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楼是青砖砌成的，因为旧，表面呈现出一层黑色，几乎所有窗户上的油漆都已被风雨侵蚀得斑驳一片，一扇不堪入目的楼门既脏且破，用五合板充作玻璃的门页冲她半咧着大嘴，她全身打了一个哆嗦。
  “这是怎么回事，还不如南州市歌剧院体面？”她心神疑惑地走进楼门。一声很漂亮的男高音从顶上传来，在她有些灰冷的心里发生了一点儿兴奋提神的热量，她顺着破烂的楼梯爬上去。
  在三楼，她找到了妈妈那个朋友——李阿姨，李阿姨一见到她，脸上就现出吃惊的样子，好像对她的到来毫无精神准备似的。
  “你怎么来了，没收到我的信吗？”李阿姨把她领到走廊上，向她问道。
  她心里一跳，“什么信？没收到呀，是不是有什么变化了？”
  “今年给剧院的进员指标没有了，我也是才听说的，已经给你妈妈写了信，我还生怕你来呢，结果还真来了，你看这事儿……”
  她望着墙不吭声，心绪坏到了极点。
  李阿姨想了一下，说：“我看这样吧，既然来了，就在北京多玩两天，回头我在剧院里请几个专家给你听听唱，如果他们对你感兴趣的话，也许还有门儿，即便不行，让他们给你指点指点也有好处。你别急，以后这儿总会招人的，现在我们就缺年轻的，哎，你现在住在哪儿啊？”
  她把自己的住址和电话留给了李阿姨，离开了这座破破烂烂的大楼，回到何伯伯的家里。第二天，李阿姨果然打来电话把她叫去了。
  “这几个人都挺忙的，今天特意凑起来给你听听嗓子，我好大面子呢。”李阿姨颇为得意地说着，把她领进一间钢琴室。她朝屋子里的几个人看了一眼，除了一个花白头发的老头子还多少有点儿艺术家的派头外，其他几个简直就像卖酱油的，和她过去想象的风度大相径庭，她情绪不高地把要唱的曲谱递给了钢琴师。
  唱了两支曲子，一支是美国电影《音乐之声》插曲，一支是法国歌剧《卡门》里米开拉在山洞唱的那段咏叹调。唱完之后，便由那几个人问话，全是些泛泛的问题，学唱多久啦，跟谁学过啦等等，最后，还是那个花白头发的老头儿讲了讲她对米开拉那段咏叹调的理解偏差和换声点、装饰音的毛病，不过她好像已经没有心思去听这些了。
  走的时候，李阿姨一直送她到院子门口，拍着她的肩膀问：“你什么时候回南州啊，替我问你妈妈好。”这一句话使她立刻明白了昨天那关于“也许还有门儿”的话，也不过是一句口惠而实不至的空头支票。她对李阿姨没有做半点儿感谢的表示，顾左右而言它地说：
  “这破地方，还用得着设双岗吗？”
  李阿姨瞥一眼院门口的岗哨，“这院子是部队的，我们在这儿临时占了一个楼，岗是他们的。”
  她撇嘴笑了笑，告辞走了。
  一连两天，她门也懒得出，除上了一次王府井之外，整天就是歪在床上，李阿姨来过一次电话，请她去家里玩玩，她敷衍了两句，推辞了。何伯伯一家人见她没精打采的样子，都先后过来说过许多宽解的话，何伯伯的爱人胡阿姨根据她在北京市委搞过一段人事工作的经验，鼓着多肉的嘴巴说：“你妈妈托的那个李阿姨在剧院是做什么工作的？我看办事可不怎么牢靠。往北京调工作，哪儿那么简单呀，即便剧院收了你，户口怎么办？进户口归公安局管，你是工人，工人调动走劳动局这条系统，可演员是按干部管理的，干部调动走人事局这条系统，各个系统都有自己的一套政策条条，说不定在哪儿就把你卡住了，可不那么好调呢。要我看，你还不如先去南州歌剧院呢，再说那儿上台锻炼的机会也比这儿多，这儿都是些名家，难得轮上你的角色。”
  胡阿姨的初衷是想往宽处劝导她，而她的心情却反而更加阴沉恶毒起来，心里骂着，“真他妈没治，什么户口啊指标啊，就咱们国家这一套?唆！”
  星期天，她仍旧没有心思去转转，但情绪多少平静了一些。这也怪自己过去的幻想太多了，在幻想中生活的人是不容易知足的。也罢，就先设法把去南州歌剧院这件事办成吧，她的嗓子在那儿是够得上中上等水平的，比起“凤尾”来，“鸡头”也许更多一些优越的地方呢。
  晚上，跟何伯伯一家人吃过晚饭，就坐下来看电视，新闻联播刚刚结束，桌上的电话突然响起来，玲玲摘下听筒，大嗓门喂喂两声，把听筒冲她一伸：
  “找你的。”
  “又是歌剧院那个姓李的吧。”她坐在椅子里没动窝。
  “不是她，是个男的，有点儿口音。”
  “男的？”她疑惑地站起来，接过电话，一个似熟不熟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
  “喂，是施同志吗，你不记得我了吧？”
  “你？……噢，冯先生！”
  “你忘记了你还向我许过愿呢！”
  冯先生亲近爽利的声音使她胸中的郁闷为之一扫，声音也明亮起来：
  “您的公事办完了？是吗，什么，我？我什么时候都有空儿，明天？行！”
  第二天一早，冯先生如约乘了一辆“小丰田”把她接走了，他们上午爬了红叶正浓的香山，下午逛了秋爽宜人的颐和园，晚饭是在“听鹂馆”里吃的。她看得出来，冯先生并不很有钱，要的都是些一般的菜，不像邻桌几个欧洲人那么挥霍。但冯先生很高兴，一天里爬山、荡桨、照相，玩兴极浓。她虽然和他相差了十来岁，但发觉和他的交往并非一件难事，冯先生开朗大方、文化程度又高，所以和人相处显得洒脱融洽。她觉得这一天是真够轻松愉快的……
  在“听鹂馆”吃饭的时候，意料之中的问话来了。
  “你考试怎么样，还顺利吗？”
  “别提了，”她挥挥手，“剧院没有分到进员的指标，就是当代十大女高音来了，也照样不能收。”
  “噢，”他做出一个惋惜的表情，呷了口酒，又说：“这种事，要是在国外就好办多了，一切凭本事，像你这样一副好嗓子，走到哪里都不愁吃饭的，你能唱出钱来，唱出一切来，当然，国外也有国外的不好……资本主义嘛。”
  从颐和园出来，天已经擦黑了，冯先生余兴未尽，建议到民族宫去跳跳舞，她谢绝了。一来因为太累，二来是这几天在何伯伯家里灌了一耳朵关于跟外国人去民族宫跳舞的女人如何如何败坏的话。她想了一下，说：“我想回去了，明天还要早起去排队买火车票呢。”
  “你要回南州了吗，太巧了，我过两天也要回去，我们又能同路了。”
  “我最迟后天就得走，我是请了假出来的。”
  “后天？好，我帮你买车票，我在饭店里订票很方便。”
  “那我什么时候把钱给你送去？”
  “你太客气了，我还付得起这点小小的盘缠。”
  “不不，实在不好意思又叫您破费。”
  “我们是朋友了嘛，你这样认真，是不是要我向你付今天的向导费呢？噢，我明白了，现在国内的人是不是还害怕和外国人接触？如果你觉得为难的话，我当然不勉强，我不愿给朋友带来麻烦。”
  “不是，完全不是这个意思，您想到哪儿去了，如果您高兴，我当然很希望有您这样一个谈得来的朋友，真的。”
  “谢谢，你知道吗，我最怕一个人坐火车，就是因为受不了那个寂寞，这下好了，我们可以一路聊回南州去。”在颐和园门前停车场的路灯下，冯先生心满意足地笑了。“好，现在我送你回家。”
  马树峰是七六年的十一月离开自新河的。一年多的光阴在匆忙中一闪而过，当他重又踏上自新河坚硬的土地时，真正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他现在住的场部招待所的这栋讲究的小楼，正是过去甘向前和公安部调查组的“行馆”，他当时还以第八副场长的身份，陪调查组去过砖厂呢。多快，一晃两年了。
  几乎是从听到粉碎“四人帮”的消息的第二天起，他在农场的简陋宿舍就开始门庭若市了，甚至连那个平时从不和他说话的农场第一把手陈政委，见了面也躬身含笑，带着几分敬意。在这个偏处一隅的劳改农场里，改朝换代的气氛和枯荣交替的速度，甚至比大城市还要来得快。马树峰本来是下决心留在农场好好搞一阵的，他毕竟已经了解了这块土地，对它有了感情。所以，在新上任的市委政法书记施万云突然从南州市打来长途电话要他回去的时候，他并没有立即动身启程，总觉得该把这儿的工作做个交待，或者等大方面的形势有个着落再走才好。直到从北京调来的市委第一书记李直一亲自来电催促，他才不得不抛开一切事务，连行李也没有打，只身回到南州市来了。
