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卡斯特罗的轰炸机便集中火力攻击那些生锈的货船。首先炸沉的是装载弹药和汽油的“休斯敦”号，淹死26名船员。接着轮到装载着十天补给品的“里奥·埃斯孔迪托”号；一架“海上怒涛”式飞机向“里奥”号发射了一枚火箭，它便在一片火光中彻底解体了。这对特遣队的指挥官来说真是够受的。他的水兵大多是些政治上并不很忠诚的古巴人，现在眼看很可能哗变。于是他通知佩佩·圣罗曼说，虽然古巴旅的军火卸下还不足10％，他同剩下的船只现在要立即全速离开了，但他答应当天晚上再来。
  华盛顿对于从古巴传来的互相矛盾的消息最初好像很不在意。但是，古巴消息仍然成了那天早晨最主要的新闻。卡斯特罗的外交部长劳尔·罗亚已向联合国提出控诉说，他发现叛军飞行员星期六驾驶B－26飞机进行的空袭，是中央情报局策划的。艾德莱·史蒂文森有点不安，打电报问哈伦·克利夫兰。克利夫兰打电话问美洲事务司。美洲事务司又打电话问中央情报局。中央情报局严肃地否认其事，于是美国在外交上最受尊敬的一位发言人就上当了。史蒂文森据此对联合国说，总统早已公开宣布，“保证没有一个美国人参加反对古巴的行动”。接着，他读了一段他本人也信以为真的一个假叛逃者在迈阿密发表的假声明。然后指出：“这些驾驶员和机上某些其他人员显然是从卡斯特罗暴政下叛逃出来的。”他又说：“没有美国的人员参加，也没有任何种类的美国飞机参加。这两架飞机，就我们所知，都是卡斯特罗空军的飞机，据驾驶员说是从卡斯特罗的机场起飞的。”
  他高举一张B－26式飞机的照片说：“机尾上有卡斯特罗空军的标记，谁都可以认出来。古巴的红星和F·A·R（革命空军）这几个字，很清楚嘛。”罗亚回答说，谁都能够自己涂上这种标志，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这位美国大使还向他保证：“已经采取步骤要拘留这几架古巴飞机，不准许它们飞往古巴。”
  当然不会采取这样的步骤。中央情报局的饰词越来越漏洞百出了。感到丢脸的史蒂文森只好自己想办法为撒下的谎进行开脱。正像罗伯特·肯尼迪后来说的，“事情已经要表面化了”。到了星期一晚上，最糟糕的情况已为大家所了解。海外钦佩肯尼迪的人都不禁为之愕然。米兰《晚邮报》说：“美国威望在一天之内下降的程度，超过了艾森豪威尔的胆小怕事和优柔寡断的八年。”《法兰克福新报》宣称：“现在看来肯尼迪在政治和道义上都失败了。”在联合国大会上亚非国家的外交家还记得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谴责过中立主义如何不道德，现在不禁感到分外高兴，大为活跃。史蒂文森尴尬地说，他不能肯定谁在攻击古巴，但他却知道谁在攻击美国。
  《迈阿密新闻》星期一下午6点钟版的大字标题是：古巴海军起义，入侵部队在前进中。消息透露，这次海军叛变采用了一个颇富想像力的代号：“奖金”。又说，叛军正以巨大的钳形攻势分割卡斯特罗的土崩瓦解的军队。该报还引证了“各种报道”，从而断言，入侵者已经“在古巴六个省中四个省的海滩登陆，现在尚未遭到攻击的只有哈瓦那省和东部的卡马圭省”。这些报道都是毫无根据的。根本没有什么“奖金”行动，古巴的海军仍继续忠于一人，全部行动仅限于猪湾海岸一处，实际情况是，2万名卡斯特罗政权的保卫者使叛军陷入了背水的绝境。
  船只逃跑后，入侵者陷入无望的境地。但是，他们打得很出色。伞兵虽然降错了地方，却打退了民兵的进攻。在数量上处于1：13或更悬殊的劣势，又面对着敌人重炮和空军的战术支援，古巴旅仍然守住了所有据点，在头一天损失了不到100人。奥利瓦手下只有370人，却打退了2,100名卡斯特罗士兵和20辆坦克的进攻，自己伤亡在百人以下，却打死政府军500人和打伤1,000多人。这些是卡斯特罗的一名医生透露的。
  入侵者的情绪很高。他们的总的困难只有他们的领导人才知道，而这些领导人所以还抱着希望，是因为受到中央情报局人员从逃散的船上发来的无线电讯的鼓舞。（“喂，佩佩。你要知道，我们绝对不会抛弃你们的，如果事情很不妙，我们会进去把你们撤出来的。”）后来，对于当时交谈的内容到底如何，颇有争论。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中央情报局人员给海滩上的叛军打气的确延长了他们抵抗的时间，自然也增大了伤亡。批评中央情报局的人一般认为，该局的战略家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不管肯尼迪早先的立场如何，他决不能让这次入侵失败——他一旦发现美国的威望可能会受到损害，他就会使用美国的力量进行干预的。这里，也和其他许多事情一样，他们又错了。总统讲话是说了算数的。当天，他在白宫问他周围的人道：“什么是威望？它是虚幻的力量还是真实的力量？我们要以真实的力量为依据。毫无疑问，在今后几个星期里，有人会把我们看得一钱不值的，但这无关大局。”
