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neurotic, neurosis：常译作神经症、神经机能病、神经官能症和神经病等，本书交替采用了以上译法。——校注
[2]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1870—1937），奥地利心理学家，个体心理学派创始人。他因提出“个人行为是否具有社会意义表现为：对于社会的责任性，工作中与旁人的联系以及是否很好地完成性别角色的扮演”这一观点而广为人知。
[3]
参看斯卡德尔·梅基尔：《诊断与文化》，载《变态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杂志，第30卷（1935年），第292—300页。（本书除注明译注外，其余均为原注）
[4]
奥普勒尔：《对两个美国印第安部落的矛盾情感的解释》，载《社会心理学》杂志第7卷（1936年），第82—116页。
[5]
参看人类学资料的有关精彩阐述，见玛格丽特·米德：《三个原始社会的性事与气质》，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以及哈洛威尔即将出版的《人种学工作者心理学手册》。
[6]
爱德华·萨皮尔：《文化人类学与精神病学》，载《变态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杂志，第27卷（1932年），第229—242页。
[7]
参看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
[8]
在他的论文《两性间生理解剖之不同所造成的一些心理后果》中，弗洛伊德提出了这样一种理论，他认为生理解剖上的性别差异，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每一个女孩子嫉妒男孩子拥有一具阴茎。后来，她希望拥有一具阴茎的愿望，转化为希望拥有一个拥有阴茎的男人。这时候她开始嫉妒其他女人，嫉妒她们与男人的关系；说得更准确一点，嫉妒她们拥有男人，就像她最初嫉妒男孩子拥有阴茎一样。在提出这些主张的时候，弗洛伊德屈服于他那个时代的压力，对全部人类的人性做出了概括性的诊断，尽管他这种概括仅仅来自他对一种文化区域所作的观察。人类学家不会对弗洛伊德所做观察的正确性表示怀疑，但他只会同意把它当作是对某一时代、某一文化中的某一部分人的观察。然而，他会怀疑弗洛伊德所做的结论是否正确；他会指出，人与人之间在对待嫉妒的态度上存在着无尽的差异。在有些民族中，男人比女人更善于嫉妒；在另一些民族中，则男人和女人都缺乏个人的嫉妒；还有一些民族则男人和女人都不同寻常地易于嫉妒。鉴于这些实际存在的差异，他会反对弗洛伊德（或事实上反对任何人）把自己的观察建立在性别的解剖学差异上。相反，他会强调，有必要考察生活环境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对男女嫉妒心形成的影响。例如，在我们的文化中，就有必要追问，弗洛伊德的观察虽然符合我们的时代女性神经病人的实际情形，但它是否也同样适用于同一文化中的正常女性。我们必须提出这一问题，因为那些每天必须与神经病人打交道的精神分析专家正越来越无视这一事实，即正常人也同样存在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还必须追问，产生嫉妒心和占有欲的心理环境是什么？在我们的文化中，男人和女人的生活环境有什么样的不同？这些不同怎样造成了嫉妒心形成的差异？
[9]
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
[10]
彼得·弗洛伊琴：《北极探险记与爱斯基摩人》。
[11]
罗伯特·布利弗奥特：《母亲们》。
[12]
许多作家都曾认识到文化因素对于心理状况的决定性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重要性。弗洛姆的《基督教教义的形成》〔载《意象》杂志第16卷（1930年），第307—373页〕在德语精神分析文献中首先提供和完善了这种研究方法。此后，这种方法又被其他人，例如被威廉·赖希和奥托·芬尼切尔所采用。在美国，沙利文最先发现有必要考虑精神病的文化内涵。以这种方式看问题的其他精神病学家还包括阿道夫·麦耶尔、威廉·A.怀特、威廉·A.赫利和奥古斯塔·布朗纳。近年来，某些精神分析医生，例如F.亚历克山大和A.卡尔蒂纳，已开始对心理问题中的文化内涵感兴趣。社会科学家中采用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有H.D.拉斯威尔和约翰·多拉尔德。
