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屋本来就小，他家的东西虽然堆放得既科学又整齐，但仍然没能给人留出多少驻足的余地。外屋明晃晃的灯光带着喜气洋洋的调子，把里屋映得半亮，相形之下，这儿更透着一股子陈旧暗淡之气，有点悲凉。物是人非，见物思人，他一想到父亲，思绪就要颤动，爸爸，你真的走了吗？你的儿子回来了，他要你呀！他要向你诉诉委屈；他要报答你二十年含辛茹苦、一粥一粟的亲子之爱，他要得到报答你的机会啊！
  身边的人太多了，他没法让自己的身心沉浸在回忆和感念中，郑大妈和王大爷高腔大嗓地向他讲着他家那些零碎物件所摆放的位置，他不得静，只好拿了一床被褥、几件衣物，打成个行李卷，告辞了出来。
  他又回到了马路上。
  南州的夜晚，繁华，美丽。可这重获自由的第一夜，哪里是他的栖息之所呢？他原来是打算好去办公室睡沙发的，但在出了王焕德家门后才想起手中没有办公室的钥匙，一时进退不得，只好硬着头皮漫无方向地顺着大街往前走。白天兴高采烈的心情这会儿竟跑得无影无踪了，还有什么可以让他高兴的呢？下午纪处长那一席居高临下的教诲刚刚在他心里蒙上一层暗淡的阴影，严君转告他的关于施肖萌家道中兴的消息又使他产生了某种莫名其妙的顾虑和不快。他本来是可以立即去找她的，记得在自新河遭到田保善、郑三炮们痛殴后被扔进反省号的那个凄厉的深夜，他是多么疯狂地渴望着能再见她一面，就是加十年刑，就是挨枪子儿也心甘情愿。而现在，当可以自由支配双脚去奔向她的时候，他却不由得踌躇了。严君的话，似乎使施肖萌八个月没给他来信这一悬疑有了合乎情理的解释。她的父亲当了市委政法书记，自己又上了大学，家境人运，今非昔比。刚才关于房子的小插曲就说明，他还是两年多以前的他，而别人，却都随着时间而变化，而前进了。人人都有了自己的新生活，肖萌会成为另一个肖萌，她也许在大学里相知了更为般配的男朋友，而她的家，谁知道呢，谁知道会不会还像过去那样欢迎他这个所谓“教育释放”的劳改犯呢？不不！虽然他想念她，在煎熬中等待着同她的重逢，向往着在一起互叙别情的欢乐；但是此刻，他却高度凝聚起自己的自尊心，他不想用陈旧的往事搅扰别人的快乐，不愿意看到她在自己突然出现时的尴尬，而宁愿把她在自己记忆中的美好形象就那么永久地、固定地保留下去。
  坦荡如砥的柏油马路在脚下延伸，路灯像一串串金灿灿的流星甩向天边，和路边鳞次栉比，匠气十足的霓虹灯交相辉映，显示着都市之夜的华美。在油漆得富丽堂皇的红旗剧场门前，硕大的广告牌上赫然画着一个穿着民警制服的姑娘，他不由得站下来看，显然是出自一位不大高明的手笔，女民警的眼睛画得大而无神，下面的一排黑体字写着：“中国歌剧舞剧院来南州公演大型歌剧——星光啊，星光”。他继续往前走，在剧场旁边有个冷饮店，不大的店堂里已经人满为患，可仍然有人竭力想要挤进去，路边还有几个卖西瓜和冰棍儿的棚子，支着明晃晃的大灯泡，此起彼落的叫卖声招徕了一簇簇闲逛的人群。他心绪空茫地往前走，这久违的热闹街景并不能叫他兴奋。一手夹着行李卷，一手拎着手提包，他觉得自己活像只丧家犬一样狼狈。
  总不能在马路上走一夜吧？他犹豫了一会儿，向火车站走去。
  虽然现在不是火车班次的高峰时间，但宽敞的候车室里仍然拥挤不堪。烟草味儿、汗味儿和西瓜的腐烂味儿混杂着充满了整个大厅。他转了半天，才在一排挤着大大小小的行李包袱和男男女女的候车旅客的长椅上占住了一个可以容他横下身来的空当儿，便怀搂着手提包，头枕着行李卷躺下来。在他的旁边，坐着几个农民装束的人，旁若无人地大声说笑，嘴里喷出叫人发噎的旱烟味儿，不远的地方，几个出差的外地人围在一只大果皮箱边上，正伸着脖子吃西瓜，瓜子吐了一地。有好半天，他就这么一动不动地躺着，眼睛漫无目的地看着，脑子里一会儿乱无头绪，一会儿又是一片空白，时时又害怕有人对他横躺在椅子上，占了过多的位置而不满。又有几个班次的火车开走了，候车的人渐渐稀落下来，也许是因为太乏了，耳边的噪声慢慢遥远了，模糊了，他的眼前朦胧起来……
  睡了多久？十分钟？半小时？他突然被一阵嘈闹惊醒，迷迷糊糊听见有人在用无线电话筒大声喊话，又感到身边的人都乱哄哄地应声而起，周围全是杂沓的响动和呼叫，有人在粗暴地推他。
  “起来起来！”
  “干什么？”他坐起身子，睡眼惺忪地看见一个年轻民警正冲他不耐烦地挥手，“起来，到那边集中，听见没有，快一点儿！”
  “集中干什么？”他突然想起来自己已经不是一个犯人了，不由理直气壮地瞪了瞪疑惑的眼睛。
  “这是睡觉的地方吗？”年轻民警仍旧是那种训诫的口吻。
  “我，我等车。”因为脱口说了句谎，他顿时出了身细汗。
  年轻民警棱起嘴角，“最后一班车早就出站了，你等的什么车？”
  他一看手表，哎哟，已经十二点多了。冷不防对方又问了一句：“你是本市人吗？哪个单位的？”
  他连忙说：“我也是公安局的，是五处的。”
  “五处的？怎么跑到这儿睡觉来了？”
  没法说。
  “你的工作证呢？”
  拿不出。
  民警冷笑了一声，“起来吧，跟我走。”
  没办法，只好夹着行李卷，提着手提袋跟着他往人们集中的一个屋角走去。在候车室的其他地方，一群一群的警察把人们全都往这儿轰，他心里明白，自己头一次在车站“刷夜”，就碰上公安局的“治安清查”了，不由得很别扭。这年轻民警准是把他当成“刷夜”的流氓，或者当成了“盲流”进城的外地人，说不定还以为他是冒充公安人员的诈骗犯，再不就是个精神病呢。
  民警把他领到人圈里，毫不理会他的分辩，扭身走开了。他只好在人堆里挨挨挤挤地坐下来。望望四周，大都是些脏衣垢面、其貌不扬的外地人，表情呆板地等候着一个个被叫去接受讯问审查，他们好像对这种清查早都习惯了，反正最后无非是轰走、收容、遣返三种结果而已。
  他抱着行李卷坐着，等着，一肚子全是窝囊。轮到把他叫去问话的时候，窗外已经晨光熹微了。
  讯问他的是个中年民警，他很注意地打量了一下周志明的相貌，带着几分惊奇的表情问：“你不是外地的吧？干什么的，有工作吗？”
  他没好气地回答：“有，市公安局五处的。”
  “市局五处的？”中年民警愣了片刻，恍然地压低了声音：“哎呀，你是不是有任务在这儿，让我们搞误会了？”
  “不是，我就是在这儿睡觉来着。”反正也懒得多解释了。
  “哦？”中年民警不无疑惑地冲他手上的被子卷看了一眼，“那你等一下吧。”他向屋子右面的一扇小侧门走去，大约过了三四分钟，又陪着一个身材高大的民警走出来，周志明把头扭向一边，赌气不理他们。
  “马队长，就是他。”中年民警的声音到了跟前，他才转过脸来，目光和那个大个子碰在一起，竟砰然碰出一个火星来！
  “马三耀！大黑马！”他惊喜地跳起来，“还认得我吗？”
  “哎呀！是你呀！”马三耀一把抱住他，把那个民警吓了一跳。“我正打算找你去哪，我昨天才知道你要出来。你怎么跑到这儿睡觉来啦？怎么搞的？”马三耀松开他说。
  “睡觉？让你们圈了一夜，睡个屁。”
  远处，好几个人在叫马三耀，马三耀对中年民警说：“老祁，劳驾你把我这位小兄弟领到你们派出所让他睡一觉，拜托了。”说着又亲昵地拍拍志明的背，“好好睡一觉，回头我找你去。”他朝喊声跑去了。
  中年民警是车站派出所的，把他带到所里自己的宿舍，安排他睡下。那个热情劲儿，叫他都有点儿过意不去了。
  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上午九点多钟。他揉揉自己蓬乱的头发，从床上跳下来，叠好被子，又哈着腰检查了一下是否把那位民警的白床单给弄脏了，身后突然响起了说话的声音。
  “睡够啦？你可真能睡。”
  马三耀站在屋子里，在他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一碗豆浆，上面架着几根黄澄澄的油条。
  “快吃吧，都快凉了。”
  他坐在桌前，大口吃起来。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只吃过一次油条，那是机修厂狱灶炸出来的一种可以吊死人的死面筋。马三耀坐在他对面，一直看着他吃完，才开口说了话。
