，也许我们都是他父辈的人，我们说话他极少插言。话题又说到电视机时，我问他：“4个彩电，一定有一个是给你买的罗？”
  他说：“俺爹没打我的份，我也不靠他买！”
  “我不信厂。”
  儿子说：“队里一个，幼儿园一个，文化站一个，他老两口不还要一个？能有我的吗？”
  老丁问：“噢，你是替队里买的？”
  他儿子说：“俺爹送给集体的，这是他的整个计划的一部分，去年他在庄上修了个开水锅炉，冬天免费供应全村用开水，前年他给小学校打了60套新桌椅，过年时……”
  “少说几句，没人把你当哑巴卖了！”陈金河斜了他儿子一眼，他儿子不吱声了。
  我说：“老战友了，告诉我们这些怕什么？”
  陈金河摇摇头，本来喝酒喝红了的脸，却透出了紫黑色。他叹了口气，呷了口酒，说道：“前些年，太穷了。也看不见个希望，我就破罐破摔，没皮没脸的混，成了党的浪子，群众的累赘！如今，如今我这个党员也得起点作用了，我当年入党时也是宣过誓的咧……”
  他的眼转起泪珠儿来，为了掩饰自己，他赶紧端起杯劝我们喝酒。
  分手的时候，已是半夜。劝他换旅馆，替他付房租的事我俩谁也没提。丁世雄认真地说：“想想办法，彩电、汽车都替他想想办法。老战友了……”
  1985年3月20日于北京
  服从命令搞创作
  52年前，新四军宣传部编的小刊物“歌与剧”上发表了个相声脚本“国大代表”，署名“邓友梅”，主编张拓同志给我一斤柿子，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拿到的第一笔稿费。
  人们问我什么原因引起写作的欲望？其实我根本没欲望。上级命令，不写不成。
  1946年，我在新四军当文艺兵。奉命演戏，奉命唱歌，奉命点汽灯。抗日战争刚胜利，我们跟全国人民渴望过几天和平生活之时，国共两党和平谈判却告吹了，蒋先生甩开政协协议召开“国大”，在解放区引发怒潮。文工团要在群众声讨大会演点快板、活报剧之类小节目助兴。领导对我说：“你平时贫嘴瓜拉舌的挺能白话，用到正道上去，编个节目讽刺伪国大。”我说：“咱们不是正在排宋之的先生的《群猴》吗？”他说：“那是正经话剧！要搭台演出的，那用你吗？要你编的是在街头路边、联欢晚会上用的。不用多深刻，只要能揭、露敌人逗笑观众就行！”
  我只念过四年书，识字有限，可是演过戏，戏演多了肚子里有水词，出敌人的洋相也不必有什么顾忌。我在发挥充分的想像力状态下连说带比划，编了个化装相声就叫“国大代表”，拉出去在群众会上一演还真叫座。我们团老作家张拓同志兼任“歌与剧”主编他正找演唱材料发表，看了演出就叫我把词抄到纸上送给他。我说：“有的字我会说不会写。”他说：“不会写就空着，我给填上。”就这样完成了我的处女作。因为有不少字是他给我补上的，所以他给我柿子时还留下两个自己吃。
  后来战争打起来了，文工团由搭台演戏改作火线鼓动工作。白天打仗出英雄事迹，晚上我们编成快板歌词演出。行军时则要随编随唱。部队在路当中行军，我站在路边看。看见走来的是炊事员，顺嘴就编：“炊事员饭菜做得香又香，大葱煎饼白菜汤，同志们吃了打胜仗，又抓俘虏又缴枪……”战士们不管这有没有模仿痕迹抄袭嫌疑，听见唱的是他们，马上乐得合不上嘴，一边喊口号：“谢谢文工团同志打气厂一边加速前进。我见收到效果，也打心里高兴。感到总算为战争尽了份责任。宣传科需要文艺材料编战地小报，我记录下一段交给他们，油印出来，我就成了撰稿人。
  那时候问我：“为什么写作？”我只会说：“服从命令。”但事过半个世纪。我才发现虽以执行命令开头，但坚持到后来就有了主观因素。事实是我爱上了这种劳动方式，它能体现自己的存在价值。
