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现有不同的干部级别，可以制定不同的“免责金额（M0）”，在这个金额之内的，只要向组织说明清楚，便可以发表“廉洁声明”，加入新党，在未来的新宪政中从政、任职。那些有贪污受贿行为，但没有给国家和人民财产造成严重损失的，只要不发表“廉洁声明”，不再从政，就可以免除法律的追究。同时，针对现有不同的干部级别，制定不同的“免罪金额（M1）”。
  所谓“留钱不留官，留官不留钱。”的政策，一是免除政改的阻力，使现有各级官员不论廉洁与否，都可以找到未来的出路。二是避免资金外流，人人自危。这样一来，干部中的阻力就只剩下那些有严重贪污受贿行为，给国家人民造成严重损失的极少数。大多数洁身自好的干部，包括那些随波逐流的，过去没得到钱，未来却可以得到更广阔的政治前途；而那些贪污受贿比较轻微的，只要不再从政，也可以安享晚年，不必再担惊受怕。更不必把钱往国外转移，而可以在国内安心下海经商，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实际上就是和平赎买出一个多党制。
  军队问题是化“派”为“党”实现多党制宪政的核心问题。在这一大方案实行的过程中，党中央要始终保证队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政改中间不论哪一“派”或哪一个新党违规，都必须被判出局，在新宪政中不再有从政的机会。而军队是必要的最终解决手段。在整个大方案实行的过程中，如果党派之间出现大的冲突，国内出现大的动乱，国际形势出现不可预料的大变故，党中央可以凭借对军队的绝对指挥权，中止政改的实行。
  为了方案的顺利执行，在第3年（Y1）新党成立、开放党禁报禁之后，可以由一位前党内德高望重的老同志（A0），代表原共产党担负对军队的指挥。同时必须制定一份“约法”，制约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A0）。他（A0）不能与任何新党派发生政治联系，也不在未来新的国家政府中担任职务。受全国、全世界共同监督。第5年（Y3）新的多党制宪政实行之后，他（A0）将军权交予新政府，荣誉退休。实现军队国家化。军队中各级政委全部转为中央或地方的终身参议员、职业政治家。团以下政委，可以对转业进行优厚的补偿。
  [思维教练]看后，只是问了对方一句：“你是谁？”
  安妮一愣，说：“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呀。”
  [思维教练]知道对方被问傻了，于是说：“我的意识是——你以为你是谁？”
  “什么意思？”安妮不明白。
  “我的意思是说：除非你是那个德高望重的‘A0’，除非是最高掌权者想这么干，而且他周围至少有两三个人有同样的想法。”
  “我这是纯属个人构想，问问你的看法嘛。”安妮辩解说：“预则立，不预则废，仅供参考。我认为这是一个充分考虑了国内不同群体的利益，以社会稳定为前提，是以最小的社会代价，实现多党制宪政的最大胆的构想。”
  “这个方案根本没有可行性。”[思维教练]依旧不以为然。
  “关键是个时机问题。”安妮说：“这只适于在国内现状不能再维持下去的紧急状态。不到接近万不得已的最后时刻，不可能说服党内高层采纳；但也不能拖到局面完全无法控制的时候，到那时候再实行，一切都为时已晚。”
  “问题就在这里。”[思维教练]反问说：“谁会认为‘维持不下去’呢？你这不是找骂么？”
  ……
  安妮没有听[思维教练]的劝阻，依然把《中国政改大方案》传到了网上，果然是骂的人远比夸成的人多。而这一切的背后，实际上只是安妮的爷爷让她放一个试探气球罢了。
  但是，还是有一个人当真了，而且是非常地生气——这个人就是军中元老俞飞。当俞飞看完网上这篇帖子的打印稿后，拍着桌子大骂：“这是分裂国家、分裂党！”
  郎氏风暴
  2004年8月以来，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连连在媒体上发出重磅炮弹，指名道姓地痛斥许多中国企业领导人借国企改革之机大肆化公为私，侵吞国有资产。这些被指责的企业几乎都是过去被树为改革成功典型的“明星企业”，包括TCL、海尔、格林柯尔、科龙等。对TCL的分拆上市、海尔集团的MBO（管理者收购）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格林柯尔在兼并重组中有侵吞国有资产的嫌疑，指责顾雏军利用资本杠杆效应和国民经济结构调整中法律上的缺陷，仅用9亿多元的资金便控制住了136亿元的优质国有资产。
  郎咸平的炮轰引起了强烈反应：平面媒体与互联网上出现一面倒的声援之声，而被批评的企业则纷纷叫屈，格林柯尔老板顾雏军甚至在香港把郎咸平告上了法庭。这反而更增添了事件的轰动性。郎咸平则说：自己并非与顾雏军个人过不去，实在是针对国有资产流失的严重事态而言。他对中国经济转轨中的不少方面提出了尖锐批评，批评“做大做强”，否定MBO，抨击“保姆变主人”，直至提出“国有胜于民营”，完全否认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之必要。
