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雷美琳随夫婿往美国。几年内，姐弟也陆续离台。一两个星期可以发下的出境证，他们却等了将近半年。1966年，雷美梅去美时，雷震正住院，病房随时有两个保防官陪伴，她怕有关单位改变心意，临时禁止她出境，竟连离台的消息也没告诉父亲。雷美梅回忆说：“当时匆忙成行，就像逃难一样。”
  定居美国后的雷氏姐弟，每次回台，出入境时也备受阻扰。一班飞机抽查两个中国人、两个外国人，这四个人恰巧就是持台湾护照的大姐、小弟，及待外国护照的二姐、三姐。人被带到小房间搜身，如果可以的话，海关人员会把他们的皮也掀起来检查看看的。带回送人的礼物，也要受严密搜查。面霜被搅得溢出一半，糖果盒被拆烂，甚至牙膏也挤出一半，行李箱被翻得合不拢来。排在后面的老外看了，当场对她们说：“女士，如果你要告他，我随时可以为你作证。”但是，告了他们，于事何补？口口声声注重“国家形象”，国际形象的国民党当局，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外国人面前演这类荒谬侦探剧，受害的，又岂只雷震家人？
  雷震出狱后，仍然被监视着。有一回，他参加朋友喜筵，因身体不适，提早离席回家。守在喜堂外的情治人员没有发现，管区警员竟在凌晨到雷家临检，折腾一番后离去。被吵醒的雷震再也无法入睡，面对着曾经门庭若市、冠盖云集的客厅，唏嘘不已。
  雷震生前，始终耿耿于怀的，即为他在狱中完成的400万字回忆录遭狱方没收一事。出狱后，雷拟重写回忆录，由于在电话中托人印稿纸而被“警备司令部”保安处长吴彰炯得知（雷家电话被24小时监听、录音），立即打电话给雷夫人，叫他不要再写回忆录，“在家打打麻将好了。”
  雷震非常念旧，蒋介石死时，他还到“国父纪念馆”排了四五小时的队“瞻仰遗容”。雷家一名司机被卡车撞到景美桥下，雷震难过了许久，每年清明节，他都到坟前致意。然而活着的朋友，却难得见上一面。
  雷氏姐妹曾无限感慨地说：“父亲晚年非常寂寞，即使昔日再好的朋友，他也不会主动联络，就怕连累人家。”
  1976年秋，忍受不住精神上重大威胁的雷震，开始为自己安排后事，他选了一块坟地，除了夫妻的墓穴，又做了三个，安葬亡儿德成和两位故友（均为《自由中国》编辑委员），一为殷海光，一为罗鸿诏。1979年，89岁的雷震含冤去世。
  1989年4月29日，当年雷案当事人傅正与民进党立委及关心雷案的人士，成立了“1960年雷震案平反后援会”。5月1日，久居美国旧金山、洛杉矶的雷震儿女们，特别千里迢迢赶到台湾，希望能力其父的清白尽一点心力。
  5月5日，雷震之女雷美琳，雷美莉、雷美梅三人，在雷案辩护律师谢长延的陪同下，共同出席了平反雷震案的记者会。会中雷美琳等人发表一篇“我们的感谢与呼吁”的声明，要求有关当局重审雷案，将雷震当年在监狱所写的回忆录手稿及日记归还，同时并要求注销雷震家属的黑资料，归还他们自由生活的权利。
  雷震子女表示，当年有关雷震案的侦察、判决都是假的、错的，“监察院”的调查报告，也是不尽事实的作品而已。
  雷震子女在会中也呼吁，所有知道雷案真相的关系人，包括该案的证人，当年参与侦察审判、监视的治安人员，能发挥道德勇气，提供确实资料，以助雷震案的平反，还其清白。
  第六章台北频发暗杀令，魔掌屡伸大陆内地。共和国镇反剿匪。军统龙头纷纷归阴
  第一节覆巢之前的哀鸣毛人凤布置潜伏1948年以前，保密局的企图是派遣特务进入解放地区建立组织，结果屡遭失败，经常受到蒋介石的责备。1948年以后，由于一些原来控制在国民党手中的大中城市不断被解放，根据这种新情况，毛人凤开始采用预先布置潜伏组织的办法，以便解放后这些组织能继续活动。