  全国解放，进入和平建设环境，再唱‘‘炊事员饭菜做得香，又抓俘虏又缴枪”没有人听了。我奉命换一种生存方式，从演出团体调到了杂志社。好在编快板编小说都是在“编”字上下功夫，我学起来总比学数理化容易点。就照葫芦画瓢写起小说来。195 1年，在赵树理同志编的《说说唱唱》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
  这时问我：“为什么写作？”
  我的回答是：“木鱼改梆子，将就材料。人总要有一技之长。学别的没条件，只好写小说。”
  写到1957年，惹出祸事，奉命停笔，改作体力活劳动。“文革”中在造反派关照下当了10年反面教员，本以为除了写悔罪书不会再动笔。后来“***”垮台了，***同志领导拨乱反正，又给了我艺术上第二次生命。写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写不写是态度问题。国家和人民的恩德无以为报，只好又拿起笔来。
  难忘“七战七捷”——观电视剧《七战七捷》有感
  我是怀着感动和感谢的心情看完电视剧《七战七捷》的。感动，是因它写得好，准确真实地再现了我军这段光荣战史，写出了我党我军领导者统筹全局、灵活坚定、英明果断、团结民主的风范，成功地塑造了毛**、朱德、陈毅、粟裕等无产阶级军事家的伟大形象。感谢，是因为李传弟、梁泉两位战友完成了我无力完成而向往已久的心愿。粉碎“***”后，“新四军老战士合唱团”在大会堂表演完，粟裕同志走上台来问候大家时，一位战友就对我说：“你应该写写‘七战七捷’！”我没有金刚钻，不敢揽这件大瓷器，可是我希望早日能有人写出来。
  “七战七捷”不是一般意义的“胜仗”，是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我们被迫自卫的“首战”。三年解放战争，胜仗我们打得不少，莱芜、鲁南、孟良崮，规模比它大，战果比它多，但那时我们已有大兵团打运动战的经验。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不计较一城一地得失，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已成为全体指战员的共识。“七战七捷”时，我军刚从“反围剿、反清乡”状态中走出来，因此，它在战略、战术上带有开创性！
  抗战8年，新四军浴血奋战，在江南、苏中、苏北，从侵略者手中夺回大片地区，开辟了敌后根据地，建立了民主政权。减租减息，发展生产，人民参政，老百姓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都得到极大改善。日本投降时国民党军队大部都还缩在大后方；全国人民要求和平的呼声高涨。蒋介石既要敷衍民众，也要取得调运、部署部队的时间，请毛**去重庆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中国共产党真心希望和平，顾全大局，忍痛把一些根据地让了出来。当时，我和梁泉同志在新四军文工团，迎接广东撤来的东江纵队，慰问过浙江、江南北撤的部队，是含着眼泪工作的。可是国民党军队被美国军舰、飞机载运到作战位置后，就毫不手软地朝我们开起火来！ 1946年3月26日，刘峙指挥8个整编师外加两个旅，共22万人，在中原向我新四军五师发起突然攻击！接着蒋介石在南京向我代表团发出最后通牒，限期要新四军撤出苏中，苏北，退到陇海路以北！同志们怒火填膺，纷纷写决心书，要用鲜血保卫我们的战斗成果，保卫根据地人民。可是形势不容乐观。从全国说，国民党部队有430多万人，主力部队都已换成美式装备。我们只有装备落后的120多万正规军。从地区说，苏中前线国民党有5个整编师外加交警大队，共15万人，而我们只有3万人。装备敌强我弱，人数我少敌多。
