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隔断了我们与友邻部队的联系，弹药的供应也中断了。每一颗子弹对我们来说都像金子一样宝贵。我命令部队要节约弹药、收集阵亡者的弹药盒及缴获的武器。傍晚，希特勒匪徒又一次发动进攻，他们以密集队形向我占领的阵地逼过来，想挫败我们的最后抵抗。我们的战斗分队愈来愈少，只得缩短了防线，并开始慢慢地向大运河撤退。我们尽量拖住敌人，并与其保持着一定的近距离，让敌人无法使用火炮和飞机对我实施攻击。
  我们一边撤退，一边利用每一个建筑物来战斗。只是在地板和衣服都被烧着了的时候，我们才退出这个临时阵地。整整一天时间，敌人才前进了不到两个街区。
  在红色彼得堡街和共青团街的交叉路口，我们占领了拐角处的一座三层楼房。从那里可以有效地控制所有的接近路。这座楼房也是我们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下令在所有的出口构筑防栅，利用所有的窗户和墙洞裂口作为我们的射击孔。
  我们在地下室的窄小的窗户上架设了重机枪，我们把应急储备弹药—最后一条子弹带装上了重机枪。
  两个由6个人组成的小组爬上了三层楼和楼顶，他们的任务是：拆掉隔墙，准备大石块和木头，以便在敌人密集进攻时派上用场。我们在地下室划出地方作为安置重伤员之用。我们的防守兵力总共只40人。决战地时刻终于到了，敌人的进攻一次紧接着一次。每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后。我们都仿佛觉得，再没有力量对付下一次的进攻了。可是，当法西斯分子发起新的攻击时，我们不知从哪里又来了力量，又想出了办法。战斗就这样持续了55夜。
  地下室里的伤员愈来愈多，能作战的只有19人了。没有水，就剩下几公斤外壳烧焦的粮食。德国人想困死我们，他们停止了进攻。只是用大口径机枪不断地扫射着。
  大家都视死如归。只是想怎样才能死得更有价值。这时。在我们中间出现了一个胆小鬼。他看到在这里迟早就要死，就决定扔下大家，趁夜色逃过大运河去。他明白这是可耻地叛变行为吗？他当然明白。他怂恿了另一个胆小和意志薄弱地人，一起去干这卑鄙地勾当。夜里，他们悄悄地溜到大运河边上，他们用大木头做了一个木筏并把它推下水。但刚离岸不远，就遭到敌人的射击。胆小鬼的同伙被打死了。可他本人却渡过河，并找到了我们营的留守排。他胡说，全营覆没了。
  ‘我亲手在大运河岸边埋葬了德拉甘上尉’。他撒谎说。
  只过了一个星期，一切都水落石出了。可是，正如您所看见的，他不应该在40岁以前就把我埋葬了。
  ……法西斯又进攻了。我跑到楼上去看望我们的战士。我看到，战士们消瘦、变黑的脸上，充满紧张地神情。伤员们身上都缠着血污的绷带。可他们双手仍然紧握着武器，目光中没有丝毫的胆怯。卫生员柳巴涅斯捷连科因胸部受伤、流血过多而牺牲了，她的手里还拿着绷带。看来。她在死前的一刻，仍然想帮助同志们包扎伤口，但是，没来得及……
  法西斯的进攻被打退了。在寂静中，我们听到，在马马耶夫岗和城市工厂区那边，仍在进行着残酷的战斗。
  怎样帮助城市的保卫者呢？怎样才能把已停止向我们这个楼房进攻地敌人，哪怕是一部分，吸引过来呢？
  我们决定在房顶上悬挂起红旗——让法西斯分子知道，我们并没有停止战斗！可是，我们没有红布。怎么办呢？一位重伤员明白了我们地意图，他脱下血迹斑斑的白衬衣，用它擦干正在流血的伤口，然后交给我。
  敌人用扩音器向我们喊话：‘俄国佬，快投降吧，要不就是死路一条！’。而就在这时，在我们地屋顶上，飘扬起了红旗！
  ‘声地回答。
  接下去的进攻又被我们打退了，我们有时射击，有时扔石块，并掷出了最后一批手榴弹。突然，从后方、在无门窗的墙壁外面响起坦克履带声。反坦克手榴弹已经用光了。只剩下一枝带3颗子弹的.:.我把这枝枪交给反坦克手别尔德舍夫，让他通过暗道去拐角处，从正面射击敌坦克。但是，他还没来得及占领阵地，就被法西斯的自动枪手抓住了。别尔德舍夫对德国鬼子讲了些什么，我不知道，但过了1小时，敌人重新发起了进攻，而进攻地段正好在我们唯一的一挺重机枪的射界内。我可在断定，别尔德舍夫蒙骗了敌人。
