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活剽窃了。
  《肥皂》的内容是——身为大富翁的肥皂商，与是大学生的儿子争论：金钱能买到爱情吗？
  儿子轻蔑地说：不能！
  父亲淡淡一笑：那么让事实来证明。
  儿子不快的是——所爱的姑娘当天就要搭乘飞机去往另一座城市了，可他还没有足够的时间从容地而不是唐突地向姑娘示爱。
  所幸在他陪那姑娘去往机场的路上发生了交通堵塞。一堵就是两个多小时，小伙子在出租车里收获了爱情——但交通堵塞是他父亲花了一大笔钱雇人制造的。
  法官问：尊敬的欧？享利先生，您想通过《肥皂》传达什么创作意图？
  欧？享利：资本主义制度之下，金钱万能。但我的创作思想是批判性的！
  法官：本法官对您的第二项指控予以驳回。您太不了解我们中国了。在我们中国，老早老早就流传“有钱能使鬼推磨”的说法了。我猜测得到，您其实想要指出，我们中国当下社会中一切证明金钱万能的现象，都是从《肥皂》中剽窃来的是吧？但您真的大错特错了。倒是您的《肥皂》有剽窃了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普遍的金钱观的嫌疑。本法官认为，您最好对我的驳回表示明智的接受，否则，您也许会被以“剽窃中国当代主流金钱观”的罪名遭到反诉……
  美国短篇小说之父怔愣良久，耸耸肩，嘟囔一句我听不到的话，悻悻地坐下了。
  紧接着站起来的是一脸正气、双目炯炯的雨果。我还没来得及转换倾听频道，雨果已用他那在公众前一向庄严又洪亮的声音开始陈述；他说：“法官先生，旁听席上的诸位，我相信你们大多数人都听到过冉？阿让这个名字。在我的代表作之一《悲惨世界》中，他由于特别饥饿而偷了一个面包，而成为不幸的长期服苦役的人。请允许我强调，我说他是‘服苦役的人’，并没说他是‘服苦役的犯人’。虽然，在我的笔下，也明明是将他写成‘苦役犯’的。但那是我从自己终生恪守的人道主义立场移位于没有同情心之人的立场来看待他的，以便更利于提示他们为什么没有同情心。因饥饿难忍而偷一个面包，与贪污、与由于情场嫉恨而杀人，是完全不能同日而语的。我亲爱的冉？阿让，他一度成为深受百姓爱戴的白德劳先生，并且后来成为不穿教袍的麦里哀主教式的人性温暖的人物。可在中国，你们不但通过现实一次次剽窃我伟大的构思，而且玷污那构思！你们使贪污犯成为一座城市的党校之长！你们使杀人犯隐姓埋名，成功地在二十余年间逃避了法律追究，还以所谓‘大善人’的面目混迹于人世间！我的冉？阿让一度进入过修道院，可你们的贪污犯却进入了党校！这太滑稽可笑了！其实我对中国是友好的。我生前虽未到过中国，但是我对中国文化相当崇敬。我甚至能够容忍现实生活拷贝伟大文学作品的现象，但我不能容忍的是不断拷贝，而且对伟大作品中的好人形象极尽丑化之能事……”
  雨果的陈述很长。我们都知道的，他不仅是法国的，也是全人类的人性和良心的教诲者，起码他的书证明了此点。我望着他，看得出来，他希望能借机教诲我们中国人。
  法庭极安静。法官耐心可嘉地听他陈述完毕。那时，我觉得法官们的脸上，依稀出现过了五官似的。
  莫里哀指控中国的现实生活一次次照搬他的戏剧《吝啬鬼》中的情节，而且将人性对金钱的贪婪演绎得更加丑恶。
  在他的传记文学中，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位好脾气的绅士。
  可是当时他生气得很，不断用手杖杵地，大声质问：“都二十一世纪了，为什么你们许多官员变得都像奥尔贡了？为什么你们许多商人都变得像维尼斯商人那么既狡猾又冷酷？为什么你们许多富人富得流油却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
  一个声音接言道：“这个国家几乎通体被金钱腐蚀了！”
  旁听者们全都循声望去；我认出了他是马克？吐温。
  果戈里站起来慢条斯理地说，早在三十多年前，亦即八十年代初，他就知道中国的现实生活剽窃了他的《钦差大臣》，并且拍成过一部电影《假如我是真的》。
  他苦笑着说：“你们中国不是有句古话‘再一再二不可再三’吗？可你们用现实生活剽窃《钦差大臣》的构思不止一百几十次了吧？而且骗术最初总是成功的！你们最近一次的剽窃事件，竟搞出农民冒充军委领导人亲戚的闹剧！这类剽窃何时才能终止呢？”
  马克·吐温又忍不住插言道：“更有甚者，他们的某官员还花钱雇用冒充者哪！”
  按顺序本该是契诃夫进行陈述，但是马克？吐温早已捺不住性子，就请马克？吐温在先了。
  马克·吐温谢过契诃夫，站起来不无讽刺意味地说：“我的《竞选州长》这一篇小品文，只不过幽了美国民主选举一默。但在美国，买官基本上是行不通的。在你们中国这儿，买官几乎成了官场上一种公开的秘密。这是你们中国特色的自由，我不妄加评论。但你们中国最近发生的，一位地方官员花钱雇人假冒‘中纪委’干部，
  对自己官场上的竞争对手进行所谓‘贪腐问题’调查的闹剧，分明剽窃了《竞选州长》的构思。但这一件事，我完全可以不予计较。可你们还通过现实剽窃了我另一部作品的构思，即《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的构思！先生们、女士们，我虽然是亲自来进行起诉的，但我的目的不在于赔偿金，更不是为了令你们难堪。我是怀着善意的动机来的，是要亲口告诉你们——一袋所谓‘金’块既然可以败坏整座城堡里的人的心智，那么金钱崇拜也可以败坏整个国家的人的心智。而许多现象证明，今日之中国对金钱的崇拜，与我创作《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时的美国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法庭更加肃静。
