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之异化，细思忖之，并不意味着异化了的人性，而是人性中先天具有的那一部分动物性、野兽性异化到了极点，于是使人类中的一部分，成为地球上最可怕、最邪狞的较大型怪物。其可怕性、邪狞性以及不可思议性，乃地球上任何别的物种所不能相提并论。
  1. 难以撼动的暴劣本性
  某人，曾是知青。生于北京，现亦居京。姑隐其名，谓张三、李四皆可。便张三吧。
  从前之东北地区，习惯于将狼也叫“张三”。缘何不可考。
  张三虽为人，有狼性。
  “文革”期间，伤害老师、同学之行径，做下不少。然不曾是“红卫兵”头头，所为仅表现为个体暴劣，与“路线斗争”搭不上什么边的。后“随大溜”下乡，故若以“文革”后所进行清查的“三种人”论之，还不够资格。当年也是极想成为“红卫兵”头头的，但胸无点墨，天生与一切书籍绝缘，也从不曾被好文化稍微化过，仅能以暴劣行径引人注目耳，连同类亦鄙之。
  下乡后，暴劣本性不改。
  冬季，监督一“特嫌”老职工清凿井口厚冰。斯时因追求女知青遭拒，心怀郁恨，羞辱对方以解无聊，渲泄恼火。对方忍无可忍，以片言只语顶撞之。于是大打出手，使出“大背”手段，将对方狠狠摔出在井旁结冰的马槽中。
  数日后，那“特嫌”老职工自杀而死。该老职工孑然一身，无任何亲人。在当年的政治环境下，其被定性为“畏罪自杀”，未闻有异议之声。
  而张三扬扬得意曰：替无产阶级红色江山从肉体上除掉了一个敌人。
  “清查阶级队伍”运动结束后，对那“特嫌”老职工的所作所为乃是——“查无实据”。
  而张三悻悻曰：查无实据不证明怀疑无理！
  同连队有同是北京知青者，素与其不和。
  某夜全连知青被唤起，敲锣打鼓，庆祝又一条“最高指示”以电话记录的方式传达到连队。
  接着有人写大字块，有人熬糨糊，有人贴。
  翌晨，不好的事出现了——“万寿无疆”四字被贴得顺序颠倒，变成了“无寿万疆”。
  这还了得！
  张三带头调查，有人证实，那四个字块，恰是与其一向不和者贴的。
  开饭后，对方端一饭盒热汤，持一串馒头，方一转身，倏被麻袋套头——张三伙同另两名北京知青，开始对其拳打脚踢。终于有人看不过眼，一起上前阻止，暴行才算结束。麻袋扯下，对方已眼眶青肿，口鼻血流如注矣。
  张三气势汹汹曰：这个现行反革命，看在同是北京知青分儿上，暂且饶你不死！
  我与那张三并非同一连队知青。他所在的另外一师另外一团另外一个连队中，有与我那个连队的一名上海男知青靠两地书相爱的上海女知青。那上海男知青与我关系甚好，将恋人写给他的信给我看过，我于是知道了远在数百公里外的一个连队里，有那么一名叫张三的北京知青，以及关于他的一些事情。
  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当年那名上海女知青的信中有一句话大意是：那等恶狞之人，岂非天生坏种乎？
  电视剧《知青》中之所以有一个叫“张卫东”的角色，盖因当年知道的事情使我留下的记忆极深。
  “大返城”那一年，我已从复旦分配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一日去某胡同看望当年同一连队的北京知青，路径不熟，反复寻找，未见地址上的牌号。心急之下，几乎与一行人相撞。那人五短身材，体格健壮，剃齐根光头、留楂未刮的那种。向其询问，冷冷答曰：“不清楚！这胡同里没有你要找的院子。”言罢，拎着几瓶啤酒，傲然而去。他那种傲，使我觉得莫明其妙。又问一少女，欣然带领——我要找的那院子，竟与五短身材男人进去的院子相距不足十米，斜对面。将遇到那汉子的情况对我的北京知青朋友一讲，他立刻猜到我说的是谁了，鄙视道：“忘了那不快。那也是咱们兵团的一名返城知青，现在只能说他是个青皮。”
  暗想，听说有那种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肏蛋之人，没遇到过。却遇到了一个以举手之劳就可助人为乐一次的人，却竟不助！而且还不失他一根毫毛；而且还是一名返城知青；而且连问问他都气哼哼的，更肏蛋的个家伙啊！
  都说世界其实很小，那么北京更小了。后来被强拉着参加了一次知青聚会，不期然地遇到了那家伙。别人悄悄一告诉我他的以往，顿时对上号了——竟是由一对知青恋爱人之间的书信而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张三！
  曾经的知青们的聚会，总是免不了要撮一顿的。自然，也就少不了酒。那日二十人左右，围坐于两桌。除了我，他们皆当年同一连或同一团的，以及下乡之前同班同校的。我是被他们中的一个作为“嘉宾”非邀请去不可的人。邀请我者与我并肩而坐，那张三偏偏坐在我对面。
  几番干杯之后，同桌有人说，某某也是答应了会来的，因为知道张三也来，又断然拒绝参加了，可见对当年那件不快之事仍然耿耿于怀，认为张三
  应主动寻找机会向对方道歉……
  我猜想，一定是指他用麻袋套住别人的头殴打过别人那件事了。
  不料张三借酒发飙，恼羞成怒道：“道歉？屎！老子当年只不过太革命了，革命者从不为革命行为而道歉！凡‘文革’后道什么歉的，都他妈是见风使舵的假革命！……”
  他的声音那么大，顿时一片肃静，另一桌的人全将目光望向了这边。而这边的人皆目瞪口呆，有的甚至显出噤若寒蝉的样子。
