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写道：“我们明天同首席精神病专家伯纳德·马洛伊大夫见面，将设法让他明白我们期望的细节和深度。”随后，他们就越过了界限，考虑到进行犯罪活动。他们接着说：“在这方面，我们准备建议采取秘密行动，检查埃尔斯伯格的精神病大夫仍然保存的对他进行精神分析治疗两年的全部病历。”意见书最下边写着“同意——反对——”字样。在同意一词后面，埃利曼草签了自己的姓名字母，还附了一句话：“如果你们保证此事将来不致被追查出来的话。”
  正是由于这一条件，限制“管子工”必须使用同白宫没有任何联系的秘密工作人员，才促使亨特吸收了巴克，又通过他吸收了另外两个古巴人——费利佩·德迪戈和欧亨尼奥·马丁内斯。亨特对巴克只是讲，需要他帮着查清一件“关系国家安全的事”，授权的官员“地位在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两者之上”。他说，这项任务涉及一个向苏联使馆递送情报的叛国分子。除了俄国人订阅《纽约时报》外，这种说法是完全不真实的。后来，巴克在狱中发觉这种欺骗，认为是不能宽恕的。撇开道德问题不谈（这里边的主要人物当时似乎谁也没有考虑到有什么道德问题），亨特的粗心大意也实在惊人。他没有告诉巴克不要随身携带亨特的电话号码和缩写地址（“W·H”与“W·House”），从而使他自己同亨特联系起来。他甚至也没有确实查清巴克的人是否同政府毫无牵连。其实，他们当中的马丁内斯就是在中央情报局领薪金的古巴密探。
  同时，亨特和他在这次奇怪冒险中的伙伴利迪都是由中央情报局装备的——这又是违犯该局规章中不得在国内进行活动的条款的。埃利希曼打电话给赫尔姆斯的副手海军陆战队罗伯特·库什曼将军要他全力帮助亨特，但他只说这人“是个忠实可靠的雇员，是有关安全问题的一个顾问”。至于这项任务的性质，埃利希曼也没有具体说明。在他们后来会面时，亨特对库什曼说：“白宫责令他执行一项非常敏感的任务，要他访问一个我们对其思想倾向不甚有把握的人，并从他那里取得情报。”还说，他需要“临时的假名证件”，“某种随身杂物”和“从事一次特种活动用的某种程度的化装”。
  在赫尔姆斯批准后，中央情报局技术处向亨特提供了一张社会保险卡和驾驶执照，名字却写成“爱德华·约瑟夫·沃伦”。利迪证件上的名字是“乔治·伦纳德”。还发给亨特一副红棕色的假发和一个类似假牙的装置，以便在打电话时改变原来的嗓音。此外，利迪还得到一架装在烟丝袋里的微型照相机。1971年8月25日，这两个“管子工”飞往加利福尼亚，执行初步侦察任务。这次成就不大。亨特在贝弗利山的北贝德福大道450号菲尔丁大夫的办公室外面为利迪拍了一张全身照片，然后就走进办公室，告诉一位女清洁工说，他是医生，并且给那间房间拍了照。他们两人测定了从那里开车到菲尔丁大夫家，计算了所需的时间，然后就飞回华盛顿。在那里，中央情报局派人赶到机场，把亨特的胶卷取去冲洗。到了白宫，这两名“管子工”说服他们的上司，闯入那位精神病大夫的办公室去行窃是可行的。扬把最新情况报告给埃利希曼，并在一份新的书面意见中建议，说服国会的某个委员会去调查五角大楼的泄密问题。他写道：“我们已经着手在报上宣传埃尔斯伯格的消极形象。如果利迪和亨利的计划进行顺利，十分需要有一个全面的行动计划，用来配合国会的调查。”
  闯入贝弗利山住所的预定日期是1971年9月3日，行动的时间是晚上9点。整个行动计划在细节上都是经过精心筹划的，完全和亨特参加猪湾事件时的做法一样，其成果也大致差不多。动手前不久，这几个古巴人用假名登记住进贝弗利希尔顿旅馆。他们中两人穿上送货人的服装，把一个大型衣箱送到北贝德福大道，衣箱上面贴着几条标签都写着“急送菲尔丁大夫”。那位女清洁工让他们进去，他们把箱子搬进去，出门时把门锁打开。利迪在房子外面周围开车打转，注视着爱多疑的警察。亨特带着一架步话机在菲尔丁家周围守望，如果精神病大夫出现而且前往办公室，他便立即发出警报。