  “七战七捷”，是我党我军统帅部、领导人之间团结无间，实事求是，讲科学，讲民主，讲党性之捷；是我军指战员勇猛顽强，前仆后继，为正义而战之捷；是根据地人民同仇敌忾，保卫自己的生存权，民主权之捷！在这样的英雄军民面前，任何貌似强大的敌人，挥枪舞剑、气势汹汹也罢，口沫横飞、指手画脚也罢，都只能落得个丢盔卸甲、兵败如山倒！
  电视剧《七战七捷》艺术地再现了这段辉煌历史，其作用是很大的。它让过来人不忘前辈对我们的言传身教，继承革命传统，永葆战斗青春；让后来者体会创业之艰难，知道幸福生活得来不易，珍惜它保卫它，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团结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祖国为人民建业立功。
  梁泉和传弟是我的老战友。他们年大之后，离而不休，以笔代枪，顽强拼搏。《七战七捷》写得既合历史真实，又有艺术魅力，叫人看得有戏有益，有趣有嚼头。最可贵的是塑造出粟裕这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毛**、周恩来、陈毅等一大批革命领导人形象，都写得性格饱满，有声有色。
  初进上海
  从电视上看到，南京人在举着火把庆祝大军渡江35周年，这才想到，过长江、打南京、进上海，已是1/3世纪前的事了。
  35年前4月22日晚上，我们到达八圩港待命，同志们站在岸边，望着那浩浩荡荡的一江春水、望着江南的火光，真是感慨万千。“我们要过江了！要解放全中国了，要成为国家的主人了！”胜利者的喜悦和自豪使我们久久不能入睡。大家坐在江边谈了多半夜，谈话的原词句我已记不清楚，但是那中心内容，我并未忘记。说起来惭愧，竟连一句电影上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说的豪言壮语也没说。大家这一时刻，对国家、对民族的使命感是十分强烈的，但由此引出的问题最多的倒是谈自己和别人的缺点。因为同志们心里的一个共同感觉是“胜利来得这么快，自己太缺乏准备。怎么能带着这些毛病过长江去呢？过了江我们每个人在群众面前都是党的代表、都是军队的代表。咱这样儿行吗？”
  23日下午，我们渡过江，到了江阴，随后是进常州、进苏州。在我的印象中，那一阵每个人都突然尊重起自己来了。本来一向军风纪不整齐的人，注意起自己的皮带扎得正不正，绑腿打得紧不紧了；本来爱调皮说怪话的，变得严肃庄重了；本来生活上有娇气的女孩子，这几天竟然比在艰难的环境中更能吃苦了。而且，大家的脾气也好了起来，互相间团结的气氛也更浓，不大发生在吃败仗时(请原谅我的实话，我们的队伍偶尔也会打败仗的)同志间说句笑话就火冒三丈的事了。
  这样一种自尊自爱的情绪引出很多好人好事。
  至今上海一带的老人，回忆起解放军进城时，那种严格的纪律性，高度的自觉性，仍然赞不绝口，怕都和这种情绪有点关系。别人当时怎么想，我不清楚。我自己经历的几件小事是记忆犹新的。1949年5月25日晚，我们从苏州的木镇出发，乘卡车奔赴上海，从半夜就下雨，路上车马又多，一路总抛锚，直到第二天天黑才从造币厂那边进入上海，雨还没停，不知为什么又在上海市内兜起圈子来。上海人十分热情，卡车每在一个地方停下，不知从哪里就会聚集起一堆人来，围着车子鼓掌，呼口号、扭秧歌。走到金神南路，车又被群众围住，喊跳之后，有人站到卡车前发表起演说来：“1945年国民党进上海时我们也这样欢迎过，可是他们叫我们失望了。我们抛弃了他们。希望今天这个欢迎会不再带来失望，希望共产党永远是中国人民的好领导，希望解放军永远是人民的子弟兵……”那时我们都很年轻，被群众的情绪激动得热血沸腾，也跳到车顶上去讲话：“我们是人民的队伍，我们永远和上海人民团结在一起，建设新上海！”这样跳呀，喊呀，走走停停，直到后半夜才找到个驻处，竟是静安寺路汤恩伯的公馆。