  一人劝他冷静点儿，指我道：“别当着咱们知青作家的面什么都说，也不怕人家笑话！”
  又不料，他竟羞辱起我来：“我眼里没他妈什么作家！知青作家还不是靠上山下乡那几年的事儿沽名钓誉、发不义之财的人？臭狗屎！可惜‘文革’搞得不彻底，遗留下了他们当年一些漏网的小鱼虾，现如今舞文弄墨的，‘反思’啊，批判呀的！盼着哪天再搞一次，铁帚扫而光！……”
  他羞辱我时，倒并不瞪着我，而是左右扭头扫视众人，以表示对我极为蔑视。
  硬拽我参加聚会的怕我发火，赶紧小声对我说他沾酒就醉，同时递我一支烟，将按着的打火机擎向我。
  我朝他笑笑，意思是我不会发火。
  有人站起来出洋相，以解尴尬局面。
  在一阵夸张所以虚假的笑声中，张三这才不情愿地坐下，一口气饮尽一杯啤酒。
  那时我在笑声中吸着烟，望着他，想起了我另一名知青朋友说他的两个字——青皮。
  又想说他是青皮是不对的。
  青皮指年轻的泼皮、牛二。
  而我们包括他早已都不年轻。
  说他是老泼皮才恰当。
  同时心中产生悲哀——从暴力红卫兵到老泼皮，二十多年过去了，他除了老了，其攻击本性何以一点儿也没变？
  进而想到了“善读可医愚”这句古话。
  如果说“文革”前他没有机会读几本好书不是他的错，那么“文革”后呢？
  困惑。
  后来，他不知怎么得到了我家的电话号码，给我打了一次电话。他似乎完全不记得自己曾当众羞辱过我了。而我明明看出他当时没醉。他在电话彼端尽说曾经的知青之间尤其北大荒知青间的友谊多么的宝贵，应该多么的地久天长……
  我忍不住打断他，问他究竟有什么事？
  他终于单刀直入地说，他“内退”了，想开个小铺子谋生。但缺钱，向我借三万元钱。
  他这么结束他的话：“我知道这事儿对你不是个问题，就看你够不够意思了！”一种勒索般的口吻。
  那一年是九十年代末，我也不是大款，三万元对我不是小数。何况，我不知借给他那种人后，是不是就等于白给了。
  我回他说不像他想的那样，对我是一个问题。说我已将哥哥接到北京，刚为哥哥买了一处房子；说我的侄女在国外留学，也须我贴补学费……
  他那边“啪”地摔下了电话。
  后来我听说，他对好多知青骂过我。
  又听说，从一位大北荒知青中发达了的人那儿借到了。还不止是三万，而是五万。
  一年后听说，他要告那借钱给他的人，要求补偿经济和精神损失。
  为什么呢？
  因为，按他的说法，他用借到的五万元加上自己的五万元终于开了一小铺子，但亏得一塌糊涂，只能关张了事。而那个小铺子，是合股的性质。对方如果在他经营最困难的时候追加“投资”，就不至于开不下去。对方明明有经济能力追加投资而不追加，不但要负关张责任，当然还要负亏损责任……
  我大为侥幸当时没借给他钱。
  那件事最终在别的知青们的劝阻之下并没真的闹上法庭，以对方又给了张三一笔钱不了了之。
  “他妈的，怎么遭遇了那么个家伙，我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谁补偿？”——对方这句话在某些知青间广为流传。
  再后来，我听说张三养起鸟来，为的是繁殖了可卖，多少赚些钱以增家用。但住房小，家里到处是鸟笼，叫声不断且使家中弥漫不良气味。妻子和女儿忍受不了，坚决反对，张三只得作罢。仅保留一对，每日拎着笼子逛公园，与些个养鸟人交流“鸟经”，也争论国家大事之是非短长。有好心的当年的知青伙伴关照之，为其一次次介绍过工作，都因工资低且不属于体面工作而被拒，曰：“老子还没落魄到那种地步！”
  想要改变他人生态度的人，只有随他去。
  今年“两会”前，有几位当年的知青找到我，希望我写一份提案，呼吁提高当年“下岗”工人的退休工资。中有认识张三的，便随口问了一句：“张三现在生活得怎样？”
  一个说：“总算熬出头了。”
  另一人说：“自得其乐，幸福指数挺高。”
  意外，追问。
  据二人讲，张三两口子都正式退休了，虽然退休工资不高，却毕竟有了基本生活保障。女儿长
  大成人，很出息，研究生学历。工作好，嫁得也不错，孝心，每月都给父母钱。
  而张三迷上了麻将，日子大抵在四种平面上度过——饭桌、麻将桌、电脑桌和床。也不大赌，自言“小赌逸情”。倘赢，便去街头巷尾的小“足浴”室享受按摩，那是他幸福指数的组成部分。之后上网，以特别特别关心国家大事之爱国主义者网上姿态，宏论滔滔。从政治到经济到军事、外交，每于中国而论及世界。凡有讨论，必介入之。倘输，自然便无情绪享受足按摩，于是饮酒，佐以肥肠、鸡珍、鸭蹼、羊杂之类——他爱吃那些。饮罢，趁几分醉，上网大战。那时的他，如同乱阵中杀红了眼的李逵，鼠标便是板斧。左手夹烟，右手“单斧”，不管三七二十一，逢“头”便砍！刚为王五助威与姚六“厮杀”了一通，换个网上“战区”，又大骂王五而力挺姚六。哪管什么青红皂白，只图污言秽语地骂个痛快再说。以那时的他看来，现实之中国肯定是彻底的没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最好的时代也只有“文革”那十年而已。谁若是对他的观点稍有疑议，便是他不共戴天的仇敌。为了这种痛快，他竟起了近半打的网名，自言是便于“迷惑敌人”。至精疲力竭，躺倒于最后一个平面，结束从“运筹帷幄”到“轰轰烈烈”的一天……
  我不禁问：他真的幸福指数很高吗？
  那二人答：是啊！是啊！
  不由又问：那你们还要我写提案作甚？岂非多此一举吗？
  一人答：那种幸福是指精神方面，要求你呼吁的是他们的物质生活问题。
