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炸没有使敌人屈服，没有迫使他到谈判桌旁来，甚或也没有如约翰逊政府所设想的那样使其醒悟过来，越共对美国国旗的不尊敬依然如故。总统决定再次增加赌注。在4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他飞往檀香山同阮高其和阮文绍举行一次为期两天的会议。会后麦克纳马拉宣称美国1965年对西贡的援助，将从2.07亿元跃增到3.3亿元。另外4万名美国兵——他们开始自称为“怨气兵”——将被派往越南。参议员格里宁问约翰逊要多长时间能打赢这一仗，总统回答说六个月。他说，河内支持不了比六个月更长的轰炸，越共也会在圣诞节前向美国驻越司令部乞和。
  乔治·鲍尔深感不安。他知道，根据情报只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约翰·麦科恩报告说，中央情报局断定轰炸既未使河内瘫痪，也未使它害怕。相反，空袭加强了那里的强硬路线派的力量。已判明有一个北越团在南越，第二个团已在分界线上进行装备。麦科恩对国家安全委员会说，增加美国军队，会招致北越的规模更大的渗透；运送美国军队去西贡的运输机所起的作用甚至在那些士兵被运到以前就已被抵消了。五角大楼回答说，空军已经准备拿原设计用以携带核武器的八引擎的B－52来对付，没有人能够经受得起B－52、鬼怪式和F－111式飞机的打击。
  但是空中战争对在越南的美国人来说，不再是惟一的大事，甚至不是主要值得关心的事情了。在那里美国的军事作用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现在美国军队的目标已不仅限于保护机场。怨气兵将用来恐吓游击队，让他们懂得山姆大叔不是闹着玩的。在国内的美国人没有察觉这个转变。后来，詹姆斯·赖斯顿评论说，总统偷偷摸摸地把战争升了级。戴维·哈伯斯塔姆好几年后写道，在约翰逊的领导下，华盛顿的决策者们“已慢慢地越过了有去无回的界线，还不肯承认”，而他们的发布新闻的官员们的任务变成了“向公众谎报而不是实报”。
  7月，华盛顿决定使驻越南军援司令部所承担的义务再次迅速升格。麦克纳马拉从他的第六次赴越实地调查回来后，报告说局势“恶化”，建议做出提供更多的人和钱的保证。7月17日，约翰逊召集他的将领们和顾问们到戴维营去度周末，以取得一致意见，虽然他所用的一致意见这个词已经失却它的原义，因为对他来说，这个词的意思是走走形式，让大家全同意他已经做出的决定——把驻越南的美国军队增加到5万人。参谋长联席会勉强地予以同意。他们原来希望的要多得多，他们最害怕的是卷入局部性战争。在戴维营，有一些人表示碍难从命。克拉克·克利福德预言式地说到共产党的反应，“不管我们采取什么措施，他们一定也会跟上。”迈克·曼斯菲尔德也表示反对，他对总统说他认为越南战争会使美国分裂，因此他反对再派遣军队去。其他的人同意总统的判断，多米诺骨牌论、共同安全、遏制以及慕尼黑的教训等等仍然超过他们对战争的疑虑不安。
  在他的这一决定已被确定下来以后，约翰逊变得诡秘起来。他不愿再让人进行辩论。麦克纳马拉提议征召预备役23.5万人。总统提出的代替办法是用行政命令把征兵的人数增加一倍，每月从1.7万人增至3.5万人，理由是这个办法比一次征召更不显眼。他还决定不再向国会开口要更多的钱，新的费用可以隐藏在国防部庞大的预算中。他说他不愿让任何人担心受怕，因而有一个时候他曾考虑不全部公布新增加的驻越美军人数。《先驱论坛报》的道格拉斯·凯克问他传说关于增加驻越美军的消息。约翰逊向他保证，那是谣言，纯属谣言；他只不过是补充少数几个单位的缺额而已，而且驻越美军将穷追越共的报道也是不确实的。7月28日，他忽然改变主意，宣布了全部数字，以及驻越军援司令部担任的拥有巨大权力的新使命，这一来就得罪了凯克，扩大了信用差距。总统在中午播放的电视节目中对估计达两千八百万的观众说：“我们并不想当把守大门的警卫，但是又没有别的人干这种差事。”
  不信任是他在那年夏天播下的一颗不幸的种子，另一颗则是在他迫使一致同意的那些人中终于产生的误解。参谋长联席会以为他所以把数字保持得很低，是为了让他等到有机会说服老百姓，说明他必须增加更多的兵员；他们指望最终将达到100万人。威斯特摩兰看到河内以谁都梦想不到的速度向南方增援，把这情况向华盛顿作了汇报，根据他的计划最终他手下的美国军队将达到60～64.8万人之间，他确信一旦需要，他就会及时得到这些兵力。他的参谋人员有一项应急计划，使驻越军援司令部指挥的兵力可以达到75万人，并认为这个数字是切合实际、无可非议的。但是最不可思议的却是国防部长的设想。事情过去了好几年，仍只有了解麦克纳马拉的十分有条理的头脑、了解他认为能使无条理的客观事物适应他的有条理的头脑的人，才能理解他的想法。麦克纳马拉在1965年毫无根据地断定，战争将在1967年6月30日，那一财政年度终了时结束。这对他来说是个很合适的日期，可以使他的预算获得平衡，甚至在威斯特摩兰已对他说不可能之后，他还是坚持这一点。