[13]
情境神经症与舒尔茨所说的外源性神经症（Exogene Fremdneurosen）大体相似。
[14]
弗兰茨·亚历克山大曾建议用性格神经症这一术语来指那些缺乏临床症状的神经症。我并不认为这一术语是站得住脚的，因为症状的有无往往与神经症的性质全然无关。
[15]
强调相同之处并不意味着忽略了对神经症的特殊类型作科学的精确分类。恰恰相反，我完全相信，精神病理学对种种心理紊乱，对它们的起源、它们的特殊结构以及它们的奇特表现等，都做出了轮廓分明、界限清晰地描述，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16]
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新引论》一书的《焦虑与本能生活》一章中，也在“客观的”和“病态的”焦虑之间，做出了类似的区分，他把前一种焦虑说成是“对危险的明智反应”。
[17]
这不过是对弗洛伊德基本发现的一个方面，即无意识的重要性加以阐释和发挥。
[18]
参看桑多·拉多的《过分焦虑的母亲》。
[19]
弗洛伊德曾一再强调：症状的消失，并不是疾病治愈的充分标志。
[20]
舒尔茨·亨克在《精神分析绪论》中曾特别强调过Luecken，即我们在神经症患者人格和生活中发现的“空白和空洞”的重要意义。
[21]
昆克尔在《性格学引论》中曾注意到，神经症患者的心态往往会产生一种环境反应，通过这种环境反应，这种心态本身又进一步强化，其结果是神经症患者越陷越深，并在逃避过程中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昆克尔把这种现象称之为“魔鬼之圈”（Teufelskreis）。
[22]
弗洛姆在《权威与家庭》一书中（该书由国际社会研究院的霍克海默主编）曾明确地指出：我们对一种危险做出的焦虑反应，并不机械地取决于这种危险实际上的巨大，“一个具有无能为力、消极绝望心态的人，会对相对说来很小的危险，做出十分焦虑的反应”。
[23]
《弗洛伊德论文集》，第三卷。
[24]
一旦我们意识到敌意经由焦虑得到强化，我们似乎就没有必要去为这种破坏性的驱力寻找一个特殊的生物学根源，就像弗洛伊德在他关于死亡本能的理论中所做的那样。
[25]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新引论》中《焦虑与本能生活》一章，第120页。
[26]
或许在某些社会中，例如在塞缪尔·巴特勒《乌有乡》中描绘过的那种社会里，由于对任何一种生理疾病皆予以严厉的惩罚，因而一种患病的冲动也会导致不能见容的焦虑。〔译按：塞缪尔·巴特勒（1835—1902）：英国著名作家，其最有名的作品是讽刺小说《埃瑞璜》。“埃瑞璜”（Erewhon）系“乌有乡”（Nowhere）的倒写，故也可译为“乌有乡”。在这个国家里，一切事情都是反其道而行之的。〕
[27]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新引论》中《焦虑与本能生活》一章，第123页。
[28]
舒尔茨在《神经症、生命需要和医生的责任》一书中，记录过这样一个病例。一个职员老是不断地改换工作，因为某些上司老是在他心中引起愤怒和焦虑。精神分析表明：只有那些长着某种胡须的上司才会激怒他。这个病人的反应被证明是他三岁时对父亲产生的反应的重演，那时候他父亲曾以一种威吓的方式攻击过他的母亲。
[29]
我在这里并不打算涉及这一问题：即心理治疗究竟有必要向童年时代追溯多远。
[30]
参看大卫·李维：《兄弟竞争实验中的敌意模式》，载《美国行为精神病学杂志》第六卷（1936年）。
[31]
参看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
[32]
我的这些说法总的说来不符合弗洛伊德有关俄狄浦斯情结的思想，我假定俄狄浦斯情结并不是一种生物学的特定现象，而是受文化因素制约的。由于许多作者已经讨论过这一问题——例如马利洛夫斯基、波姆、弗洛姆、赖希等——所以我本人只限于指出在我们文化中可能产生俄狄浦斯情结的种种因素。例如，由于两性之间的冲突关系而导致婚姻的不和谐；父母无限制地滥用其权威；严厉地禁止子女有任何性表现；总希望子女永远幼稚天真，在感情上依赖父母，否则就孤立和疏远他的心理倾向。
