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夏天，当时的中共沂蒙县委书记李诚（据县党史资料记载，他是中共第一任沂蒙县委书记，江苏人，认识王尽美，是邓恩铭的学生，参加过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曾亲赴老鹰崮劝说我爷爷他们参加他们的“统一行动”。为了增加说服力，李诚还带去了一个当地人——关庆民。
  关庆民是当地另一大户关润林的小儿子，时任中共沂蒙县委青年委员，是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他因在济南模范师范读过书，思想先进，便加入了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时，曾伙同几位同学南下广州参加北伐军。但因到了徐州后受阻又回来了。不久前，受中共山东特委的派遣，作为李诚的助手，回乡搞农民暴动。
  关庆民很健谈，同我爷爷一叙旧，如同故交，还当场认了我爷爷为长辈，因为我爷爷同他父亲有过交往。
  在他们的再三劝说下，我爷爷曾想参加。但最后从话音听出要服从他们的统一指挥，便犹豫了起来，说，我再跟其他几位兄弟商量一下再说……
  但郑五麻子的儿子郑宝宝和东乡的一些大刀会都参加了。郑宝宝是因自他爹死后，又拉起了一支杆子，想搞点名堂，便十分痛快地答应下来。
  结果1932年秋（实为1932年10月1日）中共沂蒙县委策动的这次东南五乡的农民暴动，没用三天便被韩复榘残酷镇压了。县委书记李诚及其他四名县委委员，有四人被砍头示众。
  ......
  为什么五人只杀了四人？这里边又有故事了。这惟一保住了脑袋的就是关庆民。原来，关庆民的爷爷非一般人物，他是最早的同盟会会员，当年留日，是孙中山最得力的助手之一。他因肺痨死于1923年。但他人死了，人际关系还在。关庆民的父亲一纸密电通到蒋介石那里：“犬子年幼，不幸中邪，恳望宽恕……”这封电报还真管用。据说当时宋美龄亲自给韩复榘打的电话，韩复榘又亲自给县长王达礼打了电话，就这样，关庆民保住了脑袋，被判17年徒刑，并很快被递押济南模范监狱服刑。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再度合作，方才出狱。出狱后，关庆民回到家乡，在其父关润林的全力支持下（变卖家产）在沂蒙拉起了中共领导的第一支抗日武装。但这已是后话。
  至于郑宝宝因是“协从”，且不在党，给了点面子，吃了颗“花生米”，算是保了个全尸。据说，临刑前，他泪眼婆娑地望了老鹰崮一眼：这回又让王汉魁瞅准了……
  我爷爷说，由于他爱看报纸，所以，有关沂蒙山区其他地区共产党暴动的事，他还略有记忆。比如：
  淄川华坞煤矿工人的大罢工（1930年5月）；青岛大学学生罢课（1930年12月）；校当局称之为“共产党暴动”；邓恩铭、刘谦初等22人被韩复榘杀害（1931年4月）；博兴农民暴动失败（1932年8月，韩复榘亲督陈德馨旅血腥镇压）；昌乐青龙山农民暴动失败（1932年8月）；日照农民暴动失败（1932年10月，韩复榘亲令运其昌旅血腥镇压）；沂水农民暴动失败（1933年5月）；苍山农民暴动失败（号称“中国工农红军鲁南游击队”），遭韩复榘81师展书堂部的唐邦植旅血腥镇压（1933年7月）；同月，新泰县龙须崮的农民暴动亦被残酷镇压。从1933年秋开始，各地的农民暴动在韩复榘的残酷镇压下逐渐趋于平息。
  ......
