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两位老人在病榻上相对祈祷，平静得很。张夫人在夫婿陪伴下含笑而终。
  张群从此凭添了许多的孤寂，那份美满、幸福的婚姻如今总使他倍感依恋。
  时光又过了13个寒暑，张群已要走进百岁了。每年的生日，他总要被人问起长寿的事，这时张群也总有妙言相答。1990年他还写了四句话：“有容量乃大，无病健而康，报国当尽瘁，敬神日月长。”
  说起来，张群的豁达常为人所称道。当年在上海任市长时，曾有小报说张群被人暗杀，立即有大报为其正名，说他一生“至公至诚，从不雇佣保镖”。相传张群刚到上海任职时，借居吕班路一小屋，友人郑某劝其乔迁，张群告以薪俸太低，无力置宅。郑某遂将自己在亚尔培路的房屋出让，议定给价二万元，不料时隔三月，张群仍是两袖清风，无力付款，后来只好改为分期偿清，才勉强了结了此事。刚到台湾时，张群公事较少，却依然平心静气做些自述，忆起戎马和官宦生涯，自乐其生。
  有关长寿之道，张群自有主张。他曾写了《不老歌》，述其长寿之道：“起行早，睡得好，七分饱，常跑跑，多笑笑，莫烦恼，永不老。”
  张群还提倡所谓“五养箴”的养生之道。“五养”是：保持规律生活，愉快心情和勤劳习惯的“养身”；培养虔诚信仰、淡泊胸怀、坚毅意志和永恒热忱的“养心”；冷静头脑、客观态度、求知精神和实践力行的“养慧”；谦抑应世、宽恕待人、忍耐自制、协和吝众的“养量”；忠诚负责、服务牺牲的“养望”。
  张群有严格的生活习惯，每日按时起居，从不紊乱；一日两餐，以新鲜蔬菜、水果为主食；坚持每天在居所的院子里作3000步散步。
  张群的百龄大寿在海峡两岸引起许多人的关心。
  1987年5月9日这天，张群收到许多感人的贺电。早年张群曾在上海协办职业教育，这一日，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胡厥文，副理事长王艮仲经中国驻美使馆致电张群：“欣逢期颐大庆，缅怀昔年公与任老协力兴办职业教育，工商专校桃李满天下，弥增景仰，敬电祝贺。”
  民革中央主席屈武，副主席朱学范、斐昌会、钱昌照、郑洞国当年都是张群的老友，此日也隔海遥祝。电文有：“敬贺百岁大庆，更祈康泰长寿”等。
  在台北，张群“百龄大庆”的寿堂设在三军军官俱乐部，由谢东闽主持。以“行政院长”俞国华为首的头面人物都送来了寿屏；国民党中央送来了一本祝寿画册，画册是由台湾12位大画家合作挥毫完成的。
  过了百岁大寿，张群依然健康。他甚至想着要达到“双甲子”，但同时他的许多爱好都淡了。张群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平生所嗜好的便是书画，但现在他将多年来所收集的名画好书，都捐给了台湾故宫博物院。
  过了百岁的老人，可以说四处都会招来敬爱之情，数十年活跃于政坛的张群，到了这个岁数更是引人瞩目，况且直到最后时日，他仍然有着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影响力。这样，往后的生日，他便愈受到更多的庆贺。台湾和大陆的舆论每到这时，总会有张群的消息传来。
  1988年5月9日，张群在台北过了99岁的生日，按照农历的算法是真正100岁了。台湾要员李登辉、倪文亚、孔德承等人到张群寓所专程庆贺。这一天，张群的老朋友，九旬老人张学良也前往祝贺，两位久经历史风云的老人聚首一处，其感慨怕是常人难以理解的。
  看上去张群已老态龙钟了，昔日美男子的风彩已难再寻，他已经无力像年前那样穿过花园小径，只是坐在轮椅上，在阳光下看看报纸或是散淡地注视着面前的绿色。
  14日上午，正在高雄地区巡视的台湾“总统”李登辉闻讯张群去世，立即致电致哀，台湾上层头面人物大多参加了张群的葬礼。
  台湾中央社电：今天上午逝世的总统府资政张群，在政治哲学方面，是国父信徒；在人生哲学方面，则为基督教信徒；政治理论，兼采中国儒、法两家宗旨，虽出身军事学校，然精勤学问，文武兼长，对于中国历代之治乱得失，了如指掌；并参证欧美现代政治理论及实绩，体察中国国情，融会贯通，而不囿于偏局之见；显示识见高远，襟怀恢宏，具有政治家风范。
  在岛外，张群的死依然引起了人们的关心。或许出于他过去曾做的一切，或是他仍然存留的影响力，也许只因他是个百龄老人。
  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专门致电哀悼。法新社电：“台湾对外政策监护者去世。”
