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以极关心和极友好的态度助其早日成行，并予以很好招待为要。
  周恩来的电报，如在布满阴云的西藏天空划亮了一道闪电，若是夏格巴们顺利成行，和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在京举行谈判，虽然决不会像后来的阿沛五代表那样取得圆满成功，但是，必将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后来的历史进程。但是，就在夏格巴代表团拟于6月5日由加尔各答搭机经香港去北京谈判之际，他们的英国朋友临时取消了签证，到使他们未能成行。
  夏格巴被历史轻轻抛弃，历史在选择新的人物：这个人物正乘马匆匆赶来；历史将使他倏然间闪闪发光。
  达赖授权五人代表团滞留在中印边界亚东“东噶寺”的达赖喇嘛，整天在一种进退两难的窘迫中打发日子。
  1951年1月11日，滞留在亚东的噶厦召集官员会议。这是西藏地方政府的一次重要会议。在喜马拉雅的那个边境小镇上，他们反复权衡利弊，给达赖喇嘛上了一篇呈文。呈文引用印度外交大臣梅农博士在印度首都德里会见西藏代表时的话说：看来西藏政府通过和平谈判是上策。。这次西藏噶厦的了些“洋朋友”几乎是众口一词地劝说噶厦，又不约而同地伸出手来，把它推向谈判桌。想想一年多以前，“洋朋友”那样起劲地鼓动噶厦驱汉；想想三个月前那样卖力地支持噶厦凭据金沙江顽强抵抗；再想想。。如今噶厦不能不感到一种深深的失落和孤独。
  1951年1月18日，达赖喇嘛派员给新德里的中国大使袁仲贤带去了哈达、礼品和一封信。信中说：过去，在我年幼未掌权期间，藏汉之间的友好关系屡遭破坏，对此深感遗憾。。。近日已通知阿沛及随员从速启程赴北京。但固路途遥远，不易及时赶到，为争取时间，我们将再给阿沛派去助手，经印度前往北京。我现派出信使扎萨索康苏巴和堪仲曲配土登。他二人带去全体噶伦、西藏会议及人民的详细书面报告，向您呈报。请您将增进藏汉友好关系的纯正善良愿望，向尊敬的毛主席及时转呈。
  并请及时回复，以便使我放心。
  附赠哈这一条，上等地毯一床。
  与此同时，西藏官员大会也给袁仲贤大使写了一封同一内容的信。
  由于达赖喇嘛和西藏官员大会的人们这一次态度是诚恳的，行动是积极的，因而很快得到了满意的回音。仅仅十三天，前往新德里的曲批图丹（曲配土登）和扎萨索康就带回了袁仲贤大使给达赖喇嘛和西藏官员大会的复信。
  袁大使在信中，对收到达赖喇嘛的信和礼物表示“衷心欣慰”，说“毛主席令我代表祝贺你的执政”，“中央同意而且欢迎你加派代表经印度乘飞机到香港转广州赴北京。我们驻印度大使馆给以一切旅行上的便利和帮助”。喜马拉雅的上空，逐渐“阴转多云”。早春的暖风开始吹拂冰封的高原。亚东的东噶寺庙里达赖喇嘛向佛祖问卜祷告，终于批准派遣一个5个代表团赴北京进行谈判。
  达赖喇嘛批准噶厦任命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谈判代表，任命堪穷（四品官）土登列门，代本桑颇·登增顿珠为代表，三人由陆路赴北京；任命在亚东的藏军总司令凯墨·索安旺堆和僧官仲译钦波（秘书长）土丹旦达为代表，由印度乘经飞机经香港进京。噶厦给每个代表颁发了一份盖有印章的全权证书，注明西藏全权谈判代表5人每人的姓名和身份。里面有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等内容，可答应每年向中央政府进贡，此外不能做任何许诺等字样。这些全权代表的领衔人物，便是西藏地方政府的噶伦、昌都军政总管——阿沛·阿旺晋美。
  1951年3月29日，阿沛·阿旺晋美首席代表启程去北京。昌都军民数千人夹道相送。
  阿沛的颈项上挂满了洁白的哈达。他骑在马背上凝望着身前身后的同胞，把马步放得很慢很慢。
  这位42岁的首席全权代表，湿润的眼角在莹莹发光。
  周恩来、朱德亲迎贵客山城重庆的春晨多雾。4月20日的晨雾淡散后，一架飞机升上晴空，载着阿沛代表一行飞经西安去北京。
  中央人民政府关注着这架载有重大使命的飞机。中午12时15分，飞机降落西安机场加油，中央民委李维汉主任电话通知：因北京风大，请西藏和谈代表团改乘火车来京。早已迎候在那里的中央民委副主任汪锋，细致妥贴地安排了西藏代表在古城半天的活动，举行了丰盛的晚宴。晚宴上西藏和谈代表们意外地遇到一个人，这便是青海的喜饶嘉措大师。他原是阿沛求学时的老师，现在是青海省人民政府的副主席。喜饶嘉措大师是享有盛名的佛学大师，在全国藏区名闻遐迩。阿沛在这里见到自己的老师，真是又惊又喜。喜饶大师是个爱国活佛，为了劝说西藏地方当局与中央人民政府早日和谈，曾经在电台发表过藏语讲话。因此，他对自己的得意弟子阿沛率领西藏代表赴京和谈十分赞赏。席间谈笑风生，对阿沛多有勉励，阿沛很受鼓舞。
  当晚11时35分，在汪锋的陪同下，阿沛等西藏部分代表乘坐列车离开西安。
