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农业在1963年所生产的食物比1940年多百分之六十，而全国农业劳动所需要的工作时间却从两干万小时减至九百万小时。因此，住在城市和城市近郊区的美国人到1963年时已达到了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五。“农业集团”已不再在议员们的心中引起恐惧。“农业福利促进社”已丧失其政治力量。
  甚至推动变革的载运工具也在变化之中。铁道车站正在成为美国都市中最冷清的地方；每有一个旅客坐一英里火车，就有三个旅客坐一英里飞机。（到1973年，这一比率将为一比十三。）短途交通百分之九十依靠汽车；1963年，汽车总里程几达八千亿英里。美国商业部估计现在美国有一万七千处废车场，而随着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不停，少叉，高速州际公路系统的完成，美国交通大拥挤现象已开始向各州蔓延了。
  在破旧的火车站对过，那些盖着旧式复折屋顶的城市旅馆里，灯光越来越少了。自对日作战胜利日以来，这些旅馆已有四千家关门。不经过那里的旅客，都住到从战前破旧的“旅游客栈”演变成的汽车旅馆里去，那里的豪华的平房里，旅客们也能得到各种传统服务和一些新的服务项目。黑白电视已几乎成为一切汽车旅馆的标准设备（彩色电视当时还是一种新奇玩艺儿）。这时美国已有五千六百四十万台电视机。这一情况，加上1960年人口普查人员发现的全国人口中只有百分之八点五的人没有收音机的事实，说明美国已拥有一个规模空前的通讯系统，可以随时报道一切具有全国意义的重要新闻。11月22日中午刚过不久，一切消息的来源集中在达拉斯的派克兰纪念医院里占用着两台电话的两个通讯社记者。而当年冬季芝加哥大学全国舆论研究中心进行的一次调查，发现在达拉斯时间下午1点钟，即枪击事件发生后半小时，美国成年人中已有百分之六十八——超过七千五百万人——知道了这件事。到那天晚上，知道的人已达百分之九十九点八。即使那些没有电视机或收音机的人，也很容易在别人家听到了。
  1963年9月2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把它的“晚上新闻”节目增加到每次三十分钟，全国广播公司于9月9日也跟着那样办了，这对越南战争将会发生极为深刻的影响：为了填满额外增加的时间，它们后来放映有美国兵割越共耳朵的镜头的影片。在1963年11月，这种情况还没发生。那时，西贡甚至连一个电视评论员都还没有。那一年美国人在越南被杀死的仅有十七人，受伤的二百十八人。1963年11月的第三周来自西贡的最使人感兴趣的消息，是一篇关于考尔特军火公司新产品M16型步枪的报道。这枪比M14型更小和更轻一些。一个军方发言人说，这就是反共部队所以能在游击战中如此毫不费劲地歼灭越共的原因之一。
  由美国新闻署在外国迸行的民意测验表明，1963年美国的威望是很高的。另外两则来自国外的消息，一则来自加丹加，它即将结束对刚果的两年脱离状态，一则是对英国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的保守党新政府的一篇评论。这个新政府是不稳定的；丹宁勋爵关于普罗富莫丑闻的报告使英国人大吃一惊，这件丑闻的明星人物是那一年英国最著名的妓女克里斯丁·基勒。
  在国内，道·琼斯公司统计的工业平均数徘徊于732左右。一个天主教主教把不服从教会取消种族隔离的新奥尔良的种族隔离主义者逐出了教会。他们之中还没有一个人听到过关于贝里根兄弟俩神父的事。另一些在新闻报道中还没有出现的名字有：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克利福德·欧文，威廉·卡利、吉米－亨德里克斯、詹姆斯·厄尔·雷、杰布·斯图尔特·马格鲁德、安吉拉·戴维斯、安迪·沃霍尔、阿瑟·布雷默、维达·布鲁、阿奇·本克、迈拉·布里根里奇，还有当时在巴尔的摩县任职的斯皮罗·阿格纽——这一职务任期四年，而他当时还不过在他的第二年任上。当时谁也没有听说过什么耶稣颓废派、“尘世总录”、“爹”、“螺丝钉”、“金钱”、热裤、水床、“芝麻街”、“恋爱故事”、黑人解放军或同性恋爱自由解放运动等。
