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喜欢周作人的散文。枕头边胡乱放几本，睡觉前翻一翻，困意朦胧进入梦乡，醒来时，天已亮了。枕书而眠是件美好的事情。“花煞”这两个字，就是我在周作人的作品中，无意翻到的，我喜欢这两个字。
  对这两个字的解释，好像周作人自己也没有说清楚。似乎还展开了一番讨论，一会说是神，一会说是鬼，反正和结婚与性有关，和某种禁忌有关。像周作人这样有学问的人，都说不清楚的话题，我自然也不想去把它搞明白。搞明白“花煞”两个字的确切含义，那是民俗学家的任务，而且最终究竟能不能搞明白，也很值得怀疑。难怪周作人在他的考证文章结尾处说，关于这些缘起和传说，最好还是去问三埭街的老媪，虽然附会传讹免不了，多少还可以得到一些线索。
  按照周作人的意思，花煞只是一种喜欢在结婚时，捉弄人的凶鬼。在文化幼稚的时代，鬼和神没什么太大的区别。据说从前有一个新娘在轿子里用剪刀自杀了，于是就成了花煞神。所以有的地方结婚忌见铁，凡门上的铁环，壁上的铁钉之类，都要用红纸蒙住。我想新娘子要穿大红大绿，恐怕也源于避邪，喜气洋洋那是后来的事。天下事无奇不有，在浙江绍兴的某些地方，新娘子要借穿别人的“寿衣”，而在欧洲的希腊，新娘的服色和沐浴涂膏等仪式都和死人入殓时相同，这些惊人的相似之处，实在可以做为我们茶余饭后清谈的资本。
  我很早就准备用“花煞”来写一部长篇小说。这其实是我的惯伎，因为我通常都是先有小说的名字，然后才慢慢吞吞地构思小说。一个必要的呼名字，通常是一部好小说的前奏。《花煞》这个长篇写了整整十个月，写完以后，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写长篇总让人有一种既庄严地敲出了“花煞”两个字以后，因为害怕，我的脑子里竟然一片空白。
  这无疑这是我近年来，最用心的一部作品。我决心写一部让新派的人看起来太老，而老派的人又嫌太新的小说。我不会为怀旧而怀旧，也不知道什么叫为怀旧而怀旧，事实上，以我幼稚的看法，大部分的读者既不新潮，也不古板。读者自有读者的高明之处，我想也许该写一部普通读者乐意接受的东西。当我们在写作时，常常被告诫不要迎合读者，其既然说到了迎合，就应该明白真正的迎合，谈何容易。我试图写出一本能反射出汉语小说演变的书，我想从话本小说切入，笔调越来越现代，最后以随笔结束，形式追求是不可避免的，我只是希望自己不要太做作，我只是希望能博得读者阅读时的会心一笑。
  《花煞》中我虚构了一个叫梅城的城市，这个城市是中西文化大碰撞产生的结晶。它是一个泡在酒精瓶里的怪胎，是一个被钉子戳在墙上正逐渐风干的标本，当然也可以说是一个作家辛苦培育出来的盆景。今天的中国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自然有它形成的道理，一篇小说就想把这道理说清楚是不可能的。一百多年前，一位仕宦数十年的安徽人夏燮，有感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有感于大清王朝的衰落，“蒿目增伤，裂眦怀愤”，撰写了一本有趣的书《中西纪事》。在这本记载中外关系史的书里，夏燮秉笔直书，录存了大量的原始资料，这些资料对我构思《花煞》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作为一个用电脑写作的现代作家，不可能用清朝士大夫的目光去回顾历史，一想到倔强的前辈们，试图用精神去战胜西方的物质，我就觉得好笑。同样更好笑的，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这个比喻，我们总是羞答答地处于摇摆中心，怨天尤人，总觉得今天的现状是别人的过错，《花煞》一边写，一边就在《钟山》杂志上连载了，写完了以后，又给出版者，一切都很快，第一版印了许多册，据说销路还可以。初版时，在我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出版经营者急就章地用一篇报纸上捧场的文章代序。这显然是不合适的。此外，在第七页上，删去了几个字，删就删吧，却故意用引人注目的方诓代替，仿佛我是存心在学一本火爆的畅销书一样。这些都是不大不小的遗憾，出版经营者想的更多的是如何有利于销售，书稿交给他们了，也没办法，这次借再版之际，重新补上这篇小序。亡羊补牢，不知道是否来得及。
  《花煞》将是一系列作品的开始，既然已经杜撰出梅城这座城市，便有义务使它繁荣昌盛起来，尽量使它成为一座有血有肉的城市，我已写好了一些短篇小说，如果可能，我打算写一本新书叫《梅城的演义》。一个作家总是有许多美好的愿望，这些愿望能不能实现。完全看他的运气，看他能不能吃得了这份苦。
  199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