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攻者于是用可口可乐瓶子做的土炸弹还击。校园里的长凳被拆开做成带齿的水泥投枪，建筑工地上的铁条、砖块也被抛来抛去，混乱中有时还可以听到清脆的枪声——这是隐蔽着的狙击手在朝大会堂放枪。两个人被打死了：一名法国驻美记者和一个奥克斯福德的围观者。法警受伤的超过三分之一——达一百六十六人——其中有二十八名是狙击手的子弹击伤的。他们都带有短枪；既然受到射击，看来是可以还击的。他们再三请求准予还击，卡曾巴赫把他们的要求转告华盛顿。肯尼迪兄弟驳回了请求。他们规定，除非梅雷迪思有性命危险，否则联邦政府方面不得动用实弹。法警们筋疲力竭，头破血流，只能完全依靠那些黑色短粗的催泪瓦斯枪来保卫自己。【九年后，格思曼写道：“人们会记得他们的；在六十年代后半期发生的种族骚乱和校园里的狂热示威中，以及1970年在肯特州立大学和杰克逊州立大学发生的事件中，警察所遇到的挑衅和伤害远没有这些法警所遇的这么严重，他们却开枪打死了许多人。”】埃德温·格思曼那时也在大会堂里，他在和鲍勃·肯尼迪通电话。鲍勃向他，“那边情况怎样啊？”埃德温回答说：“够呛！同阿拉莫发生的情况差不多。”鲍勃说，“呃，你当然记得那些人的下场的。”
  在奥克斯福德时间10点钟，卡曾巴赫无可奈何地向华盛顿报告说，非使用军队不可了。三刻钟后，第一批部队到达了。这是第108装甲骑兵团E连的六十名国民警卫队员，由默里·福克纳上尉率领。这些人中间，在天明之前将有十六名受伤，其中包括福克纳上尉本人，他被砖头打断了两根骨头。事先接到通知处于待命状态的正规军队几乎在五个小时以后才到达现场，使得肯尼迪兄弟感到无比气恼。法警的催泪弹有三次都差点儿接济不上。军队最后赶来时，也不得不一路打进校园。他们有四十人被砸伤或被鸟枪打伤。发动进攻的人在天亮之前大都溜掉了。第503宪兵营从孟菲斯城同主力部队一道开到，他们一共逮捕了两百多名暴徒，沃克将军也在内。其中只有二十四名是学生，其余则来自南部各州——佐治亚、亚拉巴马、路易斯安那、田纳西、得克萨斯以及密西西比。黎明时分，只见校园里到处都是混凝土块，催泪瓦斯弹壳，击毁的车辆，大石块，砸烂的窗玻璃，以及成千只炸碎的可口可乐瓶的绿色碎片。巴尼特州长把这场骚乱归咎于“毫无经验、神经过敏、动辄开枪”的法警。
  星期一早晨快到8点钟的时候，吉姆·麦克沙恩和另外两名法警陪同梅雷迪思步入被打得破烂不堪的大会堂。在那里，板着面孔的注册员罗伯特·拜伦·埃利斯终于让他入学了。当时在办公楼里没有任何抵抗行为，只有无可奈何的神色和假作出来的礼貌。梅雷迪思在填表时写明他的目的是要获得政治学学位。加上他在函授班已经得到的学分，三个学期后他就可以毕业。当他走出大会堂的时候，另一个学生嚷道，“黑鬼，这就值得送掉两条人命吗？”
  埃德温·沃克少将被控犯了殴打官员、拒捕、对抗政府和进行阴谋活动等罪名，登记入册并取了指纹。三个月后，由达拉斯派克兰纪念医院对他进行一次精神病检查后，撤消了对他的控告，自那以后又过了三个月，在4月份的一个傍晚，有人偷偷站在他家的草坪上，用一支函购来的廉价步枪向他瞄准，企图枪杀他。1963年12月，经过枪械专家的鉴定，发现那支枪的主人是李·哈维·奥斯瓦德——估计开枪的也就是他。此人除其他问题外，后来还变成为“公平对待古巴委员会”的积极赞助者，并是杀害约翰·肯尼迪的刺客。我们如不理解肯尼迪总统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中间派人物，因而遭到激进的左派与激进的右派两方面的憎恨，我们就会对这两派之间的混淆不清感到难以捉摸。猪湾事件发生时，他们对他开始产生反感，极端左派痛斥他支持对卡斯特罗古巴的入侵，而极端右派则谴责他没有一鼓作气地把卡斯特罗消灭掉。在他任期的第二年结束时，很明显，肯尼迪在极左派和极右派眼里，己变成自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最为可鄙的一位总统。
  1962年6月，新左派已开始组织起来准备进行长期斗争，于是四十五名举止安祥、衣冠楚楚的年轻人在密执安州休伦港产联——联合汽车工人工会旧有的一座夏令营里集会，创立了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这个新成立的学生组织规模很小，和它后来的发展简直无法相比。集会的主要活动是讨论了一份长达六十二页的温和宣言。起草这个宣言的是密执安大学的一个瘦弱有麻子的二十二岁的学生，名叫托姆·海登。海登举出了当前美国社会所面临的两个最大的威胁：种族主义和“以核弹的存在为其象征的日益咄咄逼人的冷战现实”。他建议：“我们作为个人应负起准备直接对抗和解决问题的责任来。”宣言对社会弊端也并未提出新的诊断或治疗方案，只是说，“我们将用以仁爱、深思、理智及独创性为基础的力量及卓绝品质来代替由占有、特权及偶然际遇产生出来的力量。”海登特别反对后来成为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的主要标志的、以暴力作为改革的催化剂的做法，其理由是那样就“要把改革的目标——不论它是个人还是一个社会集团——变成为一种非人的憎恨的对象。”