  “一粉碎‘四人帮’，我就以为你要出来了，没想到拖到现在。我去法院问过两次，那帮人，让你急不得恼不得。我也问过你们纪处长，上次我在市局政治部见到他，他想通过政治部到外单位请个反‘四人帮’英雄去做事迹报告。我跟他说，还请什么？你们周志明就是，让他出来就能做报告，差点儿给他下不来台。”
  “你真是，干吗老喜欢让人下不来台。其实，纪处长人挺好的，我出来不出来又不是他说了算。得了，别扯这些过去的事了。你怎么样，还在刑警队吗？对了，刚才人家好像喊你马队长，提了吧？”
  “提半年了，刑警队副队长。昨天晚上我们抽了部分人帮助分局和派出所清查车站，最近盲流人员可多呢。哎，你还没说说你怎么跑到车站过夜去了呢？”
  “我们家房子借给邻居家办喜事了，本来我想在办公室睡觉，可又没钥匙，所以就到车站将就一宿，结果还让你们给搅了。”他自嘲地笑了笑，“看我，够惨的吧。”
  马三耀没有笑，挠了挠头皮，很不自然地眨巴了几下眼睛，“呃——，有件事，我想……告诉你。”
  “什么？”他从来没有见过马三耀有这副吞吞吐吐的口气。
  “你被捕以后，我有一次去市第六医院办点儿公事，办完以后，我悄悄去看了看你爸爸……”
  “是吗，他没问我吗？”他的心有点儿发紧。
  “那时候，他的神志倒还清醒，我没告诉他你的事，只是说你出差了，短时间回不来，我想他当时可能预感到见不着你了……因为，因为他托我给你带了一封信，这封信……有点儿像遗书。”
  “是他亲笔写的吗？”他的心怦怦地跳。
  “是他当着我的面写的。这信，我没有通过预审处转给你，因为我是悄悄去的，而且当时这封信他们也断不会给你看，所以我把它保存着，即便是十五年吧，你总有出来的一天。”
  “在哪儿？”他的声音都变了。
  马三耀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白纸，递给他，“我刚才回家拿来的。”
  这张粗糙的、没有格子的白纸上，七扭八歪地写满了字。这的确是父亲的字体，只是被剧烈的手颤弄得变形了，结尾的两行字挣扎得几乎连成一片，可以看出完成这封信的艰难。他的全部神经、感觉，似乎都缩在一个小小的点儿上，爸爸，这就是你对我说的最后的话吗？
  志明：
  每分钟都在等你，也许没有人能真正体会到一个垂死的父亲盼见儿子一面的那种可怜的心情。今天，你托老马同志来看我，我真高兴。孩子，我知道你的工作重要，走不开，我不怪你，能把精力寄托到事业上是难能可贵的。我过去总说你生活能力低，性格也太软弱，很少说你的优点，你生气了吗？我心里知道，你一向是很直的孩子。正直，是做人，特别是做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公安人员最基本的品德，这也是唯一能使我在将要离开你的时候感到宽慰和放心的地方，因为我知道，一个立身正直而无旁顾的人，他一生都会是快乐的。
  有人说，太重感情的人成不了一个出色的公安人员。而你偏偏从小是一个很重感情的孩子，不过爸爸却觉得这恰恰是你的长处，是你将来争取成为一个出色的公安人员的性格基础，因为公安工作是最能够把个人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同志的爱，直接体现在职务上的工作。孩子，重感情不是坏事，只要不失之偏颇就好。我想，对党和人民的爱，也许就是一个公安人员责任心的魂与源吧。
  有一件事，就是在我的书桌里，在那个小木盒里面，有几个存折，大概是一万二千多元钱，我本来是准备死的时候交给组织上做党费的，这个想法是在我第一次敲着锣挨斗的时候产生的。我这一生，犯过很多错误，又在家闲呆了这么多年，我很想为党做这点儿事，也让党了解我。可我今天看到老马同志，引得我是那样想你。我想，还是把这些钱留给你吧。你知道我现在牺牲我原来多年的愿望是多么难过，可我又实在不放心你，还是留给你吧，就在第三个抽屉里，钥匙放在笔筒里了。
  另外，你们单位那个女同志前两天也来看过我，给我带来一些苹果，我还没吃呢。还有你的那个小朋友，萌萌，也来看过我。孩子，你要回来得早，就来，我真想见见你呀。
  爸爸
  周志明趴在桌子上哭了，这两年忍下的所有泪水都一泻无余地放任出来。
  “爸爸，爸爸，是我不好，我在这儿，是我不好……”他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马三耀眼睛红红的，手足无措地走过来，轻轻地抚着他的背，“你，就到我家去住吧，咱们一块挤着住。”
  周志明摇摇头，哭声很低，可全身都剧烈地抖动着。两年了，他本来以为自己已经是一条不会哭的汉子了，可现在，不知为什么，简直不能控制那悲伤的怀念把眼泪催下！
  “走吧，上我家去，我今天上午休息，以后咱们俩就住我那外屋，让我爱人……”
  “不不，”他用手绢揉着洇红的眼睛，推开马三耀过来扶他的手臂，从桌边站起来，“你别管我了，让我一个人呆一会儿，没事，我就是哭哭痛快，哭哭痛快……”他把父亲的信叠好，放进衣服口袋里，“我上班去。”
  说完，他抱起自己的行李卷，摇晃着步子向门外走去。
  一连好多天，父亲丢下的垂爱；施肖萌往昔的柔眷；自己淹没在自新河里的时光，他都不叫自己去想，不，他不去想！这些个眼泪、悲痛、伤感和怨恨，都叫它们过去吧，他不应该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了。命运之路既然没有把他引回到原来的生活里去，那他就该给自己开辟一个新的生活，他，才二十四岁！
  生活是很实际的，首先得找个睡觉的地方。开头，他就睡在办公室里的桌子上。桌上短，伸不直腿，睡上一夜累得屁股酸痛，而且老睡办公室也容易让同组的人讨厌。后来，他就去替别人值夜班，为的是可以占领值班室的那张小床，但值班室毕竟也不是个久住之地。大陈以组长的身份把行政科的门槛都快踏破了，管房子的老万还是那句话，“你叫我下出房子来？”段兴玉也去找行政科长商量过，想叫行政科出钱在市局招待所里包一个床位先让他住上，行政科长倒是开诚布公：一个床位一块五一天，一个月不过四五十块的数目，钱是拿得出，就是财务上没这笔项目，上不了账。后面还有一句难听的，“他自己把房子送了人情，转过脸跟单位里找地方，这种情况，不好解决。”当然，这句话段科长自然不会告诉他，他就这么在值班室里凑合了将近一个月。
  这天晚上下了班，行政科老万到值班室来打长途电话，看着他一个人捧着个铝饭盒在屋里吃饭，不由动了点儿恻隐之心，打完电话没马上走，在椅子上坐着陪他扯了会儿闲话。
  “一个人，够凄凉的啊。”老万说。
  他笑了笑，“没辙呀。”
  老万迟疑了一下，“西边家属院里，倒有一间工具房，不过，住人怕不行。”
  “是吗？”他倒有点儿动心，“明儿带我去看看。”
  第二天上午，老万把他领到西院，打开了围墙拐角处的那间小房子。
  这是间光线很暗的房子，墙上挂满尘土，不少地方灰皮已经剥落，暴露着墙砖的红色，天花板的四角全被陈旧发黑的蜘蛛网封着，地上凌乱地堆了些大扫帚、铁锹、木箱子之类的东西，一股子杂七杂八的味道从这些什物中散发出来。
  “你看，我说不能住人吧。”老万门都不进，只把头探进来看了一下。
  他站在屋子当中四下打量了一番，“行，行，就是得收拾一下，这儿可以支个床。”
  牢狱生活已经使他成为一个在物质上随遇而安、易于满足的人，就像那种最普通最低贱的麻雀，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筑巢栖息一样。下午，他就开始收拾这间屋子，扫地、扫墙；用水把门窗都冲洗干净；把那些乱堆一气的东西清理整齐，码放在屋子的一边，在空出来的地方搭起了一张铺板。第二天，组里的几个人又用旧报纸帮他糊了墙，晚上，他便正式在这里落了户。