  午夜前后，古巴人再到医生办公室去，却发现——这对以后出现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水门大楼办公室的情况显然是个恶兆——那位女清洁工还是把门又锁上了。他们撬门进去，从送去的箱子里拿出一架照相机和一台聚光灯。他们的计划是要拍下埃尔斯伯格的病历，很不幸，他们找不到它。他们把菲尔丁大夫的文件摊在地板上，但没有发现所需要的东西。他们找到的惟一的东西只是一本写有埃尔斯伯格姓名的通讯地址簿。他们把这个地址簿和扔散了的文件都拍了照，证明他们已尽了最大的努力。白白地折腾了四个小时之后，这几个人返回旅馆。利迪马上从那里打电话给华盛顿，告诉克罗说，干得“干净利索”——菲尔丁大夫肯定不同意这种说法，但利迪的意思只是说，他们没有被抓住，尽可能说得体面些。回到首都后，亨特不得不告诉白宫，他们的任务已完全失败。根据埃利希曼后来的证词，他当时不打算让他们再试一次。埃利希曼还有一个对亨特不利的消息，库什曼将军根据赫尔姆斯的指示，已经打电话来说，虽然中央情报局很愿意帮忙，但再干一次是不能考虑的。“管子工”现在完全得靠自己干了，而干出点什么名堂以表明他们并非白拿钱的压力却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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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宫策划的第一次行窃行动以后的那个星期，一个悲剧性的插曲强调说明了尼克松执政时期使美国人陷入深刻分裂的一个问题。争执中的一方，持有一套价值观念，认为批评他们的人不开明，不近人情，另一方是批评他们的人，嘲笑开明人士是“纵容主义者”。这个悲剧性事件便是美国历史上流血最多的一次监狱暴动。它发生在纽约州西部的怀俄明县，四周都是装有白护墙板的住宅，红色的谷仓和银白色的高大的青饲料贮存塔的这样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那里有一座占地55英亩，四周围以30英尺高带岗楼的灰色混凝土墙的监狱。监狱四周都是茂密的玉米和黄花菜地。反省院以附近的城镇命名，使用了古代雅典平原的古典名字——阿提卡。
  纽约州把阿提卡叫做“改造机构”，但是并没有做出多少改造工作。在院长文森特·曼库西的严厉管理下，院里没有什么职业训练，对犯人更少恻隐之心。稍微违反规章就给关进单身囚室——“包厢”。去囚室的途中在电梯里便会遭到刻意的毒打。一个月只发给他们一块肥皂，一卷手纸。如果他们在一百度高温，他们通常叫做“加尔各答黑洞”【指加尔各答的一所拥挤的监狱，据说1956年由于暴动，监狱里的英国囚犯一夜之间有123人被杀死。——译者】的金工车间干活，一天也只给25美分的报酬。最丑恶的莫过于监狱当局的赤裸裸的种族主义。2254名犯人当中，75％是黑人或波多黎各人，而383名狱卒则全是白人。看守人员公开偏袒白人犯人，嘲弄黑人，把自己的警棍叫做“黑鬼棒”。
  监狱长曼库西对鼓吹民权的人士的回答是，他管理的是一所对安全至关重要的机构，阿提卡监狱的犯人中，有一些是全国最冥顽不化的。这是事实。另一个事实，并且是个凶兆，则是其中有不少属于一种新的犯人品种，即认为自己是帝国主义社会受害者的好斗的黑人。事实上，其他监狱的狱长常常把闹事的自称革命者的犯人送到阿提卡监狱来。他们来时，就偷偷带进了乔治·杰克逊和埃尔德里奇·克利弗的著作，利用进行体育活动或做礼拜的时间，举行秘密集会，散发自己在牢房里写出的煽动性小册子。一个名叫“楞哥儿”查理斯·克劳利的犯人写道：“如果我们不能像人一样活着，至少也得像男子汉那样死去。”有一首暗中传观的诗是这样开头的：
  『如果我们非死不可——也别死得像猪猡，
  我们被追捕并关在耻辱的笼牢，
  发疯的饿狗在四周狂吠，
  拿我们的不幸命运开玩笑。』
  1971年7月，一个自称阿提卡解放派的好斗的犯人组织，给纽约州教养专员拉塞尔·奥斯瓦德递送了一份要求改革的声明。这是一个明智的行动。奥斯瓦德曾彻底改革威斯康星州的监狱制度，赢得了刑罚学家的广泛称赞，洛克菲勒因此任命他出任现职。他任职才只六个月，已和曼库西在几乎每个管理问题上都有争执。劳工节【美国及加拿大法定的劳工节日，时间是每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译者】过后，奥斯瓦德给犯人放了讲话录音，要求给他时间，以便进行深刻改革。除其他问题外，他保证采用“有意义的通过职业训练恢复就业资格的办法，办职业教育夜校，和提供更完备的法律书刊”。
  奥斯瓦德的表示也许失之过迟。暴动发生后狱警发现牢房的日历上9月9日这个日子全划上了大圈。7月，好斗的犯人已告诉奥斯瓦德，他们认为，“没有必要把我们的要求加以戏剧化”，但是过了一个月他们改变了主意。起决定性作用的似乎是8月21日乔治·杰克逊死在圣昆廷。8月22日清晨吃早饭时，阿提卡监狱的黑人绝食表示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