  大多数美国人看来是谅解的，甚至还同情。60年代后期他们之间形成分裂的那种怨恨情绪这时还没有表现出来。国家还没有分裂成为互相敌对的阵营。正如罗伯特·肯尼迪后来在《十三天》中所说，“猪湾事件时，我们的意见实质上是一致的。”《哈泼斯》月刊编辑约翰·费希尔在该刊上讲的几句话，代表了一般人的看法，他说：“每个总统都需要大约一年的时间去组织他的行政班子，去摸清那架巨大而危险的官僚机器的路数……当〔肯尼迪〕实际上还不过刚刚往屋里搬家具的时候，就发现屋顶塌了下来，门也刮倒了。”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82％的美国人对他处理事务的方式表示赞赏。肯尼迪阴郁地说：“我现在跟艾森豪威尔一样，干得越糟糕，倒越得人心。”
  诚然，舆论并不一致。右翼方面，有像理查德·尼克松这样的强硬路线派。他后来在1964年11月份的《读者文摘》上透露，他曾建议肯尼迪“找一个适当的合法借口，然后……直接开进去”。这是意料中的事，而出人意料的却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个问题上，忽然出现了一帮引起摩擦的新左派。施莱辛格写道：“左派当中，出人意外，许多人现在感到在选举前他们对肯尼迪表示怀疑是完全有理的。”他们的标语牌要求“公平对待古巴”。他们同示威者一起挤满了曼哈顿的联合广场；诺曼·梅勒也参加了他们的行列。在白宫外面，一个高个子女诗人身上挂着斥责第一夫人的标语牌：Jacqueline，vous avez perdu vos artistes．（杰奎琳，你已经失掉文学艺术家的支持了）。“公平对待”运动得到了许多大学的响应，特别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学院。哈佛大学历史系成员和新左派的早期人物斯图尔特·休斯，带领着70名大学教师在一封给总统的公开信上签名，要求政府“扭转目前美国准备对古巴进行军事干涉的趋势”。社会学家巴林顿·穆尔预言要出现“一个用自由的辞藻掩盖着它的基本政策的军国主义的反动政府”。《权势集团》一书的作者赖特·米尔斯从医院的病床上打电报给加利福尼亚举行的一次公平对待大会说：
  『肯尼迪之流已经把我们重新带回到了野蛮时代，施莱辛格之流已经使我们在理智和道义上蒙受耻辱，我为我的国家感到无比羞耻。我未能参加你们的大会深感遗憾，如果身体许可的话，我现在可能已去同菲德尔·卡斯特罗并肩战斗了。』
  实际上卡斯特罗并没有进行战斗，他没有这个必要。他的部属已经完全掌握了猪湾的局势，他只是站在一边旁观，看着他们无情地一步步压缩叛军的滩头阵地。拉丁美洲还从来没有见过古巴政府军所用的那种武器。星期一清晨，装备着苏制122毫米榴弹炮的四个炮兵连开始轰击海滩，落弹点附近的叛军被震得晕头转向。叛军坦克指挥官很勇敢，但俄制T－34坦克的火力要更强得多。到了晚上，叛军十分缺乏弹药。佩佩·圣罗曼后来告诉海恩斯·约翰逊说：“天黑了，我们盼着船回来。人人都朝大海看，等船来。我们知道，如果船不来，我们就绝无成功的希望了。”午夜，仍然毫无音信。佩佩在绝望中同他的无线电发报员登上敞篷船，出海六英里，希望通过无线电同中央情报局的船取得联系。他回到指挥所，派出另一名军官到海上去设法找到一些由于船员哗变自己已完全无能为力的船长。这只敞篷船一小时接一小时地发出如下电讯：“多洛丽丝，我是海滩。多洛丽丝，我是海滩。我在找你。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
  星期二黎明，古巴旅剩下的6架B－26飞机打算去炸毁洛斯巴尼奥斯的圣安东尼奥机场上的古巴空军飞机。卡斯特罗又是好运气，机场上空浓云密布，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在吉隆滩，T－34坦克密密地并成一排，径直向海滩开火，越来越狭窄的海滩阵地上没有一件事使人称心的。缺乏空中掩护已造成了叛军的失败，现在因为没有空中掩护，他们甚至连撤退也不可能了。
  星期二晚，总统正在白宫举行一年一度的国会议员招待会，临时被请了出来。他打着白领带，穿着燕尾服，站在他办公室里的一幅地图前面（看了令人感到不协调），听腊斯克、麦克纳马拉、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两位成员和中央情报局的理查德·比斯尔对他说，现在只有出动美国空军，才能救出古巴旅，免遭卡斯特罗伪法庭的审判。