  法官们没有五官的脸，不，是我看不清他们五官的脸，一会儿你红他白，一会儿他紫你青，像在表演没有五官的变脸。
  然后是易卜生站了起来。这位挪威戏剧家忽然意识到其实还不该轮到自己，转身对契诃夫彬彬有礼地微躹一躬，说了句：“对不起。”
  契诃夫索性绅士到底地说：“您请好了。”
  易卜生腼腆地说：“谢谢。”
  他于是开始陈述：“尊敬的中国的先生们、女士们，我一直十分感谢贵国的翻译家，在20世纪30年代就将我的剧本《玩偶之家》译成了中文，并由中国的话剧先躯们一次又一次地上演。据我所知，《玩偶之家》是在中国上演次数最多的外国话剧之一，也一次又一次引起相当良好的反响。因此，贵国的鲁迅，当年还发表过著名的杂文《娜拉出走以后》。但是令我‘友邦惊诧’的是，如今的中国，因不甘于成为富裕之家的玩偶妻子的女性似乎反而少了；似乎将越来越少；似乎反而以能成为有钱丈夫的温柔玩偶为幸、为荣了。这使我很悲哀，我想，我的《玩偶之家》，估计以后不太会在中国上演了吧？即使上演，又能有多少观众呢？对此，不知鲁讯先生的在天之灵，将作何感想？尤其令我悲哀的是，贵国当下不少女性，不但甘作阔男人的温柔玩偶，而且不惜放弃女性之独立人的意识，甘当甚至争当他们的‘二奶’、‘小三’、‘小四’。那么我可以得出结论，《玩偶之家》不管在从前的中国演出了多少场，其实都白演了。中国之现实如此讽刺一部对全世界女性都具有觉醒启蒙意义的严肃的戏剧，这是我绝对想不到的。我也不打算起诉什么了，我只借此机会声明，永远收回《玩偶之家》在中国上演的许可权……”
  易卜生最后的几句话，引起了旁听席上的一阵骚动，一些女士们交头接耳、叽叽喳喳。
  契诃夫与巴尔扎克互相谦让一番，后者站了起来。
  巴尔扎克右手习惯性地握着未装烟丝的烟斗，沙哑着嗓音说：“吸烟是个坏毛病，烟和咖啡危害了我的健康，诸位想必知道，我是为了完成《人间喜剧》而不惜危害健康的，以现实生活的方式剽窃我这样一位作家的健康，是更加不道德的。我认为，不是我的哪一部作品被中国的现实生活剽窃了，而是我的全部《人间喜剧》都逐一被中国的现实生活剽窃了！《欧也妮？葛朗台》被剽窃了，《高老头》被剽窃了，《伏脱冷》被剽窃了，《搅水女人》被剽窃了，等等，等等，恕我不具体说明。我要强调的是，我的《人间喜剧》虽然名为喜剧，但却是由若干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组成的。在中国，现实生活不但剽窃了它们的情节、人物，还将它们变成闹剧，变成人间丑剧。一闹一丑，我的作品所具有的深刻思想性，被庸俗的闹剧、丑剧的特征完全解构了……”
  他的陈述最长。
  “一个国家的现代文明，需要起码百年的教养，也就是现代文明启蒙。问题是，哪些中国人将替中国补上这一课？”
  他以提出问题的方式结束了他的陈述；那简直就是演讲。
  连法官们也交头接耳起来。
  契诃夫终于在一片窃窃私语中站了起来。
  他不动声色、慢条斯理地说：“我没有写出过巴尔扎克先生那么多的作品。与在座的小说家相比，我的作品可能是最少的。但我觉得，当今之中国人，似乎格外喜欢以现实生活的方式，剽窃一位沙俄时期的作家的作品。我的《变色人》被剽窃了，我的《万尼亚舅舅》被剽窃了，当然，我的《第六病室》也不可能不被剽窃。现在的中国，不是精神病人而被关入精神病院的事，发生了一起又一起。所以我要说，中国病了，患上了一种可以叫作‘发展迷乱症’的病，正像当年的俄罗斯患上了‘统治迷乱症’一样……”
  他的话立刻又引起一阵窃窃私议。
  他大声说：“先生们、女士们，请安静。”
  有一位法官敲了一下法锤。
  安静恢复以后，契诃夫接着说：“诸位，据我所知，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只要聚在一起，三五句话后，往往就会大谈中国官员的贪腐现象，商人们的唯利是图现象，贫富悬殊的现象……一言以蔽之，最后的结论几乎总是中国病了。所以，我对我的各国同行有一建议——对于一个人口众多，在发展时患了社会病的国家，我们应该宽容，假以时日，看看中国以后的情况再决定
  我们共同的起诉要求……”
  他的话还没说完，又有两位外国作家匆匆进入法庭。我认出走在前边的是左拉，后边紧跟着身材高瘦的高尔基。
  法锤却再次敲响。
  法官们交头接耳一阵，其中一位宣布休庭。另一位说，要将开庭情况向领导们请示汇报，再决定何日二次开庭。
  左拉却大声说：“我的《小酒店》，我的《娜娜》……啊哈，你们中国的许多底层人，像极了我的《小酒馆》中的矿工和他们的妻子！你们中国的娜娜，现在几乎全世界都有她们的身影……”
  他被他的两位同胞——雨果和巴尔扎克劝走了。
  高尔基却被中外记者们包围了，七言八语地向他提出问题。
  不知是不是因为他耳背，反正他一个问题也没回答，只是重复自语：“我明白，我明白，请诸位相信，我明白这一切……”
  那时我被一只蚊子叮醒了。
  后来许多日子里，我每恍恍惚惚的。一会儿觉得自己清醒着，一会儿觉得仍在梦中似的……
  9.公平是社会改革的基础
