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且说，这个任命是经过“委员长核定”的。
  这个通报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第一，国民政府对新四军军长的任命，没有事先征得中共中央的同意；第二，国民政府一直拖延着宣布部队改编的命令，为什么又急于任命新四军军长呢？
  其实，对叶挺的任命，是共产党首先提议的。早在8月份，周恩来在南京谈判以后回陕北的路上，就特意取道上海会见了叶挺，希望他出面来做改编游击队的工作。叶挺曾长期流亡国外，失去了党的关系，周恩来主动找他，表明对他的信任。显然，国民党提前宣布他为新四军军长，是为了拉拢他。
  但是，叶挺决不倒向国民党一边。他得到任命时，正在南京，便对秦邦宪、董必武和叶剑英说：“我完全拥护中共中央的政治军事战略，完全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10月下旬，叶挺来到延安，同毛泽东商议改编的具体办法。毛泽东说，新四军的编制可以争取为两个师四个旅八个团，同时还提出了新四军主要领导人的人选：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周子昆任参谋长；陈毅任第一师师长，张鼎丞任第二师师长。
  叶挺认为这个方案很好，希望党中央多派一些得力的干部到新四军工作。毛泽东希望他按这个设想去做蒋介石的工作。叶挺答应一定尽力去做。交谈过后，毛泽东在延安抗大礼堂主持干部大会欢迎叶挺，热情洋溢地说：“今天，我们欢迎叶挺军长。为什么我们要欢迎他？因为叶挺军长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所以我们欢迎他；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主张，所以我们欢迎他；他愿意同我们合作，担任我们的新四军军长，所以我们欢迎他。”
  叶挺激动地说：“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过去那一段，好比爬高山，朱总司令等同志不怕艰险，坚决爬到山顶上去，我呢，只爬到半山腰又折回来了。今天又跟上来了。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
  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人选仍是毛泽东拟定的那样，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一支拥有一万零三百多人的抗日队伍诞生了。
  新四军全军共辖四个支队。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第三支队司令员由张云逸兼任，副司令员谭震林。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其中，第一支队、第二支队和第三支队由长江以南各省游击队编成，第四支队由红二十八军和豫南游击队、鄂东北独立团编成。
  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移驻南昌。
  八路军敌后大战日军(1)
  八路军群雄在敌后大战日军。
  太原失守后，国民党军队退到黄河以南，留下八路军在华北坚持开展独立的游击战。刘伯承随时在琢磨打击日军的战术。有一次，他和参谋处长李达策马同行，坐骑突然不安地嘶叫，拼命向前奔跑。他们勒马站定，发现一群黄蜂在马屁股上和肚子上乱蜇。
  “这么个庞然大物，还怕小小的黄蜂！”刘伯承若有所思，“嗯，我看这好有一比。”
  “比什么呢？”李达很想听下文。
  刘伯承来不及回答，又有一群黄蜂飞来，坐骑战栗，嘶叫两声，朝前奔跑。刘伯承指着黄蜂说：“这就好比游击战。你看这黄蜂虽小，威力却大。这马好比日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是个庞然大物。这黄蜂好比我们游击小组，短小精悍，行动灵活。”
  接着，他们从黄蜂谈到八路军一个连打“麻雀战”的范例。
  1937年冬天，日军大约六百名步兵和一小队骑兵在范村附近向八路军进攻。八路军只有一个连，战士们分散在十多公里的广阔地带上，从四面八方向日军袭击，不时改变射击位置。他们好像麻雀一样飞来飞去，日军难以捕捉目标，束手无策，顾此失彼，结果伤亡了近百人，还损失了一辆汽车。
  刘伯承他们琢磨出两个新名词：“黄蜂战”和“麻雀战”。这两种战术，八路军经常使用于游击战。
  八路军指挥员们牢记着毛泽东在这一年发出的指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刘少奇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基本问题》，中共北方局号召“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坚决而迅速地把党的主要力量从城市转到农村，派遣大批党员和革命分子到乡村去组织人民抗日武装。
