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就在这同时，他的新汽车的一扇门发出了讨厌的响声，拆开来一瞧，原来不知是底特律装配线上的哪位工人在门里面留下了一只可口可乐瓶子。
  这都是些小事，但还有别的。比如一天早上，你在自己的牛奶箱里发现一张通告条，说不再送奶了；公司已经停止送货，你得到商店去买。邮政也不像话，谁都有关于邮政方面的可怕经历可谈。在饭馆里，女招待把别人点的菜端到你的面前来。出租汽车的司机找不到你要去的地点。你订的晚报没有送到。药剂师把药给拿错了。新买的洗衣烘干机是次品。送货人把车停在与人行道平行停靠的车子外面，还不肯挪。约翰逊任期的最后阶段出现了全国性的大笑话。人们到处挂出小牌子：
  『不停地计划下去』
  建筑业的工作很糟，一项工程如果超期半年完成，就算你走运。班机不按时起飞。因为班机不能准时到达你的目的地，你必须等待，在目的地上空盘旋，而一旦着陆后，你又发现自己的行李被送往别的航空站去了。由于这种情形屡见不鲜，经常出门的旅客都购置可以放在座位下面的特制皮箱。公共汽车和火车时刻表都完全靠不住。几乎每个人都不定什么时候会有人来向他催讨已经偿清了的账款。看来什么事都越出了常轨。从装水管道到电视机到F－111折翼喷气式飞机，全都乱了套。有一个纽约妇女得到通知，要她交付她从来未打过的越大西洋通话的电话费，她拿起话筒要抗议，却听到电话里有小提琴演奏的声音，原来一家唱片公司的电线和她家的串线了。作家雷克斯·里德想要使用信用卡，竟遭逮捕，理由是雷克斯·里德此人已经去世。据《时代》周刊报道，有一个人对着一架自动售货机开枪，把手枪里的子弹都打光了。
  修理工人和售货员也很坏，甚至更糟。差错责任难以确定，然而却无处不有。人们对于事物是否还能正常进行下去似乎已不在意。把一个社会联系在一起的纪律不断在削弱，在某些方面甚至根本就不存在了。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认为，这一概是繁荣造成的。理查德·尼克松把这种种都归咎于过于宽容。
  让－雅克·塞尔旺－施赖贝尔把示威的学生比做越南的武元甲将军，认为他们都是同一现象的不同反映。战争显然有一定的关系。出身于美国上层社会的年轻人逃避征兵不算犯罪，他们得到自己父母的支持，往往还备有医生谎报健康状况的证明信（医生这样做也不算犯罪）。许多逃避征兵的人和逃兵到多伦多和斯德哥尔摩去建立新生活，受到千百万人的同情。因为头四个到达瑞典的人是乘“无畏”号飞机突然逃离美国的，所以大家都叫他们“无畏四勇士”。那里的人谁都清楚地知道这个称号的含义。这些侨居国外的人中有一个19岁的南卡罗来纳人曾经说过：“我们这些人分成两类。一类相信美国将会炸掉整个世界，另一类认为在这个灾难发生之前，美国是可以得救的。”
  战争只是部分原因。自从禁酒法颁布以来，还从没有这么多的人认为有些法律毫无意义，就开始加以违抗。大麻叶就是一个例子。它不同于其他麻醉品，并不会成瘾；又不同于烟草，对吸者无害；也不同于酒，不致危及社会。年轻人往往认为吸大麻烟是一种社会身份问题，大家都知道出身于较上层家庭的青年是吸大麻烟的，1969年有一段时间，警察局曾经专门设法“拘捕”（“busting”又是一个新字眼）名门子女。
  参加夏天骚乱的抢劫者没有被逮捕，你在电视新闻节目里可以看到他们自由攫取，警察眼瞧他们，却不采取任何措施。黑人心理学家肯尼思·克拉克说：“在我看来，好像已做出一项重大决策，要拿货物和设备去换取人命。”的确，看起来逮捕什么人，不仅看其行为，还要看他是谁，和在什么地方犯罪。5月中旬，马丁·路德·金的继任人拉尔夫·艾伯纳西按照金原先的计划，在林肯纪念堂和华盛顿纪念塔之间的圣地上建立了一个“复活城”，他率领一千个穷人进驻那地方。政府非但没有拘捕他们任何人，反而向他们提供了可移动的厕所、公用电话亭、电力线路、淋浴设备，乃至投递邮件的地区代号：20013。6月下旬，这个临时营地的治安负责人阿尔文·约翰逊忿怒地辞了职，他说：“这里天天都发生强奸、抢劫、凶杀等案件，而我们完全无能为力。”维护首都国家公园的警察局照旧是不闻不问。
