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的是，那四家也应验了“富不过三代”的历史定律，也是黄鼠狼生老鼠，一窝不如一窝。
  青州的这支旗兵一直实行“供给制”，俸饷及粮食按照官职大小统一由当时的户部发给，官兵待遇极其悬殊，例如雍正年间青州八旗的最高长官将军，一年所得俸银为2100两，家属可得米150石；而普通骑兵每月军饷2两，每年配给其家属米15石，已足以养活六七口人。
  这支队伍随着清王朝的兴衰而兴衰，到了清朝末年，清政府腐败透顶。青州旗城的兵额有增无减，粮饷却被层层克扣，只能发到六成，一个普通士兵的收入已经无法养活全家老小，只能靠赊账和变卖家产度日。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政府颁布了要求驻防八旗“另筹生计，各自食力”的诏书，旗城才出现了由满人自己经营的工艺局、丝厂作坊等，甚至还组织部分闲散劳力去沂山鲁山的军马厂垦荒，但由于这些八旗子弟早已丧失了生产能力，马是越喂越瘦，甚至出现了倒卖军马的荒唐事。
  辛亥革命的胜利预示着清代八旗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不久，这支在1842年7月（第一次鸦片战争）的镇江阻击战中大败英军的精锐之师，便作鸟兽散。此后，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分赴济南与青岛（回北京的是极少数），有的去纱厂当了工人，有的拉三轮，有的干搬运工。女眷中亦有不少当了妓女。
  那四便是这众多散民中的一位。很多人到了他这一代上，除了会识几个字，打几圈麻将，最擅长的就是喂鸟、养鱼。要说扛枪打仗，他们恐怕连枝汉阳造都扛不动。好在那四的祖上不是什么大官，以上恶习基本没有沾上。加上其父亲自小对他要求甚严，文能读兵书，武亦会两手。他又在青岛码头上干了几年苦力，也算是有了些历练。因此，自上了老鹰崮后，很快就适应了山上的生活。
  那四同所有的满人一样，豪爽、实在、义气。他非常敬重马大眼，对他忠心不二。而且他特别能喝酒。这一点让全体匪众佩服。那时候，能不能喝酒往往是衡量一个男人是不是男子汉的重要标志。第三就更是顺理成章了，他上山时毫不保留地将祖传的，据说是康熙年间的一对玉镯和二根金条全部入了伙。于是，赢得了大伙的信任和敬重。
  那四当时的年纪，约30岁（我爷爷比他小11岁），同所有的满人一样，除了爱喝烈酒外，还爱抽关东烟，再就是唱京戏。即便是在他参加了八路军以后，他这三个特点也没改掉。八路军那边生活艰苦，常常没有烟抽，于是就抽干树叶。尤其是抽烟这一项，甚至影响到了我的那位二奶奶。自被他“拐跑”后，也学会了抽旱烟。真正应验了东北的那句老话：“东北三大怪……大姑娘叼着大烟袋。”至于唱京戏，他倒也唱得有板有眼，只是没有伴奏，就只好自顾自地清唱：“我站在城头上观山景……”弟兄们给他改成了“我站在老鹰崮上观山景……”
  因为有了那四这位二掌柜，所以我爷爷就当上了三掌柜。不过，在马大眼不幸战死以后，却是由于他的力荐，我爷爷才由三把手一跃而成了一把手。他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显示出了他的智慧和远见，这就不是什么义气所能解释的了。以后，他在林彪的四野一直当到了师长，也就不奇怪了。关于这些，我在后边的章节中还要一一详谈。
  第一部分
  第5章
  实行新政（1）
  我爷爷上山入伙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力阻了马大眼要下山杀我二曾祖母为他报仇的决定。
  “算了算了，宽大为怀吧。”爷爷冷静地说，“‘以孝悌绵家教，以勤俭持家业，以忍让余地步’乃我祖上遗训，她毕竟是我弟弟的亲母。我与弟弟又毕竟是同父所生，我那个可怜的弟弟又是个多病之人，你杀了我二妈，谁来照顾他呢？”
  一番话说服了马大眼等众匪兄弟。
  那四称赞我爷爷为“善人”。说这样的人，在他们满族里“是不能杀生的”。
  爷爷这番话救了我二曾祖母一命。但这个有着蛇蝎心肠的女人，毕竟没得好报。1938年12月8日，日本鬼子的飞机第一次轰炸沂蒙县城。这次来了三架飞机投了9颗大炸弹，城里投了7颗，大概是看着城西王家大院院子太大，便将另两颗投在了我们家。其中一颗没响（直到1955年，才由县公安局用马车给拉到潍北靶场处理了），另一颗正巧落在了三间大堂屋里，也把我二曾祖母给拦腰炸成了两截，一截肠子给炸到了百步外的马厩里。从那以后，马厩里的五匹马全都莫名其妙地死了。
