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棋手过惕生当他的得力助手，由他引荐也成为段府的常客。30年代中期，上海迅速取代北京，成为全国围棋名手汇集的中心。
  段祺瑞在天津时已患有神经性关节炎、染过猩红热，到上海那年已是69岁的老人，须发全白，体力日渐衰弱，但生活习惯仍与天津时无异，每天早起诵经、下棋，有时也约客打麻将。1934年春夏之交，他患了严重的溃疡，大量出血，经宏恩医院（今华东医院）抢救，虽然免于一死，精神却十分萎靡了。就在这一年5月，日本著名棋手木谷实（当时六段）、吴清源（当时五段，尚未入日本籍）一行来沪访问。吴清源与木谷实是日本棋界的两颗巨星，所向披靡，少有敌手，当时上海自然无人可以同他们下对子局的。吴清源不忘故旧，造访段祺瑞，一个是风华正茂的青年，一个是老态龙钟的遗老，两人相遇，感慨万千，他们再次推枰对坐，手谈一局，结果吴清源却以小败终局。段祺瑞心中明白：这一局以尊敬长者为目的的“交际棋”，大概是对他当年惨败的一种安慰吧！
  这一年夏天，应蒋介石之邀，段祺瑞曾前往庐山避暑，随行者有段宏纲与顾水如。段见蒋，曾谈及围棋，并提到吴清源，说起这位稀有的天才有可能加入日本籍，将是中国的一大损失，应设法召吴回国，指导国人棋艺，否则日本围棋越来越强，中国会越来越落后。蒋介石当面唯唯，其实当时他哪有心思办这类事，结果也就不了了之。
  一生天津缘
  1885年，正处于洋务运动中的清廷，秉承“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念，在天津开办了北洋武备学堂。时任直隶总督兼洋务大臣的李鸿章一手促成了此事。
  学堂的第一批学员，多是从淮军中选拔的，段祺瑞就是其中之一。学堂分步、马、炮、工程四科，段祺瑞被分在了炮兵科。
  官方在这所学校里下了大力气，教员多是从德国退役军官里聘请，学习的内容中西结合，十分全面，从历史、地理这些基础课程，到兵法、图上战术这些军事课程，都要涉及，对当年的学生们来说，可谓一场考验。
  段祺瑞显然经受住了这样的考验，几年后他以“最优等”的成绩从学堂毕业，不久就被选派到德国去进行深造，进入柏林军校，仍然进行炮兵的相关学习。在德国期间，他曾经有机会到世界知名的克虏伯兵工厂实习，大开了眼界。
  在德国学习后，段祺瑞返回国内，在威海武备学堂担任教师。但他与北洋武备学堂的关联还没有断开。
  北洋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后来多成为新军中的重要人物，除段祺瑞之外，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吴佩孚等悉数毕业于此，其中冯国璋、段祺瑞与王士珍，后来曾分别担任民国总统、总理、总长，被称为“北洋三杰”。
  在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后，学堂被焚毁。到了20世纪初的几个年头，由于北洋军扩充迅速，对军事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袁世凯便决定着手恢复北洋武备学堂，承办此事的正是段祺瑞。
  从德国回来后，段祺瑞虽在威海任教，却一直未受重用。他的仕途转而变得顺利，也与天津有关，源于小站练兵。
  清朝在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让整个国家改变了重文轻武的观念。在战争尚未结束的时候，朝廷就派广西按察使胡燏棻招募新兵进行训练。胡燏棻招募了近五千人，组成了十营“定武军”，驻兵地点就在天津的小站。
  但很快胡燏棻就另有任用，在荣禄、李鸿章、翁同龢等人的保奏下，袁世凯走马上任。
  定武军属于新军，必须要由懂得新的军事知识的人来训练。于是袁世凯选中了那些曾从武备学堂毕业的人。最初他选中了王士珍与一个叫梁华殿的人，谁知不巧的是，梁华殿到小站不久，就在一次夜间操练时失足溺水而亡。随后，袁世凯又物色了两人，就是冯国璋与段祺瑞。
  此时，袁世凯已经将“定武军”更名为“新建陆军”，人数也扩充到了七千多，和当年武备学堂的配置一样，分步、马、炮、工程四个兵种。段祺瑞到了小站后，被任命为炮兵营管带兼炮兵学堂监督。
  据民国知名记者陶菊隐在他的专著《武夫当国》中记载，1901年，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的时候，在保定设立了督练公所，主持训练新军的事务，下设三个处，段祺瑞就担任参谋处总办。