  这是一处极精致、极富丽的住宅。一切设备在那时代都是最先进的了。司令先生走得仓促，室内一切都原样没动，餐柜上摆着菜点、厨房里放着整箱的法国名酒，冰箱中有现成的各种食品。墙上挂的，桌上摆的，箱中装的东西且不说它。当时正逢夏天，各个房间里都摆了几把团扇和折扇。每把扇子上的画幅和诗词看落款都出自名家。试想一下，若在“*****”期间，这么个华贵官邸，又确切无疑是敌产，突然闯进上百名饿了一天一夜、淋得透湿冰冷的造反派老爷会出现什么景象？当时这些大军——真正在火线上和敌人拼过命的“大军”，不是“文化革命”中专拿皮带、木棒凌辱革命者的“造反大军”们，一连住了几夜，整幢房子连一块糕点、一把扇子也没有丢失。检查纪律时，只发现放在地下室一个桌上的半瓶“威士忌”挪了位置。追查的结果，是一个战士见上边都是洋字，以为是药水，拿来要为一个战友治咳嗽，发现不灵，赌气把它扔到窗外草地上去的。解放军的纪律当然是严的，但再严的纪律，若不自觉遵守，也等于零。那一天，别人怎么想的我不知道，我在饿得发晕、房中又只有我一个人时，看见床头桌子边那一盘糕点，实在想吃，甚至馋得有点睡不着觉。只是觉得一个革命者、一个肩负解放全中国重任的战士，伸手去摸那东西太丢人，太不自爱，才忍下了要吃的欲望。
  过了一天，苏州河北解放了。我们移驻到新雅酒店。文工团要演出，领导派我去买几盒化妆油彩来，我们以前用的油彩，是金城工业社出品的。我一出新雅酒店的门，就跟人打听金城工业社在哪里？人家告诉我在打浦桥，(也许是提篮桥，记不清了)我又一路上问打浦桥在哪里？走到外滩公共汽车站，我向公共汽车司机打听路，那司机说：“不用问了，你乘我们车去好了。”我说：“我没钱买票。”(因为领导给我的钱是买油彩用的，没说可以坐车)车上好几个乘客便说：“上来好了，欢迎解放军，我们替你买。”我再三谢过他们，仍然步行走了下去，路实在远，而且又热又渴，那汽车对我很有诱惑力，但又感到，走下去，虽然累，心里倒是踏实、欣喜的。
  这两件小事，我从未对人说过。觉得说出来实在显出我这人精神境界不高，政治上也幼稚。后来干脆连想也不再想起它。“*****”中，造反派封我为牛鬼蛇神，叫我给他们用板车拉取暖的煤。派来与我同拉一辆车的，是位上海出来的老艺术工作者。
  路上悄悄谈起当时许多怪现象，他感慨地说：“上海解放时，我才20几岁，是自动冒着雨跑出门去迎接解放军。那时的解放军和从解放区来的干部是真好，群众怎么会不爱戴？办的每件事都为群众着想，人民怎么会不拥护？那股劲头要一直保持到今天，中国该是怎么个样子啊！”于是我又想起这两件事，并且觉得也并不见得精神境界多么低下和政治上如何幼稚了。对于信仰的理论，那种虔诚态度，那种一丝不苟、身体力行的作风，究竟是好的。即使所做的事细小琐碎，也比那说空话说假话言行不一的好；那种革命者的自尊感，尽管难免还有幼稚、简单之处，究竟要比造反派们把别人不当人，把自己也并不当人的野兽哲学光明正大。
  那天我拉完车回到牛棚，我又想起在上海金神甫路的那场即兴演说，我想。我们那时太单纯，真正缺点在于天真轻信，没想到在我们队伍里还混有张春桥、***之类劣种！我想，中国共产党并不只是由我们这一批毛头小伙子组成的，想把我们的党和军队搞垮怕还不会这么容易！可惜我不一定会看到雨过天晴的日子了。
  但事情并不像我想的这么悲观，老一辈的革命家们，竟以闪电的速度、霹雳的声势，迅速果断平息了这场灾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我们又重新获得了发言权。今天如果在原来的金神甫路那条街上，又碰上35年前参加过那个即兴欢迎会的人，我们可以挺着腰板来大声讲，当年他们的希望没有落空，我们的诺言不是空话：“共产党永远是中国人民的好领导，解放军永远是人民的子弟兵。”