  另一人答：绝不多此一举！当年的“下岗”大军中，返城知青人数众多。
  再问：我的呼吁也同时为了张三？
  他二人一时缄口，你看我，我看他。
  良久，一人打破沉默道：正成长身体的时候挨饿；上学的时候“文革”；之后“下乡”；该成家时返城；返城后一无所有，一切从零开始，咱们这一代经历了的，他不也都同样经历了吗？
  另一人道：如果能多上几年学，多读些好书，他也不会至今那样。
  我不愿再说什么。
  暗想，“一代”二字，用作任何同龄人们之统称，是多么的混杂不清啊！其中各类与各类的差异，个体与个体的差异，确乎有“天生”的原因吧？
  但那份提案，我还是应写的。虽然包括了为张三呼吁我并不情愿——世人既应该又情愿去做的事，其实不多啊！
  2. 从他们身上看人性
  这里说的“他们”——指德国人和日本人。
  希特勒成为德国元首前，普遍的德国人其实并没觉得他们也就是纯种的日尔曼民族，在世界上是一个多么有理由自豪的民族，更谈不上有什么理由傲慢了。他们只不过认为，德国并非欧洲的一个很差劲的国家而已。尽管德国出现过康德、歌德、席勒和海涅们。但这在欧洲实在也算不上很值得炫耀的事。因为，不论在东欧还是西欧，不论大小，许多国家都名人辈出，许多名人都享誉整个欧洲。相比于英国、法国、俄国，德国的名人尤其文化名人，反而不甚多。幸而他们有康德和歌德，否则他们会自卑的。至于席勒和海涅，两个名字的光辉并不能说是辐射全欧洲。
  德国人知道，英国的上层人士经常这么说他们——德国人像小学模范生一样在乎规则，而这究竟值不值得称道还是一个问题。
  而法国人干脆这么说——头脑呆板的德国佬，都怪康德把他们影响坏了！
  但也有被他们瞧不大起的国家，便是俄国。
  德国人曾经认为俄语是欧洲发音最“难听”的语言。他们认为法语成为欧洲上流社会的通用语是开欧洲的玩笑，觉得德语才配是。因为德语中最少那种词意模棱两可的词汇。
  在“一战”中失败以后，对国家的悲观情绪弥漫于德国各个阶层。
  于是出现了尼采及其“超人”哲学。
  尼采并不认为日尔曼民族是欧洲最优秀的民族，但他认为日尔曼民族中应该首先产生“超人”；只有“超人”们才能拯救德国。
  又于是，出现了希特勒。尽管德国的宣传机器不好意思将他直接塑造为“超人”，但却不遗余力地使他成为了德国“国家精神”的象征。
  苏联的电影《回去，自己看》中有这样一段情节——德军闯入了一处苏联村庄，他们都是看上去那么年轻，有的还挺英俊的士兵，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可怕的。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主动和苏联农民们的孩子们接近，企图逗孩子们笑，给孩子们巧克力，居然肯将脏兮兮的孩子们扛在肩上。
  这时，他们是人。
  但是，当男女老少全被关在了草棚里，长官下达予以消灭的命令以后，还是他们，开始用冲锋枪向草棚里扫射，向草棚里投手榴弹，动用火焰喷射器；在不绝于耳的哀号声中，他们神情自若地那么干着。
  这时，他们是恶魔。
  而事实上，那还并不是他们最令人发指的罪恶，只不过是罪恶之寻常一
  桩而已。
  今天，“二战”已成历史，东德、西德已统一。
  我从杂志中读到这样两件关于德国人的事：
  一、饮料自动售卖机坏了，不但“吐”出罐装饮料，还将一名男子塞入的钱钞也“吐”了出来。那男子不知如何是好，屡塞数次，结果依然，他于是掏出手机通告有关方面来修理，留下一张写了自己联络方式的纸，这才拿上饮料离开——而他身旁当时无一人。
  二、中国的大闸蟹在德国繁殖成灾，令德国人厌之。某日，大闸蟹爬上河岸，占满了一段路面，横行霸道地前进。没有车轮干脆从它们身上压过，没有人糟蹋它们。车辆为之停驶，行人为之驻足——有人给动物保护组织打通了电话，人们耐心地等待后者们来解决问题。
  自然，今日之德国人并不都是社会行为的模范。
  二十几年前，所谓“新纳粹主义”很是在德国嚣张过一时，似有死灰复燃进而燎原之势，却终究是一场迷狂的梦想而已。
  从“一战”前循规蹈矩的德国人到“一战”后悲观忍辱的德国人到希特勒上台后野心勃勃的德国人到“二战”后人性泯灭动物性大发的德国人到“二战”后逐渐反思的德国人到现在又表现得特别遁规蹈矩如同小学模范生的德国人，德国人实际上在一百余年中压缩性地经历了人类往往需用几百年甚至一千年左右才能达到的人类优良意识的又一番进化。
  即——从封建专制统治之下的家畜性到“一战”前后的半人兽性到“二战”后的人性复归到现在的具有优良意识的人类的进化。
  他们现在的循规蹈矩，依我看来，不但可爱极了，也可敬极了。
  日尔曼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这一点不仅现在真的被他们证明了，而且将越来越被他们更好地予以证明。
  柏林墙倒塌之后，东德、西德两部分较长期生活在相互敌对的、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之下的德国人，几乎是波澜不惊地统一为一个完整的国家了，这是相当了不起的，为世界提供了范例。
  在中国的唐朝，日本人还处在他们的“战国”初期。
  到宋朝，中国古代文化已经开始相当全面地影响日本，日本对于中国是仰慕有加的。
  但被他们视为榜样的中国，竟被北疆的“蛮族”给灭了，这使当时的日本极为震惊。