  由于王达礼侦察、镇压李诚有功，韩复榘一时兴起，到沂蒙视察来了。他走的是济南、临淄、昌乐、沂蒙这一线。一出昌乐，就是沂蒙，一进沂蒙则是老鹰崮的“地盘”。
  韩复榘的雪佛莱轿车一下驶上了一条宽而平的好公路，那憋了一路的轿车像吃足喝饱的小毛驴一样撒起欢来。
  “达礼呀，我得赏你……”韩复榘对陪同他的王达礼说。
  “请韩主席明示。”由于都是老西北军的关系，王达礼在韩复榘身边还算放得开。
  “瞧你这路修的，嗯，打离开了济南就没跑过这么好的路。”
  王达礼身子往前探了探：“实话禀告主席，这路不是我修的，而是个土匪……”
  “什么？”韩复榘一拍半秃的脑瓜：“土匪……”
  “主席莫慌，这位土匪嘛……”王达礼可是一副说山东快书的口气，不紧不慢将我爷爷的一些故事讲了一遍。
  韩复榘听了直拍脑袋瓜：“妈了个巴子，还真有这等能人？嘿，不简单！嗯，嗯……这税银收得起来吗？”你瞧，这韩大主席就是没忘了根本。都说韩复榘傻，他傻吗？
  王达礼说：“不比其他的少，也顺当。”
  “妈了个巴子的，这人是个能人，可以酌情重用。”韩复榘当即表态，“看来，我骂沂蒙山骂瞎了。”据说，韩复榘一直很讨厌和头疼沂蒙山区的匪患和贫穷。曾赐话曰：“乃王者之风不及之蛮地。”
  王达礼接着打趣道：“主席，你还真骂瞎了。在庸夫懒汉手里，这里是穷山恶水，但在勤汉能者手里就是金山银水……”
  “妈个巴子的我懂，这叫靠山吃山。”呱的一声，韩复榘朝着脑瓜又是一下。
  第二部分
  第14章
  只想当梁先生的好学生
  我爷爷真正为官一任，富民一方，则是在“乡村建设”运动的经验在沂蒙县推广之时。说到“乡村运动”就要说到中国的最后一位大儒——梁漱溟先生。
  在笔者看来，梁先生不仅是一位大儒，还是一位聪明人。他是一位同孙中山一样“聪明”的聪明人。孙中山的聪明在于看清了旧中国腐败落后的根子——封建专制，梁先生的聪明在于看透了中国经济落后的原因，即中国的农民过于散漫、愚昧和落后。这种散漫、愚昧、落后的主要表现是：一、缺少最起码的启蒙教育，缺少最起码的文化知识。五四运动之风远远没有吹到农村；二、长久的处于无政府状态，形同一盘散沙。现有的政府机构，也是只知道收税拉夫，远不知道为农民服务；三、经济凋敝，生产长年处于一种原始状态，靠天吃饭已成多年旧俗老约，没有半点“新法治农”的意识（如今讲科学种田）。而农村经济的停滞、凋敝又影响了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梁先生的一句话一语中的：中国的历代政府不管农民，农民也不关心政府……
  鉴于此，出身书香门第，一直生活在城市的梁先生决心改变中国农村的落后面貌。他力志从最基本的教育、开化入手。试图为中国农村的发展闯出一条新路。一开始，这位性格倔强的大儒先是在李济琛掌权的广东开展试点，名曰“乡治讲习所”。后因蒋介石扣留了李济琛而未办成，便又到河南搞了一阵，并成立了河南村治学院，梁任教务长，并亲自撰写了《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但因种种原因，效果不甚明显。
  1930年9月，韩复榘正式到山东主政。这时，梁先生的乡村建设的宏图也有了新的契机。韩复榘热烈欢迎他率领河南村治学院的一帮学者到山东搞乡村建设。
  村治学院的主要课程有：乡村建设理论、农业知识、农村自卫、精神陶练、武术等科目。学院院务组织有：教务处、庶务处、图书馆、乡村书店、招待所、农场、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庄仓合作社、卫生院、凿井队，其中农场和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十分活跃，农场养有波支猪（波兰与中国猪混交种）、荷兰牛，有鸡场、鸭场，另设美棉托里斯种子田。农场领导养蜂、养蚕、领导带头植树造林，成立林业工会。县政府还设有户籍室、承审室、公报处、民众问事处、金融流通处、合作金库、乡村饭店、农民自新习艺所、国术馆等，邹平全县划为14个乡。县政府讲究高效办公，15间办公室实行“合署办公”，县长以下直辖一室五科（你看了以上这些感到吃惊是不是？然而这都是历史的事实）。
  梁先生在邹平县的试验得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认可，遂由内政部召开第二次内政会议，议决县政府改革方案，令各省设立县政建设研究院，并设实验县。
  近水楼台先得月。因为沂蒙县离着邹平最多100公里，故邹县乡村建设的经验很快在沂蒙得到了推广和普及。县长王达礼更是十分积极（王因推广乡村建设经验有功，于1936年升任青州专署副专员，但主要还是兼沂蒙县县长，他与我爷爷之间的故事一直延续到1943年，他死于对日军的作战为止），专门从邹县的乡村建设学院要来了17名学生，协助他工作。
  分给我爷爷那个区（第九区，下辖三个乡，40多个村）的学生叫季风，20来岁，有文化、工作积极性高。当时，这批学生的官名叫“协理官”，即协助区长工作。很有权力（不像现在的某些顾问，一不顾二不问）。有时，重大的事情他们有拍板权，我爷爷非常尊重他，尽管他比我爷爷小11岁，大家都称他“季协理官”。而他也很尊重我爷爷，既不像杆子们那样称他“大掌柜”的，也不像老百姓那样称他“王区长”，而是尊称“汉魁兄”。
  季风是济宁（府）金乡县人。在乡村建设方面很有经验。因为济宁、菏泽两个地区是全省的第二批模范示点县，季风在没有到乡村建设学进修前，是乡里的文书，已有了不少这方面的实践经验。
  他和我爷爷很投脾气，就连看的书也很一致。比如《六韬》、《司马法》、《春秋左氏传》、《诗经》、《论语》、《老子》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