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想在瓦斯炉下面做一个假的老式灶，小时读刘大白的诗，写村妇的脸被灶火映红的动人景象，我拒绝不了老灶的诱惑，竞走遍台北找一只生铁铸的灶门……
  事情好像是从那个走廊开始的。
  那走廊还算宽，差不多六尺宽，十八尺长，在寸土寸金的台北似乎早就有资格摇身变为一间房子了。
  但是，我喜欢一条空的走廊。
  可是，要“空”，也是很奢侈的事，前廊终于沦落弯成堆栈了，堆的东西全是那些年演完戏舍不得丢的大件，譬如说，一张拇指粗的麻绳编的大渔网，曾在《武陵人》的开场戏里象征着挣扎郁结的生活的。二块用扭曲的木头做的坐墩，几张导演欣赏的白铁皮，是在《和氏壁》中卞和妻子生产时用来制造扭曲痉挛里效果的……那些东西在舞台上，在声光电化所组成的一夕沧桑中当然是动人的，但堆在一所公寓四楼的前廊上却猥琐肮脏，令人一进门就为之气短。
  事情的另外一个起因是由于家里发生了一件灾祸，那就是余光中先生所说的“书灾”。两个人都爱书，偏偏所学的又不同行，于是各人买各人的。原有的书柜放不下，弄得满坑满谷，举步维艰，可恨的是，下次上街，一时兴奋，又忘情的肩驮手抱的成堆的买了回来。
  当然，说来书也有一重好处，那时新婚，租了个旧式的榻榻米房子，前院一棵短榕树，屋后一片猛开的珊瑚藤，在树与藤之间的十坪空间我们也不觉其小，如果不是被左牵右绊弄得人跌跌撞撞的书堆逼急了，我们不会狗急跳墙想到去买房子。不料这一买了房子，数年之间才发现自己也糊里糊涂的有了“百万身价”了，邱永汉说“贫者因书而富”，在我家倒是真有这么回事，只是说得正确点，应该是“贫者因想买房子当书柜而富”。
  若干年后，我们陆续添了些书架。
  又若干年后，我把属于我的书，一举搬到学校的研究室里，逢人就说，我已经安排了“书的小公馆”。书本经过这番大移民倒也相安了一段时候。但又过了若干年，仍然“书口膨胀”，我想来想去，打算把一面九尺高，二十尺长的墙完全做成书墙。
  那时刚放暑假，我打算要好好玩上一票，生平没有学过室内装演，但隐隐约约只觉得自己会喜欢上这件事。原来的计划只是整理前廊，并做个顶天立地的书橱，但没想到计划愈扯愈大。“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为”？终于决定全屋子大翻修。
  天热得要命，我深夜静坐，像入定的老僧，把整个房子思前想后参悟一番，一时之间，屋子的前世此世和来世都来到眼前，于是我无师自通的想好了步骤，第一，我要亲自到全台北市去找材料，这些年来我已经愈来愈佩服“纯构想”了，如果市面上没有某种材料，设计图的构想就不成立。
  我先去找磁砖，有了地的颜色比较好决定房间的色调，磁砖真是漂亮的东西——虽然也有让人恶心想吐的那种。我选了砖红色的窑变小方砖铺前廊，窑变砖看来像烤得特别焦跪香滋的小饼，每一条纹路都仿佛火的图案，厨房铺土黄，浴室则铺深蓝的罗马磁砖，为了省钱算准了数目只买二十七块。
  二个礼拜把全台北的磁砖看了个饱，又交了些不生不熟的卖磁砖的朋友，我觉得无限得意。
  厨房流理台的估价单出来了，光是不锈钢厨具竟要七八万，我吓呆了，我才不买那玩意，我自有办法解决。
  到建国南路的旧料行去，那里原是我平日常去的地方，不买什么，只是为了转来转去的去看看那些旧木料、桧木、杉木、香杉……静静地躺在阳光下、蔓草间。那天下午我驾轻就熟的去买了一条八尺长的旧杉木，只花三十块钱，原想坐计程车回家，不料木料太长，放不进，我就扛着它在夕阳时分走到信义路去搭公车，姿势颇像一个扛枪的小兵。回到家把木头刷上透明漆，纹理斑节像雕塑似的全显出来了，真是好看。我请工人把木头钉在墙上，木头上又钉些粗铁钉，（那种钉有手指粗，还带一个九十度的钩，我在重庆北路买到的，据说原来是钉铁轨用的）水壶、水罐、平底锅就挂在上面，颇有点美国殖民地时期的风味。
  其实，白亮的水壶，以及高雄船上卖出来的大肚水罐都是极漂亮的东西，花七八万块买不锈钢厨具来把它们藏起来太可惜了。我甚至觉得一只平底锅跟一个花钵是一样亮眼的东西，大可不必藏拙。
