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飞跑着，任凭雨点打在我的脸上，任凭雨水浇在我的身上。我心头的那股火，需要冰冷的水来浇灭。
  麻石铺的街道凹凸不平，低洼地上的积水被我的脚踏得往四处飞溅。迎面走来一个打伞的路人，疾速地往一边让着，嘴里冲我不满地咕哝着：“你胀憨了……”
  我刚放慢了点步子，一个灵巧的身影闪到我的跟前，用塑料伞挡住了我的去路：
  “庄颜，你跑到哪儿去？”
  我一愣怔，站在路中间，眼瞪瞪地望着身前的毕雪萌，她偏着脑壳，清朗晶亮的眸子里闪着疑惑的光，抿了抿嘴，又问我：“没找到舒吟吗？”
  “找过了……”天知道我的嗓子陡然间怎会变得如此嘶哑，好像拼命嚷叫了一整天似的。
  “出什么事了？瞧你的脸色……”
  “没……没啥。”我极力掩饰着自己的不安，连连摇头否认。
  “去我那儿坐坐吧，雨大，你又没带伞。”毕雪萌建议着，用眼睛征询地望着我。
  我默默地点着头，随在她身后，拐进了百货商店左侧的一条窄弄。
  毕雪萌的宿舍就在百货商店楼上，过去我和舒吟、冯士敏也都来过。蛇场坪虽是条乡场上的小街，但街上的干部和职工，差不多都有家有口，偌大的商店二楼，只住着几个女同志，每人一个房间。毕雪萌的单身宿舍在临街的拐角，屋内宽敞、整洁、单调，地板拖得干干净净。除了一张单人床、一只三抽桌、两把椅子以外，什么陈设也没有，所有的日常用具，脸盆、热水瓶、肥皂盒、锅儿、瓶瓶罐罐，都一溜儿挨墙放着。进门的时候，我看到她煮饭的铁炉子，就架在走廊里临窗的角角上。
  我在她屋里的椅子上坐下，手托着太阳穴，一声也不吭，太阳穴边上的一条筋脉，在那里“别剥别剥”地跳着，我手上也感觉得到。
  “看你那烦恼的样子。喂，你吃晚饭了吗?”毕雪萌留神地注视着我问。
  光顾着生闷气，哪里还想到吃晚饭，她这一问，倒提醒了我，我情不自禁摇了摇头。
  “你坐坐，我下面给你吃。”毕雪萌说着，走出屋去。
  这时候我才醒悟过来，我在舒吟那里坐了半个多小时，她始终都没提到吃晚饭。这是我和她相恋以来，头一次没受到她的邀请在她那儿吃饭。
  只一忽儿工夫，毕雪萌就给我端来一大碗葱花面条，我还是当知青时的老脾气，走到哪儿吃到哪儿，不讲客气，撩起面条，就往嘴里扒拉。
  “你和舒吟吵嘴了吧?”毕雪萌随口问我，走到临街的窗户边，两眼朝外望着，像是在看雨下得大呢还是小呢。
  “嗯。”我应了一声，一边咀嚼面条，一边断断续续地告诉她，“为了一个学生，钥匙寨上的学生。她只记着这学生出身地主，就一味地戴起有色眼镜瞧人家。说人家思想反动、表现不好。她哪里知道，当初为教育这个学生，为帮助他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为他也能健康成长。我曾耗费了多少心血和精力……”
  不知怎么搞的，不知不觉间，我给毕雪萌讲起了房敬贫。这个孩子的出世，就是他灾难的开始。他的祖父，是钥匙寨上的大地主，公社化那年已经死了。他的父亲房思贵，一九四九年解放的时候，刚好十九岁，在省城的高中毕业之后，老地主因为大儿子房思荣念了大学就远走高飞，一定要把小儿子留在身边，接他的班。为此，再不同意房思贵进大学。房思贵没有经济支配权，只得遵从父命，于一九四八年暑期回到钥匙寨上，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老地主为了稳住他的心，在一九四九年春天，给他娶了个十七岁的贫家姑娘为妻。解放以后，土改工作队根据党的政策，在划分阶级成分的时候，给房思贵定的是：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学生，工作队领导还对他说，只要他热爱劳动，奉公守法，党会把他和自食其力的普通农民一样对待的。房思贵没被押上台斗争，没被定为地主，相反同样也分到一份老地主的产业，心里觉得，共产党明察秋毫，自己是该和大伙儿一样，用劳动来养活全家。从此后，他便开始了下田土的生活。几年以后，样样农活他都摸得，并且还能编出一手好篾箩、提篮。他念过书，有点文化，脑瓜子也灵，潮湿背阴的山坡口上出产名贵的天麻，一般的农民靠碰运气，撞上了，挖出来卖点钱。他却经过琢磨、分析，会认天麻。每年四五月间，雨季开始，只要一得闲，他就往山岭里钻，专门寻找开花、冒叶的天麻。在这多雾多雨的时节，生长在地底下的天麻最易长叶开花了。找到了天麻的所在，他并不马上挖出来，而是做上记号，让天麻在地底下尽情发育，长得饱满丰实。直要到了冬腊月间，他才背上背篼，带上一把挖锄，去把他认定了的天麻挖回来。说来也怪，他挖回来的天麻，不但个个饱满丰实，块茎齐全，而且数量多，满满一背篼，足有几十斤重。拿到场上去卖，收入是很可观的。年年在天麻上有一笔收入，经常编出些牢实坚韧的篾箩、提篮、筲箕去卖，又能得些收入，房思贵几年间就翻盖了土改分给他的三间茅屋，先把它由泥墙变为砖墙，再把它由茅草顶变为瓦顶，最后还搭了一间偏梢屋作为灶房。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依靠自己的双手，房思贵的日子一天天过得好起来。
  钥匙寨上的寨邻乡亲，都晓得他这些钱来得明，历次运动也没人找他的麻烦。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紧跟着还没结束的“四清”搞起来了，钥匙寨上来了工作队，队长就是现在的公社副书记范信义。范信义在到工作队之前是供销社的支部书记，到了钥匙寨，全面负责这一片几个大队的工作，权更大了。他一来，就给房思贵抄家封屋，勒令他二十四小时内搬到指定的破茅屋居住。他说房思贵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急先锋”，是“典型的自发势力”，是“剥削狂”。有人说房思贵的本人成分是学生，他眼珠子一瞪道：“什么学生?房思贵是道道地地的地主阶级孝子贤孙，他解放前就过剥削生活，解放后走资本主义道，给他重新戴上地主分子帽子!”
