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注
  斯大林达到权力的项峰后，把叶格纳塔什维利的大儿子带到了莫斯科，让他在克里姆林宫警备司令部工作，他官至中将。死时以隆重的仪式埋葬在哥里。叶格纳塔什维利的小儿子叫瓦索，他先是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共产党员报》编辑，后来是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秘书。他是斯大林的最可靠的情报员之一。
  斯大林毕生都背着他那个不光彩的家谱的包袱。192７年时，有一次他来到了梯弗利斯，在车站上欢迎的人群中他见到了自己的母亲，便激动地叫道：“你也在这里呀，老……？！”当时立即给叶卡捷琳娜·格奥尔吉耶夫娜派去了两名受信任的女共产党员，委托她们来照顾总书记的母亲。其中的一个叫采齐利娅，她后来回忆到了这件事。她们三人乘车来到城外领袖的官邸。此处距梯弗利斯有几公里，官邸座落在山上，在这里比较容易经受夏天的炎热。稍高处，在曼格利斯，那里办了一些训练班，时值夏季，党的积极分子们正在训练班里学习。
  斯大林那座科德若里的别墅相当宽敞。战友们居住在与他的办公室紧连着的一个大房间里。那一天，格鲁吉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菲力浦·马哈拉泽也在那里。科巴见到自己的母亲后，决定对马哈拉泽开一开玩笑，便说：“菲力浦，你怎么还让……这位老……？”马哈拉泽唾了一下，把椅子推倒在地，走出了办公室。在供居住的那个大房间里，这时也挤满了客人，他十分放纵地对大家说：“总书记算什么？他只不过是一个粗暴的金托。”①但是，这个快活的金托，在格鲁吉亚笑话中和独幕轻松喜剧中经常出现的主角，这个爱开玩笑的人和好淘气的人，与科巴相比，却是一个安琪儿……
  ①“金托”是格鲁吉亚语，意思是街头英雄、碎嘴子、无赖汉和进行最卑鄙的阴谋的人。早在1923年时，格鲁吉亚的一些老布尔什维就给斯大林起了这样一个绰号。——译者注。
  在20年代初，有一次在斯大林的克里姆林宫的家里，有一位哲学家扬·埃·斯泰恩，总书记把他向母亲介绍时，说：“扬·埃内斯托维奇①，她应当先配一个好丈夫，是吧？”②
  ①杨·埃内斯托维奇是斯泰恩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②瓦列里娅·利沃夫娜·斯泰恩的证词。
  斯大林从不放过一个机会来公开侮辱自己的母亲。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关于斯大林对父母的眷恋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各家报纸也广为宣扬对这个家庭所虚构的奇谈，说什么父母对斯大林充满了爱，尽心竭力地关怀他的教育。而斯大林同志本人“总是对自己的母亲体贴入微，经常对她表现出儿子的温暖与关怀。”
  叶＃捷琳娜·格奥尔吉耶夫娜于1937年夏季去世，终年82岁。在悼词里是这样说的：9岁前她住在农村，早年丧父，生活贫困。1864年在农奴制废除后，她同母亲迁居于哥里。10年之后，她嫁给了阿杰利法诺夫鞋厂一的工人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约瑟夫是她的第三个儿子（前两个儿子米哈伊尔和格奥尔吉皆夭折）。由于缺食少衣，母亲便在白天给一些业主干活。1888年，她把9岁的儿子送进哥里宗教学校学习，6年之后，她克服很大困难又把儿子送进梯弗利斯宗教学校学习。
  《东方曙光报》还报道说，1903年夏，在斯大林被捕后，母亲到库塔伊西省监狱去看望他。该报肯定地说，在革命年代里，她是受欺压的。①在苏维埃时代，只是在1922年她才来到莫斯科。斯大林最后一次同“亲爱的”母亲见面是1935年在梯弗利斯。埋葬她时总书记没有回去。
  ①《东方曙光报》1937年6月5—6日。
  索索对父亲（事实上是对继父）感到极其厌恶，这种厌恶很快就变成了公开的仇恨。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这个酒鬼和好吵闹的人，儿子稍微有点过错就残酷地进行毒打。有时候连母亲也遭到毒打。在全城吵架吵得最凶的住户中，维萨里昂家的名声特别坏。索索看到，母亲每天夜里都在缝纫机上干活，因为她挣来的钱大部分都被父亲喝酒花掉了。这个孩子很早就产生了报仇心理，这种报复心逐渐地变成了未来领袖的一个性格特点。父亲无缘无故的残酷行为和殴打使儿子对周围一切都抱着冷酷无情和仇恨的态度。索索从童年时代起，实现复仇的打算就成了他的目的，到后来，他的种种计划和行为都服从于这个目的。