  我决定在瓦斯炉下面做一个假的老式炬，我拒绝不了老灶的诱惑。小时候读过刘大白的诗，写村妇的脸被灶火映红的动人景象，不知道是不是那首诗作怪，我竟然真的傻里傻气的满台北去找生铁铸的灶门。有人说某个铁工厂有，有人说莺歌有，有人说后车站有，有人说万华有……我不管消息来源可靠不可靠，竟认真的一家一家的去问。我走到双连，那是我小时候住过的地方，走着走着，二三十年的台北在脚下像浪一样的涌动起来。我曾经多爱吃那小小圆圆中间有个小洞的芝麻饼，（咦！现在也不妨再买个来吃呀）我曾在挤得要死的人群里惊看野台戏中的蚌壳精如何在翻搅的海浪中载浮载沉。铁路旁原来是片大泥潭，那些大片的绿叶子已经记不得是芋头叶还是荷叶了，只记得有一次去采叶子几乎要陷下去，愈急愈拔不出脚来。……
  三十年，把一个小女孩走成一个妇人，双连，仍是熙熙攘攘的双连。而此刻走着走着，竟魔术似的，又把一个妇人走回为一个小女孩。
  天真热，我一路走着，有点忘记自己是出来买灶门的了，猛然一惊，赶紧再走，灶门一定要买到，不然就做不成灶了。
  “灶门是什么？”一个年轻的伙计听了我的话高声的问他的老头家。
  我继续往前走，那家伙大概是太年轻了。
  “你跟我到后面仓库去看看。”终于有一位老头答应我去翻库存旧货。
  “唉哟，”他唠唠叨叨地问着，“台北市哪有人用灶门，你是怎么会想到用灶门的？”天，真给他翻到了！价钱他已经不记得了，又在灰尘中去翻一本陈年帐簿。
  我兴冲冲的把灶门交给泥水工人去安装，他们一直不相信这东西还没有绝迹。
  灶门里头当然没有烧得哔剥的木柴，但是我也物尽其用的放了些瓶瓶罐罐在肚子里。
  不知道在台北市万千公寓里，有没有哪个厨房里有一个“假灶”的，我觉得在厨房里自苦了这么多年，用一个棕红色磁砖砌的假灶来慰劳自己一下，是一件言之成理的事。自从有了这个灶，丈夫总把厨房当作观赏胜地引朋友来看，有些人竟以为我真的有一个灶，我也不去说破它。
  给孩子们接生的大夫退休了，他有始有终的举行了结束仪式。过不久，那栋原来的医院的日式房子就拆了。有一天，我心血来潮，想去看看那房子的旧址。曾经也是夏天，在那栋房子里，大夫曾告诉我初孕的讯息，我和丈夫，一路从那巷子里走出来，回家，心里有万千句话……孩子出生，孩子在那小小的婴儿磅秤上愈秤愈大，终于大到快有父母高了……
  而医院，此刻是废墟，我想到那湮远的生老病死……
  忽然，我低下头来，不得了，我发现了一些被工人拆散的木雕了，我趴在地上仔细一看，禁不住怦然心动，这样美丽！一幅松鼠葡萄，当下连忙抱了一堆回家。等天色薄暮了，才把训练尚未有素而脸皮犹薄的丈夫拉来，第二次的行动内容是拔了一些黄金葛，并且扛了一些乡下人坐的那种条凳，浩浩荡荡而归。
  那种旧式的连绵的木雕有些破裂，我们用强力胶胶好，挂在前廊，又另外花四十元买了在旧料行草丛里翻出来的一块棕色的屋角瓦，也挂在墙上，兴致一时弄得愈来愈高，把别人送的一些极漂亮的装潢参考书都傲气十足的一起推开，那种书看来是人为占地两英亩的房子设计的，跟我们没有关系，我对自己愈来愈有自信了。
  我又在邻巷看中了一个陶瓮，想去“骗”来。
  我走到那家人门口，向那老太婆买了一盆一百块钱的植物，她是个“业余园艺家”，常在些破桶烂缸里种些乱七八糟的花草，偶然也有人跟她买，她的要价不便宜，但我毫不犹豫的付了钱，然后假装漫不经心的指着陶瓮说：
  “把那个附送给我好不好？”
  “哦，从前做酒的，好多年不做了，你要就拿去吧！”
  我高兴的快要笑出来，牛刀小试，原来我也如此善诈，她以为我是嫌盆栽的花盆太小，要移植到陶瓮里去。那老太婆向来很计较，如果让她知道我爱上那只陶瓮，她非猛敲一记不可。
  陶瓮虽然只有尺许高容量却惊人，过年的时候，我把向推车乡下人买来的大白菜和萝卜全塞进去，隐隐觉得有一种沉坠坠喜孜孜的北方农家地窖子里的年景。
  过年的时候存放阳明山橘子的是一口小水缸，那缸也是捡来的，巷了里拆违章建筑的时候，原主人不要的。缸平日放我想看而一时来不及看的报纸。