  所谓“公”，释意颇多，这里只谈公正、公道。而所谓公正，不过符合普遍人心感觉的原则是耳。首先是符合普遍人心感觉的，绝不是符合少数，更不是符合极少数人心感觉的。
  比如盲道，是为方便盲人铺设的。盲人是少数，他们自然会有此要求。若他们的要求被漠视，则他们心中会有不公正之感。反之，他们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心中的公平感就会增加一分。
  但，为方便盲人而由政府出钱在许多地方铺设盲道，其实也符合绝大多数社会公民的心愿，实现之，绝大多数社会公民也会感到，社会对盲人的关怀，体现了自己对好社会的理想。
  故，“普遍人心感觉”这句话，在为了方便盲人而铺设盲道这件事上，包含了不普遍的也即多数人之心的感觉。
  又比如，某些公共场所，严格禁止人们带宠物进入。宠物的某些主人，会觉得对于他们是不公正的。
  但，养宠物的人毕竟是少数，希望可以带宠物进入某些公共场所的人，是少数人中的少数。不论他们的感觉多么不快，社会还是要采纳多数人的意见，根据多数之人心的快与不快制定并颁布法规、法律。
  故，“普遍人心感觉”这句话，在禁止带宠物进入某些公共场所这件事上，是以不照顾不普遍的即少数人之人心的感觉为前提的。
  所以，“符合普遍人心感觉的原则”，这句话对文明的社会而言，基本符合公正的含意。社会越文明，“符合普遍人心感觉的原则”，便越加符合公正的含义。因为，文明社会之普遍人的眼和耳，会更加有意识地看到，听到原定之法规、法律的不周全，予以改变，使之符合更文明了的普遍人心之感觉，使公正更接近人们所希望的程度。
  于是我们应当理解，公正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论在任何国家，都是变态的原则。
  再比如死刑——杀人偿命，几千年以来，符合普遍人心的感觉。但是在西方某些国家，给忏悔了的罪犯以人性改造的机会这一主张逐渐被普遍的人所接受。那么废除了死刑，但某些罪犯实属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公愤，也就是不符合普遍人心感觉的原则，所以死刑又在某些废除过死刑的国家恢复。
  废除也罢，恢复也罢，须经受公众委托代表“普遍人心感觉”的议会讨论通过。
  一旦废除，废除即当时“普遍人心感觉的原则”。
  一旦恢复，恢复也体现以上原则。
  总而言之，“符合普遍人心感觉的原则”，确乎一直基本符合普遍的人们对公正或不公正的理解。
  符合，既公，于是正。
  不符合，既不公，于是失正，无正。
  那么，公道的意思可以解释为由公众来说道。
  即——公正之事，一定是经得起公众议论、争论、评论、说道的。
  经得起公道的事，才更接近公正。
  至于“平”，我想，其实并没多少人认为非得体现为“平均”。
  “普遍人心感觉”所要求的“平”，只不过是相对的平等。
  极少数人占有一个几乎十四亿人口的泱泱大国的绝大多数由金钱所代表的财富（目前金钱仍代表世界上的一切财富），普遍中国人之心的感觉怎么会“平”呢？只能是不平啊！
  中国人又不是世界上最愚昧的人种。
  而经不起公道的事，即使一个时期内形成为法规、法律了，那也肯定是欠公正，甚至违背公正原则的，迟早有一天要按“普遍人心感觉的原则”改变，以实现公平。
  又得用到“但”这个字了；但——以上只不过是关于公正的一般性常识。这一般性常识，自古以来，又被认为是一种心理意识。或反过来说，又被认为是由意识所决定的心理反应。
  意识者，思想形态也。
  那么，既然公正是相对的，是无法达到绝对程度的，可不可以通过思想
  说教，来使人们习惯于接受某些不公正的社会现象，豁达看待之、对待之呢？
  当然可以。
  数千年来，宗教，文化，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们，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有些工作堪称卓越，对社会稳定起到了超过于许多政治家的作用。
  还得用到“但”这个字；但——前提乃是，那不公正的程度，在“普遍人心的感觉”可忍受的范围以内。
  若超出了“普遍人心的感觉”是可忍受的范围，即使上帝亲自做思想工作，那也无济于事。
  因为如果超过了，普遍人心的郁闷、愤怒之感，则就会转变为普遍公民之生理的痛苦感觉了。
  西方动物学家们近年的实验证明了此点。
  他们的实验是这样的——在一个巨大的笼子里，分隔出空间不等的几个区域，每个区域用钢丝网壁隔离，相互情形可见，但无法穿过。那巨大的笼子象征一个国家的边界；那几个区域象征不同阶层；相互情形可见意味着社会信息达到的透明度。
  如果——分给某些区域的猴子足够吃饱的桃子；分给另外一些区域的猴子根本吃不完，可以当玩具，甚至可以糟蹋的多种水果；而一两个特殊笼子里的猴子，不但多种水果堆积如山，而且夏天还可吃冰激凌，冬天还可以泡温泉，还有猴衣可穿、猴帽可戴，还有电子玩具可玩……
  于是不久，只数最多的区域里的猴子，即其实拥有足够吃饱那么多的桃子的猴子们，不是企图破坏钢丝网壁去攻击那些享受高等待遇的猴子，便是一只只丧失了机灵本性，无精打采，行为怪异。
  经对那些猴子的心理测试，它们几乎集体心理变态。
  更有些猴子，对动物园管理者怀有无法消除的敌意和憎恨。
