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江口已失，而残军在盂萨总部又只剩下一个空架子，缅军捕捉不到作战对象，于是转而集中兵力围攻孟布，以期消灭残军主力——李国辉部队。由于山势陡峭、地形复杂，缅军大部队四面包围孟布，但还不能合围，残军仍能从许多小道与外界联系。经过20多天的围困，仍没能达到消灭敌军的目的。
  6月，残军主力由缅北基地回军增援，收复拉牛山、沙拉渡口，同时增兵猛撒、猛畔、猛果。缅军腹背复敌，于6月13日撤回萨尔温江以西。
  缅军这次以萨尔温江区域为中心对国民党残军的围剿就这样基本结束了。
  1953年，缅甸政府向残军进行军事行动的同时，向联合国控诉台湾国民党侵略缅甸领土，危害缅甸主权与安全，并向联合国提供了大量残军侵犯缅甸主权的照片、文件、实物。4月23日，联合国通过决议，要求国民党残军撤回台湾或居住在指定的禁区内。尽管美国政府千方百计地设法把提案搁置，但在大量的物证面前，美国政府被迫利用它的影响于5月23日在曼谷召开美、泰、缅、台湾“四国军事委员会”会议，经1个月的谈判，决定在缅甸的国民党残军全部撤往台湾。
  但李弥总部拒绝撤台，会议只好拖延下来。但由于联合国作出要求国民党残军撤退的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支持下，在国际强大的压力下，国民党军队残部不得不同意派代表去曼谷参加谈判。由于李弥当时不在台湾，故由副总指挥李则芬充当谈判代表，另一副总指挥柳安麟为代总指挥。当要“撤回台湾”的消息传到孟萨的时候，残军内部的思想混乱，年轻人希望回台湾进学校，做劳工赚钱别谋出路，免得在缅甸受苦；老资格的军官们另有打算。李弥、参议员及总指挥部秘书长丁作韶不主张撤退，在台湾有后台的柳安麟认为应该服从台湾命令撤退。反共思想十分顽固的丁作韶到处宣传不能撤退。他的理由是，撤退到台湾，大家挤到一个小岛上，有什么作为呢？留在缅甸这个无限好的江山，大有作为。以国民党残军的兵力而论，如能和缅甸山地民族反政府武装相结合，足可以成立一个“缅甸民国”，然后进入联合国，不但个人有出路，将来说不定还能返攻大陆，重回云南哩！但是，同意丁作韶的意见者甚少。当时尚在台湾公干的李弥是主张不能撤的，因为他不肯把在缅甸即得地盘和人马输掉。但当他看到“金三角”的台柱李国辉愿撤退时，就主张以退为进；只撤老弱残兵，留下骨干以期东山再起。在这关键时间，国民党残军内部四分五裂，甚至公开冲突起来。
  9月，缅甸政府再次把问题提交联合国讨论，台湾驻泰国的代表才同意撤退部分残军。
  撤退工作从11月开始，残军由缅北开往泰国边境，再乘卡车前往泰国清莱，然后乘陈纳德“民航运输公司”的飞机赴台湾。由于残军撤退时不带武器，缅甸政府提出了抗议，美国驻泰大使威廉·唐纳德为此给美国驻台湾大使发电。11月9日美国驻台湾大使卡尔·蓝钦回电答复：蒋介石提出，如果美国继续施加压力，台湾将公布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在缅甸的国民党军的内幕。唐纳德认为，此时中共和苏联早已知道中央情报局在缅甸的活动，便坚持要残军撤退时带走武器。此后残军撤退时只好带走一些破残老式武器，撤退工作一直延迟到1954年5月。先后撤退的有：李弥总部、“反共抗俄大学”、
  第26军军部、93师、193师、第10纵队、第4纵队和第3军田中田部的全部；保2师的大部，第18纵队、21纵队和18支队的一小部，共5472人，家属1035人。撤回台湾的残军除少数身壮年青的编入台湾特种部队外，大部被安置在台湾花莲。李弥本人1961年才回到台湾。
  李弥到台湾后，即居台北新店镇北新路，长子云川，次子获之，均学成居美国。李弥则归朴返真，成了虔诚的天主教徒，时与于斌枢机主教，关吉玉、蒋复聪相过从。1973年12月8日突以心脏病复发而逝世。死后之治丧委员会由何应钦、谷正纲、于斌、薛岳、李宗黄、张宝树等主持。
  中缅联合打击残军李弥总部撤台后，留在缅北的国民党残军还有1万余人，多数人是云南籍及当地的民族武装，不愿去台湾，但因没有统一的指挥部，台湾曾一度停止供应，加之缅军又出动1.6万兵力攻占残军驻地，残军大批逃亡。与此同时，云南境内党政军民向国民党残军发起了强大的政治攻势，一方面散发“回归证”，另一方面，边民纷纷出境呼夫唤子，至使外迁外逃的民族土司人武装纷纷回国。这样，少数民族武装基本瓦解。1952年至1955年被争取回国投诚的国民党残军官兵共3296人。至1954年6月，残军缩减到5800余人。1954年，国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边境进行民主改革，台湾当局认为有机可乘，便派国民党残军副总指挥、原第8军副军长柳之麟，重返缅北，搜罗残部、恢复补给。柳之麟返缅北后，搜罗残军4500余人，组成第3、第5、