  刚回来的那阵子，他，还有准备担任市委政法部长的乔仰山，先是以工作组的身份参加了市公安局党委常委的工作。因为当时李直一和施万云对甘向前的底细不清楚，开始还是指定甘在常委内牵头，所以，头两月局里的形势是非常复杂的。甘向前在公安局经营了十年，只要他这棵大树不倒，下面的猢狲也就绝不会散。别的不说，光是平反冤假错案这项工作，就非常掣肘。比如他马树峰前面刚在局政治部讲了，凡属在十一广场事件中立功受奖而提拔起来的干部，一律暂回原职的话，甘向前后面接着就在大会上宣布：十一广场事件和天安门事件性质一样，是中央定的性，立功的照样使用，受奖的照样光荣！针锋相对的态势，越来越表面化。难怪局机关大楼里有一张大字报的题目上赫然写了“甘向前到底是‘牵头’还是‘钳头’”这样几个字，很是辛辣。他也曾抱着一线希望，以不念旧恶、不计前嫌的态度找甘向前谈过，结果不行，一谈就崩！
  “我当然是有意见的！”甘向前很激动，“平反工作不能翻烧饼，不能对过去的结论一概否定嘛。别的不提，我只举一个例子，据说连周志明的案子有人都想翻，这成什么了？不要说徐邦呈脱逃的疑案未了，难道连他销毁证据的事也要一风吹吗？再说他在地震期间还有策动犯人越狱的新科，又该怎么说？”
  对于３１１案的失败，公安部调查组兴师动众而来，不了了之而去，马树峰是早就打算重新调查的，只因始终大事缠身，一时尚不能顾到此处；对于周志明销毁证据的案子，他倒没有什么新解。这些年的事情，真伪杂陈，乱七八糟，没有第一手材料他一概不表态。而且市里后来对复查平反工作又做了新的分工，公安局只搞未决犯，投入劳改的已决犯统统归检察和法院系统甄别，他也就把这事搁在一边了。这次回自新河的路上他还想着，不知道这个周志明是不是还在这地方。
  很早就想回自新河看看了，但是自从他被正式任命为市委常委、副市长兼公安局长以后，要想躲开自己那间办公室，是绝没有可能的。直到现在，甘向前撤职审查，局里的形势完全明朗，各业务处的班子也基本上配齐，一切都朝好的方向起步了，他的这个愿望才算实现。昨天晚上下了班，他只随身带了个秘书，轻装简从，孤车一乘，直奔自新河来了。
  一路颠簸，夜里十二点到了场部。不知是谁先往这儿打了电话，场长、副场长，一溜七八个，迎候如仪，前呼后拥地把他送进了招待所的小楼。这使他十分扫兴，本来盼望着体会的那点旧地重游的亲切感，全被这种官场的繁文缛节淹没掉了，可惜。
  今天一大早，他没等有人来拜就离开招待所，先到场长办公室来了，场长也是个刚复职不久的老家伙，一见面就发牢骚，——劳改局迟迟不给场里派新政委，搞得现在生产、管教、震灾后的基建，还有揭批查运动、搭配各分场的班子、落实党的改造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还有生活，全场一万多干部、职工、家属和犯人的吃喝拉撒睡，事事都得他这个当场长的躬亲主持，吃不消！马树峰听着，也只能心里叹气，“你叫我怎么办？”他说：“抓紧找年轻的，接班！”
  这真是个要紧的事，局常委的班子几乎快成敬老院了；下面这些干部也是青黄不接。找什么样的人来接班，什么样的人才算是合格的公安人员，这是他近来时时盘桓于心头的问题。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儿的当然不行，唯唯诺诺，难得糊涂的也同样不行，一定得要那种有责任感的年轻人来接公安事业的班，要真正有责任感的人！这些年叫“四人帮”搞的公安人员的责任感都到哪儿去了？像那个本来并不复杂的３１１案件，为什么叫一个外行加极左的甘向前就给活活搞砸了？那些当处长的、当科长的、当侦查员的，你们可不是外行，为什么不敢坚持原则，据理力谏呢？
  一想到这些，马树峰心里就沉甸甸的，话自然也就说得少了。场长告诉他，上午机修厂要开先进工作者授奖大会，估计很热闹，建议他去看看，他同意了。
  正要出门，狱政科长来了，看见他，很恭敬地垂手说道：“哟，是马局长，您什么时候来的？”
  “昨天刚来。你找我？”
  “不，我找场长。市委政法部刚才来了一个长途电话，问砖厂犯人企图越狱那个案子的情况。”
  场长挥了一下手，说：“你们各司其职，不要事事都找我。”
  “他们电话里说，是政法部领导要问的，要我们尽快报个材料到政法部去。还说，如果周志明挑动犯人鼓噪的问题属实的话，也要尽快把处分意见报到检察院去，还叫咱们先提个加刑期的意见供法院参考。”
  毕竟是政法部领导亲自垂询，场长不得不郑重其事了，“下面不是报过材料吗，实不实？”
  “我看没问题，我们科的常松铭原来就是砖厂的文书，这件事的始末经过他都清楚，材料里还有他的一份证明呢。至于周志明本人的口供……砖厂领导是找他谈过的，他态度极坏。据砖厂老于反映，这个人自从入监以来，反改造情绪就很大，一直不认罪。虽说口供是证据之王吗，可他拒不承供难道就不处理了吗？”
  场长还没答话，马树峰插问道：“是砖厂那个周志明？”
  “就是他。”狱政科长转过脸来，“对了，马局长知道这个人，七六年公安部还来人查过他的事嘛。”
  马树峰奇怪了，“地震期间的事儿，怎么拖到现在才加刑？”
  狱政科长解释说：“因为那事出了没几天，就赶上主席逝世，然后又是粉碎‘四人帮’，所以一直没腾出工夫来办。”
  马树峰皱起眉毛，说：“快两年了，说不定犯人的思想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有错儿的时候不及时加刑，等到他变好了，又补算旧账，这对改造工作是很不利的，以后可不能这么拖拉了。”
  “就是就是，我们准备在以后的管教工作会议上专门研究一下。不光影响犯人的改造情绪啊，有时候连法律上规定的追诉时效也给耽误了。那么，您看这个案子还报不报了？”狱政科长小心地问了一句。
  “情况查实当然要报，不过不要提什么参考意见，该多长刑期，由法院去判。”
  狱政科长喏喏连声地走了。他和场长乘一辆美国造的库莱斯汽车去机修厂。这种老牌子汽车在南州市的大街上早就绝迹了，跑起来连吼带喘的，很吃力。借着路上同车的机会，场长叨叨不停地向他讲着场里的事情，可他此时却没有一点心思去听，直把目光飘向车外。
  车子老掉牙了，柏油马路却是新铺的；路边栽了许多小树，细细的树干被草绳裹着，更给人一种弱不胜寒的感觉。老车，新路，小树，真的，今年的冬天冷得出奇，小树很可能会冻坏的。马树峰想着想着，忍不住打断身边那位场长的长篇大论，问道：
  “你见过周志明吗？”
  “谁？”也许是他的问话离题万里，场长愣了一下，半天才说：“啊，听说过。对了，去年场里统一调整了一批犯人，周志明正好调到机修厂了，你要感兴趣，今天可以把他找来。”
  “啊。”他不置可否地应了一声。
  机修厂离场部不过十来里地，一会儿就到了。因为是粉碎“四人帮”后头一次评选先进工作者和先进生产者，大家都有个新鲜劲儿，所以授奖会确实开得很热闹，领导讲话，代表发言，披红挂彩地发了奖，最后还演了节目。马树峰的不速而至，更带来一种近乎过节般的气氛。
  散了会，机修厂的厂长和教导员把他们请到厂部一间办公室里落座。虽然是地震后才盖起的简易房，但屋里既干净又温和，一只深青色的水壶坐在炉子上，噗噗地喷着白气，十分悦耳。他先问了问厂里的生产情况，接下去，话题就移到管教工作上来了。
  “犯人最近思想还稳定吗？”
  “还好吧。”教导员和厂长对视一眼，说：“前两天开了春训动员会，回去以后犯人们都在班组会上表了态，整个儿情绪还不错。这两天除了修理车间的周志明之外，没有发生不服管理的现象。”
  又是周志明！马树峰倒真的感兴趣了，问：“周志明为什么不服管理。”
  “谁知道，可能因为不干活儿，我是听李副教导员说的。这个犯人是去年才从砖厂调整来的，在砖厂是第一号反改造尖子。”教导员说着，脸上略露得意之色，“结果到了我们这儿一直表现不错，最近还评上了修理车间的改造标兵。不知道昨天怎么又跟李副教导员吵起来了。”
  场长插嘴说：“犯人嘛，思想允许有反复。”
  马树峰看看表，还早，于是说：“你们把周志明领来，我和他谈谈。先把他的队长找来也行。”
  没一会儿，教导员领了一个干部回来，进屋介绍给他。这个人叫丁广杰，过去也在砖厂当队长，去年带着砖厂的十几个犯人一块调过来的。
  丁广杰很拘谨地坐下来，马树峰先漫无边际地问道：“周志明现在在队里表现怎么样？”
  丁广杰点一下头，“不错。”
  教导员问道：“前天不是跟李副教导员吵起来了，到底为什么？我看老李气得够呛。”
