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美国青年代表团也不理睬国务院的禁令，在世界青年联欢节结束后，他们勇敢地集体来到中国，受到中国人民的友好接待。他们宁愿回到美国受罚，也要到新中国来看看。七十年代末，这些人还联合起来重新到中国访问。这时，他们大都年已半百了。美国人民对中国的向往和情谊令人感动至深。在这种突如其来的形势面前，杜勒斯终于沉不住气了。在权衡利弊之后，美国国务院终于被迫作出了一点让步，以免引起美国舆论反对它孤立中国的全面政策。即使这样，杜勒斯也已经拖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到了1957年8月，杜勒斯悄悄地同美国一些新闻界代表举行了协商。他不得不作了一些妥协，最后宣布，美国将准许24个新闻机构派遣记者到中国访问。在这个事件中，许多美国记者都说，周恩来这一着棋下得很妙，他成功地让美国新闻界去反对美国国务院。
  周恩来下这着棋，是希望沟通美国人民与新中国的交往，也让美国记者看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在干什么，他们所从事的目标是什么，希望他们能把新中国的真实面貌介绍给美国人民。
  同时，周恩来的这着棋也是为了推进中美会谈。同年9月，王炳南在会谈中提出两国在平等互惠的条件下准许记者互相采访的协议草案，遭到拒绝。杜勒斯决不能同意中国派相等人数的记者去美国访问。他说，这些中国记者只有按照美国现行的移民法取得合法资格才能进入美国。周恩来对美国记者的主动邀请和杜勒斯对我记者互访协议草案的生硬拒绝，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周恩来坦荡博大的胸怀，明智的策略赢得了国际舆论，特别是美国人民的高度赞赏。
  杜勒斯的诡计9月底，王炳南提出对禁运的协议草案；10月中旬提出对文化交流、人民往来的协议草案；12月初，又提出司法协议草案，均被一一拒绝。
  由于美国的这种顽固态度，我方所提出的这一系列的协议草案无法付诸实施。这些建议现在都成了历史文件。回过头来，翻阅这些高高堆积起来的文本，人们可以知道，美国在这一段时间里是如何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文字上做游戏，企图无限期地拖延会谈。他们对中美会谈的总方针是：拖而不断。时间在一轮又一轮反复进行的会谈中流逝。到了12月12日，会谈已进行了73次。约翰逊在这次会谈中彬彬有礼地宣布，他将撤出会谈，调任美国驻泰国大使。他指定他的副手埃德·马西接替他的工作。
  不难看出，这是杜勒斯的又一个花招，他把参加谈判的大使换成了参赞，想使会谈降级。王炳南当即表示，这种变化是他不能同意的。他也有礼貌地向约翰逊指出：中美进行的是大使级会谈，而马丁先生只是一个参赞，不能代表大使。他说，约翰逊大使，你这样做是很不严肃的。
  正像周恩来说过的，我们愿意谈判，并积极争取成果，如果美国不愿意谈，我们也可以中止谈判。我们不愿破裂，但我们不怕破裂。美国如想打仗，我们也可以奉陪。
  正是因为我们对美国采取了这样一种高姿态，使我方在谈判斗争中保持了主动。
  就这样，在第73次会谈后，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断了一年。
  会谈移到华沙1958年9月15日，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在台湾海峡形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重新开始。王炳南的助手换为黄华和赖亚力，有时姚广也参加，翻译除邱应觉外，还增加了过家鼎，都是几把好手。
  会场布置得既简单又考究。四张大桌子排成一个长方形，双方代表分两边相对而坐，代表团团长坐在中间，两侧分别为各自的顾问和译员。一切就绪之后，下午三点正式开会。
  波兰外交部礼宾司长请中美代表团入席，王炳南和美国驻波兰大使雅各布·比姆互相点头致意。
  比姆也是一位有经验的美国职业外交家，沉着、冷静、头脑清晰。和约翰逊比起来，他缺乏幽默感，通常脸上没有笑容。但他具有学者的风度，像个教授。比姆当时是个单身汉，他到50多岁才结婚，夫人很能干、活跃，善于社交。后来一位熟悉比姆的朋友谈起他，说在宴会上和比姆坐在一起很乏味，但是有他夫人在场就弥补了比姆的不足。在和王炳南会谈前，比姆有过和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等国谈判的经历，号称有和共产党打交道的经验。虽然他好像不善辞令，不是那种巧舌灵齿的外交家，但也决不是中方代表可以轻视的对手。
  王炳南请比姆大使先发言。他一开始就要求中国方面停止对金门、马祖几个岛屿的炮击，他说，美国承认，中美长期以来对台湾及其附近岛屿存在着严重争议，美国并不要求任何一方在这个阶段放弃自己的意见，美国的目的是消除可能被对方视为战争挑衅的行动，否则，军事行动将可能扩大。他用呆板的声调说，中美的共同任务是缓和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
