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关于布朗对教育局一案的裁决，在5月17日刚度过它的11周年，而种族主义现象却似乎比过去更甚了。耶鲁大学的斯蒂林讲座历史学教授范恩·伍德沃德说：“在学校里，现在黑人与白人比他们上一代更少接触。”从1964年年中到1965年年中，三K党获得了空前众多的党徒，即使在南北战争后的南部重建时期，也没有这么多过。1965年10月，据报道，伯明翰的一个黑人由于一个白人救护车司机拒绝送他上医院而流血致死。一个亚拉巴马州的商人在谈到民权运动时，信口对一个《纽约时报》的记者说：“等这股风过去了，这些黑鬼在这里不用想过好日子”。在北部城市中，种族方面的气候也好不了多少。马丁·路德·金在芝加哥湖南区的马克特公园发表演讲说：“我在密西西比和亚拉巴马都没有看到过像在芝加哥看到的这样深刻的仇恨。”达拉斯县警长小詹姆斯·克拉克在塞尔马事件时佩戴的一个小徽章似乎象征着千百万白人的态度，那上面就简单两个字：“决不”。意思是，不论在北部或南部，像克拉克这样的人，决不会承认黑人的平等地位。
  面对着这种不公正的境遇，黑人的态度继续发生变化。他们不断分裂成许多小派别，相互十分敌视。马尔科姆·艾克斯正在他快要掌握领导权力之际，于1965年2月21日在上曼哈顿区的奥杜邦舞厅被他的黑人同胞刺杀，这反映了在黑人好斗分子之间的深刻分歧。黑人绝望心情的一个标志就是一些团体提倡“返回故里”——“回到非洲故乡去”。在黑人地带大约五十个居民区中组织起了“防卫执事团”与三K党战斗。其他的人则相信李·罗伊·琼斯的话，他告诉他们“美国白人大多数是坏蛋”；或相信詹姆斯·福尔曼的话，他发表一个“黑人宣言”，要求白人教堂和犹太教堂（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恰恰都是极为热情地支持民权运动的）付给黑人5亿元的“赔偿费”。
  鼓吹分离主义的集团中最著名的是穆斯林，1966年在奥克兰出现了第一小批黑豹党人。1965年11月，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提出了莫伊尼汉报告，这是一个说理严谨的文件，它论证说，解决黑人社会内部的问题的最现实的做法是首先消灭奴隶制度留下的最坏的遗产：黑人依赖福利救济过活，离婚率比白人高40％，以及骇人听闻的私生子数量，每四个黑人婴儿中就有一个是非婚生的。莫伊尼汉报告谈到的事实是无可争辩的，但是那一年正是黑人痛苦已极的一年，许多事都对黑人的自尊心产生破坏性的影响，以致他们不能正视这些事实。黑人领袖因此给这个报告扣上种族主义宣传的帽子，并且指责报告的作者是一个“法西斯分子”。
  范恩·伍德沃德在1965年写道，“就联邦法律有能力处理”种族隔离和不公正现象而言，“国会刚刚能完成它的任务”。这类立法的最主要的一项是该年的选举法。马丁·路德·金在1月份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指出南部500万黑人适龄选民中有300万人没有进行选民登记，他宣布要发动一次全面登记选民的活动。这一活动将在亚拉巴马州的塞尔马开始，在这里，1.5万名可以登记的黑人选民中，只有325人登记了，而1.4万名可以登记的白人选民，登记的却达到9,300人。金博士照例带领第一批黑人要住进塞尔马过去只供白人使用的艾伯特旅社，当他在旅社办理登记手续时他照例被一个白人种族主义分子拳打脚踢打了一顿。殴打他的那个人被课以100元罚款和60天监禁，在金看来这是尊重法律的一个良好开端，可是选民登记运动很快就停顿了。一个最简单不过的道理是，塞尔马的大多数黑人对选举权不感兴趣。需要某种剧烈的行动才能使他们觉醒起来。这类行动果然——这是富有典型意义的——出现了：在附近的佩里县，一个准备进行选民登记的黑人被一伙白人杀害了。当地的民权运动领袖们指望利用这件事，利用县警长吉姆·克拉克的暴躁脾气，利用华莱士州长炫耀权势的作风，来使他们的运动得到复兴。
  他们宣布要在3月7日举行一次抗议游行。黑人和白人同情者将从塞尔马到54英里外的蒙哥马利市，沿杰弗逊－戴维斯公路系统第80号公路中段往南走。华莱士立即以威胁商业和公安为理由禁止此次游行示威，并派遣100名州警察增援克拉克警长；后者为了表示他忠于过去的传统，还纠集了一批骑马的自警团。3月7日（这一天将作为“黑色的星期日”载人亚拉巴马州的历史和成为民间传说），600名黑人和一些同情他们事业的白人不顾禁令，从非洲人卫理公会主教派布朗教堂出发走到了横跨亚拉巴马河的埃德蒙－皮特斯桥。在这里，他们与克拉克的骑马的自警团和戴有防毒面具的州警相遇了。由于他们不理睬限两分钟内散开的警告，自警团于是挥动警棍和湿皮鞭猛烈攻击他们。催泪瓦斯的黄烟从州警的队伍中喷射出来。被轰散的黑人狼狈退回教堂。伴随着他们的是电视摄影记者，他们拍摄的影片将保证塞尔马在一夜之间变成镇压的象征。