  也有些猴子，莫明其妙地死了。
  经对它们的脑体解剖发现——原来在它们的脑区中，已存在着一种可以叫作“先天公平基因”的脑细胞。
  倘不公平的现象明明就存在于它们眼前，它们却无可奈何，那么它们脑中的“先天公平基因”会发出痛苦信号，而那痛苦异常折磨它们。
  猴子脑中的“先天公平基因”是它们的脑进化的结果。
  一般猴子的智商相当于三岁儿童。
  聪明的猴子的智商相当于四五岁儿童。
  动物学家由而明白，人脑中肯定也存在着“先天公平基因”。
  故我们完全可以认为，目前中国所存在的官员生活腐败现象、贪得无厌现象，挥霍纳税人的钱像烧纸玩一样的现象，权力膨胀的现象，贫富差异巨大的现象——不但不符合普遍的也就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之心感觉的原则；也不断刺激着中国人头脑中的“先天公平基因”，使人们经受着生理痛苦的折磨。
  甚至也可以说，此种生理痛苦，使我们的许多同胞如在“水深火热”之中。
  思想工作怎能解除生理痛苦？
  专治“先天公平基因”受到强刺激而引起的痛苦的药，还没研制出来。
  那么，谁来帮我们的这些同胞解除这一种痛苦呢？
  谁能，谁便是中国的上帝。
  起码，是伟人。
  10. 当“交管”撞上“人文”
  此文所言“交管”，自然指“交通管制”。
  全中国许多城市都实行过“交管”。北京是首都，也自然便成为全国“交管”次数最多的城市。
  “交管”现象古今中外皆有。此是交通管理特殊措施，亦是必要措施。发生严重交通事故、公路恐怖袭击事件、自然灾害破坏公路的情况，交管部门必定启动“交管”措施。“大公仆”们出行视察，迎送要客、贵宾，肯定也必启动“交管”措施。一是为了保障他们的车辆行驶顺畅；二是为了保障他们的安全。我们都知道的，他们不无可能会成为形形色色的恐怖分子进行袭击的对象，尤其是在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期。
  然而在中国，在北京，蓄意针对“大公仆”们或来华要客、贵宾们实行的恐怖袭击阴谋，似乎还从没听说过。偶所发生的，只不过是拦车跪呈冤状的事件罢了。即使这种并不多么恐怖的事件，居京三十五六年之久的我，也仅听说过一两次，并且拦的主要是京官们的车，还从没被新闻报道证实过。由此似可证明，中国之“大公仆”们，其实人身一向是挺安全的。也似可证明，其实中国公民，是世界上最不具有对公仆们进行暴力攻击性的公民。个别例子是有的，但都发生在外省市，且攻击对象每是小官吏。细分析之，那些小官吏之所以受到暴力攻击，通常与他们自身的劣迹不无关系。单说近十几年，不知怎的一来，为保障“大公仆”们之出行顺畅和安全而采取的“交管”，不但次数多了，而且时间分明更长了。
  次数多是好事，意味着“大公仆”们经常在为国务奔忙。但每次“交管”的时间长了可不是什么好事，无疑会使北京本就严重的交通堵塞情况更加严重，结果给人民群众的出行造成诸多难以预料的阻碍。
  我曾遭遇过三次“交管”。
  一次是要乘晚上六点多的飞机到外地去开会。六点多起飞的飞机，究竟该几点出家门才不至于误机呢？我家住牡丹园，心想三点出家门时间肯定较充裕啊。那天“打的”倒很顺利，三点十五分已经坐在出租车里了，却不料半小时后，堵在机场高速路上了——遭遇了“交管”。这一堵不得了，一下子堵了四十分钟左右。“交管”刚一结束，前方被堵住的车辆极多，有两辆车都企图尽快驶上机场高速路，却偏偏在路口那儿发生了碰撞……
  我自然误了点，所幸我乘的那次航班本身也晚点了，两小时后我还是坐到了飞机里。但不少人就没我那么幸运了。他们中有人要求改签时，与航空公司方面的服务人员发生了激烈口角。
  一方责备误机的人应自己掌握好时间；误机的人却强调，“交管”又不像天气预报，怎么能料到半路遭遇？——“交管”属于“不可抗力”。
  偏偏航空公司方面的人还认真起来了，以教导的口吻说“交管”根本不属于“不可抗力”。
  旁边就有同样因那次“交管”误机了的些个人嚷嚷：那你们的飞机停在了跑道上迟迟不起飞，不是每每对已经坐在飞机里了的乘客广播是遇上了“管制”吗？如果“空中管制”是“不可抗力”，那么公路交通管制怎么就不属于“不可抗力”了呢？如果“交管”并不属于“不可抗力”，那么“空中管制”也同样不属于“不可抗力”。如果“航空管制”同样不属于“不可抗力”，那么航空公司就应对乘客进行误事赔偿。
  道理涉及赔偿不赔偿的，航空公司方面的更不相让了，说“空中管制”与“交通管制”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一句话激怒了另几位因那次“交管”误机的人，都嚷嚷道先不改签了，非先将是非辩论清楚不可！
  大家都知道的，我们的今日之同胞，是多么的喜欢辩论啊！
  幸而航空公司的一位领班人士出面了，批评了自己人几句，安抚了误机者们一番，唇枪舌战才算平息。
  “航空管制”也罢，“交通管制”也罢，是“不可抗力”，或非“不可抗力”，我至今也没想出个明白。
  但有一点我觉得那是肯定的——头一天像预告天气一样预报因“大公仆”们出行而必要实行的“交管”，有关方面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
  因为那肯定属于安保机密啊！