  他的讲话把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责任有意推到中国方面，而且明显地把自己置于台湾的当然、合法的占领者的地位。
  王炳南对此早有估计，因此王很平静地反驳他。王炳南指出他无权代表台湾当局讲话，无权提出停火的建议。他向这位新的对手庄严重申：台湾及澎湖列岛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是中国的内政，包括金门、马祖。
  华沙会议开始一段时期后，美国对台湾的态度依旧，没有任何松动的迹象，因而会谈又陷入程式化。王炳南每次发言的开场白都要重申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立场，美国若不放弃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中美之间不可能解决其他问题。
  9月30日，在第78次会谈时，比姆提出了一个“声明草案”，后来王炳南听说这是杜勒斯亲自精心起草的，也是他在中美会谈中最后的“作品”。“声明草案”开头用一种平行的格式说明中、美各自对台湾问题的看法，还写上苏联支持中国，接着这个草案进一步说，中国政府应停止对金门、马祖的军事活动等等。王炳南当时没有立即答复他。中方代表团回去后经过研究，一致认为这个“声明草案”没有什么新内容，实际上是用这种“草案”作为掩盖美国继续侵犯中国主权和在台湾海峡进行军事活动的烟幕。
  王炳南断然拒绝了这项“声明草案”。
  此后的会谈几乎千篇一律。王炳南和比姆在互相提防和抑制的气氛下，你谈你的，我谈我的。
  这期间，苏联帮助中方代表团架设了北京一华沙的直通电话线。王炳南和周恩来的联系更加紧密和经常。周恩来常常亲自打电话给王炳南，及时发指示，并不断提醒王炳南应该注意哪一方面的问题。
  王炳南日后对这个时期的会谈还能回忆起来的一次是，人民解放军对金、马双日停止炮击。有一次会谈正值双日，比姆对此表示高兴，并说希望永远停止炮击。王炳南感到很可笑，他对比姆说，打饱和不打炮是我们单方面行动，与中美会谈无关，会谈应该讨论美国全面地从台湾撤军。
  比姆也像约翰逊一样，从不使用恶语攻击。但是他显得比较呆板，不苟言笑。在讲到激动之处，他甚至有些结巴。他的优点是不那么死硬，容易打交道。
  在台湾海峡空气紧张时期，双方比较冷淡，很少有什么私下接触。
  1959年底，顽固坚持和新中国作对，始终不愿在对华政策上有所改变的杜勒斯终于离任了。但是新上任的赫脱国务卿也没有给会谈带来什么起色。1960年3月，披着罗马天主教主教外衣的美国人华理柱由于在中国进行间谍活动，企图颠覆中国政府，被司法机关逮捕判处死刑。22日，王炳南在会谈中将上述情况通知了比姆大使。
  比姆先是惊讶，接着对此提出抗议。王炳南断然将他顶回去，并陈述了华理柱所犯的严重罪行，证据确凿，无可抵赖，有权提出抗议的是中国，而不是美国。
  在整个华沙会谈期间，美国紧紧抓住不放的问题就是美国在中国的罪犯问题。几乎在每次会上，他们都无理提出要求中国政府释放这批罪犯。遭到我方代表理所当然的回绝。
  第100次会谈1960年9月6日，举行了中美第100次会谈。王炳南认为，为了今后会谈的进展，也为了让世人了解会谈所以停滞不前的真相，有必要作一个总结性发言。
  他首先指出，在5年以来的100次会谈中，中国方面始终本着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态度来和美国进行会谈，而美国方面毫无解决争端的诚意，并且还在继续扩大和加剧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
  接着，王炳南回顾说，中美会谈在进入第二项议程，即进入双方有争执的其他实际问题以来，情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中国方面一直采取积极态度，作了不断的努力，先后提出了10个合情合理的方案，以谋求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和改善中美关系途径，可是美国方面采取截然相反的态度。美国一方面曲解关于双方平民回国问题的协议，硬要把协议运用于所有在中国犯有严重罪行的美国犯人，要求无条件释放这些犯人，这是无理的，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却又违反平民回国的协议，阻挠在美国的中国人回国。
  美国拒绝对中国放弃使用武力，不肯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一切武装力量。
  王炳南着重地说，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是中美会谈的关键，是考验有无谈判诚意的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