  1963年11月号《读者文摘》转载《家政》杂志的一篇文章，预示了未来：“安眠药丸和兴奋药丸——便用时要极度小心！”在《纽约时报杂志》1963年11月24日那注定很少有人阅读的一期上，玛丽·安妮·吉塔分析了十来岁孩子的俚语中的某些新词：ratfink（讨厌的人）、triple rat fink（特别讨厌的人）、real blast（一个出色的社交会）、fake out（骗取）、the straight skinnies（赤身裸体）、hung up（不自在）、hairy（粗鲁）、gasser（滔滔不绝）……（略）。吉塔小姐在谈到这批到1973年便是大学生一代的十岁以下的孩子时说，他们新造的词并不比大人坏，有时甚至比大人还更有想象力：“据可靠的报道，‘terrific’（了不起）一词已出现在新边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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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活着的人，除肯尼迪总统外，有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马丁·路德·金，玛丽·乔·科佩钦、弗雷德·汉普倾、马尔科姆·艾克斯、乔治·林肯·罗克韦尔以及四万五千八百六十五个将在今后的九年内横死在越南的美国青年。
  1963年11月12日，约翰·肯尼迪夫人在白宫草坪上招待了两千个穷苦孩子，这是自8月间帕特里克死后她第一次公开露面，当她让人向她的小客人分送两百加仑可可和一万个小甜饼时，苏格兰黑色警卫团的一个小分队为他们表演了歌舞。总统听到了乐曲声非常喜欢，他也走出他的椭圆形办公室来观看表演。十天之后，她会记得他当时高兴的情景，要求他们在他的殡礼中再演奏一次。
  现在，几乎每一天都有许多经历深深印入她的记忆中，要在达拉斯事件之后让她回忆、让她沉思、让她重温、让她玩味或悲痛。在黑色警卫团为孩子们演奏的前一天，总统带了未满三周岁的小约翰去参加了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举行的退伍军人节仪式。有些人认为这种场合应该非常严肃，让那小孩子蹒跚地闯入队伍妨碍行进，使他们很有反感。但他的父亲却很高兴，当他满脸含笑望着那孩子时，摄影师摄下了这个镜头。有人认为肯尼迪就是抱着这个目的把孩子带来的。《展望》杂志刊登了一整版小约翰的照片；这好象是总统有意为摄影记者提供几个镜头以免他们感到无用武之地。
  在阿灵顿国家公墓表示赞赏的观众中，有华盛顿军区司令菲利普·韦利少将。十二天以后，他将在贝塞斯达海军医院的验尸台旁，俯视着肯尼迪的躯体，回忆起豪斯曼《致一个夭折的运动员》的诗句：
  『今天，所有的赛跑者都来到这条路上，
  我们却抬着你送你回家，
  把你在你家门口放下，
  全市都寂静无声追悼你这个市民……』
  肯尼迪夫人还有许多近事的记忆，可以联想那件惨剧；韦利将军则只有这一件。但大多数美国人却什么也没有。在他们看来，达拉斯的惨剧简直是从天而降。他们甚至不知道总统那时在达拉斯。他的访问只是一件使当地感兴越的事，他是去为两个内争的民主党人进行调解去的，他们一个是自由派拉尔夫·亚巴勒，一个是非正统派约翰·康纳利州长。得克萨斯州以外的人，直到总统在他的车队经过闹市区时被一个伏击刺客击毙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传来后，才知道有这次旅行。
  后来美国人为了使自己的悲痛有所依据，才去弄清楚当时的情况。他们这才知道达拉斯市闹市区各条街道的方位，发出枪弹的得克萨斯教科书仓库和火速地把总统和同时受份的康纳利州长送去的派克兰纪念医院在哪里，惨案发生时在场的每个人是谁和他们扮演的角色。很快全国的人都忘记了他们在这个刺杀案刚发生后的几小时内对什么都全然一无所知，忘了他们是事后才熟悉这件事的。
  合众国际社的梅里曼·史密斯当时正坐在新闻公用汽车里，和总统座车相隔四辆车子。在华盛顿时间下午1点30分听到枪声后几秒钟，他就通过新闻记者公用汽车上的无线电话给达拉斯分社口授了第一份新闻简报：“三颗子弹射向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闹市区的汽车队。”下午1点34分，在总统座车到达医院之前两分钟，这份新闻简报就在合众国际社印字机上发排了。1点36分，美国广播公司的唐·加德纳在本市新闻节目中插入这一消息。1点40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临时中断了电视节目广摇剧“当世界转向的时候”，观众看到神情沮丧的沃尔特·克朗凯特转播了史密斯关于三颗子弹的报道，并补充说，“根据第一批报道，总统‘受了重伤’。”1点45分，全国广播公司电视台又打断了另一个广播剧“独身的父亲”，让切特·亨特利出现在屏幕上。这样三家广播公司都广播了这一新闻，连续三天三夜，中间从未插入任何商业广告节目，直到总统葬入阿灵顿国家公墓为止。
  有些人最初是从无线电广播和电视广播中听到枪击事件的消息的。在沃思堡看电视的人中有刺客的母亲玛格丽特·奥斯瓦德；她当时收看的是WFAA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