  我第二次遭遇“交管”，是在从机场回家的路上，也是在出租车里。那天是星期六傍晚，从郊区返回市里的车辆极多，时间也是四十多分钟，公路几乎成了停车场。最大车距一米左右，最小的车距也就一尺。一辆挨一辆，堵塞了近两站地。有人内急，公路上又没厕所，干脆一转身，就在公路边尿起来。特殊情况下，那么解小手，尽管不文明，但也可以理解。问题是还有人竭力憋着急需解大手，那可就真是个痛苦的问题了。即使人人理解，不以为耻，“当事人”自己还觉臊得慌呢！人高马大的一个大老爷们儿，憋得脸色紫红，五官一会儿正常，一会儿扭曲，一会儿捂着肚子蹲下去，一忽儿出着长气直起腰。直起腰五官恢复了常位时，则就开始高声大嗓地骂娘。而车里车外，男的女的，开车的坐车的，无不望着他同病相怜地一起笑骂，笑骂的倒也不是“交管”这种事本身，而是时间太长……
  我第三次遭遇“交管”，不是在车里了，而是在一座跨街天桥的上桥台阶口。那天一早，我跨过那一座桥，去往一处银行取款。银行九点开门，我八点半就排在门外边了。在我前边，是一对七十岁的老夫妇。他俩一早散步后，捎带存款。
  等我办理完毕，走到跨街桥那儿，赶上了实行“交管”。原本以为，所谓“交管”，实行的只不过是对某一段公路的戒严。那日始知，还包括对于沿路所有跨街天桥的戒严。细想一想，谁都不能不为执行保安任务的同志们考虑得周到而心生敬意——许多跨街天桥上从早到晚总有摆摊卖各种东西的小贩，自然会吸引不少过桥人驻足。若有危险分子混迹于买卖者之中，待“大公仆”们的车辆从桥下经过，居高临下发起什么方式的攻击，后果不堪设想。即使没实现攻击目的，制造成了一次耸动的新闻也太影响社会祥和了呀！
  所以，对某些跨街天桥也实行清除人员的戒严措施，不能不说是对“大公仆”们的人身安全高度负责的体现。也不能不说，是人民群众理应予以理解和配合的。
  当时的我正是这么想的。
  我周围的许多等着过桥的人也显然是这么想的，所以皆无怨言地默默等着。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
  但有一对老夫妇却等不及了，强烈要求允许登桥、过桥。他们是在银行门外排于我前边那一对老夫妇。
  要求再强烈，起码得有理由。
  他们的理由听来倒也充分——那位大娘急着回家上厕所。大爷替她请求地说，她老人家排在银行门外那会儿就想上厕所了，自以为憋半个小时没问题，可太自信了，那会儿就有点儿憋不住了……
  每一次的“交管”时段，最有怨言的便是急着上厕所的人了。
  在跨街桥两端的台阶口，各站一名年轻的武警战士。在我这样年纪的人看来，他们是孩子。对于那一对老夫妇，他们当然更是孩子。
  大娘对守在桥头的小武警战士说：“孩子，你看大娘像坏人吗？”
  小武警战士看去是那么的心性善良，他默默摇头。
  大娘又问：“你看我老伴儿像坏人吗？”
  小武警战士又摇头。
  大娘便说：“孩子，那就让我俩过去吧，啊？大娘真的急着回家上厕所，不是装的。”
  小武警战士终于开口说：“大娘，我知道你们不是坏人，也信您不是装的。可我在执行命令，如果我允许您过桥，那就等于违反命令，我会受警纪处分的。”
  周围的人就都帮大娘劝小武警战士，说你既然相信这老两口肯定不是坏人，明明看出大娘不是装的，那就行个方便，别拦着了，放他们老两口过桥嘛！
  周围的人那么一说，小武警有点儿生气了，沉下脸道：“不管你们多少人帮腔，反正我坚决不放一个人过桥！”
  他这么一说，顿时可就犯了众怒。周围的人开始七言八语地数落他，夹枪带棍的，训得他一次次脸红。
  他朝街对面也就是跨街天桥的另一端望一眼——那边厢虽然也有十几个人等待过桥，却显然没人急着回家上厕所，情况相当平静，看去那些人也耐心可嘉。
  他突然光火了，抗议地说：“如果我犯了错误，我受处分了，你们谁又同情我？同情对我又有什么用？你们以为我穿上这身武警服容易吗？”
  他委屈得眼泪汪汪的了。
  又顿时的，人们肃静了。
  那会儿，我对急着回家上厕所的大娘同情极了，也对那眼泪汪汪的小武警战士同情极了。
  我明白他朝桥那端的另一名小武警战士望一眼意味着什么。正因为明白，对他的同情反而超过于对大娘的同情了。
  我看出，我明白了什么，别人也都明白了——他是怕他这一端放行了那大娘和大爷，桥那一端的小武警向上级汇报，而那后果对他将是严重的；起码这是他自己的认为。
  人们的那一种沉默，既体现着无奈也体现着不满。而不满，当然已经不是因小武警战士引起的了。
  双方面都倍觉尴尬和郁闷之际，多亏一名外来妹化解了僵局——她先说大家那么气愤地数落小武警战士，对人家是欠公平的。后说她知道什么地方有一处公厕，愿引领大娘前往。
  众人望着那外来妹和那大娘的背影，纷纷地又请求小武警战士的包涵了。小武警战士说没什么，只要大家也能理解一下他的难处就行了。他说罢转过身去，我见那时的他脸上已有眼泪淌下来……
  我回到家里，不由自主地陷入了沉思。
  联想到《列宁在十月》这一部电影里的一句台词：“从骨头里觉得……”
  是的，当时的每一个人，包括小武警战士本人，分明都看得出来两点：一、那大娘和大爷肯定是大大的良民无疑；二、那大娘确实是要回家上厕所，也确实有点儿快憋不住了。
  那么，放他们通过跨街天桥去，在小武警战士那儿，怎么就成了坚决不行，并且也要求被充分理解的“难处”呢？
  如果他放行了，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戒严任务结束后，桥那一端的小武警战士，十之八九会向领导汇报。倘他俩关系挺好，桥那一端的小武警战士大约不至于汇报。但我从他朝桥那一段望过去时的表情推断，他俩的关系并没好到对方肯定不至于汇报他违纪做法的程度。