  房子小、潮、有怪味儿，可他却觉得日子过得满舒服，至少，早上用不着听哨子起床了，用不着排队出操了，可以足足睡到七点多，起床后到街口的回民馆子里吃完豆浆油条，也耽误不了上班。他常常想起以前听到的一则笑话，讥笑一个目光短浅的穷光蛋发誓要在发财之后天天吃油条，现在才知道这笑话并不可笑，因为他也能体会到对天天吃窝头和杂交高粱的人来说，那刚从滚锅里捞出来的、黄酥酥的、作响的油条，会带来多么大的诱惑和满足了。
  是的，他事事感到满足，事事觉得新鲜，生活变了，世界也不同了。他好像回到了自己智力发育的“史前时期”，总是兴致勃勃地竖起耳朵听，睁大眼睛看，每天都会有不熟悉的，没有经验过的事物输入到脑袋里去——农民在城里开了整条街的自由市场；工人在厂里利润提成；广济路口盖起了和外国人合资的十六层大饭店，小伙子们好像一夜的工夫全戴上了贴商标的蛤蟆镜；在办公室、在食堂，甚至在公共汽车上，人们什么都敢说，省却了许多过去不可或缺的手势、眼神、暗语和心领神会的默契。电视节目也丰富起来了，时而能看到东京的高速公路、慕尼黑的大学生活。还有刚刚兴起的婚姻介绍所和大家都在谈论的舞会。真新鲜，连公安局这样“正统”的、老气横秋的单位，也大大地发了一次舞会的票，局机关的一群姑娘们穿了平常不好意思穿的衣服大显身手。他很喜欢舞会上年轻活泼的热闹劲儿，但又无奈于自己在其中的笨拙，他高高兴兴在那儿消磨了一个晚上，尽管没有试着走上一套最简单的“四三三”，因为气氛和节奏已经使他挺快活的了，何必再去露那个怯呢。
  他还去看了一次京剧，《大闹天宫》，他不能像王大爷那样去听味道，看行道，只因为在色彩和声音都极单调的环境中呆得太久了，他图的就是那花脸、长靠的绚美、锣鼓喧天的热闹，让眼睛和耳朵过过瘾罢了。
  星期天，又到广济路礼堂看电影，局里发的票，日本片《追捕》。电影演完后，当他杂在散场的人群中往胡同口走的时候，三年前的那个清明节，他被捕的前一天下午在这儿开会的情形又蓦地浮上脑际，那天，他就是从这儿直接去了施肖萌家的……
  “要不然，去看看她？”他的心又动摇起来，“不提以前的关系，只以一般朋友的身份去看看，未尝不……”
  身后，几个姑娘在高谈阔论，一个有点儿耳熟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
  “什么呀，你瞧人家真尤美的家里头，一栋小楼，自个儿还有飞机，其实县知事算什么，顶多是个县团级，要是在咱们国家……”
  他转过头，身后是四五个花花绿绿的姑娘，他想不起来那个说话的到底是局办公室的还是政治部的，反正以前在哪儿见过她。
  “咱们国家，给你架飞机你往哪儿放呀，放你们家胡同里？还不得叫人连机翅膀都偷了打家具去。”另一个声音笑着说。
  “油钱你就出不起。”
  “还油钱呢，你会开吗？先把自行车学会了再说吧。”
  咯咯咯的笑声。
  “小李，今晚你还加班吗？”
  “算了吧，给公家省了那三毛钱夜餐费吧，那么多资料，都说是急件，累死你也打不出来，我也不那么傻了，慢慢干吧。”
  啊，他想起来了，这个面熟的姑娘是户籍处的打字员，过去是全局的优秀共青团员，反腐蚀标兵，还来他们五处做过事迹报告，讲她怎样在一些细小问题上进行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交锋的，公家发了毛巾，她每次都要逐个捏一捏，拣最薄的拿；发了肥皂，也要逐个比一比，拣最小的用，她的私字一闪念全都是在这些鸡毛蒜皮的小问题上被狠斗的。他还能依稀记起她做报告时那副严肃而神圣的样子来。侧脸再去看她，才注意到她现在几乎变了一个人了。穿了件深紫色有点儿反光的上衣，衣服的开领处露着米黄色的厚毛衫，有点发红的头发烫成无数圆圆的小卷，高高地蓬在头上，一双乳白色的高跟皮鞋在水泥路面上敲出怡然自得的响声。要不是以前有过一面之缘，他大概绝不会想象出她过去的那个两条长辫、一身布服的极土极土的形象来了。
  “唉，人啊，”他在心里叹了一声，“变来变去。”
  出了胡同口，他忽然看见马三耀坐在一辆摩托车的挎斗里，沿广济路由北朝南驰来。
  “停停！”马三耀冲驾驶员挥挥手，没等车停稳便从挎斗里站起来，一身警察制服紧巴巴地绷在魁梧的身躯上。
  “找到住的地方了吗？”他用手绢擦擦满是灰尘的脸，匆匆忙忙地问道。
  摩托车没有熄火，显然是不能多谈的意思，他笑笑，反问道：“怎么星期天也忙成这样，局里组织的电影没来看吗？”
  “哪儿还有闲情看电影，今天早上太平街刚发了一个大案，把市政协副主席的家给偷了，市委限期破案。我这不刚从局里回来，从早上忙到现在水米没沾牙呢。”
  “市政协副主席，谁呀？”
  “江一明，９４１厂总工程师，对了，上午现场勘查的时候他对我说他认识你，直问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啊——，是江一明呀，怎么把他家给偷了？偷得惨不惨？”
  “现在只发现少了四十多块钱，关键不在钱多少，老头儿是政协副主席，著名科学家，偷到他家里去，社会影响太大了，所以市里很重视。”
  “行了，你这新官上任三把火，算是烧起来了。”
  “哈哈，”马三耀在他肩上亲昵地拍了两下，“闲话少说，我得走了。等案子破了，我请你一顿，咱们还没好好聊过呢。”
  “那我从今天起就留肚子了啊。”他只和马三耀才有这么多俏皮。
  摩托车带着马三耀哈哈的笑声开走了。
  他在广济路漫无目的地蹓了一会儿。没有个可回的家，星期天也不那么可爱了。郑大妈一家的日子倒是越过越有味道，抱上了孙子，眼看又快抱外孙了，淑萍不知道办事了没有，该抽空儿去看看他们。对了，得给人家买件结婚的礼物呀。他在身上搜了搜，还有十几块钱，便就近在旁边的玻璃器皿店里买了一套考究的凉杯。刚刚走出商店，站在路边，眼睛突然被人从身后蒙住了。
  “谁？”他挣脱开来，回头一看，惊讶得差点儿没把新买的凉杯给扔了，“杜卫东！哎呀！”
  “我在马路对过儿就看着有点儿像你，果然是你，你什么时候出来的？”
  “出来快三个月了。嗬嗬，你可真是变了样啦，要是迎面走过去我还未准敢认呢。”
  杜卫东上身穿了件棕色条绒夹克装，下身穿着黑蓝色毛料裤子，三接头皮鞋擦得一尘不染，再加上刚刚理过发，人显得很精神。
  “人五人六的哪。”杜卫东笑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小电话本儿，“你现在住哪儿，有电话吗？”
  “我现在住单位，今天没事，咱们找个地方好好聊聊吧。”
  “现在不行，我不是一个人，还有个人在街对过等我呢，你先把电话和地址留给我，来日方长，找时间咱们好好聚聚。”
  “嗬，现在也学得满嘴蹦词儿啦。唉呀，可真没想到能见到你，”他接过小本儿，写上自己的电话，随口又问：“对过儿谁在等你，女朋友？”
  “还女朋友哪，早过时了，我都是成家立业的人了，你不知道？”
  “都结婚啦？”他惊讶地又叫起来。
  “瞧你急的，喜酒一定给你补上还不成。你不知道我出来以后多想你。”杜卫东把电话本塞进兜里，抓起他的手使劲握了握，“等着我给你打电话。”然后朝街对过儿跑过去。
  他一直呆呆地看着杜卫东的背影被马路对面的人流淹没，才想起竟未问一句他现在是否找到了工作，住在什么地方。他慢慢地转身往机关里走，路过汽车站也没有停下来等车，路不太远，正可以用来把刚刚兴奋起来的心情慢慢梳理和回味一番。
  生活真是在往前走啊，想想杜卫东当初叫田保善他们捆得那副求爷爷告奶奶的惨相，谁知道现在还能混出这么个幸幸福福的模样呢？真是想不到的。
  他回到西院的小工具房，这儿，简直像个阴冷的地窖。
  南州的初冬，历来多晴少雨雪，唯独今年反常，进了十一月仍然阴雨连绵，昨天傍晚又是一场阵雨，小屋里尚未冻僵的潮虫趁势泛滥起来。他过去是最怕、最腻味这些小虫子的，上中学的时候，有一次被同学把一只瘸腿蛐蛐塞进脖领子，竟吓得脸白手冷，尖声喊叫，那副吓破胆的可怜相让全班男生足足学了一个多月。他呢，从那儿以后一见到这类小动物便越发如芒在背了。刚到自新河的时候，有一次中午在窑上休息，他看见郑三炮大叉着手脚在树阴下睡觉，眼角和嘴岔上各综了一大堆黑糊糊的苍蝇在吮食上面的眼屎和口沫，他立时起了一满身的鸡皮疙瘩，那种悚然之感至今记忆犹新。“自新河，三件宝，苍蝇、蚊子、泥粘脚”，比起蚊子来，苍蝇简直就不算什么了，自新河的蚊子又肥又大，个个血红，多得一巴掌恨不得能扇死四五个，晚上在外头看电影，要是不想法子找点儿废纸裹在袜子里，多厚的袜子也得给它叮透。现在，两年过来了，倒也好，一身的娇气毛病全被“生存法则”淘汰而去，他已经很习惯和各种肮脏的小生命为伍做伴了。他走到床前，掸去床单上爬着的几个小虫子，便安然躺了下去，顺手从枕边拿起一本《犯罪心理学》，心不在焉地翻看起来。
