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示还说，由于同样的原因，加拿大队领队沃尔登女士的美国籍女友不宜在此次来华。
  接到了国内的明确指示，代表团负责人赵正洪和宋中作了商量，决定立即通知沃尔登和女友纽伯格女士。至于美国队访华的事，他们只是口头表达过愿望而从来没有正式提出过要求，也不必为此专门前去告知，等到在哪儿相遇时打一声招呼即可。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事已经作罢，划句号了。可是，毛泽东还将这份报告留在他的写字台上，并没有让秘书拿走归档。这件事，还是他思维的焦点。
  周恩来在午夜前来过。又谈起过巴基斯坦渠道和罗马尼亚渠道传来的信息。还谈起了美国国务院3月15日宣布取消对待美国护照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一切限制，并说今后只要有正当目的，均可到中国访问。白宫新闻发言人在情况介绍会上提请大家注意这个决定，说：“我们希望对方会有互惠的行动，但我们不会因为无此行动而裹足不前。”联系到2月底尼克松在对外政策报告中表示“准备与北京对话”，称“美国准备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大家庭中起建设性的作用”，周恩来感到，种种迹象表明，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的转折关头；周恩来并不认为不同意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是正确的。美国人想到中国来，已经是明摆着的事实，这在一年以前简直是不可想像的。不但是总统说想来，就是乒乓球队也想来，中国将作出什么反应？
  首先该让谁到中国，让尼克松总统？让那个犹太教授基辛格？还是让这伙已经到了门口的球员？
  毛泽东面临决策。
  周恩来还汇报了外交部和体委的头头讨论邀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分歧。多数同志认为，主席和斯诺讲过，欢迎尼克松到北京，有问题需要跟他解决；现在让美国乒乓球队打头阵未必有利。少数几位同志持相反意见，认为现在未必不是时候，要是邀请美国队访华，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势头。主席也说过，有时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中。周恩来说，打那个报告是老一套，是按老规矩办事，根本看不到当前情况的变化。当然，这是指外交部，体委不能怪它，它不懂外交。外交部应该掌握好这个大局。时机难逢，稍纵即逝。
  毛泽东深思着，沉默了。周恩来告辞了。
  毛泽东的目光又回到了“大参考”上，他的思绪在活跃着。20天前，周恩来亲笔写来报告，请示派我国乒乓球代表团赴日本参加世界锦标赛问题，鉴于西哈努克的柬埔寨王国政府向我提出不承认朗诺集团有权派球队去名古屋参加乒乓球比赛，提议驱逐他们，周恩来写报告提出我国乒乓球队在名古屋比赛的方针。
  他批示了，照办。我队应去，要准备死几个人，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比赛快要结束了。看来，尽管有日本右翼反动势力进行捣乱，死人的事并没有发生。想不到却发生了美国乒乓球队表示想来华访问的事。他跟斯诺说过，寄希望于美国人民。
  今天已经是4月7日了。这是31届锦标赛的最后一天，所有的冠军都在今天决出来，发奖，闭幕。想来中国访问的美国乒乓球队，已经到了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已经近在咫尺了。让美国乒乓球队打头阵有何不可？它将为尼克松或是他的特使来北京创造一个良好的气氛。这是打开中美关系的局面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他丝毫没有睡意，就像烽火岁月的时候沉浸在大战前夕的兴奋之中一样。4月的北京天已经亮得早了。屋外有呼呼的风声。天边已经渗出几抹宣纸一般的白色。他毅然作出决定，要秘书转告周恩来，立即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基辛格感到面对的是一个外交巨擘中国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把美国惊呆了。把世界轰动了。成了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
  4月7日，上午10点，美国乒乓球队的副领队拉福德·哈里森遇到中国代表团的负责人宋中。宋中向哈里森转达了正式邀请。惊喜的哈里森当即从下榻的皇宫饭店往东京美国驻日使馆打电话，询问有关护照问题。美国驻日大使阿明·迈那不在，接电话的使馆官员威廉·坎宁听说后当场表示，建议哈里森接受邀请。因为大使馆已经接到通知，国务院已经宣布总统决定取消了对待美国护照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一切限制。坎宁根据自己的理解，美国政府希望和中国改善关系，当然可以建议美国球队接受中国方面的邀请。