  “就为新起的那栋简易房，前天把墙抹完天就黑了，灰浆也用完了，可李副教导员的家属在招待所大房子里已经住了快一个星期，想早点儿把这间房子弄利索了住进去，所以就叫周志明再拌点儿灰把屋里的炉子砌上。周志明开始也没说不干，土也围上了，水也打来了，后来李副教导员有两句话他不爱听了。”
  “什么话？”马树峰说。
  “李副教导员说：‘你们这号人，就是缺乏劳动才滋长了好逸恶劳的剥削阶级思想，走上犯罪道路的，现在让你多干一点儿，也是让你多去去毒、赎赎罪。’这话是难听点儿，可也没什么不对呀。好，他小子犯犟了，铁锹一扔不干了。”
  机修厂长插了一句，“这人我不熟，可我看他干活儿还可以嘛，修理车间几次表扬犯人的名单里都有他。大概就是脾气大。”
  丁广杰说：“脾气也不是大，这人其实说起来还是个弱性子，胆子也不大，干活也肯下力气，蔫蔫的还挺爱学习。就是有一条，你不能老说他犯罪不犯罪的，你一说，就顶你，当了犯人还这么大自尊心，我真是头回见。”
  场长点着头说：“说来说去，关键是个认罪服判的态度没端正的问题，这次春训，你们厂里可以重点帮他解决这个问题。”
  马树峰却沉思了一下，抬眼说：“李副教导员的那个话嘛，倒也可以不说，刺激人的语言对犯人转变思想不见得有什么好处。”他停了一下，又问丁广杰道：“他对自己在砖厂策动犯人暴动的事，没有一点担心加刑的想法吗？”
  “噢，那件事呀，”丁广杰却反问道：“怎么，查清是他了吗？当时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现在查出结果了？”
  “也用不着怎么查嘛，当时砖厂的文书亲眼看见他在挑动犯人冲出去嘛。”
  “您是说常松铭吗？”丁广杰皱起眉头，“他怎么看见了？他光听见声儿不对就跑回来了，这事后来我们几个队长还议论过他哪。是他自己说看见的吗？”
  “他写了正式材料的。”
  “那他是瞎扯！”
  “你怎么知道他没看见呢？”马树峰心里一动，怀疑地问。
  “没错。”丁广杰的口气是不容置疑的，“那天犯人们都到窑上收拾场地去了，就留下他们六班在监区里清理砖头碎瓦，我本来在监区院里，后来尤厂长叫我到厂部的防震棚里谈话，常松铭也在那儿，还跟我们一块说了会儿话呢，后来他说要去监区看看，就走了。走了大概顶多两分钟吧，噔噔又跑回来了，脸都白了，一进来就嚷：‘不好，院里要放羊。’意思就是犯人要跑。我们出门一听，果不其然，监区那边一片吵吵嚷嚷的。尤厂长问常松铭怎么回事，常松铭说不知道，还那儿瞎分析哪，说可千万别是集体越狱吧。他这一说尤厂长也急了，赶快叫我骑上三轮‘小东风’到附近的五分场去叫警卫部队，又叫常松铭赶快把在家的干部、工人叫出来围监区，连家属学生都绰着棍子出来了。不过当时的确是够吓人的，因为正赶上刚刚传达市委领导的指示，要防止犯人暴动、逃跑，大伙的神经都特别敏感，一听到犯人在院里叫唤，连我都以为是闹起事来了，所以当时尤厂长尽管没闹清楚情况就采取了措施，也还是应当的，你想想，监区的围墙震倒了差不多一半，那些天连电话也不通，干部有不少都到窑上去了，警卫部队又不在跟前，犯人一炸窝跑出来，你还不干没辙？那时候南州街上还都住着人，连北京、天津的人都还睡在街上，这帮人要是跑出来，那还不满处偷呵抢呵祸害去！不过……”丁广杰想了想接着说：“不过关键还是里面没闹起来，犯人里主意也不统一，有人想跑，有人还不想跑呢，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嘛。要是他们没矛盾，一哄跑出来，你措施再快也白搭，警卫部队离了十几里地，干部职工得挨家现喊，砖厂又没配备武器，连尤厂长还是现从堆在门口的救灾物资中拣了两把大铁勺才算没空手，要真跟犯人玩命我看也不是个儿，犯人一个个身强力壮的，手里头都是铁锹铁镐，你打得过呀？”
  场长点头说：“这倒也是。”
  马树峰笑了一下，“你说了半天，其实并没有回答出我的问题来，我是问你怎么能肯定常松铭没看见监区的情况啊。”
  “肯定肯定，”丁广杰挺着脖子说，“从厂部那间防震棚到监区起码要走四分钟，常松铭刚出门就折回来，说富余点儿也不过两分钟，靠厂部这面的院墙又没倒，他往哪儿看去？根本看不见。背着小常咱也不好乱议论他，他这人，写个材料什么的还挺快，要说这胆子，还真小了点儿，不过作为一个劳改干部，明明听见里面吵吵嚷嚷的要闹事，不赶快进去压住，反而往后跑，生怕一个人进去让暴动的犯人给砸里头，这可是有点儿……怎么说呢？”
  马树峰陷入沉思，丁广杰后来又说了些什么，他没有听清，直到丁广杰走了，他才沉着脸对屋里几位农场的干部说：
  “把周志明叫来吧，我单独同他谈谈。你们有事忙你们的，不用陪着。”
  场长和两个机修厂的领导说要谈谈财务方面的事，到隔壁的房子里去了。很快，周志明被人带来了。
  也许别人会奇怪，他以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的百忙之身，怎么会有兴趣和闲暇来管一个普通犯人的问题。其实，他并不想知道周志明是如何顶撞干部的，甚至也并不关心那场鼓噪闹事的前因后果，这些问题，下面的同志自会搞清楚，当然用不着他来越俎代庖。他真正感兴趣的，是公安干部——犯人、反改造尖子——改造标兵，这样一个大起大落的人物，也许他的历史能给人某种启发，某种经验吧，马树峰心里这么想着。
  犯人还是那么一张稚气未脱的脸，比上次胖了点儿，气色也不错。进门时几乎没有发出一点声响，进来后就安静地靠在门边的墙上。马树峰说了句：
  “你坐吧。”
  小伙子两腿一屈，身子溜着墙，一屁股坐在地上。
  他诧异地愣住了，指着桌前的一把椅子，说：“坐这儿来。”
  犯人迟疑了一下，站起身，在椅子上坐下来。
  “平常干部找你谈话，你也是往地上坐吗？”
  “不，是叫蹲着。”
  年轻人穿了身过于肥大的黑棉袄，腰间还很好笑地扎着根粗草绳，显得土气而臃肿。马树峰打量着他，口气随便地问道：“这棉袄是特号的吧？”
  “嗯。”犯人仍旧垂着头，喉咙里咕噜了一声。
  马树峰先拣最近的事问：“前两天，为什么跟干部顶撞啊？”
  “因为砌炉子。”犯人还是简短地说。
  “你等于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是问为什么同干部顶撞？”
  “因为我没砌。”回答照旧是简短的。
  “为什么不砌？让你劳动是害你吗？”
  犯人不说话。
  “我问你，这是什么地方？”
  “劳改农场。”犯人咕噜了一句。
  “劳改农场是干什么的？”
  “改造罪犯的。”
  “改造罪犯的途径是什么？”
  犯人又不说话了。
  搞审讯，马树峰当然是驾轻就熟的。像刚才这种逻辑式提问，就是旨在让犯人自己驳倒自己的一种方法。显然，犯人已经察觉了他的用意，眨着眼睛不答腔了。他笑笑，把结论摆了出来。
  “是劳动嘛。劳动是改造罪犯剥削阶级思想的唯一途径，只有通过劳动，罪犯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新人。当然，还要进行思想教育。所以，干部叫你加班砌炉子，对你进行教育的那些话，原则是对的，你加以顶撞就不大合理了，你说对不对？”
  他本来以为在这番道理下，犯人必然会无言以对，没想到他竟开口反驳起来。
  “照您的说法，只要参加劳动就能改恶从善了？那为什么有些犯人，比如砖厂的田保善那种人，坐了二三十年的牢，干了二三十年的活儿，到现在还是个坏蛋？照李教导员的说法，好像犯罪就是缺乏劳动，那些农村来的犯人本来就是劳动人民，在家天天干活儿，为什么还要好逸恶劳去偷去抢呢？”
  马树峰张了张嘴，竟一时语塞，他打量了一下犯人那副认真的表情，反问道：“你是觉得劳动不劳动无所谓，所以才不砌炉子吗？”
  “不，”小伙子低下头去，“我觉得我用不着拿干活儿来赎罪。”
  马树峰的口气变得严肃异常，一字一板地说：“你干活不是为了赎罪，不论你还是其他犯人，干活是为了使你们做一个劳动者。你们应当和社会上所有具备劳动能力的公民一样自食其力，而不靠别人来养活，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你，也包括我，都有义务为社会主义祖国创造财富，难道这也不对吗？”