  夕阳西下，屋子里的光线暗弱下来，书页上的字越来越模糊一片，其实他的心思并没有专注在书上，读书，已经不能够排遣常常无端浮游于心头的寂寞了。
  忘记是听谁说的了，有人曾经探索过产生寂寞的根源，认为寂寞是心中某种不能如愿以偿的追求和渴望躁动的结果。那么他的追求和渴望是什么呢？是父亲宽爱温暖的抚摸，还是肖萌顾盼多情的眼睛？他一想到在那个把干土都晒出油来的酷夏，她一个弱女独自跑到人生地疏的自新河来看他，心尖就禁不住发抖，这惊心动魄的一幕时时牵动着用无数眼泪和欢笑缀成的回忆……不，他说过，不去想这些了，可是，在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又没法儿不想，没法儿不想。
  他扔掉书，有意把思绪转移开，——前天，办公楼里已经烧起了暖气，这间寒窑也该生个炉子了，要不就干脆盘个砖灶？反正分配集体宿舍是八字没一撇的事，看来这一冬天非得在这儿过不可了，要不然……要不然，就给她写封信？用一般朋友问候的口吻，淡淡的，告诉她自己出来了……打砖，盘个砖灶，然后……然后呢？
  “笃笃笃”，很轻的叩门声割断了乱纷纷的思绪，星期天，谁会来呢？
  “进来，使劲儿推。”他从床上坐起来，盯住那扇关得很紧的屋门。
  门开了，又关上了。一个人影背靠着门站着，他没用半点儿迟疑便认出她来了。
  “……小萌！”
  惊讶、高兴和一种复杂的难过心情使他的声音都变了，他试图让自己做得冷漠和矜持些，可是刹那间涨满胸间的春潮不可阻挡地把一切理性的克制都冲决而去，他冲她张开双臂。
  “萌萌！”
  施肖萌一声不响扑在他怀里，一声不响，两手紧抓住他背上的衣服，脸贴在他的肩窝上，泪水不停地往下淌。他这是第一次拥抱她，也是第一次紧靠一个女性的身体。隔着厚厚的毛衣，他仿佛能感觉到她那柔软的身躯在微微抽动，和自己狂烈的心跳谐振在同一节奏里。在黑暗中，一个冰凉的，软软的嘴唇轻轻贴在他的脸上，唇边的泪水沾湿了他的面颊。他把她搂得更紧，把嘴唇迎了上去。“为什么，为什么，不告诉我，不找我？”她在他的耳边哽咽地问。
  “你，不是在上学吗，我不想让你分心思。”他久久地把她抱在胸前，用力地、毫无保留地抱紧她，很久很久，才慢慢松开胳膊，拉着她坐在床上，“等一等，我们开开灯。”
  “要不是今天江伯伯告诉我，我还不知道你回来了呢。你收到我的信了吗，为什么一封不回？”
  “总不能拖着你……”
  “你太不了解我了，你知道我多难受。”
  他把灯拉开，“过去的事了，原谅我吧。让我看看你。”
  小萌的样子比三年前他们初识时显得成熟多了，身子也比过去稍稍丰满了一些，结实了一些。她低头擦去了眼角的泪，然后对他莞尔一笑，带着点儿心酸地说：“我没变吧？”
  他笑笑，“好像长大了一点儿，长高了一点儿。”
  “我穿高跟鞋了。你呢，身体没垮吧？”
  “你看呢？”
  他们对视着，小萌搂着他的胳膊，挂着眼泪笑了，“你呀，你真是，出来也不告诉我……”
  “我去过神农街，你们不在了。”
  “我们搬到太平街去了，我爸爸恢复工作了。你现在就住这儿吗？”她皱眉环视着这间小房。
  “啊，家里房子借给邻居结婚了，我临时住这儿。”
  她站起来，把床上的褥子往被子上一蒙，不容分说拉起他的胳膊，“走吧！”
  “上哪儿？”
  “到我家去住。”
  “不不，那怎么行。”
  “怎么不行？家里现在房子很富余。”
  “不不，你们不方便，……至少，等以后吧。”
  “这屋子怎么能过冬呢，走吧走吧，你就听我的吧。”
  他心里头涌上一团热流，酥酥地向全身扩散，眼前，好像有一片宽阔美好的天地铺展开来……
  屋子里烟气绰绰的，“凤凰”、“三五”、“红塔山”，都是“甲级”烟气，青虚虚地贴着天花板，云一样浮着，空气浓稠得几乎可以搅拌，难受得透不过气来。可那些人呢，却还在兴高采烈地说笑，仿佛嗅觉早已麻木了似的。
  “快快快，季虹，我放音乐啦。”
  “援朝，放下你的单词吧，还没见过你们两口子跳一个呢，快点儿。”
  “算了吧，他不会。小乔，我跟你跳。”
  “哎哎，你们大家都来跳啊，一块儿跳，建国、老四，快来呀，音乐还长着呢，萌萌，来！住你们家的那小伙子哪？叫他也来跳啊。”
  “哎，跳一个吧。”萌萌的声音凑过来。
  “不会，你跳吧。”
  “非叫我拉你？”
  “你干吗硬叫兔子驾辕呀？”他勉强挤出些笑来。
  “萌萌，我能请你跳吗？”小乔的哥哥过来了，一脸文质彬彬的样子。
  “对，你们俩跳吧。”他好容易解脱了。
  “篷篷篷、喳喳喳，”人影幢幢。他百无聊赖地坐着，看着，今天本来是想图热闹的，可现在却觉得有点儿厌烦，不痛快，总像和这儿有什么隔膜似的，可是又不便走开。
  音乐终于停下来。“哎，建国，你女朋友从巴黎来信都说了什么？跟咱们吹吹。”说笑声旋即灌满了客厅。
  “你怎么不高兴了？”小萌又回到他身边。
  “没有哇。”
  “话也不说，舞也不跳，那么不合群。”
  “我就这样儿……有点累。你们玩儿你们的。”
  “一人向隅，满座不欢，你不会应酬应酬，跟着一块儿说说话？省得人家说你这人别扭。”
  是有点儿别扭。在这住了一个星期了，星期天来的，今天，又是星期天了。仔细回味一下，整整一个星期的全部感觉似乎就是一种复杂的、立体的、多因素的别扭。“我回去。”他几次都想这么说，在来的第一天他就说过这句了。施家的一切没有变化吗？不，有的，有看得见的，也有只能凭着神经末梢才可以感觉到的。宋阿姨虽然在见面的时候对他特别客气，特别笑容可掬，但却分明没有了原来那种亲近的、真诚的关怀。
  “你也不先跟家里商量一下就领来，真不懂事……”
  他当时隐约听见宋阿姨在自己的卧室里跟小萌说了这样一句，身上呼地一下燥热起来。
  后来不知道母女俩是怎么“谈判”的，他只听到最后小萌在走出卧室的时候说的一句话：
  “妈，我叫吴阿姨帮我把那间小屋腾出来就行了。”
  他从客厅的沙发上站起来，别别扭扭地说：
  “别折腾了，我回去。”
  “干什么？”
  “我住这儿你们不方便，真的，你们不方便。”
  “你是不是又有朋友了？”没想到萌萌倒先提出“外遇”的问题来了。
  “没有，只有你一个。”
  “那就住这儿。”她毫不犹豫地说，甚至还有点儿恼火。
  萌萌不像原先那样温柔了，变得快爽直率，他现在与其说是喜欢，倒不如说是很需要这种性格呢。
  但他还是觉得别扭，虽然人家并没有冷待他，连每天忙得只有在饭桌上才能和家里人见一面的施伯伯，在开饭之前也每每要站在走廊里喊一声，“志明，吃饭喽！”这一声就够了，他觉得一股无可形容的温暖一直滋入到心底，就像父亲那滚热的手掌熨贴在胸口一样。那究竟还别扭什么呢？说不清。他有点儿害怕宋阿姨，也有点看不惯虹虹，为什么？也说不太清。他不得不常常告诫自己，对别人不能眼光太苛，能够宽容别人的弱点也是一种美德，再说人家既然容纳你在这儿住着，总不该再去挑人家的是非吧。
  “巴黎之美是没法形容的。我女朋友讲话一向反对夸张，现在连她都这么说，我想此言大概不虚。”那个叫建国的人把调子很高的声音刺入他的意识里。
  “没法儿形容，至于吗？”
  “怎么不至于，她去的时候正赶上去年的圣诞节，街道都装点起来了，圣诞之夜，老留学生领她出去转了转，她说整个城市豪华得就像人间天堂一样，中国人如果不身临其境，是怎么也不可能想象出来的。”
  “哟！是吗？”
  “啧，没治。”
  “巴黎，花园城市，有名的。”
  “哎，援朝，你七五年不是给你们厂技术学习组当翻译去过法国吗？是不是那么美？”
  “我们没去巴黎，去的是里昂，里昂，我没觉得怎么样，就那么回事吧。”