  八路军在敌后积极地开辟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也处在抗日战争的前沿。陕甘宁特区在1937年9月6日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林伯渠任边区政府主席，管理着二十三个县和两百多万人口。八路军在延安设立的后方总部留守处，在这年12月改编为八路军留守兵团，萧劲光任司令员。原来的地方红军和游击队编成了边区保安队，共五千多人，高岗任保安司令部司令员。另外还有二十多万自卫军，是不脱离生产的人民武装。
  延安是抗日民众向往的地方。全国有无数爱国青年和抗日志士投奔这里。高士其是来到陕甘宁边区扎根的第一位自然科学家。1938年元旦的新年晚会上，毛泽东走到他身边，紧握他的双手，说：“欢迎你，中国红色的科学家。”
  高士其在一首诗中写出了他初来延安时的激动：
  哦，我是一个不能走路的人。不能走路，也来到延安，也要在路旁助威呐喊：赶走日本强盗，还我中华河山！
  加拿大胸外科医生白求恩在同一年初到达汉口。他在来华途中丢失了医疗器械，求助于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叶渚沛。后者慷慨解囊，用多年的积蓄给他购置了全部医疗设备和行装。叶渚沛听说白求恩此行的目的地是延安，大吃一惊，问道：“为什么一定要去延安呢？”白求恩回答：“因为那里是中国抗战胜利的希望。”
  当山西战事吃紧的时候，陕甘宁边区的黄河河防受到严重威胁。中央军委决定将神府到宜川以北的河防划分为三个地段，由神府河防司令部、两延河防司令部和绥德等五县警备司令部负责守卫，萧劲光任河防总指挥。
  1938年2月下旬，日军山冈师团主力沿汾离公路西进，27日进占黄河东岸的军渡和碛口，猛烈炮击西岸八路军河防阵地。3月13日，黑田重德的第二十六师团两千多人到达神府河防对岸，炮击河防阵地，又出动十多架飞机掩护，开始强渡黄河。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六团沉着应战，等到日军渡河时，突然集中猛烈的火力打击半渡中的日军，又派部队迂回到河东，袭击日军侧背，毙伤一百四十多人，迫使日军撤退。5月初，日军又多次进犯河防，被警备第八团击退。
  在山西的五台山，1937年冬天成立了聂荣臻任司令员的晋察冀军区，下设四个军分区，初步形成了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当白求恩准备奔赴抗日前线时，毛泽东曾对他说：“中国有一部很著名的古典小说，叫做《水浒传》。《水浒传》写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故事，五台山就在晋察冀。”当他谈到白求恩要去见的人时，又说：“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
  吕正操率军起义两个月之后，在阜平县城见到了聂荣臻。聂荣臻对他说：“你带领部队脱离国民党军，参加八路军，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和地方党的同志开创了冀中抗日的新局面，这第一步就走得很好！”聂荣臻给毛泽东发去一份电报：“必之来，谈很久，印象很好。”“必之”就是吕正操。
  吕正操和孙志远要求将他们的部队改编成八路军。聂荣臻用手指着地图对他们说：“你们就在平津路、平汉路、津浦路之间，南边以滏阳河为界，搞冀中根据地吧！”冀中根据地很快就从构想成为现实。
  太原失守的第二天，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便向晋西南挺进。1938年2月，日军进攻晋西南，阎锡山等人的部队退向山西南部和黄河西岸。第一一五师立即推进到汾阳和孝义地区，阻止日军西进。他们派出工作队开赴石楼、永和等县，开创抗日根据地。3月2日，林彪在隰县以北被阎锡山部队的哨兵误伤，回延安治疗，陈光代理师长。随后，陈光和罗荣桓率领第一一五师主力转入隰县地区，连续同日军作战，歼灭一千多名日军，击毁七十多辆军车，迫使日军向东撤退，粉碎了日军西犯黄河河防的企图，打开了晋西南的局面。
  八路军敌后大战日军(2)
  从4月份起，第一一五师主力开辟晋西南北部地区。与此同时，山西省委和抗日决死二纵队开辟了晋西南中部。到同年夏季，晋西南抗日游击根据地初步形成。9月，第一一五师主力向日军出击，在丰城地区三战三捷，巩固了这一片抗日根据地。
  日军川岸师团开进太原以后，对出没在正太铁路线的刘伯承师极为恼火。川岸文三在1937年年底调集两千多名日军，摆出马蹄形的阵势，对刘伯承的部队发起六路围攻。
  这时，陈庚正率领第七二二团在芦家庄至阳泉段破袭铁路，发现日军出动飞机低空侦察，部队附近出现少量日军，估计日军将会发动偷袭。12月22日拂晓，他指挥部队在里思和松塔与日军激战，黄昏时发现日军增加了兵力，便主动撤出战斗，留下少数兵力牵制日军，主力绕到南军城和北军城一带山地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