  右派势力却早已走在前面。作为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的对立物，约翰·伯奇协会已有四年历史并且很是兴旺。沃克将军就是由于参加了这个协会而被除去军籍的，而肯尼迪兄弟对它的斥责却反使它名气更大了；司法部长说它“荒唐可笑”，总统则称之为共产主义的笨拙对立面。自诩为该协会“创建人”的罗伯特·韦尔奇，继续从波士顿近郊贝尔蒙特一幢砖砌的两层楼楼房里策划该会的活动。看来他喜欢出头露面，而且无疑懂得这将有助于招募新会员。该会的基层组织是分支——乃是公然以共产党支部为蓝本的。（韦尔奇对共产主义十分着迷，因面一味盲目地仿效。）每个分支有一、二十名会员。到六十年代初期，据说该会在三十四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都有分支，共拥有约十万名会员。伯奇协会依靠“创建人”所谓的“外围组织”——如“帕特里克·亨利协会”、“美国革命之子”、“男女民兵会”——更扩大了自己的队伍。许多地区都认为伯奇协会纯属是开玩笑，可是在诸如施里夫波特、坦帕、休斯敦和达拉斯等地，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在那些地区，据《纽约时报》报道，“许多工商业家、经理人员、医生、律师以及其他‘殷实可靠’的人都参加了分支。”
  到六十年代后期，新左派将成为民主制度的更大威胁，但在肯尼迪当政的日子里，这情况还不显著。右派的财力比左派雄厚得多；在肯尼迪当政期间，极端保守派组织的经费支出，从每年的五百万元增至一千四百万元以上，而自由派组织如美国人民争取民主行动协会的全国预算却仅只十五万元而己。当时左派所能做的充其是不过偶尔发几句牢骚——据说赖特·米尔斯在临终之前曾说，他“以自己身为美国人为耻，以有约翰·肯尼迪为其总统为耻。”而据富布赖特揭发，极端保守派组织同正规军中的职业军官之间却有一种在政治方面进行协作的安排。当富布赖特举行意见听取会来调查此事时，他几乎为指责声所压倒，说他“是想封住军人的嘴”。
  那年头极端派比较引人注目的活动之一是达拉斯的全国声讨大会，该会1961年第一次召开，1963年又举行过一次。在第一次大会上，当一个代表发言抗议主席变得越来越温和时——“他只主张弹劫沃伦，面我认为应该把他绞死”——到会的一千八百名代表全大声欢呼，表示赞成。两年后，该会发起了“美国日”用以抵制“联合国日”——这一行动得到了约翰·康纳利州长公开发表声明的支持。
  在极端派的保护伞下，还聚集着诸如比利·詹姆斯·哈吉斯牧师的“基督教十字军”和弗雷德·施瓦茨博士的“基督教反共十字军”等团体。最极端的右派组级被认为是一帮无所作为的疯子的渊薮。乔治·林肯·罗克韦尔所领导的美国纳粹党的确从来也威胁不到美国的自由，然而在其他一些方面，极端派却受到尊敬，而且是颇有影响的。《生活》杂志的发行人杰克逊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无可奈何的见证人。由于他那杂志有一期对施瓦茨有所不敬，他竟立即遭到强有力的广告公司的猛烈攻击，使得杰克逊不得不乘飞机赶到施瓦茨在好莱坞圆形体育场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去陪礼道歉：“我认为敝刊说得不对，深感抱歉。我今晚来到这里感到十分荣幸。《生活》杂志今后一定站在多德参议员、贾德众议员、施瓦茨博士以及其他各位坚定的反共战士们一边，共同奋斗。”
  左右两翼的极端派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本杰明·德莫特所谓的“超杀精神”。苏珊·桑塔格在《党派评论》中写道：“白种人是历史的毒瘤。”《伯克利讽刺报》干脆宣称：“教授根本没什么东西可教……我们在任何监狱都能比在大学学得多。”一群前百老汇演员唱道，“中产阶级，同猪一样……中产阶级，同猪一样。”1961年，伯特兰·罗素说，“我们曾管希特勒叫坏蛋，因为他要杀光犹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