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个男人是个著名的雕刻家，在艺术界门路很广。而我妈妈又是尼德兰德的外孙女儿，在火星大学有些关系。他们合力办到了这件难办的事（尤其是在火星上）：获准生一个小孩。后来这四人婚姻解体了，只有父亲愿意照看我；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和我一起长大的，因为正是时时看到我这个婴孩才使他从忧郁病中解脱出来。他是这样告诉我的。于是我就由他抚养（我那时6岁，从未到过火星），并一起启程去木星。
  那以后父亲从不提起我母亲，或四人婚姻中的其他成员，或我那著名的外曾祖父（他尽量不让我提起这个话题），甚至火星也不谈论。他有许多特性，其中之一便是他的敏感……他是个诗人，却只为自己写作，从不付费让他的诗进入公共档案。他喜欢天上、地下各种景色，搬到甘尼米德后我们一起穿着保护服长途跋涉，翻越甘尼米德光秃秃的小山，观看木星或某个月亮的升起，或观看日出，在所有的黎明中这仍然是最光辉灿烂的。我们在一起感到舒服自在。我们安静地消遣时光，这成了父亲大部分诗歌的素材。
  不过，父亲诗歌中最能打动我的还是那些火星诗。比如这一首：
  在那拉苏里峡谷，划着船。
  薄冰悬在河上，投下阴影，压在船下，破裂有声。
  河流渐宽，拐弯，迎来阳光；
  古老的峡谷过后又是百折千回。
  呼气即成冰。
  红色的峡谷越升越高，
  山后是山，谷后有谷，永无穷尽。
  锈红的沙石中布着黑网，风蚀的卵石挂在头顶。
  那儿，在那潮湿的红色沙滩，暗绿色的沙地草，绿色。
  在峡谷中我的心觉得单纯……为什么要离开？
  西边的天空凝成深紫，悬着两颗星，
  一颗白一颗靛青：地球和金星。
  虽然父亲不喜欢尼德兰德（我想他们只见过一面），他仍然宽容我对冰柱的着迷。
  不知为什么，我喜爱那些巨大的冰碑，那是我听过的最令人神往的故事。
  在我11岁生日那天父亲带我来到了当地邮局（那时我们住在明亮的尤罗巴，常常远足横越那积雪的平原）.和一位服务员耳语一阵后，我们走进了一间全息影像室。
  他没告诉我要看到什么，使我有点紧张，以为可能会看见我的母亲。
  室内全息影像打开了，四周一片漆黑。头顶上是星星。突然一颗非常明亮的星发出强光，映出一道地平线，森森的光倾泻下来，出现了一片幽暗、多石的平原。
  这时我看见了它，非常遥远：那些巨碑。太阳（我现在知道那颗升起的亮星就是太阳）只照到碑顶，白白地闪着光。在阳光照不到的下部它们只是遮住星星的黑色方形轮廓。光线迅速下移（全息加快了），于是整个碑群都显现了出来，又高又白。由于看惯了当时我拥有的冰柱模型，这时我觉得它巨大无比。
  “啊，爸爸。”
  “来吧，让我们过去看看它。”
  “你是说把它拉近？”
  他笑了：“你的想像力哪里去了，孩子？”
  他把它调近了……我径直从一块巨碑中穿过……于是我们站在了碑群中心，旁边就是为戴维达夫探险竖立的纪念碑。
  我们慢慢地转着圈，伸长了脖子往后仰望着。我们察看了那根摔破的立柱以及它散落的碎片，然后细细地观看那段简短的铭文。
  “他们没有把自己的名字刻上去，真令人惊讶。，’父亲说。
  然后一切都消失了，只剩下我们站在空无一物的全息室里。
  父亲觉察到我悲凉的神色，笑了。“不等你心情恢复，你又会看到它的。来，我们去吃点冰淇淋吧！”
  那以后不久，在我14岁时，他有机会去地球。他的一些朋友要买一只小船，乘它直往地球。他们还需要一个船员。或者很可能他们并不是非要一个船员不可，而只是希望他同行。
  那时我们刚刚搬回甘尼米德，而且我在大气站有一份工作。我们断断续续在那儿住了将近一年，我不想又挪动一次。
  我写了一本书，描写戴维达夫探险队在遥远的太空的冒险经历。因为当时省下了一点钱，所以我想把它出版。（只要付点费，谁都可以把他的作品存人资料库并列入总目录表；至于是否有人会去读它则是另外一回事。但当时我企望会有某个读书俱乐部买下版权，把它列入该俱乐部的索引。）。
  “是这样的，爸爸，你在地球和火星都住过，所以你想回去，可以在户外活动以及诸如此类。我呢，我对那些东西不感兴趣。我情愿呆在这儿。”
  父亲细细地打量我，对于我的这种感情起了疑心。他有理由怀疑……因为，我后来才明白，我之所以不愿意去地球主要就是由于雅尔玛·尼德兰德在一次访谈录中说过（他在许多文章中也作过同样暗示）他不喜欢地球。