  小伙子愣了半晌，头一点，说：“您要这么讲，那让我干多少活我也愿意。”
  “你进来多长时间了？”
  “快两年了。”
  “时间也不短了，怎么到现在还没有端正认罪态度啊？”
  犯人回避开他的注视，低头不语。
  “我看你脑子挺灵的嘛，过去在公安局也干了几年，难道不知道销毁证据、包庇坏人是犯罪行为？”
  犯人不服气地抬起眼，“现在您还认为悼念周总理的人是坏人吗？”
  马树峰一下子愣住了，“你是因为广场事件抓进来的？”
  “是，我觉得是。”
  “‘你觉得是’是什么意思？”
  “我是按刑事犯罪判的，可实际上和广场事件是一回事。”
  马树峰脸上很快冷淡下来。没有第一手材料的事，他绝不贸然露出一点带倾向性的表情，只是冷冷地问：“既然你不承认自己有罪，为什么在地震期间还要挑动犯人闹事？”
  “地震期间？”年轻人惊讶地瞪圆了眼睛，“谁说的！那次是田保善他们要跑，怎么是我挑动闹事？”
  “田保善是什么人？”
  “砖厂的杂务。”
  “你详细说。”
  “那时候不是经常有小余震吗，”小伙子圆圆的眼睛很认真地瞪着，说：“犯人中间不知怎么传开了一个谣言，说自新河这儿要发生陆沉式地震，过不多久就是汪洋大海了，还说五百里滇池就是这么一眨眼出来的，反正是有根有据的。犯人们孤陋寡闻，再加上一辈子都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地震，全有点儿震怕了，所以说什么都信，搞得人心惶惶，田保善是最害怕的一个。那天大多数人都到窑上去了，家里就留我们一个班，旁边又没干部，他说现在不跑就跑不成了，过这村没这店，先跑出去活命是真的。他们一人绰了把大铁锹就往破墙那边跑，我拦住他们，他们就说要劈了我，我也不怕他们，我手里也有铁锹，我也不跟他们讲大道理，单讲实在的。我说你们不要命啦，现在是抗震救灾，非常时期，这时候捣乱有什么好下场，他田保善坐了二十多年牢，腻了，想出去新鲜新鲜，他本来就是个无期徒刑，抓回来也定不了死罪，你们干吗陪着，再说四周都是警卫部队，你往哪儿跑？那五百里滇池水真是一眨眼冒出来的，你就是跑一个星期还不是照样淹里头。我这么一说，其他犯人就都犹豫了，田保善一个人还冲我乱喊，我也冲他喊，我嗓门比他大，我说田保善你敢跑我就敢劈了你！反正我横着比他长，竖着比他高，他不怵也不行，后来干部们冲进来了，叫我们都回棚子里去……”
  马树峰打断他，“这些情况你后来没跟干部谈吗？”
  “于教导员找我谈过一次，非说是我要挑动犯人越狱，说院子外面就听见我嚷嚷得凶了，不让我讲话，还要关我反省号，其实反省号塌了，防震棚又不舍得让我住单间。后来我自己把当时的经过写了一份材料……”
  “你当时就写了材料？”马树峰心中一跳，“交给谁了？”
  “就交给教导员了，后来就是毛主席逝世，然后是粉碎‘四人帮’，再后来我就调到机修厂来了，这事就搁了。再早我还写过一份材料，田保善在监舍里私设公堂，把一个犯人的胳膊捆残了，这人现在也在机修厂，当时那份材料也交给教导员了。”小伙子停了一下，像是早就料到了似的，接着说：“我就知道他不会给我往上转的，可我过去也是干公安的，我们自己的监狱里还有这种黑暗的现象，我就是看不下去，就算我也是个犯人吧，也应该把这些事反映给干部呀。”
  马树峰的胸口热了，他忍不住想去握对方的手，周志明是一个犯人，一个当了犯人的公安人员居然还保持着这样的责任心！……不不，没有第一手材料不要表态，也许一切都不是真的……啊！哪怕仅仅有一点是真的，对一个犯人来说，也是可贵的。
  场长推门进来了，马树峰让犯人出去。年轻犯人走到门口时，又回过头来看了他一眼，那是光芒闪闪的一眼。马树峰按捺不住激动，放大声音说：
  “你放心吧，事情会查清的！”
  是的，他的确不能平静了，周志明难道是坐了冤狱吗？不，如果是，他为什么一直不申诉？
  等犯人走出去，场长才笑着问：“是不是挺刺儿头？”见马树峰站起来穿大衣，忙又说：“我已经告诉他们呆会儿把饭给咱们送到这儿来，这儿暖和。”
  然而马树峰仍然系上大衣的扣子，口气坚决地说：“你赶快给场部狱政科打个电话，叫他们科长下了班先别走，叫那个常松铭也别走，我们马上回去！”
  拉开房门，春天的劲风在他的胸前用力撞了一下，他回过身来，又说：“另外，以后咱们干部和犯人谈话，给他一个凳子，别让他们再蹲着了，人格上一律平等！”
  起床的哨音从半空中猛地劈下来，似乎比往日更突然、更尖锐。周志明一骨碌爬起来，刚刚惊醒的意识被一阵急促的心跳敲击着。入监快两年了，他始终没能习惯这种把人从睡梦中扯起来的短促而尖厉的哨子。哨音停止了，满屋子响起了紧张杂乱的穿衣叠被声，他也飞快地将衣服胡乱穿上，又跪在铺上整理好枕头和被子，当手伸到枕头下面的时候，他无意中触到了那几本边缘已被磨得发软的书，心头突然被一种难以名状的眷念占据了。
  唉，他走了。这几本书的另一位主人杜卫东昨天刑满回南州去了。
  从那次被捆伤以后，杜卫东住了五个多月的医院，他的右臂骨头扭伤，部分肌肉坏死萎缩，一条粗壮的胳膊细成了一根麻秆，直到出院后才逐渐生出新肉来。他们转调到机修厂以后，恰巧又分在一个班里，同住一个号子，同在二车间干活。二车间主要是杂活修理，杜卫东分到木工组，他呢，因为过去在处里学过开汽车，虽然连“本子”也没有，但对汽车构造原理方面的知识多少有点儿基础，所以就被分到了汽车修理组。
  杜卫东自打出院以后便和他异常亲近起来，拼命在他面前表示着殷勤和服从，以表达对他的感激。特别是刚出院那会儿，连吃饭都一改以往狼吞虎咽的习惯，故意细嚼慢咽，为了等他先吃完，好把自己装作吃不了的窝头掰下半个来送给他。对杜卫东这类认真而又笨拙的心计，他是洞悉的，却也没有点破，免得让他尴尬。直到后来杜卫东竟要天天给他打洗脸水，他才受用不了了，笑着对他说：“你别再打了，我可不是田保善。”杜卫东做出一脸不屑的表情，“田保善什么玩意儿呀，你别提他，一提他我就犯堵，要是我还在砖厂的话也不伺候他了。”
  他笑笑，不去接他的话，因为他总觉得在自己和杜卫东之间很难建立更多的共同语言。他是一个小偷，和卞平甲截然不同。卞平甲在“四人帮”被粉碎后不久就平反出了狱，被他原来的单位——市第二医院派人颇为隆重地接回去了。卞平甲乍一走，他觉得很孤单，便也时常跟杜卫东找些话来闲扯，但真正和他交心贴腑地亲近起来，还是他们在伙房帮厨时的那次交谈以后。
  那是去年冬天一个阳光充足的上午，他们俩被派去给伙房的菜窖晾菜。两个人一通猛干，不到两个小时便把一窖大白菜全部搬出来，摊晾在一片空地上。杜卫东抹了把汗，说了句：“歇会儿。”便歪在一个破草垫子上了。
  他也找了个空菜筐，反扣着坐在上面。这天没有一丝风，头顶上的太阳暖烘烘的照得人周身舒坦，他看了一眼懒洋洋地躺在草垫子上的杜卫东，随口问道：“你的胳膊还疼吗？刚刚好，干活别太猛了。”
  杜卫东若有所思地冲太阳半眯着眼睛，含糊地摇摇头，过一会儿，突然撑起半个身子，望着他，脸色有点发红，吃吃地说道：“我一直想跟你说呢。你知道吗，那天，那天我直想自杀。”
  “哪天？”他没料到杜卫东会扯出这么一个古怪的话题。
  “就是我进医院的那天早晨，我真不想活了。”
  “你当时疼得那么厉害吗？”
  “不是，”杜卫东一摆脑袋，“跟疼没关系。”
  “那为什么？”
  “为了，你，你……”他扭捏半天说不成句。
  “为了我？”
  “你给我穿衣服，提裤子，还给我擦屁股，喂我，我……”
  “哈，”他笑了，“你到现在还不好意思哪？”
  “不是不是，”杜卫东有点儿急，结结巴巴地说，“我，我不是不好意思，我是说我自己，我没脸，不是人，我……在你面前我真不是个人！”
  他茫然望着杜卫东那张态度真诚的脸，说：“你胡思乱想些什么呀？”
  杜卫东坐起来，脸更加红，“跟你说心里话吧。在医院里头，我老想你，做梦梦见你，你别笑，真的，我这一辈子，爹死娘嫁人，没一个亲人，那时候我真忍不住想叫你一声亲哥哥，我真是这么想的，知道你不信。”
  他忍俊不禁，“我比你还小两岁呢。叫我哥哥，就为了给你穿衣服喂饭吗？”