  第7军3个军，成立“东南亚自由人民反共联军”，盘踞在泰缅边境。11月1日改番号为“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隶属于台湾国防部情报局。1955年10月，曾德兴率部由老挝到达缅北，编人柳之麟部。另以吕维英为首的一股，亦于1954年10月1日窜回缅北，在三岛地区成立“滇南人民反共救国军第1军”，共1300余人，盘踞孟美、三岛、孟歇、孟坎一带。1956年初，台湾派国防部情报局游击行动处处长罗果到缅北，传达情报局“统一指挥、统一补给、整编部队、加强训练”的命令。2月，吕维英部编人柳之麟部。
  1957年，国民党残军经过整顿，统一了指挥关系，将总部设在缅老边境、湄公河西岸的江拉，在孟百修筑机场，台湾恢复了对残部的交通联系和补给。10月，台湾国民党召开八全大会，强调对大陆的政治反攻，指令缅北残军对云南地区进行情报、心战、策反、组织暴乱。残军为此拟订了一个“安西计划”。8月，为配合台湾对大陆东南沿海制造紧张局势，柳之麟亲率残军1460余人分四路进抵云南边境。对柳之麟的武装窜扰，云南军区在边疆成立了7万余人挥队联防队，执行“以军队为骨干，以群众为基础，以政治斗争为主，建立一条人民防线”的方针，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残军的窜扰，粉碎了台湾“政治反攻”的阴谋。
  1959年初，西藏上层公开叛乱，台湾当局认为形势对其有利，对残军更为重视。2月，蒋介石在台湾亲自召见柳之麟；3月开始恢复对残军空投装备、给养；4月派情报局副局长任剑鹏率督导组到缅北调解残军内部纠纷，点验人员，统一指挥。国民党残军大肆搜编民族武装，在缅北果敢、大孟宜、卡佤山等地招兵，利用云南边境“大跃进”中出现的政策不稳定的情况，煽动边民外迁外逃，胁骗当兵。到1959年底，柳之麟部已发展为5个军、1个军区、15个师、6个纵队、6个独立团、3个独立支队，共9400余人。1960年7月，台湾将特种作战部队的1个大队400余人由台湾空运缅北，加强残军的指挥、技术、通讯、医务、政工力量，并制定了对云南边境的窜扰计划。特种作战部队中将司令夏超、第6军中将政治部主任徐汝辑、特种作战部队副司令胡开业亦受命到残军分别担任副总指挥兼教导总队长、政治部主任、孟百了守备区司令职务，加强对残军的控制。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这一敌情非常重视。1960年5月4日，毛泽东主席在昆明军区呈送的内参上作了重要批示。毛泽东指示昆明军区和云南省委：应立即加强有关地区的工作，派得力人员去各地调查情况，研究对策，千万不可马虎大意，轻易相信下面太平无事的书面报告；中央军委亦应派员去云南布置对策。
  在一次晚饭后，毛泽东走出菊香书屋，叫秘书请来周恩来总理和总理的军事秘书，一起闲亭散步，就防止国民党残匪窜犯等问题交换了意见。5月5日，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作出了关于边境斗争的部署，并派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将军率指挥组到云南，具体落实军委的指示。
  缅甸是中国的支好邻邦，两国山水相连，胞波情深，边民常用这样的语言来说明两国边疆友谊：中方的(又鸟)缅方下蛋，缅方的藤在中方结瓜。
  中缅两国边界是清朝时期清政府和英国政府划定的。新中国成立后，中缅两国一直遵守着历史形成的国界线。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政策，使双方更加和睦友好。陈毅副总理访缅时，曾留下美好诗句：“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
  1960年1月，缅甸联邦总理奈温将军访华。1月28日，中国周恩来总理、缅甸联邦总理奈温总理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之间的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
  按协定，中缅成立了边界联合委员会。中方由驻缅大使姚仲明担任首席代表，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丁荣昌少将担任首席顾问。缅方由国防军副部参谋长昂季准将担任首席代表，缅北军区司令官山友准将担任首席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