  在“黑色的星期日”这一天，金博士正在亚特兰大布道。他放下手头的一切事务飞赴塞尔马，宣布他要在星期二领导第二次进军，并号召黑人和白人的教士都来参加。三百多白人神甫、牧师和犹太教教士都同意参加。在北部各大城市都举行了同情示威游行。黑人运动活动家在司法部和白宫举行了静坐抗议，约翰逊总统发表一项声明谴责亚拉巴马的官员“对待一些黑人公民的粗暴行径”。他派遣约翰·多尔和佛罗里达前州长勒鲁瓦·柯林斯去塞尔马，他们成功地安排了一次象征性的进军，在那桥上走一个来回。克拉克警长和金博士虽然极不乐意，都勉强同意了。从金这方面来说，他不乐意是有道理的。“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好斗的黑人青年，指责他是“汤姆大叔”主义者。在离开那座桥时，他们唱着民权运动的歌曲嘲弄他：“我们不能随便让人使我们回头。”
  在同一天晚上，塞尔马危机中发生的三起谋杀事件中的第一起，便使金不得不暂时回头了，这三起谋杀案的受害者都是同情民权运动的白人。波士顿惟一神教派牧师詹姆斯·里布，在他离开一家黑人饭馆时，遭到一群农村恶棍的猛烈攻击而被打死。“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詹姆斯·福尔曼和他的500名追随者威吓说，如果金博士不采取更大胆的方针，他们就要造反。1,500名愤怒的黑人在蒙哥马利市以色列浸礼会教堂举行群众大会。金有令人鼓舞的消息要向他们报告。蒙哥马利市联邦法官小弗兰克·约翰逊同意允许举行从塞尔马到蒙哥马利市的游行，虽然这样的游行“已达到了为宪法所允许的极限”，但是他裁决说，对待示威者的做法显然也已超越了“宪法所允许的极限”。
  华莱士州长在由电视转播的亚拉巴马州两院联席会议上，谴责即将举行的进军，可比之为共产党的“街头战”，就是这种战争“把古巴毁掉，把越南的吴庭艳断送，把中国强占——它把这个世界的文明和既有的制度撕成了血淋淋的碎片”。他说该州当局不能向所有这些外来的煽动者提供保护，他打电报给白宫，要联邦政府派人来执行联邦法官的决定。而这正中林登·约翰逊的下怀。总统现在有了华莱士提出的保护示威者的正式请求，他于是派遣了1,863名拨归联邦统辖的国民警卫队，250名联邦法院法警和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两营正规陆军军事警察，一些爆破专家，检查游行队伍前方的道路和桥梁，直升机在头顶上空盘旋巡视。此外，还为游行队伍提供过夜休憩用的巨大帐篷、一辆600加仑的饮水车、一些厕所车、救护车、垃圾车和事先安排宿营地用的先行车。约翰逊其实也做得太过一点了。
  进军本身是一次胜利。民权运动的老手已能很巧妙地为电视摄影记者提供丰富多彩的镜头。走在进军队伍前列的是金博士、拉尔夫·本奇、一个漂亮的女大学生、一个穿工装裤的佃农、一个犹太教教士、一个基督教牧师、一个修女和一个架着拐杖的一条腿的人（沿路站着的亚拉巴马白人，他们完全不知道为自己留点脸面，竟冲着修女做出淫猥的动作；在进军者唱歌时，哄笑着给一条腿的那个人叫拍子，“左，左，左”）。尽管亚拉巴马州的立法当局义愤填膺地——而且一致地——谴责“有证据在进军者宿营地发生大量私通行为”，但是大家一路上态度和平，秩序良好，考虑到参加的人是如此之多，应该说这是一次了不起的成就。3月21日从塞尔马整队出发时是3,200人，四天后到达蒙哥马利市时已增加到2.5万人。金博士在州首府广场上向群众发表演说，一百年以前，这个地方是南北战争时“南部同盟”的首都所在。他在演说结束时连呼四次“光荣归于上帝！”队伍解散后，大批汽车在80号公路上把他们拉回塞尔马。一伙满脸不高兴的三K党徒盯着他们离去。汽车的洪流稀薄下来，这伙三K党徒要动手进行第二件谋杀了。
  受害者是一位红头发的底特律人，一个有五个孩子的家庭妇女维奥拉·格雷格·柳佐。她的丈夫是卡车司机工会的代表，柳佐太太曾对他说：“我一定得参加这一次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