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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阁下，这是我们第五军在沃尔霍尔地区对俄国红色游击队进剿的报告。”一名中年将军将一个红皮本子小心翼翼的放在了他前面的一张桌子上。然后他立刻将自己的身体挺得笔直。在他的旁边则一溜排的站着一群高级军官，那些军官一个个神情肃穆。
  顺着这些军官的眼神可以看到，在距离他们并不远的那张桌子的一边坐着一个年轻的军官。虽然这位军官十分的年轻。但是他双肩上的那四颗金色四角菱形星却让人不敢小觑。他就是威廉鲁道夫赫斯。
  只见那个将军刚刚说完，季明就不耐烦的挥了挥手然后用手指了指那个红皮本子，接着缓缓的说道：“现在不要和我说这些，我知道里面的数字肯定有很大的水分，现在我也不想争论这里面究竟有多少水分。现在我只是想搞明白，在我们未来发动进攻的时候，那些游击队会不会在我们的后面扯我们的后腿？”
  “目前的情况还算不错。”一个将军站了出来，他迅速的开口道：“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们已经大致上控制住了。但是这只是暂时的现象，我想只要我们的主力部队一撤退。那么他们就会活跃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轻人突然站了出来，他穿着西装在那些将领们的面前显得是那么的与众不同。“威廉鲁道夫赫斯阁下我有话要说！”在得到了季明的允许之后，这位年轻人清了清嗓子然后缓缓的开口道：“阁下，我认为目前采取单纯的剿灭的方法并不合适。现在地这种对付游击队的方法只会将更多地俄国平民推到我们敌对的那一方去，我想用不了多久，那些俄国人的游击队会越剿越多的。所以，我个人认为，我们应该采取怀柔政策。我们应该本着把俄国人民从布尔什维克地虐政下解救出来为目的，从而给他们宗教自由、经济自由。而把集体农庄改为真正的合作社，就像我们在帝国内实施的那样，最后我们地目标应该是建立一个多民族多党派的联合自治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是能够把俄国所有的人人民争取过来的。而如果这样搞的十分的成功的话。不仅占领区的俄国人可能与德国人合作，而且非占领区地俄国人也会从斯大林的暴政下争取解放。最重要的是，我想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地话，布尔什维克政权将会崩溃。红军将会瓦解，正如1917年沙皇军队那样的瓦解一样。”
  听了那个人的讲话，季明愣了好一会儿，然后他抬起头来看了看对方，接着说道：“你叫什么名字？你的职务？”
  “阁下，我叫奥托.勃劳蒂加姆，是罗森堡博士派过来的联系专员。”
  “罗森堡派来地？”在说完了这一句之后季明并没有在接下去问什么。而是仔细地反复咀嚼着对方刚刚说的话，但是此时他地心思已经完全的跑到另外的地方去了。说句老实话，这位奥托.勃劳蒂加姆博士他是听说过的。这位仁兄是一位是职业外交家，而同时又是罗森堡新建立的东方占领区事务部的政治司副司长。季明之所以记得他是因为。他曾经读过这位仁兄写过的一篇报告。在这篇1942年10月25日写给上级的一份颇有意见的绝密报告中，勃劳蒂加姆大胆指出了纳粹在俄国所犯的错误：“我们刚到俄国的时候就看出当地居民对布尔什维主义有厌恶情绪，他们急切地期待着一些能为他们未来生活提出较好前景的新口号。德国人有责任提出这样的口号。但是这些口号却至今未提出来。当地人民把我们当作解放者，欢欣鼓舞地欢迎我们，他们是愿意为我们效劳的。事实上，口号倒是提过一个，但是一下子就给俄国人识破是什么货色了。未开化的人由于东方民族的天生本能立刻发现。“从布尔什维主义下解放出来”的口号。只不过是德国人用来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奴役东方民族的幌子……工人、农民很快便看出，德国并没有把他们当作具有平等权利的伙伴。而只是把他们看作是实现他们政治、经济目标的对象……我们自以为是，毫不客气，把一切政治经验都置诸脑后……以“二等白人”的待遇对待东方占领区的民族，认为上帝赋与他们的任务只是替德国人当奴隶……勃劳蒂加姆说，使俄国人反对德国人的还有另外两件事情：虐待俄国战俘和强征俄国男子和妇女做奴隶劳工。