  由于此时袁世凯已经成为北洋大臣，因此他的部队被称为“北洋新军”。袁世凯对段祺瑞很器重，陶菊隐在书中称，袁氏曾特意关照、帮助段祺瑞成为北洋军第三协的协统，也就是新军中的高级将领。
  在段祺瑞的人生中，袁世凯有着重要的影响，清廷覆灭，民国建立后，段祺瑞先后担任过陆军总长、代理国务总理等要职。但两人的关系也存在波折，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主张对日立场强硬的段祺瑞与袁世凯产生分歧。当时日本报纸称两人即将决裂，段祺瑞一度发表辟谣电报，称其“挑拨离间”。但之后不久，袁世凯就下令免去了段祺瑞的陆军总长职务。随后袁世凯称帝，段祺瑞被“打入冷宫”，直到袁世
  凯被迫取消洪宪帝制，为了对付南方的护国军时，才又请段祺瑞出山挽回局面。
  段祺瑞一生，曾几次退居天津。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成为大总统，段祺瑞担任国务总理，两人分庭抗礼，先后在国务秘书长人选、是否对一战中的德国宣战等问题上产生矛盾，被称为“府院之争”。
  1917年3月4日，在与黎元洪闹翻后，段祺瑞负气来到天津，经冯国璋劝说后返回北京。到了5月份，黎元洪下令免去段祺瑞的总理职务，段再次离京到天津，并通电表示不承认黎元洪的命令。但这一次两人的纷争，竟意外地给了张勋机会，导致了后来复辟闹剧的出现。当年7月，在击退了张勋，将冯国璋迎进北京就任大总统后，段祺瑞在天津重获了他的总理职务。
  段祺瑞第二次退居津门，是在1920年直皖战争失败以后，而后于1924年11月返京就任临时执政。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通电下野，再次寓居于天津，就住在今天的鞍山道38号。
  对于段祺瑞在天津的生活，他的外孙女袁迪新曾对媒体有过详细的讲述：“每天早上起来，外公头件事便是念经诵佛，待吃过早饭，他的老部下王揖唐便过来，帮他整理编选历年来的诗文，准备刊印一部《正道居集》。午睡之后，外公照例是下围棋，晚上打麻将。”
  袁迪新曾在杂志上披露，段家在天津的生活相当好，她“在天津过着‘什么都吃过，什么都见过’的大小姐生活”。但在物质生活之外，段祺瑞也很重视家教，聘请家庭教师给后辈教授英语。
  段祺瑞在天津时也未置身政事之外，而且历史的风云变幻也似乎总不会遗漏他的身影。
  随着日本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段祺瑞在天津的生活也渐渐受到了影响。日本关东军头子土肥原贤二就曾几度到天津密晤段祺瑞，打算让他出面组织一个华北政权，并表示愿意鼎力支持。
  但段祺瑞显然不愿意与日本人合作。与此同时，蒋介石得知消息后，派人专程赴津，请段祺瑞南下，以免落入日本人之手。1933年1月，段祺瑞乘车前往南京。抵达之时，蒋介石给予他极高待遇——蒋氏本人亲自前往迎接。而段祺瑞随后也公开表示：“当此共赴国难之际，政府既有整个御侮方针和办法，无论朝野，皆应一致起为后援……”
  此后，段祺瑞一直居于南方，直到1936年去世，再也未回过天津。
  吃斋念佛为哪般
  段祺瑞下野之后，即在家里辟了一间佛堂，清晨起来，焚香诵经，吃斋念佛，表示自此不再问世事了。
  当时段的亲信勒云鹏、吴光新等人也和他一起念佛。段祺瑞最爱吃南方的豆豉，吃斋之后，豆豉更成了他每餐必不可少的佳肴。他还令人养了几只母鸡，以备他吃鸡蛋，但他不准在这群鸡内有公鸡，他说这样的蛋是“素蛋”，素蛋才可以吃。
  时天津有不少小庙，亦有几个较大的寺院，如大悲院、海光寺、河北大寺等，都香火甚旺，居士很多。北洋军阀时期，一些被打倒失败下台的军阀、官僚、政客和被推翻的清王朝王公权贵、遗老、太监等，多避于天津做寓公。
  段吃斋念佛，并没有做到四大皆空、看破红尘，只不过是以此作为蛰居的幌子。每有他的学生、旧部来公馆看他，说到国内遍地烽烟，人民涂炭，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并说若收拾这盘残局，使老百姓能过个太平日子，还非老帅东山再起不可，这时，段虽然嘴上不说甚，脸上却露出笑容。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冯玉祥于阵前倒戈，回师北京，推翻了曹锟的总统宝座，电邀孙中山北上，段见出山的时机已到，便重新集结皖系势力，并与盘踞在江苏、湖北的直系残存势力拉关系。段在冯玉祥、张作霖和直系残存势力的拥戴下，被推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11月24日，段在京就职，组成了临时政府。