  8月28日这一天，中国南北方出现了两种声音的激烈碰撞。
  下午2:00，各路财经记者齐聚北京建国门内大街长安大厦2座15层。只有三十几平方米的演播厅人满为患。由几张桌子拼起来的简单的主席台背后，主持人邵振伟开始讲话：“大家下午好！这个国有资产流失和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我们准备了不到一周的时间，我们仓促的准备，包括周日两天。我们邀请了全国经济理论界各派的人物来参加这场研讨会。下面我介绍一下今天到会的专家：一个是国务院研究中心企业经济研究所张文魁先生、长江商学院郎咸平先生、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杨帆先生、原国家计委退休干部杨德明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左大培先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管理学院韩德强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杨斌先生。……”
  该研讨会曾广发“英雄帖”，拟邀请全国经济理论界各派人物参加。然而，受邀的“主流经济学家”大都在南方开会而没来。国内主流经济学家们“集体失语”
  ，唯一的反方代表张文魁先生此次可谓“单刀赴会”，他在题为《中国是否应该停止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演讲中说，国企改革势在必行，而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可以防止的。由于观点相左，左大培几次大声打断张文魁的讲话，会场气氛数次被推向高潮。
  “他们说我‘左’，我这次就‘左’到底！”左大培显得格外激动，嗓音嘶哑。
  杨帆的发言带有“声援色彩”。他尖锐地指出，中国学术界存在“意识形态之争”和“话语霸权”，就这次郎咸平遭遇的风波而言，“‘新自由主义学派’对他采取了联合封杀、贬低人格两种手段”。……
  主办者邵振伟是一神秘个人，在研讨会接近尾声之际，他的一句声明语惊四座：“此次研讨会的主办方不是网站，我只借用了这个场地，主办者只是我个人。”声称自己只是一个关心中国经济发展的年轻人，组织这个研讨会是出于痛惜国有资产流失的义愤。
  同一天的上午，为期两天的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届深圳高峰会在深圳五洲宾馆隆重开幕。中国农业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韩仲琦，深圳市市长李鸿忠，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企业家及部分著名经济学家参加了高峰会。主题是“全球大变局时代——中国企业的生存之道”。
  张维迎在题为《中国企业的生存环境与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的演讲中，对于企业家
  生存环境进行疾呼，也对经济学家“以维护学术自由为借口发布不负责任言论”进行了批判，非常辛辣的指出：“一些学者哗众取宠，为的是什么？就是最大化他的知名度，而不是为社会做贡献。”这显然是针对朗咸平的。
  张维迎还提到：如果我们这个社会，我们的媒体，在不断的妖魔化中国的企业家，我想外国企业主导中国经济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一些中国企业本来很有希望做大做强，但是在这样的舆论压力下，在这样的政治不确定的情况下，宁可将这个企业卖给外国人，自己拿一部分钱更安全，现在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情况。包括国有资产的剥离，现在四大银行剥离国有资产卖过外国企业了，不是外国企业出价高，而是因为有人担心卖过中国私人企业会被人说我受私人企业贿赂了，所以我宁可卖给出价低的外国企业。
  与张维迎这番话相呼应的，是随后的一个主题：“谁占领中国经济的主战场：外资企业？还是民营企业？”。
  国东强当然也参加了中国企业家论坛深圳峰会，他一直密切关注着郎顾之争。因与顾雏军在商场上有过一些交往，顾的格林柯尔是怎么回事儿，国东强还是心中有数的。至于有着沃顿商学院(Wharton
  School)财务学博士学位，曾在多家商学院执教，现任香港政府财经事务局公司治理项目顾问的郎咸平，那更是鼎鼎大名，国东强怎能不知道？
  那还是三年前，郎咸平以学者身份第一个点出了如日中天的德隆问题。去年又放言“德隆资金链不出半年就绷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