  “不是，不光是这件事。你一来我就看出你跟我们这帮人不一路，你身上有那么股子劲儿，我也说不清楚，反正能感觉出来。”
  他有点不自然地笑了一下，想用玩笑的语气来冲淡这种一本正经的气氛，说道：“那你当初还在窑上整我。”
  “那是田保善叫整的，况且这也是规矩呀，新犯人一来，就得给他叠被子，打脸水、挤牙膏、洗衣服，连他妈挠痒痒都得伺候着，这些规矩他倒没敢跟你身上用，他其实也怵你，不然也不会这么凶整。像我，刚来那阵儿这些下贱活儿都干过，我说我服你们还不成吗。我他妈这辈子就没碰上什么好人，我们原来那帮哥们儿也不灵，有钱聚在一块儿，没钱，一哄而散，什么哥们义气呀，连我都是光喊不信，我在那里头就算是老实的了，你在十一广场抓住我那次，才是我第二回偷东西，不像他们，坏都坏出花儿来了。”
  “我抓了你，你还恨我吗？”
  “原来有点儿，现在不恨了。说实在的，我原来根本就没打算改，砖厂那地方不像机修厂，你想改也没法改。我本来想这辈子还不就这样，等出去了，见着我们那帮哥们儿，好歹也游过自新河了，这资格在他们中间白震，他们顶大也就见识过分局的拘留所。后来你来了，我整你是整你，可心里是佩服你，我以前还从来没有真心佩服过别人，我心里头很想也能做你这么样一个人，犯人是犯人，犯人中也有大丈夫，也有臭大粪，我就是臭大粪，我这还是头一次看不起自己，真是的，活了二十多年了，偷东西、瞎混，欺软怕硬，什么也不会，真活着没劲，还不如死了呢！”
  他在杜卫东这番发自肺腑的倾吐面前沉默了，他开始明白周围的这些犯人是不应简单地一律冷眼相对的。他们许多人是可以重新塑造的，杜卫东不是已经感觉到自己过去生活的无味，在开始追求新的人生了吗？他不应该厌恶他、疏远他，这一刻他突然感到自己被赋予了一种责任，那就是要在这些犯人当中起一点儿作用，帮助他们，影响他们，让他们变好！
  从那天以后，他们就亲近起来了。他愿意倾听杜卫东的衷曲，也向他敞开自己的心扉。他不由又想起那个仪态威严的老局长和他谈到的改造罪犯的途径问题，他当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那么冒冒失失地反驳了这位公安工作的专家，也许会给这老头儿留下一个没理乱搅的坏印象。那些天他翻来覆去地想了多遍，马局长的道理是对的，强迫劳动的确是促使罪犯转变的第一关，但他还想，除了这一关还需要什么呢？他在公安局七八年，还从来没有学习过一点儿劳改学，他无法从理论上说出改造犯人除了劳动和上政治思想课之外还需要什么，但是这段囚犯生活的切身体会却使他从自己感触最深的那个角度上抽出一个道理来，那就是环境，他觉得把一个罪犯变过来，环境是最重要的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杜卫东难道天生是犯罪的坯子吗？不，是他周围的环境——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造成的，那帮包围在他身边的“哥们儿”把他熏坏了，使他养成了恶习。而要去掉这身恶习，就不是一言一语、一朝一夕的过程，还得靠环境，靠一个正气旺盛的长期环境。在一个好的集体中生活几年，才会在耳濡目染的演化下成为一个好人。他觉得一个劳改单位改造工作的成效，就看管教人员能否在犯人中建立这样一个环境了。在砖厂，就是再劳动，各种政治教育课上得再多，也不能把人变恶为善。
  在和杜卫东的一次次闲谈中，他又发现，没有文化也是造成青年人野性和蒙昧的一条重要原因，杂草只有在荒芜的土地上才能泛滥成势，像杜卫东这些人，脑子里太空了。想到这点，周志明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知识领域也是那么窄狭、空泛、肤浅和零碎，由于在监狱这两年没有读过什么书，思维仿佛都已经开始衰退了似的。
  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他坐在杜卫东身边，突然异想天开地对他说：“咱们以后没事的时候，学学文化怎么样？”
  “学文化？”仿佛文化这两个字眼很生分似的，杜卫东茫然不解地反问了一句，“学什么？”
  “学什么都成啊，语文、历史、数学，脑子里多装点儿东西没坏处。”
  “咳，”杜卫东的反应是冷淡的，“咱们这么大个子了，还跟小学生似的，学哪门子语文、算术哇！”
  “你那么大个子，你都懂了吗？我考考你怎么样？”
  “考什么？你不能太难了。”
  “不难，我出一般的题，常识性的，怎么样？”
  “常识？行。”
  他想了一下，问，“咱们中国最高的山峰叫什么，这是地理常识。”他特别又补白了这么一句。
  杜卫东干眨了两下眼睛，半天才犹犹豫豫地答道：“……孙中山。”
  “噗！”他差点儿没把饭都喷出来，“孙中山是山哪？不懂别瞎说呀，最高山峰是珠穆朗玛峰嘛。”
  “地理咱以前又没学过，”杜卫东分辩着，“你考别的。”
  “好，再考你一个历史常识，旧中国蒋宋孔陈四大家族都是谁？不过这个太简单了。”
  “嘁！”杜卫东一脸不屑，“这我还不知道？”
  “是谁？你说呀。”
  “蒋，蒋介石呗，对不对？”
  “说对一个，宋哪？”
  “宋，宋江呗！”
  他忍住笑，没打断他。
  “孔，孔老二。”杜卫东见他未置然否，便用眼睛探询着他的反应，不放心地问：“对不对？”
  “你往下说吧。”
  “陈……陈他妈是谁呀？”杜卫东用筷子敲着脑袋，“噢！想起来了，陈伯达！嘿嘿，就是他。蒋宋孔陈嘛。哎，怎么没有林秃子呀？”他真是一点儿也笑不出来了，甚至还想哭，他望着一脸沾沾自喜的杜卫东，觉得很可怜，连他自己，还有许多许多他们的同辈人都非常的可怜。本来，学文化的话他只是随便说说的，没想到这一来他倒真的下了决心。第二天正赶上星期四，也就是犯人的星期天。他跑到供应站去买书，看遍了整个货架子，只有一本《伟大的祖国万紫千红》的小薄本是介绍地理知识的。便买下来。想了半天，又跑去找到比较熟的丁队长，把三张两元面值的钞票交给他，求他在外面书店里给买几本文化书籍，丁队长接过钱，笑着说：“你每月就二十五大毛的零花，买那么多书干吗？”
  “没事看看呗，”停了一下他又说：“将来总得出去啊，什么都不会，不是废了自己吗？”
  丁队长直点头，“对对，政府倒是也考虑组织你们学学文化，可现在一没教材，二没师资，再加上犯人的年龄和文化程度差别太大，所以得慢慢来，你要急的话，我就先给你出去买买看。”
  书买来了。书在他和杜卫东之间增加了许多共同语言。在杜卫东玩命地往他的小车里装土的那会儿，他怎么也想不到他们现在竟成了朋友和“同学”。
  但是他们之间也吵架，有一次几乎要闹翻了。
  事情起因在年初从四车间调来的一个惯窃犯身上。这人偷东西六亲不认在全厂是出了名的，为此已经调换了好几个车间，还加过刑。他一来，同屋的犯人没有不防备他的。不料在元旦第二天，他倒先嚷嚷起来了。
  “妈的，谁偷我东西了？手那么不干净！”
  大家都觉得新鲜，七嘴八舌地起哄。
  “你还丢东西？丢什么了？”
  “魂丢了吧？”
  “糖！过年发的糖，刚吃几块全没了，妈的，真不是东西，我缝在衣服兜里了还偷！”
  一直不吭声的杜卫东站起来，剥开一块糖，大模大样丢进嘴里，又阴阳怪气地从那气咻咻的惯窃犯身边走出门去，嘴里念念有词地哼着“趁他醉得不省人事，我就一不作，二不休……”
  周志明一看杜卫东那副神情，立刻就明白了八九成，便从铺上站起来，跟在他身后走出了监室，在过道拐角没人的地方，扳过他的肩膀，压低声音问：
  “是不是你？”
  杜卫东一脸得意，笑而不答。他狠狠从杜卫东肩上甩开手，咬牙切齿地说：“你还偷东西，你说过的话，全是放屁！”
  杜卫东最初被他那张激怒的脸吓住了，愣了片刻，随即又恢复了笑容，“我不偷好人。是他先偷我的，把我的糖全偷去了，我这叫自卫。”
  “我看你们全一样，为了几块糖要脏自己的手。你不是发过誓了吗，才几天哪？还是偷，你们这帮人我算看透了，本性难移，这辈子也改不了了。”
  他简直不知用什么话来发泄由于失望而产生的恼怒。
  杜卫东却受不了了，脸色铁青，毒毒地眯起眼睛，望着他说：“我们这帮人，你动不动我们这帮人，你算什么？你不也是犯人吗？你说你没犯罪，没犯罪怎么不给你平反？连卞平甲都走了，可你还穿着这身黑衣服，你说你是好人，在这除了我承认还有谁？”