  如果对方汇报了，那么又有以下三种可能——一种可能是，领导认为他能急人民群众之所急，做得完全正确，非但没批评他、没处分他，反而当众表扬了他。并且强调在特殊情况之下，既要保障“大公仆”们的车辆通行安全，也要兼顾人民群众之方便；另一种可能是，领导既没对他进行警告、批评乃至处分，也没表扬，什么态度也没有，将事情压下了；第三种可能是，对那位“放行”的小武警战士进行严肃甚至严厉的批评，给以处分，为的是惩一儆百。
  三种可能中，最大的可能是哪一种呢？
  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第三种情况。
  交通管制是为了什么？为了确保首长们的车辆通行时绝对安全。确保是什么意思？那就是万无一失！万无一失怎么才能做到？那就必须提前戒严。身为武警战士，执行的正是戒严任务，那你为什么还要违反命令放人过桥？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顺着这一种思想惯性思想下去，会思想出各种各样后果严重的“万一”来。
  总而言之，若不处分，行吗？
  结果小武警战士的命运就注定了特值得同情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即使有人同情他，那同情对他又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
  尤其是，如果他的直接领导是一位新上任的领导，那么采取最后一种态度的可能性几乎会是百分之百。不一定坚持给予处分，但批评和警告是绝对免不了的。
  新上任嘛，来日方长，不重视执行命令的严肃性还行？
  于是，会释放一种信息——为了确保“大公仆”们的车辆通行安全，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不特殊情况的，一切人的一切要求、请求，不管听起来、看起来是多么的应该予以方便，那也是根本不能给予方便的……
  第二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会很小。有的前提必是——那个小武警战士的直接领导者即将离退，心想多大点儿事呢，一直对下属要求严格，这一次就别太认真了吧，于是息事宁人地“嗯嗯啊啊”地就过去了。又于是，那小武警战士侥幸避过“一劫”。这种结果，只能是恰逢直接领导者即将离退，连即将晋升都会是另一种结果。让我们假设他的直接领导者是位排长，他听了一名战士的汇报，怎么可能完全没有态度呢？那么，态度无非两种——一种是自己行使批评警告的权力，事后却并未向上一级领导汇报；一种是既然实行了批评警告，作为一种擅自违反保安命令的现象，自然还须向连长汇报。而一旦由排长汇报给了连长，再由连长汇报给了营长，那一件事，极可能就成为全团进行职责教育时的反面典型事例了！
  可是依我想来，它多么应该成为这样一件事啊——当大娘讲完自己要过桥的理由之后，小武警战士礼貌地说：“大娘，我在执行任务，不能搀您上桥了，您二老别急，慢慢上台阶，慢慢过桥去啊！”
  如果当时的情况竟是这样，那么周围的人自然也就不会七言八语地训他了，内心里必会觉得到一分这社会的温暖了。那老大爷，自然也就不会郁闷到极点地哼出那么一声了。
  明明可以这样的，为什么就偏偏没这样呢？
  想到这里，我觉得，第一种可能性的概率几乎为零。
  并且接着做如是想——即使我是那位小武警战士的排长、连长或营长，我内心里本是要这么表态的——他做得很对啊！在任何情况之下，我们都应兼顾到人民群众的方便，希望大家以后向他学习！
  可是，我真的敢将内心里的这种态度变成既欣慰又热忱的话语说出来吗？
  我觉得我没有足够的勇气。
  我会顾三虑四。
  如果，我的话传到了我上级的耳中，他们根本不认同我的思想呢？
  或者更糟，我的战士们接受了我的思想，在某一次执行“交管”任务时，遇到类似情况，也好心地放行了，结果出事了呢？比如正值“大公仆”们的车辆通过，被好心放行的人，从怀中揣出什么标语，“唰”地从桥上垂将下去；又比如，看去那么温良的大娘或大爷，一旦上了桥，却要往桥下跳呢？当下社会矛盾多多，谁也没法预知别人是否纠结于什么矛盾之中！……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那“万一”一旦发生，一名小排长兜得住其重大责任吗？
  从那日以后，我对于我这样的作家所一向秉持的——要用人文主义创作原则进行创作，以包含人文主义元素的作品影响人们，进而改变社会风气的坚持，好生的灰心丧气。
  并且，感觉到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悲哀——因为我为之再三思想的这一件事，“大公仆”们肯定从不知晓。
  “人文”之社会元素是什么？
  以最具体、最起码的理解来说，无非便是人人都较自觉地使我们每个人天天生活其中的社会大家庭里增添一些能使人心暖和一下的想法和做法而已。
  “人文”之社会元素在哪里？
  它首先在人的头脑里，体现为一种思想；随之要注入人的心里，体现为情理；再之后变为言行，体现于社会的方方面面。
  可要使我们国人的头脑里也有几分“人文”思想，怎么就这么难呢？