  后来，随着斯大林的地位不断高升，围绕着他的经历便产生了许多奇谈。其中的一个奇谈是总书记对自己的童年编造的。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曾听到过关于索索在哥里生活时的一些详情细节，于是这位作家于1931年访问莫斯科时，在同总书记的谈话中便涉及到这个微妙的问题。斯大林回答他说，父母待他很不坏。①
  ①《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01页。——译者注
  宗教学校从前的一位教员C·A·胡齐什维利回忆说，索索和其他孩子们不同的地方，就是他的仇恨心理令人吃惊。他经常挑动同学们吵骂和打架，当事情发展到要进行处分时，他却几乎总是不被发觉。索索逐渐地学会了以各种凶狠的恶作剧来巧妙地折磨老师。他为自己的穷困感到苦恼，于是便为弄到钱而不择手段：他时而以加倍的价钱转卖小馅饼，时而骗取那些小同学们的钱……索索使那些听话的同学都围着自己转，使他们按照他的指示去毒打那些欺负人的人。而这些所谓欺负人的人都是不承认他的优越地位的同学，或者是敢于开他的玩笑的同学。索索在哥里学校学习的最后几年中，对不合他心意的那些同学进行了残酷的迫害。连老师们都怕他进行报复。①
  ①根据Г．Ｃ．胡齐什维利的转述。
  他一点也不能忍受对他的行为提出的任何批评。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和梯弗利斯中学的全体朋友们当时就注意到了他的这个性格特点。他们懊恼地说：“对科巴简直开不得玩笑。这是一个古怪的格鲁吉亚人：他不懂得什么是玩笑，对那种并无恶意的话他竟然常常用拳头来回答。”①
  ①杜宾斯基—穆哈德译《П．奥尔忠尼启则》1963年莫斯科俄文版第92页。
  从童年时代起斯大林就不能忍受对自己的强制，但是正是在那个时候，他不仅从父亲方面，而已从国家方面，都受到了强制。当时俄罗斯帝国的所有学校都必须学习俄语。对那些用格鲁吉亚语讲话的学生，教师们被授权进行鞭打，这种情况是时常发生的。
  似乎有某人的一只强硬的手在支配着约瑟夫·朱加施维里的命运。这个15岁的少年，鞋匠的儿子，被接收进入了梯弗利斯正教教会中学，在学校他享受到了助学金。在这所学校里，斯大林学习了5年（1894—1899年）。在学校时索索就已经表现出了强烈的求知欲。学校里除了讲授主要的课程——神学外，还讲授古文。他第一次看到了秘密的政治出版物。在一本登记学生品行分数的记录薄中，约瑟夫·朱加施维里这个名字因犯规而记了13次。他由于阅读禁书而受到了扣发部分助学金的处罚。僧侣进行的搜查、告密、监视、严格检查以及作为一校之长的校长的残酷行为——这一切都使得约瑟夫·朱加施维里产生了一种愤恨心理。
  离毕业只剩一年了，但斯大林被学校开除了，其原因在斯大林的传记中至今还是一个秘密。官方的那些传记作者关于斯大林因建立革命小组而被开除的说法没有得到任何证实。
  未来的总书记的教条主义来源于他在教会学校受的教育。他的口是心非作风和极其巧妙的假装行为也来源于此。在斯大林的一切行为中和他那辞藻华丽的言词中都可以找到教会学校的烙印。他即使出现在党的讲坛上也仍然表现出他是一个宗教学校的毕业生。他在年纪很小时就确信：官方宣传的社会真理是纯粹的谎言，而教会所宣扬的真理则是加倍的谎言。在这里也应当找一找斯大林那无穷无尽的恬不知耻的根源。
  年轻的斯大林在阅读禁书时，逐渐地得出了必须推翻沙皇这一结论。还在更早的时候，他已经掌握了一个同样重要的真理：象他这样一个只是依靠高贵的人的保护①而进入宗教学校的人，在现行制度下，是不可能有远大前途的。所以，必须打倒政府！对于这个无产者来说，自己确是没有什么可丧失的。
  ①这里说斯大林依靠“高贵的人的保护”而进入宗教学校，指的是前面谈到：他先是受到了那个富裕公爵父亲的保护，接着又谈到他是由那个二等商人父亲的照顾才进入了宗教学校。——译者注
  斯大林在梯弗利斯学校学习的第一年中，加入了马克思主义读书小组。这个事实本身并没有多么了不起的意义。但是正如小组的另一个组员约瑟夫·伊列马什维利所说的，中学生朱加施维里断然拒绝承认某个人的首领地位，更不用说承认什么人的个人优越地位了。他甚至企图建立一个自己个人的小组。西尔韦斯特尔·吉布拉泽证明说，年轻时的斯大林是一个难以与人相处的人和爱争吵的人，他不仅进行宣传鼓动反对沙皇，而且还进行阴谋活动反对当地的社会民主党人。如果把这些情况补充进上面对斯大林的描述中去，那么一个刚开始其政治生涯的政治家的肖像就差不多画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