  “你呀，大概那些天都让单词给埋住了吧，哈哈哈。”
  周志明望着那一张张笑眼迷离的、神往的脸，好像离自己是那么远，那么生，那么隔膜。
  “季虹，上次那本《加拿大风光》还在吗？就是那本画册。”
  “那是借别人的，早还了。”
  “过去，咱们知道的太少了，你们别看我现在就知道跳舞，我小时候可还是个好学生呢，不信问我哥，我还是红领巾大队长呢。我原来以为只有中国有拖拉机，只有中国才有我们广济路上的那种霓虹灯，只有中国人的生活才是最幸福的，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还在水深火热之中，我真的相信这一套，现在才知道，人家比你富多了！”
  “哈——”
  “嘿，告诉你们，有一回一个外国人对我说，噢，就是借我加拿大风光的那个人，他说他第一次到北京的时候，从飞机上往下看，北京就像一大片灰色的土坷垃平摊在地上。我一想，可不是吗，灰房顶，灰马路，连人身上穿的衣服大部分也是灰蓝色的，连一点儿亮色都没有。我跟他说了，北京还算好的呢，你瞧咱们南州，活像个大工地，这几年老是修修这儿，拆拆那儿，满街都是土，没完没了的折腾，可也没见着好一点儿，还是那么破破烂烂的。”
  “季虹，哪个外国人？是不是那个姓冯的？哎，我问你哪季虹。”
  “噢，你不背单词啦？是又怎么样？”
  “施叔叔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借本画册又不是什么原则问题，别跟我爸爸学得那么正统！”
  志明从折叠椅上站起来，向客厅外面走去，客厅里的空气已经太混浊了。
  “又怎么啦？你今天怎么那么不痛快呢？”萌萌从后面跟出来，从走廊一直跟到了大门外面，“随和点儿行不行？跟大家玩一玩就熟了嘛。”
  “不是，里面空气太呛，我透透风。”他望着满天寒星，躲闪着搪塞了一句，他不想惹她不痛快。
  “算了，今天也的确没意思，咱们到马路上走走吧，今天晚上外面好像挺清静的。”施肖萌挽上了他的胳膊。
  他们跨过一片没有平整的土地，来到明亮的马路上，潮润的空气凉丝丝地沁入肺中，平坦的马路刚刚被洒水车刷过，映着路灯绰绰的反光。往年这个时候，已经接近于滴水成冰的季节了，而今年的严冬却还在北面，姗姗来迟。地上的水潮而软，没有半点儿滑润感，脸上的风轻而柔，使人恍若回到爽然的秋天。……自新河，他又想起了自新河，在这儿的北面，现在大概已经很冷很冷了，他仿佛又听到了那旷野上的风，呼——呼——，野兽般地嗥叫，那是一种能把人的身体一下子吹透的风，他禁不住打了一个寒战。
  “你冷吗？”
  “不冷。”
  “我姐姐就是那么个人，喜欢顺嘴乱说，其实人挺好。”萌萌突然冒出这么一句来。
  “你们原来的朋友，安成他们，现在好像不怎么来往了吧？”
  “有时候也来，现在我姐姐调到歌剧院，和他不是一个单位的了，来往自然不如以前那么勤了。你知道吗，他现在和你算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了，一粉碎‘四人帮’，他就调到厂保卫处当处长去了。”
  “不当团委书记了？”
  “不当了。哼，自从当了保卫处长，说起话来也不像过去那么随便了，我姐姐说他爱打官腔了，嘻——”
  “我看倒是你姐姐变了，你瞧刚才那帮人的样子，直恨自己没把胎投到法国去。中国穷、落后，可中国的昨天是什么样儿？一概不管，那么挖苦，那么鄙薄，干嘛呀，还是不是中国人了？”
  “嗬，哪儿学的那么左呀，监狱里学的吧？得了得了，我姐姐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去，其实他们也就是说说，没别的，本来国家有些地方就是没搞好嘛，还不让老百姓说说？”
  “我没不让说，就是不习惯他们这样不负责任地乱骂一气。”
  “那有什么，不满意现状总比麻木不仁好，不满意才能求改变嘛。”
  “中国现在需要的是主人翁，需要既动口又动手的人，你瞧他们刚才的口气，对自己的国家哪儿有一点感情，哪儿有一点儿责任心？好歹是生你、养你、教育你的地方。过去一味把资本主义国家说成是苦难深渊，太绝对，太简单，不够实事求是，可现在也不能又说成是人间天堂啊，其实建国的女朋友也不过是浮光掠影，走马观花，其他那些人呢，除了道听途说，再就是从电视里的‘世界各地’看两眼。我对电视台就有意见，开头看看介绍发达国家的情况，觉得眼界一开，后来看来看去，全是拣好的往观众眼里塞，高楼大厦呀，高速公路啊，旅游圣地啊，游乐公园啊，这就难免片面了，观众集合得来的印象怎么会准确呢？你说是不是？”
  “唉呀，你操的心太宽了，我可没想这么多。”
  “萌萌，你别不高兴，我真的不太喜欢你们家的这些朋友，我是为了你高兴才跟你泡在屋里的，我看你和他们倒是厮熟得很。”
  “难道朋友就不能各有各的观点了吗？都觉得自己正确，可到底是谁正确呢？天晓得。大家只要都不强加对方就是了。他们那些观点，我也不赞成，可朋友还是好朋友，有什么妨碍呢？”
  “你瞧那个老四，那么长的头发，要不是留着撇小胡子，我还以为他是女的呢。”
  “他是个工人，工厂里不少人都这副德行，我也看不惯，可也用不着去干涉人家。其实老四这个人还是不错的，别以为留长头发的一定不怎么样，马克思还留哪，斯大林、鲁迅不都是小胡子吗，噢，他们留就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现在的年轻人留就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啦？”
  “这这这，这都是些什么歪理呀，简直是胡比。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对着装打扮各有不同的要求，有些当然体现了当时当地的道德标准，我不是反对头发长，可也别耷拉到肩上去啊，你看现在社会上留那种披肩发加小胡子的有几个是表现好的？就是表现好，这方面也不能说成是个优点呀，真的，学了两天法律，倒学出诡辩来了。”
  “好好好，我不跟你辩了，好不容易在一块儿呆一会儿，还吵个没完，其实有什么吵的呢？人和人之间本来什么事都没有，争来斗去的全是人们自己发疯造出来的，实在没劲儿。”
  他鼓了鼓嘴，却没把反驳的话吐出来，他也不想再争辩了。夜，是多么静，多么美，人的生活，为什么要有那么多不愉快呢？也许，只有逃避一切烦恼才能做到身心愉快，可是逃避又偏偏不是他的性格，他的眼睛里揉不得半点儿灰星子，这永远是最吃亏的！还是多学会宽容、学会妥协、学会敷衍、学会“哈哈哈”吧。至少，今天晚上该把心灵净化一下，无忧无虑地享受享受了，这是多好的夜啊。
  “好了，不说这些了。”
  他把萌萌搂得挨紧自己，走向灯光如水的前方，真是的，城市，有城市的美。
  “昨天系里开大会，”隔了一会儿，萌萌说，“动员大家自动报名去分校，唉，竟然没一个学生搭茬儿的。”
  “学生们怕什么？”他答应着说，“怕条件艰苦还是怕将来分不到好工作？”
  “都怕。说实在的，我倒是真想举手报名呢，可你要是带了这个头，反倒招人恨。再说，这的确是关乎一辈子的事，一步错步步错，将来真的把你往哪个小地方一分，你后悔也来不及。”
  “你们还上着学哪，就这么实惠，难道连一点儿共产主义精神、一点儿青年的豪放气概都不想要吗？”
  “我倒是想要，可是大家都是这么‘现实主义’，你也就没兴趣搞什么‘浪漫主义’了。”
  他停下来，可又说不出什么责备萌萌的话，他的心情已经完全被破坏了。
  施季虹从市第六医院那个老式的大铁门里走出来，喘了口气，手伸在短大衣的口袋里，捏了捏那张病假条，心里轻松了一点。“——贫血性晕眩，建议轻工作一周。”她忍不住得意地笑一笑。她几乎是在半个小时以前才想起这位华大夫的。上个星期天，华大夫陪自己爱人——市第一医院常给父亲看病的保健医生，为了他们的房子和儿子的事，来拜访父亲，她当时竟没有给他们好脸色，实在是太孩子气了。以后，对这种无事不登三宝殿的“香客”，何妨客气些呢，看，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求上人家了。