  工作队长一句话，房思贵“漏网地主”的帽子就给扣上了。那一年，房敬贫刚刚两岁。从那以后，运动年年有，批斗会年年开，钥匙寨上的“死老虎”是房思贵，“活靶子”也是房思贵，即便批斗对象是其他人，也要把他拖去，作为“社会基础”，狠斗猛批一番。至于平时的义务工、脏活、累活、不支工分的活，派到他头上的就更多了。同寨上那些不懂事的娃崽，还常随意地捡起泥巴、石头片子朝他头上扔，兴起了还往他身上吐口水，叫他低头、勾腰、跪在地上走路……
  房敬贫从小就是在这么一种气氛中长大的。生长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他的个性自然变得孤僻、懦弱，胆小怕事。我初初教他的时候，他的那双眼睛特别令我心惊。这双眼睛总是恐惧地盯着我手上的教鞭，即使我把这根教鞭放在讲台上。不用它指黑板上的字，他也盯着它。每当我为了集中全班的注意力，抓起教鞭“嘭嘭”敲打黑板的时候，这双眼睛尤其可怖，还露出哀怜的泪光。仿佛这根教鞭，随时有可能落到他的头上一样。后来我才知道，我的那几个同事，那几位钥匙寨干部的亲属，在教他的时候，不管为了啥原因恼怒起来，总要拿他开刀，以表示教师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罚站壁角，有他；罚打手心，有他；罚留在办公室抄一百遍生字，也有他。那根教鞭呢，有事没事，也会落在他的头上，以显示教师的权威。是的，很多人都奇怪我上课不使用教鞭，我不使用教鞭，就是从教房敬贫开始的。我不忍心看他那双眼睛，我不希望他时时担心我的教鞭落在他的头上。
  最使我震惊的，是这么一件事。我刚接房敬贫他们这个班的时候，调整了一下学生们的座位。我发现他个子矮小，却坐在最后那一排的角落里。我根据个子矮的同学坐前边的原则，请他坐到第一排来。可他缩在那个角落里，怎么也不愿意，那双布满疑云的眼睛惶惶地瞪着我，我催得急了，他哀求般地说：“庄老师，我坐这儿好，让大家坐前面，我坐这儿好，我能听见……”
  “可你看不见啊!”我笑着说。
  “不怕，能听见就好了……”
  我的心头一阵酸辛，啊，这个孩子，他太自卑了。
  教过了一两个月，我就发现，这孩子不但自卑，沉默寡言，老是用疑惧的目光瞅着人，他还有些自暴自弃。他经常地无故缺课，不交作业，即使交上来的作业，做得也很潦草。可我同时还发现，他成绩虽差，可有时候，方格本的字又写得特别好，我教的应用题，他也能做对。这就是说，他不是写不好字，不是不懂算术法则，而是他没有用心。为此，我找他谈过话，可每次谈话，他都勾垂着脑壳，眼睑微垂，一句话也不说。不论我怎样费尽口舌，他都不回答，不吭气。
  对他的教育，我差不多已经失望了。我在心里说，我已经对他尽了自己的责任，他实在不听，我也没法。强扭的瓜不甜，硬灌下去的知识，他不一定能接受，算了吧。
  正在这时候，一件事改变了我们的关系。那天，是冰凌遍地的冬天里难得的一个晴朗的日子，学生们都在操场上玩耍，我和一帮小姑娘在跳绳，欢声笑语不时地在空气中飘散。陡地，我一眼看到，钥匙寨大队主任的儿子，那个十六岁了还在五年级班上的老留级生，猛地扑向房敬贫，粗暴地从他手中夺过篮球，高高举起，朝着房敬贫的脑壳，狠狠地砸下去。房敬贫惊骇地往一旁避去，脸扭歪了，眼睛惊恐地瞪得老大，老留级生砸了篮球，还不解气，抡起拳头，捶了房敬贫两拳，又飞起一脚，踢在房敬贫屁股上，把他踢了个嘴啃地。引得围观的学生们一阵惊呼锐叫，但也有几个人在嘻嘻地笑。老留级生似还不解气，正要就势骑到房敬贫身上去，我已忍无可忍，用从未有过的声气，大喝了一声：“站住!”
