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痛得哼哼叫，几个日军土兵摸过来，前头的被我撂倒了，后面的乱枪打来。我的脚踩肿得像大面包，咬着牙往外冲，无奈力不从心。黑暗 中挨了一枪托，等我醒来，双手已经被死死地捆到身后，我听到日语说话声，一切都清清楚楚，我被俘了。
  惠特尼抽出一支烟点上，他的声音已经恢复了平静，可以慢慢地讲自己的故事，就像讲述《艾凡赫》那样。
  我 的双眼被蒙上了，用的是日本兵那又脏又臭的绑腿布。他们开始虐待我，用靴子踢我的头、小腹和肋骨。我痛得满地打滚，牙也掉了好几颗。因为我看不清打击从哪 里来，心里非常恐怖。还有一个日本兵往我身上撒尿。我作为一个军官，是一个职业的杀人者。然而我从来认为打仗要光明正大，虐待战俘为正派的军人所不耻。后 来，我才晓得我的这种想法既无知又天真。
  殴 打不久就停止了。倒不是日本人发了慈悲，而是我军又开始了进攻。他们把我塞到一个匆匆挖成的狐洞中，可能派了一个兵来看守我。我感到这一回我军的攻势又猛 又坚决，因为我周围卿卿呱呱的日语声越来越少了。迫击炮弹就在我身边爆炸，我还听到自己弟兄们的喊杀声，我真盼着能打死那个守兵。
  整整一天，我没吃没喝，浑身的骨头像散了架。我受到美国土兵进攻的鼓舞，等待着获得自由，但我也担心那个看守兵最后给我一枪。
  两种可能都没发生。到晚上，我被摘掉了绑脚布。我立刻明白了自己的处境。我军的进攻业已奏效。日军部队大部分非死即伤。残余的士兵正在向海岸退却，他们想把我带走。
  我的第一个念头是逃跑。然而扭伤的脚还没好，日本兵也看得紧，有好几次刺刀划破了我的皮肉。
  日本兵看出我行动确实不方便，一个下等兵给了我一根树枝，并且把背绑的手松开，重新绑在前面。这是我唯一看到日本军队的人道主义行动。我还记着那个兵，嘴角上有很大一颗黑痣。
  我在美国人的弹雨中走向海滩，周围不断有日本兵中弹倒下，发出痛苦的惨叫。一些日本伤兵用手榴弹自杀了。我没有被打中，真是奇迹。
  我 登上小艇。小艇很简陋，不过是装了操舟机的一艘强征来的游艇。几个日本士兵把我围在中间，还有一个当官的指手划脚命令着什么，小艇在暮色中离开海岸。我看 到我们的人——其中有些是陆战队士兵，已经冲到岸边，把没死的日本兵全都解决了。后来我才被告知：日军共举行了三次两栖登陆，均遭挫败，损失近千人。巴丹 半岛并不好啃。
  还是继续讲我的故事吧。在“亚兰·勃拉特”号上，除了说故事和听故事真没什么事好干的。
  我 们这支艇队大约有五、六艘小艇。海上风浪很大，两艘艇被掀翻了，我对日本指挥官选择如此单薄的小艇实行两栖登陆感到吃惊，他们根本就不重视士兵的生命和安 全。我军设在巴丹西海岸的155毫米大炮也开炮了，炮火封锁住了航线。我虽与同船队日本兵誓不两立，却还是祈祷别打中了我们的艇。有一艘小艇遭到直接命 中，一下子连人带艇都被抛到天上去。
  谢天谢地，我们总算开过了美军的炮火封锁地带，我又拣了条命。然而同后来吃的苦相比，我想那天夜里还是死了的好。
  我 们在一个小海湾靠岸。天亮了，港湾中船挺多，象一个小型的基地。我猜日军的艇队是从这儿出发去进行袭击的。我重新被反绑，戴上眼罩，塞入一辆吉普车，听发 动机声显然是缴获我们的。吉普车在高低不平的丛林小道上开行，我颠簸得五脏六腑都快吐出来了。你知道，蒙起人的眼睛坐车是什么滋味吗？当你神经紧张，准备 挨颠时，偏他是平道，神经一松，路上的沟坎却又会把你抛起来。
  车终于停了，我的眼罩被摘去，阳光很刺眼，可以看清是在一个小镇上。我原来在驻中国的马可波罗旅服役，对于菲律宾，不要说小镇，就是城市我也搞不清。它给我的印象是；遍地的牛粪、水洼、一丛丛芭蕉树和漫天飞舞的苍蝇。
  我 被带到一间木屋里，光线很暗，正面的墙上挂了一面日本旗。我在中国呆了两年，认识几个汉字，看懂了此地是本间雅晴中将指挥的第十四军十六师团一个联队的司 令部。一个高大的日本军官站在我的面前，我说他高大，是因为日本人个子一般很矮。他长得不难看，额角上堆着浅浅的皱纹，年龄或许比我大点儿，猛看似乎是个 懂道理的人，后来我才明白我的看法全错了。
  “我是清冈永一中校。”他的英语一点儿也没有日本人那种L和R不分的杂音，他一定在西方受过教育。
  “中校，我以军官对军官的口气与你说话，你必须回答我的问题。”
  我只说了一句话：“请给我点儿水喝。”
  清冈对旁边的士兵说了几句日语，一个兵跑出去，拿来一壶茶、一瓶威士忌酒、一盘香肠、一碗米饭和一碗肉菜，都放在一个木托盘中。米饭和肉还是热的，散发着诱人的香味。我已经两天两夜没吃没喝啦，馋得我几乎忘了军官的廉耻。我站着，直勾勾地盯住木托盘。
  ‘姓名?”清冈问。我这才看清他是长方脸，鼻梁上长着一些雀斑。
  “惠特尼，查尔斯·惠特尼。”
  “职务和军阶?”