  “干脆开一周假吧，休息休息，你们演员请病假扣钱吗？”华大夫的殷勤劲儿就别提了，好像你要是同意让她给你开张病假条，倒是给了她什么施舍似的。
  “不，就开轻工作吧，一周够了。”施季虹胸有成竹。
  的确，一周就够了。到陕西、甘肃去巡回演出的小分队后天就走，她凭着这一周的“轻工作”，完全可以躲掉这趟“官差”。而且只能是“轻工作”，不能是“全休”或者“半休”，否则的话，有人就会拿这个问题来阻挠她参加《货郎与小姐》的剧组了，一句话就能砸了她的锅，“让一个‘全休’病号演出，晕在台上怎么办！”她不能不防着这一手。至于大后天去参加“爱与美”音乐晚会，就用不着顾忌什么流言蜚语了，反正不是剧院组织的演出，谁也管不着。
  这期《人才》杂志上的那篇文章怎么说来着？成才要具备七个条件——客观环境、主观努力、方法对头、机遇，还有……反正是七条，她倒是觉得还得加上一条——会算计。曹操只懂兵法，不懂诡计，于是才有“夜走华容道”，现在的现实也如此，凡事你不使点心眼儿，算计算计，说不定就让谁把你给算计了呢。
  站在街上，看看表，十点多了。她得先去卢援朝家，拿昨天落在那儿的乐谱，然后再上湖南饭庄和建国碰面。这个不用急，反正说好了建国先去占座儿的。
  街上风不小，她骑上车子，正顶。这顶头风也添了她的一丝感慨，当个演员真是不容易的，能不能唱好演好倒在其次，讨厌就讨厌在还得玩儿命地钻营，不然就得落伍，让更能者甩开。
  说心里话，这两年她真觉得自己是越变越坏，越变越油了。偶尔，她还会思念和留恋过去那种纯真、童稚的胸怀。她也曾是一个有着浪漫理想的小左派呀；她也曾痴情地羡慕、崇拜过小说、电影里的那些个英雄人物呀；她从小要强，不甘居于人下，所以，做一个英雄人物的幻想也曾是多么强烈地刺激过她呀，那时候，真要叫她上战场她大概也不会含糊的，似乎一直到了十一广场事件那阵子，那点热火也还没有完全燃尽。可是，她现在毕竟是生活在现实的社会上，这些年她也看破了，英雄人物在哪儿啊？英雄的道路在哪儿啊？无非是作家们在那里垂泪自感吧，她不能一味在作家和自己心造的世界里生活，现实，好像是一部更大更真实的小说，把她改造、教育成现在的样子，你自己不去为自己奋斗，社会就什么也不会给你！
  为了调到南州歌剧院，她是经过了一番艰苦奋斗的，可是现在看来，她这点奋斗，比起剧院里那几个“宝贝”来说，又是“小巫见大巫”了。那几个“宝贝”，本事也太大了，对有利可图的事，她们的原则就是一句话，叫“闹而优则得”。就说现在院里确定主演《货郎与小姐》的莫丽佳吧，本来已经让电影制片厂借去拍电影了，可她还要回来占上“小姐”的角色，剧院不同意她就闹，走上层路线，市委第一书记李直一的家都敢去，结果到底如愿以偿，拍片子，演歌剧，两头不耽误，名利双收。
  看来，她也不能总那么老实了，《货》剧虽然昨天已经开排，可“阿霞”这个角色，她仍然不能撒手。这角色粥少僧多，有四五个唱高音的都在那儿虎视眈眈，已经定了个老演员演Ａ角，还悬着个Ｂ角和一个挂名以防万一的Ｃ角未定，她的目标是Ｂ角。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歌剧团又要组织演出队，到陕西、甘肃两省巡回，轮到这种差事，演员队长一向是忘不了她的。
  “施季虹，这次下去得一个月呢，多带点衣服，那边冷。”
  “怎么又有我？今年我已经下去两次啦。”
  “院里领导要求，这次除‘货郎’剧组的人，能下去的都去。”
  她实在不想下去，下去演出无非是给剧院增加些收入。一下去就得连天演，根本不注意保护演员的嗓子。为了节省开支，老是让演员睡舞台，连车马店的热炕都不如，洗澡更别想。她现在早没有大串联、挤火车那种红卫兵式的浪漫劲儿了，何况给那些一脑门儿高粱花子的人演出，对个人艺术上的发展也毫无意义。她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在一个县里举办音乐会，她唱了个“摇篮曲”，是个轻声哼唱的歌，可观众里竟有人事后提意见，说她是不是嫌这里没招待好，所以唱得不卖力气。这群土老杆真叫你没辙没治，他们评价演员是否卖力气的标准，全在于你的声音大小，你在台上扯嗓门儿喊，手脚不停地耍，他们就叫好，认为是卖了力气，票钱不亏。你有什么办法呢？难怪冯先生也说，高级的艺术，能提高人的艺术，是剧场艺术，国外都是重视剧场艺术的。只有在大剧场里唱歌剧或者艺术歌曲的人，才能被称为歌唱家。她实在不愿意下去演那种“野台子戏”。
  “我这种意大利唱法，陕西、甘肃那边的人不喜欢听。”她突然想到这倒不失为一个向演员队长搪塞的借口，“我下去唱什么，《费加罗婚礼》？那些个羊肚肚手巾接受得了吗？要是我能唱‘翻身道情’和‘信天游’什么的还差不多。”
  “不，”演员队长说，“你这次下去，参加她们女声小合唱就行了。主要是跟着下去看看，学习学习，延安，老革命圣地，不去可惜了。”
  演员队长不这么说则已，一说，她更不想去了。合着辛苦一个月，只是为了和别人凑一个小合唱吗？不，不能去，她要是去了，不要说“阿霞”的角色肯定告吹，连建国给她联系的“爱与美”音乐会也参加不上了。
  “爱与美”音乐晚会是市旅游局青年部组织的。据建国讲，地点在南州市胜利体育馆，准备全请一些新星新秀来唱，形式活泼一点，死板板的老一套年轻人不爱看了。准备搞三场，届时报上发消息，发评论，还可能要逐个介绍参加演出的新星新秀呢，这对一个演员来说，当然是很有吸引力的。
  “嘿，出名的好机会。”建国极力怂恿，“我帮你联系，他们举办这事的人直要我给他推荐演员呢。”
  建国是市科技局的一个工人，不务正业，对这种跑媒拉纤的勾当却十分热衷，也很在行。果然第二天就领她去和筹备晚会的负责人老刘见了面，今天又约她去湖南饭庄，大概是要告诉她决定性的消息。她已经把要唱的曲目都准备好了。
  至于“阿霞”的角色，只要不到绝望关头，她就要不懈争取。为这事她已经跟爸爸费尽唾沫地说了一个晚上，只希望他能向文化局打个招呼，或者提一句，暗示暗示也行。可爸爸听完她的话，却说：“你既然说自己嗓音条件好，我相信你们剧院不会永远埋没你的，你要有耐心嘛。这种事，我可不好去命令人家给你派角色啊。”爸爸从来不为家里人出面讲话，简直成了他的一条不能更改的规矩，连妈妈病休影响晋级的问题，也是靠她自己奔走活动才解决的。看来，角色的事也只有再跟妈妈磨磨。
  风又大了些，沙子直迷眼。在立交桥工地的右侧，临时开出来的马路又窄又脏，她心烦意乱地下车等红灯。
  “嘿！施季虹！”耳边一声大惊小怪的呼叫，一群身穿花花绿绿衣着的女人随着涌到了她的跟前。
  “哟！你怎么也不回厂子看看我们啦，一到了文艺界，把我们都忘了吧。”
  “嗬，鸟枪换炮了，这是哪儿做的？多少钱一米的料子。”
  这群昔日工厂里的伙伴们，围着她，大呼小叫，评头品足，旁若无人。
  “你们干什么去？”她勉强笑笑，问。
  “上中班呀，哪儿像你们文艺界那么自由啊。”
  红灯灭，绿灯亮，周围的一大片自行车一齐涌动起来，把她和她们隔开了。
  “嘿，歌唱家，以后有票惦着我们点儿！”声音抛在后面。
  这都是和她相处了几年的伙伴啊，可今天邂逅重逢，她却意识到和她们已经十分格格不入了。这些人身上，不知怎么就有那么股子俗劲儿，连穿戴都是红袄绿裤子式的，怯得要命，显得那么没文化。现在，要是再让她回到那个光线暗淡、一股子油封味儿的器材仓库和她们为伍做伴去，那简直是叫她下地狱了。
  人人都说，个人主义是丑恶的，可人人又都想往高处走，要想走得比别人更高，没有点个人主义、个人奋斗，行吗？
  真的，每当在这种心情下，她真的忍不住要去向往另一个世界了。出国，对她来说是一个若远若近、若即若离的诱惑，就像天上的月亮，你走它也走，你停它也停，虽迷人而不可得之。这两年，一些刊物和电视节目为人们打开了一扇介绍国外情况的窗口，尽管是好坏都说，褒贬参半，但给她总的印象，总比自己现在的处境要强得多了。她也知道，那是资本主义社会，陷阱多，可同时机会也多。冯先生说过，国外是凭本事吃饭的，有嗓子，就有安身立命的资本，至少，一个艺术家用不着为那些因为嫌声儿不大而疑心演员不卖力气的批评者而烦心了。
