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在她那篇回忆中把她初期的结婚生活说成是她当“弟子”的时期，在另外一些地方她说自己那时是“当学徒”。她终生都是把丈夫看成导师的。
  但这段时期总的说来是一段家居生活和潜心读书的时期。十分简短地回顾一下当时中国国内和国外的局势可以证实这一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4年初起时，日本站到协约国一边，它不去参与欧洲的争执而是去占领德国在中国和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却不让其他协约国这样做）。其中最重要的是包括军事和商业要地青岛在内的中国山东省的一部分。在这里，日本军队打了唯一的陆上一仗。德国只有少量驻军，日本用了极小的代价就在任人宰割的中国的大陆上占据了一个重要的区域——孔子的故乡。①
  ①在太平洋，日本从德国手中抢占了密克罗尼西亚（马绍尔群岛和加罗林群岛），其中如特鲁克群岛和埃尼威托克岛等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日两军曾进行血战。
  1915年1月，正当欧洲列强忙于厮杀的时候，日本为了想要独霸全中国，作了一次狂妄的尝试。它向独裁者袁世凯提出最后通牒，即恐吓性的“二十一条”——所用的纸上有着大炮图象的水印，意思是如不屈服就以大炮相飨。袁世凯在耍了一些外交手段之后就乖乖地接受了这些条件——如果全部实施，中国将沦为日本的附庸。袁所关心的是他自己登基的计划而不是国家民族的存亡。到了这年年底，他公然称帝。但没有过多少天，蔡锷和其他将领在僻远的中国西南省份云南起兵讨袁，很快在重要的邻省四川立足。孙中山和其他在日本的革命者大为振奋，同起义军取得联系，并行动起来。陈其美（及其部属蒋介石等）被派往上海组织一次陆海军起义。起义虽然失败，却使袁世凯大为震动。孙中山还派了一架飞机到上海去散发传单，引起轰动。这架飞机是由梅屋庄吉资助购买的，由一位姓“扳本”的、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民用飞行员驾驶。在孙中山的指挥下，中国各处纷起讨袁，起义都是由当地的或从日本派回国的革命党人领导的。在东京，孙中山和其他领导人在1915年4月发表了新的讨袁宣言，宋庆龄把它译成英文，向全世界散发。在举国声讨下，袁世凯的“王朝”被推倒。他凄惨地宣布取消帝制，仍称大总统，前后只经过八十多天，成为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袁世凯很快就在1916年6月16日病死了，名誉扫地，遗臭万年。这就是由外、国列强所支持和吹捧的中国“强人”的下场。
  这标志着孙中山近30年革命活动——表面看来充满着失败的纪录——所取得的巨大的、历史性的成就。他一劳永逸地粉碎了“中国必须有一个皇帝”这一陈旧的观念。这个观念曾经成为老保守派的主要信条，而后来的改良主义者则宣称中国仍然需要一个皇帝，只不过要实行君主立宪。十分明显，这些观念都已为中国人民所抛弃。（当然，死抱住这种观念的人还是有的，其中还有外国人，这是十分有趣的事情。这样的外国人总喜欢断言“对中国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或者毋宁说对他们自己在中国的利益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其中一例就是曾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后任霍普金斯大学校长的弗兰克·J·古德诺博士。在国内事务上，他是开明派，又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共和国美国宪法的权威。但他却担任了袁世凯的主要顾问和理论家，为袁帝制自为的野心制造舆论。）
  但是，时局的演变也证明，尽管共和国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宣布成立共和国只不过是建设共和国的第一步，后面还有漫长艰难的历程。
  （二）爱情·革命·理想
  对孙中山和他的秘书及新夫人宋庆龄来说，在这几个月里充满着的是紧张的工作和重新燃起的希望。
  在他们在日本新安置的临时寓所里，宋庆龄不但遇到了许多新的事件，也遇到了许多孙中山的亲密朋友，绝大多数都是她这位具有卓越领袖才能的丈夫在以往的共同斗争中结识的。
  在中国革命者中有廖仲恺夫妇和朱执信，他们都将终生不渝地同孙中山一起前进；也有另外一些人，后来从进步变成了反动，如戴季陶、胡汉民、蒋介石（他以后成为军事独裁者）、汪精卫（约20年后在中国为反抗日本侵略而进行的生死搏斗中他当了大汉奸）。还有一些人原是孙的党员，后来却成了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创始人和老战士，如李大钊和陈独秀（他们是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倡导者）、董必武（后来同宋庆龄一起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吴玉章和林伯渠（他们在后来的国共合作中起了重要作用）等。还有像陈公博、周佛海这样一些变色龙似的人物，他们从国民党到共产党、又回到国民党，最后叛国投敌、充当汉奸，以至身败名裂。革命和反革命就是这样充满着复杂性。