几十万俄国战俘在我们的战俘营里饿死、冻死，这对我们的朋友和敌人来说都已不是什么秘密……现在我们又看到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在战俘像苍蝇一样饿死之后，却又不得不从东方占领区招募几百万劳工到德国来……我们到处肆无忌惮地糟蹋斯拉夫人，我们所使用的“招募”办法也许只能从最黑暗的贩卖奴隶时代找到渊源。经常抓丁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不论健康与否或年龄大小，一批批的劳工被运到德国……这位官员在报告中总结说，德国在俄国的政策和措施已经“遭到东方民族的极大反抗”。我们的政策已迫使布尔什维主义者和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结成了反对我们的联合阵线，俄国人今天之所以以无比英勇和自我牺牲精神进行战斗，正是为了争取使他们做人的尊严得到承认。勃劳蒂加姆博士在结束他的长达13页的备忘录时，以肯定的语气要求彻底改变现行政策。他说，“我们必须向俄国人具体说明他们的未来命运”。但是这种呼声在纳粹德国是无人理睬的。
  季明当然知道为什么自己的国家会不予理睬。因为那些人希望自己是实实在在的统治者，正如希特勒曾经在他的《我的奋斗》中说过：“我们是“主宰民族”，我们必须严厉而公正地进行统治……我要取走这个国家的一切财富。我到这儿来不是降福布祥的……这里的居民必须劳动、劳动、再劳动……我们来到这里绝不是给他们散发灵粮神食。我们来到这里为的是给胜利打基础。我们是一个主宰民族，我们必须记住，即使最下贱的德国工人，从人种上和生物学的方面看，也比这里的居民高贵千倍。斯拉夫人该为我们劳动。一旦我们用不着他们了，可以让他们死去。因此，强迫他们打预防针以及由德国为他们提供医药是多余的。斯拉夫人的繁殖是不需要的。他们可以避孕或人工流产----越多采用越好。让他们受教育是危险的。计数能数到100就够了……每多一个受教育的人就多一个未来的敌人。我们把宗教给他们留下来，作为他们消愁解闷的一种方法。至于粮食，除了绝对必要的数量之外，一点也不能多给。我们是主人，先得顾我们自己。”
  而现在，虽然希特勒已经死了。但是大部分的德国高层仍然认为自己是统治者。虽然面对苏联游击运动的膨胀，以罗森堡为首的一些纳粹官员开始劝说鲁道夫赫斯改善在苏联的占领政策，更多以胡萝卜取代大棒，并争取当地的民族主义势力。但鲁道夫赫斯和强硬派的占领区官员则认为，对苏联占领区采取怀柔政策，不仅不利于掠夺当地的物资和劳动力，轻率扶植当地民族主义的做法，还会为未来带来巨大的麻烦。苏联对西乌克兰怀柔的失败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因为靠极端民族主义上台的希特勒本人很清楚民族主义所蕴藏的巨大力量，更了解其多变和不可控制：他们固然不会轻易屈服于大棒，但更不会随便就被几根萝卜收买，反而会在萝卜的滋养下膨胀起来。在某些自以为是的政治家，为了眼前的一点利益而随意扶植势力的同时，或许已经为自己的未来挖掘了坟墓。
  对于季明而言，他本人是并不支持这个想法的。当然这和他本体并不是德国人有关。总之，作为一个现代人，亲手导演一场种族灭绝的屠杀实在是让他心里感到十分的不安。但是现在他也没有办法。因为，如果现在实施安抚政策的话，势必会分散了德国部队的注意力。同时，目前的局势并不明朗，必须要等到彻底打败俄国人才能决定一切。而随着6月和库新的可能的莫斯科会战的临近，德国实施怀柔政策也无助于他们对于的改善现在后方比较危险的形势，而出动军队围剿。虽然也无法根除游击队。只能将游击队的活动控制在一个可以维持的程度上。但是比什么都不做的要好得多。不过季明还是明白改善后方形势的根本途径。
  只有在这一场战斗的决战中中获胜，德国人才能消除盟友的失望情绪，熄灭被我们征服人民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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