  我曾与几位日本学者谈到此点，他们说——中国那一段历史，给他们以很深刻的印象。
  到了明朝，日本又对中国刮目相看起来——他们那时不断骚扰中国沿海地带，却几乎没有过未付出多大代价又大占便宜的时候。
  人企图侵犯对方利益却又一次次占不到便宜的话，便会以刮目相看的眼看待对方了——这是人性真相，也是动物性真相。
  当明朝这一汉王朝又一次被外族所灭，建立了大清朝，并且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这使日本更加“刮目相看”了。只不过这一次刮目相看的不再是中国；而是世界上一个地域比十几个日本还大，人口最多的国家，其实是可以一番又一番被灭掉，也一番又一番被长期统治的，而且作为外族，也完全可以少数统治多数的事实。
  我一向以来有这么一种认识——如果元朝取代了宋朝，只不过使日本人震惊；那么，清朝取代了明朝，则使日本人（这里指的是统治阶级）开始如是之想——彼人也，吾人也；彼能是，吾何不能是？
  即——日本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全面占领并统治中国的野心，其实从明灭清立的时期就萌动不止了。
  我向几位日本日中关系学者请教过，他们居然是承认的。
  据他们说，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时期，也就是日本的军国主义时期，统治阶级的大多数人认为——元朝和清朝的例子证明，某事一旦成为定局，中国人是很容易并且很善于接受那现实的。所以他们要趁清朝一亡，军阀割据的“大好时期”，加紧实现他们从明亡清立时期就开始做着的美梦，而且誓在必成。
  “二战”的结束虽然粉碎了他们的梦想，但是那梦想已经成为一种基因，遗传给他们以后的政治人物了。
  如果说，今日之德国，实际上愿意起到和平制止战争的世界作用的话；日本则恰恰相反，他们的某些政治人物，巴不得再次成为军事强国，起码是亚洲军事强国后，终于又爆发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因为只有那样，他们当年的梦想才又有机会成真。那梦想已变为他们的国家基因，不让他们再做那样的梦是很难的。
  依我看来，对于中国，美国绝不是“亡我之心不死”的敌人。美国只不过是西方诸国“制度优越感”的表达国而已。
  美国从来没做全面占领中国之梦。
  但日本对于中国，却一直是“亡我之心不死”的。
  要使这样一个近邻成为“友邦”实在是极难的事，除了使自己更加安定和强大；安定可使它无机可乘，强大可使它从根本上断了想头——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为什
  么同是军国主义战败国，德国是那样的，日本是这样的？而且它还挨了两颗原子弹啊！
  原因很多。相对于它的人口，它的领土太小，这一“上帝”造成的原因，是它民族心理上永远的纠结。
  而还有一点也很重要，自从他们经历了明治维新以后，他们认为作为一个国家，他们“文明”了一大步，而中国那时处于封建文明也就是半文明时期。
  到现在为止，日本一直认为它是亚洲最“文明”的国家，“文明”程度可与西方诸“文明国家”平起平坐。依他们看来，中国只不过强大成了个“巨大的经济体”。就“文明”程度而言，与他们相比的差距，简直大了去了。
  他们骨子里依然瞧不大起中国。
  他们认为西方诸强国在整个亚洲最瞧得起的国家是他们日本。
  人类的进步，无非这么一种过程：
  动物性时期
  动物性与家畜性混和时期
  动物性、家畜性、人性三者相混和时期
  动物性消退，家畜性与人性上升时期
  家畜性消退，人性上升时期
  人性为主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人类，家畜性进化为公民性了，但动物性偶有发作，比如在局部战争中。
  就全人类而言，即使在西方所谓“文明国家”，人类也不过就进步到了这么一个份儿上。
  但进步到了这么一个份儿上的人类，委实已接近“人或为君子”了。
  比如前边所讲到的两件关于德国人的事，若是由于恐惧惩罚，便只不过是家畜性表现。而成为无须警告的自觉，便是优良的公民性表现了。当然，“人或为君子”了，并不等于人皆为君子，更不等于全没了“小人”、“人渣”及恶人。
  日本人在国内的表现，也相当之优良，与德国人那种优良的公民性如出一辄。而在国外的社交场合，他仙姿玉貌显得尤其彬彬有礼，仿佛各个都是从小按中国的《弟子规》教养成人的，简直可以树为人类榜样似的。什么情况下，躹躬到多少“度”，在他们标准的礼节中是有讲头的。
  但为数不少的日本男人，基因里仍残留着数量较多的动物性，并且是那种攻击性很强的动物们的动物性。其动物性，又主要是相对于亚洲人类，特别是中国人的。仅就此点而言，他们像是狼与狗所交配的最初几代狼狗，狼性与狗性对半。美国投向日本的两颗原子弹，使他们在对美国的关系中狗性十足。曾经的侵华历史，使他们在对中国的关系中一不伪装就狼性十足。只不过，“二战”后，新中国对日本过于宽恕，它自身又刚刚受到过重创，狼性在它身上处于“潜伏期”。
  在日本的政治人物中，除了田中角荣代表日本对当时的中国表示过一次“道歉”，其后的他们一概讳莫如深，甚至一再挑衅中国人民的容忍底线。