  为了加强对潜伏特务培训，保密局在南京成立了一个全能训练班，由电讯处长杨振裔主持，加紧培训一批所谓全能情报员。这个班的成员除要接受搜集情报的训练外，还要接受无线电收发报技术训练，能够独立担任无线电报收发工作。全能特务派到前方各大城市居住下来，让他们先找好掩护的职业，不与原来保密局的站组发生横向关系，直接由保密局潜伏布置组领导。以后又采用双层布置，在各大中城市中又吸收了一批新的人员。担任这项工作的条件是，要有一个正当的职业，例如医生、hushi、教员、会计师、工程师等。他们当中，以既要与特务有一点亲友关系，又没有被人发觉与特务有往来的为最适宜。每个大城市都准备设立一个或两个这样的组，组长一般由军统特务没有暴露身份的人担任。每组设一部或两部电台。潜伏特务的待遇是以黄金计算，比一般特务要高出几倍。组长如兼电台报务员，每月连房租等津贴可得黄金二两左右。在快解放的地区，可以一次发给半年或一年的经费。一般组员每月待遇是从黄金三钱到五、六钱不等。在潜伏地没有解放时，这些特务只作一些准备工作，而不正式活动。潜伏组主要任务是解放后搞情报。蒋介石最希望这些人能在解放后混入政府机关去工作，特别希望能混入到共产党里面去。所以这些特务平日表现得很左，工作也很积极，因为只有这样的才能取得信任。
  保密局还布置一些潜伏在解放地区的个人，专搞破坏工作和进行造谣等活动。这些人一般都是个人活动，并不结成小组，也不配备电台，而是靠个人去作反gemin活动，与潜伏组不发生横向关系。潜伏组所用的电台，一般是两瓦半的美造特工机，利用种种方法掩护起来。有的装在办公桌抽斗的后半部，有的装置在收音机、留声机、台灯等里面。电池一般也配给半年到一年。当时毛人凤乐观地估计，不出一年，所有被解放的大中城市，便可以在美国的直接帮助而重新回到国民党手中，最久不过一年，于是各种配制也只以一年计。
  西南方面的潜伏布置，一直到1949年4月以后才正式开始。这年3月间，沈醉到重庆参加毛人凤召集的西南、西北两地区的负责人会议。会后，沈奉派去上海找保密局办事处领取经费，回来时才带回西南地区布置潜伏组织的指示和各项规定。那时，蒋介石认为西南还可以作为反攻基地，短期内不至于解放。但到这年夏天，他们感到连西南也不易保得住，才匆匆派出保密局潜伏布置组第二科科长任鸿传赶到重庆，由他兼任西南特区潜伏布置专员指导各省站协助布置。
  任鸿传和重庆站站长李修凯，先在重庆及川东等地进行布置后，7月间才到昆明，在昆明布置了一个潜伏组和一个独立潜伏台。潜伏组由沈醉找人介绍了两个医生，一个叫明绍武。任鸿传知道明绍武想开设一个私人诊所，便一次答应给他1000元云南半开硬币。当时毛人凤是想用重金来搜罗这种人才，使他们在解放后能为国民党效命。任鸿传只匆匆把昆明布置好以后便去贵阳。按保密局规定，在云南除昆明应布置一两个组外，还要在保山，昭通各布置一个组。当时因交通困难，任鸿传不肯久待，便先走了。
  9月间，毛人凤感到西南地区潜伏组的布置还不够理想，加上华北、华东、华中的一些潜伏组在解放后陆续被破获，为了加强西南地区的布置和恢复解放区的组织，又在重庆缫丝厂内成立了一个全能情报人员训练班。这个训练班由毛人凤兼主任，王蒲臣任副主任，准备训练几百名潜伏特务派往各地。但开始训练不久，解放军已向西南进军，训练班只好迁往成都，结果在路上便弄得七零八落。到成都后，知道已没有时间从容进行训练，才把这批人编入交通警察第一旅何龙庆部队中，准备让他们去打游击。
  保密局在进行潜伏组布置的同时，还作了一些专门准备在解放后的大中城市中搞暗杀和破坏部署。这种部署的办法是，先把手枪、爆炸物品预先存放在可靠而容易取出的地方，而不是放在担任破坏暗杀等工作的特务家里，需要时临时派人去取。
  还乡运动1949年春天，当全国大部分地区被解放后，从各地逃出的特务大批向国统区后方逃窜。他们多年来受蒋介石的欺骗宣传，没有一个不害怕异常，不少人都希望早点去台湾。
  毛人凤看到这种情况，便向蒋介石请示办法，得到的答复是除少数大特务有必要时才准许去台湾外，其余还应留下来继续与共产党斗争到底。毛人凤根据这一指示，3月间在重庆召开了有西南、西北、广西、湖南等省的负责特务参加的会议。毛提出这样一个办法：各人返回自己的家乡去进行个别的活动，在地方上设法立足生根。
  这个办法一方面可以大量派遣特务到各个角落去继续从事反共活动，同时又可以减少拥挤在国统区后方城市的待命人员，实际上是不想再负责安置他们的工作。因为地区一天天缩小，人一天天增多，实在也没法安置。这样一举数得的办法，蒋介石很为赞许。
  毛人凤在宣布这一办法时，要求这些从事还乡运动的人，要在自己家乡坚持一两年，要他们相信蒋介石不久便可在美国帮助下率部卷土重来，只要忍受一个短时期，便可得到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