  试问诸位读者，如果你是那位小武警战士，你当时会怎么做？如果你是他的领导，你听了汇报之后，又会如何表态？
  而同样值得同情的，我认为也包括“大公仆”们。
  因为我相信，他们如果预先知道，或事后知道，由于他们的出行，一位大娘憋了一泡尿，却不能赶紧过一座跨街天桥回家上厕所，他们要不生气才怪了呢！
  但他们预先当然不会知道。
  事后当然也不会知道。
  在中国，“人文”二字的朴素原则，正是被如此这般地解构的。
  好比从前中国孩子用几块石子就可以在地面上玩的游戏——“憋死牛”……
  11. 一位“城管局长”的自白
  读罢《我是城管》，头脑中依次而迅速地产生两种联想。
  首先联想到的是两部电影《警察局长的自白》和《撞车》；随之联想到的是——《我是城管》如同一份起诉书。
  看过《撞车》的人都知道，那是一部大获好评的美国电影，获奖多多。在我的印象中，《警察局长的自白》则似乎是美国与意大利合拍的。即使我记错了，对于这篇评论也无关紧要。
  《警察局长的自白》塑造了一位依法办案的警察局局长。但是在他任警察局局长的那一座城市，
  依法办案谈何容易？因为他所面对的，除了以正派公民甚至优秀公民的姿态招摇过市的黑恶势力的利益追逐人物；还有与黑恶势力相勾结的政府官员们、商业老板们；他们所雇用的打手们、杀手们；俨然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实际是他最阴险也最危险的敌人的检察官。
  而他是孤独的。
  在斗争中，他起初还有忠诚的属下可倚重，但他们后来不是被杀害了，就是被收买了，背叛了。最终，他成了孤家寡人。
  结局是，绝不放弃使命的警察局局长被陷害入狱，并被预先以囚犯身份潜伏狱中的杀手杀死……
  在这一部电影中，主要情节也与城市管理有关。具体而言，与有限的城市土地所日愈升值的金钱交易有关。
  如上所述，《警察局长的自白》是一部极具批判性的、悲剧现实主义电影。
  我之所以立刻就联想到了这一部电影，乃因周亚鹰的《我是城管》，字里行间也充满了现实批判性，对城市管理的忧思以及清醒、理性并且富有建设性的构想；因问题成堆而感到的焦虑；因有时陷于几乎无能为力而感到的孤独与愤懑，还有对于乏“城市意识”可言的形形色色之人的失望。
  然而有一点却肯定是不同的，即电影中的警察局局长的孤独是宿命般的不可逆转的孤独。而身为县级市城管局局长的周亚鹰的孤独，却不过是一时的，是一心想要尽快解决问题而愿望与现实难以同步所产生的孤独感。从本质上说，那还不是真的孤独。因为县委书记，县长都支持他，当然也意味着县委、县政府是支持他的。有了这一种支持，县委县政府的职能部门是尽量配合他、协助他的。他的属下也是完全服从他的指示与调遣的。只不过他们每个人都有他们各自的难处。
  故也可以说，周亚鹰同时又是幸运的。简直还可以说是有力量的、强大的。以更长远的眼光看，中央要求各级政府“提高社会管理能力”，提高对城市的管理能力尤为重要，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那么，各级领导不重视“城管”部门的工作是会酿错误，犯错误的。也就是说，亚鹰同志这位“城管”局长的工作将来必会受到更多方面的重视，更大力度的支持。全中国各级城市，包括他所在的那一县级城市的城管局，也肯定会更受重视，获得更有力度的支持，绝不会相反。
  故我送他两句毛泽东当年赠柳亚子的诗，以解其郁闷，消其孤独感——“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再谈我的第二种联想《撞车》——这部电影的地点背影是美国第一大城市纽约。众所周知，美国是移民国家，纽约是世界上移民特征最显著的城市。而在《撞车》中，分单元呈现了一些平常日子发生在纽约的各种各样的危险之事。那些事起初看似形形色色的人们之间的寻常磨擦，一方或双方带有这样或那样的个人之生计、生活问题所造成的不良情绪影响而遭遇在一起了，结果使双方的不良情绪互相刺激，于是强烈，于是升级，于是形成敌对心理。美国又是一个私人可以合法拥有枪支的国家，所以感觉被严重伤害的一方，每会情绪失控，最终选择以开枪讨回公正。
  我非常欣赏这一部电影的编创构思。深刻而理性。最终一切危险矛盾，皆由人之情绪的调整而止于尸横两处，血溅数尺的悲剧发生之前。
  我认为，在中国，类似《撞车》中的情节的事，几乎每天都上演在大大小小的城市中。而在那类事中，尤以“城管”人员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冲突为最经常。也可以这么说，双方几乎每天都发生行为“撞车”。如果一方或双方那时都受不良情绪之困扰、影响，不良冲突往往呈现街头，甚至会演变为流血场面。
  亚鹰在《我是城管》中，对此点多有描写，真实可信，此不赘述。
  我建议亚鹰自己先看一看《撞车》，也让自己笔下的城管队员们看一看，讨论一番。
  我觉得，中国城管队员与形形色色的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其实体现为一种中国之当下宿命。是中国之当下宿命，将城管队员与形形色色的被管理者以无形的不可抗力似的强力挤压到了一起，想不被“矛盾化”是不可能的，想杜绝冲突也是不可能的。故我进一步认为，对于城管一方，同样是宿命性的角色。对于被管理者，尤其为了生计而心生对抗情绪的被管理者，境地也是宿命性的。