  开国之日在南京
  来到这个世界上已过了两万多个日夜。但留下清楚印象，能久记不忘的日子屈指可数，粗估一下绝占不了总数的千分之一。其中有一天就是1949年10月1日。
  那一天我在南京，当时的身份是新华社华东海军支社的见习记者。
  我说的“久记不忘”，不是指天安门上的开国大典，南京人民的庆祝游行。这个谁也记得，印象都差不多。难得的是还记着几件只与个人有关的小事。
  早已得到通知，作游行准备，10月1日早上集合好游行队伍在本单位门前听广播，只等毛**一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马上就开始游行。这早上我和海军的队伍站在前“交通部”门口听广播，听完毛**的讲话，还没动身，电台又现场直播起天安门前游行的盛况：“走在队伍最前边的解放军海陆空三军的仪仗队……海军部队穿着崭新蓝色军装正接受检阅……”说到这里，别的队伍还没反应，海军的队伍却响起一片欢呼。欢呼后就急着打听谁知道新海军军装是什么样？ (当时华东海军还完全穿着陆军军装，只不过胸章上写的是“中国人民海军”。)
  有个人一指，我就顿时成了“权威人士”。因为在场的只有本人穿过新军装！我便眉飞色舞的给人家介绍起海军军服的样式来。
  大约半个月前，一天上午我正在办公兼宿舍的屋里看书，通讯员来喊我说：“主任命令你马上去办公室，有重要任务。”我想必是有重要新闻要我采写，便跑步到了政治部。一进主任办公室，只见坐了一堆人，除去主任、部长还有参谋处、后勤部以及被服厂的人，正围着一堆衣服说笑。见我进来主任就说：“给你个光荣任务，把这几件衣服穿上……”后勤部同志就提起一件蓝色的海军士兵服给我穿上，又在我头上扣了一顶水手帽。主任喊道：“立正，齐步走，向右转，立正，敬礼……”我照口令动作，旁边的人就发表议论：“袖子太长了点。”“帽顶还太小。”又问后勤部的人：“为什么这大领上是四条横线？怎么全身没一个扣子？”后勤部的人——作答：“四条线代表中国四大海域，海军士兵服装照例只系带子，为的是落水脱衣方便……”穿完士兵的又叫我换上军官服，白军服大檐帽，蓝呢军装蓝呢大衣……
  原来叫我来是当衣服架子，试穿新制的海军军装，供领导评判，提意见。有位科长解释说大楼里别人全有事出去了，这光荣任务就落在我身上。
  这样，新中国成立后我作的第一件事就是为新军装作广告。我说得很得意，大家听得也挺高兴，过后也就忘了。最近从报上知道服装模特成了最时髦、最先富起来的行业之一，这才又想起这段光荣历史，怀疑自己可能是新中国第一个军装模特！但不知能否从这里找到点腾飞之路。
  听到出发口令，我就带着一脸高兴走上街头。游行前记者们都划定地段，分配了采访任务。重大新闻轮不到我写，我的任务是写游行花絮，而且只限定写从新华日报社到“国民大会堂”这一小节路上的情况。我观察了些什么如今已完全忘记。只记得队伍过去后我就到新华日报楼里去写稿发稿。大会规定，所有记者采访完都到那里去写稿。随到随写，随写随发，新华日报为此专腾出一间大厅来供记者们自由使用。来人中既有军队记者也有地方记者，有官方记者也有民间记者。(当时南京最大的民办报纸似乎是张友鸾先生主持的“新民报”)在那个日子里，人们满怀喜悦，互相毫无戒心，不论穿军装的穿便衣的，穿列宁服的还是穿西装的，大家一见如故，欢声笑语，大厅门外就成了全南京记者们相识、交谈、聚会的场所。
  我写完稿跟刚相识的新民报一位记者闲谈，猛抬头忽看见从外边大步走来一位军人。顿时吓得我把说了一半的话停住，下半忘了要说什么。