  日本的不忏悔，使它在日中关系中不可能彻底摆脱动物性，相对于中国，日本是小国，而且中国又在日愈强大，动物性是日本平衡内心惶恐的法宝。
  一条基因里狼性对半的狼狗，曾经扑倒过一匹病入膏肓的骆驼，正在它觉得大获全胜时，自己反而被突然一棒打得晕头转向——等它恢复了体能，对那一棒打得它晕头转向的强大者不免有几分哈着，而对于曾经扑倒过的那匹骆驼，也仍不免地习惯于龇出牙齿，做野兽凶猛之状。尽管那匹骆驼业已十分伟岸，真的发起威来，很可能使它毙命于蹄下。
  以上中日关系或曰日中关系，将是长期的。
  3. 非物质性差距
  所谓人性，是由优劣两种成分组成的。
  优而又优，接近天使。
  “二战”时期，辛德勒身上具有天使性。
  同样是“二战”时期，葡萄牙驻法国重镇波尔多的外交官门德斯，不顾本国外交部禁止令，在短短20天里，向犹太人突击签发了3万多份放行证。
  门德斯身上也具有天使性。
  当德军在莫斯科之役失败，一队德军俘虏被押过一个苏联村庄时，全村庄的男女老少驻立道路两旁，默默地也是目光中充满仇恨地瞪着他们。他们中的一个，看去年龄最小，几乎还像是少年。天寒地冻的情况下，他穿得最单薄，一边走一边瑟瑟发抖，还在无声地哭。
  忽然，一位老妪冲向他。他以为那老妪要打他，吓得呆住了。而那老妪，却是取下了自己的披肩，三下两下包在他的头上。
  那苏联老妪身上，同样具有天使性。
  是的，人性优而又优的那一部分，真的接近天使。
  古今中外，接近天使的人性实事，举不胜举。但总体而言，毕竟又是少数人身上所表现的人性。
  天使性并不必然使人获得好报，在具有天使性的人活着时往往相反。辛德勒和门德斯都是在死后才获得回报的，却也只不过是千百万犹太人的感激。感激对于他们本人已没什么特别的意义。那苏联老妪，因为她的做法，很可能还会受到指斥。果有天堂，他们当然应活在天堂。
  但谁知天堂究竟是有
  还是没有呢？
  但他们身上所具有的天使性，对人类之意义大矣！
  人类由而明白，倘具有天使性的同类多起来，天堂未必不在人世间。
  人性的另一半，一般被说成“兽性”。
  一个人恶到极点时，我们每形容他“兽性大发”。
  其实那么说是不正确的。
  是对动物的污蔑。也是对野兽的污蔑。
  因为有一个事实人类不得不承认，即——人类的某些劣点、恶点，比动物性、野兽性更劣更恶，甚至是动物性，野兽们基因里根本没有的。
  所谓人性之异化，细思忖之，并不意味着异化了的人性，而是人性中先天具有的那一部分动物性、野兽性异化到了极点，于是使人类中的一部分，成为地球上最可怕、最邪狞的较大型怪物。其可怕性、邪狞性以及不可思议性，乃地球上任何别的物种所不能相提并论。
  包括野兽在内的地球上的某些动物也每有报复的行为，但哪一种动物会像人一样，挖空心思想出种种残酷的方式来细细地折磨它们的报复对象呢？故这一人之“性”既不该是人应有之性，也非是一切动物曾有之“性”，而只能说是地球上绝对没有过的“恶魔性”。借助所发明之武器，以达到成百成千成万地极大规模地杀死同类，这种“高级”物种之“性”，是多么的可怕！
  地球上任何一种动物中的雄性，都不会因为喜新厌旧而咬死配偶，并将配偶分尸。也不会勾结别的种群来攻击自己的种群，以达到在种群中称王、称霸之目的。
  一头狮子，或一只猎豹、鬣狗，断不会望着一群角马做如是想——怎样以计谋一一消灭同类中的雄性，只留下健美的雌性和自己唯一强势的雄性，以及一大群角马，以使自己和自己的后代的幸福长久持续……
  《圣经的故事》中记载上帝曾毁灭过人类一次，那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
  所幸人类后来确实文明了。
  但，假如……
  假如有绝对可信的根据证明，地球在一百年后将彻底毁灭呢？假如还不是一百年那么长的时间呢？五十年后呢？三十年后呢？仅仅十年后呢？
  那么人类的情况会如何？
  在欧洲各国，情况会如何？
  在非洲各国，情况会如何？
  在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三教之教众甚多的国家，情况会如何？
  在日本会如何？
  在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会如何？
  在台湾、香港、澳门会如何？
  在中国大陆会如何？
  我们与世界的“非物质性差距”，在最后一问我们自己的回答中，将分明地呈现出来。
  是啊，在中国大陆，情况究竟会如何呢？
  我能想象出来，但我不愿写出来。
  那一种“非物质性差距”，又需要多少年才能缩小呢？
  4. 舌尖上的“好人文化”
  1862年，俄国；屠格涅夫在《俄罗斯导报》发表了代表作《父与子》，副标题“新人记事”。
  1863年，还是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现代人》杂志发表了《怎么办》，也有副标题，是“新人的故事”。创作《怎么办》时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因宣传社会民主主义思想而被关入了彼得保罗要塞的单人牢房，《怎么办》是铁窗文学成果。
  二十几年后，中国梁启超发表论文，呼吁当时的文学人士以小说育“新民”。
  1911年12月，中华民国成立，陈独秀著文疾呼——1911年以前出生之国人当死！1911年以后之国人永生。
