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决定战争胜利的根本因素是人，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原子弹也是靠人去掌握的。。”
  “打核战争，肯定要死不少人，即便那样，我们还是能最后赢得战争。。”
  赫鲁晓夫吃惊地半张着嘴巴，凸起的眼珠几乎从眼眶里蹦出来。
  赫鲁晓夫没有听懂毛泽东的话。以至许多年后，在他的回忆录里，他仍然引用这段话，并且认定毛泽东是“疯子”、“战争狂人。。”
  波兰的哥穆尔卡也曾抱怨地说：“你们中国人多，可我们波兰呢？我们只有5000万人口，叫我们怎么个死法？”他也没有听懂毛泽东的话。
  但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听懂了，他曾叹息着对白宫办公厅的主任杰里·珀森斯将军说：“原子弹的最大威力是在发射架上，而不是飞出去之后。毛泽东是一个极难对付的人物，恐吓、威吓对他没有用。”
  毛泽东对自己的许多得意之笔，风趣地称之为“我又耍了一个小花招”。在莫斯科的这番话，算不算花招？没有人研究。此后，毛泽东亲自部署，调集了精兵强将去占领两弹的制高点。
  1964年，有了爆炸成功的原子弹、运载导弹。不久，又有了氢弹。到这个时候为止，中国已经进行了七次成功的核试验，每次试验的成功，都昭示着中国两弹技术的又一次惊人的飞跃。
  现在，毛泽东当然不会再谈，准备死多少人的问题了，而是要最大限度的减少不必要的牺牲。
  近几日，毛泽东又读二十四史，其中《明史，朱升传》中的一段话，始终在他脑海里萦回。
  元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四方旱蝗，饥荒严重，又瘟疫流行。是时，元皇朝纲纪不振，政治腐败，内部纷争，天下群雄竞起，遂致大乱。定远（今属安徽省）皇觉寺为乱兵所焚。朱元璋无奈，投至义军郭子兴属下，任亲兵九夫长。后屡次征战、南讨北杀，朱元璋兵多将广，羽翼渐丰。此时朱元璋急于称王，然隐士朱升剖析天下大势，指出为敌者，东有张士诚，西有徐寿辉、陈友谅，南有陈友定，东南有方国珍，早早称王，只能成众矢之的。现在天下大势未定，群雄逐鹿，不如暂时拥借已称宋帝的韩林儿，修好于各方，集中打击陈友谅。此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策。朱元璋纳之。此后，灭陈友谅、沉小明王于瓜号江中，障碍即除才于公元1368年正月，即皇帝位。
  面对一触即发的核战争，毛泽东从明史中又受到偌多启示。
  为减少伤亡，人口密集的大中城市，应迅速挖掘修建防空工事。当核弹袭来时，人们可躲至地下。
  打仗最忌两面树敌，美国急于撤出越南，我们该送他一颗定心丸吃吃，明确告诉他们中国无意在亚洲追求霸权，也无意去填补美军撤离后的空白。面对苏联的战争叫嚣，我们不能单纯地组织防御，应该和张爱萍商量一下，可否把即将实施的地下核试验和高爆核试验再提前一段时间。触一触勃列日涅夫的神经。看他还有没有胆量去动核按钮。。毛泽东虽然躺在水面上未动，却已思贯古今，神游八极，将一场大战的全局廓括胸中。
  毛泽东的“小花招”
  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就在于他有常人无法望其项背的预见性。正如一位著名学者所言：“如果历史能够倒演，80％的人会成为伟人。”
  “主席，总理来了，正在客厅等您。”工作人员打断了毛泽东正在太虚中往来飞梭的思绪。
  毛泽东手攀扶梯，走上池岸；用毛巾揩干身上的水迹。披上浴袍，走进了客厅。
  “恩来，坐下说话。”毛泽东气定神闲地说。
  “主席，四老帅的紧急报告，您看过了吗？”
  由于过度的操劳和过重的焦虑，周恩来的声音急促、暗哑。“哦，看过了，不就是要打核大战嘛！原子弹很厉害，但鄙人不怕。”毛泽东淡然一笑，“勃列日涅夫怕不怕？尼克松怕不怕？我不晓得，我想摸摸他们的底哩！”毛泽东今天是语声朗朗、谈笑自若。周恩来心中却如悬巨石，神色忧郁得很。
  他为毛主席的安全而忧虑。
  “恩来，你读过《明史》没有？我看朱升是个有贡献的人。他为明太祖成就帝业立了头功。对了，他有九字国策定江山，‘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我也有九个字能不能对付核大战？听好，这九字就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周恩来略一思忖，陡然眼眸一亮。
  毛泽东狡黠地一笑，“有没有剽窃之嫌啊？”
  周恩来兴奋地道：“不称霸，好！这下美国就该放心了。”毛泽东摇摇头，“只放心不够，人家是老大，哪能袖手旁观，我想让他们下河趟趟浑水哩！”