  第十一章华盛顿、莫斯科暗中“调牌”，危疑孤岛出现“新机”。蒋介石拍板定案，台湾、苏联密谋“反攻大陆”
  第一节孤岛“新机”
  蒋介石再提“反攻大陆”
  1967年，“文革”正值(禁止)，整个大陆陷于无政府状态。台湾当局又以为碰到了反攻机会。于是又提出建立“讨毛救国联合阵线”。蒋介石认为自“8·23”炮战以来，敌我形势发生根本变化，中共党内“对共产主义丧失了信心”，对毛泽东思想“由失望而怀疑”，“更由分歧而反抗”。“在共产主义破产的过程中，毛泽东思想首先堕入了幻灭的绝境”，毛政权也发生了“根本动摇”。因此，蒋介石发出叫嚣：一切反毛的力量，在三民主义的思想与信仰之下联合起来。
  1967年3月29日，蒋介石向青年发出“训示”：成立“讨毛救国联合阵线”。
  蒋介石还要求大陆“反毛”力量组成“讨毛救国联军”，扩大“讨毛救国的青年运动”，并保持与台湾国民党的“密切联系”，“齐集于国父三民主义青天白日满天红国旗之下，同仇敌忾，消灭毛泽东”。
  上述言论不过是蒋介石的梦呓而已，不仅大陆没有“反毛”力量的响应，就连台湾的青年人也无人问津此“反攻”机构。蒋介石不管这些，他认真地在大直战争学院召集了三次军事会议，听取各方报告。
  来自各方的的情报，使蒋介石感到失望，他最后还是以不变应万变，军事行动不了了之。据当时参加会议的一位台湾高级将领说，蒋介石打消军事反攻念头有三：一是大陆已于1964年10月试爆原子弹成功；二是“文革”虽导致全国大乱，但人民解放军并无素乱的迹象；三是约翰逊政府还是根本上不支持台湾的反攻计划。上述三点，蒋介石最为介意的是中共试爆原子弹成功。据悉，蒋介石在最后一次军事会议结束时，长长地叹一口声：“完了！我们反攻大陆已没希望了。”
  东京“使馆”急电台北绝望中的蒋介石又面临着一种新的“机遇”。这种“机遇”如此唐突，就连日夜企望“反攻大陆”的蒋介石也左右为难。1968年10月11日，东京的夜空阴气沉沉。
  随着暮色的加深，位于市区的东京外籍记者俱乐部也渐渐地热闹了起来。
  来自世界各地的“无冕之王”，云集在这块纯属于自己的小天地里，尽情地放松、潇洒。
  大约10时许，正在和路透社驻东京记者卡夫聊天的台湾驻日本“大使馆”新闻参事卢为，发现一位身材高大、相貌英俊的西方记者挽着一位金发女郎径直向他走来。
  经来者自我介绍，卢为得知他是英国《伦敦晚报》记者，名叫维克托·路易斯，身旁的女士是他的夫人珍妮佛。几句闲话后，路易斯便开门见山地表示要访问台湾。
  进一步深谈，卢为知道来者持的是苏联护照。他告诉路易斯，因为他的身份敏感，必需报告台北。
  卢为常到外籍记者俱乐部，每次都有很多外国记考找他聊天，包括苏联塔斯社和真理报记者在内。路易斯以记者身分出现找他，卢为并不意外，这很有可能就是苏联驻东京记者提供的消息。
  卢为离开记者俱乐部后，立即通过有关途径打听路易斯的来路。获得的消息表明，他的背景和苏联克格勃（KGB）有关，并有直通苏联高层的关系。当时，台湾的外交处境已出现警讯。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办事处在东京设有联络事务所，日本最具规模的报纸《朝日》和《读卖新闻》常常刊登廖承志的消息，并呼吁日中关系正常化。卢为认为，路易斯的出现，或许可以给困境中的台湾外交带来某种转机，于是向台驻日“大使”陈之迈积极进言，希望促成当局同意路易斯的要求。
  12日，陈之迈通过台“外交部”拍电给台“新闻局长”魏景蒙说，伦敦晚报记者维克托·路易斯（即魏日后公开日记中代号为“王平”的人），目前正在东京进行访问，希望有机会访问台湾，就各项问题交换意见。
  电报还称“外交部长”魏道明同意访问，并以便条向蒋经国的幕僚黄少谷提及此事。目前还无法与“国安局长”周中峰联络上。
  与时台湾高层对路易斯了解的情况大概如下：路易斯，英籍妻子。
  莫斯科语文学院法律系学生，曾任职巴西、新西兰驻莫斯科大使馆，因政治理由受劳改9年，1956年获释离开反斯大林监狱。担任NBC及纽约时报记者，以及伦敦晚报记者。
  认识杰克·安德森，并由其介绍进入HHH。
  与赫鲁晓夫不和，抢到赫鲁晓夫下台的新闻。
  访问台北后他将前往柬埔寨，并赴缅甸、达兰沙拉、坦桑尼亚、肯尼亚及其他国家，然后返回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