  他浑身哆嗦起来，“你，你浑！”他掉头走开了。
  他恨杜卫东，他从未做过有损于他的事，即便是骂他也是怒其不争，可杜卫东却如此刺伤他。他想，他们这种人大概是习惯这样翻脸不认人的。
  杜卫东却好像很快就把这件事忘在脑后了，第二天便又嘻嘻哈哈地凑过来跟他要书看，他别过脸不去理他，一连几天不同他过话，直到后来听说杜卫东早已把偷到的糖交到干部那里去了，他的气才平息下来。
  “难道只有我有自尊心吗？”他心里想，“他说了我最反感的话，可我那天说的也是他现在最忌讳、最不爱听的话呀！我毕竟还是一个犯人，现在就连干部都不说刺激犯人的话了，墙壁上‘立即取缔、予以制裁’这类的标语也换了；衣帽上的劳改字样和号码也拿下来了；跟干部说话可以‘平起平坐’了，连光头也不剃了；一切带有歧视、羞辱和刺激性的规矩都取消了。犯人也是人，自尊心也应该受到培养和保护，没有自尊心的人才真是无可救药呢。”
  他反省了自己的粗暴，终于又和杜卫东言归于好，这场风波就算平息了。
  他把书从枕头下面抽出来一本，恰好是那本最早买的《伟大的祖国万紫千红》，翻了翻，几乎每页上都有杜卫东用笔画出的道道和压折的痕迹，原来还觉得这是他一种不知道爱惜东西的坏习惯，现在却从中感受到他读书的认真来。
  门外又响起了拉长了声音的哨子，该集合出操了，他把书又放回枕下。
  初春的清晨，乍暖还寒。院子里，青虚虚的一片雾气中响起了节奏齐整的扑扑的脚步声。在队列的左侧，一个值班队长操着山东腔高喊着“一二一”的口令，偶或还夹杂着不知是谁的一两下咳嗽声。一阵凉风飘过，拨开淡淡的雾幔，他不期然又望见了远远的西墙根，那一排红砖砌就的车库房。
  昨天中午，杜卫东已经把行李打点就绪了，也一一向同车间的犯人们道了别，却唯独没有向他表示什么，直到屋子里的人都到操场上看球赛去了，才把他叫出来，一直领到那栋车库房的后面。
  “非上这儿来干吗？有什么事吗？”他见杜卫东眼神有点儿激动，便故意轻描淡写地问。
  杜卫东的脸上又开始泛红了，“我，”他迟疑着说，“我回南州，要我帮忙办什么事吗？”
  “我没什么要办的。”
  两个人沉默在惜别的心情中，好一会儿，杜卫东又说：“我要走了。”
  他点了一下头，伸出手去，“也许还会再见面的，……”
  杜卫东握着他的手，没容他说完，一大颗泪珠已经滚落下来，他竭力想憋住不哭，脸孔扭得十分难看。
  “我忘不了你，你是个好人。”他一下子抱住他，哽咽起来。
  他一向不习惯拥抱这种表达感情的方式，可现在却完全被杜卫东的激动感染了，也情不自禁地伸出胳膊搂住他的背。
  “你哭什么，出去是好事，别哭了，待会儿让人看见。”
  杜卫东抹去眼泪，发誓般地说：“从今后我就是个清清白白的人，干干净净的人，我说了就能做到，我一定要让你看见！”
  这回是轮到他去拥抱杜卫东了，他心里真高兴啊！
  杜卫东走了，去奔他新的前程，而他还留在这里，重复着每天千篇一律的生活。
  下了早操，吃了早饭，休息了一会儿，又整队去车间上班，在他刚刚钻进一辆解放牌卡车底下准备卸闸箱的时候，一个值班队长在卡车边上蹲了下来。
  “周志明，出来一下。”
  他钻出来，莫名其妙地跟着那个队长往车间外面走去，到门口，队长才站下对他说：“你到车间办公室去一趟，市局马局长要找你谈话。”说着，又笑笑问：“你认识马局长？”
  车间办公室就在车间的右壁，刚刚油漆一新的门虚掩着，他在外面喊了一声：“报告。”
  里边有声音：“进来吧。”
  屋子里，马局长独自坐在桌子前面看材料，看见他进来便说：“坐吧坐吧。”刚刚刮过胡子的脸显得精神十分爽朗。
  “怎么样？听队里反映你最近工作不错，还很爱学习，是吗？”马局长脸上的皱纹微微展开，态度比上次温和亲切得多。
  他笑了一下，没说话。但他注意到，马局长用了“工作不错”这样的字眼儿，而没有用那个惯常的说法——“改造不错”。
  老头儿换了话题，指了指桌上那沓材料说：“砖厂发生的那些事，场里现在已经调查结束了。田保善捆伤同室犯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抗震救灾期间又犯有策动集体越狱未遂罪，现在准备交送人民检察院依法处理，砖厂的有关干部也做了严肃处分，有的撤销了领导职务。你在砖厂期间受到的一些不公正对待，我们也了解了，对于你在这几个事件中的立功表现，场里也准备报请人民法院予以减刑，你有什么想法吗？”
  他觉得喉咙发堵，一大堆想说的话无法启口，慢慢低下头去，却又分明地感觉到马局长锐利的目光在他脸上直射，仿佛要将他洞穿似的。
  “有话说出来嘛。其实，你心里说什么我都知道，你在说：‘我本来就没有罪，要减什么刑啊，对不对？’怎么不说话？不说就是默认了。”
  他仍旧低着头，沉默地等待着即将临头的严厉的批判、申斥和一大套关于认罪服判的教育，不料那老头儿却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竟意外地用温和得近于慈祥的声音凑近他说：
  “既然你认为自己没有罪，为什么不申诉呢？粉碎‘四人帮’都这么久了，你应该向原审法院提出申诉，要求复查嘛。”
  他吃惊地抬起眼睛，惶惑地望着那张苍老的脸。他感觉到自己心尖的抖动，好一会儿，一句久压在胸中的话才送上舌尖：
  “我相信党，相信组织。原来我已经什么都不相信了，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明白了我们党是一个多么好的党，我完全相信她。这些年那么多冤假错案，要平反也总得一件一件地来。凡是真正看到希望的人，他就一定会有耐心。我想，我等着吧。”
  老头儿默默听他说完，不住深深地点头，这种同情的表示引起他心中一阵激动，尽管他知道这一同情在形式上并不是“官方的”，但他在自己的感觉上却真心地认为这是代表了组织，代表了党的。他的眼圈红了。
  “你最近身体怎么样，胃病好了吗？”
  “身体挺好，胃没事儿。”他无从晓得这位局长怎么会知道他的胃。
  “身体要搞好，将来要做的事情很多呢。”
  他用力点点头，泪珠几乎要掉下来。他觉得局长是用了一种同志间交谈的亲切口吻在和他说话。
  “你的那位女朋友，就是去年来看你的那个姑娘，给你写信吗？”
  “以前写过，可我一直没回。最近她有好久没来信了。”
  “应该回信嘛，那姑娘是很爱你的。”
  “……”
  马局长站起来给自己的茶杯倒上开水，又问他：“啊，你渴不渴，要喝水吗？”
  “不，早上刚喝了粥。”
  “那你干活儿去吧。”局长看了一下手表，又说：“以后有时间我还要找你谈，我很想听听一个犯人对我们劳改方针政策的感受，就算你是个犯人吧。”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像个小学生似的朝局长鞠了一躬，转身要走，突然又被叫住了。
  “你——”老头儿轻声说，“你还是写一份申诉材料吧，交给厂里的干部，他们会给你转的。”
  他点点头，“好吧，我写。”
  立秋已经五天，太阳只有在正午时分还保持着一点儿伏旱季节的余威，到了下午三点来钟，东南方便飘来一丝细细的凉风，将那短命的燥热拂散而去。
  公共汽车经过神农街的时候，周志明把脸贴在车窗玻璃上，期冀着能在短瞬的一晃间，从那熟悉的胡同口望见她，但他看到的，却全然是一片陌生的景象，昔日的神农街口如今已是面目全非了。副食店、回民餐馆和夹在它们中间的细长桶似的小理发铺子全部荡然无存，连神农街头条整个胡同一起，统统被囊括进一个尘土飞扬的工地里，在这些老旧店铺和狭曲井巷的基址上，赫然升起一座预制浇铸式高楼的骨架，一层稀疏的脚手架围锁着它庞大的身躯。在它的俯瞰下，原来宽阔的街口似乎变得拥挤不堪了。
  他茫然若失地望着，车子转过了街口，才扭回头来，心里有点儿酸，不知为什么，在连日来兴奋和激动的心绪中，悄悄爬上了一丝怅惘。
  “他们搬到哪儿去了？”
  他在幸福路下了车。本来是想好了在神农街下车先到肖萌家去的，现在只好改变计划了。站在路口发了一阵儿愣，便过街朝北走去，他决定先去机关报了到，然后再回他那个早已没有人的家去。