[33]
在这些病例中，精神分析既不必要也不可取。
[34]
沙利文在《关于社会科学研究中精神病内涵的札记：人际关系研究》（载《美国社会学杂志》，第四十三卷，1937年）一文中曾指出：追求满足与追求安全体现了调节人生的一条基本原理。
[35]
伊丽莎白·芭蕾特·白朗宁（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1806—1861）：英国著名女诗人，童年时代因从马背上摔下而长期瘫痪，后因丈夫罗伯特·白朗宁对她的热恋和关怀，曾一度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译注
[36]
这种说法在美国或许会遭到反对，因为在美国，由于文化因素渗透到实际生活中，受公众喜爱已成为一般人力求达到的目标，并因而具有它在其他国家所不具有的意义。
[37] 参看卡伦·霍尼：《对爱的过高评价：今日女性共同心理》（载《精神分析季刊》，1934年第三卷，第605—638页）。
[38]
罗伯特·布利弗奥特：《母亲们》，伦敦、纽约，1927年版。
[39]
像这样的病例，往往在情绪领域内发生明确的紊乱，而同时仍具备获得充分性满足的能力。对某些精神分析医生说来，这些病例一直是很难理解的问题。然而，尽管它们不符合弗洛伊德的里比多理论，它们却并不因此就不存在。
[40]
尼采也对权力渴望作了同样片面的估计和评价，参看《权力意志》。
[41]
朵连·菲根鲍姆在一篇论文中曾记录过这样一种病例。这篇论文将以“病态羞辱”为名，发表在《精神分析季刊》上，但他对这一病例所做的解释却不同于我的分析，因为他最后的结论，是把这种羞辱感追溯到阴茎羡慕；而在我看来，精神分析文献中所谓女性阉割倾向，所谓阴茎羡慕，大多数乃是由希望侮辱男性的潜在愿望造成的结果。
[42]
珀涅罗珀，希腊神话中俄底修斯的妻子。俄底修斯在特洛伊战争结束后漂流海上，十年未归，求婚者云集家中追求其妻。珀涅罗珀诈称须织完为俄底修斯做寿衣的锦缎，才能答应他们的要求。为了拖延时间，她每天晚上都把白天织成的锦缎重新拆散。——译注
[43]
戴·赫·劳伦斯在他的小说《虹》中，对这一反应有过动人的描写：“这种奇怪的残酷感和丑陋感总是近在眼前，随时准备跳出来抓住她；这些庸众怀着强烈的嫉妒心等候在一旁，因为她与众不同的感觉，对她的生活造成了最深刻的影响。无论她在哪里，在学校，在朋友中间，在大街上，在火车上，她都本能地贬低自己，缩小自己，假装比自己的实际状况更不如，因为她害怕她自己未被发现的小我会被人看出来，会遭到庸众，遭到自己平常的大我的残酷仇恨和猛烈攻击。”（第254页）
[44]
荣格曾明确地指出过，人在40岁左右其人格的发展出现障碍，但他并没有发现导致这一情形的种种条件，并因而未能找到任何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
[45]
弗洛伊德：《悲哀与忧郁症》。
[46]
相当于荣格所说的“人格面具”（persona）。
[47]
参看弗洛姆《权威与家庭》中的这一段落和其他段落。
[48]
参看卡伦·霍尼：《消极治疗反应问题》，载《精神分析季刊》，第五卷（1936年），第29—45页。
[49]
弗洛伊德：《超越快乐原则》。
[50]
朵亦奇：《母亲与性欲》，载《精神分析季刊》，第二卷（1933年），第476—488页。
[51]
我对受虐倾向所获得的这种满足的解释，基本上与弗洛姆在上面提到过的那本书中所做的解释一样。
[52]
埃尔文·罗德：《精神：希腊人对灵魂不朽和信念不朽的崇拜仪式》（1925年）。
[53]
雷斯里·斯皮尔：《平原印第安人的太阳舞：它的发展和传播》，载《美国自然史博物馆人类学论文集》第十六卷，第七部分（纽约，1921年）。
[54]
《奥义书》：印度古文献《吠陀》经典的最后一部分，其中多数是有关哲学、宗教的著作。——译注
[55]
威廉·赖希在《精神关联与植物循环》和《性格分析》中，曾作过同样的努力，企图解决受虐问题。他也坚持认为受虐倾向并不与快乐原则相悖，然而他把它们放在性的基础上。我认为神经症病人是追求个性疆域的瓦解，他则认为是追求性高潮和快感。
[56]
弗洛伊德：《受虐倾向的经济原则》（载《论文集》，第二卷，第255—268页）和《精神分析新引论》。同时并请参看卡伦·霍尼：《女性受虐倾向问题》（载《精神分析评论》，第二十二卷，193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