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梦醒问庆龄要她戴的珠串，新娘答应“等你长大了”就给。15年后，她实践了这个诺言。（当年的女学生这时已成老练的革命者了，不再想到这样的事情，但收到这件礼物时廖梦醒还是非常高兴。）
  廖梦醒在几十年后回忆道，“在婚礼上，她给我的印象是非常美丽、非常苗条、非常文静。此后，我常常去看望他们。”①
  ①据本书作者多次与廖梦醒的谈话。
  接着在梅屋家中举行招待会。梅屋家是同中国的共和革命有着许多联系的地方。孙中山、宋庆龄以及其他在日本勾留的中国革命家同这个家庭的悠久历史关系的信件以及各种文献资料十分丰富，并都细心地保存了下来，现在由梅屋的孙女小报珠访子和她的丈夫小坂哲榔收藏①。小坂是东京日比谷公园内著名的松本楼餐厅的主人。这家餐厅是几十年前由他的祖辈开办的，同中国的革命历史也有很多关系。孙中山和他的中国追随者常常在这里同宫崎、梅屋和其他赞同他们的事业的日本友人聚会和讨论问题。至今在餐厅的前厅里，仍放着那架庆龄1915年住在梅屋家时曾弹过的黑色立式钢琴，并有标牌载明。钢琴上放着两张照片，一张是孙中山同梅屋夫妇1914年的合影，另一张是1913年孙中山和50多位日本支援组织成员在这家餐厅聚会的留影。
  ①本书各处引用并注明出处的有关材料都是作者1986年冬在日本时由小坂夫妇慷慨提供的。还要感谢久保田博子夫人，她为整理和研究这些收藏做了许多工作。这些收藏加上宫崎寅藏家的丰富收藏，是一处十分丰富的史料来源。最新出版的《孙中山宋庆龄与梅屋庄吉》一书的内容也很丰富，如梅屋资助并购买枪枝供孙中山多次武装起义之用，为孙中山的环球旅行提供费用，他们同菲律宾及其他亚洲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密切关系，梅屋努力影响日本名人赞助孙中山的事业，资助孙中山在流亡中出版宣传书刊，开创性地拍摄1911年武昌起义的纪录影片（及后来制作关于孙中山的故事片），梅屋在孙中山反袁斗争中帮助组建第一所航空学校及飞行队，在20年代初期其他日本人指责孙中山为“布尔什维主义”时梅屋坚决站在孙的一边，梅屋的女儿参加孙中山葬仪，等等。书中还记述了梅屋家人同宋庆龄的长期友谊，在她晚年仍常来看望她。
  婚礼举行之后，宋家老夫妇还作了一次拼命式的努力，想拆散这一婚姻。“我的父母看了我留下的告别信后，就乘下一班轮船赶到日本来，想劝我离开丈夫，跟他们回去。”多年以后，宋庆龄在给本书作者的信上这样说：“我母亲哭着，正患肝病的父亲劝着……他甚至跑去向日本政府请求，说我尚未成年，是被迫成亲的！当然，日本政府不能干预。
  “尽管我非常可怜我的父母——我也伤心地哭了——我拒绝离开我的丈夫。
  “啊，艾培①，尽管这已是发生在半个世纪前的事情了，我仍然觉得像是几个月前的事情一样。”她写这些话的时候已年过八十，可以看出这事给她内心的伤痕有多深。②
  ①对本书作者爱泼斯坦的昵称。——译者
  ②致本书作者的信，1980年9月17日。
  但是，关于那些宋氏夫妇同孙中山“永远决裂”、宋耀如宣布同庆龄“脱离父女关系”的耸人听闻的说法，①人们可以不予置信。庆龄自己就否认了“脱离父女关系”的说法。宋氏夫妇没过多久就接受了这桩婚姻，这可以从他们后来送给女儿、女婿的礼物得到证明。这些礼物包括至今还保存在上海孙中山故居中的家具，一条绣着百子图、惯常赠给新婚夫妇的被面，一件宋老夫人在成亲时穿的锦缎长袍。②宋氏老夫妇虽然起初有些恼怒，但对孙中山的爱国主义和政治上的骨气仍然尊敬和支持。最重要的是，他们仍然爱着他们的女儿。
  ①典型的说法是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中所写：“宋查理脸色铁青，对庆龄说，他同她脱离父女关系。”这个说法不幸在斯诺的《复始之旅》一书中又重复了一次。
  ②这件长袍现存北京宋庆龄故居，关于它有一段动人的故事，见第十八章。
  这件事的全部经历为宋庆龄留下两个长远的影响。一是她深刻体会到人身攻击如何能被用于政治上的目的；二是她对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的狭隘心理感到厌恶。她回忆道，那些传教士都是“倒退和保守的，他们因为我同一个离过婚的男人结婚而大怒，跑去找我的父母（他们是虔诚的卫理公会教徒），想劝他们去把我从日本追回来。而中国的反动分子——我们的政敌则同那些传教士站在一边，责备我们在孙中山还有妻室时就结了婚”。①