  手提包沉甸甸的，里面本来只有几件随身衣服和肥皂、牙膏之类的零碎杂物，再就是那几本书。两年多的牢狱生活，每月靠两块五毛钱的零花，当然攒不起什么家当来，过冬的棉服他也没有带，一律留在农场里了。包里压着沉的，是他早上上火车前，丁队长硬塞进来的那些又大又青的苹果。今天一大早，机修厂的教导员和厂长就把他接到自己家里，烙大饼，炒鸡蛋，还特地开了一瓶久存的汾酒，大大地款待了一通，然后又叫了辆后开门吉普车，让丁队长一直把他送到了自新河火车站。
  在只有一排简陋砖房的车站站台上，候车的人寥寥落落。丁队长拉着他的手，说：“我早就想到今天了。”
  他说：“丁队长，到现在了，我还从来没谢过您哪，您没少照顾我。”
  “谢我什么，这地方本来就不该你来。好嘛，我们也算有缘相识了一场，你是个好小伙子。跟你说，要不是你们处里来函要你回去，我原来还打算请你留在我们这儿工作呢。咳，其实这地方怎么留得住你呢？还有，那位姑娘大概也等得苦了，回去吧，以后别忘了我们。”
  一只又粗又硬的大手握住他，微微地，却又是充满感情地晃了一下，万端感触一齐涌上他的心头。他恨这块地方，在这儿他尝够了屈辱和痛苦；他也爱这地方，这儿磨炼和升华了他的性格和意志，教会了他许多谋生的本领和知识。他觉得自己现在是一个能够结结实实地站在大地上的男子汉，从脚到心都是那么有根底，那么强有力！想想看，他原来是个多么胆小懦弱的毛孩子，连自己都瞧不起自己。而现在，他已经从旧的躯壳中蜕出身来，成了另一个人了。他学会了推小车、修汽车、生炉子、砌炉子，学会了种菜、种水稻、喂猪和打草垫子。他的呼吸似乎都粗壮起来了！他已经敢于在田保善他们企图越狱亡命的关头，横着一把铁锹拦住他们的去路，并不逊于古代张翼德立马桥头，一杆丈八蛇矛，吓退十万曹兵的英雄气概。看得出来，田保善、郑三炮他们当时是真的怕他了，从骨头里怕他了。他后来一想起那个场面，就憋不住要从心底荡漾出一种无可形容的惬意和兴奋来。
  他和丁队长久久相视着，两年多的精神压抑和肉体痛苦在心灵上创下的痕迹，似乎在离别之际淡远了些，一种留恋的心情油然而生。他知道今后也许再也不会回到这条几乎将他淹没的自新河了。这块混合了恨和爱的土地毕竟系结着他难以忘却的一段人生，这些在艰难中给他温暖和帮助的干部们，也许就此一别，不会再见了。他不能不感到一点儿难过。在列车开动的一刹那，他的心像顿点儿一样猛地顿住了，他看见丁队长随着车子走了几步，听见那亲热的声音：“再见了，小伙子！”便怎么也憋不住两颗滚烫的泪珠从面颊上扑落下来。
  “嘿！提包儿的那位，走人行横道去！”对面马路上一个交通民警的喊声把他吓了一跳，他连忙向人行横道靠了靠。“瞧车！不要命啦，你快上人行道！”
  交通民警的喊声使他猛然意识到自己对大城市的一切都已经生疏了。比起自新河农场空旷寂寥的田野，死气沉沉的苇塘，惨白肃杀的高墙，和残破老旧的监房来说，这里的气氛、画面、色彩、音响和情调是多么不同，对比是多么强烈。他像一个头一回进城的老乡似的，连横穿马路都有点儿进退无措了。虽然不到两年半的离别，但是，国家发生了根本变化，个人经历了坎坷磨难，劫后余生，重又走在这宽阔繁华的街市上，仿佛是阔别了多年。那门面华丽的商店；衣着入时的姑娘；那新立在街口的彩色的广告牌和被喧嚣的噪音、工厂的废气污染了的大城市的空气，无不使他感到几分恍若隔世的新鲜和惊奇。
  从幸福路到他们机关那条原本弯曲曲的马路已经展宽取直，在新分出来的快慢车道的间隔处栽着干挺叶茂的白杨，绿油油的阔叶在微风细拂下婆娑絮语，柏油路上铺满被树叶筛得晶莹细碎的阳光。他信步朝前走着，并不急于赶到处里报到，他对于现在能有权支配自己的时间怀着一种特殊的兴奋和满足，细细地饱览着沿街的景物；搜寻着旧时的记忆；呼吸着自由天地的气息，以一种享受的心情在这条幽静得让人心醉的林荫路上，漫步走着。
  三十分钟后，他来到了机关的灰楼。
  楼道里的墙壁是刚刚粉刷的，显得光线明亮，一直存在脑子里的旧印象也因此更遥远了些。也凑巧，在楼梯上碰到的第一个熟人就是小陆，看上去，他比过去更加发福了。
  “小陆，你这家伙，把我忘了吧？”他高兴地向愣在楼梯上的小陆伸出手去。
  “是你？”小陆看清了他，惊喜地用白细多肉的手掌紧紧握住了他的手，“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刚到？怎么不来个信儿，我好去接你呀。快来，大伙都在。”小陆一把抢过他的手提包，拽着他往三楼跑去，边跑边亮开嗓门喊起来。
  “小周回来啦，周志明回来啦！”
  足有一个小时，他被人们包围起来，问长问短。他兴奋得满脸通红，应接不暇，直到段兴玉带着处长来到办公室后，人们才三三两两地散去。
  不知是由于面容的老态还是由于体态的臃肿，纪真比两年多以前增加了不少派头，硬领的的确良白上衣纤尘不染，花白了的头发梳得根根笔直，很有风度地向后背着，鬓角也修饰得很整齐。他握了握志明的手，眉宇间挂出很有分寸的微笑。
  “回来啦？坐吧坐吧。”
  第一句话，周志明便感到一种疏远的客气。
  纪真在大陈的座位上坐下来，笑着说：“咳呀，为了你的问题，我可是倒了霉了，让‘四人帮’整得好厉害。他们要是上了台，我们这些老家伙非要人头落地哟！”
  段兴玉在旁边接嘴说道：“你抓起来以后，纪处长在甘向前那里为你讲了几句公道话，在３１１案的调查中也顶了甘向前，结果叫他们撤了职，粉碎‘四人帮’以后才又回来主持工作的。”
  周志明感激地冲处长点点头。
  纪真接着说：“是嘛，他们要搞你的巡回批斗，我不同意；要把３１１案当作你通敌纵敌的案件来调查，我也不同意，净跟他们唱反调，惹恼了他们嘛。”话锋一转，说：“好嘛，你回来了就行了，好好工作，思想上不要背什么包袱，啊。”
  志明又点点头，却不尽明了他话中的含意，纪真又说：
  “你的结论你都看过了吧？是嘛，这个结论还是两分法的，还是公正的嘛。一方面，改正了过去的错判，又恢复了党籍，另一方面，也指出了你当时在处理那件事情时的错误，反对‘四人帮’是好的，但作为一个公安人员，你所使用的方法，我只是讲方法，是不太恰当的，对吧，我相信你对这个问题会有正确认识的。”
  后面这几句话，口气相当婉转，很有些语重心长的意思，但周志明的情绪却明显低沉下来，垂着头，一句话也不接。
  场面有些尴尬，纪真换了一个话题，对其他人笑着说：“咳，预审处的那些人办事真是不像话，他们的案子，硬要我们负责复查，好像小周的罪是五处判的，结果三下两下拖到现在，要不你早就能出来了。”
  他仍是垂头无语，纪真又扯了两句别的，便说有事离开了这间办公室。
  他默默然站起来，拎起手提包，说了句：“回家。”
  段兴玉看了看手表，说：“我送你下楼。”
  段兴玉送他出了楼门，又出了机关大院的门口，才站住，说：“这几天你不用着急上班，多休息休息吧，把户口、粮油关系都先办了，需要科里帮忙就来说一声。”
  他点点头，“行。”
  段兴玉用力拍了拍他的肩部，“结论上的小尾巴，别太放在心上，大家是有公断的。”
  他这才笑了笑，“我不在乎，没事儿。”
  还不到下班的时间，在街口公共汽车站等车的只有他一个人。手提包不再是沉甸甸的，大部分苹果已经被大家分而食之，微风吹过，远远地送来一阵很不熟悉的蛙叫似的音乐，杂带着几个年轻人轻浮的戏谑声。
  “志明，”有人在身后轻唤，循声回望，他的目光和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对视在一起。
  “严君呀！”他脸上浮出笑纹，用同样的轻声叫道。
  严君的小辫子不见了，改成了短发，一抹浓黑的大波纹荡过额角，在英气勃勃中加进了一点儿以前未曾有过的端庄和雍容。
  “我刚放出来，你怎么在这儿呢？”
  “我，我出去来着。”
  其实，周志明回来的时候，严君正在机关里。她在科里的另一间办公室听到楼梯上传来陆振羽大喊的声音，心几乎都要从嘴里跳出来了，仿佛那声音是专为喊给她听的，但她忍住了没有随着大家一起到周志明那儿去，她不愿意在乱哄哄的人群中和他寒暄而过，而一个人悄悄跑了出来，她选了这个公共汽车站来等他，给自己和他安排一个“邂逅相遇”的机会。现在，这个她在感情上所属于的人，这个给过她无数美好梦境和幻想的人，活生生的，面对面咫尺相对，他那淡淡的笑容，似乎使她多少夜晚的辗转反侧之思得到了一丝满足和宽慰。她想说些久别重逢的高兴话，话未出口，鼻子已经酸得快要忍不住了，她望着他黧黑的、瘦尖尖的脸，两年前的那身蓝制服已经洗得掉色发白，在他身上显得十分土气，卷起来的袖口露着粗糙的手和半截古铜色的胳膊，她不由低回地说道：