  “你已经从我的领章上看出来了，中校。”
  “部队番号?”
  “海军陆战队四团。”
  我把该说的能说的都说完了，我知道日内瓦战俘公约允许士兵只回答这几个问题，然而日本从未在日内瓦公约上签字，执行不执行全在这个清冈中佐啦。我希望他能歇口气，让我吃点儿喝点儿，我都快支撑不住了。
  他看出了这一点，就指着酒菜说：“惠特尼中校，我再问你几个问题，回答了，这饭就归你吃。”
  “巴丹的部队有多少入?番号是什么?其中美军有多少人?番号是什么?”
  我拒绝问答，问题超出了对战俘的审讯范围。
  “快说，他们都部署在哪里?在沙马特山防线、马拉拉河防线和马利贝鲁斯山区都驻扎了哪些部队?大口径炮有多少？坦克有多少?哪里是布雷区?”
  我沉默着，不去理会清冈连珠炮式的审问。只有一点我是清楚的，那餐好饭反正是吃不成了。
  清 冈见我没有回答，嘿嘿地冷笑着说：“查尔斯先生，别充好汉。我在美国留学五年，仔细研究过美国人的心理。美国人是自私的，决不会为他人去死。如果你说了， 我们会留下你，尽可能让你吃好喝好。不说，我就不客气了。你迟早也要说，但是如果在临死之前才说出来，你难道不会后悔吗?”
  我 紧咬双唇，眼睛死死盯住屋角里的一群苍蝇。清冈抓起酒瓶冲到我跟前，他左手抓起我的前襟，我看清他的脸，愤怒而凶残，掩饰不住的得意，一种可以随心所欲地 宰割别人的得意，也许还有一种黄种亚洲人的自卑感和战胜白种人后骄横的心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张疯狂的雀斑脸。怎么到这种年龄雀斑还如此显眼?
  “说，还是不说?”
  我还没堕落到出卖别人的地步。因为我痛苦，我更知道在我口中有多少人的痛苦。
  清 冈右手的酒瓶一下子向我脸上砸来。我双手被反绑，无法招架，我的脸侧到一边去，等着那痛苦的一击。谁知这王八蛋(我这一辈子只用过一次这个词)虚晃了一 下，等我的头摆正，面部神经和肌肉松弛了，他的酒瓶才打下来。酒瓶砸得粉碎，我脸上留下了这些伤痕，我几乎被打懵了，威士忌酒和着血从脸上流下来。清冈的 左手没放松，他的劲相当大，我这一百八十磅重的身体他竟能提了起来。
  他大笑着：“惠特尼中校，你不是要水喝吗？怎么不喝了?”
  他丢开右手的半截酒瓶，抡圆了巴掌左一下右一下地抽打着我受伤的脸。一边打一边说：“你这脸挺漂亮呀，还挺贵族化呢，我今天非教训教训你这个贵族不可。”
  上帝！我自打出娘胎以来从未受过如此的侮辱。我的手要是没有被绑起来，我会不顾一切地撕烂他的雀斑脸。
  他 打够了，松开手，我倒在地上。他去拿那碗肉，”一边说：“你还没吃呢!给你吧，当做下酒菜。”他又晃了一下，我有了经验，盯住了碗，在碗快打到我脸上的时 候，我躲开了。清风恼羞成怒，冲上来，用靴子往我身上乱踢，我疼得在地上乱滚。他显然没想到我会拒绝招供，连刑具也没准备。他跑到屋外，从竹筒芭墙上拔出 一根粗竹棍，没头没脑地往我身上打，我大声喊叫，想减轻疼痛。我开始还有感觉，后来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 被冷水浇醒，才发现自己在一间简陋的农舍中。我在中国见过很多同样的农舍，一个灶，两张竹椅，一张竹床，还有些杂物。一个士兵见我醒来，就把所有的杂物和 铁器——包括灶上唯一的锅都拿走了。他是怕我逃跑，其实我虚弱得根本动不了。他用靴尖顶顶我，指着灶台上的一碗米饭和一碗水。我懂了。
  以后几天，我领略了日本人最野蛮的刑罚。那些连书中也未曾记载过的中世纪的酷刑，由一些野兽般的人于出来，单单听起来就叫人心都紧缩了。
  惠 特尼伸出他的左手，左手的手指甲全秃了，他告诉亚历克斯船长：“日本人把竹子削成一枚枚竹签，清冈抓住我的左手，把这竹签子一枚一枚钉到指甲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