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宋子文亦支持这项建议。
  1949年12月，美国驻台“大使馆”代办斯特朗和前美国驻台北总领事克伦兹抵达台北。克伦兹对斯特朗说，他将和孙立人接触，当面告诉孙“如果他同意控制”党国民政府，则美国“将会彻底支持他”，孙立人拒绝了克伦兹的游说。这是美国政客第二次当面试探孙立人反蒋的可能性。
  40年后（1989年6月2日），斯特朗对康明思教授表示，克伦兹并未向他解释孙立人如何能够取得政权？尤其是撤退到台湾的文武当权派，皆是蒋介石的人，而国民党的特务系统亦未瓦解，仍正常运作，孙立人何从“反”起？
  美方干预介入人事美国对国民党政局的干预，可说“不遗余力”。1949年年底，国民党当局情报头子郑介民到美商谈军援。做过西太平洋美国海军司令的白奇尔上将对郑介民说，国民党当局如要求美援，则必须任命一位新的台湾省主席，以取代“不能适应局势”的陈诚，并建议拔耀做过重庆市长和上海市长的吴国帧。白奇尔又说，国民党当局必须和美国顾问“诚心诚意”地合作，否则他们就撤出。
  “英雄气短”的蒋介石，于1949年12月中旬任命吴国桢为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驻美“大使”顾维钧把这项任命告诉白奇尔，白“甚感高兴”，但国务院远东事务助卿巴特沃恩（鲁斯克的前任）说，蒋应给予吴国桢更多的权力。1949年12月28日，白奇尔洁问国民党当局驻美武官皮宗敢，台湾防卫司令孙立人为什么没有“充分的权力”？为什么还有人干预他的工作？皮宗敢解释说，除了孙立人之外，罗卓英和彭孟缉也负责台湾防务。此时，蒋介石的秘密特使董显光正访问华府，白奇尔亦对孙立人身为台湾防卫司令而未拥有多少实权一事，向董显光抱怨并表示遗憾。皮宗敢向董显光说，国民党当局必须实践吴国桢和孙立人获得充分权力的诺言。
  除了国务院，麦克阿瑟对台湾问题亦极感兴趣，他的立场虽是“反共、保台、撤蒋”，但这位美国“现代凯撒大帝”的政治企图欲极为旺盛。1950年1月，他派其最得力助手、麦克阿瑟总部情报处长韦洛比将军访台，劝蒋介石将治台权力交给吴国桢，并离开台湾。韦洛比又说，蒋如要留台，则不应干预行政，麦克阿瑟总部愿派一位高级顾问赴台协助他。蒋对麦克阿瑟的建议，一概拒绝。
  孙见麦克阿瑟引蒋猜疑蒋介石对孙立人一直有“疑心病”，从抗战时代孙与美国“战略情报局”（OSS，中情局前身）特务接触开始直到台湾，孙的“美国背景”，始终是蒋对孙不放心的最大原因。
  1950年1月3日下午，美国密歇根州共和党参议员佛格森打电话问顾维钧，他想知道孙立人是否已和麦克阿瑟将军见了面，因孙曾请求他安排和麦克阿瑟会晤。顾“大使”告诉佛格森，由于驻日军事代表团代表何世礼将军已和麦克阿瑟会晤，故麦、孙之会将延后。
  1950年2月11日，麦克阿瑟派了一架专机到台湾接孙立人赴日，孙呈报陈诚核准之后搭机到东京与麦克阿瑟长谈。麦克阿瑟期勉孙立人负起保卫台湾的责任，他会尽量提供军援与经费。孙返台后把会谈情形报告陈诚，并请陈呈报蒋介石。孙立人后来虽辩称是麦克阿瑟总部主动邀请他赴日，无论如何，许多人认为这一次东京之行，是孙立人的一大“败笔”，更加深蒋介石对他的猜疑。而朝鲜战争爆发后一个月，麦克阿瑟不顾华府的反对，自行决定访台，在台湾期间与孙立人的“热络”表现，表面上是孙的得意，但实际上却是埋下他垮台的另一个因子。多年后，孙立人也承认，蒋介石看到他和麦克阿瑟握手时，“在旁边吹胡瞪眼”！
  美国国务院自1950年年初开始，密锣紧鼓地推动台湾政变。国务院中国科于1950年2月20日拟订《台湾政变草案》，建议以孙立人为“斩府搴旗”的政变指挥官，推倒蒋介石政权，并以“反共、保台、联美”为政变主旨，对蒋的处置方式则以软禁或放逐为主。
  杜鲁门政府拒军援“台湾政变草案”拟订后一个月，美国中央情报局亦在1950年3月20日呈报上级的“台湾可能的发展”的机密报告中指出：“最近几个月各种报道均暗示，受过美国教育、现负责台湾防务的孙立人，正计划发动政变，俾使蒋介石成为有名无实的领袖，同时并铲除其亲信。目前有几项因素不利于在此时发动政变，有关政变的谣言已实为传闻，蒋周围的人亦已知悉。此外，孙立人的缺乏政治经验，以及对军政领导人的欠缺影响力，显示他也许没有力量从事造反。如果未获美国实质上的支持，将不可能发动政变。”