  “你从未去过那里，”父亲说，“否则的话你就不会那样说了。相信我的话吧，地球值得看看。这样的机会不会很多。”
  “我知道，爸爸。但这是你的机会，不是我的。”
  他气恼地看着我。如今的世界孩子极少，每个人都被看成大人；而我的父亲从来就把我看得和他平等，已经到了一种难以形容的程度。这一刻他不知道对我说什么才好。
  “船上会有你的位置。”
  “但那得要你们挤出来。听我说，过一两年你还要回来进行太阳航行的，而我也总有一天会去地球。但在此期间我希望呆在这里。我有工作，还有朋友。”
  “好吧，”他说，并转过脸去，“你有自己的主张，该做自己想做的事。”
  我当时很难受。但是后来当我回忆起那些场景，明白自己干了些什么时，我心里的难受劲就更不用提了。父亲很累，当时正经历一个艰难时期，很需要朋友。那时他大约70岁，虽然努力奋斗，却仍然一事无成，他又精疲力竭。在那段时日里他几乎要完蛋了，我猜他自己心里也有这种感觉—一那时他还没有喘过气来。人们必须喘过这口气，才能体会到他们的故事非但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但使父亲喘过气来的并不是我，或者我的帮助。而在我看来，这正是做儿子的职责所在。
  就这样他去了地球，我则独立生活。
  大约两年后我收到他一封信。他在密克罗尼西亚，太平洋中的某个岛上。他遇到过一些马科萨斯海员。有一些古老的密克罗尼西亚航船组成的船队，称为哇阿考卢阿，穿行于太平洋上，不但载客，甚至也载货。父亲决定跟着一个来自加罗林群岛的领航员学领航。那些人用的仍是古老的法子：不用无线电，不用六分仪，不用罗盘，甚至不用地图。
  从那天起到现在，整整45年了，他就一直干着这一行。整整45年学习如何通过观察岸上移过的椰子树测定船行速度，记忆岛与岛之间的距离，观测星象，预测天气，在阴天的晚上躺在船底板上通过感觉波浪的起伏测定轮船的方向……我回想我们相依为命的那段短短的时光，真是活一段算一段，觉得他真的找到了他的归宿。
  偶尔我会接到他从斐济，从萨摩尔，或从瓦胡岛寄来的短信。有一封来自复活节岛，里面附了一张一尊塑像的照片。信上说：“这雕像可不是赝品！”
  这是惟一的一次，暗示他知道我目前正在干什么。
  就这样我在甘尼米德呆了下来，住在集体宿舍里，并在大气站工作。
  我的生活方式和父亲在一起时已经形成；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知道，因此我保持这个模式。同寝室的人就是我的家庭，这从来不成问题。
  后来我的名字在搭车旅行者名单上排到了最前，使我得以搬到了泰坦。在那里我一边等待气象公司给我一份工作，一边加入了短工协会，做些扫街、推行李车、为飞船卸货等零活。
  我喜欢这种工作，不久就变得十分强壮。
  我通过一家寄宿旅社登出的行会广告找到了一间房，发现大部分房客也都是打短工的。大家在一起很合得来：吃起饭来热闹非凡，有时候聚在一起就闹个通宵……女房东非常喜欢这些人。
  有个年纪大一点的房客，是个名叫安琪拉的女人，喜欢争论哲学问题……她称之为“交流思想”。在寒冷的晚上她会通过内部通讯叫上我们几个，把大家都邀到厨房里去。她会一壶接一壶不停地沏茶，然后用问题来刺激大家，通常是我和另外三四位常客。
  例如她会这样提问：“你认为所有遇刺的美国总统都是被罗思克鲁克人杀死的，这一点可以完全确定吗？”
  然后告诉我们约翰·威尔克斯·布思如何从燃烧的谷仓中逃出活了下来，改名换姓，然后射杀了加菲尔德和麦金雷……
  “难道肯尼迪也是他杀的？”约翰·阿斯理问道，“你敢肯定你所说的杀手不是阿哈苏伊拉思吗？”要知道，约翰是个罗思克鲁克人，所以很自然就被激怒了。
  “阿哈苏伊拉思？”安琪拉问道。
  “那个永世流浪的犹太人。”
  “你们是否知道他原先根本不是犹太人？”乔治问道，“他名叫卡托菲那斯，原是庞修斯·皮勒忒的看门人。”
  “等一等，”我说，“让我们回到正题。布思是根据他的牙齿档案被验明身份的，因此他们在谷仓里找到的尸体肯定是他的。牙齿档案基本上不会失误。你整个论点从一开始就站不住脚，安琪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