  1915年，《新青年》杂志在中国问世。
  1918年，鲁迅发表《狂人日记》。
  1921年，鲁迅发表《阿q正传》。
  让我们将视线再投向欧洲，屠格涅夫发表《父与子》的同年，雨果出版了《悲惨世界》。1874年，他完成了最后一部小说《九三年》。
  而在英国，比《父与子》、《悲惨世界》早三年，狄更斯晚年最重要的小说《双城记》问世——那一年是1859年。
  1888年王尔德出版童话故事集《快乐王子》。
  1891年哈代出版《苔丝》。
  在德国，1883～1885年，尼采完成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
  将以上（当然不仅限于以上）跨国界文学现象排列在一起，从中探究文学与时代、与社会、与人心即人性之关系，寻找文学在后文化时代亦即娱乐时代或许还有的一点儿意义，是我十几年前就开始思考的事情。
  我得出这样的结论：
  那些我所崇敬的文学大师们，为着他们各自的国的进步，一生大抵在作两方面的努力——促旧时代速朽；助新时代速生。
  为使旧时代速朽，于是实行暴露、解剖与批判。既批判旧的制度，也批判“旧的人”，那
  类自在于、适应于、麻木而苟活于旧制度之下的人。
  为使新时代速生，于是几乎不约而同地预先为他们尚看不分明的新时代“接生”新人。新时代并未实际上出现，他们便只能将新人“接生”在他们的作品中。
  “旧的人”倘是多数，那么即使旧的时代行将就木，也还是会以“世纪”的时间概念延续末日。因为“旧的人”是旧时代的寄生体，就像“异形”寄生人体。
  新人倘不多起来，新时代终究不过是海市蜃楼。因为新时代只能与新人相适合，就像城市文明要求人不随地便溲。
  车尔尼雪夫斯基们是知晓这一历史规律的。
  《父与子》中的巴扎罗夫这一俄罗斯新人，反权威，具有独立思考之精神，在乎自身人格标准，对旧制度勇于进行无情批判，对于旧式人物纵然是讲道德的旧式人物，每冷嘲热讽。但屠格涅夫最后使他由于失恋而心理受挫折而颓唐而死于疾病加郁闷，屠氏这一位接生婆，他接生了巴扎耶夫这一新人，又用文字“溺死”了他。
  也许屠氏认为，一个新人，是根本没法长久生活在旧环境中的，他太孤单，孤单会使人很快形成脆弱的一面。并且，他的基因中，不可能不残留着“旧的人”的遗传。比如他的偏执丝毫不逊色于老贵族巴威尔。而偏执——这正是俄国老贵族们不可救药的特征。
  车尔尼雪夫斯基比屠格涅夫要乐观多了。在寒冷的俄罗斯的冬季，在彼得保罗供暖一向不足的单人牢房里，他以大的希望为热度，用四个月专执一念的时间，“接生”下了他的 “样板新人”——罗普霍夫。罗普霍夫是一位理想社会主义者，医学院成绩优等的学生，正准备攻读博士，被公认是将来最有前途成为教授的精英青年。然而这极具正义感的平民之子，一旦得知他的家教学生少女薇拉的父母将她许给了一个贵族纨绔子弟，而她决定以死挣脱时，他大胆地“拐走了”她，与她结为夫妻。他因而被学院开除，也断送了成为教授的前途，但他善良不减、正义不减，在朋友吉尔沙诺的帮助下，与薇拉办起了家庭服装厂，实行社会主义工资原则，一切看来似乎并不坏，但不久薇拉和吉尔沙诺夫都深深地爱上了对方。吉尔沙诺夫不再登门做客了，薇拉要求自己以更大的主动来爱丈夫，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将敬爱提升为亲爱，三个“新人”皆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
  怎么办？
  对于病入膏肓的俄罗斯，除了期待“新人”的救治别无它法。
  “新人”面临人类最自私的情感纠葛又怎么办？
  罗普霍夫做出了完全利他的选择——“投河自杀”，以断薇拉和吉尔沙诺夫的挂牵。而实际上，他赴美参加废奴运动去了。多少年以后，他与不仅仅敬爱他且对他亲爱有加的妻子回到俄罗斯，与吉尔沙诺夫夫妇成为好邻居……
  伟大的社会民主主义先驱，为老俄罗斯所接生的“新人”确乎在人性品质和人格原则两方面影响了以后几代的俄罗斯青年。
  回忆起1974年春季，“文革”中的中国批判车尔尼雪夫斯基不久，一位复旦大学的三十多岁的而且不是学中文的老师，仅因在《兵团战士报》上读了我的一篇小说《向导》，便从佳木斯到哈尔滨到北安再乘十小时左右的长途汽车到黑河，最终住进我们一团简陋的招待所，迫切约见我这名“政治思想有问题”的知青，关上门与我小声谈论《怎么办》，仍感慨多多。
  雨果的《悲惨世界》其实也为法国塑造了两个重要的“新人”，即米里哀主教和襄？阿让。联想到年轻时的雨果曾在《巴黎圣母院》中力透纸背地刻画了一个虚伪的教士福娄洛，竟由自己在晚年塑造了比孔繁森还孔繁森的圣者型主教米里哀，这说明什么呢？
  非它。
  雨果以他的睿眼看透了一种国家真相——如果善的种子在一个国家的文化土壤及人心中大面积干死，那么什么办法都难以改变一个国家的颓势。
  而在这一点上，宗教的作用比文学巨大。
  故雨果在他最后一部小说《九三年》中大声疾呼——“在革命之上，是崇敬的人道主义！”
  人道主义即主义化的善原则。
  那是一头与专制主义战斗了一生的“老狮子”的最后低哮。
  如果以“传统现实主义”的“可信”原则来评论，不但米里哀那类好到圣者般的主教是“不可信”的；襄·阿让这名后来变得极为高尚一诺千金的苦役犯更是“不可信”的；而沙威之死可信度也极低。现实生活中即使有类似的主教、苦役犯、警长，那也肯定少之又少，“不典型”。