  1951年4月22日傍晚，北京车站的迎客站台上簇拥着数百名欢迎的人群。19点10分，当阿沛·阿旺晋美和其他西藏代表走下列车的时候，他们很快便被鲜花和儿童包围了。引领着儿童和鲜花的，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周恩来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还有中央各部委的部长和主任们。共和国总理目如朗星，解放军总司令威武而和善，他们有力的大手一一紧握着雪域高原和谈代表的手。他们朗朗的笑声，亲切的问候，驱散了北国春夜的寒风。阿沛代表一行刚刚踏上北京的土地，就感觉到了春花的芳香和春意的浓烈。
  游龙般的车队在星夜灿烂的长安街上行驶，西藏代表们被送进豪华的北京饭店。
  4月28日晚上，周恩来总理、李济深副主席、陈云和黄炎培副总理等宴请西藏和谈代表。周总理身穿深灰色呢制中山装，浓眉如雁翎高耸，双目似彗星四射，祝酒词像敲击燧石一样，点燃人心头的一盏灯，一团火。共产党里的大人物真是一个个都像夏夜天空的大星那样让人敬仰啊。
  历史性的记载4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第一次谈判，在北京军管会交际厅举行。
  中央人民政府的全权代表有4名：首席全权代表李维汉，全权代表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
  李维汉是中外闻名的老共产党人，党内的统战和民族问题专家，时为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兼中央民委主任。张经武是井冈山时代的红军师长，开国后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同时还兼任军委人民武装部部长。青年将军张国华其时尚未到达北京。他是5月15日方才赶到的。孙志远是西南军政委员会的秘书长，戴着度数很深的眼镜，看上去像个文质彬彬的教授。
  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有5名：首席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全权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
  除了阿沛之外，凯墨·索安旺堆就是西藏代表里最有实力的人物了。他身为藏军总司令，握有兵权，又是噶伦索康的叔叔，而且他从亚东达赖的身边来，噶厦对他面授机宜，他的权威性自然是不容忽视的。土丹旦达是一名僧官，译仓的大秘书长，为人耿介，在西藏有一定威望。土登列门系达扎摄政的副官长，是个实权派人物，噶厦的一些大员们见了他都笑脸相迎，避让三分；桑颇·登增顿珠是个贵族公子，藏军第二代本——团长。
  此外，还有两位列席谈判的干部，这就是平措旺介和乐于泓。乐于泓后为西藏工委宣传部长。担任翻译工作的是中央民委干部彭哲，由于他的青海口音较重，后来平措旺介也帮助进行翻译工作。
  第一次谈判气氛舒缓而融洽。双方代表互相验看了全权代表证明书后，未谈具体问题。只是洽谈程序、步骤。李维汉说：“我们是一家人，大家商量把事情办好。”谈判桌上散发了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和平谈判的十项条件，即西南局为进藏部队制定的“十项公约”，供代表们参考，同时还研究了关于“五·一”节请阿沛和班禅上天安门主席台的问题。最后阿沛首席代表提出：黑河、新疆解放军均在推进，达赖能否留住西藏已成问题。希望解放军不再推进，他们将以代表团名义电告达赖，请他勿去印度。李维汉首席代表答应请示中央。
  5月2日下午谈判继续进行。
  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与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为了寻找一个共同点，在进行坚韧的努力。
  西藏代表表示接受中央关于和谈的十项条件。但认为进军问题是焦点。
  因为噶厦政府曾交待不得许诺，所以这个条款不能接受。
  李维汉指出：进军西藏是中央的既定方针，中央人民政府帮助少数民族解放，免受帝国主义侵略，西藏是我国西南国防的前哨阵地，更需要有强大的国防军驻守。
  在体会的两天中，中央政府的代表和工作干部耐心细致地向西藏代表介绍解放军的宗旨和优良作风，并拿出清代历史文献，证明中央有权派军队入藏，而且早有先例。说明巩固国防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希望他们消除顾虑，积极协助就人民解放军进藏问题达成协议。
  阿沛首席代表经过反复考虑，首先接受了中央人民政府代表的意见，他劝说其他代表也逐渐接受了这一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