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黑人积极分子在大学校园里活动很频繁，那么他们在大多数城市中心却蛰居不动。接连第二个夏天，各地黑人居住区都相当安静。在那里，人们的心境都在变化。六十年代中期的动乱已经打开了与各城市的市政厅之间通话的新渠道，而各大城市现在都能派出训练有素、配备精良的防暴警察。黑人现在偏重搞选举活功。由于黑人选民登记人数迅速猛增，在许多地区，选举黑人候选人已成为一种现实的办法，可以用以代替对社会的公开反抗。霍华德·李于1969年成为北卡罗来纳州查佩尔希尔市的第一个黑人市长。查尔斯·埃弗斯以“不要投票选一个黑人。不要投票选一个白人。要投票选一个好人”，这一口号赢得了密西西比州费耶特市市长的职位。
  尼克松把新政府在种族关系方面起的作用叫做一种“中间道路”。无论怎么说，它放慢了取消种族隔离的速度。约翰逊的政策是对不实行黑白人同校的学校停止发给联邦津贴。尼克松抛弃了这项政策，并说，“如果联邦政府削减了一个学校的经费，从而使该校的黑白人学生未能受到应受的教育，我认为这决不是取消种族隔离运动的一个胜利。”他在进人白宫初期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承认，尽管有其早期的经历，黑人们不信任他，认为他现在不关心他们的事业了。他在竞选中曾作出过许多关于扶助“黑人资本主义”的诺言。但现在再也没有听到过有关此事的下文了。而相反地，1968年8月，芬奇却建议让密西西比州各校延期实行黑白人合校。
  大家普遍认为这是向南部白人选民献媚的一种策略。它在十月下旬遭到挫败，当时最高法院一致裁定“每个学区的责任是立即终止二元的学校制度，今后只办一元化的学校。”这是沃伦·伯格就任首席法官以来的第一个重大决定。尼克松回答说，他将以“充分尊重法律的精神”，尽最大的努力来执行这一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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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学生闹风潮是少数人搞的，但人数更为众多的美国青年却不断地在服饰、讲话和作凤方面异于成年人社会，以表现他们的独特个性。他们所以引人注意，主要是由于他们的那种有意惹人注目，甚至荒乎其唐的生活方式。但是还有更多后来居上的。这是战后婴儿大增的必然结果。1960年时，十四岁到二十四岁的美国人有二千七百万人。现在，这样年龄的人有四千万，整整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他们的人数和他们的富裕处境保证青年人的反主流文化运动的规模得以日益壮大，同时如果他们中有相当可观的一部分人集中到某一件事上去，那这事马上就会流行一时。1969年8月15－17日这个周末，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那是一个摇滚舞音乐节，人们称之为“伍德斯托克”节。
  实际上这个名称并不副实。设计并发起这个节日的两个二十四岁的青年，原来打算把音乐节安排在纽约州赫德逊河旁伍德斯托克村去举行，而且已经登出了广告。可是分区规章和当地的反对意见阻挠了他们的计划，于是他们就只得移到纽约市西北七十英里左右白湖上一个叫贝瑟尔的卡特斯基尔山镇上去举行，在那里他们借用了马克斯·亚斯格的一所占地六百英亩的牛奶场。发起人希望青年们能找到那个地方。他们希望能拉到五万个左右顾客，门票七美元一张。
  他们大大地低估了这节日的号召力。马克斯·亚斯格的牛奶场一下子受到了四十万人的猛烈冲击。贝瑟尔暂时成了本州的第三大城市。周围的各条道路上喧喧嚷嚷，挤满了被丢下的汽车、摩托车和装饰着幻境图画的微型公共汽车。所有附近通往卡特斯基尔公路的通道都被车辆堵塞了。向如此拥挤的人群收费是不切实际的，发起人只得放弃原来的主意，因而损失了两百万美元。这是在伍德斯托克音乐会出毛病的两件事之一。另一件事是天气。两场惊人的大暴雨使牛奶场成为一片沼泽。青年们在塑料帐篷和用毯子和衣服搭成的披屋下面，蜷缩在湿透的睡袋里。缺乏食物和水的正常供应，甚至卫生设备也没有，本来会使伍德斯托克节成为一场灾难。
  但相反，它却获得了大成功。一个最初的演奏者不安地看着广大的人群说，“如果我们希望这次演奏会获得成功，那你们最好都牢牢记住，在你身边的小伙子是你的兄弟。”他们真这么做了。一个警官把那次参加音乐会的听众称为“我在二十四年治安工作中接触过的最有礼貌、最能体谅人而且行动最规矩的一群小伙子。”
