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抖了抖烟斗，微微蹙眉头，说：“如果毛主席和我还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佯的事情，周恩来总理到莫斯科来后做什么呢？”
  毛泽东平静地掐灭了手上的烟头，说：“周恩来到了就可以商量这件事了。”他接着把话题巧妙地岔到了一边。
  斯大林觉得过去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犯过错误，他不便把自己的想法先抛出来，以免造成“强加于人”的感觉。但他内心认为不管中苏双方签订什么样的条约或协议，都应由他和毛泽东亲自来签署，可毛泽东似乎没有明白他的意思，或者是毛泽东根本就没有打算由自己出面来办理这件事。
  尽管如此，首次见面还是令双方满意和愉快的，大厅内的气氛显得平等、轻松、友好，说到兴致处，斯大林还不时习惯地摆弄他那精致的小烟斗，毛泽东也不时露出了微笑。
  就这样，毛泽东在苏联首都度过了第一天。
  12月21日，斯大林70岁诞辰的庆祝活动开始了。苏共中央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盛大的庆祝仪式。富丽堂皇的莫斯科大剧院装饰一新，灯光通明，充满了喜庆色彩。除各国代表团外，前来赴会的苏联国内代表都是精心组织的，苏维埃人把能参加这一庆典看成是很高的荣誉。
  当斯大林和毛泽东以及各国代表团一同走上主席台时，全场掌声雷动，欢呼声四起。容光焕发的斯大林走上台后，首先把毛泽东和各国共产党代表团介绍给了大家。所有人望着站在斯大林身边的毛泽东竟如此高大魁梧，气度不凡，不禁发出一阵阵的议论和赞叹声。
  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祝词。祝词热情洋溢，十分精彩，自始至终抓住全体与会者的注意力。在费德林的翻译宣读中场内反应热烈，气氛活跃。费德林没想到这篇祝词竟会如此抓住人心，他自己的情绪也被感染了，当他读到“斯大林同志是世界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也是中国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他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并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事业作了极其杰出和极其宽广的贡献。中国人民在反抗压迫者的艰苦斗争中，深切地感受到了斯大林同志友谊的重要性”时，全场发出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台下有人挥动起了帽子和手巾，场面十分热烈壮观。
  斯大林也友好地侧过脸来，对毛泽东报以感谢的一笑，他轻轻地鼓起掌来。在整个会议中，他不时和毛泽东相互交谈着，议论着。
  庆祝活动安排的文艺演出开始了，斯大林特意叫人安排毛泽东同自己坐在一个包厢内，两人又边看演出边交谈着，显得亲密友好。
  精彩的演出结束了，礼堂内所有的灯光齐明，照得全场雪亮，观众们都回过头来鼓掌，有节奏地高呼着“斯大林——毛泽东！斯大林——毛泽东！”斯大林高兴地向大家挥动双手致意，毛泽东也起身向人们挥手表示感谢。掌声和欢呼声久久不息，震荡着大厅。。庆祝活动持续了几天才结束，各国代表团在完成使命后先后回国了，毛泽东则按预定的安排在苏联休息一段时间和参观访问。
  此时期苏联新闻机构很少报道毛泽东的活动和行踪，西方一些好事者于是做了种种编造和猜测。有一天，工作人员把一则“毛泽东已被斯大林扣留”的西方报道的捏造消息交给毛泽东看。毛泽东付之一笑，放下报纸说：“随人家说去吧，古往今来总有好事者的。”
  然而斯大林在此期间又打了几次电话给毛泽东，还是询问毛泽东下一步对双方结盟签约内容的具体想法，而毛泽东总是不说，当斯大林了解到毛泽东确实在等周恩来以后，也就不再多问下去了。
  1月15日晚，工作人员转告正在列宁格勒参观访问的毛泽东，“周恩来总理已在赴苏的途中了——”
  毛泽东一听大喜，他顾不得疲劳和辛苦，当即决定：“请通知苏联同志，我们马上返回莫斯科。”
  工作人员劝他再休息两天，恢复恢复再走。
  毛泽东果断地一摆手：“不用了，我和恩来是有约在先的。”随即他又幽默地说：“君子言必行，行必果啊！”
  1月17日，毛泽东一行人从列宁格勒返回了莫斯科，第二天上午就接到了周恩来从途中打来的电话向他请示问候。电话直接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因为线路有毛病，通话声音不好，毛泽东在耳机旁听了半天，也很难听清楚。他当即决定，请周恩来到下一站后再次通话。
  毛泽东挂上电话后，背着双手在屋内踱了起来，显得有些着急。此后他一直守在电话机附近，等待着周恩来的消息。
  周恩来从斯维德洛夫斯克再次打来了电话，毛泽东拿起了话筒，直接与周恩来通话，这次通话的效果不错。毛泽东竟然坐在沙发上与周恩来长谈起来了，他把自己来苏后的一些看法和分析与周恩来通了气，并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也把中苏双方条约谈判和协议签定的一些重要问题再次向周恩来做了布置，两人在电话中谈得十分亲切，有时还哈哈大笑。
