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没了皇上，这日子可怎么过？
  爷爷记得很清楚，山东自打民国以来，几乎一天都没安生过。先是军阀张怀芝坐局到1916年，其后是张树元，坐局到1918年，接下来是田中玉坐局到1922年。接下来便是狗肉将军张宗昌。
  “省长”走马灯似的换，下边的县长更是几月就一个面孔。而且，谁上来谁大贪一番，一个个自己先捞肥了再说。
  有一年，沂蒙县的一个名叫张玉明的县长，因为太黑，终于激起了民愤。沂源的那股杆子郑五麻子（即先前袭挠过小坡村的那股杆子）主动来联合我爷爷他们，要两家一起使劲攻县城。
  这话要从鸦片说起。人人都知道抽大烟有害，但更知道种大烟可以发大财。那时有“一亩烟，十亩粮”之说，甚至远远高于这个比价。尽管自清政府始，就明令禁止种、运、买卖、抽食大烟，但那大都流于形式。到了民国初年，禁烟运动更是形同虚设。
  同全国大多地区一样，沂蒙县的大烟种植也十分兴旺。我们县虽多是山区、丘陵，但丘陵下的河套、山岭中的小平原还是有的，这里土质肥沃，气候湿润，十分适应罂粟的生长。
  那一年，风调雨顺，全县的罂粟又是丰收在望。老百姓们都准备了“烟刀”，等着收割日子的到来。这时，县长张玉明发话了，要么将烟税提到四成，要么政府就全面禁烟——就是全部没收。
  那时的烟税多为二成，三成的时候都很少。而且，从不明说，大家心知肚明即是，而这个张玉明狮子大开口，竟开口要四成。他的理由是，今年丰收，理应多缴，烟税进库，专修弥河（就是淹死过我爷爷大哥的那条河，一到夏天就发水，历届政府都没有治得了它。现如今倒不用治了，它已经污染得连水草也不长了）。
  但老百姓根本不信他的，因为不知有多少县官都说集资修河，但最后，都不了了之。钱也不知花到什么地方去了。
  更有人说，张玉明在济南又包了个“学生妹”，手头需要钱……
  眼看着“动镰”的日子就要到了。张玉明也一天到晚骑着马，带着保安队的黑狗子到处巡查、威胁。这时，烟农中的老者想了个主意，与其给张玉明，还不如给土匪！张玉明是捞了就走（据说他原是张勋的部下，是安徽人，老百姓私下里称他为“张蛮子”），而土匪则是坐地户，有事还能找他们。
  ......
  他们马上找到了郑五麻子，郑的这支队伍有300多人，两挺轻机枪，100多条快枪，是一支很有实力的队伍。
  而且郑五麻子本人就是个心狠手辣的主。他早年就是个混混，一天到晚好吃懒做。有一年夏天他在河里游泳时，碰上了一个也在游泳的官军。这官军的一枝快枪要了自己的命。为了得到这支快枪，他在水里结束了那位无冤无仇的官军的性命。有了这枝枪，郑五麻子很快拉起了一枝杆子。活动于沂源、沂蒙、临朐、昌乐一带。他最远处到过寿光和日照，是一枝十分凶悍的土匪队伍，他有一首不伦不类且非常可笑的顺口溜：老子天下第一团，人人都该我的钱……
  郑五麻子马上答应下来，但他考虑到自己的力量不够，就主动找到我爷爷要求联合行动。我爷爷他们早就听说了张蛮子的劣迹，也想把他驱走，遂答应下来。行动前，双方按土匪行里多年的规矩划定：一旦事成，郑五麻子队伍因人马多出力多，把持三个城门；我爷爷的队伍因人手少，把持一个城门，城里商号、店铺、烟馆的划分也按三一比例。
  我爷爷谦让的另一个原因就是郑五麻子当年的“不杀之恩”。郑五麻子为了卖好我爷爷，将我曾二奶奶当年雇他行凶的计划和盘托出。我爷爷当然也就接了这个顺水人情。
  同时，双方还跟烟民们约定：一旦驱张成功，烟税只提三成。这当然受到老百姓拥戴。
  打县城基本没费劲，由于有城里烟民和“勾子”（即土匪的内线）的配合，不到天亮即打下来了。
  这次，郑五麻子采纳了我爷爷的建议，执行了“得财不伤主，要钱不要命”的政策，故伤人不多。保安队死了两个人，伤了七个，被抓的全放了。有不愿走的就入了伙。遗憾的是，让张玉明给化装逃跑了，这也埋下了祸根，三个月后，他又带着一个团的官军围了过来……
  ......