  那记者见我神情有异，忙问：“你哪里不舒服？”可我顾不上回答他。
  原来从我们文工团调出来当记者的有两个人，另一位比我年纪大，修养高，学问深，本事强。名叫***。正当他连续发稿件，引得我羡慕，老同志赞许时，忽然传来消息说他在进军的途中与敌人遭遇，光荣牺牲了。大家听了都很难过，一时间还成了议论的中心，正要打听花圈往哪里送。他居然大踏步向我走来了，错了管换，正是这位***！
  他见我发愣，就首先伸手问好。我觉得他手并不像传说中来自另一世界的那么透骨寒冷。便迟疑地问道：“你不是已经当了烈士了吗？”
  他说：“那是误传。我要赶着发稿，咱们回头再细谈。”
  这一回头就回了40余年，至今也没再谈，所以至今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死而复生的。只听说他一路春风得意，后来还当了新华社军分社的领导成员。确是应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话。当时见他意外地出现，实在是增加了我的喜庆感和对那个节日的印象。
  我发完稿后游行队伍已经转到了挹江门内地方，我又追上去，追到一半只听半空中有人喊我，抬头一看在一座小洋楼的阳台上站着新华社的摄影记者在拍照，见我抬头就招手叫我也上去，我就进了那洋楼。只见屋里有更多的熟人，有的坐在沙发上休息，有的在喝茶。我问这是什么地方？人们告诉我是“苏联大使馆”。我军进城，许多大使馆，包括司徒雷登的美国大使馆都还原地不动的在观望，可苏联大使却撤走了。别的使馆大使虽然没走，但都门户紧闭，这里大使虽然走了，留守人员却一直站在阳台上为游行队伍鼓掌，并开辟出主客厅来为记者们当休息站，并借阳台给摄影记者拍照游行的人。我很为这种友好态度所感动。后来我搞了外事，有机会多次出入前苏联在北京的使馆，那地盘可比南京的大多了，但印象却没那个深刻。
  这一天庆祝高潮，更像是在晚上玄武湖里的游园会。
  那晚上玄武湖免费开放，除了放烟火，划船，还搭了十数个舞台，集中了全南京市的文艺团体举行庆祝演出。演出的节目可谓百花齐放。既有音乐院教授双手捧着肚子唱“小黄莺鸟”，也有舞厅的流行歌手，耍着两个沙沙响的大锤，扭动着腰肢，带着神圣表情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近来在电视上看到当代歌星们的表演，怀念起那几位浓妆艳抹的小姐来。怀念那种虔诚的神情，认真的台风。
  我在两个露天台前停留最长，一个是京剧，唱的是“四进士”，挑班老生是李慕良！李先生本是马连良先生琴师，马先生去了香港他没去，马先生留在香港。于是他就放下胡琴粉墨登场自己唱起马派戏来了！唱得还真地道，马派戏迷闭上眼把他当马连良听。另一台是话剧，由当时在南京的著名演员临时组合，现编现排了一出戏叫“国民党一团糟”，里边有我们的新战友老明星黄宗江，还有一代名伶戴涯，齐衡……宗江演个穿蓝长衫的国民党元老，在戏快结束时歇斯底里地叫喊：“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了……”随后就晕倒台上。这大概是宗江最后上台，此后就退居幕后专门炮制电影剧本了。数十年后有次我跟他提起这档事来。我说：“你们那台戏演员挺好，可剧本实在不敢恭维，惟一的好处是确实体现了一团糟这三字。”他却说：“可我很留恋那个戏。那种亲密无间、团结合作、振奋向上的气氛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几十年来再也没见到了。”
  重返临沂
  46年前离开那里的时候，我还是个孩子，满是“慷慨悲歌上战场”的自豪感，没多少惜别之情。近年回首往事，却常想起这个地方来——原来我也有过美好的少年时期，在临沂……