  看来，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外交才干是深信不疑的，他把几乎所有的实质性任务都交给了自己这位杰出的助手。
  两人的通话竟然讲了一个多钟头！
  通完话，毛泽东显得格外轻松和愉快，他喝了一口茶，悠闲地靠在沙发上抽着烟，欣赏收音机里的音乐。
  一阵深沉雄浑的歌声在屋内响起来，缓缓地、沉重地越响越大，像一条河水，流到了人们的面前，这是伏尔加河船夫曲。唱得那么深沉动人，像一股股激流拍打着人们的心胸。毛泽东静静地听着听着，又渐渐地直起了身子，全神贯注地凝视着窗外，那么专注、深沉。。《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谈判1950年1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一行到达了莫斯科。在莫斯科车站广场，苏方也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这是周恩来10年后的再次赴苏，他现在是以新中国政府首脑的身份出现在莫斯科车站。
  周恩来身着冬装，神采奕奕，面带笑容，一下车就以他杰出的外交家风度吸引了前往迎接的苏联领导人。他们目睹周恩来举止从容，落落大方，话语有礼有节，巧妙含蓄，都不禁在一旁暗自点头称赞。斯大林在会见刘少奇时也这样说过：“我认为新中国政府的领导人都是很成熟的，尤其是总理和外交部长的人选周恩来，那的确是当之无愧的。”
  与毛泽东一行人相比，周恩来一行人就显得庞大多了，有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东北工业部部长吕东、东北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以及赖亚力、何谦、沈鸿、苏农宫、柴树藩、程明升、王勋、聂春荣、罗维、常彦卿等人。
  王稼祥同志照例赶到200多公里外去迎接周恩来总理。
  周恩来在1939年6月曾从延安来苏联治疗摔伤，在苏联住了8个多月。
  正是在这段时期中，共产国际于1940年1月至3月举行过一次特别执委会议，专门讨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这也是与中共和中国革命有着千丝万缕难以分割关系的共产国际在解散前，对中共的工作作的最后一次讨论。会上充分肯定了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巨大作用，并建议中共及时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非常及时地把共产国际的这些精神带回了国内，对中国革命的形势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后，苏德战争爆发和新疆盛世才转向反共反苏，阻隔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联系。共产国际解散后，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继续保持了同中国革命的关系，而中共也开始了旨在为实现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思想的整风运动，中共中央解除了对共产国际章程的决议所要承担的义务。对于这段难忘的历史周恩来是记忆犹新的，他深知此行责任的重大和意义深远，他准备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完成这趟莫斯科之行的历史使命。
  周恩来仅仅在特意为他安排的住所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直接搬到了毛泽东住处的楼上来了。同重庆谈判时一样，两位老战友一个住楼上一个住楼下，经常在一起为某些重大问题长谈到夜静更深之时。
  相比之下，周恩来的时间安排要比毛泽东紧张多了，他白天要到克里姆林宫去参加谈判，晚上还要向毛泽东汇报和商量，常常是一天仅有几小时休息时间。可他仍旧是精神抖擞，毫无倦意，无论出现在哪儿都显得精力旺盛，使得一些参加会谈的苏联领导人也自叹莫如了。
  在谈判处于关键阶段的一天夜里，已经很晚了，周恩来与毛泽东仍在客厅里长谈着。
  毛泽东茶几上的烟缸里已盛了不少的烟头，他手指上的烟卷还在冒着缕缕烟雾。毛泽东像是在思索什么往事，显得有些心绪难平。
  “主席，时间不早了，您该休息了吧。”周恩来看了看表，说道。
  “恩来，你记得我们党同共产国际的历史有多长时间吗？”毛泽东问。
  “从1920年3月开始，到1943年6月为止，有23年多。”周恩来记忆精确地回答。
  “列宁创建的共产国际20多年来对中国革命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都是有功劳、有帮助的。在整个共产国际的工作中，苏联起的作用是最大的。”毛泽东的口吻十分肯定。
  “是的，我们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同苏联同志的关系。”周恩来点了点头。
  “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