  在日本朋友中有英勇的宫崎寅藏（滔天）和助益良多的梅屋夫妇（在孙宋婚礼上，孙中山和梅屋庄吉、宋庆龄和梅屋夫人分别结拜为义兄弟、义姐妹。梅屋在晚年因反对日本军部发动侵华受到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迫害。）当然也有些人后来走上拥护武装侵略的民族沙文主义道路。
  当时在日本的西方人中，我们在资料中没有发现有人接近孙、宋夫妇。但他们同美国和欧洲的老朋友保持着热烈的通信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同在日本的俄国政治流亡者的接触，当时这些人都是反对沙皇制度的民粹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
  他们常常会晤来自现在称为“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者。“到我们在东京青塬行家中来的印度友人有布斯、穆克其、罗伊、莫吉姆巴和查特其。”庆龄后来写道，“有时他们借钱给我们，有时我们还他们钱、还借钱给他们。”①她还提到常有流亡在日本的朝鲜、菲律宾、越南、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的革命者到来。
  ①致本书作者的信，1966年4月。
  从政治上和历史背景来说，宋庆龄同孙中山的婚姻是为同一目的奋斗的中国两代革命者的结合。他是一个年将五旬的老战士，经历过许多战斗的锻炼，也带着失败的创伤，但战斗意志毫不动摇。她是一个羽毛未丰的新手，却在渴望着投入战斗。
  在文化和观念上，他们两人在当时都属于最现代化的中国人和亚洲人。这一方面是就世界意义而言，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他们是现代的爱国者。他们要使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在一个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在经济、教育和社会各方面赶上最发达的国家，并进而超过它们。但他们知道，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是进行革命斗争以恢复和完成中国已被严重破坏的独立并在国内消除封建主义。
  孙中山当时的这种思想表现在他在1914—1916年亲笔写给詹姆斯·戴特列克的英文信中①。戴特列克是一个美国企业家，想对中国革命及其后的现代化建设投资。这些信不但说明了他心目中的先后顺序，并且指出了目标：中国摆脱所有外国控制、取得独立。
  ①见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图书馆1942年编印的《孙中山的十封信（1914—1916）》（共复印100本，供私人流通）。有些作者在研究这些重要信件时常常过多地注意到其中一些不切实际的细节（由百货公司控制商品流通等等）而忽视了根本的意向。
  在1914年8月的信中，他表示反对为袁世凯提供任何外国贷款：“任何人支持这个头号谋杀犯都是极大的冒险。中国人民将痛恨那些经常资助他们的公敌的资本家，并且会把袁世凯可能允诺的任何条件一笔勾销。”“我要寻求那些正直的、愿意在中国革命战斗结束之后帮助进行建设的人……革命有两部份任务，一部份任务是战斗，这是易事，但另一部份建设任务却是真正的困难所在。”
  他预言道，革命之后，“因为缺乏资金，所有贸易都将停顿，在中国尤其会如此，因为全国商业中心的交换手段都为外国银行（如汇丰银行）所控制……如果我们不能破除这种控制，我们就将永远不能独立，而袁世凯不过是外国银行的工具……新政府必须准备控制贸易，这样我们才能使用我们愿意用的任何种类的货币，从而排除外国银行，获得自主……”
  孙中山要求戴特列克寻找外国资金和外国的“组织及经理人才”，他建议在某些企业中可以一半是外国资金、另一半是中国资金；管理人员先用外国人、再逐步换成中国人。但孙中山明确提出，前提条件和最后目标都是中国的独立。他写道，“我急于要使中国脱离这种混乱状态并再一次建立起秩序和权力。”
  孙中山寄居日本，也在那里寻求支持，但他冷静地分析道，“在英日同盟的条件下，日本政府对我们的态度并不友善，但日本人民对我们、对中国是十分同情的。”
  孙中山和宋庆龄都决心献身于中国的革命和现代化的双重任务。他们正是通过这共同任务而结合在一起的。后来，当有人问她为什么嫁给孙中山时，她总是提到自己为中国的改造和复兴而献身的决心，从而愿意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体现这种精神的人。她对斯诺说，这是“出于对英雄的景仰”。①一个中国友人引述她在本世纪20年代说过的话：把她同孙中山结合在一起的东西“要高于通常的爱情”。②一位外国作者恰当地总结说，她把自己的生命同孙中山的生命联结在一起，是把爱情的理想同革命的理想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