  根据国务院中国科外交档案，巡回大使杰塞普（即对华政策白皮书的总编纂人）于1950年3月曾访问包括台湾在内的亚洲地区。他在呈交艾奇逊的报告中说：“蒋介石的部属仍在内斗，相互猜忌，孙立人将军陷于困境，他向我抱怨无权指挥海空军，亦无人在‘宫中’帮他说话。”（1950年外交关系文书）
  1950年3月底，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署长克利夫兰向国民党当局官员透露，协防台湾，以免台湾受到攻击。只要蒋介石在位，杜鲁门政府将不会给予国民党当局军援。同年4月，海南岛解放，国民党当局驻美“大使”顾维钧要求美国改变中止军援国民党当局的政策，鲁斯克予以拒绝。
  海南岛解放后未久，美国驻台武官巴雷特向国务院发了一通“极机密”
  电报，引述一名国民党当局“高级官员”的谈话，这名高级官员说，蒋介石及其党羽已到了“混乱及绝望”的状态，并建议采取“剧烈的行动以挽回狂澜”。此高级官员并指责蒋介石一面透过周至柔指挥军队，一面让其两个儿子利用自己的组织干扰指挥；此官员说，要想以蒋介石及其党羽的搅局来挽回局面，其机会可说“微乎其微”。
  第7舰队协防台湾这封目前已解密的电报中所说的“高级官员”就是孙立人。据斯特朗说，巴雷特于1950年4月27日左右与孙立人接触，孙自己“提出蒋介石的问题”。鲁斯克于5月1日看到巴雷特的电报，两天后，国务院政策计划处官员尼兹在一项秘密会议中，提出由孙立人发动兵变以除蒋的“假设性”方案。
  对国民党高层颇为了解的斯特朗，在1950年5月11日向国务院远东司的石博思发出一封“极机密”电报，表示对策动孙立人兵变的意见。斯特朗并不赞成兵变，他说，支持孙发动兵变的构思，他以为“早已在这几个月里胎死腹中了”；斯特朗亦不认为孙立人特别优秀，只不过是“披着美国化的外表”而斯特朗于1989年6月2日向康明思教授表示，孙立人至少需除掉100名文武高级官员，始能控制国民党和各级权力。
  1950年5月30日，鲁斯克和尼兹、巡回大使杰塞普及其他官员开会，讨论台湾问题。鲁斯克说，台湾即使在战略上无足轻重，政治上则颇为重要，因此应为岛上“划定最后界限”，并称他已拟妥如何执行这项计划的文件，只有他和艾奇逊、国务院顾问杜勒斯知道文件内容。国务院情报研究处则希望获准采取行动，由“美国主导以武力防止台湾沦陷”。5月31日，鲁斯克等人与艾奇逊讨论了下述计划：“应告知蒋介石以下三点：（A）在目前的情况下，台湾沦陷已属不可避免；（B）美国将不会协助蒋介石防止台湾沦陷；（C）蒋介石唯一能做的是请求联合国托管，美国会支持这项请求，并在联合国讨论托管问题时，派遣第7舰队协防台湾，以免台湾受到攻击。”
  “台湾托管”方案鲁斯克在5月30日呈给艾奇逊的简报说明中指出，美国已在台湾部署“秘密行动以对抗大陆上的中共”，同时“亦在台湾支持一些成员”其中包括“秘密武装支援”。莫成德表示：“应在岛上维持与台湾领袖的秘密接触，并尽早给予法兰克一些指示。”法兰克即是中情局政策协调组主任法兰克·韦斯纳。
  鲁斯克在简报中表示，第7舰队巡逻台湾海峡固然是保护台湾，使其免受中共攻击，但也是为了防止蒋介石偷袭大陆。鲁斯克并建议告知蒋介石，嘱其离开台湾，将权力交给孙立人，然后由联合国决定台湾前途，台湾获联合国托管后，杜鲁门即宣布撤销1月5日不协防台湾的声明。
  鲁斯克于6月9日向艾奇逊指出“两党一致的中国——台湾问题”备忘录，重点仍是台湾交由联合国托管。英国驻美大使法兰克斯6月初与艾奇逊晤谈后，发现美国一方面担心台湾沦入中共之手，一方面又不敢公开出兵台湾，法兰克斯向英国外交部报告，伦敦的答复是：“问题的根源就在这里。”1950年6月6日，蒋介石的亲信、主持中央宣传工作的董显光，衔命访美，与杜勒斯见面，顾维钧亦在场。杜勒斯向董、顾二人表示，如蒋介石“廉逊一点”，也许能挽救台湾，杜勒斯并未透露鲁斯克的对台方案，但顾维钧正确地猜到美国打算驱除蒋介石，并把台湾列入联合国托管。6月7日，助理国防部长格里夫斯与董、顾晤面，大骂艾奇逊。
  当时国务院的艾奇逊、鲁斯克、杰塞普，甚至包括杜勒斯在内，都是“弃蒋保台”派；国防部长约翰逊和格里夫斯则是“拥蒋保台”派，约翰逊和格里夫斯经常向国民党当局驻美“大使”馆通风报讯，成为顾维钧、陈之迈（公使衔参事）和其他亲蒋人士的最主要消息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