  以此事为契机，我爷爷以三掌柜的身份提出：以后下山筹粮款，不应不分青红皂白乱绑一气。尤其是穷人，你绑他，他也没有钱。真要撕票，就会失去人心。结果会是偷鸡不成蚀把米，久而久之，造成老百姓与兄弟们的坚锐对立。他说：“那将使咱们队伍的日子更难过。而弟兄们提着脑袋当杆子，不就是图个有吃有喝嘛，要不谁还上山？”
  马大眼一开始并不认账：“不管那一套，干这行的就是认钱不认人，自古以来，拉杆子就是这么干的。”
  我爷爷耐心劝道：“不见得，杆子也分仁义与不仁义，那水泊梁山的好汉们不比咱气势大？你看他们何曾欺负过草民百姓？他们干的都是官府和大贾。我们应该向他们学着点。”
  “老三说得有理。”那四就支持我爷爷，“你们汉人不是有句俗话，兔子不吃窝边草嘛。”
  “二哥说得有理。”爷爷接过那四的话继续说下去。“常吃窝边草，兔子自己就藏不住。大哥你抬眼仔细瞅瞅，这些年兵去匪来，老百姓早已是民不聊生，贫苦不堪。如今的各村各户，要么穷得光剩下石头了，要么自己拉起了围子，组成了什么民团、大刀会、红枪会，与兵匪对着干。咱去硬抢，势必要流血伤人，八五八书房最好的办法就是改暴为仁，变抢为要……”
  “那老百姓能给你？笑话！”马大眼一拍腰间的双枪。
  爷爷说：“我话没说完呢，咱要是要，但不是白要，咱可以立字据保护他们。保证他们不受其他土匪和什么人的袭挠。”
  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生活普遍富裕以后，我爷爷还常给我提起民国初年老百姓的穷日子。那个时候的人，从来没有吃饱过，一个村里很少有瓦房的，一家人合穿一条裤子，谁出去谁穿。一个县城不过像个小镇子，很多地方连土匪都饿跑了！
  那四马上明白了：“两好搁一好。”
  “兵不血刃？”马大眼将信将疑，“天下有这等好事？如果真能这样的话，弟兄们就不会流血掉脑袋了。”土匪虽然个个不怕死，但是一旦有了伤员和有阵亡的，仍是杆子们的头等伤脑筋的大事。因为山上缺医少药，负伤的整日里痛得哭爹喊娘，死了的还得花重金安抚家属，不然，谁还跟你干？
  我爷爷坚信这么做完全可以，至少可以一试：“毕竟都不想伤和气，都不想流血死人。双方都得利的事嘛。我把这称做‘左手收钱，右手保人’。”
  此后，这支杆子按我爷爷的办法办，先后同山下十几个村子订立了“协作协议”，由村子每月定时送上一定的钱粮，马大眼的杆子负责保护他们不受侵害。
  至于过路的商人，则收“过路钱”，一般按货物的10%收取，这个尺度商人们都能接受。
  这个办法还真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马大眼的杆子同老百姓的关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杆子们不再为吃喝发愁，老百姓也不再担心土匪的袭挠。
  当然，意外的时候也有，但杆子们都说话算话了。
  一次是远在沂源的土匪郑五麻子（外号大铡刀，自称包公再世，要扛着铡刀平天下，有时也是滥杀无辜）北上窜扰，半夜偷袭了一个叫小坡子的村子，杀死了一个壮力，牵走两头牛，烧了五间房。为此，马大眼亲自带着队伍前往赔不是，并采纳了我爷爷双倍赔付的意见：安抚那户死了人的人家100块大洋，对丢了牛的照一头赔两头，烧了房的重新盖。此举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戴。
  正是郑五麻子的这次骚扰，与马大眼这一帮结下了嫌隙，即便是在以后共同攻占沂蒙县城的行动中，他虽与我爷爷有过密切配合（那时马大眼已死），但还是没能避免最后的分道扬镳。
  当然，也有杆子们开杀戒的时候。这本身又是个小故事。
  有一次，他们这支杆子跟临朐北界的一个李姓财主说好了，这月由他出500块大洋，10石小米作粮饷。但弟兄们去取时，他却变了卦，叫来了临朐县的保安队，将三个杆子弟兄抓住活埋了，连小毛驴都给杀掉当了下酒菜。
  第一部分
  第5章
  实行新政（2）
  消息传到山上，众杆子怒不可遏，当晚即下山直扑李姓财主家。李姓财主怎么也没想到，老鹰崮的杆子们来得这么快，结果全家都被捂住了。按我爷爷的想法，是杀他们李家三人，算是一命抵一命。但马大眼坚决不听，力主杀其全家，包括长工与丫环。后来，在我爷爷的再三坚持下，长工和丫环才没杀，李姓财主本人，两个老婆，三个儿子，三个闺女和六七岁的小孙子，统统被砍头处死。我爷爷说，当大砍刀砍到最后一个孩子时，基本就卷刃了。满屋的血腥味让他两天没吃饭。
  在实行仁政的同时，对于一些为富不仁的土财主，爷爷他们当然也是不客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