  她还在９４１厂的时候，冯先生就答应过要资助她出国留学，为了这，她对他已经是有求必应了，甚至不惜……可现在冯先生似乎对履行他的诺言不大热心，她每每问起来都是躲躲闪闪、推三挡四的，她又不好催之太急。看来，外国人也不都那么重信义，她现在越来越发觉冯先生有时候也挺唯利是图的。商人嘛，也难免。
  又是一个红灯，她看前边有一个小伙子猛蹬了几下冲过去了，就也跟在后面猛蹬了几下。
  “站住！”
  平地里钻出个年轻的警察来，追不上那小伙子，却把她给拦住了。
  “下来！还想跑！”那口气，简直像对个逃犯似的，“到边上去，到边上去！”他挥着手，命令她把自行车推到马路边上。立刻跟过来一大群看热闹的。
  “车子锁上。”警察命令。
  她锁上了，心里忍着气。
  “钥匙拿来。”警察又命令。
  她想发作，但转念一想，这些警察，手里就这么点权，你让他发发威，过过权瘾，也就会放了你。于是她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冷静表情，把钥匙交出去了。
  “说吧，是愿意罚钱还是愿意扣车？”
  警察是一副漠然的表情，她心里骂，“冷血动物，简直像半路打劫要买路钱的。”但嘴头上却忍着，说：“我下回不闯红灯了，行了吧。”
  “这是罚你这回，下回闯不闯下回再说。”
  周围哗的哄笑起来。她冷笑两声，低声嘟囔了一句：“没文化。”警察上下打量开她了，那种目光叫谁都得冒火儿！
  “嗬！你有文化，有文化你还违反交通规则？你哪个单位的？”
  “市歌剧院的。”
  “歌剧院的怎么啦，歌剧院的有什么了不起？”
  “是你要问我哪个单位的，我又没说我了不起，你讲不讲理！”她忍无可忍了。
  “嗬，你还有理啦？你叫什么？”
  “你不就是要钱吗？多少，说吧。”
  周围的人不知怎么那么讨厌，有人喊，“多罚她，有什么了不起！”
  看来真要罚了。警察拿出一个收据本，开了个罚款一元的收据，说：“根据市政府交通安全临时管理办法，骑车故意闯……”
  她根本不听他说完，从钱包里拿出一张拾元的票子，递过去，“找钱吧。”
  警察说：“找不开，拿零钱来。”
  她也赌了气，“我就这十块，你看怎么办吧。”
  周围有人被她的盛气凌人激怒了，喊：“就罚她十块！”
  警察果然把十块钱接过去了，在收据上的一字后面，添了一个零，一块成了十块。
  “你想刁难我？我们还怕这一套吗？”他把收据塞在她手里。
  她气得恨不能把那张小纸劈头盖脸摔回去，咬牙切齿地说：“你们，无法无天！”
  “你叫群众评评，群众的眼睛是亮的。你违反了……”
  警察长篇大论地说起来了，招来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一个年岁大些的警察也挤了进来。
  “怎么回事啊？”
  年轻警察把十块钱交到老警察手中，简单说了一遍经过。周围的人还七嘴八舌，添枝加叶。
  施季虹气得眼睛发蓝，看情形，十块钱显然是没了，不扣车就算是好的。她也狠了心，要是真扣了她的车，她索性就直接上公安局马局长或者政法部乔部长家去，告他一状！
  可出乎意外的是，老警察却问她：“你再好好找找，看看有没有零钱？”
  零钱她是有的，在一片起哄声中，她拿出了一块钱，把十块钱换回来了。
  “嗬，到底是歌剧院的，‘就这十块，就这十块’，真会演戏。”
  “要我，就罚她十块。”
  她在一片笑骂声中，气得哆嗦着挤出了人群。
  没文化！没文化！没文化！没文化！
  她不知道怎样才能发泄心中的火气！这儿真不是人呆的地方！真是看透了，人要想有尊严，就非得有社会地位，非得出名不可，她要是李谷一，别说没人敢叫她这样当众受辱，就是巴结她还嫌来不及呢。当然，最好能出国，干脆躲开这糟地方！
  她心绪败坏，为了安定一下，走进路边一家饮食店，喝了一杯热咖啡。一杯热咖啡现在居然要六毛钱，外加两分钟排队和一个售货员的白眼儿。
  这日子，有什么意思呀！
  由于这场风波的耽搁，她已经不能再去杏花南里卢援朝的家，建国在湖南饭庄要等急了，她自己也急于听到建国给她的好消息，好把心火儿冲一冲。
  可是她赶到湖南饭庄时，建国竟还没有来，等了足有二十分钟，他才蹓蹓跶跶地进来了。
  “你不是说先来占座儿吗？”
  “这儿人不多，来了就有座儿。”
  建国若无其事地解释了一句，他说起话来，总要带着点工人的那种“油劲儿”，这使她心里又多了一层警惕，“这小子，也是个说话没准儿的人。”
  她要了菜，这种场合，当然应该她做东。
  “怎么样，晚会的事？”
  “啊，不行了，他们要的人都齐了。”
  她心里呼地一下，火苗子又上来了。“怎么回事，你这家伙说话到底有准儿没有？”
  “你急什么，听我跟你说呀，人家这次是要三十岁以下的。”
  “我刚到三十岁，以下，一般都是含本数在内的。”
  “可老刘说你像三十五六的，他们是想要更年轻一点的，最好像你妹妹那样，漂亮的。”
  “他们到底是搞音乐会，还是搞模特儿展览！”
  “就是就是，他们那帮人，不懂艺术，就知道捞钱，要是办个妓院嘛，我看倒在行。”
  建国的话使她气里迸笑，“讨厌！”
  建国也笑了，“不管他们了。哎，我给你说个正经事。”他的神态郑重起来，“录一盘磁带怎么样？一个小时的歌儿你总拿得出来。”
  “什么？”她没听明白。
  “我们有几个朋友，正在办一个音乐公司，专搞磁带的，已经搞了几盘了，销路不错。王曼贤，知道吗？还有杜玲芯，都录过。”
  建国一连说了三四个名字，她都不认得，打断他的话问：“你们是怎么录？”
  “你唱，我们录，简单得很。不过乐队你得自己找好，从你们剧院里找几个人就行，跟他们谈好报酬，这事儿都爱干。最好有电子琴、小鼓。其余的你就不用管了，复制、发行，全由公司负责。再给你印个彩色封面，印你的侧面像怎么样？回头满街一卖，知青商店都卖这玩意儿，用不了多久，你非红不可，这可是一条好路子。”
  她犹豫了，这的确是条路子，可她又觉得这路子……太村野了。
  “把我放到知青商店里去卖？”
  “你得让青年熟悉你呀。”建国驴唇不对马嘴地接了一句，又说：“我不明白，这么好的机会你还犹豫什么？现在就这么回事，你要想出头，就得土洋结合，两条腿走路。你还看不到现在的形势吗，年轻人哪个不在埋头学，玩命奔？告诉你，竞争是空前的，别看现在还不显眼，过几年你看吧，高低贵贱全分出来了，有能耐的，上去，没能耐的，下来。你现在连张文凭也没有，再不自己闯闯牌子，到时候你就等着受挤兑吧，你瞧这形势。”
  “不，我是说，你们这么干合法吗？你们的公司注册了吗？”
  “我们这是‘皮包公司’，无非是在录音机和演员之间当个经纪人而已。其实我们自己最后也得不到多少好处，演员、乐队、出机子的，出地方的，印封面的，都得利益均沾，加上带子的成本费，我们能剩多少？”
  她疑心地看着他，“那你为什么还那么上劲儿？连班都不上了，工资扣惨了吧？”
  建国耸耸肩，摊着手，似乎一时挑选不出词句来解释，耽了半晌，才叹口气说：“你看，我要是再不出来跑跑这些事，就得一辈子当工人了，还有谁看得起？我也是自己给自己闯闯路子。我用不着跟你半遮脸，把话说白了吧。现在就这么回事，你有了本事，在社会上有了地位，就什么都有了。跟你举个比方吧，过去那些跑到国外不回来的人，前些年算什么？叛国犯！现在人家回来了，却像贵宾似的，又说是爱国华侨了，为什么？还不就是因为他们有了社会地位吗？你再看京剧团的胡红仙，刚刚犯了生活错误，可这期南州戏剧照样给登了个大封面，为什么？无非也是有名了。人一出了名，就什么都跟上门来了。你们歌剧院三百多人，在市人大、市政协挂衔的就有四五个之多，我们科技系统上万工人，一个也没有，就这么回事。现在人们关心的，不是正确错误，而是胜败强弱，胜者昌，弱者亡，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现在社会发展的杠杆！人也是生物，‘自然选择，适者生存’，对人也一样适用。”