  但是，从一个方面来说，麦克纳马拉和五角大楼比白宫还更为现实一些。参谋长联席会敦促总统增税，他们所持的理由和经济学理论无关。他们希望国家处于总体战状态，对于公众的冷漠态度，按照他们从课本上学来的解决办法就是增加赋税。实际上，政府中的经济学家都衷心地表示同意。约翰逊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领导人，密执安大学教授加德纳·阿克利对总统说，如果不采取增税办法，就做不到下面三件事：把战争进行下去，继续执行他的“伟大社会”计划，以及制止通货膨胀。
  但这正是约翰逊提交国会通过大量社会立法的时期。他担心，如果战争的真正耗费为人所知，立法程序就会令人寒心地停止下来。他对他周围的人说：“我不懂得经济学，但是我深知国会。”他们有些入后来认为这个自白应该铭刻在他的墓碑上。“我现在能把‘伟大社会’计划付诸实行——这是一个最好的时机。我们掌握着一个听话的国会，我又是个有心的总统，我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我谈战争的花费问题，那‘伟大社会’计划就搞不下去，增税法案也通过不了。老威尔伯·米尔斯【民主党国会议员，从1958年起曾任国会筹款委员会主席多年。——译者】将稳坐在那里，向我热烈致谢，退还我的‘伟大社会’计划，然后，他会对我说，他们将乐于开销我们为战争所需的任何费用。”
  在这一点上，他终于铸成大错。他欺骗了他自己。他盘算如果能廉价买得胜利，就会万事如意。或许会天从人愿，或许河内和越共游击队会土崩瓦解。如果真是那样，五角大楼的估计就将是过高了。这种主观愿望立即变成了他的思想的基础，因而当阿克利及其同事坚持需要增税3％～4％时，总统以玩弄一套特别的猜字谜游戏为答。他把重要的国会议员和企业界领袖请到白宫，征询他们对增税的意见。他们反过来询问战争费用。他告诉他们假的数字。一听这个数字，他们就反对增税的主张。约翰逊然后对经济顾问委员会说，增税是不可能的，他无法使国会通过。后来，《纽约时报》经济记者小埃德温·戴尔说，他在华盛顿采访15年，还从未见过一个总统采取如此不负责任的行动。
  约翰逊1966年初做出的反对增税的决定，是对财政稳定的一个沉重打击。那一年的联邦赤字达98亿元。更大的赤字摆在前头，因为到那时每月的战费将高达20亿～30亿元之巨。白宫估计的每月战费是8亿元，当企业委员会的拉尔夫·拉扎勒斯认为政府估计的数字太低时，他接到阿贝·福塔斯打来一个激愤的电话，说他的计算是错误的，使得总统心烦意乱。实际上拉扎勒斯是说中了。那年的战费达270亿元，赤字高达230亿元。约翰逊耍的花招招致了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的开始。
  从这次战争的各个方面来看，最令人莫名其妙的也许是缺乏真正的计划。戴维·哈伯斯塔姆后来发现，“不管是作战任务还是军队人数，主要官员都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回顾起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确系事实。战略究应如何，从来也没有一个精确的数字和明确的表示。”1965年惟一显而易见的一件事是军队人数越来越多。8月，美军如潮水般涌进越南；到9月军队人数显然已快突破20万大关了。
  为了核实西贡附近的一次战斗的报道，美联社记者彼得·阿内特驱车出首都看到了三种颜色烟尘，这是南越军队在作战，但是对面并没有敌人。有人对他说，士兵们是在为美国新闻处拍一部彩色电影，“以便说明此间真相”。那里的真相究竟如何，各方包括国内，争论得不可开交。林登·约翰逊有时候说起话来好像他在回答胡志明个人的挑战，好像他同胡志明是像电影“正午”中场面那样怒目对峙。西贡接近事实真相的情况，倒似乎是一起起的炸弹恐怖事件，这类暴行事件还正有增无减。12月4日拂晓，发生了另一起卡车装载的250磅炸药爆炸事件，这一次是发生在供美军使用的大都会饭店外面，死7人，伤137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