  土匪们从来没有坐过县城，如今进了城，那个高兴劲就别提了。终日里大吃大喝，花天酒地，县城里出现了畸形的繁荣。澡堂里一天到晚不断人，酒馆里总是抬出些醉鬼，妓院里成夜成夜的笙歌不绝。原先逢一、五、九的集，现在几乎天天都赶。郑五麻子本事大，还从潍县请来了个吕剧戏班子（那时还称山东琴书），一天到晚的唱大戏。
  按事先的约定，我爷爷的杆子们守西门，东、南、北三个门都归郑五麻子的人守，守门可不是简单的站站岗，这里边学问很大，因为所有进城的人是要交“过路费”的。有钱的给钱，没钱的给物或给货。一般的情况下是收一成。
  收二成的时候也有，那就是过路的人很富有。越富收得越多。很穷的老百姓兴许一个子不要。反正我爷爷是这么规定的。
  客观地说，我爷爷他们把持的西门，一直比较规矩。但郑五麻子的杆子们就不行了。他们有时收到二成、三成。而且不分穷富。据说，西庄有位孤老太太挎了27个鸡蛋进城，想换点盐和油，结果还让守门的土匪给抢走了五个。孤老太太哭了半天也没用。还有的土匪借检查调戏妇女，专摸人家的裤裆，说是看看藏没藏大烟膏。
  第一部分
  第8章
  打下县城闹内讧（2）
  这些事告到郑五麻子那里，有时他也管，据说，他就把那个要了五个鸡蛋的土匪抽了五鞭子。但是，要是碰上他喝醉了，就不行了。不但不管，还要熊人家告状的：“怎么的，老子给你们赶走了张蛮子，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时间一长，该发生的事情你也猜到了，老百姓全走西门，不走那三个城门了。如此一来，郑五麻子不高兴了，噜嘟着脸来找我爷爷，我爷爷和风细雨地对他说：“五哥，这老百姓的脚长在自己的腿上，他爱走哪个门，咱可管不着，不过哩，我也劝五哥一句，让自己的弟兄们悠着点，毕竟乡里乡亲……”
  郑五麻子听了，摸摸后脑勺，悻悻然回去了。据说，他回去后，借着酒劲把自己的弟兄们骂了一阵，让他们今后悠着点。但他手下的土匪毕竟匪气太浓，胃口并未见收敛。
  另外，两支杆子的土匪们，也时常闹闹别扭。一次在妓院，我爷爷手下的那位一枪准，与郑五麻子的一位炮手，外号叫“五十步”的（意思是50步内，百发百中），为了抢一位妓女，两人上了。他们让那位妓女头顶一个苹果，站在30米远的地方，谁打中那个苹果，妓女归谁玩。结果是，两人都是一枪中靶。两人互不服气，嚷嚷着再比时，妓女却吓疯了，脱光了衣服，满大街地跑：“一枪一个眼，一枪一个眼……”
  即便是自己的杆子里，也显出了出事的苗头。那个先前被我爷爷救过的老赖疤，抽大烟抽得快晃不动了，还想人家房东媳妇的好事。趁人家丈夫出门了，半夜里要送人家花手绢，让那媳妇告了。我爷爷一听，非常生气，把他狠狠熊了一顿，罚他给那家人家挑了三天水，打扫了三天院子。
  老梁台还向他反映，弟兄们里边有用子弹换烟土的，但只是听说，没有抓住证据。
  还有一次，那四去西街的一家年货铺买香烟。那家杂货铺的老板找他诉苦，说他的弟兄们经常的光买烟不给钱。说俺是小本经营，是从周村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分店进货，一月一清，货款回不来，就无法再进下月的货。今天你一盒“飞马”，明天他一盒“飞船”，后天他一盒“三喜”，让谁也受不了，这样下去得关门。
  如果以上这些事还不算大事的话，那么接下来的一件大事，却深深地震惊了我爷爷。我爷爷遂决定：赶快上山。
  事情是这样的：郑五麻子小时一块掏鸟蛋、尿尿和泥巴的小伙伴，一听说他坐了县城，十分高兴，兴冲冲闯了县衙门：“麻子，你还真行……如今当上县太爷了。”
  “谁喊我麻子？”当时，郑五麻子刚刚睡醒了午觉，应该说酒已经醒了。
  “我呗，还有谁，二蛋呗……”那小子兴冲冲地往里闯。
  “你小子来干什么？不老老实实在家呆着……”郑五麻子一脸的不高兴。
  “你说干什么，找你喝酒呗……你忘了，咱们爬马寡妇墙头……”
  “让你马寡妇……”郑五麻子一脸的麻子全青了，接着掏出手枪一点，啪的一声，那位叫二蛋的翻了翻白眼就咽了气，一旁的土匪没一个敢吭气。
  郑五麻子的这一枪，使我爷爷想起了《史记》里“遮道而呼涉”的典故：陈胜称王后，有个曾经与他一同佣耕的穷朋友去找他。宫门令非但不通报，还要捆他。适逢陈胜出，穷朋友于是“遮道而呼涉”。既“遮道”，又直呼其名，在穷朋友看来自然是亲切无隔阂，但在已称王的陈胜看来则是“无礼”，便窝了一肚子气。接下来，穷朋友“见殿屋帷帐”，竟敢当面批评陈胜摆阔气：“伙颐！涉之为王沈沈着！”这话虽是实话实说，但陈胜却很不高兴。
  最后，穷朋友竟敢叙与陈胜佣耕时的“故情”，这无异于揭了他的老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