  菜上来了。施季虹默然喝着啤酒，听着，脸上热了许多。
  “好，我同意了。我唱什么？《茶花女》里可以选一段，还有阿霞，我现在正练呢，啊，就是《货郎与小姐》里的……”
  “不行，这些没人爱听，你唱点《毛毛雨》、《你是一个坏东西》什么的，或者唱些校园歌曲，也行。”
  她有些冷笑了，“那是些下九流的音乐，没有任何技巧表现……”
  建国却出人意料地果断，“先把名儿唱出来！让青年熟悉你，然后再唱你的《茶花女》去吧！”
  她不吭声了。建国倒真是块商人的料。
  离开了湖南饭庄，她一个人骑车子去剧院。风吹酒醒，她心里面开始冷静地计划着下一步的紧张行动——交假条，先把巡回演出推掉；晚上，叫妈妈给文化局赵局长家打电话，然后她就趁热打铁地去；继续练“阿霞”的唱，还有校园歌曲……还有冯先生，对，为什么总是叫他利用，不想办法反利用他呢？她已经为他做了那些事，担了那些风险，甚至还……他不能那么实用主义。得想办法。如果真的出了国……一想到出国，她的思绪就控制不住地向前跳跃……如果将来出了名，她非写一本回忆录不可，把艺术生涯的坎坷全都淋漓尽致地写出来，像开病假条的事；唱校园歌曲的事；争取自己的第一个歌剧角色的事，都可以写进去。对，要让人们知道艺术家也是普通人，也是靠这么苦争苦斗，惨淡经营，奋斗出来的，不容易！
  当然，和冯先生的事儿是不能写的……
  晚上下了班，周志明没有急着走，先到饭堂里吃了晚饭，然后不紧不慢地回到办公室来。这些天，萌萌晚上常住在学校，他回去了便孤零零地像没主儿似的，一举手一投足都是个不自然，倒不如晚一点儿回去，和宋阿姨、季虹她们少见面，大家反而会更亲和一些。
  坐在办公桌前，拉开桌边的柜子，想拿本书看，视线突然触到了柜门里的一只方方正正的硬纸盒，原来是前些天买的那套凉杯。他立即想起该去看看淑萍的新居，这是无论出于情分还是出于礼数都不好再推迟的事情。
  于是他拎着那盒小小的礼品，骑车子奔西夹道来了。
  小院的门没有锁，刚走进院子，就听见郑大妈在发脾气。
  “你们不用气我，我也活不了几天了，活着也跟你们受窝囊气！”
  郑大妈发尖的声音把他弄得一愣，这家人一向平平和和的，今天是怎么了？他不由放慢了脚步，又听见梅英细声细语地在说：
  “妈，您消消火吧，看伤了身子，呆会儿不是还得上居委会主持开会吗？”
  “主持个什么？咱们家都成了贼窝儿了！我这居委会主任还有什么干头儿啊。”郑大妈的声气儿又是一挑老高。
  “你消停会儿行不行？要不然上大街上嚷嚷去！”王大爷也压不住火气了。
  周志明满腹狐疑地推门进了屋子。
  “王大爷，大妈，谁惹你们生气啦？”因为毕竟是老邻居，所以他一进门就笑着问了一句。
  “咳，”王焕德叹了口气，在床沿上坐下来，“志明，甭问了，我们家这事，说出来丢人！”
  “志明，”郑大妈不住地颠着两手，“你说说，你说说，我们家，什么时候不是清清白白的呀？领导那么信任我，让我当居委会主任，啊，你说说，你说说……”她哆嗦着语无伦次了。
  “到底是怎么啦？”他问大福子。
  “还不是我妹妹那位。”大福子咕噜了一声。
  梅英轻声对他说道：“淑萍不是刚办了喜事没几天吗，新郎官就让警察给抓了。”
  这一句话，他立刻明白了事情的大貌。“因为什么呢？”他问，“是分局抓的还是派出所抓的？几天了？”他想分析出梅英所谓的“抓”，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措施，如果是治安拘留或是拘传收容审查一类的措施，那问题就不会太大，如果是刑事拘留或者是逮捕，恐怕就不是小事了。
  “我们也不知道是哪儿抓的，是从他们单位里抓走的，昨天家里还来了几个警察，找我们谈了……”
  “怎么谈的？警察说因为什么？”
  “说他把人家的门给撬了，据说还是太平街一个高干的家。”
  “不是，”大福子闷声闷气纠正梅英的话说，“就是他们一个厂的。是他们厂的总工程师。”
  “他是９４１厂的？”周志明恍然大悟地问。
  “是呀，你也知道这码事了吗？”
  “志明，你坐，你喝水，”王焕德插话说，“这事儿不提啦，不提啦。”
  郑大妈缓过气来，推过一把凳子，“谁让我们自己的丫头不争气呢。你说说，我们这么大岁数，到老了还跟着孩子丢脸，你说……”
  “淑萍呢？”他坐下来问。
  “西屋儿呢，哭了两天了，唉。”梅英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我去看看她。”他又站起来，王焕德老两口和大福子夫妻俩也跟着他一块移步到西屋来了。
  淑萍一个人坐在一张双人床上，本来已经不哭了，突然见到他进来，脸上飘过一阵伤心，又禁不住嘤嘤地呜咽起来。
  郑大妈十分没好气，“瞧瞧你那头发，也不知道梳梳，一整天就这么瞎着。你哭啥呀，这不是你自个儿找的吗？当初我怎么跟你说来着？噢，家大人的话你不听，这会儿你后悔啦？”
  淑萍索性嚎啕起来了。
  梅英挨着小姑子坐下，用胳膊揽着她的肩膀，说：“妈，您就别怪淑萍了，她心里也不好受。”
  周志明是出于一种不便推卸的义务，才要到西屋来的，以他和王家的关系，总得过来说几句宽慰话才行。而实际上，他在这方面素来是拙于辞令的。他望望悲声大作的淑萍，心里也十分没主意，刚说了一句：“淑萍，你别太难过。”便接不上话了。
  “志明，志明哥哥，我，我命，命不好。”淑萍偎在嫂子的肩上，连抽带喘地说。
  “啊，啊，”他不知如何作答。她身上的衣服全是皱巴巴的压褶，头发乱蓬蓬没有梳理，眼睛红肿，比起两三年前的淑萍显得憔悴了许多。他的目光从她脸上移开，又落到挂在墙上的一张结婚照上，新娘子眼里流出那么甜蜜的微笑，而紧靠在她身边的那个小伙子……
  他突然全身僵住了，眼睛直勾勾地盯住那张照片，“他，他叫什么？”
  屋里人没有明白，愣愣地看着，连淑萍也停下了啜泣。
  “你问他呀？”大福子指着照片，“叫杜卫东。”
  “就是他给抓起来了？”他几乎是叫着在问。
  “是呀。”
  “不，这怎么会呢！”
  “就是他。你原来认识他？”
  不，这怎么可能呢？他心里滚过一阵慌乱。杜卫东！他在离开监狱的时候不是泣言知悔了吗？不是赌天发誓要做一个干干净净的人吗？一个多星期前，他还在广济路见过他，对了，当时没想到那套凉杯正是给他买的。他是那么一副热情奔放、兴高采烈的精神状态，怎么会去干这种穷途末路、铤而走险的勾当呢？不，这实在是难以想象啊。
  “志明，你认识杜卫东？”王大爷跟着问了一句。
  “啊，认识，我们在监狱里是一个班的。”
  “噢？”王家人都愣住了。
  他镇定下来，想了想，说：“大爷、大妈，我能不能跟淑萍单独谈一会儿？你们先回东屋歇着。”
  王焕德困惑地同郑大妈相顾了一眼，站起来点点头。郑大妈走出门以后，把周志明也给喊出来。
  “志明，”她压低了声音，“我们一家一直没沾过这路问题，你说，要不要赶紧的叫淑萍上公安局和他划清界线，办离婚哪？”
  “我看，大妈，先别急吧。法院不是还没判吗？还不知道他的问题是大是小，何况这种事，最好慢慢再跟淑萍说，让她自己也多考虑考虑。”
  “是啊。唉，要说杜卫东这个人，倒还是挺勤快的，要是没这个坏毛病……”
  “行了，你叫志明静一会儿吧，说起来就没完。”王焕德推推老伴，“你不是还得开会去吗？走吧，走吧。”
  周志明返回了西屋。他并没有急着说什么，而是先把这间新房打量了一下。
  在双人床的对面，一只新打的大立柜占据了屋子最显著的位置，从柜门上刻镂的花纹上就能看出做工的精细；一对绷了条绒面的小沙发虽然简陋了些，却很实用地摆在了立柜的旁边；在沙发上方的墙上，贴着一个大幅的电光剪纸的红喜字，周围略嫌琐碎地点缀着一些年历画和小塑料灯笼之类的摆饰品；紧挨着双人床的是一只五斗橱，橱面上的暗红漆色恰恰和床上的浅绿床单、金黄被面儿构成杂乱而不协调的色彩感，整个屋子的铺陈虽然有点儿俗气，但却透出一股甜丝丝的小康气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