  坎宁打罢电话迅速找到了迈那大使汇报。迈耶觉得事关重大，应该告诉华盛顿，这样可以给华盛顿一个机会，对建议中的访华旅行可以给予鼓励或者加以阻止。大使馆给美国国务院发了一份加急电报。
  此时，东京正午刚过，华盛顿已是午夜。接到电报的罗杰斯国务卿不敢怠慢，署上了意见当即送往白宫。意见写道：“虽然我们还无法断定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邀请的用意起码有一部分是作为回答美国最近采取的主动行动的一种姿态。”
  尼克松看了电报，喜出望外，马上批准美国乒乓球队接受邀请。中国人的主动行动以他意想不到的方式进行着。这个行动包含了什么样的信息？美国应该作出什么样的反应？
  尼克松连夜将内阁成员召来，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会议。在开会的人员到来之前，尼克松嘱咐基辛格作一下准备，让基辛格在会上就对华新政策作一个概述。尼克松也没有忘记嘱咐，关于与中国在秘密渠道的信件来往及美国的作法不能透露，只能让必须知道的人知道。
  基辛格读了电报，也受到震撼。他的感受更为深沉、复杂。他这个学富五车，以高傲自信著称的人，都不能不惊叹中国人行动的高明。如果说，从1969、1970年中美两国的外交小步舞使他觉得对手也懂外交的话，中国人今天这一着使他觉得对手不凡。他隐隐约约地感到他面对的是一个外交巨孽。他在这一场复杂的外交围棋赛中遇到了一个高手。那些庸俗肤浅之辈导演不出那样的外交杰作来。他不由地产生与之较量一番的兴奋。
  等一会，他将奉总统之命阐述美国的对华新政策。要知道，两年多以前，也就是1969年底，他受聘来到白宫以前，并不是一个中国通。关于中国的知识，无论是基本知识还是对细微变化的鉴别能力，他都等于零。他连筷子都不会用。
  他读过几本毛泽东的哲学和军事著作。在他1957年出版的成名作《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中，摘引过毛泽东的一些警句；但是，书中对“中苏战略思想”分析，还是套用了杜勒斯的冷战观点，把中苏当作“铁板一块”的。1964年10月，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这把基辛格吓了一跳。他感到中国就要怒气冲冲地对全世界进行侵略了。而1966年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基辛格看来简直是无法无天，不可思议，8亿中国人简直是疯了。中苏分歧公开化以后，他开始同情苏联人，认为中国人更好斗，更富于侵略性。后来基辛格不但改变观点，而且对新中国有他独到的认识。他向往着飞往中国。——在乒乓球队访华之后，作为总统特使飞往中国。他顶感到这个日子在迫近。使他感到得意的是，他得到的消息中，中国的官员已经在向外国驻北京的使节打听他基辛格了。据说，他们对这位哈佛大学教授怀有敬意，他们看过他的书，他们放出风来：“愿意见见基辛格，同这位高手较量较量。。”
  内阁会议室里灯火通亮，该到会的成员都连夜赶来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会议就要开始。基辛格收拾好了文件，走进了会议室。
  他刚刚慢条斯理、胸有成竹地坐下，放下文件夹子，尼克松已经从连接总统椭圆办公室的那个门走进来。总统的气色显得格外好。
  周恩来赢得一束深红色的玫瑰驻北京的绝大多数西方外交官都期望着能够见一见这个久负盛名、魅力迷人的总理。可是，他们来到北京好些年了，都还未能实现这个愿望。只有个别人因为特殊的背景而获得周恩来的接见，例如法国驻华大使艾蒂安·马纳克。4月1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亲自接见了美国乒乓球队的全体成员与随团记者。这真使驻京的西方外交官们羡慕死了。为此，连在京的加拿大、英国、哥伦比亚、尼日利亚4国乒乓球代表团成员也一块同时获得接见。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借用中国一句老成语，这叫“陪太子读书”。
  这天下午2点半，周恩来面带微笑地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会见乒乓球代表团。随团采访的美联社驻东京记者罗德里克在周恩来来到美国代表团坐席跟前时，想了一个花招，以一种弯膝半蹲的姿势，有意识引起周恩来注意，罗德里克曾在40年代访问延安时，见过周恩来。
  周恩来素以有惊人的记忆力著称，他马上认出了罗德里克，走过去首先跟罗德里克握手：“这不是罗德里克先生么？我们好久没见面了？”
  两人紧紧地握手。56岁的罗德里克因为周恩来相隔多年了还认得出自己，十分感动，紧握着周恩来的手直摇。周恩来盯着他：“我记得你在1946年访问延安时，还是个青年。”
  “我在富丽辉煌的大会堂见到总理，想起在延安窑洞里、在油灯下跟总理促膝夜谈，感慨万千。你们伟大的国家伟大的革命前进了。”
  “你是历史的见证人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