  周恩来：“真把美国拖进来，这场戏就有热闹看了。”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毛泽东点燃了一支香烟，沉吟着说：“勃列日涅夫是个软耳朵根子，我怕他管不住那个国防部长哩！”
  周恩来始终记挂着自己的使命，趁此亮出了底牌。“主席，四老帅都认为国庆节苏偷袭的可能性很大。我看，今年的群众集会怎么个搞法，是不是再研究一下？”
  周恩来的潜台词是：搞集会主席就要检阅，要检阅就要登天安门。登天安门国家领导人就要全部亮相。这个风险实在是太大了。
  “哦！不搞集会，我看不太好吧！这是不是告诉人家，我们有点怕？集会还是要搞的，我还要上天安门。我倒想开开眼，看看原子弹的威力究竟有多大？”
  毛泽东的脾气，周恩来是知道的，说不过黄河，就不过黄河，天王老子也劝不转。
  周恩来的浓眉紧紧地锁在了一起。
  几十万人聚集在广场上，一旦出现情况，怎样疏散？怎样隐蔽？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和其它领导人，怎样才能安全地进入地下通道？
  周恩来反复抻量警报后的五分钟。
  如果留有余地，或许只有四分钟、三分钟。
  周恩来苦思苦求着万全之策。
  毛泽东笑笑，解意地说：“如果实在不放心，可不可以放两颗原子弹吓唬吓唬他们呀？让他们也紧张两天，等明白过来，我们的节也过完了。”周恩来心头略松，会意地：“放完后，咱们再来个秘而不宣。”
  “对嘛！这就叫‘兵不厌诈’嘛？”
  “主席，您看安排在什么时间比较好？”
  “我看不能早，也不能晚，28、29两天就可以。这事还要和荣臻、爱萍同志商量一下。”
  。。柯西金大失所望1969年9月2日，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逝世。9月4日，周恩来在叶剑英、韦国清的陪同下，乘专机飞往河内，向胡志明的遗体告别。行前周恩来电告河内：不要求越南方面做任何接待，告别遗体后当天即返回国。
  周恩来这样要求是因为他想避开与苏联领导人见面。参加正式吊唁活动，这样的会面是不可避免的。鉴于中苏大战一触即发的严重局势，此时中苏领导人会面对国内的备战和对国际舆论的影响，都是不利的。
  作为胡志明的莫逆之交，周恩来为不能参加他的追悼会感到万分遗憾。
  9月4日晚上，周恩来在吊唁并瞻仰完胡志明的遗容后，匆匆乘机回国。9月9日上午，越南在河内巴旁广场为胡志明举行了隆重的国葬。前来参加吊唁活动的各国代表中，有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
  柯西金见吊唁的外国代表中没有周恩来，不免有些失望。他找到前去吊唁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表示希望在参加完葬礼后回国途中在北京停一下，同中国领导人见见面。
  中国迟迟没有答复。
  柯西金几乎失望了。在专机临起飞前，他亲自打电话给中国驻越大使，将他回国飞行停留的路线详细地告诉了中国大使。
  柯西金始终认为，格列奇科要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这一想法是丧失理智的疯狂的意念。大量的放射性尘埃会随着高空气流四处飘散，不仅会杀死千百万中国人，也会威胁到远东的苏联公民以及与中国接境的其他国家的公民，何况要消灭中国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几颗原子弹无疑是做不到的。假如中国实施报复，将所有的核弹都一古脑地扔到苏联头上的话，那么这种灾难也是苏联所无法承受的。
  柯西金的种种和平建议虽然在政治局多次会议上均未引起足够重视，但他却甘愿再冒一次风险，向中国领导人晃动起橄榄树枝，准备做一次和平的使者。也许是他的和平意愿感动了上帝，“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转机出现了：9月10日，当他飞到苏联塔吉克共和国首府杜尚别时，忽然得到回音：中国总理欢迎同他会晤。于是他又转经伊尔库茨克于9月11日上午到达北京。
  机场贵宾室的一场舌战上午10时30分，当柯西金乘坐的伊尔62专机降落在首都机场时，周恩来、李先念、谢富治、乔冠华等人前往迎接。握手寒暄后，客人被引到候机楼西侧的贵宾室，在那里进行了一次努力扭转中苏关系的长达190分钟坦率而诚恳的会谈。
  双方一落座，柯西金就说：“周恩来总理，我们大约有将近5年的时间没有见面了吧？记得上次会见，毛泽东主席表示要与我们争论一万年，我那一次可是被你们责骂够了！”说完他故作轻松地笑了笑。
  周恩来神色严峻地说：“约5年前，毛泽东同志对你说过，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可以吵一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