  我想在有生之年再去看一眼那个地方，看看我第一次演戏的那个土台；看看自己学写诗句的柳荫；看看偷吃过老乡萝卜的河畔菜地；也看看我们新四军文工团驻过的旧宅。在那个破旧的房子里我们挨过陈毅军长的“骂”：“听说你们不安心，不想作文艺工作，要下战斗部队。见鬼，我还不想当这个军长，愿意当文人呢！有什么办法？组织这么安排，我就得服从。我服从，你们也得服从，谁叫我们要革命呢！”随后他又以文人的身份讲文艺观点：“我们有两只手一个屁股，一只手伸向外国，一只手伸向古人，外国的古人的好东西全抓住，可屁股要牢牢的坐在中国人民的土地上……
  我想：能再去临沂，那必定是一次轻松愉快的旅行。
  我真的和赵大年、顾工结伴登上去临沂的火车时，心情却并不轻松——我问顾工：“除去对少年时代的追忆，对当地人民的怀念，那地方有多少值得留恋的东西？”
  临沂建城始于鲁哀公三年，可到了民国三十几年人们还用建城时的劳动方式耕田、挖煤、烧陶。偌大个华东解放区“首府”，发电厂设备就是一台小柴油发电机，晚上开动时，也只供少数单位办公用，开会、演戏还靠点汽灯。一头骡子拉着大铁轮转磨，就是修械所的“动力车间”，全厂车床的转速都没准谱，全由骡子脚步快慢而定，看骡子的工人偷空去点袋烟，全部机器就要停车。老百姓说：“能过上你们公家人那样的生活，就上天堂了。”因为公家的“铁饭碗”里不光有高粱煎饼小米饭，一天还有三钱油三钱盐一斤青菜，地方干部每年发几尺土布，按各自喜欢的样子去求大娘大嫂们缝制，穿出来倒也整齐划一：全是蓝布裤褂头上包条羊肚手巾。足见这是公认的“标准干部形”。三年发一床棉被，不要棉被可以做件大棉袍。穿棉袍时谁也忘不了弄根带把腰扎上，不然就很可能受到非议：“有棉袍穿已经够阔绰了，还学大人先生的模样不系腰，给群众造成什么影响？”
  10年前我旅行从那里路过了一下，匆匆一瞥就不敢再细看，——看到的还是见过的。我希望这10年它有变化，可又不敢期望太大，起点太低了啊。
  带着这样的心理下火车，半天我都弄不清到了什么地方。火车站前是个小公园，再过去是好宽好直好洁净的大道，大道两侧满是新盖好和正在盖的高楼，造型色彩虽比不上深圳广州，可也称得上新潮。安顿好住处后，就到宾馆会客室听当地干部介绍情况，接待我们的是一男一女，男士穿一身绛色西装，谈吐爽朗风趣；女士穿港式大花毛衣，接待热情诚挚。介绍情况如数家珍，应酬交际大方自如，不仅很“知识化”还有“管理专家”和“公关经理”的气派。我感到和手中拿到的名片就怎么也对不上号，名片上印着，男士是市长，女士是书记！
  我就睁大眼去看工厂和农村。
  先看染织厂。据材料介绍，在市场疲软，纺织业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这个厂去年居然完成利润计划600％多！产品打进了日本、南韩、美国、西德等市场。这奇迹是怎么发生的？人们说只因换个新厂长。原定全年计划利润15万元。谁也认为完不成。这位厂长一通改革，除了补上亏损的四十几万，全年还创利101万……
  我就找到这位厂长郑兆明。看样子像个机关干部，一问果然，他虽然学的是企业管理，毕业后却一直蹲机关。去年这个厂赔得不行了，才把他调来专业归口。他说：“我没独到的创举，只干了今天到处都在干的事，我不过比别人早干了几天。”