  最好的帮助来自他们自己的队伍。从俄勒冈兼程赶来的一个名叫肯·克西的“愉快的玩笑者”乐队的车队施舍了一份高蛋白的葡萄干肉汤、燕麦粥和花生米，并设置了医疗帐篷；新墨西哥的道斯的一个名叫猪庄的群居村里的一百个社员提供了必要的服务。然而真正使这次集会成功的是那对许许多多人具有磁铁般吸力的酸性【指麻醉药物。——译者】摇滚舞。杰弗逊飞机、克里登斯·克利尔沃特复兴会、斯通家族、吉米·亨德里克斯、琼·贝兹和贾尼斯·乔普林——这些都是他们的崇拜偶像。他们都亲自来到了，即使人们不能看到他们，也至少能从放在舞台四周八十英尺高的脚手架上的喇叭中听到他们的声音。因此，虽然下着大雨并经常有令人恼火的事发生，但是束着束发带、穿着喇叭裤、拿着念珠、穿着粗布蜡染村衫的青年人却使这节日成为一代人的团结的强有力的象征，以致他们未来的代言人，在谈到他们时，称他们是伍德斯托克民族。
  在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加强同辈之间的团结是不可避免的事。伍德斯托克是1969年最盛大的一次摇滚舞音乐会，但决不是独一无二的。那年在华盛顿州高级法院批驳了约翰·伯奇协会的一些反对意见之后，在坦尼诺附近的一个大牧场上也举行过，此外还有在得克萨斯州刘易斯维尔（一个治安官员说，“这群人比达拉斯看足球比赛的那群人好得多。”刘易斯维尔市长告诉记者们说，唯一的问题是一些年纪大一些的得克萨斯人造成的，他们跑来看在加尔扎小榆树水库里游泳的裸体青年。）和在路易斯安那州普雷里维尔，那边吸引人的有“可喜的死者”，“罐装的热气”，“乡下佬乔伊和鱼”和“铁蝴蝶”等乐队。
  举行音乐节这种现象，并非只有美国才有。它既然是美国的一种现象，同时当时既然是美国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摇滚舞的声音就会在西欧回响，特别是在英国。于是在英吉利海峡怀特岛便出现了“请帮助鲍勃·迪伦压沉这个怀特岛吧”的旗帜。响应这个号召的有当地警察所说十五万个“服饰古怪的非男非女的青年”。迪伦本人在音乐开始演奏后三十六小时到达，他穿着一套白衣服，黄衬衫和绿鞋子。一个青年妇女崇拜者脱下衣服，光着身子跳舞，并尖声叫道：“我要的就是解放。”怀特岛的音乐会不象伍德斯托克，最后赚了一笔钱。
  这里有些异常的东西。发起人和表演者都发了很大的财，然而支持他们的反主流文化却越来越反对物质至上了。不象摇曳音乐，摇滚舞带来了思想上的紧张。这是许多老一辈的美国人对它十分反感的原因之一。在他们看来，摇滚舞的那种生活方式和社会信念是没有爱国心的、荒唐的、不道德的，在某种情况下，甚至还不止于此。这是可能的；当一群胡作非为的嬉皮士犯下了1969年那件最丑恶的凶杀案时，他们担心的事终于变成了现实。那些对“现在这一代”起反感的人把这件事着作是他们的最可怕的预言得到证实的证据，而那些长发青年未能对此事承担责任徒然更加深了他们的愤怒。
  这件谋杀案的受害者是怀了孕的金发女演员沙伦·塔特和她的四个熟人。他们的尸体被无比残暴地加以肢解后又摆成荒诞不经的样子，这是在8月的一个早晨，在洛衫矶市仙乐大道10050号一座俯视祝福峡谷的大宅里被人发现的。四个月之后，查明凶手都是死谷边上一个嬉皮士群居村的人，他们还犯过另外两件凶杀案，他们的头子名叫查尔斯·曼森，是一个三十五岁的惯犯，而且根据各方面的报道，是一个强壮的色鬼。凶手们都是他的门徒：一个神经错乱的得克萨斯州青年和三个漂亮的、愿意为曼森做任何事情——真正是任何事情——的姑娘。他们白天忙于驾着用偷来的大众牌汽车改装的架有机关枪的汽车东奔西走。（曼森相信将会有种族战争）夜里他们就探索不寻常的性的活动——当然，除非因他们忙着要把陌生人刺死而没有空。
  如果曼森和他的朋友们所代表的是嬉皮士浪漫主义的黑暗面，那么其光明面就是青年人的社会良心。美国的优秀青年都由于人与人之间和人对环境的损害而深感不安。生态学的问题是最少引起争论的问题；这问题需要考虑已再明显不过——污染已发展到肆无忌惮的程度。盖洛普民意测验衷明，百分之七十的美国人已把环境问题列为国内问题中的首要问题。不仅年轻一代，而是社会各阶层的团体都深深感到这一威胁。联合国已宣布召开人类环境会仪的计划，总统已设置了一个环境保护特别委员会。各州州长和市长都委派人组成了生态委员会。路易斯维尔一家设备陈旧的工厂每天向城市空中倾吐的污物达十一吨之多，市民们戴着防毒面具，带着一份有一万三千人签各的抗议性请愿书，列队游行到市政厅去；这家工厂于是装置了新的锅炉，使煤烟的日产量减少到一百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