  天理良心，在看到老留级生举起篮球狠砸房敬贫那一眨眼间，对于要不要上去干涉，我是有过那么几秒钟的犹豫的。要知道他的父亲是大队主任，是我的顶头上司。虽然小学校已经转成公办，受蛇场坪教区管，但因学校地处乡间，学生又都是钥匙寨大队团转的娃崽，一切方便都要依靠大队提供。但看到留级生的凶相，房敬贫的可怜相，我再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我冲了过去，从地上抓起篮球，照着留级生对付房敬贫的样子，举起来，朝着留级生的臀部，用尽全身力气砸了下去。
  留级生双手抱着挨了砸的屁股，“哇”一声哭了。大大小小的男女学生们惶惶然瞪着我，房敬贫缩在角落里，怕得瑟瑟发抖。
  我用愤怒得发抖的嗓门厉声问道：“痛不痛?你哭什么?我问你痛不痛?我叫你也知道一下打人的滋味!”
  满是喧哗笑闹声的操场变得清风鸦静，只有留级生嘤嘤地哭着，玩耍着的孩子们全站定下来，连办公室里那几个教师，也闻声站到台阶上来望着我。
  我说过，我是糊里糊涂当上教师的。我没有进过师范学校，我没有去进修过，说到底，我只是一个知识青年。一个知识青年的忍耐性是有限度的，其实，一个乡村小学教师的修养也是有限的。从道理上来说，打学生是错误的，但在此时此刻，我这错误却避免不了。就像我们想象中的一些干部，他们理该十全十美地成为老百姓的表率，可他们也避免不了犯错误一样。
  “哎哟，你要死了，打人噢……”
  听到这儿的时候，毕雪萌从窗户边转过半边脸来，轻轻地插进了一句。从她清明水亮的眼神里，我看得出，她听得非常入神。
  “是的，我回敬了留级生。”我点头承认，我为什么不敢承认呢。我甚至还能找出前科呢，我家里有一部《教育诗》，我记得，既是教育家、又是文学家的马卡连柯还打过一回学生呢。当时，我真是气极了。朝着留级生吼完，我又转过身来，放大声音对惊慌失措地缩在墙角的房敬贫喊着：“你怕什么?你是人，你给我站起来!看看以后还有哪个敢打人……”
  不管这件事后来惹出了多少麻烦，引起了一些什么议论，我都无所谓。就是在这件事发生以后，房敬贫变了，他上课时听得那么专心，老是用一双信赖的眼睛瞧着我，在我板书的时候，他悄悄从最后那个角落里的座位上踮起脚跟，细辨黑板上的每一个字。他的作业本变得异常的整洁干净，字体工整，演算正确，红勾勾和“优良”分数显著地多了。
  我的估计没有错，这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在心灵深处，我开始慢慢地喜欢他了。这年寒假，为了连夜赶送一个从雪坡上摔下来的孩子到公社卫生院，我受了寒，孤零零地躺在屋子里，忍受着高热、寂寞的疾痛引起的不适，房敬贫总是和几个学生一起，来给我的暖瓶灌满开水，还用小臼子，舂溶泡酥了的黄豆，滤鲜豆浆给我喝。我给房敬贫写下了弗兰西斯·培根的一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我还给孩子们讲到山乡的贫困、落后，而要改变这贫困落后的面貌，就需要知识，需要整整一代有文化的劳动者。总之，我的用心没有白费，房敬贫的学习突飞猛进，他劳动踏实、寡言少语，尊师守纪，成了我班上一个突出的好学生。他还是那么孤僻，那么自卑，不过他逐渐地变得深沉了，他除了学好功课，还向我借书看，什么样的书都借，一直到进入中学，他也没改变这个习惯。我的书虽然不少，但也有限，这些年里，他不知还从其他什么渠道，借来了一些书读。书读得多，自然促使他想得多，想得多必然成熟得快，必然会向老师提出一些问题。这又有啥错处呢?
  就是这样一个学生，舒吟不答应给他报考高中，甚至对他嗤之以鼻。这怎不叫我气恼、愤然、不解呢!
  碗里的葱花面不知什么时候吃完了，除了半中间用典型的上海姑娘那种语气插过一回话以外，毕雪萌自始至终站在窗户边，两眼眨巴眨巴地望着窗外，静听着我的陈述。讲完以后，我才发觉自己有点唐突，也不管对方爱听不爱听，更不知她会怎么评价。是支持我呢，还是说舒吟对。我仰起脸来，急切期待地等着她开腔。
  毕雪萌还是在窗边没动，只是微侧过她那张轮廓鲜明的脸，轻柔地说：
  “看得出，你的心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