  “你吃苦了。”
  “还好。你这两年怎么样，挺好吧？”
  她点点头。两个人都沉默了一会儿，她突然想起一个话题，问道：“你和她见到了吗？”
  “谁？”
  “施肖萌，她搬家了，你要找她吗？”
  “对了，我正想问你呢，你知道她搬到哪里去了？”
  “搬到太平街去了，太平街三号，就是那排‘复辟房’，你到那儿一问市委施书记家，都知道。”
  “她爸爸当市委书记了？”
  “政法书记。小萌也上大学了，可能是法律系，不大清楚。就在南州大学。”
  连她自己事后都觉得奇怪，她居然主动和他谈起了施肖萌，究竟是何种心情所使，她也搞不清楚，反正当时只是想叫他高兴罢了。
  然而周志明对这些消息似乎却并不那么高兴，反而皱起双眉，心事重重地唔了一声便不说话了。车来了，他匆匆和她道了别，登上了汽车。
  她目送汽车倾斜着拐过街角。然后垂下眼睛，一颗锁了很久的泪珠顺势剪落下来。
  他回来了，却仿佛离她更远了。
  西沉的太阳已经被尖尖的房顶遮住，远天流霞似火，烧得天空宛如一个醉汉的脸。西夹道这会儿早就阴凉下来，细细的清风隔衫透入，使人体味到秋凉的爽适。周志明凝目望了一下熟悉的门首，除了门上像对联儿似的贴了两张崭新的计划生育宣传标语外，一无变化。好像他离开这儿的两年，不过是昨夜的一场噩梦罢了。
  门是虚掩的，他轻轻推开进去。院子里，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两手沾满肥皂泡，从一堆洗衣盆中间站了起来。
  “你找谁？”她用陌生的目光上下打量着他。
  “这是我家。”他疑惑地环顾了一下整个院落。
  “你走错门了。”那女人的语气却更加肯定。
  “没错，我在这儿住好多年了。你是新搬来的？”他友好地朝她笑着说。
  对方却警惕地板着面孔，张着两只湿淋淋的手并不让开路。
  “我就住在这间屋子。”他指着自己的家门便要往里走。
  “你是哪儿的？开什么玩笑，这屋儿是我们家新房。”
  周志明愣住了。再一看，果不其然，他家的房门上，赫然贴着一对大红的喜字，他这才慌了。
  “哎？请问王焕德同志还住在这儿吗？他儿子叫王有福，他老伴姓郑……”
  “这是不是志明呀？”西屋门帘子一掀，王焕德趿着鞋子，探出大半拉身子来。“哎哟，可不是回来了，可不是回来了，我听着声儿像你呢。”
  周志明近前两步，“王大爷，挺结实的吧？”
  “还那样，还那样。”王焕德样子没大变，嘴巴刮得溜净，小眼睛上挂着惊喜的笑，只是那个哮喘的毛病像是比以前厉害些了，说起话来嗓子眼儿里有一个吱吱的小哨儿，“前几天听片警小韩说，高等法院把你放了，果不其然，今儿就回来了。快进屋，快进屋。”
  志明被让到王家的外间屋来，坐在椅子上，问道：“郑大妈和福哥、淑萍他们都好吧？”
  “好，好，”王焕德一劲点头，吱吱地喘着说，“淑萍妈还忙乎居委会呐，淑萍前阵儿顶替我工作了，大福子，……唔，刚才大福子媳妇你不是见了吗？梅英！”他向屋里高叫了一声，“快出来，你干吗哪？”又转脸对志明说：“和大福子一单位的，今儿轮休。”
  刚才那个洗衣服的年轻女人端着个茶杯从里屋走出来，不无歉意地冲他笑笑，把茶杯放在他跟前，没等王焕德介绍就大大方方地说：“这位是志明兄弟吧？老听我爹妈和有福他们念叨你。”
  周志明谢了她的茶，他快一天没有喝水了，口中早就干涩无津，端起杯子，也顾不得烫，狠着劲儿一口气喝干，梅英又忙给续上一杯，他一连喝了三个干，冒了一头汗，王大爷递给他一把大蒲扇，他一边呼打呼打摇着，一边同公媳两个说话。
  王焕德突然想起什么，说：“你等等，我给你看样东西。”志明怎么也猜不到，王大爷从里屋抱出来的，竟是一只睡眼惺忪的大白猫。那猫身上的长毛又亮又软，一副雍容华贵的样子，他一时语塞。
  “……白白！”
  他抱着白白，白白咪呜叫了一声，叫得他心头直发颤，他忍不住要去亲亲他的白白。“我们一直替你养着呢。”王大爷说。
  傍黑时候，大福子和郑大妈几乎是前后脚回了家，小屋里自然又响起一阵惊喜的笑声。
  大福子用拳头咚咚擂着他的胸脯，嘿嘿笑着：“还行，两三年不见，你倒壮起来了，脸怎么晒这么黑，要是在街上走，我准以为你是哪个山沟里的大老农民呢！”
  郑大妈忙着同梅英支锅做饭，也不时插进来同他说话。
  “前几天，派出所管片的小韩还说你要教育释放了，没想这么快就回来了。”
  “什么叫教育释放呀，”大福子一劲撇嘴翻白眼，“这是反‘四人帮’英雄。我们冶金局有一个小伙子就是，他去年就放回来了，是他们单位敲锣打鼓放鞭炮接回来的，满处做报告不说，现在又是区人大代表，又是市团委委员，一下子就出名了。志明，将来红了可别忘了咱们。”
  周志明苦笑一下，没说话。
  米饭梅英早就蒸上了，菜也大都洗好切好了，郑大妈又是个做饭的快手，不一会儿，小屋里便飘溢着饭菜的香味。郑大妈用抹布把一张簇新的方桌子蹭得锃亮，摆上碗筷，周志明问：“怎么淑萍还不回来。”
  郑大妈叹了口气：“谁知道她呀，大概又跟男朋友一堆儿买东西去了。志明你说说，见面才几个月就寻思办事儿，哪儿有这么急茬儿的？我这儿呢，整天价在街道上给别人家做工作，晚婚呀，晚恋呀，可自个儿的女儿倒一通急着张罗，以后人家要给我一句难听的，我不也得听着呀！可不是吗，女大不由娘。”她叹了一声，忽然想起什么，对他又说：“你瞧，我还差点儿忘了，有件事正想和你商量呢，虽说淑萍结婚急了点儿，可到底也不老小了，这几年又越来越瞅着老相，要结就结呗。当妈的，还不是得给她操办哪。先前我们也不知道你要回来。你王大爷就和房管局说了一声儿，先借了你那间外屋给淑萍办事，你们家的东西都搬到里屋去了，你看呆会儿是不是叫大福子给你腾出来？”
  周志明刚才一看到门上那对红喜字，心里就明白了个大概，所以就一直坐在王家，没急着进自己的家门。现在，郑大妈虽然主动提出叫大福子给他腾出房子，但辞色上显然带着试探的意思，他也是明白的。人家布置好的新房叫人家搬出去，他断然不会如此行事，他不愿意任何人由于他的归来而发生为难和不快，所以连忙摆着手，说：
  “不用腾，不用腾，腾了，淑萍在哪儿结婚呢，我一个人总好办。”
  “那使不得，我们是看了你不在才借用的，你回来了，当然完璧归赵嘛。”王焕德说。
  梅英正往桌子上端菜，这时便插了嘴：“爸爸，您看这么着行不，让妈和我睡里屋，让志明兄弟暂时跟有福和您在这屋挤两天，让淑萍把事儿办了，咱们再想办法腾，这么久的邻居了，还不跟一家子似的。”
  大家一齐把探询的目光投向志明，本来就抱定了绝不打乱别人生活的宗旨，也不想和王大爷挤在一起住。邻居好是好，可生活习惯毕竟相去较远，况且他住进来，衣食住行，人家也会有许多不便。于是说：“我现在已经住在机关里了，那儿有宿舍，这样上班下班也方便，省得整天到晚疲于奔命的。今儿我就是来看看你们，顺便带一床被褥回去。我这房子淑萍就先住着，等有了地方再腾吧。”于是王大爷和郑大妈一个劲地说了许多感激和歉疚的话。接着便皆大欢喜地开饭。晚饭吃得很慢，郑大妈使劲往他碗里挟菜；大福子不住地提些自己感兴趣的问题，监狱里吃什么饭哪，干什么活哪，打人不打人哪，等等，王大爷更是十分高兴，喝着酒，咂着京腔插科打诨，他是校场口戏院老资格的票友，一口戏韵倒也吟哦有味，只有梅英一个人不大说话。
  吃罢饭，天色已晚。志明说要拿床被褥走，起身和王大爷他们一起到自己家的屋子来了。
  家……这屋子，这台阶，这门，这儿，眼前的一切，在他的感情中既熟悉又旷远。在跨进门槛的一刹那间，他的鼻子忽地酸了一下，万端感触系于心头，心里暗暗说了句：“啊，我回来了。”
  他家的外间屋已经被收拾得一团新气，他免不了要笑着说几句恭贺和称赞的话，而实际上却没有一点笑的心情，颇有些“半是主人半是客”的空茫。他急于想看看家里的那些东西，去寻找一点温暖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