  我们在桶店里买了两个木桶，上面还有竹制的箍子，大的那只装米，小的那只装糖，我用茶褐色的桶子的杉木料涂得旧兮兮的，放在厨房里。
  婆婆有一只黑箱子，又老又笨，四面包着铁角，婆婆说要丢掉，我却喜欢它那副笨样子，要了来，当起成室的茶几。箱子里面是一家人的小箱子，我一直迷信着“每个孩子都是伴着一只小箱子长大的”，一只蝉壳，一张蝴蝶书笺，一个茧，一块石头，那样琐琐碎碎的一只小盒子的牵挂。然后，人长大了，盒子也大了，一口锅，一根针，一张书桌，一面容过二个人三个人四个人的镜子……有一天才发现箱子大成了房子，男孩女孩大成了男人女人，那个盒子就是家了。
  我曾在彰化买过五个磬，由大到小一路排下去，现在也拿来放在书架上，每次累了，我就依次去敲一下，一时竟有点“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的错觉。
  我一直没发现玩房子竟是这么好玩的，不知道别人看来，像不像在办“家家酒”？原来不搞壁纸，不搞地毯也是可以室内设计。
  我第一次一个人到澎湖去的时候，曾惊讶的站在一家小店门口。
  “那是什么？”
  “鲸鱼的脊椎骨，另外那个像长刀的是鲸鱼的肋骨。”
  “怎么会有鲸鱼的骨头的？”
  “有一条鲸鱼，冲到岸上来，不知怎么死了，后来海水冲刷了不知多少年，只剩下白骨了，有人发现，捡了来，放在这里卖，要是刚死的鲸鱼，骨头里全是油，那里能碰！”
  “脊椎骨一截多少钱？”
  “大的一截六百。”
  我买了个最大的来，那样巨大的脊椎节，分三个方向放射开来，有些生物是死得只剩骨头也还是很尊严高贵的。
  我第二次去澎湖的时候，在市场里转来转去，居然看到了一截致密的竹根牛轭，喜欢得不得了，我一向以为只有木料才可以做轭，没想到澎湖的牛拉竹轭。
  “你买这个干什么？”
  虽然我也跟别人一样付一百八十元，可是老板非常不以为然。我想告诉他，有一本书，叫《圣经》，其中马太福音里有一段是这样说的：
  “你们应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
  我又想说：
  “负轭犁田的，岂只是牛，我们也得各自负起轭来，低着头，慢慢的走一段艰辛悠长的路。”
  但我什么也没有说，只一路接受些并无恶意的怪笑，把那幅轭和丈夫两人背回台北来。
  对于摆设品，我喜欢诗中“无一字无来历”的办法，也就是说，我喜欢有故事有出身的东西。
  而现在，鱼骨在客厅茶几上，像一座有宗教意味的香炉。轭在高墙上挂着，像一枚“受苦者的图腾”。
  床头悬的是一幅箩筛，因为孔多，台湾人结婚时用它预兆百子千孙。我们当然不想百子千孙，只想二子四孙，所以给筛子找了个“象征意义”，筛子也可以表示“精神绵延”，不过，这些都无关紧要，基本上我是从普通艺术的观点来惊看筛子的美感。筛子里放了两根路过新墨西哥州买的风干红玉米和杂鱼玉米，两根印第安人种的玉米，怎么会跑到中国人编的箩筛里来？也只能说是缘分吧！人跟物的聚散，或者物跟物的聚散，除了用缘分，你又能用什么解释呢？
  除了这些，还有一种东西，我魂思梦思，却弄不到手，那就是石磨，太重了，没有缘，只好算了。
  丈夫途经中部乡下买了二把秫秸扫把，算是对此番天翻地覆的整屋事件（作业的确从天花板弄到地板）的唯一贡献。我把它分别钉在墙上，权且当作画。帚加女就是“妇”，想到自己做了半生的执帚人，心里渐了浮起一段话，托人去问台静农先生可不可以写，台先生也答应了，那段话是这样的：“杜康以秫造酒，余则制帚，（指秸扫为取秫造酒后的余物）酒令天下独，帚令一古清，吾欲倾东海洗乾坤，以天下为一洒扫也。”
  我时而对壁发呆，不知怎么搞的，有时竟觉得台先生的书法已经悬在那里了，甚至，连我一直想在卧房门口挂的“有巢”和厨房里挂“燧人”斗方，也恍惚一并写好悬在那里了——，虽然我还迟迟没去拜望书法家。
  九月开学，我室内设计的狂热慢慢冷了，但我一直记得，那个暑假我玩房子玩得真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