  法西斯份子以为我们没有子弹了，变得猖狂起来，他们开始大声喧闹，挺直身子从掩体里走出来。他
  列队在大街上走路。
  这时，我把最后的一条弹链装进重机枪，把250子弹一古脑都射向法西斯匪徒。我的手受伤了，但是枪没有丢下。敌人倒下了一大片。活下来的张慌失措地逃回掩蔽所。过了一小时，他们把我们的反坦克手别尔德舍夫推到瓦砾堆上，我们亲眼看见他被枪毙了。
  进攻停止了。炮弹象雨点似地向我们坚守的房子落下来。法西斯分子暴怒了，把各种武器都用上了。一时间我们连头都抬不起来。
  又传来坦克发动机的喧啸声。从临近街道的拐角处，出现了矮小的德国坦克。看来，我们的死期已到。同志们开始相互告别。我的通讯兵用芬兰刀在砖墙上刻着：‘费久宁斯基地近卫军军人在此地为祖国战斗、献身。’在地下室左边的角落里，在一个挖好地坑内。整齐地摆放着营部的文件和装有大家的党证、团证的军用图襄。大炮第一个齐射打破了沉静。巨大的轰击声房子幌动起来，接着倒塌了。我也说不清过了多少时间才苏醒过来。周围一片黑暗，到处是刺鼻的砖灰。我听见身边人在低沉地呻吟。通讯兵科茹什科爬到我身边，并拽了我一下问：‘您还活着吗？’
  在地下室的地板上，还躺着几个处于半昏迷状态地红军战士。我们被活埋在三层楼地废墟底下。空气很少，呼吸十分困难。吃地、喝的就更不敢想了——空气成了维持我们生命的唯一东西了。
  但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战友的脸庞。感受到同志间的温暖。
  我们决心要走出这座坟墓。开始不声不响地挖起来。浑身上下满是又冷又粘的汗水。简单包扎地伤口阵阵发痛，砖灰、沙土在牙缝里咯吱作响，呼吸更加困难了，可是，谁也没有抱怨什么。
  挖了几个小时后，眼前忽然闪现出星星光亮，一股9月份特有的清新空气。从小洞口飘了进来。大家疲备不堪地倚偎地这个小洞口旁，贪婪地吞咽着秋天的清爽的气息。洞口挖开了，可以爬过一个人了。科茹什科受伤较轻，我派他出去侦察。过了1个小时，他回来报告说：‘报告上尉同志，我们在德国人包围之中，他们沿大运河岸边埋设了地雷，附近还有敌人的巡逻兵……’
  我们决定突围。回到自己人那里去。
  我们想从敌人后方绕过去的尝试失败了。因为我们遇到德军的一队人数很多的自动枪手，我们费了很大劲才摆脱他们，又回到了地下室并在那里等候。我们一直等到乌云遮住了月亮。天空昏暗了，才从地下室爬出来，我们小心翼翼地向大运河移动。我们相互搀扶着，咬紧牙关，忍着伤痛，慢慢地向前走着。我们一共只剩6个人，而且全部都有伤。科茹什科走在最前面，他现在是我们这个小组地战斗警卫，是我们地主要战斗力。
  城市上空弥漫着烟雾，建筑物的废墟冒着阴燃的火烟。大运河岸边地蓄油池在燃烧，铁路路.。左面，激战仍在继续，爆炸声震天价响，五颜六色的曳光弹象爆火箭豆子似地飞向天空，空气中充满了火药的焦糊味。那里，正在进行着决定城市命运的搏斗。前方，在大运河岸边，在照明弹的闪光下，可以看见德国人的巡逻队。
  我们爬到近处，选择突破地点。眼前主要任务是悄悄地干掉巡逻兵。我们发现，一个德国兵有时走近一个单独停放的车厢。从那里，很容易接近他。科茹什科用牙咬着匕首，向车相爬去。我们看见，那个德国兵又慢慢地走近车厢……一个短促袭击，德国鬼子倒下去了，连叫都没来得及。
  科茹什科迅速地扒下他的制服，穿在自己身上，然后不慌不忙地向迎面而来的另一个德国兵走去。这个德国巡逻兵毫不猜疑地走近科茹什科身边。我们的通讯兵又解决了第二个。我们忍着伤痛，快步穿过铁路路基，散开队形顺利地通过地雷区。大运河就在我们眼前了。我们伏在河边，不管水多么冰冷，贪婪地喝起来。我们喝呀，喝呀，怎么也喝不够。后来，我们拣了一些圆木和碎木头，费力地钉扎了一个小木排，轻轻地放下水，然后扶着它，顺流而下，我们没有浆，就用手划。我们尽量靠近急流，使速度快一些。天快亮时，我们被冲到一个沙滩嘴上，这里靠近我高炮部队。高射炮手们惊讶地看着我们这几个衣衫褴褛、满脸胡须、瘦弱不堪的人，费了好大劲才认出是自己的同志。他们给我们拿来面包干和鱼汤。我们好像一生中从未吃过比这更香的食物！这是我们三天以来第一次吃到东西。同一天，高射炮手们把我们送到卫生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