  但人心的善，在“不寻常”年代往往更加感人至深。
  随着《悲惨世界》的读者增多，米里哀、襄？阿让、郭文这三位文学形象，越来越引起全欧洲人沉思——那些小说中的好人的原则，难道真的不可以植入到现实生活中吗？如果植入了，现实生活反而会变得更不好了吗？
  于是，文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开始“化”人。
  而在英国，狄更斯比雨果在善文学即
  “好人文学”方面走得更远，也更极致。
  暴动与镇压；一方开动了分尸轮，一方频立绞刑架，在如此残酷的背景下，狄更斯讲述了一个凄美的三角恋爱情故事——法国贵族青年查尔斯？达雷与是律师助手的平民青年卡登，都深深地爱上了一个叫露茜的美丽姑娘。达雷因暗中向起义者提供枪支而被关入监狱，等待他的将是死刑。卡登清楚，露茜爱的是达雷，给予他自己的却是纯洁的友谊。为了成全达雷与露茜的爱情，也出于对法国大革命的同情，卡登毅然潜入狱中，营救了达雷，第二天顶替达雷从容踏上断头台……
  这故事的利他主义倾向当年使中学时代的我讶异万分。
  世上怎么可能有卡登那种人啊！
  然而正是在“文革”中我理解了雨果和狄更斯——他们将极善之人性置于血腥时代进行特别理想主义的呈现，乃是为了使人性善发出极致之光！
  至于王尔德，这位主张“为文艺而文艺”，并且放浪形骸的文化知识分子，也满怀真诚地为欧洲的孩子们写出了《快乐王子》那么动人的童话！它像《海的女儿》、《卖火柴的小女孩》、《丑小鸭》一样，滋润过几代欧洲少年儿童的心灵。
  以我的眼看来，启蒙时期的欧洲作家及文化知识分子们，不遗余力共同肩负起的文化自觉无非体现在这几方面——坚定不移地反对王权专制及其专制下的暴行与丑恶；坚定不移地主张并捍卫思想自由的权利，同时为新时代接生“新人”；以饱满的热饮呼唤善的人性与正义之人格。
  因为他们知道，倘无善的特侦，所谓新人，也许还不如善的“旧人”值得尊敬。
  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新人”如是说：“他们那么做是因为他们身上最好的一面要求他们那样；如果他们换个做法，他们身上那最好的一面就会感到屈辱和痛楚，使之烦恼，他们就会觉得对不起自己。”
  至于尼采，我至今不知他为什么会被称为哲学家。“上帝死了”固然是一句包含哲学意味的话，但仅仅一句话构不成哲学。至于他为德意志帝国所“接生”的“超人”们，在我看来是人类危险的敌人。因为他们的人性是冷酷无情的。一旦另一部分人类被他们视为敌人，他们便会按照尼采的思想指令系统，“将战靴踏入敌人口中”。故希特勒后来在德国军队中散发尼采的“超人”小册子一点儿也不奇怪。
  梁启超倡导“以小说塑新民”之当年，其实并没几人响应。鲁迅在做着与契诃夫一样的事，意义与契诃夫之于老俄国一样深刻且深远。几乎只有沈从文悟到了什么，却没有根据证明他肯定受到了梁氏的感召。他的湘西山民系列小说中之人物，虽然区别于同时代许多作家笔下的中国男女，但由于着力于表现“原始的生命力”，故“蛮民”特征显然，便只丰富了那时的文学人物画廊，并不具有“新人”基因。多少受到东方佛教思想与西方基督思想影响的冰心也分明悟到了什么，低调地秉持“爱的文学”亦即“善的文学”跻身文坛，但与风起云涌蕴育着革命的时代格格不入，她以女性心温所代表的一种文学现象，也没获得足够的支持。巴金在《家》中的确塑造了觉民等“新青年”形象，但在初版的《家》中，觉民其实是无政府主义信徒，证明着他内心深处的迷惘。《早春二月》中的萧涧秋其实算得上一个“新人”，因为他有拯救意识——先是参与了拯救国家的大革命，大革命失败后退隐于小镇，转而拯救文嫂母女，却成为小镇人们舌尖上的飞短流长之笑柄，结果文嫂的女儿病死后，文嫂也自杀了，于是宣告他的拯救使命适得其反。电影《大浪淘沙》中的金恭绶与其革命引路人之间有一番对话耐人寻味，当金恭绶欲将仅有的两块银圆送给可怜的老码头搬运工买药时，他的革命引路人对他说：“你帮得了一个，帮不了全中国千千万万的受苦人！”
  这句话暗含着的深意是——善即革命；上善即献身于革命。否则，不能实现真善之愿望。
  回眸每望，新中国成立之后，我确乎能从历史的光线中看到一批与新时代共舞的新人们的身影，但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后来许多新人按照一样的思维说一样的话，独立思想等于饮毒自杀，人们逐渐习惯了四目相望锁唇舌，连目光里都不再流露半点儿真思想。于是恰恰是本有资质焕然一新的那些国人，几乎统统变得比“莫谈国事”时的中国的“旧人”更旧。
  斗争文学成为主流文学。
  一部农村小说中的翻身农民老汉说：“我以后活着只有一件主要的事了，就是瞪大两眼，每天盯着马小辫的一举一动。”
  马小辫者，老得仅剩几颗牙的老地主而已。
  阶级斗争以话剧的形式演绎到了只有三口人的家庭中，年轻的女婿与贪小便宜的丈母娘之间“原来”也存在着寻常日子里的“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也进行到了公社的海椒地里，这次英勇斗争的主角是少年——他发现也同样老得仅剩几颗牙的老地主偷了几个海椒。阶级斗争既然必须以“坚决斗到底”的原则来进行，结果是不敌老地主的少年被掐死了—