  农村我去了沈泉庄，我小时曾在这村场院里演出节目，记得它那破败相。“沂蒙九章”中对它有细致的描述，说它变化很大。我读后理性上“认识”了，感情上却没“认可”。等车子把我拉到一片白墙红顶欧洲风格的楼群中，告诉我已经到了沈泉庄时，我才对自己的判断发生动摇。我仍不肯认输，偏不按主人的安排行动，叫车停下后自己任意闯进一户人家。想突然袭击看到点“真实情况”。女主人很大方，听说我从远地来，就打开所有屋门任我参观。经过教训，我看到楼下厅堂里摆满现代的家具和电器已不吃惊了，我想真能表现生活水平的怕还是内室，就登上二楼。果然，二楼挺宽敞的屋子里却空空荡荡，只在靠一头放了张小桌，桌上堆了件什么旧机器，屋当中摆了两把椅子。我想：“这才符合实际。此地农民能住进欧式楼房，把楼上大面上装备齐全就够史无前例了。若说他们都成了阔佬，全部生活都是现代化，总难免有点水分。”想到此就停下脚不准备再上三楼。女主人见我停步，却笑着说：“这间屋是俺放电影用的，俺那口子嫌电视上人太小，又没好节目，自己买了电影机，租片子来自己放。俺们住屋在楼上，没关系上去看看吧……
  我看过三楼就再也不敢自以为是了。小声问身边陪同人员。“能问问这户人家趁多少钱吗？”他说：“别问，问也不能说，他不是这村拔尖的。至多是个平均数！”
  “平均数是多少？”
  “这村总共400多户人家。去年光窑厂纯利润是1000多万元，每户平均2．5万元多一点……”
  超过厅局级干部的工资10倍！
  为了看看斗大的字不识一口袋的王廷江怎样管理企业，我们看了陶瓷厂。这个以“摔泥巴”为业的地方，竟比有些食品厂整洁光亮；工人自检质量，比顾客还挑剔。怪不得来谈生意港商说：“只要王先生当厂长，我马上投资！”
  我特意到欧式楼房背后看了那些正待拆除的旧草房，在那里才找到过去沈泉庄的影子。站在洋楼和土房之间，我沉思良久，提出条建议：“别把那住了几千年的旧房全拆了，连纺车，石碾都留一套。好叫以后来的人有个比较，告诉人家仅仅10年前我们还是这样生活的。”
  当然并非村村都像沈泉庄。去看我们文工团当年驻地之前，人们就告诉我“你要有个思想准备，那个村变化不大，为此他们连村名都改了，原来叫陈家白庄，他们嫌这个‘白’字不吉利，改叫陈家‘胜’庄了。”我尽管作了思想准备，可还是“准备不足”。那村本和县城隔着八里地的农田河滩，如今和城区连成一片，庄外一片低洼地成了繁华热闹的市场，卖牛仔裤的摊子就摆在我和画家彭彬、诗人顾工住过的那家后墙外。来到村中四顾，眼前新房成群，一片生疏。只有人情如故：乡亲们听说是文工团的人回来，都围上来问候。并指着顾工叫他少年时的名字：“顾菊楼！”他们热情地告诉我丁峤回来过，听说白文去世了，并且问：“董克娜还演不演戏？茹志鹃也老了，也不扭秧歌了吧！”还说这村里老人看电视时，有一个广告是百看不厌的，作广告的是李铁牛啊。我们聚在陈金田家喝茶。我们驻在这村时，金田就地参军，当了丁峤的通讯员。开封战役挂彩后，身残退役，一晃过了40多年，如今也两鬓斑白了。听说这村发展不大，我还暗地担心他的生活境遇，到家一着，家具成套，电器齐全。那幢大瓦房宽敞舒适绝非丁峤的副部长公寓房可比。金田说去年曾参加旅游团上北京，乘地铁下错了站，把时间耽误了，没见到我们这些老战友，为此他还打算再参加一次旅游团……我悄悄问大年：“以你看我这位战友有多大家当？”他说了个六位数，我吓得半天没合上嘴。我说：“金田，听说你这村发展不快，我还以为你发愁呢，原来不快的水平就是这样啊！依我看你们也行了……”
  金田说：“我咋这容易知足？比比五里地外的沈泉庄呀！得找差距呀。”
  高楼洋房，仪表风尚只是表象，我看到根本的变化是临沂人的观念。从上到下都有强烈的改革开放意识，拥护***同志讲话出自真心。官方敢于坚持贯彻党的政策，而且有创造性；民间敢于放开手脚发财致富！不怕枪打出头鸟。他们悄悄的但自信地对我说：“只要党的政策不变，80年代看广东，90年代就看咱们山东。不信你十年后再来瞧！”
  我相信他们的愿望会实现。我没顾上更多的去寻访旧迹，可我一点也不后悔。像40年前一样。临沂再次给了我信心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