  段执政再次进入北京后，虽然执政府设在铁狮子胡同陆军部的旧址，但他的住宅却设在了南门仓的新公馆。段的这个公馆是数年前开始修建的。其地皮原是清朝一位王侯的府邸，段请风水先生看后，风水先生说这块地皮风水不错，段便下令于此修公馆，并请了一个叫魏延平的工程师画图监工。公馆前后有四个大院，还有若干跨院。东面有个不大不小的花园。里面有座小楼。后边还有座大花园，园内有假山，通后花园有条河。这座公馆建成后，段还没有搬进去，就发生了战事，段又逃回了天津，此次出山，就住在这所新的公馆内，花园的小楼成了他诵经的静室。段虽然重新执政，然依然吃斋念佛论道。
  冯国璋：毕生不忘和平统一
  冯国璋由一介书生而入武林，读文史后再习军事。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经历了数次战争，其中亲自参与的就有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进京等战事。作为一个有着远大抱负并接受现代思想的知识分子，或是身为一名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军事将领，冯国璋曾以其深刻的思考和敏锐的见解，屡屡向上司和清廷进言，并且一直身体力行地为“国家海禁开，东方大事起”这一宏愿而尽
  心尽力。
  追随聂士成
  1894年6月，冯国璋随聂将军入朝鲜御日，当时的清政府并未看清日本出兵朝鲜的真正目的是为入侵中国做准备，同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由于武器落后，且寡不敌众，加上清军主帅叶志超懦弱无能，尽管聂士成将军身先士卒，冯国璋亦作战勇猛，淮军在装备先进的日本军队大举进攻前毫无抵抗之力，血战中的聂将军不得不带着士兵们节节败退。这是被打着跑、跑着打的一场惨烈战争。
  据《年谱》记载：1895年10月，“冯国璋与其护兵阎升以一匹马强渡过江”。日本人多，兵器又好，清军战败了，冯国璋只得跟着往回跑。冯国璋和他的卫兵阎升一起往北跑到了鸭绿江边，正愁着没法过河，忽然从小树林里斜着跑过来一匹灰黄色的小马，这可救了两个人的命。冯国璋和阎升拽着马尾巴过了河。这匹马是匹母马，从此成了冯家的功臣，以后就由专人照看起来。
  清朝末年，冯国璋回到聂士成将军的部队，随聂将军扼守摩天岭三个月。在此期间，冯国璋随聂将军一起对日军打过一次胜仗。当时在摩天岭，聂将军带领的军队是在孤立无援的危难情况下对敌作战。冯国璋利用所学军事知识，建议聂将军在多处插立清军旗帜，布下兵众将广的疑阵迷惑日军，又在险要处设重兵截击敌人，这是对兵法上的“虚实并举”、“声东击西”战术的运用，最后等到了援军打败了日寇。这在当时的东北战场上，是唯一的一支战胜日军的队伍。为此聂将军立下了战功，冯国璋亦功不可没。经过甲午之战，冯国璋已成为聂将军的心腹爱将。
  然而，当时对日作战的失败局势已是不可逆转了。在辽东半岛失守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1月末，冯国璋随聂将军驻守山海关。这时冯国璋因对日作战勇敢有功，已从五品提升为聂军军械局督办。
  冯国璋曾两次被派往日本考察军事。第一次是1895年4月，冯国璋作为武官随裕庚出使日本考察军事。裕庚是冯国璋在武备学堂的老师，很器重冯国璋。冯国璋在日本大开眼界，认识了几位日本的军事人才，向他们学习。还考察了日本的现代军事科学及训练方法和理论。回来后整理出版了好几本兵书。
  作为甲午战争的亲历者，战败的教训使冯国璋早有改练新军的思想，所以到了日本，他特别注意考察现代军事。日本军队的训练、装备、战术等，都是他考察、学习的目标。冯国璋对裕庚说：如今是洋枪洋炮时代，大刀长矛怎么和人家打，所以甲午才打败仗。学生以为中国必须练新军，都得变，不变则亡。裕庚很同意冯国璋的想法，说朝廷里现在也有人有这个想法。第二次，清政府派冯国璋与朝廷官员铁良、风山再次赴日考察军事。通过两次考察，冯国璋在现代军事科学上的认知都有很大提升。
  1896年末，清廷决定任用袁世凯去小站督练新军。冯国璋在武备学堂的老同学王士珍、段祺瑞等都到了小站，这使得冯国璋非常动心，但又感苦恼。这是因为冯国璋虽然很想去小站参练新军，但因聂将军对他有知遇之恩。尽管聂将军也很明白编练新军的道理，冯国璋不忍提出离开的要求。后来还是荫昌大力推荐，袁世凯也一再向聂将军要人，聂将军才把冯国璋送去了小站。临走时，两人是挥泪而别。
  到了小站，袁世凯亲切礼貌地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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