  在上一代，卡尔文·柯立芝由于粉碎了1919年波士顿的警察罢工，在全国赢得了威信，最后并被选为总统。他曾说：“无论任何人在何时何地都无权不顾公安而举行罢工。”1937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曾把公务人员的罢工称为“不可思议和无法容忍的”。自那以后，这种原则已写进了塔夫脱－哈特利法，在有些州还写进了像纽约的康登－沃德林法一类的法律。尽管如此，迈克尔·奎尔在1966年元月1日还是领导运输工人工会举行罢工，使该市165英里的地下铁路和530英里的公共汽车线路失去作用，使曼哈顿商业区陷于瘫痪状态。当他接到法院命令要他把罢工者带回去上工的时候，他竟在电视摄影机前当众把命令撕毁。纽约市终于不得不接受调停，对他妥协。
  在1968年有损公共利益的罢工事件中也包括孟菲斯的清洁工人的罢工在内。这次罢工是马丁·路德·金在他临死前不久曾经支持过的。同一年，纽约还发生一起垃圾工人的罢工，结果10万吨发臭的垃圾遍布街道，洛克菲勒州长到底只得屈服，同意给垃圾工人增加原来林赛市长拒绝的425元的工资。接着，纽约的警察设纠察线包围了市政府，高呼“警察权力”！他们随便以假想的疾病请“病”假，懒洋洋地看着驾车人把车子停在公共汽车站或其他不准停车的地方。消防队员工会的首领为了讨价还价，通知工人不再干检查楼房和消防龙头等日常工作。1968年秋，纽约市的5.8万名教员中的大部分曾前后三次分别举行罢课。还有空中交通调度员，他们对于头顶上待降落的飞机堆虽然感到不安，却串通一气故意减慢降落速度。
  到60年代末，这种不顾社会服务工作的风气发展到了顶点。全国75万邮递员中有20多万人决定停止递送邮件，原因是年工资由6,176元开头，经过21年才达到8,442元。尽管他们的领导人劝告说，按照联邦法律，他们会被罚款1,000元，监禁一年，失掉养老金，还会被列入黑名单，再不可能受雇于其他政府部门，但是属于美国劳联－产联的全国邮递员联合会所属哈顿－布朗克斯地方分会的6,700人还是投票决定罢工。很快大纽约市的其他邮递员也纷纷响应。这次罢工后来蔓延到阿克伦、布法罗、克利夫兰、芝加哥、丹佛、圣保罗和旧金山等地。
  这次罢工在美国邮政史上是破天荒头一遭，而且破坏性很大。纽约邮局平日每天收发的信件和包裹共约2,500万件，全国的平均数是2.7亿件。许多企业被迫中断业务。纽约各家银行不能收到每天平均达3亿元的存款，40万领取救济金的人收不到支票，证券交易公司不得不雇用装甲卡车在华尔街上来回送证券。到第六天，国民警卫队出来处理纽约的邮件，到第八天，邮递员才恢复了各自指定路线的投递工作。这些邮递员像其他罢工的公务员一样，也从非法罢工中得到好处。国会决定给他们增加8％的工资，从前一个月开始补发，并且建立了独立的美国邮政总局，其作用，除其他工作外，也包括进一步照顾邮递员的苦处。
  遴选最高法院新的首席法官一事也是1968年许多纰漏中的一个。厄尔·沃伦依然精力充沛，但因年龄关系决定退休。到3月19日，他已年满77。6月19日早晨，他打电话给约翰逊总统，说明了自己的决定。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以前还从来未有过哪届最高法院在决定时代发展方向上起过更大的作用。在沃伦领导下，最高法院已经为取消学校的种族隔离、学校祈祷方式、共产党人的权利、色情文学、被告的逮捕与定罪，以及关于重新分配立法权的“一人一票”决议等引了路。沃伦曾主持过15次最高法院开庭期。而现在，想要行使总统一切职责的林登·约翰逊也有机会遴选一位新的首席法官。他任命法官阿贝·福塔斯为首席法官，同时挑选得克萨斯州会议员霍默·索恩伯里接替福塔斯的职务。
  这两位都是总统的老友。福塔斯同总统十分接近，三年前才由总统安插在最高法院。约翰逊毕竟是约翰逊，他非得把这两项新任命搞得复杂化不可。他要等参议院认可他对福塔斯的提名，然后才接受沃伦辞职；于是在福塔斯牢靠地就任后，索恩伯里也就可以去接替福塔斯原来的位置。但是，相信会在11月里占有白宫的共和党人却很执拗。他们把福塔斯和索恩伯里称做“落选官员”的提名，并且故意嘲笑福塔斯是总统的“老友”。
  密执安州参议员罗伯特·格里芬是17个持反对意见的共和党人的首领。一开始，看来他们是不能成事的。参议院少数党领袖、伊利诺伊州的埃弗雷特·德克森把“任人唯亲”和“落选官员”的说法中叫做“轻率之谈”。他说：“你决不会偏偏去找来一个敌人，把他安插在最高法院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