  —以真人真事为素材的话剧在全国上演，每一个观看了的少男少女的头脑中都从此不由自主地绷紧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一根弦。
  “对敌人要像寒冬一样残酷无情”——这句令人不寒而栗的话成为了时代教义。
  由于缺少宗教情怀的影响；也缺少“好人文化”的熏陶；“人性论”在文化之界内界外被批得体无完肤；那么到了“文革”时期，暴力行径比比皆是简直自然而然，不那样反倒怪了。
  八十年代亦即新时期以来，“新人”形象首先出现在某些“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中。《天云山传奇》中的罗群与冯晴岚，能够在极左年代恪守起码的独立思想、人性和人格原则，当然在个人品质方面具有绝不肯让渡的“新人”特质。虽然根本不可能，但请允许我来假设——如果这样的文学和影视作品恰恰及时出现于“文革”中，那么在我看来，其所体现的文化自觉将是光芒万丈的，价值远在《父与子》、《怎么办》之上。还有《芙蓉镇》，还有《平凡的世界》、《沉重的翅膀》，等等。虽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现实中人重新定位人何以为人存在疑问，但“新好人”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这一事实，却足可令梁任公泉下得慰了。
  倘中国有一个由恪守独立思想，在人性方面发乎本能的善良，在人格方面当仁不让地正义的人们形成的群体，我是多么的愿意跻身其中而引以为荣，而与时俱进！
  但我长期望寻，望得眼都累了，却并没望到过。
  具有“独立思想”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但却未必各个善良，有的甚至很不善良，也谈不上有多少正义感。
  与他们相比，我倒宁肯与那些虽无什么独立思想可言，甚至几无思想习惯，心灵里却似乎先天具有“善根”的人为伍。
  中国的“新人”也越来越多了，但在他们的新的服裳之下，我看清了比“旧人”更旧、更丑陋、不可救药的心性。
  美国电影中反复出现过坏得难以想象的坏人。
  但美国乃至整个欧洲人中的大多数确信——那不是真的。即使真有那么坏的人也是个别现象，生活中还是好人多。
  中国小说或电影中一旦出现较好一点儿的人，尤其反映现实生活一类——看后的中国人会想：那不是真的。即使真有也是个别现象，真实的生活中才没几个真的好人。
  我想，八十年代曾在泉下欣慰一时的梁任公，后来又郁闷得恨不能再死一回了吧？
  但是我已不太相信“好人文化”或能培育出成批的“新好人”的传说。
  但是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我的笔在批判现实的同时，每稍一歇搁，转而便写一个又一个的好人，或感觉到的，或听说的，即使他们只不过好那么一次、好那么一时、好那么一点儿。
  因为我知道，好人在中国绝对并没绝种。
  我不写好人，对不起好人的存在。让善的种子永远在我的文字中发芽、生长，对我也是不那么做“就会感到烦恼”的事。“行为艺术”而已。
  我相信——“精神变物质”这一句话。对于“好人文化”和好人的关系也是如此。“好人文化”如果影响了某些人，善良会沉淀在他们的身体里形成物质性的好人基因。那么他们的下一代一出生便也先天具有好人基因了，亦即民间所言“善根”。
  在2008～2010年创作《知青》的过程中，我确乎是将我的“好人文化”之理念全盘地“种牛痘”般地刺种在那些知青人物的心里了。我预料到那将会给人以不真实的感觉——但我当时的想法是：管那些呢！让我所感恩的好人们先在我的笔下活起来！何况即使在“文革”中，我自己便结交了多少好人啊！他们使我不以一篇题为《感激》的散文纪念便感觉罪过。
  “文革”也不是好人绝种了的时代。恰在“文革”中，潘光旦死在他学生费孝通怀里；上海一位江姓女工认领了傅雷夫妇的骨灰……
  当变疯了的沈力手举磨得锋快的镰刀威胁战友们，而赵天亮久久凝视他，终于默默从他手中接过去镰刀时，唐曾那一种目光使我为之动容了——我从他的目光中看到了我希望看到的“东西”。
  除了《知青》成为我的机会，使我得以如愿以偿地呈现“文革”年代一些知青们心底的善；在现实中，我又能另外“幸获”什么机会呢？
  我对人性善与人格正义，真的已理想得太久太久。
  人们啊，不管处在什么年代，只要没被关进集中营里，没被剥夺起码的言行自由，能像他们那样好一点儿，好几次，其实不是“难于上青天”之事……
  5. “郁闷”的当代文化
  中国有科学院和社会科学院，都是科学院。胡适先生说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那就是科学的思想；马克思也说过“在科学的道路上，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在那崎岖小路上攀登的不畏劳苦的人们，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这也是社会学知识分子的科学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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