  ①致本书作者的信，1980年9月17日。
  确实，在宋庆龄长长的一生中，对她个人的含沙射影的攻击被一再用来作为政治武器。她自己也常常这样看。
  另一个后果是，不论是孙中山（一个皈依的基督徒）还是宋庆龄（一个生下来就受洗的基督徒），从此不再具有、也不想有任何一’个教会会员的身份。两人无疑都仍保留着基督教教育所给予他们的、在伦理道德方面的影响。他们也还有许多基督教徒（包括一些传教士）朋友——革命的同情者。但他们同神学分手了。宋庆龄写道，孙中山步入壮年以后，“从来不信什么上帝，他也不相信传教士……我曾告诉他，在美国上学时，一到星期天学校就把我们这些学生赶到教堂里去，我总是躲进衣橱里，等女合监带着姑娘们走了之后才出来给家里写信。他听了开心地大笑着说，‘所以我们两个都该进地狱啦！’”①
  ①致本书作者的信，1966年4月。
  尽管在婚前承受许多压力和抱怨，他们的结婚生活证明是轻松愉快的。从她婚后不久写给美国友人安妮（甘特）·安德森的信中①，谁能怀疑事情进行得不顺当呢？
  ①参见埃米莉·哈恩着《宋氏家族》，第108页。
  关于婚礼本身，她写道，“婚礼是最简单不过的，因为我们都讨厌铺张的仪式和诸如此类的东西。”
  关于婚后生活：“我很愉快，尽量帮助我丈夫处理英文信件。我的法文大有长进，现在已能阅读法文报纸并能轻易地边看边译。你瞧，结婚对我来说好像是上学，只是没有‘考试’来打扰我了。”
  在另一封信里，她说到唯一有点叫她不舒服的事情就是在公开场合和报纸上出现得太多。“你知道我讨厌出头露面。但结婚之后我要参与许多我本来不愿意参与的活动。中国人同欧洲人不同。他们总是让那些胆小腼腆的人去承受称颂和荣誉，而不是那些值得称颂和接受荣誉的人。我每天要见许多人：实际上我是完全为环境所迫，才从‘我的壳’里被拉出来的。我听到一些编造出来的关于我在梅肯的报道，真让我都蒙了。譬如我听说，有人说我在结婚前曾经做过革命党的密探。”①
  ①此信是写给在威斯里安的一位姓名不详的友人的，尤妮斯·汤普森在《威斯里安和宋家姑娘》（英文）一文中曾引用，此文载美国田纳西州《查塔努加星期日时报》，1928年3月13日出版。后来在1941年2月出版的《威斯里安校友通讯》（英文）上所载《来威斯里安上学的中国姐妹》一文，其内容基本相同。又，参见同上书，第119—120页。
  这些信说明她起初感到有些紧张，后来就适应了——她怕繁文缛节和热闹场面，她喜欢安静地工作，她必须经常克服自己在公开场合的害羞心理，以及对谣言的敏感，不论这些谣言是恶意的、还是添油加醋编造出来的，她总要用真理之外去戳破它，并常带辛辣的讽刺。
  但她仍然保持着那种带点顽皮的幽默感。她给另一位威斯里安同学的信上说，“我们班上那些老小姐怎么样了？她们在做什么——‘等着别人来钓’还是‘等着别人上钩’？”①
  ①1913年写的信，参见同上书英文版第76页。
  很久以后，她追记婚后在日本最初几个月的生活道：“我们在东京的家里挂满了地图。我的丈夫藏书不少。每天晚上，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观看中国的地图，把开矿和建设铁路的地点标出来。我念书给他听，这些书里面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也有科学家和作家（如埃利斯①和辛克莱）的著作。”②她提到马克思，这很使人感到兴趣，也可能有人怀疑这会不会是同后来孙中山所受到的影响混为一谈了。事实上，他的确很早就有了马克思的著作。本书作者在他的故乡翠亨村的纪念馆里看到一本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英译者是英国社会主义者贝尔福特一巴克斯，1913年美国芝加哥查尔斯·克尔公司出版，上面还有东京一家书店的标签，孙中山当时就是从这家书店买来的。他看中这本书可能因为这同他当时正在进行的反对有称帝野心的独裁者袁世凯的斗争有关。马克思这本书写的是另一个窃取革命果实的人，他在1848年爬上了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位置，然后登上皇帝宝座，成了拿破仑三世，但最后得到的是不光彩的下场。
  ①哈夫洛克（亨利）·埃利斯（1859-1939），英国随笔作家、编辑、医师，又以女权及性教育提倡者而知名。——译者
  ②见上海《社会科学报》（1986年9月24日）上发表的张珏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