  既然矛盾冲突是宿命性的，也就只有尽一切可能不使矛盾升级，不使冲突激化。
  城管是执法一方，因而体现为强势一方。哪怕强势一方有百种道理，一旦执法行为稍显过激，舆论也断不会倾向于城管一方。所以，忍往往被视为城管人员素质的高标准。但不能指望每一名城管队员都是大肚弥陀。即使极善于忍的城管队员，也有一忍二忍三忍终于忍无可忍的时候，《我是城管》中，对忍也是有保留看法的，并讲述到了一些以“智”实现管理目的之方案。
  我认为“智”在城管队员的素质标准中，理应得到更充分的重视和培养。“智”加上“仁”、“诚”，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对立也许会一定程度地改变。作为城管局局长的周亚鹰，事实上已
  在尽量发挥自己智性管理的能力了，比如他对广告牌问题的解决办法，就很智慧地作为了一番。但依我想来，何不在必要之处，留下几块城管可以对缺乏“城市意识”的人们进行温馨提示和教育的宣传栏？缺乏“城市意识”的人们是多么需要教育无须多论，由城管部门担负起教育的义务责无旁贷。周局长对环卫工人的关心值得赞许，但设想一下，若能与小摊小贩们也定期举行见面会，听听他们为生计所迫的苦楚，帮他们解决力所能及的实际生计困难，那效果会是怎样的呢？
  最后我来说说，我为什么对《我是城管》有种起诉书般的印象？
  因为，字里行间，流露着一种自我（也代表城管队员们）辩护和指控般的意味。
  这不是否定看法。恰恰相反，我认为这正是《我是城管》的与众不同之处，也是成功之处。我是认可并喜欢这一点的。该自我辩护时，为什么不呢？理直气壮有什么不对呢？
  中国之发展太快，尤其近二十年，所谓城镇化、城市化的速度突飞猛进。小镇恨不得一两年内就变成县城；县城恨不得一两年就变成地级城市；而地级城市也都各有扩大规模、增加人口的强烈冲动。
  但许许多多小镇、县城、地级城市并没有做好突飞猛进的种种准备。急迫地一心要脱胎换骨变为城里人的农民，其实也没有做好意识转变的准备。
  于是两种冲动，即城市本身的发展冲动，与农民急迫地要变为城里人的冲动，将城管队员与农民推到了几乎只有互相“战斗”的“前线”。
  对急于变为城里人的农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对为了生计而进城占道摆摊的农民，是无奈的。
  对城管队员们，则是无辜且委屈，没辙的。
  谁之过？
  不能说是发展之过。
  只能说是速度之过。
  一言以蔽之，都是速度惹的祸！
  但起诉“速度”没有用。它既不应诉也不辩护，更不会现形于法庭，与“城管”部门对簿公堂。
  再一言以蔽之，“城管”干部和队员与严重缺乏“城市意识”的形形色色的人们的“战斗”，是极“中国特色”的一场“战斗”，也必将是一场“持久战”。
  而我真心希望中国像周亚鹰这样的“城管”局长多起来，那么，“武斗”的现象将会大大减少，由“文斗”而文明理论，互相理解、体恤的好现象就会多起来！
  周局长，向前看！
  明天风光无限好，你的家乡城的人们会因你的努力而感激你的！
  12. 暴民是“民”外表的非人
  绝大多数国家的历史上，都记录着暴民们的暴行。
  暴民趁暴乱而显凶恶狰狞。
  在当今世界，在不少国家，暴乱仍时有发生，暴民也时有出现，却分明的少多了。
  因为文明了的世界、文明了的人类，越来越难以容忍暴民们的暴行。并且，越来越倾向于零容忍度。
  混乱不是暴乱。
  暴乱是指有恶行即残暴之事发生，而那必是暴民们干的。
  故暴乱也不是暴动。
  暴动的行动者们，往往有迫不得已的因由，或为了拯救被压迫的自己，或为了拯救被压迫的别人们；如果竟是为了后者们，那暴动甚至可用正义的行动予以评价。
  故暴动者们未见得便是暴民。也许，还是些理性的、高尚的、可敬的——为了同样可敬之目的而暴动的人们。
  什么样的人才是暴民呢？
  比如在法国大革命时，在巴黎，在暴动获得第一次胜利后，在塞满街巷的欢庆胜利的暴动者以及支持暴动的平民们的人潮中，持于某些人手中的矛尖上，插着贵族阶级的人头。
  若是男性的人头，我们还可以如是想——大约他生前作恶多端，血债累累，民愤极大吧？也许正是那样。但也许，并不是。他的头之所以被插在矛尖上，只不过因为他不幸是贵族。在那一天，是贵族确乎成为了他的最大不幸。
  若是女性的人头，我们还可以如是想——大约她生前极度荒淫无耻，经常以虐待仆婢为乐，每至他们伤残吧？那么她的死可谓是报应。我们这么想，其实等于是在为擎举着她的人头的人寻找可以恕罪的理由，证明着我们的善良。善良的人完全不能接受的一个事实是——这世界上怎么会有根本无须任何理由的恶行？但也许恰恰相反，那女性生前和我们一样，不因是贵族妇女而对底层毫无同情心。并且，她还极有做人的修养，堪称贤妻良母、淑朋俊友。她的头之所以被插在矛尖上，也只不过因为她是一位贵族夫人。
  若是一颗少女的人头呢？她永远不能再眨动一下的双眼凝固着无助的、巨大的恐惧，她颊上也许还淌着生前最后的一行泪。她肯定苦苦哀求过饶她一命……
  但她还是被杀死了。
  她的头还是被插在矛尖上了。
  一个少女，她的心能有多恶？她生前又究竟能做下什么不可饶恕的恶事？
  如果，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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